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与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乡村振兴、文化先行”是新时代的乡村发展共识，而新大众文艺为乡村文化振兴开辟了新的道路。从历史脉络来看，延安时期“工农兵文艺”与改革开放初期“通俗文艺”两种范式在乡村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激发农民主体性方面尚有待深入开拓。在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现代化是其灵魂与基石，而数字时代兴起的“新大众文艺”凭借其技术赋能、主体激活与情感连接等特质，为乡村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历史性契机，农民的主体性得到空前挖掘。因此，应以新大众文艺为实践途径，通过提升数字素养、深耕本土内容、构建传播平台、创新文化业态及重塑评价体系等具体路径，助力乡民的自我书写和传播，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乡村文明注入强劲动能。
宋时磊，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茶叶历史。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并进协同。这一战略导向表明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是物质层面和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更是文化与精神的现代化。没有乡村文化的复兴与重塑，农业农村现代化便失去了持续动力与内在灵魂。然而，在全球化、城镇化和数字化的多重冲击下，乡村文化面临“村落文化认同解构、传统公序良俗约束力弱化、村落文化生态衰退、数字文化产业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等”现实问题，或者是“主体流失、发展空间受阻、传承危机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错位的现实困境”。此背景下，深入辨析文艺形态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历史关系，并探寻新时代的有效路径，尤为紧迫。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本文认为，肇始于互联网时代的新大众文艺，以其全民参与、媒介融合与生活浸润的特质，正为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与繁荣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
一、三种文艺范式与乡村文化建设张力的历史回眸
20世纪以来，中国文艺与乡村的互动关系经历了复杂的范式转型。从启蒙运动对乡村的批判性审视，到延安时期“工农兵文艺”的政治性动员，再到改革开放初期“通俗文艺”的市场化冲击，每一种范式都参与了乡村文化的建设，重塑乡村在文艺中的形象与地位，同时也揭示了在外部力量介入下乡村文化主体性的调适与变迁。对这些历史经验的梳理，可为当代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深刻启示。
（一）启蒙运动与乡村教育运动：作为“被批判”与“被拯救”客体的乡村文化
20世纪初，在西方现代性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知识界发起了以批判传统、改造国民性为核心使命的启蒙运动。在这一范式下，乡村与农民成为“落后”与“愚昧”的象征，乡村文化被置于现代文明的对面。知识分子通过文学与教育等启蒙手段，试图将乡村纳入现代性建构的轨道，但其话语中隐含的精英主义视角，也导致了乡村文化主体性的压抑。
首先是启蒙话语对乡村的批判性建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启蒙知识分子将乡村视为封建思想的堡垒和国民劣根性的渊薮。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等作品，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笔触描绘了农民的麻木与保守，塑造了启蒙叙事中典型的乡村形象。这种批判的背后，是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性的推崇和对传统社会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启蒙话语的建构依赖于一套西方舶来的“国民性理论”，其代表人物如明恩溥（Arthur Smith）在《中国人气质》中将中国农民的素质直接等同于全体国民的素质。这种乡村“问题化”的叙事，虽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却也强化了城乡之间的文化等级秩序观念。
