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俊华，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重庆基地专家。冯政龙，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重庆基地研究员 。冯熙茹，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重庆基地研究员。

摘 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握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规律、凝聚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共识的科学认知体系。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整体史观，明确中华民族是“冶融而成”的文明共同体并拥有连续悠久的文明史，强调人民大众是革命主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以民族团结为核心主线，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社会主义作为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改革开放后，党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认知，将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重要目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五个共同”“五个认同”“四个与共”构建系统理论框架，实现对中华民族历史观认识的理论升华。践行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要树立和坚持唯物史观，以“两个结合”推动理论创新，把握“一体”与“多元”辩证关系，构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借助新技术创新传播路径，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指南。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历史观；历史虚无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历史阶段。在这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重要时刻，如何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直接关系到人心聚散、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1］这标志着我们党对民族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引和理论支撑。然而，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台独”史观、“新清史”等错误思潮借学术之名行解构之实，刻意割裂民族历史、歪曲史实真相，妄图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对中华民族历史观的认识演进，既是回应重大理论命题的必然要求，也是批驳错误观点、巩固主流叙事的思想防线。

自“中华民族历史观”概念提出以来，学界围绕其理论体系、生成逻辑与实践价值展开了深入研究。其一，有研究指出中华民族历史观是一个科学的、逻辑性极强的思想体系［2］，具有丰富的内涵要义［3］。其二，也有研究从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历史［4］、理论和现实［5］阐释其生成逻辑。其三，还有研究聚焦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对中华民族历史认知的演进过程，认为其随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而不断深化［6］。其四，学界还普遍认同正确的历史观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7］。现有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关于中华民族历史观认识的历史演进、内在逻辑与经验启示的系统梳理仍显不足，亟须进一步深入挖掘与系统总结。

二、救亡图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初步认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以人民主体为核心内涵的中华民族整体史观，体现出历史观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鲜明特征。

（一）中华民族是“冶融而成”的文明共同体

清季以降，中国由“天下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民族问题成为革命的核心议题之一。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最早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来阐释中华民族历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其一，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摒弃静态血缘或族群划分的传统民族观，提出中华民族是历史长河中不断融合演化的超族群文明实体。他指出：“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音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这揭示出中华民族的重要本质属性——它不是单一民族的扩张产物，而是“冶融”的结果。“冶”为熔铸，“融”为化合，不仅是物理熔合，更是精神重构，指向超越族裔差异的新型民族认同，阐明各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互动中消解边界、形成统一体。李大钊认为，“五族之称”不过是“历史上残留之名词”，现实中“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8］。中华民族是基于共同历史记忆、文化认同与政治归属的现代民族。

其二，在中华民族处于衰颓与更新的关键时期，李大钊洞见了青春中华的再生，实乃全人类文明之幸事。李大钊是将中华民族置于全球文明格局中进行审视的先驱者，提出“苟无中国即无亚细亚”的战略判断。他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明深厚，其地位“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势力”，故任何脱离中国的“大亚细亚主义”都不过是“幻想而已，梦呓而已”，同时，要警惕日本以“大亚细亚”为旗号推行帝国主义扩张。真正的区域联合应以平等互助为原则，中国当以“宽仁博大之精粹”引领诸兄弟民族走向“独立自治”［9］。这种思想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族平等与国际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向。

（二）中华民族具有连续而悠久的文明史

中国共产党坚决捍卫中华民族的文明主体性，通过系统的考证与理论批判，有力回击错误史观，为全民族抗战凝聚起深厚的文化自信。

其一，中国共产党人系统考察并论证了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明确起点与延续轨迹的文明主体，其“历史半万载，地方七千里”［10］。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系统考察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情况［11］，以考古材料与文献互证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拥有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12］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历史纳入普遍历史框架，论证其连续悠久特性，强调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保持主体性意识，始终维系其内在统一和延续。

