【摘要】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不仅引发了业界与学界的广泛关注探讨，而且正在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新大众文艺鲜明的新时代特征，标志着中国文艺发展迈入深耕文化价值的新阶段。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是全社会文化活力迸发的结果，意味着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呈现全民共创共享的新特征。它在社会文化力量格局的深刻变动中，推动着新时代文化的繁荣发展。新大众文艺是一个具有价值辐射力与场域裹挟性的分层概念，拥有多样化形态与多重来源。其中，新大众、新载体、新作品和新力量是把握新大众文艺核心内涵的关键词。对新大众文艺的正式命名，是21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成果之一。
【关键词】新大众文艺 新大众 新载体 新作品 新力量
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引发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在党和国家的有力推动下，新大众文艺已超越单纯的文艺事件范畴，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具有鲜明的新时代特征，不仅标志着中国文艺发展进入了自觉追求文化价值的新阶段，而且意味着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呈现全民共创共享的新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对新大众文艺的命名是21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成果之一。新大众文艺是真实的人民大众的文化自主表达，新大众文艺的迅猛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民文艺观，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文艺的“剧中人”和“创作者”，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万千气象的结果，是新时代全社会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迸发的产物。以理解和把握新大众文艺这一新的文化现象为主题，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论述：一是新大众文艺生成的时代语境；二是新大众文艺关键词阐释；三是新大众文艺对“人民性”内涵的丰富。
一、新大众文艺生成的时代语境
2024年7月，《延河》杂志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题为《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的文章，提出了“新大众文艺”的概念。文章指出：“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该文经微信公众号发布后，转发点击量大幅提升，引发广泛社会关注，成为推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重要契机。该文格外强调了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借势新平台广泛传播而产生的新特点，将之与信息化技术应用、文艺创作的全民性关联起来，这是极有见地的，其发表堪称新大众文艺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人民日报》、《文艺报》等相关部门和主流媒体相继介入，围绕新大众文艺现象组织召开一系列学术研讨会。这些讨论在普遍肯定新大众文艺价值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新大众文艺不应止步于追求读者规模与传播流量，更需坚守文学性和艺术性，克服内容同质化，警惕媚俗，必须与优秀文艺传统保持深度联结。这一系列讨论进一步推动新大众文艺形成燎原之势。2025年10月，山东省委宣传部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在山东淄博联合主办了第一个全省域范围的“新大众文艺座谈会”，在会上发布了《新大众文艺研究报告》，从实践层面进一步推动了新大众文艺的发展。
事实上，早在《延河》杂志推出“新大众文艺”专栏，提出大众写、写大众、大众演、演大众，旨在推动大众创作、大众传播与大众消费的文艺变革之前，已经有媒体对矿工诗人陈年喜、外卖诗人王计兵、家政嫂范雨素等素人写作者进行过报道，为对新大众文艺的探讨做了铺垫。例如，“打工文学之乡”东莞、“清溪文学现象”与西北地区的“西海固文学现象”，均经历了从民间自发创作到被主流文坛识别、接纳并推动的演进过程。可以说，新大众文艺的生成有一定的自发性，虽然其早期是一种分散的自在状态，但是已显现出新大众文艺创作主体的自主性与自觉意识，形成了与专业艺术家迥异的创作特点。此类作品从一开始就受到大众传媒特别是新媒体的关注，并逐渐形成某种“破圈”效应，进而引发主管部门与主流媒体的介入，最终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自2024年5月起，《延河》杂志先后开设“新大众文艺”和“新大众文艺论坛”等栏目，对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新路径进行系统观察、梳理与理论探索，有力地促进了新大众文艺由自在状态迈向自觉状态。