继而兴起的是乡村教育运动。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等教育家，意识到五四启蒙运动的不足，发起乡村教育运动，试图通过教育更广大的农民群体的方式改造乡村，实现新式乡村的建设目标。陶行知批判当时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往城市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提出教育应“走向民间”，与农民生活相结合。梁漱溟则主张从文化层面发掘乡村的内在价值，在乡村建设中实现民族自救和创造人类新文化的双重任务。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儒家伦理改良农村社会，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转型，究其本质，这是一场民族“文化自救”运动。这些实践强调知识分子“与农民共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乡村文化的内在逻辑。然而，乡村教育运动最终未能实现其理想，部分原因在于带有拯救者心态，未能真正摆脱启蒙话语的桎梏。此时期农民和农村在文化上初步拥有一席之地，并在知识分子话语中塑造出本土现代化形象。但无论如何，农民在文化上还是处于被动地位，是被书写和描绘的对象。
总体来看，这两场运动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但其对乡村的“他者化”叙述，难以真正彰显农民文化的主体性。这一范式影响深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政治与经济力量介入乡村埋下了伏笔。
（二）延安时期“工农兵文艺”：政治性动员与主体性的确立
延安时期，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工农兵文艺”范式正式确立。毛泽东明确指出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范式通过将农民置于文艺和文化表现的中心，试图扭转启蒙运动中的精英主义倾向。
这一时期侧重通过政治动员实现乡村文化的重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应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文艺工作者纷纷走出“小鲁艺”，奔向“大鲁艺”，深入农村与部队，创作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经典作品。这些作品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党的政策与阶级意识融入叙事，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例如，《白毛女》通过展现农民的苦难与斗争，成功激发了民众的革命情感；《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则以民间艺术宣传形式，推动了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展。这一时期，文艺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也是社会改造的直接工具。
在“工农兵文艺”的指引下，农民和农村文化的主体性得到彰显。此时期强调“兵演兵、兵写兵、兵画兵”，鼓励农民以新诗歌、民间曲艺、剪纸、壁画、雕塑等形式参与文艺创作，在农村呈现出一种新的文艺创作面貌。这种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民从文化客体向主体的转变。例如，陕甘宁边区的“枪杆诗”“快板诗”等民间创作活动，使普通战士和农民成为文艺的创作者。然而，这种主体性是在特殊年代和形势下的政治框架内赋予的，其核心目的在于服务革命需要，而非遵循农民的文化自主性。文艺工作者描写农民生活和感情，往往需要经过“思想改造”与“情感规约”，使作品与时代精神合拍。因此，农民的主体性更多表现为一种“被引导的主体性”，其文化表达需服从于宏大叙事的目标。
因此，这一范式在动员乡村建设、推动社会变革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其对文艺政治功能的过度强调，也使乡村文化在一定时期内缺乏多元发展的空间。这一时期形成的乡村文化发展路径，为此后数十年的乡村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历史基调。
