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兴人类增强技术让病人与健康人之间的区分变得日益可疑，完全可能抹除增强与治疗的界限，冲击人之为人的传统概念，再次唤起人禽之辨、人神之辨，引发人性丧失等风险。不过，人类增强的最大危险并不在于有人将新兴技术据为己有，干预人性，祸害人类，而在于众人因自身“滑和”而丧失“与物为春”的可能性。因此重要的不是福山式为增强与治疗划界，而是如何成就庄子“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的现实性。前者自认为是根据尼采、海德格尔等先哲的人性概念而来，虽非无谓，不同浮泛，可惜却是出于错会；后者则标示出了一个古今中西会通交往的可能性，即唯有众人群龙无首，各正性命，包括人类增强在内的一切现代技术才可能拥有美美与共的未来。它绝非只是主观观念的改变，而事关人的存在：唯有以增强对抗增强，以“真人”面对“真人”，人类“群居和一”才是真实可能的。
关键词：庄子 与物为春 人类增强 治疗
随着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等的相互激荡和聚合，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突飞猛进。为此很多人欢欣鼓舞，很多人极度不安。一种看似能够为争执双方所接受的平实做法是，对技术进行管制，为技术划定红线，设立技术禁区。“一个明显的划定红线的方式，是对治疗与增进做出区分，指引研究往前者方向发展，而对后者做出严格限制。毕竟，医学的本来目的，就是救死扶伤，而不是将健康的人类变成神”，这其实是一种古老信念的延续，它朴素地认定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那就是“健康确实存在”。
然而这却是非常可疑的。众所周知，自从有了人类，人类增强就一直存在，甚至人将自己从动物界中“剥离”出来的过程就是人类“增强”的过程。不过那时人们却并不以“增强”视之，而认其为“生命”的正常活动，最多也只是“治疗”或“恢复健康”等。但随着技术与社会的发展，当尼采在疾病和痛苦中宣布造物主“死了”之后，治疗人类即是增强人类的观念便渐渐受到冲击，乃至在治疗之外而单独有所谓增强，且增强与治疗之间的界限又是游移不定的。这是因为，正如尼采所指出的以及为福柯等人所强调的那样，外在的造物主死了，人自己必然跨界而成为自己的造物主，原来的旧造物主为人类所划定的那些界限便不再自明和有效了。在这种情况下，希望通过划定治疗与增强界限的办法为人类增强设立禁区，以确保新兴技术的健康发展，其真实的意指究竟何在，是否可能，便成为今天人们所遭遇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一、病人、末人、超人与健康人
尼采曾回想自己的“疾病”，对“痊愈”有强烈的“渴望”。众所周知，尼采是一位“病人”，福柯同样是一位“病人”。一种可能性是，因为他们是“病人”，所以才能够思考增强与治疗的界限；另一种可能性却是，正是他们的“病人”身份，注定让划定增强与治疗界限的工作无法完成。弄清楚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才具有现实性，事关重大。
在尼采那里，人要么是最后的人即“末人”，要么是未来的人即“超人”。末人是些笨蛋，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进，但仍然会在石头或人身上绊倒，把生病视为罪恶，但又借助毒药给自己制造美梦，最后迎来惬意的死亡。现在人们却说尼采是“病人”，于是极富争议性的问题就是：究竟谁是笨蛋，谁才是真正的健康人？而且福柯也已经指出，造物主“死了”与“人死了”是同一含义，尼采的超人允诺“首先意味着”人的死亡。人们需要确认，生病是罪恶还是不生病才是罪恶，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是否就是有望长生不老的现代人的毒药，而终将导致人的死亡。这一确认过程也是对“健康人是什么样的人”，“人的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等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当然，在西方世界里尼采既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宣布造物主死了的人，但他以自己的生命在这一宣布过程中让“健康”显著地成了问题。这个问题后来被海德格尔表述为：正是拥有“超感性世界，即观念、上帝、道德法则、理性权威、进步、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文化、文明等”以及“超感性领域的腐烂”，导致人们在健康与疾病之间痛苦挣扎。