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延河》杂志的共同推动下，文学界、理论界与传播界围绕新大众文艺持续展开热烈讨论，掀起了一场新大众文艺的理论阐释与文化解读热潮。《延河》杂志之所以能成为新大众文艺概念的首倡地，与其一直坚守的既注重创作又强调理论与评论的传统密不可分。《延河》杂志始终秉持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并重的传统，尤其重视对创作与生活、时代及历史关系的探索。《延河》杂志于2024年第9期正式发表“新大众文艺”倡议，迅速引发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这一首倡之举在文坛产生了一种划时代效应，清晰界定并彰显了新大众文艺之“新”的意味，在文学“破圈”和统合诸多力量发出的“宣言”中，推动该文艺现象从自发走向自觉，确立正式名称，进而引发业界、学界以及政府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迄今为止，《延河》杂志已刊发200余篇新大众文艺作品，出自100余位作者，这些作品内容多样，注重现实性和传播力。在传播机制上，《延河》杂志社提出“反向融入”的新思路，突破传统纸媒单向进入新媒体的路径，转而主动利用新媒体的广泛传播力提升纸媒影响力。基于这一思路，《延河》杂志社建立了重点作品新媒体预发布机制，提前通过微信公众号、音视频等平台推送纸刊作品，引发广泛关注，形成传播热点与流量高峰。例如，《延河》曾推出一篇关于李子柒的评论文章，单篇点击量突破50万，在衍生出多种传播模式后，累计综合点击量超过2000万，展现出“反向融入”策略在内容传播上的显著成效。事实上，《延河》作为传统纸媒，主要刊载语言类新大众文艺作品。然而，当下主流文艺形态逐步转向多媒体、交互式、共创性新形态，文学创作的纸媒平台与文学接受者（消费者、订户）日益脱节。正是基于这一现实，《延河》通过倡导新大众文艺创作实现了“破圈”效应，其作品经由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渠道首发后，阅读量迅速突破十万乃至数百万，带动纸刊零售数量明显增长。这一系列举措有力推动了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
在笔者看来，新大众文艺的崛起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时代的产物，呈现鲜明的群体性特征，并以其文化的弥散性形成区域发展高地。本文从媒介变革、文化价值两大维度，对新大众文艺现象进行阐释，试图精准把握当代文艺发展态势。事实上，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不是单一因素作用使然，而是多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首先是技术层面的驱动，互联网与数字化技术在文化领域的深度渗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以及移动终端的全面普及，共同为大众有效参与文艺创作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与便捷的实践条件，使文艺创作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普通民众可以广泛参与的文化自主表达。其次是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随着国民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与信息获取渠道的日益便捷，大众对文艺的需求不再局限于被动接受作品，而是转向主动投身文艺创作过程，普通民众文化创造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极大地激发了全民文化创造活力。最后是不断培育文化自信语境，建构中国自主文艺理论知识体系，促使文艺界和学界重新审视“人民性”这一核心概念，将价值取向从传统的、由专业作家和艺术家主导的“精英代言”模式，逐渐转向契合新大众需求的“文化自主表达”模式，使普通民众的原生态生活成为文艺表达的主体内容，在全社会唱响“劳动者之歌”。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大众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要求，由大众自主创作、传播和消费，并在推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程中有力地促进了社会文明程度提升，成为新时代“人民文艺”的主力军，是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就其现实性而言，新大众文艺的迅猛崛起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正确引领和政府政策积极推动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这一重要论断凸显了人民大众在文艺创作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人民大众应当从沉默的被代言者、被启蒙者转变为可以自主表达的文艺创作者、文化生产者，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剧中人”，这是时代的进步要求。