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实现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协商民主作为实现人民民主的具体形式，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从哲学视域进行审视能够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呈现出“五个相统一”的基本特征：在主体之维坚持党的领导和多元参与相统一，在客体之维坚持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相统一，在功能之维坚持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相统一，在路径之维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统一，在成效之维坚持达成共识和反馈提升相统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的基本特征进行哲学审视，有利于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党的领导 协商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式现代化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始终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协商民主作为实现人民民主的具体形式，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实行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求我们在治国理政时在人民内部各方面进行广泛商量。”协商民主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蕴含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内在要求，已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普遍实践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五个环节。就形式来看，民主协商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第二个重要环节，同协商民主直接相关。从深层洞察，协商民主还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其他四个环节相互贯通。在民主选举之前，需要通过协商民主推选候选人。在民主决策环节，协商民主体现在民主决策之前和民主决策之中。在民主管理中，通常体现着协商民主的因素。特别是随着多元主体的出现，更是形成了多元协商主体平等参与的新型管理方式。在民主监督中，协商式监督受到了更多人的欢迎。由是观之，协商民主贯穿于全过程人民民主所有环节。当然，要发挥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也离不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方向指引和广阔场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深深嵌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这一重要论述，直接把“全过程”运用于协商民主，不仅深刻揭示了协商民主是能够表现全过程人民民主鲜明特点的民主形式，而且生动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具有的协商民主明显特色。可见，“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计”，已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协商民主的过程中既形成了融诸多协商渠道于一体的协商民主体系，也在协商民主演进过程中展现出不同维度的基本特征。从哲学视域进行审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呈现出以下基本特征，即做到了“五个相统一”。详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在主体之维坚持党的领导和多元参与相统一，在客体之维坚持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相统一，在功能之维坚持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相统一，在路径之维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统一，在成效之维坚持达成共识和反馈提升相统一。

一、主体之维：坚持党的领导和多元参与相统一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发展协商民主的领导力量，推进协商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发展协商民主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正是基于无产阶级属性，我们党在推进协商民主进程中能够协调各方利益，找到大家意愿的最大公约数，达成协商民主各方所要探寻的理性共识，维护和实现协商参与者的共同利益。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牢记初心使命，不仅实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还实现了社会各方面群体的具体利益，成为深受人民群众拥护、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无产阶级政党。

具体而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党协商、政协协商等各种行之有效的协商民主形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扩大了无产阶级力量，发挥了自身所具有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主心骨。通过民主协商，我们党实现了党内民主，激发了全党的生机和活力，巩固了团结合作的良好政治局面。通过政党协商，我们党实现了国共之间的两次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赢得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信任和尊重。通过和人民群众的协商，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我们党制定出了体现民情、符合民意、珍惜民力、实现民利的好政策，为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在协商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提供了重要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把协商民主运用到不同场域，实现了社会各界力量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局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把协商民主从政治领域逐渐拓展到社会领域，出现了社会协商对话的良好发展态势。新时代，我们党建立了融政党、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基层和社会组织等协商渠道于一体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使协商民主沿着广泛、多层、制度化的方向健康发展。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协商民主主体，而是居于领导地位、具有引领作用、决定着协商民主发展方向和实际成效的主体。就此而言，坚持党的领导，既是协商民主健康有序有效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协商民主愈益走向成熟的基本遵循。

另一方面，多方力量参与是发展协商民主的客观要求，推进协商民主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开展协商民主的目的，就是找到大家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画出集思广益、吸纳众议的最大同心圆，达成尊重多数、兼顾少数、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基础之上的多元理性共识。我国人口众多，社会上存在不同群体。各个社会群体要实现自身利益，均能通过一定形式进行表达，协商民主就是不同社会群体表达利益需求的重要方式。因此，在协商民主过程中，表达不同利益需求的各方面社会群体，构成了代表不同社会群体利益需求的多元协商主体。这些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多元协商主体，都是协商民主的参与者，均能依据协商程序表达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其利益需求都能得到充分尊重和合理吸纳。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党在发展协商民主的进程中，通过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等有效途径，深入了解社会各方面群体的意见和要求、愿望和心声，使多元协商主体的利益需求得到体现和尊重，形成了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良好发展态势。的确，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社会不同群体搭建协商平台，营造了理性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良好氛围，形成了多元协商主体积极参与协商民主的生动场景。

