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党”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标识性概念，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党的建设目标的抽象提炼，又通过话语、文本等生产传播意义、形塑信仰作用于党的政治实践。在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从规模质量与空间范围、角色身份与建设任务、政党品格与治党方略对“大党”概念进行了持续阐释与再造，在新时代更从勇担大党责任、坚持大党胸怀、破解大党难题等方面为其注入了新的理论内涵。当前，我国已经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梳理“大党”概念的百年演进并总结其经验，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政党属性的回归与强调，又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深入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大党”概念；历史演变；现实启示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强调我们党也面临着“大党独有难题”^[1]。这不仅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政党地位的清醒认知与定位，也是对于“大党”概念的最新诠释。“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身份规定的重要标识，一直以来都是党的建设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自身建设的过往面向和对历史使命的自觉体认。从概念史角度对“大党”概念进行考察和梳理，既有助于以全景式视角理解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党发展逻辑和党建理论创新，又能够从概念变迁的经验启示中把握“大党”概念的演进方向，遵循新时代大党建设规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一、“大党”概念的历史出场与内涵生成

“大党”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广泛外延的概念，其缘起与演进更是一个历史过程。探究“大党”概念的历史出场并对其进行科学界定，既是理论研究的起点，也是在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中把握这一概念内涵生成的必然要求。

（一）“大党”概念的语义追溯

“大党”实际上就是“大政党”这一原型概念的进一步抽象提炼，而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的核心要素，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政党”的英文party一词来看，其词源意为“部分”，意指代表特定群体利益和具有共同政治诉求的组织聚合。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议会斗争的演化，“政党”逐渐成为西方民主选举和赢得议会席位的工具。在这种意义上，“大党”概念的原初语境就是在党员数量多寡这一清晰可操作的指标维度上生成的，即指在议会选举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除了从狭义的数量和空间规模维度来界定“大党”外，托克维尔从政党的内在质量和作用功能角度出发，指出所谓“大党”是那些注意原则胜于注意后果，重视一般胜于重视个别，相信思想高于相信人的政党^[2]，这种界定超越了单纯的规模考量，更加符合现代政党政治中“大党”的实际内涵。

西方议会选举中的“大党”从本质上来看仍属于一种精英型政党，而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则从群众型的政党类型方面进一步丰富了“大党”概念的内涵。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中孕育而生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争取自身利益的目的，就必须使广大无产阶级组成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进行整体的革命行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无产阶级政党的“大党”意蕴时，不仅强调了其是由广大人民群众组成的“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的政党，具有群众基础的广泛性，更从政党特质上指出“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3]，强调了无产阶级大党所应具备的先进性。此外，无产阶级政党也以解放全人类的宏大使命和艰巨任务，超越了西方政治语境中政党是“部分利益的代表”的狭隘范畴，凸显了无产阶级“大党”所承载的历史使命与全球视野。