（三）改革开放初期“通俗文艺”：市场化浪潮与主体性的再度边缘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艺范式发生重大转型。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提出“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文艺领域逐步走向“审美性回归”。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武侠小说、言情剧、流行歌曲为代表的“通俗文艺”迅速兴起。这一文化创造范式在解放个体情感、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同时，也使乡村文化在市场化浪潮中陷入新的边缘化困境。
此时期文化发展的特点是，注重审美解放和满足娱乐需求。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创作，在内容上“注重表现现实人生和社会”，形式上积极探索创新，成为人们重要的“精神寄托和审美享受”。金庸豪气干云的武侠小说、琼瑶浪漫唯美的情感戏以及呼唤真善美的电视剧《渴望》等，通过电视、录音机等新兴媒介传播至乡村，为农民提供了新样态的娱乐资源，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精神生活。这些作品关注个体的情感与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治化文艺范式中人性表达的缺失。
但问题随之而来，农村文化出现“空心化”现象。最主要的问题是市场导向的单一逻辑和消解乡村文化主体性的倾向，不利于乡村文化建设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文艺创作日益转向追求经济效应和市场效应。在利益驱动下，文艺生产逐渐集中于城市，并以都市大众的审美趣味为导向。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是文化的消费者而非创造者。在商业文化的冲击下，本土的民间艺术、地方戏曲等文艺日渐式微，而电视、广播中宣扬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方式，则不断削弱乡村文化的吸引力。甚至，乡村文化成为土味和猎奇的对象。与此同时，文艺创作中“回避现实矛盾与重大题材、追求‘私人化’与‘边缘化’”的倾向日益明显，使得乡村在社会转型期的困境难以在文艺中得到深刻呈现。此时期尽管出现了《平凡的世界》等关注农村命运的文学精品，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系列电视剧《乡村爱情》，但整体上，乡村在文艺叙事中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市场化范式在解放个体审美的同时，也因过度追求商业价值，导致了乡村文化话语权的失落。
二、新大众文艺为乡村文化现代化开辟新路
回顾20世纪以来文艺与乡村关系的演变，三种范式没有真正解决乡村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当下，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征程中，必须超越历史上的单一范式，探索一种既能保障农民文化主权，又能与现代文明对话的新路径。这种路径应摆脱“他者化”乡村叙事传统，转而从乡村内部发掘其文化潜力，使农民真正成为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与享有者。唯其如此，乡村才能在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真正的复兴，而发展正盛的新大众文艺为乡村文化现代化提供了新路径。
“新大众文艺”概念由《延河》杂志在2024年7月发表的《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该文也因此被视作“新大众文艺的理论宣言”。此后，这一概念迅速引发各界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目前，该概念被写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普及是新大众文艺兴起的物质基础，这一概念的真正意义并不是技术的，而是标志着大众主体性的觉醒和确立。大众不再是文艺的被动欣赏者，而是深度参与创作的主体，进而促成了从“大众读”到“大众写”的转变。其结果是创作主体去中心化，各行各业的大众成为新的创作者，特别是不乏农民等基层素人群体参与其中，文艺和文化生产的权力结构由此改变。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加强文明乡风建设，做出“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丰富农村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加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等一系列部署，这为乡村文化现代化指明了具体路径。在此背景下兴起的新大众文艺，并非与“工农兵文艺”或“通俗文艺”范式相背离，而是在数字技术基础上实现的辩证扬弃与综合创新，其全民参与性、媒介融合性和生活嵌入性特质，为摆脱乡村文化主体性困境、实现乡村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核心契机。