具体而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作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经常通过会议和书信等协商形式，不断探寻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具有动摇性但可以努力争取和团结的社会力量，我们党在尊重其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和对话同其建立了合作关系。即使是具有反动性的大资产阶级，在面对外敌入侵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通过协商也同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际，社会各方面群体纷纷响应我们党发出的“五一口号”，前往解放区共同商议新中国成立的相关事宜，促成了协商建国的辉煌壮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通过协商民主，使人民政府成为和社会各方面群体协商议事的“商量政府”，以此调动不同社会群体建言献策的积极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重要做法的企业管理经验，以“农业六十条”为具体内容的农业发展措施，都和多元协商主体的协商议事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农民协商和高层认同基础之上的；社会协商对话的兴起和开展，使不同社会群体得以通过协商民主表达不同利益诉求；民主恳谈会和村民议事会，为不同社会群体作为多元协商主体进行意见表达提供了畅通渠道。新时代，我们党推进协商民主全面发展，各方面社会群体通过不同协商渠道表情达意、建言献策，呈现出多元协商主体共同参与的喜人局面。就此而言，由社会不同群体组成的多元协商主体，是协商民主顺利开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

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和多元参与辩证统一。坚持党的领导，可以为协商民主提供领导力量，保证协商民主发展的正确方向，这是推进协商民主的前提条件；多元主体参与，能够为协商民主提供各方智慧，促使协商民主在理性包容、集思广益、吸纳众议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这是开展协商民主的必备条件。在推进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就是为多元参与提供方向指引，让参与协商民主的各方主体在党的领导下协商议事，“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从而能够畅所欲言，表达心声，推动问题的解决和矛盾的化解。坚持多元主体参与，就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条件下，使利益相关的各方主体能够积极参加协商民主活动，通过协商找到大家意愿和要求的最佳契合点和最大公约数，在充分尊重多数和尽量照顾少数的情况下达成协商参与者能够接受的理性共识。可见，党的领导是对多元参与正确方向的引领，而多元参与则是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的有序参与。

二、客体之维：坚持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相统一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发展协商民主，是从政治领域开始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开启于政治领域，表现为政治协商。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我们党经常通过协商民主，巩固党的团结、壮大统一战线、夯实阶级基础并筑牢群众基础，形成了以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为表现方式的协商民主。这些协商民主形式，均是以通过协商和沟通达成一定的政治共识为目标取向的，在一定意义上都属于政治领域的协商民主活动。

具体而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召开会议等形式开展协商民主，实现了党内的团结和统一，为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慧和力量。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与会的各位同志畅所欲言，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也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原因很多，会议所坚持的协商精神和民主作风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在政权建设中实行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则，为抗日民主政权开展协商民主提供了重要的主体条件。在“三三制”民主政权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人士、中间人士和其他分子各占1/3的份额，彼此之间可以进行平等的真诚协商，集思广益，形成最大共识。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我们党通过走群众路线，深入了解群众的所想所盼所愿，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良好关系，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通过人民政协这一专门协商机构，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协商，不仅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必要条件，而且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提供了重要支撑。由于我们党善于吸纳民意，因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人民政府，也被毛泽东誉为同人民商量办事的“商量政府”。党的八大通过充分协商的民主形式，选举出了众望所归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还提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通过会议进一步进行民主协商，为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政治智慧。同时，我们党通过人民政协有序开展政治协商，充分吸纳社会各方面群体的意见和建议。新时代，我们党通过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和政协协商等渠道，在政治领域深入开展行之有效的协商民主活动，形成了生动活泼的协商民主良好局面。由此可见，在政治领域开展协商民主，是我们党民主之路的成功做法。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发展协商民主，是从政治领域逐渐向社会领域拓展的。协商民主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路径，是从政治领域开始的。随着政治领域协商经验的不断积累，群众民主意识进一步增强，我们党在提升政治协商能力的同时，对不同社会群体参加协商民主的要求给予了充分关注和正确引导。