人们一般认为“超感性世界”的建立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象征，为人类健康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和最后的保障。但海德格尔却暗示，“超感性世界”可能意味着疾病，“超感性领域的腐烂”反意味着重新赢得健康的可能。他的论证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追问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海德格尔强调数学之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意义。就在尼采“渴望”前的大约200年（1687年），牛顿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一个开创性事件。正如康德在尼采“渴望”前的大约100年（1786年）出版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所言，“每一种特殊的自然学说中，只有当从中出现了数学时才能发现真正的科学”，牛顿让现代科学技术在事实科学、实验科学、测量科学等标签之外真正获得了它的发端，“现代自然科学、现代数学和现代形而上学都是源出于广义上的数学因素这个同一根源”。也就是说，通过数学，普遍而强力的现代科学技术出现了，一切都可纳入主体之人可计算的确定性之中而为人所用，人的“超感性世界”因此可以不借助神而得到科学的确立。
其次，海德格尔并不是一位单纯的复古主义者，也没有不切实际地要求人类返回没有数学的远古洪荒时代。在他看来，就人遗忘存在的历史而言，现代科学技术同样是一种存在的解蔽。不过，“技术之本质作为解蔽之命运乃是危险”。或者说，“道路总难免有变成歧途的危险”，“坚持不渝而又不畏歧途”的现代科学技术似乎又常常是稀缺的。其稀缺性在于，一方面，“没有纯粹的事实，一个事实只是在说明理由的概念的观照下才成其为事实”，现代科学技术恰恰在提供“说明理由的概念的观照”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另一方面，这恰恰又造成了一种“规划的、计算的千篇一律状态”，任何科学技术的说明理由之外的存在都被视为非存在，即“谁若有别样的感受，就得自愿进入疯人院”。海德格尔指出：“在今天，一个没有制服的人已经给人一种不再归属此世的不现实的印象。”换言之，没有身着某套“超感性世界”的“制服”的人便被宣布为不健康的人或病人。
再次，在人挣脱了神的制服而又穿上科学技术的制服这一意义上，海德格尔要求继续尼采的事业，认定人唯有在迎来一切“超感性领域的腐烂”的条件下才可能重获健康。这里重要的不是“神死了”或“人死了”，不是原子弹的爆炸、基因编辑技术的平常化，不是神经增强技术、道德增强技术的日常化。“早在原子弹爆炸之前，科学知识就已经把物之为物消灭掉了。”这里重要的是“主体”—“原理”的结构，即“数学的基本特点”和作为“被造物”的自然或宇宙图象。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虽然有“痊愈”的“大渴望”，在朝向“痊愈”的道路上行走着，但因其基本立场“蕴含着一种人化倾向”，仍然停留在“末人”与“超人”、“病人”与“健康人”等关于人的形而上学的概念中，所以“痊愈者”的“歌唱”很快就“变成了老调子”。也就是说，尼采虽然反抗了旧的“超感性世界”的致病性，但却又陷入新的“超感性世界”的病痛中，因此他仍然还不是健康的人。
最后，健康的人是迎来一切“超感性领域的腐烂”的人。这种改变当然离不开主观意图，却不是纯粹改变“看法”或确立某种“新的世界观”就能够实现的。海德格尔说：“天、地、神、人之纯一性的居有着的映射游戏，我们称之为世界。”人不再以“理性的动物”自居为唯一的规划计算者，而是作为终有一死者，在与天空、大地等的圆舞中，也即在由一切既有的生产力状况、环境及观念等所构成的整体中“去存在”的时候，人才可能诗意地栖居，获致健康。这里当然有“主观意图”，但“自然”不是“奴隶”而同样是“主人”。在这种海德格尔式的“天人合一”中，健康人并不是不生病，人也并不是因为技术才成为病人的。接受、承当、前进成为“去存在”的关键词。因此健康人是会生病的人，能够“对技术世界既说‘是’也说‘不’”，“让技术对象进入我们的日常世界，同时又让它出去”：在“是”和“入”的意义上，病人“盲目抵制技术世界是愚蠢的。欲将技术世界诅咒为魔鬼是缺少远见的”；就“不”与“出”而言，健康人不能没有“对于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
二、人的存在、人性、治疗与增强
上述尼采的病言、海德格尔的玄言被福山理解为：人类增强技术会引发不可控的风险，因此必须通过“明显的划定红线的方式”来“管制”包括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在内的一切现代科技。人们说，救死扶伤，恢复自然而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获得健康，对这样的人类治疗技术说“是”；贪心不足，超出正常的范围而改变特征和能力，成为超人，对这样的人类增强技术说“不”：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对于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人们说福山在他作品的开首就引用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显然是有道理的。另一个显著的证据是福山还明确强调：“只有‘神学、哲学或政治学’能够为科学及它所产生的技术设定目的，并确定哪些目的是有益的而哪些目标是有害的。”