（二）“大党”概念的中国肇始

“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凭借概念成为历史。”^[4]概念反映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和实践因素，因此，对某一概念的解释与考察需要把握其与社会历史互为诠释的关系，必须将概念置于其生成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分析，才既能够科学解读概念所包含的核心词汇，又能够以此为依托发掘概念变迁背后的特定史事。“大党”概念的中国化内涵生成，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和民族解放的迫切需求密切相关。在这一背景下，“大党”概念的中国肇始不仅是革命形势所催生的产物，更是早期先进分子对中国革命出路不懈追求的结果。第一，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需要一个强大有力的政党来凝聚人心、引领方向。在西方列强军事、科技等因素的冲击下，近代中国陷入全面的总体性危机，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迫切需求。一批有识之士希冀效仿西方以政党拯救危局，梁启超在《政党论》中甚至将政党视为“国家之下之第二国家”^[5]。可以看出，兴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政党，是作为应对民族危机的一种方案而出现的。由此决定了中国政党的主要功能是整合社会、创建国家和振兴民族^[6]，此非大党之力不可为。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以及“大党”相关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的消息传入中国，使得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认识到发展群众力量是革命成功的关键。1920年，毛泽东在写给陶毅的信中也指出：“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7]同年，蔡和森就指出应当建立共产党，因为其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8]，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并强调建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深刻认识到，唯有将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构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强大组织力的“大党”，才能有效引领中国社会变革，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这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注重自身组织规模发展，壮大革命群众基础，逐渐走向一个成熟的“大党”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党”概念的中国化表达和语义演变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对自身建设问题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大党”概念作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产物，不仅是对自身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性概括，而且成为一种政治符号融入中国具体实际，在党的建设和革命活动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一）从规模质量与空间范围上对“大党”概念的初步阐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由初创时的小党走向全国性大党的起步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大党意识萌生发展，对大党地位自觉体认的关键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新生政权何以立足的问题，因而在此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于“大党”的理解与实践主要是从数量规模意义上加以把握的。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9]，明确提出“群众党”的建设要求，为日后党组织发展指明了方向。1924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此次会议强调要健全党的组织，并且是“数量上及质量上有相当的组织”^[10]，由此提出了对基层党组织的机构设置、党员参与、制度建设的初步设想，有力推动了各地党组织建设和党的组织生活建设工作。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合理发展党组织规模，还对党员的素质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大革命形势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对于如何让广大群众进一步参与到革命运动中来的问题，中共四大决定简化入党程序，吸收更多先进分子。1925年1月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指出，此前对于入党条件的种种限制，“实与吾党组织的原则相违背”，那些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多应该直接加入本党”^[11]。此决议案也再次强调了建设“群众党”的重要性，指出组织问题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使中国共产党脱离原来的“宣传小团体”，实现领导广大群众进行革命工作的重中之重。按照中共四大的组织建设要求，中国共产党逐渐调整党员发展策略，从1925年10月到 1926年1月，党员人数增加了1倍多，达到1000人左右。到同年4月，发展到11000人左右^[12]，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成为各地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心，“已由小团体逐渐走到成为群众的大党”^[13]。截至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党员数量已经达到57967人^[14]，基本上走出建党初期党员和组织建设不足的困境，实现了党员人数和党组织数的双重增长。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群众党”的不懈探索中，深刻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丰富了“大党”的属性，为迈向全国性大党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全民族抗战的广泛开展，建设“全国性的大党”成为凝聚全国抗日力量的必然要求。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和新变化，将大力发展党员作为壮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目标。1935 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指出，“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负担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在新的大革命中，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才能率领中国革命进入彻底的胜利”^[15]。为解决民族革命发展新高潮阶段党组织力量与党的政治影响不同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明确强调“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16]。针对这一任务，中国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1939年10月，“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17]。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逐渐意识到政党规模扩大带来的组织问题，对于如何建设一个大党作出了深刻探索。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大党”概念，并阐释了为什么建设“大党”，“大党”是什么，怎么样建设“大党”等重要问题，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18]。为此，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重要论断，逐步形成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同时独创性地提出建设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等“大党”治党工作方法，不仅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大党的鲜明精神气质，更为解放战争时期及之后更长一段时期积累了大党建设的重要经验^[19]，最终实现自身向“全国执政党”的转变。

从建设“群众党”到建成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全国性大党”，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根据不同阶段革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完善党的建设布局推进大党建设。在保持党员数量和党组织规模进一步发展巩固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员党组织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同时增加了空间范围维度的政党衡量标准，“大党”概念的话语内涵进一步丰富和深化，由政权初创时期对于自身生存问题的探索，发展为对政党目标的探索，以适应将要到来的全国执政的新局面。

（二）从角色身份与建设任务上对“大党”概念的内涵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转向全国执政，执政地位的转变同时也带来了对大党建设具体要求的调整。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身份转变，使得“大党”概念更加注重阐释其领导国家的政治身份，强调党的合法性政权地位。