具体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为了提高群众生活，就发展生产问题和群众商量。陕甘宁边区不仅推行“三三制”政权建设，让各方面人士进行政治协商，还通过“一揽子会”“群英会”“座谈会”等形式进行包括社会协商在内的协商民主活动。特别是“一揽子会”，大多谈论的是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具有社会协商的内在意蕴。“一揽子会”“群英会”“座谈会”等别开生面的灵活协商形式，起初只是作为临时解决问题的方式使用，随着在实践中破解各方面难题得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其不仅成为“三三制”政权的有益补充，也在艰苦条件下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我们党必须面临的问题。人民调解制度作为社会协商的表现形式，是处理基层群众社会生活中常见矛盾的有效方式，为化解矛盾纠纷提供了有效的协商平台。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镇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创造出了“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的做法，被称为“枫桥经验”。这一经验在全国推广，花开神州。1963年，毛泽东作出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此后，中央又先后两次对“枫桥经验”作了批转，使“枫桥经验”成为社会协商和基层治理的典型案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在发展协商民主过程中，对悄然兴起的社会协商对话进行了肯定，为社会协商提供了有力支持。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于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一改此前十年“农村基本路线教育”活动“我讲你听”的灌输说教模式，将其改名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并打造成对话和沟通的互动模式，被誉为当地的“焦点访谈”。1999年年底，温岭涌现了各种形式的沟通对话会，冠以“村民民主日”“农民论坛”“民情直通车”“民情恳谈”之类的名称。2001年，温岭市委将此类实践活动统一定名为“民主恳谈”。“民主恳谈”契合了群众维护自身权益和表达利益诉求的愿望，激发了群众关心身边大事、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和管理的热情。新时代，我们党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协商，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提供新内容。显然，社会领域的协商民主，接地气、解难题、惠民生，无形中使协商民主从政治领域延伸到了社会领域，也使协商民主打造出了新的亮点和新的名片。

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协商民主的过程中，既着力于政治领域的协商，把党和国家大事通过协商民主达成共识，又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序推进社会领域的协商，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吸纳进来。事实证明，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是辩证统一的，政治协商为社会协商提供了引领与支撑，社会协商则为政治协商拓展了广阔空间。作为我国内生性民主的协商民主，发轫于政治领域的政治协商，通常是围绕政治性议题开展协商的。由于政治协商起步时间相对较早，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为社会协商提供经验参照。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协商民主逐渐由政治领域拓展到社会领域，关注和化解社会领域出现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后在我国迅速发展的社会协商对话，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政治协商积累了丰富经验之后逐渐拓展的产物。就此而言，我们党在推进协商民主过程中，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可以使协商民主内容得到不断丰富，也能够彰显协商民主的高质量“言值”和显著成效。