但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真的是福山式划定红线管制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重要依据吗?所谓新兴人类增强技术“不可控”是什么意思？可控的人才是健康人，技术可控、生命可控、情感可控、生活可控，可控了便不会引发风险，这才是人的存在应该有的样子，这才是福山这类要求对人类增强技术说“不”者的真实意图。对人存在状态的判定与人性概念联系了起来，治疗是维护“人性”，增强却是破坏“人性”，“人性”被破坏了的人就是病人。因此，增强的人不健康，增强必须被禁止。福山称这些正是海德格尔、尼采等人的“哲学”所宣称和坚持的，但这是不真的。
福山坚信有确定不移的人性：“人类本性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典型的行为与特征的总和，它起源于基因而不是环境因素。”为了让自己的观点立起来，福山批驳了三大类反对这种人性定义的论据。“第一类论据是，根本没有真正的、普遍存在且可以追溯至共同本性的人性，即便存在也微乎其微”。反驳的理由是，这种观点“只是看起来煞有其事”，因为其“普遍”概念“太过狭隘”，人性概念应该被理解为统计学意义上围绕“单一的、独特的中位数或模型点”而出现的“正态的”“连续性分布”。但既然求助于数学，那么势必就会出现如下情况：越接近中位数就越健康，标准差越大越易把非人识别为人，标准差越小越易把人识别为非人。如果不煞有其事，那么就一定要弄清楚，表示程度的数值究竟应该是多少。不过，且不论统计学意义上的人性概念如何能够确立，假若一旦确定了这一数值范围，它立刻就会遭受“太过狭隘”的指责。看来论据最多不过是换了个方式而已，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反驳。第二类论据是，“器官的基因型（即DNA）并不会完全决定它的表现型（即最终从DNA发育而成的真实生物）”。反驳的理由是，这一观点虽然有效，但“鲜有伤及人性这一概念”，因为“在环境、基因型与表现型间通常存在一种线性的关系，如果基因型差异呈现正态分布，那么表现型差异也将呈现正态分布”。这里的武器仍然是数学，因而上述反驳的反驳依然有效。第三类论据是，“人类是文化动物，能够基于所得知识修正行为，并且通过非基因的方式将知识传承给下一代”。这次的反驳更是浮皮潦草，一句“它针对的是假想的定论”将问题轻轻放过，同时却又引经据典以所谓“我们先哲理解的人性”为最终标准。
这里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不断划界的尝试，“正常”标准的流变和对文化存在的肯定等并不是关键。关键的问题有二，都事关福山所意谓的人性——他视其为海德格尔、尼采等人的主张，但或许恰好是后者所全面拒斥的。首先是海德格尔所指出的数学之于现代自然科学、形而上学的意义问题。当人们以为自己可以确定地依据数值对治疗说“是”而对增强说“不”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在抵制增强技术了。人们确定地知道，有一条数字红线，在这条红线之内就是治疗的人，就是可以痊愈的人，在这条红线之外就是增强的人，就是必须管制起来的其存在非常危险的人、无法恢复健康的人。这里没有丝毫“对于物的泰然任之”或“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有的只是主体之人君临天下，掌控一切。其次是与这种数学思维相匹配的主体之人的现实表现问题。既然要对人类的行为进行划界，而增强与治疗间的红线又是确定无疑和极其严肃的，那么就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充当主体之人的资格。“管制”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提上议事日程，仿佛有一个来自天国的声音亲切地说“需要采用政治手段控制”。在这里谁才有决定权？福山坚持说，在这件事情上“严格地以现有的最佳科学作为指引”是“错误的”，“科学本身并不能成为它研究的目的”。对于福山这类人来说，人类增强技术应该被管控、可能被管控、只能被管控，管控它的只能是人类的代表，而不是人类自己。他们相信，唯有如此，破坏人性的增强的人才可以被扼杀在摇篮中，地球上居住的才可能是一群健康的人。
三、基因、植物人、真人与畸人