无论是“沂蒙二姐”的诗歌创作、徐海韵的作词，还是家政嫂范雨素的文学书写，以及难以尽述的微短剧创作等“破圈”产品，都展现了新时代人民大众作为文化主体的力量，在实践中有力地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新大众文艺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推动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在一定意义上，新大众文艺是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表征。基于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深化文化领域国资国企改革，分类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深化内部改革，完善文艺院团建设发展机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可见，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正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的结果，有力提升了人民大众的文化素养，增强了基层民众文化自主表达的意识与文化自信。其中，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是文化领域的“新基建”，极大提高了全社会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使广大普通民众充分享受到信息化技术应用的便利，增强了人民大众的文化自主表达能力。进一步说，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特别是为人民大众的文化自主表达提供了现代技术便利，从而在全社会形成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的合力。正因如此，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重要部署。
简言之，随着新时代以来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媒介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正以巨大的热情，广泛地参与文艺创作生产与传播，深刻地改变着文艺形态。基层民众成为文艺蓬勃发展的新动能。从东莞素人写作者到清溪村村民，再到西海固基层作家，千千万万的基层民众正在用真挚的语言记录生活感悟，抒发内心情感，绘就生活的五彩缤纷，唱出心底的呼喊，为文艺界吹来了一股清新自然之风。以“新大众”标识基层“老百姓”，既突破了传统的政治中心话语框架，将抽象的“人民”还原为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差异化的个体，又与曾经流行的商业娱乐性大众文化之“大众”（标识中产阶层的小众）做了区隔，其内涵具有植根于传统民本思想的价值底蕴，从而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脉。同时，这充分体现了作为现代文明对公民个体权益的尊重，其外延具有覆盖社会生活各层面的广度，体现了对现代文明价值的追求。作为一种接地气、有烟火气、通人气的文艺新话语，新大众文艺借势数字化大众传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一定位是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出场的重要前提。可以说，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既是新时代人民大众文化创造创新活力被充分激活的标志，也是党和国家坚持“人民至上”治国理政理念推动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的结果。
二、新大众文艺关键词阐释
从时代性意义上说，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艺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取得的重要成果，是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生动诠释。新主体、新力量、新载体、新作品是理解和把握新大众文艺发展的关键词。亿万基层民众不仅通过诗歌、散文、小说等传统文艺形式，而且通过网络文学、网上直播、网络综艺、在线音乐、动漫卡通、游戏、短视频、微短剧、实景演出等新的文艺表达形式，开展多姿多彩的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实践。他们在文化价值传播和超文本链接互动中，构筑起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文化场域，不仅推动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而且使普通民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全方位参与文艺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最终迸发出全民性创新创造创意活力，深刻重塑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础。