三、功能之维：坚持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相统一

一方面，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坚持有事多协商，协商得越多越深入越好。协商民主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对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具有直接推进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中推行了“三三制”，吸纳社会不同方面的人士决策施政，在实践中还把“三三制”推广到人民司法领域，倡导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工作，创立了“马锡五审判方式”，受到了以延安为代表的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普遍认可。1949年9月，我们党领导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共商建国大计，铸就了协商建国的辉煌壮举，在国内外传为佳话。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人民政府视为“商量政府”，直接把“商量”作为人民政府的特质，足以看出我们党对于协商民主之垂青。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典型做法的企业管理经验被毛泽东概括进“鞍钢宪法”，展现了协商民主对于发掘职工潜能的独特功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根据人民群众维护自身利益的现实需要，在党的十三大上大力倡导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对于提升群众的协商民主意识、培养公众的协商民主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三大还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加以确立，使人民政协这一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发挥。1989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200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为新时期政治协商提供了重要支撑。2006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新时代，我们党根据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构建了融七个协商渠道于一体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5年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推动了协商民主的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随着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以众多网络平台为载体的协商民主迅速兴起，为人民群众开展富有时代色彩的网络协商提供了极大便捷。发轫于乡村的“院坝会”“板凳夜话”“乡贤和事佬”等基层协商创新形式层出不穷，为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注入了活力。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选举民主置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首要环节。“选举制度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支柱，选举权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这就充分表明，各级人大代表能够通过选举产生相应层级的“一府一委两院”并对其监督，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实行了广泛的民主选举。延安时期，由于陕甘宁边区大多数民众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难以通过填写选票行使选举权利，边区群众就通过投豆豆、画圈圈、烧香洞、举胳膊等十分质朴的民主选举形式产生代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在城市成立各界代表会议，就各项政策和市政问题向各界代表征询意见，经过讨论作出决定，然后付诸实施。1949年12月，我们党要求各地召开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认真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人民代表会议。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在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意味着中国政治从根本上实现了由少数人掌握政权、绝大多数人受压迫被剥削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跨越，这在几千年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实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伟大变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城乡逐渐实现了同票同权，代表结构不断优化。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做法扩大到县，群众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途径进一步拓宽。新时代，选举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首要环节，人民代表大会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平台，为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提供了有力支撑。事实证明，人民群众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能够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使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选举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中，既需要以对话和沟通为特征的协商民主，也需要以选举和投票为特征的选举民主。二者相互补充、辩证统一，共同为人民民主的实现提供支持。协商民主作为一种体现民主实质的参与式民主，能够表征民主的过程和深度，彰显有事多商量的人民民主真谛，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贵和尚中的深邃理念相贯通，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相匹配，与我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代要求相一致，包含国家、地方和基层等不同层面的运行机制，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能够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公共问题。但是，协商民主并不是万能的，有时也会遇到议而不决的问题，需要借助以投票为手段的选举民主进行化解。因此，只有使其和选举民主相互补充，才能发挥应有功效。当然，民主选举尽管位居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首要环节，要充分发挥作用，也离不开必要的民主协商。常见的投票或选举往往蕴含着协商的因素，从而使选举的效率和效果得到应有的彰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计，同选举民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协商助推选举，选举中则蕴含协商，二者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民主观的践行和提升。