其二，中国共产党人粉碎帝国主义者的“虚无史观”，论证了中华民族的连续性。近代日本为达到侵华目的，试图割裂中华文明连续不断的历史，炮制所谓“满蒙特殊论”“日满一体论”等历史虚无主义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华岗、吕振羽系统批判以秋泽修二为代表的东洋史学家，否定其认为外族侵入是改变并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的错误史观。华岗斥责这种错误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外铄论”和“循环论”的结合，其用意在于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辩护”，让中国人民放弃抵抗［13］。对秋泽修二等法西斯侵华史观的揭露和抨击，彻底清算反动史观的影响，坚决捍卫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表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存亡关头的历史担当。

（三）人民大众是中华民族反抗压迫的革命主体

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10］394这种力量在近代以来的历次抗争中不断显现，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人民始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

其一，人民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创造者。中华民族以刻苦耐劳著称，更酷爱自由、富有革命传统。劳动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和代表，是历史与财富的创造者。毛泽东以汉族的历史为例指出：“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12］623这一论述证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既是社会矛盾的爆发，也是中华民族敢于反抗压迫的精神体现，而实现朝代更迭和历史变革的真正推动者只能是人民群众。人民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更是文明延续的承载者。人民群众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变迁中始终发挥着根本性作用，其集体意志构成了中华文化不灭的精神根基，始终维系着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在危难中迸发、在逆境中重生，彰显了历史发展最深层的动力源泉。

其二，中华民族是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近代以来的落后使得外人“大都认为中华民族已步入暮年，衰弱不堪”［14］，中华民族要实现更生再造，便唯有革命一条路可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发布《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明确指出了日寇侵华是对各民族的压迫这一事实［15］。中共浙江省委帮助成立台湾义勇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16］，号召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实表明，中华民族携手并肩、英勇抗争，民族解放大业必将达成。这也证明，中华民族并非被动承受外力之果，而是通过不断地内部觉醒与外部抗争，实现“再生”与“复活”。

三、立纲筑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历史观认识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继续深化对中华民族历史观的认识，坚持把唯物史观作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理论基石，强调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核心主线，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归宿。

（一）确立唯物史观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理论基石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立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理论基石，强调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连续性与进步性，构建科学、进步且服务于人民的历史认知体系。

其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秉持唯物史观的理论自觉，要求“在党内外五百多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辩证唯物论，使其掌握这一理论，反对唯心论”［17］。毛泽东系统批判了“英雄造时势”的主观唯心论倾向，指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在于“依着一定的物质法则的社会运动”［18］，历史的发展不是少数英雄人物的“意志产物”，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特定物质条件下实践的结果，系统批判了把中国历史简化为帝王将相谱系的传统叙事模式。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是基于物质生产、民族交往等客观规律，不是个别英雄的“意志产物”，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二，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考察民族情况，为制定全面准确的民族政策提供理论准备。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组织开展全国性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各民族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考察，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民族领域的理论创新正是建立在这样扎实的调查基础之上。此次调查收集了数千万字的第一手资料，系统梳理了各民族的社会形态、经济结构与历史源流，纠正了诸多基于想象与偏见的历史误读。当代著名民族问题理论家牙含章总结道：“我们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就是根据各个民族的发展特点而决定的。”［19］这不仅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还深化了党和国家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使民族团结的理念真正扎根于唯物史观的土壤之中，成为新中国民族关系历史叙事的重要支柱。

（二）坚持民族团结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主题主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团结”置于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核心位置，深刻阐明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长期交融汇聚而成的共同体。

其一，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团结作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主题。李维汉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五十多个民族。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各民族就劳动、生息和繁殖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结合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20］这表明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刻把握。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也强调各民族团结起来推翻三座大山，“团结成一个自由平等的大家庭”［21］。周恩来进一步指出：“要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22］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规律，始终将民族团结视为维系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重要纽带。