（一）打破文化生产的既有模式与重构乡村话语模式
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应用，改变了乡村文化资源的配置方式，为农民文化主体性的回归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于2025年9月联合印发的《“文艺赋美乡村”工作方案（2025—2027年）》（以下简称“方案”）明确要求“推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化”，具体措施为“探索建立线上乡村文化艺术品交易平台，拓宽销售渠道”。这一政策导向精准回应了当前乡村文化发展内在性的技术需求。
第一，创作工具的平民化成为现实。互联网与智能终端日益普及，使用一部手机即可完成拍摄、剪辑、写作、发布的全流程创作。技术的低成本化和便捷化，极大地降低了文艺创作的门槛，使普通农民由被动的“看客”转变为主动的“创客”成为可能。在宁夏海原县，自媒体达人“雨人伯”（马国俊）通过无人机和手机拍摄的《秋韵海原》短视频，在抖音平台获得数十万点赞，其镜头下的金黄杨树林、湛蓝天空和悠闲羊群，颠覆了外界对西部乡村的审美认知。这些创作者“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刷新着外界对乡土的认知”，打破了以往由文化精英或城市商业资本主导的话语垄断。
第二，传播渠道的结构性重构。新媒体平台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的中心化传播格局，建立了去中心化的网络节点传播模式。根据《方案》的要求，各地正“协调重点互联网商业平台运用短视频、直播、综艺节目等开展社会传播，增强乡村文化影响力”。例如在山东省日照市，“洋女婿”雷哥通过制作“赶大集”、烹饪海鲜等极具烟火气的短视频与直播，向国内外网友生动推介日照的乡村生活、特色美食与物产。他的系列创作内容向观众呈现乡村赶集文化等，其成功传播效果和模式入选2025年全国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案例。这种“传播即体验”的模式，通过文化叙事构建了受众对乡土风物的情感认同与消费向往，进而自然带动了特产销售与乡村旅游，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为乡村文化的价值实现开辟了新的路径。
第三，资源获取实现平等化。数字技术打通了优质文化资源向乡村流动的通道。《方案》强调要“线上线下共享优质美育资源，提升乡村师生美育意识和美育素养”。通过线上预约、资源配送等方式，即使是偏远地区的村民也能接触到国家级文艺院团的演出、专家的艺术课程，传统的文化资源壁垒被打破，为乡村文化生态的自我更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
（二）从“被表述”到“自我言说”的主体转变
新大众文艺的根本革新在于其对“大众”概念的重新定义和主体性激活。评论家李敬泽指出，新大众文艺的“新”之根本在于“人民大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参与着文学艺术的生产传播，进而改变和塑造着一个时代的文艺形态”。人民大众成为主角和主体，这是新时代文化生产的一大特点。这种主体激活不是外部赋予的，而是内生性的觉醒，它使农民不再需要借助他者来表达自身，而是能够直接运用各种文艺形式自我叙述和表达价值，进而在乡村语境中实现了从“被表述”到“自我言说”的转变。
1.创作主体的多元化重构。新大众文艺时代，农民成为言说主体。岳雯分析认为，“大众”的定义因领域而异：在文学界，它是扎根生活的底层力量写照；在影视界，它与流量共筑传播热潮；在网络文学，它是数字原住民的鲜活代言。这种多元身份在农民作家单小花身上得到印证，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首句是：“《樱桃树下的思念》出版后，越来越多的人把我称为作家。其实，我就是一个喜欢记录的人，仍是生活在西海固的一个农民。”此处重点不在于单小花对自我身份认同，而是在掌握了文字和电脑后，农民有了更大的自主性，他们可以记录自己的生活，记录亲情、友情、乡情，反映家乡的巨大变化，而这种自我的书写要比来自外部的书写更为细腻和真实。这种“大众写、写大众、大众享”的鲜明特征，打破了创作的壁垒，让文艺回归到最本真的生活土壤中。
2.创作内容的生活化回归。新大众文艺强调“实践主体与书写主体的合一”，其作品充满了生活的质感与真挚的情感。中国人民大学杨庆祥在分析新大众文艺兴起背景时指出，2000年以来大众媒体从网络论坛（BBS）到短视频的“下沉”推动了创作，一批年轻人的生活经验与精神状况在创作中得到爆发。这种生活化特征在乡村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新大众文艺时代，农民通过各种艺术形式让乡村日常体验可感、可触、可参与。诗歌不再是少数文人的专利，而是成为普通民众记录生活、表达情感的方式。在2025年第四届中国·霞浦海洋诗会中，十天内就征集了360首群众诗作，作者来自各行各业，其中一位名叫杨夏添的本地渔民，其作品《滩涂》成功入选诗会，他称“我写的是大海教会我的事”。