四、路径之维：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统一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协商民主的过程中，注重通过顶层设计对协商民主进行科学规划和总体部署。协商民主尽管形式多样，但从总体上来看，通常蕴含协商准备、协商议题、协商主持人、协商参与者、协商程序、协商结果、协商反馈等基本要素。要使协商民主活动得以有序开展和有效运行，就必须对其进行整体把握，以便明确“协商什么、同谁协商、怎样协商、协商成果如何运用”等问题。协商之前，必须做相应的准备和设计。同时，协商民主作为需要投入一定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和精力的有组织活动，必须进行总体设计。“要按照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简便易行、民主集中的要求，妥善制定协商计划、明确协商内容、确定协商人员、开展协商活动。”以会议协商为例，每年大体上要召开多少次会议，每次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都要进行整体设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每次会议均围绕一定的主题进行顶层设计，使与会人员做到心中有数，有备而来，围绕会议主题有的放矢地进行协商和讨论，通过会议协商达成共识，形成相关决定。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我们党发出了“五一口号”，同各民主党派协商建国。在此过程中，我们党进行了周密部署和精心准备，既要护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安全抵达解放区，又要对新中国成立所涉及的具体事宜进行筹划，还要做好深入协商。尽管如此，我们党通过顶层设计和总体策划，谱写了协商建国的壮丽篇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制定出五年计划，通过顶层设计有条不紊推进各方面工作。在协商民主方面，我们党采取了有效措施加强人民政协建设，特别是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之后，人民政协成为专门协商机构，协商议题、协商参与人员、协商形式等逐渐通过制度确定下来，充分体现了顶层设计对于协商民主的推进作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三大对以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为代表的协商民主形式进行了顶层设计，对深受群众喜爱的社会协商对话活动进行了充分肯定。新时代，我们党构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推进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全面发展。如近年来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等重要文件，颁布的《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等配套文件。通过顶层设计健全协商民主制度，既使协商民主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得到全面发展，也使协商民主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协商民主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走群众路线，鼓励基层创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每一次社会变革，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创新实践。协商民主作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有效形式，同样和人民群众的踊跃参与和基层创新密不可分，因而“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推行了“三三制”，人民群众则把这种政权建设的做法和经验进一步运用到其他领域。其中，享誉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县西直沟村“调解模范”郭维德，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和乡亲们拉家常，通过沟通和对话协调租佃邻里纠纷，以和风细雨的柔性协商实现定分止争，拓展了协商民主的实践场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协商，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在制宪过程中，我们党通过广泛协商，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立宪意见集中起来，经过分析与综合，化为领导的集中的系统的立宪意见，形成符合实际的宪法草案”。毛泽东多次强调“五四宪法”草案要交人民讨论，“将来公布以后，还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宪法是采取征求广大人民的意见这样一个办法起草的”。这些创举，充分体现了宪法制定中协商民主的魅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了使人民群众利益得到有效表达和切实实现，我们党把基层群众创造的社会协商对话活动制度化，以此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参与对话和协商的积极性。实际上，很多富有新意的协商民主活动，都是基层群众根据具体情况创造出来的。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河南邓州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四川彭州的社会协商对话会等，均体现了基层群众的协商民主创新。新时代，我们党将基层协商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内容，“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和建议，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创新。近年来各种网络协商方兴未艾，为协商民主基层创新注入了生机。微信群、网上议事厅等，既为基层群众搭建了参与协商的广阔舞台，也使协商民主超越了传统的时空限制。借助网络协商平等、开放和便捷的优势，全社会日益形成一种重视协商、崇尚协商、深入协商的民主氛围，基层协商呈现新的活力。