其二，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团结理念制度化，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21］273。这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旨在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促进民族团结与区域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少数民族在本民族内部事务中的自治权利。通过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我国有效遏制了分裂主义倾向。这也成功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历史传统相结合，体现了统一与自治、民族与区域因素相协调，从而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进步，增强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巩固了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

（三）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

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与社会主义道路紧密相连，将社会主义确立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针对近代以来民族危机与现代化困境所提炼出的最关键经验。

其一，从历史条件出发，中国各民族发展极不平衡，这一现状决定了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少数民族虽分布广泛，但普遍缺乏工业基础、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如果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汉族人民的帮助，就不可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20］708。因此，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整合资源，推动各民族和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实践证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通过土地改革释放了生产力，着力普及基础教育以提升全民文化素质，建设了川藏、青藏公路，打通了天险阻隔，实现了民族地区的交通联通与经济互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生产资料投入，使边疆地区逐步摆脱封闭状态，极大改善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缩小了区域发展差距。

其二，从历史现实出发，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在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侵略行径，如设银行、开矿场、推销鸦片、扶植买办势力等，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使民族地区大量民众陷入贫困与破产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废除了民族压迫，真正实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有效维护了民族团结，有力促进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保障了少数民族在聚居地区依法行使自治权，推动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更为深远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融合与人类解放终极目标相连接。社会主义不是阶段性目标，而是通向无阶级、无民族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植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洪流中，这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赋予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崇高定位。

四、升华定型：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理论成熟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识逐渐成熟，对中华民族从“自在—自觉”的历史演进过程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把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作为民族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一）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有机民族实体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深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知，明确中华民族并非简单政治集合，而是数千年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多元一体”有机民族实体。

其一，在宪法与法律层面确立并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明确阐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从而强化了国家认同与民族整合的法理基础。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部分增补表述：“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21］2这一宪法表述确认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事实，凸显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逻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法治基础。党和国家在民族政策制定、边疆治理、文化传承等领域始终秉持“多元一体”格局的认知框架，着力探索推进民族团结制度化、法治化、常态化的有效路径，将“多元一体”理念深度融入国家认同建构进程之中，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理论基础。

其二，对中华民族历史展开系统研究。1988年，费孝通在其著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深入探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他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其形成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过程，而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则是在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逐渐显现的。同时，中华民族还具有强烈的结构性特征，“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呈现出分分合合的动态，以及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样状态的多种情态”［23］。这意味着，即便某些民族在语言、宗教、生活方式上保持独特性，他们仍通过经济往来、地缘相邻、政治隶属和文化交融深度融入整个国家体系之中。

（二）中华民族经历“自在—自觉”两阶段演进

中华民族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两个发展阶段。前者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自然形成的文化-政治共同体，后者则是在近代民族危机刺激下觉醒的命运共同体。

其一，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形成的，而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历经数千年历史过程的结果［23］3。“自在”特指现代“民族”概念尚未形成时，中国境内各民族已在地理空间、经济生活、政治归属和文化心理层面形成了高度关联的整体。这种深层次的历史联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存续的深层基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族人民共同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威迫下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消息传来，举国同愤。甲午战争的惨败导致台湾地区被割让给日本，这深刻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在空前的危机中，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走向“自觉”，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推动国家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

其二，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联结纽带，深植于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民族情感之中。1981年，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时提出了“两个离不开”的重要论断。后来，江泽民进一步丰富了“两个离不开”的论断，提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24］。“三个离不开”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历史作出的生动判断与具体体现，深刻揭示了我国各民族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现实关系，成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指导原则。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实现了新的飞跃，也牢固确立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