福山知道对治疗说“是”而对增强说“不”面临着许多困境，但还是相信这是唯一的健康通途。他相信，不如此，不受控制的增强技术就会引发安全风险和道德风险，包括破坏人性即所谓人的同一性、通向“后人类主义”或“超人类主义”、消解人生而为人的意义等。质言之，人类增强的危险在于有人因新兴技术而拥有了牧羊人的金指环，从而能够干预“人性”，并最终消灭人这种存在：“每个人都健康愉悦地生活，但完全忘记了希望、恐惧与挣扎的意义。”
吊诡的是，增强的人反而是无可救药的病人甚至非人，人们欲证明“赫胥黎是正确的”，“一种强大到可以重塑当前体制的科技将会为自由民主及政治特性带来可能的恶性后果”，但所取路径恰恰又只能是“管制”。人们为了抵制增强技术计算性的规划和发明，又要求另一种计算性的规划和发明。
如果说人性源于基因而基因不容人染指，那么除了禁止增强之外，健康的人理应就是无治疗的人。因此，人们在禁止了增强的同时，似乎还需要禁绝一切治疗。毕竟，相比于接受治疗的人而言，无治疗的人更自然，更合乎原始本然的人性。可惜“本性”“自然”却不是自明的。如果说近代西方人已经习惯于在“计算性的规划和发明”之中绕圈子，“主客分离对立”已经深入骨髓之中，因而海德格尔的所谓重新揭示存在的工作显得异常辛苦和劳而少功，那么我们不妨暂时将眼光投向尚未经过现代性洗礼的思想，比如庄子，也未尝不是一种曲折迂回地接近当代新兴增强技术之本质的办法。
海德格尔与庄子的结缘似乎可以追溯至1930年，之后老庄就经常被海德格尔提及。而早就有人把道家的顺应“自然”“本性”与海德格尔的无所不在的“自然”“本性”等量齐观了，甚至还有人认为若没有庄子“自然”思想的启发海德格尔便不成其为海德格尔，等等。
海德格尔曾引用诗句：“我们是植物，不管我们愿意承认与否，必须连根从大地中成长起来，为的是能够在天穹中开花结果。”这意味着，西方形而上学背景下作为“理性的动物”的人之传统太过强大了，即便是对这一人性概念的反抗依然会被纳入这种人性概念之中，因此海德格尔不得不违反“常识”，借用“植物”来命名“人”。“植物”可能是健康的或生病的，但植物不用在“计算性的规划和发明”中区分什么是健康的植物而什么是病了的植物等。这似乎贬低了人性，让人退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不过，这种“自然”恰恰可能是最本己的，当代新兴增强技术正是人扎根大地而在天空中生长和开放的花朵。
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这种“植物人”即庄子所谓的“真人”。首先，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恰恰就是得到增强的人，他们水火不能伤却又能谋定而后动，简直就是超能战士，庄子名之曰“大宗师”。过去对于庄子“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等的描写，多是从“精神”方面来理解，似乎它只是一种主观想象或艺术夸张等，而若从人类增强的角度来理解，或许意味更加深长。
其次，庄子所认为的“真人”是一种最高存在，是“安时而处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天与人不相胜”，“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的人。恰恰就是“自然的人”“植物人”“泰然任之”的人。人们常常从扫除“人心”的角度将其理解为对一切“人为”的反对，并在此之外举“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等例子加以证明。果若如此，那么庄子便不可能承认任何技术，“真人”只能是最原始、最野蛮的人。其实它或许并不是庄子的本意。庄子的“真人”当然要处理“超感性世界”的问题，却并不是要“扫除”一切人心，而是为“人心”的真实呈现提供可能。换言之，“真人”必须“刳心”，但“刳心”既可以是剔除心智、剔去知觉之心、洗去有心之累，也可能是用心、尽心研理合道，还可能是大心、治心、包容物务。
再次，这样的“真人”恰恰又被视为“畸人”，也即“不正常的人”或者“病人”。“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在《德充符》中，庄子分三类刻画了他们的“畸”。一是“兀者”，包括“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的王骀、“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申徒嘉、“犹有尊足者存”的叔山无趾等。二是“恶人”，如“才全而德不形”的哀骀它。三是非“全人”的“亏人”，如“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闉跂支离无脤、甕
大瘿。而之所以有如此对反，恰恰就在于人们太想成为“真人”了，执于增强而又遗忘了增强之所以为增强的本质。