3.创作身份的认同重构。新大众文艺中“作者执念”已逐渐消解，用户更关注自身体验而非创作者身份。这一特点在乡村语境中表现为创作者与社区身份的有机统一。2025年12月，在武汉大学举办的“湖北省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乡土文化能人专题培训班”，来自湖北保康县尧治河村的方学文向笔者提供了其创作的剧本《尧治河的故事》。该剧本将村党支部书记孙开林带领群众修路、筑坝、入股分红的真实历史，转化为可反复上演、教育后代的戏剧，采用当地方言、民间曲调（蛮腔、渔鼓调等）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实现了文化记忆的活态传承。农民身份从资源开采者转变为生态守护者和文化讲述者，而村委会通过“文明储蓄所”将文明行为量化积分，提升新身份的荣誉感与获得感。创作者既是文化主体，也是经济主体，这种复合身份增强了文化创作的社区认同感和可持续性。
（三）借助情感连接与共同体重建生成新乡村文化生态
新大众文艺不仅改变了个体的创作状态，更通过情感连接机制促进了乡村文化共同体的重建，为乡村文化现代化提供了社会基础。《方案》特别强调要“支持农民群众自主开展文体活动”，办好村跑、村舞、“村BA”、村超、村晚、村歌、村戏等“村字号”文体活动，这些活动成为凝聚乡村共同体情感的重要载体。这种情感连接与共同体重建的意义在于，它超越了简单的文化娱乐功能，而是通过文艺活动重构了乡村的社会联结，使文化重新成为乡村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意义来源。
1.在地情感的现代化表达。新大众文艺通过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形式结合，实现了乡土情感的当代转化。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宋宝珍认为，新大众文艺“一出现就有破圈表现，打破人们既定的思维惯性和传统经验”。在山西，荣获文化和旅游部群星奖的广场舞作品《桃花红杏花白》，其创作深深扎根于左权民歌的肥沃土壤，但团队并未止步于简单的复制。他们深知“传统不能一成不变，要让年轻人喜欢，让普通人能跳”，因而在保留民歌精髓的基础上，提炼出简单易学的舞蹈动作，实现了传统艺术与现代审美的成功融合。而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双向赋能，使地方性情感获得了超越地域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2.城乡文化的对话性建构。新大众文艺创造了城乡文化交流的新语言。一个成功的乡村题材短视频系列，一部植根于乡土的网络小说，能够迅速引发跨越地域的情感共鸣。以青岛西海岸新区大泮村的“阿萌”和“西海岸大姨”打造的“阿萌来了”视频号为例，该账号以原汁原味的青岛方言，幽默呈现乡村的家长里短与生活智慧。其内容不仅吸引了全网数千万粉丝，让都市观众在欢笑中看见并理解了生动真实的乡土社会与人文风情，也让以“大姨”为代表的乡村居民，从被观看的对象转变为文化的讲述者和明星，在跨地域的共鸣中重新发现并确认了自身方言与生活文化的魅力与价值。这种创作不仅让都市人群看见并理解真实的乡村，也帮助乡村居民重新发现自身文化的价值，在文化交流中建立自信。
3.社区凝聚的文化性增强。新大众文艺通过集体参与的文化活动，强化了乡村社区的内部联系。海原县已建成105座文化大院，“它们如星火遍布17个乡镇，串联起148个村级文化服务中心、150家农家书屋，织就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这些大院成为“群众演、演群众、演给群众看”的核心舞台，村民自编自导了30多部移风易俗主题小品、快板，将婚俗改革、民族团结等主题融入文艺创作。这种基于共同参与的文艺实践，有效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4.文化记忆的创造性传承。《方案》要求“实施乡村记忆工程”，包括“开展全国性乡村文化艺术资源调查和整理，推动村史村志编纂，利用农耕主题博物馆、乡村记忆馆等展现乡村文化底蕴”。在湖北省保康县尧治河村的实践中，这一要求被具象化为系统性的“一村十馆”文化工程。该村历经十余年，相继建设了中国磷矿博物馆、农耕文化博物馆、村史馆、党史馆、创业馆等10座主题展馆。这些博物馆并非简单的陈列室，而是深度挖掘本地磷矿开发史、艰苦创业史、农耕民俗与尧帝传说等多元地方性知识的结晶。它们将抽象的文化和历史转化为具有实感的空间陈列，不仅成为外来游客了解乡村的窗口，更重要的是，通过展示村民共同的奋斗记忆与文化根脉，极大地增强了村民自身的文化认同感、自豪感与归属感。这种对地方性知识的挖掘和再现，使文化记忆成为共同体建构的精神纽带。
三、以新大众文艺驱动乡村文化振兴的五维实践路径
新大众文艺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历史性契机，然而，理论上的可能性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实践路径才能转化为现实成效。基于对当前乡村文化发展困境与新大众文艺特质的深入分析，我们提出以下五个相互支撑的实践维度，以构建乡村文化振兴的行动框架。