首先，历史地位的转变对于“领导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导和执政的地位，促使党中央必须认真思考如何经受住执政考验，完成历史赋予的建设新中国的时代使命。因此，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自身虽然已经成为“全国人民所公认的领导政党”，但“党的发展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没有保证新发展党员一定的质量”。^[20]针对党员干部贪污腐化这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基础的问题，党中央先后开展“三反”“五反”整风运动，把防止党员干部腐化变质摆在重要位置，加强了对党组织的整顿力度。此外，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加强党的团结建设，把自身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明确指出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要关头，“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强调“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21]，并提出了一系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的具体措施。经过整党治党，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面貌有了显著提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使用“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22]来明确党的角色定位，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也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23]。从认清自身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政党地位，到对发展党员质量的强调，再到将大党和大国相联系，中国共产党在对“大党”概念运用语境扩展的同时，也深刻意识到作为领导一个国家政权的政党，必须时刻警惕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因“大党”规模扩大可能带来的自我约束等难题^[24]，彰显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探索和实践的决心。

其次，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任务，要求马克思主义大党加强自身建设以适应治国理政的现实需要。面对如何有效管理新生国家政权事务和社会生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大国治理与大党建设的关系，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在自身执政能力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更为聚焦大党的治党治国责任，赋予“大党”概念治国理政责任层面的全新内涵。毛泽东早就注意到党员干部的领导能力同党的任务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匹配，指出“我们不但要学会搞政治斗争，还要学会搞经济工作，这是一个战略问题”^[25]。毛泽东在1953年进一步强调，“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26]，但也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使用“大国大党”的论述，强调党中央强有力的统一领导、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27]。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以“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28]因此，在执政条件下克服权力的侵蚀，仍然是党的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身建设在应然与实然、理论与实践之间所存在的差距的省思中，可以看出“大党”概念演化的过程亦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党建设和大国建设深度耦合的过程。较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概念的语义也发生了转向，更加聚焦在“大党”的治国理政使命凸显和责任担当上。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据大党建设的实际进行不断的政策调整，保持着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同频共振。因而这一阶段“大党”概念的转向聚焦，不仅提供了在全面执政的大国条件下进行自身建设和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向遵循，而且彰显中国共产党由早期的初具大党意识到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建设大党的转变进阶，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大党建设的认识。

(三)从政党品格与治党方略上对“大党”概念的内涵拓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重心实现了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转变，思想上的解放促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入思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执政党建设问题。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如何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把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大党建设问题的重中之重。为此，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及“马克思主义的大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等概念，强调党必须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实践创新，并要注重制度建设的应有品格。一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与时俱进、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大党。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29]中国共产党要积极从大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来思考大党的思想建设难题，强调“一个大党、大国和人口众多的民族”，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如果不能及时回答和解决党面临的时代新课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腾飞”^[30]。此外，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等活动，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将自身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内蕴着对执政党建设问题思考的基础上，开创制度治党的党的建设基本范式。通过解放思想，中国共产党吸取之前党的组织建设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更加注重用正确、规范的制度化措施保证执政党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31]的“执政党之问”，并深刻指出过去党所发生的各种错误，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32]。此后，中国共产党审议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领导制度和体制机制，不断提高执政方式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重要目标，之后的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以“执政党”概念为中心，从党的执政方式、执政能力、执政考验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大党建设进行调适与规范，在强调执政党建设基本内涵不变的前提下，实现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党”概念的内涵深化和外延扩充。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着国内复杂的改革难题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受挫等多重阻碍。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既从数量规模、领导事业大小的实然性话语上重申中国共产党是“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又从自身发展角度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治党主线，形成了丰富的大党建设的建构性话语。第一，大党建设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强调将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33]。这既是对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第一次明确表述，也是对中国共产党这一执政大党的自身建设未来方向的突出强调。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写进报告，并从六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基本目标。“我们党处在执政地位，肩负着重大的领导责任，要把我们这样一个十二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领导好，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34]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的“大党”话语除了常规性描述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规模和所领导事业巨大的基本指涉外，逐渐随着党的执政意识的强化和执政理论的深化，开始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增添了执政考验之大、领导使命之重、管党责任之难等语义要素，“大党”概念随着政治实践和理论发展而拓展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多维内涵。第二，建设管理好“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必须将反腐倡廉建设提到新的高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权力寻租导致党员干部腐败堕落的问题层出不穷，同时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也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发展到“一个有六千八百多万党员的大党”^[35]。如果这样一个大党不能够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那么不仅大党威信和形象会受损，党的执政合法性也会受到动摇。因此，党的十七大不仅明确提出反腐倡廉建设这个科学概念，以严的基调不断破解大党容易出现的腐败变质问题，还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两大战略并举，指引了大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概而言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党”概念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场域中推进发展的，在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突破以往数量规模意义上的基础概括，开始从更加丰富的思想内涵上形成多方位评价，即从政党禀赋、使命任务、执政能力、治党责任等维度锚定中国共产党的大党属性。这既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空中对执政规律和大党建设规律的认知，也为未来分析“大党”概念需要把握外在数量规模标准和内在质量功能标准的统一考察奠定了基础。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大党”概念的内涵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必须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准确研判自身大党角色在新时代的新站位，深刻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根植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管党有方、治党有力、建党有效的实践基础，“大党”概念呈现进一步的跃升发展态势，既从政党存续和执政历程等时间维度，凸显“大党”所具有的深厚历史底蕴以及面临的累积叠加独特难题，又立足世界局势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从使命担当和世界胸怀等方面拓宽“大党”概念的理论视域。