其一，文艺创作与文化生产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少数专业创作群体。遍布全社会各领域各行业的基层普通民众，成为新大众文艺创作与文化生产的新主体。他们犹如遍布社会文化机体的毛细血管和细胞，构成新大众文艺创作与文化生产的新主体力量。正因如此，新大众文艺主要是一种文化激情感召的自主表达，固然有推动新媒体平台组织发展的考量，但其核心更多体现为抒写者的从容、发自内心的歌唱，以及如彩练当空舞的泰然姿态。这是真正实现了大众写、写大众，大众演、演大众，大众唱、唱大众，大众创、大众评的文化社会实践。这种自下而上的文化创造，意味着新大众既是文化生产者，也是文化价值传播者与消费者，新大众文艺扬弃了“你写－我读、你唱－我听、你演－我看、你创－我评”的传统文化生产模式，推动形成了全民共创共享的文化新格局。全民共创共享的背后是时代文化主导逻辑的变化，是人民群众的文化新实践。新大众文艺的“去精英化”创作生态，吸引了不同年龄、不同工作、不同圈层的人共同参与文艺创作与文化生产，极大激发了大众的主动性与能动性，自发创作和再生产呈“井喷”式涌现，在文化力量格局变动中重构了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础。
其二，从新大众文艺创作与文化生产的现实境遇看，信息化技术应用是其迅猛崛起的强大外部助力，推动形成了艺术形态跨界交融的态势，产生了大众化传播效应，从而深刻影响了文艺的生成方式与传播方式，凸显了新大众文艺创作的力量。从艺术形态看，信息化技术应用不仅使原有的文字类艺术表达等文艺形态获得广泛传播，而且使在线直播、微短剧等新形态不断涌现，使传统艺术形态有了新载体，极大地提升了艺术传播力与审美表达力。面向未来，新大众文艺中的各门类艺术形态将继续在技术、媒介与文化的跨界交融中不断演进和丰富。例如，面向大众创作的曲艺音诗画《伊莎白》就已呈现这种鲜明趋势：一方面，它使新大众文艺日益呈现泛文本化杂糅形态倾向；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参与文艺创作不仅推动创作范式革新，而且引发文艺智能时代的新变，推动人机协作的新文艺产品不断涌现。事实上，新大众文艺之“变”，变的不仅是外在的数智技术应用，还是大众在信息文明条件下文化自主表达意识的养成，以及国家对公民文化自主表达权益的充分保障。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及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信息文明时代的技术进步与人民文化素养的提升，特别是新媒介技术应用带来的即时性、便捷性、放大效应，共同推动形成了新大众文艺的如火如荼之势。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格局，对基层劳动者的文艺创作形成了体制性力量支撑。北京皮村的“打工文学小组”、东莞的“打工文学之乡”、宁夏“西海固文学现象”等，都有政府力量的帮扶。《人民文学》《诗刊》等国家级文学期刊开设了“非虚构写作”专栏，对新大众文艺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此外，诸多有影响力的社会平台、微信公众号起到了推动作用。可以说，基层劳动者的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始终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鼓励和国家文化政策的激励，李娟、范雨素、“沂蒙二姐”（本名吕玉霞）、王计兵、陈年喜等都是受益者。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培植了新大众文艺崛起的文化沃土。
其三，新大众文艺的“新作品”呈现了某种有别于纯文艺的泛文化倾向，在审美取向上明显偏向通俗化、生活化、情感化，普遍强调“情绪价值”与“共情共鸣体验”，旨在构建一种有较强辐射力与涵摄性的文化场域，从而生成新作品，这是其不同于所谓传统大众文艺重在启蒙教化的普遍性文化价值所在。正是其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追求，使新大众文艺在契合社会文化转向中以蓬勃发展的态势强化了文艺的文化转向，成为重构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础的重要力量之一，有效拓展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视野，培育和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艺形态。
其四，新大众文艺之“新”，不仅体现在新主体、新力量、新载体、新作品上，而且体现为接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自觉。换言之，新大众文艺不仅在语言上有“乡村俚语”、网络语言、梗等大众化言语的融入，而且在文脉上有自觉赓续。例如，2025年在山东省淄博市召开的“新大众文艺座谈会”，将会议主题有意识地与蒲松龄关联起来，是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这部被誉为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的致敬与传承。这次会议还专门安排两位学者就蒲松龄的创作历程和语言艺术进行主旨发言，足见大会组织者的用心。其实，当下很多新大众文艺作品都包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继承和发展，特别是某些“破圈”“出圈”作品，如《黑神话：悟空》等。很多流行的网络文学、网络文艺、微短剧、短视频等更是如此，其背后都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托举。也就是说，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既传承了延安革命文艺“走向民间”与大众相结合的传统，也体现了新时代大众自我表达、自我言说的新特征，更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自觉赓续。