（三）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民族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1979年，杨静仁指出“要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25］。民族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其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成为改革开放后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新中国成立后建成了基本完备的工业体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由于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长期处于极端落后的社会形态，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滞后，成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1999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是我国下个世纪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从现在起有关部门应加紧进行研究。”［24］2132005年，党中央进一步强调西部大开发对促进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重要性：“西部大开发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大战略举措。”［26］国家通过财政支持、项目倾斜、对口支援等多种方式缩小了区域差距，增强了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其二，完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注重选拔培养政治坚定、能力突出、作风过硬的少数民族干部，增强其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本领。选优配强少数民族干部是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方略。2005年，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制定和实施民族地区人才发展专项规划，建立健全人才管理工作机制”［27］，同时选用干部要始终坚持五湖四海，促进各民族干部交流交融，形成团结协作、优势互补的良好格局，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少数民族干部作为党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桥梁纽带，在推动政策落地、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进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全面深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历史观认识的系统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历史观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新时代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以“五个共同”“五个认同”“四个与共”为核心框架，立足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与理论支撑。

（一）“五个共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根基

“五个共同”从历史维度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本质的精准概括。其核心要义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阐明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进程中的共同主体性地位。

其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辩证统一性，构成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历史观的逻辑起点。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28］从历史本体论视角看，“多元”是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保持的文化独特性与主体性，如藏族的雪域文化、维吾尔族的绿洲文化。这些文化形态在生产方式、宗教信仰、民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性，为中华民族文化体系提供了丰富的要素供给。“一体”乃是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练的共同价值追求与政治认同。自秦朝统一伊始，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便始终贯穿着一体性主线。

其二，“五个共同”完整概括中华民族历史主体地位，标志着新时代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系统化发展。“共同开拓疆域”体现为各民族对疆域的共同拓展与守护，秦汉时期开拓西域，元代将西藏、台湾正式纳入中央版图，明清平定边疆叛乱巩固现代中国疆域框架。“共同缔造国家”凸显各民族在政治制度构建中的作用，南北朝为隋唐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完善提供借鉴，清承明制强化中央集权和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精神”则贯穿始终。《史记》《汉书》等正史记载各民族交往融合历程，岳飞、文天祥的爱国精神与渥巴锡率土尔扈特部东归的民族大义，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与精神内核。数千年历史中，中华民族实现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有力地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想象的共同体”，而是历史形成的客观实体。

（二）“五个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1］。“五个认同”在“五个共同”的基础上构建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价值维度，是民族工作的“根”与“魂”。

其一，“五个认同”以价值认同为核心，构建了多层次的认同体系。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是国家层面的政治认同，建立在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缔造国家的历史基础上，这种认同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根本前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民族层面的共同体认同，超越了单一民族的身份界限，强调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平等成员，是“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构建了超民族的身份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文化精神认同，植根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各民族文化在交往中互鉴融合，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共同体，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源泉。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构成制度认同。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各民族从平等到共同富裕的跨越，让各族群众切实感受制度优势，强化道路认同。

其二，“五个认同”构建了多层次的意义符号系统。通过国家象征、历史叙事与公共仪式等载体，将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象的情感共鸣。天安门、五星红旗、国歌等国家象征，承载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情感。国庆阅兵、国家公祭、民族团结表彰大会等公共仪式，强化了集体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构建了连贯的历史叙事，使各族群众在“我们从哪里来”的追问中坚定“向何处去”的信念，从而实现从认知到情感、从个体到集体的认同升华。“五个认同”通过教育、媒体与日常实践融入社会生活，使价值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学校课程将民族团结、爱国主义系统化传授，培育青少年的国家意识；主流媒体以典型报道、文化节目传递共同体理念，塑造共情氛围。社区活动、民族节日互动促进交往交融，让认同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生成。

（三）“四个与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1］。“四个与共”明确了各民族在新时代的相处之道与行动准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指向。

其一，“四个与共”从利益、荣誉、生命、命运四个维度构建了各民族共生共荣的实践理念体系。“休戚与共”强调利益共同体，源于各民族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历史传统，使各民族在经济发展中形成“一荣俱荣”的利益联结。“荣辱与共”强调荣誉共同体，体现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荣誉的珍视，各民族的荣誉诉求与中华民族的整体荣誉高度契合。“生死与共”强调生命共同体，在近代反侵略斗争中得到充分彰显。抗日战争时期，各民族组建抗日武装，台湾人民组建抗日义勇队，共同抵御外侮，以鲜血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历史印记。“命运与共”则是共同体理念的最高形态，涵盖了利益、荣誉、生命等多个维度，强调各民族的未来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连，形成“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命运共同体。