（一）对永葆初心使命大党责任的坚守与践行

2014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经历90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36]。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党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37]。无论是从党员数量还是从组织规模来看，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积极展现“大就有大的样子”的政党形象和政党担当，强调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发展”^[38]。中国共产党“大的样子”就突出体现在践行初心使命的大党责任。“我们党是一个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大党，肩负着团结带领14亿多中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39]中国共产党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经从一个较为孱弱的小党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与之相适应的是大党成员数量和组织规模等带来的聚合性力量，这是大党彰显“大的样子”的根本基础。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实现向大党的蜕变，就在于自身作为使命型政党，这种大党力量的发挥始终离不开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深深植根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命。这种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情怀，使得中国共产党自觉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时代使命，坚决防范一切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从而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推动历史性变革。在此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从大党所应坚守的初心使命、自觉承担的责任担当上赋予大党“大的样子”的“内蕴之大”，使“大党”概念更加规范成熟。

（二）对肩负世界责任大党胸怀的体认与担当

大党的地位、作用与其他政党有着显著的区别，决定了大党必须有更大的抱负和胸襟，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中国共产党“大的样子”还彰显在肩负世界担当的大党胸怀上。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40]。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既着力解决好中国自己的问题，以世界一流政党的标准管党治党，更胸怀天下，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之治推动世界之治，彰显兼济天下的历史主动性的独特政党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大党”话语权也随着党自身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而扩大，中国共产党国际视野的政党意识也逐渐彰显，在世界政党治理领域贡献中国智慧。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履行大党大国责任，在宏阔的时空维度中思考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的深刻命题，积极回应当今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通过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加强世界政党间合作交流等，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增添新动能，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天下情怀和大党担当。此外，中国共产党对于大党独有难题的整体性应对思路包含着对大党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也着眼于人类发展的共同问题，在为全球范围内政党政治发展实践提供中国智慧与方案的同时彰显了独特的政治文明价值。比如，对于大党发展一定会遇到的规模治理难题，中国共产党就充分发挥各项组织制度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作用，通过构建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来规范各类关系和行为，使中央各类治理实践部署能够以制度化的手段落地落实。由此，中国共产党“大党”概念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发展，超越一国之内政党力量的单线发展描述，以更加广阔的世界视野体现大党胸怀天下的世界责任。