从总体上看，新大众文艺已形成两个层面的协同推进力量：一是基层民众自主表达的文艺创作与文化生产，这是新大众文艺思潮中的主导力量，是命名新大众文艺的核心要素，其主体是新大众的自主创作，主要指一种狭义或者严格意义上的新大众文艺；二是在当下新大众文艺思潮强大的裹挟效应推动下，某些专业作家、艺术家以大众化普及的“代言者”角色进行创作，开展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构成了新大众文艺的另一股推进力量。这里的新大众文艺主要是一种泛指，包含了面向大众的与大众自主的两个相互契合甚至逐渐融合的部分。可见，所谓新大众的身份不是固定的，不单纯指所谓的基层群体，而是指在强大裹挟效应推动下协同发力的多元化群体，其文艺创作与文化生产的能动性确凿无疑。因此，“新大众”的内涵更多地取决于新大众文艺的实践场域或者文化关系域，这是一种特定语境下的积极文化力量，是界定新大众文艺概念的关键核心要素；同样，对“新作品”的界定，也不能简单地以身份来标识，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作品或产品的传播载体与文化价值诉求。事实上，新大众文艺发展的价值重心落在了对新时代的标识及其激发的文化力量上。新大众文艺以“新作品”抒写和弘扬了新时代的场景与现代文明价值追求，以新的方式为当代文艺发展注入一股清泉，改写了文艺发展格局，呈现不同于以往的诸多特点，如交互性、融媒性、跨界性、参与性、杂糅性、沉浸式体验等，有效巩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群众基础。
三、新大众文艺对“人民性”内涵的丰富
新大众文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正是时代的变化为新大众文艺出场提供了历史机遇，从根本上彰显了人民大众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是普通大众的自主文化参与能力不断提升的结果，是信息技术助力保障大众文化权益的产物，当然也离不开党的文化政策的有力促进。全社会合力推动了新大众文艺的崛起，使新文艺业态不断涌现，甚至促使不少新作品在“出圈”“破圈”的过程中造就爆款文化现象。
当前学界对新大众文艺的理解还处在百家争鸣的状态，对其关键要素的理解也各有侧重，或侧重于新大众，或聚焦于新技术和新载体带来的广泛性社会影响。前文提到的发表于《延河》2024年第7期的《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有较大影响力，这篇文章提出的对新大众文艺的定义甚至被认为是一种权威定义。但也有学者认为，《延河》编辑部关于新大众文艺的定义仍有进一步丰富和规范的空间，尚需在逻辑自洽中实现概念术语的严谨表达，仅是理解新大众文艺的一家之言。该定义尚未充分地把握新大众文艺的本质特征和内涵的饱满性，仍需在论争中寻求学界的普遍共识。例如，有学者认为新大众文艺的本质是网络文艺，而网络文艺的源头和核心则是网络文学。有学者认为新大众文艺的关键是新大众，强调新大众文艺之“新”，在于新大众的崛起和创作主体发生了深刻转变。与之相对应，笔者在调研中也发现，人们对新大众文艺的认知呈现多元化特征。部分观点是新大众文艺与传统大众文艺的概念杂糅，甚至存在理解的抵牾，足见当前人们对新大众文艺的理解不尽一致。当前，相较于寻求概念层面的普遍认同和共识，更为重要的任务是发掘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梳理其代表性作品和文化产品，并开展相应的价值引导、政策扶持与制度建设。唯有如此，方能推动全社会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的新大众文艺发展生动格局，以及欣欣向荣的文艺繁荣盛景。在现实中，的确存在区别于传统大众文艺、精英文艺与时尚娱乐文化的新大众文艺样态，部分地域还是孕育新大众文艺的富矿。新大众文艺的价值内核与受众群体的生成逻辑，植根于人民大众文明素养普遍提升的时代土壤，其本质是民众的文化自主表达、文化价值传播与文明价值追求的集中彰显。作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民众的文化自主表达实践，新大众文艺深度契合文化发展多样化、多层次性与群体性的规律，是对历史上文化立国传统的当代传承与发展。
历史地看，20世纪40年代出场的大众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团结民众抵御外侮，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党的文化政策感召下走向工农大众、走向民间、走向兵士，极大地发挥了唤醒民众团结抗日的作用，实现了向普通民众普及新文艺的目标，培育和塑造了此后作为新中国社会文化主导形态的“人民文艺”，并迎来了新中国初期文艺的繁荣发展，一系列革命文艺经典作品随之涌现，发挥了动员民众和鼓舞人心的作用。迈入新时代，新大众文艺迅猛崛起。这是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根本要求，服务于党在新时代的中心任务的结果，激发了普通民众自主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有效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形成了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精神伟力。在倡导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文化自主表达中，新大众文艺推动人民精神生活迈向共同富裕，强调和倡导文艺接地气、有烟火气、通人气、扬正气，实现了“人民文艺”在新时代的转型升级和再出发，是对文艺的“人民性”内涵的丰富发展，具有契合时代转向的文化价值追求。