其二，“四个与共”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同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四个与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将抽象的共同体理想具象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价值准则。这一理念扎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土壤，回应了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需求，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价值引领和行动遵循。它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共同历史记忆为纽带，以共同未来为目标，推动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认同。新时代新征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唯有坚持“四个与共”，才能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

六、守正创新：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逻辑，彰显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

（一）坚持唯物史观指导，旗帜鲜明批判历史认知领域的错误思潮

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中华民族历史延续悠久、不可分割，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坚决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西方伪史观等错误思潮，揭露其割裂历史、歪曲事实的本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历史叙事的统一性与连续性。

其一，坚决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地域、语言、宗教等差异为借口割裂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根基，本质是外部势力操纵的政治阴谋，严重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利益。当前尤其要鲜明反对“台独”史观，其狡称“400年台湾史”［29］，完全无视台湾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及两岸血脉相连的事实。真实历史是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了台湾，而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即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并举行了受降仪式［30］。“台独”史观刻意割裂两岸历史联系，否认同根同源事实，企图为分裂图谋提供“合法性”依据，是经不起考证的伪史观，必须以铁的事实戳穿其历史谎言。

其二，坚决反对西方伪史观。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其发展是物质生产与社会治理传承革新的连贯进程。近年部分西方学者以“还原历史”为名，推行“以边疆解构中国”范式，放大内亚因素地位，贬低中原文化主体性，将中国描绘为“独立文明拼凑体”。其伪史观主要体现为“新清史”“内亚史观”等，核心是宣称清朝为“内亚帝国”而非中国王朝，割裂其与中原王朝的传承关系，否定中国历史统一性与连续性［31］。“新清史”无视“大一统”主线，忽视清承明制、尊崇儒家文化、整合疆域实现多民族统合的事实。“内亚史观”则夸大了战争，忽视了中原与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才是主流。各民族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命运共同体，超越血缘、地域、文化界限，是中华文明绵延的基石。

（二）坚持“两个结合”，实现中华民族历史观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多年来，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时代价值。

其一，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民族解放进程中，创新性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新中国成立后，党立足历史国情，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保障少数民族权益，又维护国家统一团结，开创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而许多苏东国家却因民族问题的影响最终陷入了民族纷争、国家分裂，致使人民蒙难［32］。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以及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通过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保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文化传承保护与创新交融并进，边疆巩固、社会和谐稳定。历史和现实昭示，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其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民族“大一统”“天下一家”的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想高度契合。历史上中央王朝在政治统一前提下实行民族特色治理，既维护主权秩序，又尊重民族差异。“和而不同”“兼容并蓄”思想为处理民族文化关系提供价值指引。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需探寻各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促进文化认同，实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实践充分印证，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国具体实际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持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升华，使各族人民在共享发展成果中深化命运共同体认知，在共同奋斗中建立共同的精神归属，彰显了“两个结合”在民族工作领域的真理力量与实践伟力。

（三）坚持“一体”和“多元”辩证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坚强的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这一利益的根本保障。

其一，坚持“一体”的关键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从历史基因来看，中央权威强弱与中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秦汉“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推动民族融合，隋唐“胡汉一家”理念维系多民族繁荣，元明清行省制、改土归流巩固统一格局。中央权威巩固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失能则国家分裂、民族遭殃。于现实探索而言，近代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凝聚民族力量的核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使命，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确立集中统一领导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破解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挫败了分裂势力的图谋，实现各民族空前团结。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时代维护国家统一团结的“定海神针”，是对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其二，坚持多元一体格局，必须旗帜鲜明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民族团结的大敌，要坚决反对。”［33］一方面，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推动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另一方面，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这种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将本民族利益绝对化，割裂民族与国家的联系，甚至依附外部势力谋求分裂，是破坏民族团结、危害国家统一的毒瘤。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民族团结，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通过强化法律制度供给，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国家治理全过程，推动形成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结构和环境，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四）坚持构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夯实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学术根基