（三）对破解长期执政大党难题的清醒与坚定

纵观党的百年建设历程，怎样建设好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持续探索的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阶段所面临的政党建设难题经过历时性的累积叠加，使得“大党”概念所指涉的政党治理问题，最终在新时代“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中实现交织汇聚与发展凝练。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既科学总结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党建设的重要经验，也以自身发展百年的大党智慧、大党优势、大党自信寻求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之道。第一，存续时间长、执政历程久的百年大党始终面临着长期执政难题。“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41]2019年，习近平从百年大党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问题出发，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42]。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更是强调“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43]，要继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可以说，“大党”概念既是中国共产党党建任务变化和思想理论创新的综合表达，同时也是管党治党这一政治实践的思想承载物，中国共产党以“百年大党”的历史主动有效地防治腐败、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使党在新时代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第二，“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提出是党对于自身问题的科学归置，也为“大党”概念赋予新的含义，实现了新时代党建话语的迭代升级。党的二十大深刻总结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就，同时也提醒全党“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44]。2023年1月，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进一步将“大党独有难题”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规模、角色、定位、使命、任务等维度总结为“六个如何始终”^[45]，从而为有效认识难题、识别难题、破解难题奠定基础。从对新时代“大党”概念的建构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继承“百年大党”一直以来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实现“大党”概念内部治理责任与发展意义的接续传承；另一方面也结合新时代的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创造性地提出“大党独有难题”的政治论断，通过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握大党建设新的更高的要求，深化对于大党长期执政的规律性认识。

四、中国共产党“大党”概念演变的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大党”概念的历史演进为理解党的百年建设历程提供了一个能够切入的“窗口”，但对这一概念的考察不能仅仅停留在语义上，而是应当在概念的历史变迁中，梳理总结“大党”概念的内在规定性和演进的一般规律，从而进一步把握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何以可能”的历史经验。

（一）“大党”概念的科学界定要把握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

尽管中国共产党“大党”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有所侧重，但其也具有相对稳定的内涵，对“大党”概念的科学界定需要把握事实界定和价值界定的辩证统一。其中事实界定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政党发展的客观现实，依照政党规模、党员质量、影响范围等多重尺度进行的量化评估，是一种实然描述性厘定。这种由客观事实出发的界定方式，本质上是对党自身发展状况的精准把握，遵循由感性具体上升为理性抽象、从理性抽象上升到理性具体的认识过程规律。既通过“大党”概念的演进凸显中国共产党逐步以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自身发展规律，又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升治党理念与实践的科学化水平，从以往过度强调政党组织规模的扩张转向注重政党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和党员素质的提升，以适应新形势下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而价值界定则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使命任务、政党属性等方面出发，通过将治理目标、政党价值融入“大党”概念的生成发展当中，表达出对“大党”理想形态在引领国家发展、维护人民利益方面的一种应然性价值追求。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大党”概念的历史流变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大党”概念属性不断得到充盈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人民主体地位不断彰显与巩固、人民利益更加充分实现的过程。可以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期待就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大党”概念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价值动因，也从本质上有力回答了“话语为谁说”的问题。因此，要想进一步以“大党”概念的创新发展指导党的未来建设，必须进一步把握“大党”概念在事实与价值双重维度上的动态演进，实现事实基础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既基于政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共产党现实状况进行科学定位，为建设何种意义上的大党提供坚实依据，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夯实中国共产党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确保党的建设始终围绕人民群众谋篇布局。最终在将大党价值落地转换为大党建设实践，又在大党建设实践中创造出新的大党价值作为目标追求的逻辑闭环中，实现党的长期执政与国家长治久安。