可以说，新大众文艺是新时代“人民文艺”的最新形态和主导形态之一，赓续了中国新文艺对“人民性”的价值追求，强调站稳人民立场，把人民性贯穿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与生产始终，不仅巩固了“人民文艺”的文化主体性，筑牢了更为广泛意义上砥砺奋进的思想基础，而且进一步夯实了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社会基础。就其巩固“人民文艺”的文化主体性而言，新大众文艺多着眼于普通民众，关注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这一文艺新主体不断成长壮大，由此为每一个人创造了出彩的机会。这正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艺发展的结果，展现出对文化价值追求的历史主动姿态。在多重文明视野的融合中，新大众文艺历史性地把文艺与每一个具体的人连接起来，使新时代文艺自然从容地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使文艺的“人民性”悄然地显现于你、我、他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之中，绘就一幅处于历史上升通道中的有烟火气的人间画卷，这是一种极其鲜明的新时代文化价值的彰显。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正是“人民文艺”的理念，以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根本遵循，孕育出新大众文艺的多样化形态，激发了人民大众的文化创造活力，在为人民大众进行文艺精品创作与文化生产中，彰显了引领社会风尚的教化能力。这种凸显情绪价值的教化不是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是自下而上的主动传播，是人民大众在新时代的一种自觉价值追求。在这里，高扬文艺的“人民性”不仅是旗帜，而且是一种内化的社会性力量与文化价值追求，是融入文艺肌体的活力细胞，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事实上，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无论是在虚拟空间还是实体空间，新大众文艺始终讲述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表达了他们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是新时代人民精神气象的自觉表达。受到大多数民众喜爱的微短剧、脱口秀、网络综艺等传播的内容在总体上是真爱、孝道、勤劳、平等、正义等普通老百姓的正确价值观和美好生活理想。显然，新大众文艺的“人民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互动性、跨界性、融媒性、普遍性与个体性，具有在文化平权、审美平权意义上尊重大众个人文化权益的价值意味，这是对流行的大众文化之“大众”的一种自觉扬弃与价值超越，把马克思主义之魂嵌入了新大众文艺发展肌理，夯实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群众基础，表征着文艺深度融入人民大众的生活之中，人民大众重新成为文艺发展的中心。
现实地看，新大众文艺的迅猛崛起是我国文化与科技融合日益深入、社会的文化转向与坚定文化自信等诸多合力共振的产物，是新时代精神气象的一种镜像折射。从大众文化的流行到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新时代的文艺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重塑文艺创作与文化生产模式以及重构价值坐标系的过程中，这一变化推动了学术范式转换与文化再生产。这不仅是对既有文艺发展体系的突破，而且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一种自我更新，当然也是中国文艺主动参与全球文化治理的战略选择。回望中国新文艺百年演进脉络，从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阵营引领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从延安时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方向”以及“人民文艺”的出场，到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人民文艺”再出发，百年来“人民文艺”的核心精神一脉相承，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审美特征。新大众文艺对“人民性”内涵的丰富，正在培育和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艺形态，具有典型的新时代文艺特征，是培育契合时代特点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效方式之一，有助于高扬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价值追求，使广大文艺创作者自觉担当起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崇高使命。如前所述，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对什么是新大众文艺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知，目前的很多观点是出自不同视角与维度的差异化理解，可以说各有侧重，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虽然理解的重心有所不同，但是大家心目中对新大众文艺仍有一些基本共识。同时，学界和业界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其执着于对新大众文艺概念理解的求同，不如保持开放性，积极发掘新大众文艺的代表作和创作生产者，以新作品来标识新大众文艺。倘若新大众文艺作品遍地开花结果，不断形成文艺高原甚至涌现高峰，那么新大众文艺自然就会从认知上的“百家争鸣”迈向现实中的“百花齐放”，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就会成为现实的文化场景。