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协商民主的进程中，坚持顶层设计和鼓励基层创新辩证统一。坚持顶层设计，既能够使协商民主体现党的领导，也可以使协商民主有序发展、有效运行、有的放矢；鼓励基层创新，既能够使基层群众的创造才能得到充分展现，也可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协商民主的热情和活力。就二者关系而言，坚持顶层设计，能够为协商民主基层创新提供方向、明确目标；鼓励基层创新，则可以为新的顶层设计积累经验、夯实基础。因此，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就必须把协商民主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既能够使协商民主在坚持顶层设计的基础上不断鼓励基层群众进行实践创新，以此体现协商民主的针对性、时代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又可以使协商民主在基层群众实践探索和模式创新的条件下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以此彰显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开放性、人民性和实践性。由是观之，这种将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结合起来的协商民主推进路径，遵循了由实践到认识再到新的实践和新的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客观规律，凸显了我们党领导的协商民主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鲜活体现，是以协商民主贯通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应有之举。一言以蔽之，在协商民主全面发展的过程中，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互支撑、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共同推进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

五、成效之维：坚持达成共识和反馈提升相统一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坚持通过协商和对话达成理性共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决策方法和民主治理形式，以达成共识为目标，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开展协商民主是为了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需要化解分歧，聚同化异，找到大家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达成协商参与各方均能接受的理性共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协商民主取得应有的预期成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协商民主达成共识解决问题的显著功效，通过国共之间的深入协商，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通过协商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过程中，我们党通过边区参议会集思广益，吸纳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建议，达成理性共识，这对于加强部队战斗力、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1948年4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大家克服重重困难奔赴解放区，共同参与协商建国事宜。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真诚协商，我们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就新中国成立的各方面事宜达成了普遍共识，谱写了协商建立新中国的光辉篇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改造，我们党同其代表人士深入协商，使列宁当年设想的和平赎买在新中国变为现实，彰显了协商民主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独特功能和显著功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也彰显了协商民主的实践价值。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既有党内的协商和讨论，也有党群之间的对话和沟通，还有人民群众中的意见交流和建议分享。正是得益于社会各方面大讨论基础之上的协商共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和深度认同，折射出宪法制定中的协商民主之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群众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实现自己的合理诉求，不断通过协商集思广益，形成理性共识，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各方面问题。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为了实现粮食增产，通过深入协商签订了联产承包到户责任书，次年便喜获粮食丰收。在全国各地有序开展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解决了职工的工资待遇问题。城市社区的广大居民，围绕大家共同关心的各种问题，广泛开展社区议事会，破解大家经常遇到的闹心事和烦心事。新时代，我们党坚持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协商惠民，倡导有事多协商，遇事多协商。基层群众运用网络带来的便捷条件，通过微信群、腾讯会议开展跨越传统时空限制的线上协商，通过乡贤理事会、和事佬、院坝会开展面对面的线下协商，形成了线上协商和线下协商相互推进、互为补充的良好协商局面，以接地气、聚人气的方式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协商民主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协商共识执行情况的反馈和提升。协商和对话作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其目标是达成协商共识，通过对共识的执行显现成效。在执行过程中，协商和对话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达到预期效果，有时则由于执行不力等因素，效果不好。不管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协商共识均需要通过及时的信息反馈进行提升。对于达到预期效果的反馈，可以作为经验进行推广和普及；对于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反馈，则可以发现协商中的疏漏和不足，特别是当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未能充分吸纳少数人意见和建议的时候，更要通过“完善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机制”，及时查漏补缺，整改提高，实现预期的良好效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经验不足，在决策中曾多次出现未考虑我国革命具体情况而导致的错误认识。例如，关于中国革命中的“二次革命论”“城市中心论”等论调，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脱离实际又未能充分进行民主协商的结果。我们党作为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的政党，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反馈，才一次又一次纠正不符合国情的决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到位，在建设中出现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决策。反馈和提升是需要时间的，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才逐渐通过反馈把先前相关决策带来的问题加以有效整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着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1979年1月，邓小平通过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胡厥文等五老的火锅宴，同五位原工商业者共话经济建设，打破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禁区，“五老火锅宴”因此备受赞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日益提升，我们党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正确决策。新时代，我们党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吹响了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时代号角，提出了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明确要求，在实践中形成了完整的协商民主运行机制。协商反馈作为协商民主的有效提升因素，是其运行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的确，只有通过及时反馈，才能使协商共识的执行情况和执行效果充分体现出来，这是推进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必须把握的特质。

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坚持达成理性共识和协商反馈提升辩证统一。开展协商民主的目的和初衷，就是通过对话和协商达成理性共识，促进问题的解决。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必须借助协商共识的执行和反馈。一般来说，达到预期效果的反馈，往往意味着问题的解决；未达到预期效果的反馈，则意味着问题的悬而未决。通过及时的协商反馈，无论是对于达到预期的协商共识，抑或未达到预期的协商共识，均有相应的优化作用。达到预期效果的正面反馈，可以为此后的协商提供宝贵经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的负面反馈，则可以查漏补缺，整改提高。就此而言，协商共识及其践行是协商反馈的前提和基础，协商反馈则是协商共识及其践行的体现和保障，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推进问题的解决。因此，只有以开放和包容的良好心态，正确对待和及时吸纳协商民主的反馈信息，才能够找到协商共识的提升空间，才能够达到协商民主的最大成效。实际上，协商民主作为体现党的领导的有效方式，作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途径，既要集思广益达共识，又要反馈提升出成效，我们党在协商民主之旅中实现了二者的相互结合和辩证统一。

结 语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协商民主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对协商民主的系统性协同推进，特别是从主体之维激发协商参与的内在动力，从客体之维扩大协商内容的覆盖范围，从功能之维形成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优势互补，从路径之维生成国家、地方和基层各层次协商的同频共振，从成效之维构建协商民主优化提升的完整闭环，从而折射出我们党推进协商民主的辩证思维和哲学底蕴。新时代，我们党更加强调协商民主，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完善协商民主体系”，“健全协商民主机制”，“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加强各种协商渠道协同配合，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等深刻论断和明确要求，为“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提供了清晰理路。

事实证明，协商民主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作为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作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方式，作为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形式，不能仅从某个方面进行单向度的考量，必须从不同视域予以多维度的哲学审视，以彰显其主体活力、拓展其客体范围、发掘其功能优势、展现其宽广路径、提升其突出成效。唯有如此，才能使其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进程中充分彰显优势，才能使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才能体现出其有事多商量的和合之道和哲学之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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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明军、李天云：《中国协商民主机制的内容体系与健全路径》，《政治学研究》2025年第1期。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