（一）培育乡村“新农人文艺家”，提升农民数字素养
数字素养是农民接入新大众文艺生态的基础能力。当前乡村面临的不仅是数字设备的匮乏，更是数字能力的鸿沟。中央网信办指导中国科普研究所开展的《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水平调查报告（2024）》显示，我国城市和乡村居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在高级水平层面，无论是成年人群体，还是未成年群体，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低10%左右。为弥补这一短板，在提升农民数字素养的实践路径上，应构建政府、高校、平台、社会组织四位一体的协同培育机制。政府层面，应将“农民数字素养提升计划”纳入乡村振兴考核指标体系，在县级融媒体中心设立数字技能培训基地，可配备VR/AR体验设备、短视频制作工具等硬件设施。高校方面，可尝试建立“新农人数字文艺创作实验室”，开设“乡村短视频创作”“数字叙事技巧”等专题工作坊，开发适合农民学习的线上课程体系。第三方平台企业应履行社会责任，如字节跳动公益2017年以来发起的“乡村英才计划”，截至2022年底已累计培训超过20万名农村创作者，截至2025年12月话题播放量达77亿次。此类项目可进一步丰富，扩大覆盖面并深化课程内容。
培训内容需超越单纯的技术操作，构建技术、审美和伦理三位一体相互融合的课程体系。除拍摄、剪辑、直播等基础技能外，可增加乡村美学、非遗传承、故事叙述等审美素养课程，以及网络法规、知识产权、数字伦理等规范性内容。通过“理论讲授+实地拍摄+作品点评”的三段式教学，培养能够独立运营自媒体账号的“新农人文艺家”。不断涌现的一批批既懂农业生产、又热爱乡村文化，还擅长数字表达的“新农人文艺家”，将成为乡村文化振兴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力量。
（二）从“奇观化”乡村到“生活化”乡村，深度开掘文化内容
新大众文艺的生命力在于内容的真实性与感染力。当前乡村题材创作中存在两种偏颇倾向：一是将乡村“奇观化”，满足城市受众对乡村的猎奇心理；二是将乡村“悲情化”，片面渲染乡村的贫困与落后。这两种叙事在本质上都没有反映乡村的真实面貌，都是一种“客体化”的乡村。
新大众文艺时代的内容创作应转向对乡村日常生活的深度挖掘与多元呈现。要引导创作者关注乡村振兴中的真实故事与鲜活人物，如产业振兴中的“新农人”创业历程、生态宜居建设中的环保实践、乡风文明培育中的家风家教传承、治理有效探索中的村民自治案例等。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等主办，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财经中心承办的《乡村故事会》及其年度选拔赛，正是这一转向的典范。该活动以“讲振兴故事促乡村发展”为主题，广泛动员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干部、致富带头人、普通村民等多元主体，讲述“乡村蝶变”“驻村故事”“新农人”“移风易俗”等议题。这些源自田间地头的生动叙事，经由演讲、视频等形式的转化，不仅系统性地留存了海南乡村振兴的集体记忆，更以贴近生活的本真面貌和充满感染力的表达，实现了对乡村发展的微观透视与艺术升华。
还要推动“乡村+非遗”“乡村+文旅”的深度融合。支持创作者将地方戏曲、民间工艺、节庆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当代文艺创作。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湖坑镇下洋村福建土楼博物馆的数字博物馆项目，通过VR技术复原土楼建造工艺、重现客家生活场景，使静态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可互动、可传播的文艺内容。同时，鼓励文旅融合背景下的内容创新，如江西省弋阳县的江廖肖村依托上饶三清媚女子文学研究会，打造“弋阳国际文学村”，带动了民宿业的发展，实现了文艺创作与乡村发展的同频共振。
（三）强化平台与渠道建设，打造乡村文化传播矩阵
没有有效的传播平台，再优质的内容也难以触达目标受众。当前乡村文化传播面临平台依赖度高、自主性不足的困境，大部分乡村内容依赖商业平台传播，受算法规则制约严重。
可构建公共平台、商业平台、自主平台相结合的立体化传播矩阵。公共平台方面，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数字文化工作站”，整合农家书屋、文化礼堂等现有设施，配备直播设备、编辑系统等专业工具。商业平台运用需注重策略性与多样性。鼓励乡村集体和村民个人在抖音、快手、B站等主流平台建立账号矩阵，形成传播合力。同时，根据不同平台特性制定差异化内容策略——在抖音侧重短视频传播，在B站侧重深度纪录片，在小红书侧重图文笔记。自主平台建设是摆脱算法依赖的关键。支持开发服务于特定区域、特定领域的垂直类乡村文化APP或小程序。此类自主平台虽然多针对特定群体，用户规模相对有限，但在保持文化自主性、深化内容呈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四）实现产业融合发展，创新乡村文化经济业态