回归文艺发展实践，新大众文艺的未来发展，必然要在“大众化”与“精品化”之间找到平衡点。其中，精品化既是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的主要目标，也是新大众文艺必须恪守的价值准则。一方面，新大众文艺打破了传统的创作垄断格局，激活了普通民众的文化创造力与艺术生产力，形成了文艺与日常生活的深度联结，充分践行了生活即文艺、文艺即生活的理念。另一方面，要实现新大众文艺的提质升级，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大众化传播平台应主动肩负起内容筛选、价值引导与生态培育的责任，推动优质文化内容脱颖而出；各类教育机构与文艺组织可以通过开设写作工作坊、举办文艺培训等活动，帮助普通创作者提升艺术审美与创作能力；文艺批评界则需建立兼具包容性与科学性的多元化评价体系，既尊重来自基层的真实创作，也要引导鼓励其向更高艺术境界迈进。唯有在保障创作自由的同时坚守艺术标准，在拥抱技术革新的浪潮中坚守人文关怀，新大众文艺才能真正成为推动文艺繁荣的重要力量与强劲动能。
从总体上看，虽然当下人人皆可创作，也产生了海量作品，但是新大众文艺的标识性人物和作品还不够多，尚未形成在引领价值导向上有分量的核心群体，特别是缺乏发挥方向引领作用的文艺领军人物。从表面上看，新大众文艺作品数量庞大，但整体上质量参差不齐，大量作品存在语言粗糙、结构松散、思想浅薄、流于流水账式记录等问题。此外，新大众文艺作品还存在商业化与流量化倾向，不乏套路化、低俗化内容，这既损害了文艺的严肃性和艺术性，也说明思想价值引领存在不足，文艺批评体系有所缺失。
四、结语
新大众文艺的强势崛起，正在打破一种狭隘的文艺观——所谓的纯文艺观。这一变化推动着文艺理论、文艺美学观念的变化与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笔者看来，新大众文艺是一个统摄性的分层概念，是一个具有价值辐射力、场域裹挟性的概念，有多样化形态与多种来源。其中，新主体、新力量、新载体、新作品既是理解和把握新大众文艺的关键词，也是其价值重心所在，我们更偏重于对这些关键词进行统合性理解，尤其是强调新主体、新力量。笔者认为：“新大众文艺主要是有别于专业作家、艺术家的基层民众以多样化方式和手段，进行文化自主表达的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并借助大众传播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新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所谓“新”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基于本质性理解的学术判断，一种理解时代、把握时代的文化（审美）判断。这种理解和定位使新大众文艺的涵盖范围有所缩小，但更有现实针对性与价值导向性，不至于因外延太广而涵盖所有文艺形态。这就把新大众文艺创作主体的诉求与专业作家、艺术家的精英创作和文化生产区别开来。二者需要有不同的价值引导与政策促进，携手从高原迈向高峰。
瞻望未来，我们期待新大众文艺和传统大众文艺在新时代形成合流，共同汇入新时代技术文明的浪潮之中，“专业文艺借助新大众文艺获得新的生命与活力，新大众文艺也借助专业文艺登上大雅之堂，获得广泛认可”。也就是说，新大众文艺要持续提升艺术性和审美表达力，推动自身从自发走向自觉，不断向更高的艺术卓越性追求迈进。与此同时，专业艺术创作也要在俯身向下的过程中进一步贴近现实，尤其是要提高文艺的大众传播能力，形成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传播效应，真正让文艺重新回到人民的生活现场。具体而言，面向未来，文艺创作与文化生产的主体应更加多元化，专业作家、艺术家与基层民众创作者在互动共促中形成互补共生的局面；文艺传播渠道需深度融合，实现线上平台与线下空间有机联动，兼顾传播广度与审美深度；评价体系应更加多元，推动专业标准与大众审美体验良性互动；法律保障体系要更加健全，使知识产权更加清晰并得到有效保护，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文艺创新活力。在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的前提下，通过引导和推动新大众文艺，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文艺”的内涵，铸就新时代文艺经典，使之成为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的重要标识。在这万千气象中，新大众文艺正自觉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2期，是“新大众文艺研究”专题文章之一，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范玉刚，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