最后，庄子“真人”“畸人”“恶人”乃至“至人”“神人”“圣人”“德人”等之所以能够病而不病、不强而强，恰恰就在于不“滑和”。滑，乱也。和，不同心理、表情、遭遇等的是其所是。《齐物论》中列举了喜、怒、哀、乐、虑、叹、变、慹、姚、佚、启、态十二种情态，称其“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德充符》中列举了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不肖、毁、誉、饥、渴、寒、暑十六种事变，亦称其“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两者都是说人自有维护、增强人的生命的意识和手段，但当人因自己的情感、观念、遭遇等而扰乱了生命本身的时候，吊诡就发生了。举例言之，增强本来是益生的，但也可能因此带来许多并发症或副作用等，从而导致生命的疾病和痛苦。在这个意义上，庄子既重视“全德”又强调“德不形”，以众多不同因素的“和”为“才全”。因此庄子屡屡言及“有人之形，无人之情”的“天鬻”及天钧、天府、天倪、天理、天年、天刑等，并不是要“以天灭人”，取消人的能动性等，而是强调“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换言之，人承认自身的物质性存在，接受了人之存在的有限性，有病则病，有死则死，方能真正“无意”于益生而能益生，“无知”于增强而能增强，庄子称之为“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在“与物为春”中，海德格尔天、地、神、人的“圆舞”呈现了，人“知道”自己的有限性，成就了自己的有限性，并同时增强了自己。
四、辩护人、牧羊人、滑和与腐烂
尼采以对“痊愈”的“大渴望”揭示了观念世界的腐烂现象，尝试“重估一切价值”，而要求世人在身强体健的同时不能不注意到精神增强，“末人”与“超人”的划分意味着“增强”与“治疗”的判断标准因此也得到了重新思考。海德格尔承之全面反思了“超感性领域的腐烂”问题，在“座架”（Ge-stell）中理解技术与人的本质关系，指出包括人类增强技术在内的一切现代技术在解蔽的同时也有遮蔽的危险，而呼唤在“对于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中实现人诗意地栖居的可能性，从而让人类的技术入于人类的艺术，并因此给出了福山式“主体之人”通过增强与治疗的划界方式而自以为能居于安全之地的可能性的不可能性。
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的诗人或许近乎庄子无所畏惧的真人。无所畏惧并不是主体的一意孤行、横冲直撞。正如尼采所言，“我，查拉图斯特拉，生命的辩护人，痛苦的辩护人，循环的辩护人”，真人也是辩护人，无所畏惧同时无所不惧。庄子的畏惧首先在于，人失去了人的众多可能性，而被塑造或规定为某种确定的现实性。庄子的畏惧还在于，人失去了人群，人群成为被放牧的羊群。当福山要求以“明显的划定红线的方式”来“管制”增强技术的时候，这种可能性便实实在在发生了。尽管福山也强调“许多决定可以由管理当局以试错的方式做出”，却不愿承认人群自身的试错和纠错功能。如果说人自己不是造物主，并不能真正知道和真实安排自己的生命，那么福山式的“管制”在“知道”和“安排”增强与治疗的“明显红线”时，恰恰又在避免成为造物主的努力中制造了新的更加强大的造物主。福山虽然不断地引用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等“哲人”的话语，却不能理解他们，而仍旧陷于“主体思维”的自信中不知自返。
“真人”或许是“病人”而需要“治疗”，或许是“众人”“常人”而需要“增强”，但都不“滑和”，都没有丧失“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的现实性。仿照福山的话来说，即“每个人都健康愉悦地生活，完全明白了希望、恐惧与挣扎的意义”。换言之，每个人都是有限、有死之人，却有望成为无限、实现永恒。“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唯有在此基础上，人才能泰然任之甚至一无所知，却又真正“知道”当代人类增强技术的“界限”。如此“养生主”“大宗师”等就超越了“精神”“境界”等的主体范围，而以实现最高存在为务。
照此说来，“划定红线”，设立禁区，对当代新兴增强技术说“不”，而只允许“治疗”技术发生的想法既是不切实际的，又会引发更大的实践危险。这并不是说当代新兴增强技术毫无凶险，而是说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凶险，想要避免凶险而将人时时刻刻安置在风平浪静的港湾的想法本来就是不切实际和极其有害的。从整体的角度看，新兴增强技术恰恰能够让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升起，守护人之为人的最高尊严。
这里当然存在着危险。但是，消除这种危险更危险。人类增强技术没有消除危险，却让人类走出危险成为可能。“真人”与“真人”之间并非没有冲突。但这种冲突要比牧羊人照看下的羊群的和谐来得让人安心。它是对人的诗意存在的回归和坚守，是对人性本身的最好守护，据此阐释治疗、价值、人文等，也才能够免除它们因落入“腐烂”的“超感性世界”而仅仅成就了一种虚假的普遍性。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