文化振兴必须与产业振兴相结合，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新大众文艺为乡村文化资源的价值转化提供了多元化路径，关键在于找到文艺表达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点。
其一，要深化“新大众文艺+乡村文旅”融合模式。将优秀的乡村文艺作品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产品。其二，要发展基于数字传播的乡村电商新模式。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将文化传播与农产品销售有机结合。更为前沿的探索是将乡村文化IP化，如江西省婺源县将“篁岭晒秋”这一民俗活动打造为知名文旅IP，开发出系列文创产品、主题民宿、沉浸式演出等衍生产业，实现了文化价值的多层次转化。其三，要探索“文艺创作—品牌塑造—产业升级”的发展路径。支持乡村将特色文化元素通过文艺作品转化为品牌资产，进而推动产业升级。浙江省安吉县“蔓塘里”自然村通过一系列艺术灯光作品和短视频传播，成功塑造了“文创灯光第一村”的品牌形象。这一举措不仅带动了旅游消费，还吸引了文创企业入驻，形成了新的产业集群。这种以文艺为起点，最终实现产业升级的路径，代表了乡村文化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
（五）重构评价与激励机制，引导健康创作生态
健康的文化生态需要科学的评价体系与有效的激励机制。当前乡村题材创作中存在过度追求流量、盲目迎合市场的倾向，亟须建立更加注重社会效益与长期价值的评价机制。
首先，要构建融合社会效益与艺术价值的综合评价体系。改变单纯以点击量、转发量为核心的评价标准，建立包括思想深度、艺术质量、文化传承价值、社会影响力等多维度的评价指标。可以将网络传播数据与专家评价、群众反馈相结合，这或许可以为乡村文艺作品评价提供新思路。此类综合评价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引导创作者摒弃短期流量思维，转向深度创作和长期价值培育。
其次，要设立多层次、多元化的激励机制。政府层面可通过设立“乡村文化振兴新大众文艺基金”，对深刻反映时代变迁、生动表现农民精神风貌的优秀作品给予创作资助和奖励。可由相关部门或机构牵头设立“乡村文化振兴专项基金”，每年支持一批乡村题材重点创作项目，以便产生良好示范效应。社会层面，鼓励企业、社会组织设立各类乡村文艺奖项，如“新农人文艺奖”“乡村非遗创新奖”等，形成社会各界共同支持乡村文艺创作的氛围。
再次，要建立从创作到展示和转化的全链条支持机制。通过举办专项赛事、展览、展演等活动，为优秀乡村文艺作品提供展示平台。例如，可举办“乡村振兴主题短视频大赛”，不仅评选出一批优秀作品，还通过版权交易、项目孵化等方式帮助作品实现价值转化。同时，建立乡村文艺作品数据库和版权服务平台，保障创作者的合法权益，激发持续创作热情。只有构建起科学完善的评价激励机制，才能真正引导乡村文艺创作生态向上向善，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不竭动力。
从延安时期“为农民书写”的“工农兵文艺”，到改革开放初期“向农民销售”的“通俗文艺”，再到今天“由农民创造”的“新大众文艺”，中国文艺与乡村的关系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变迁。新大众文艺以其技术普惠、主体激活与情感连接的独特优势，为摆脱乡村文化困境、实现乡村文化现代化提供了钥匙。以新大众文艺驱动乡村文化振兴的五维实践路径中，数字素养提升是基础，内容深度开掘是核心，平台渠道建设是保障，产业融合发展是动力，评价机制重构是导向。五个实践维度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新大众文艺驱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完整路径。通过系统化的实践路径和协同推进，才能真正将新大众文艺的理论潜能转化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成效，进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我们有望见证一个不再是文化“洼地”而是文化“源泉”，不再是“被表述”的客体而是“自我言说”的主体的现代乡村的崛起。这不仅是乡村文化的振兴之路，也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之道，更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乡村沃土上生发出灿烂新枝的坦途。
载于《农业考古》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