构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打破西方民族研究话语垄断、确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学术话语权的核心工程，其核心要义在于立足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与现实国情，形成兼具科学性、本土性与创新性的学术范式。

其一，以理论原创为核心，确立自主学术范畴与逻辑框架，提炼标识性概念。首先，要摆脱“言必称希腊”的理论崇拜。西方的民族理论建构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天下观”强调“多元一体”，与西方的民族概念无论是在词源还是历史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建立自主学术范畴，就要立足中华民族发展史提炼包括实体性的“中华民族”、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标识性概念［34］，形成完整理论链条。其次，建立自主的学术逻辑框架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整合多学科资源，揭示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必然，破解西方理论无法解释中国民族问题的局限，形成区别于线性化、对抗性西方范式的中国民族学学术体系。

其二，以实证研究为支撑，强化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根基与话语传播。聚焦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关键命题，开展跨学科实证研究。通过考古学的实证和科学手段，对史前文明遗址进行跨区域关联和民族血缘检测，印证中华文明的本土起源与多区域交融特征。运用文献考据的方法，对历代正史、民族志、碑刻等史料进行系统梳理，还原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交往史实，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同时，搭建自主学术传播生态，通过设立中华民族共同体专项课题、创办特色中英文学术期刊、举办高水平国际学术论坛、推动本土学者与国际学界平等对话等，将历史研究成果转化为可传播的学术话语。针对“台独”史观、西方“史观殖民”等错误言论，要旗帜鲜明开展学术批驳，以自主知识体系捍卫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五）坚持技术赋能，创新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的传播路径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以其强大的数据处理、内容生成与精准匹配能力，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深度塑造与高效传播提供了全新可能，核心在于实现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构建智能化、沉浸式、分众化的传播体系。

其一，应用现代技术前沿，实现历史内容的智能化生产与沉浸式呈现。首先，依托大语言模型与知识图谱技术，深度挖掘并整合海量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及民族文化遗产等多源异构数据，构建多源异构历史数据库。其次，对数据库中基于错误史观或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献进行甄别与处理，规避生成式人工智能潜在的史观偏差风险。通过算法优化强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脉络的梳理，生成结构化的历史叙事框架，自动识别并标注关键历史节点、核心人物及重大事件，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精准传播提供内容支撑。同时，融合生成式AI与虚拟现实技术，构建高仿真历史情境，使用户得以通过技术手段“置身事内”，在互动体验中深化对中华民族历史整体性与连续性的科学认知。

其二，借助深度AI的精准传播与舆论引导功能，强化中华民族历史观传播的实效性与主导权。利用AI算法对用户画像进行深度分析，精准识别不同地域、年龄、认知水平群体的历史认知需求与信息接收习惯，构建“千人千面”的传播矩阵。针对港澳台同胞，推送共同历史记忆、民族文化同源性相关内容。构建AI驱动的舆论治理体系，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时监测网络平台上的错误史观言论，深层分析其传播路径、受众群体与核心谬论。通过AI生成针对性的辟谣内容，结合权威专家解读与事实依据，及时回应舆论热点。利用AI推荐算法，将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内容精准推送至受错误言论影响的用户群体。此外，通过AI技术持续监测传播效果，分析用户对历史内容的接受度与认知变化，动态优化传播策略，让中华民族历史观在智能化传播中深入人心，筑牢民族复兴的思想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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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25年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提高重庆城市社区服务水平”（25SKD001）

引用格式：杜俊华，冯政龙，冯熙茹．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历史观的认识演进和当代启示［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1）：222-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