（二）“大党”概念的发展演进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构

中国共产党“大党”概念的发展演进，不仅是一种理论上思维运演的结果，还是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从历史维度加以审视，每一次“大党”概念的更新拓展都伴随着党建理论的深化与实践的丰富。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的交织互构，共同推进了“大党”概念语义内涵的代际更替，实现概念在新时期的重新定位和新意生成。一方面，“大党”概念的发展演进与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矛盾以及党的中心任务转换密切相关。譬如，组建“大的群众党”和“全国性的大党”聚焦的就是政党建设和发展初期为人员和组织的数量规模问题；提出“大党大国”的政党地位，回答的是党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定位问题；针对改革开放后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问题，中国共产党又以“几千万党员的大党”的自我认知肩负起大党治理的时代重任。可以看出，“大党”概念作为一种与社会历史互为诠释关系的产物，其演进过程必然蕴含着对时代问题的深刻回应，因此新时代“大党”概念发展必须坚持党建与复合层次的时空环境的具体实际相结合^[46]。另一方面，“大党”概念的发展演进源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问题的理论思辨和抽象提炼，其内在含义的建构与重塑，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理论需要。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大党独有难题是老问题的变种和新问题的叠加，这些问题的存在规约着中国共产党“大党”概念未来的生成方向，以“从问题中来到问题中去”的生成逻辑呼唤新时代的“大党”概念创新。这就要求必须结合现实任务和党的建设实际，与时俱进地更新自身建设话语，发挥党的创新理论的引领力、凝聚力、感染力，以一系列原创性、针对性的理论成果科学回答管党治党中的重大问题，为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提供科学指南。因此，唯有从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升华、凝炼出新的理论成果，促进大党建设理论的创新发展，进而以与时俱进的理论指导管党治党实践，不断将理论创新成果转化为实践的动力，才能深度融合理论创新和实践深化，实现“大党”概念意蕴的拓展和大党建设实践的持续推进。

（三）“大党”概念的认同传播要实现内在与外在的同频共振

政治概念承载着言说者所要表达的特定议题和价值意蕴，需要通过交流交往的有效传播介入社会，塑造认同，才能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力量，对社会秩序或政治活动发挥潜在与现实的影响力。对于“大党”概念而言，对其认同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建话语和政党价值的传播过程。因此，对内要加强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对外要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国际交往话语权。第一，坚持立足中国社会实际，以概念话语的大众性、民族性增强社会认同感。概念是否被有效传播的重要标准就是受众能否理解、接受和认同其所传递的思想和价值。要使“大党”概念和其他党的建设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就必须善于从民间话语场域中吸收提炼人民群众易于接受的话语元素，将抽象的政党治理理念转换为人民生活话语，提升党建话语的阐释力和亲和力；同时，注重从中国传统政治话语资源中沉淀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基因，运用具有天然亲和力的民族语言与本土化解释来传播和阐释党的理论。^[47]例如，将中国传统社会的民本思想与大党建设理念相结合，增强社会对于管党治党方针政策的支持和民族认同。第二，坚持将党的建设成果转化为党的话语优势，增强中国政党理论的国际话语权。“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48]在国际话语场域中，由于话语权的缺失，西方国家常对中国共产党形成误解与偏见，因而必须积极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党建话语体系，展现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一方面，积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和范畴，例如以“百年大党”“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等概念，彰显党的独特性和历史贡献，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另一方面，秉承世界眼光和大国意识，加强国际政党间的交流合作，善于借鉴西方国家政党建设有益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实现党建话语内容的更新与发展。在这种意义上，通过将民族特色与世界政党发展普遍规律结合的方式，实现内生与开放的同频共振，是促进中国共产党“大党”概念和党建话语有效传播的重要路径。

五、结语

从中国共产党“大党”概念的演变发展来看，其政治内涵始终随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目标指向、阶段特征、政党期待等而出现强化、转义、扩展、跃升。通过分析“大党”概念内涵及其意义变迁，可以揭示其在发生作用的历史时刻对于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历程的支撑解释作用，从而把握概念所承载的政治实践的变化特征，进一步透视概念背后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变迁中的实践轨迹。纵观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大党”概念的认知和使用历程，中国共产党最先是在数量与空间这类外在特征下思考政党数量规模和执政范围等党的建设问题。而后随着执政地位的转换和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中国共产党日渐从大党的领导地位、治国理政的责任、管党治党的要求等方面丰富“大党”的概念。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强调建设“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从大党所肩负的使命任务、所应具备的世界胸怀、面临的独有难题等方面，统筹大党治理、大国治理和全球治理，继续赋予“大党”更高层次的内涵要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般性原则和重要内核，又兼顾中国政治现实语境，凝结着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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