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孙正聿老师的新著研讨会,我也有感言要和大家分享。对我来说,孙老师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兄长,几十年来,我向孙老师学习,我们一起工作和共事,相濡以沫成金兰之契,共同走过了漫长的学术和人生道路。可以说,在我工作和事业的每个重要节点上都有孙老师的指导和帮助,我也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对孙老师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能力和风格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理解。我认为,他既是一个好学者,又是一个好老师,还是一个好领导。
我先简单谈一下他是一个好学者。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孙老师是一位大学者,是那种能够开创学术范式、引领学术潮流的大学者,这是学界同行公认的。孙老师著作等身,他的开创性的学术研究对当代中国哲学界特别是马哲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从孙老师的个人风格来说,他才智过人,视野宏阔,底蕴深厚,他的著作以概念的逻辑力量征服读者,同时又以“退入背景深处”的学术史根基保持自身。特别突出的一点是,孙老师坚持了长时段的高水准的学术创作,推出了一系列高质量且特色鲜明的哲学作品,而且一直到今天,他仍然处在旺盛高产的工作状态,这种情况在学界是很少见的。孙老师著作很多,代表作也很多,我这里仅提两本最重要的:一本是他的成名作《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这是一部开创了新的哲学研究范式的著作;另一本是大家都提到的《哲学通论》,这是孙老师以黑格尔哲学为背景、建立一种全面的新的哲学观并且成功地将其从哲学学术拓展为人民学养的一本著作,是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我再谈一下在什么意义上孙老师是个好老师。这里我主要结合自己在吉大工作学习的切身经历和体验,向大家分享“我从孙老师那里学到了什么”。我从孙老师那里学到很多,比如如何理解马克思,如何理解哲学,但我从孙老师那里学会的最重要的是,如何在大学的学术体制中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我2002年入职吉大哲学系时,正是学术体制开始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诸如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成果文库、长江学者、资深教授等评比和头衔纷纷出现,其结果是,传统那种做学问的方式已然难以适应新的学术生态,大学里的每名学者都面临着在学术体制下重新学会如何生存、如何发展的问题。我本人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喜欢纯而又纯的东西,对学术体制不太习惯。但我到吉大以后发现,孙老师总是以非常认真而又富于辩证智慧的态度对待体制内的一切事情,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韦伯讲过,现代性带给现代人文学术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大学学术的职业化、体制化;而且我们还知道,现代性的含义是和古典传统相对立的,这就是波德莱尔给出的现代性定义:现代性就是短暂和过渡,古典则是不变和永恒。用今天的话说,现代性就是巨变和不确定性,古典则是诗和远方。波德莱尔认为,一切艺术乃至一切经典都是由现代性和古典这两个方面共同组成的,“每个古代画家都有自己的现代性的瞬间”,这个瞬间美被成功抓住就成了古典。所以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态度是:肯定现在,直面现实,勇敢地投入现代生活的洪流,不惧怕现代性的种种冒险。波德莱尔把这种态度称为“现代生活的英雄主义”,也译成“现代性的英雄主义”。波德莱尔特别反对那种总是怀念过去、沉湎经典并以此为借口回避现实的态度,他认为那是一种“抽象的虚幻的美”,是一种软弱和怯懦的表现。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态度和孙老师对待学术体制的态度是一致的,这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在大学学术体制中如何处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我记得孙老师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理想主义是美丽的,没有理想主义你不是作为“人”而生活;现实主义是“现实”的,没有现实主义你不是作为“现实的人”而生活;正确的态度是把两者结合起来,执两用中,中道是最好的道。我认为,孙老师的这种学术实践和生活态度就是波德莱尔所说的“现代性的英雄主义”。这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就是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即英雄主义:一方面在学术内踏踏实实待着,认认真真做好每件事;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精神的自主性,永不放弃自己的理想,永远按照自己内心的标准把学问做到最好。这就是我所体验的孙老师是个好老师,因为他教会了我最重要的东西。
最后,我再说一下在什么意义上孙老师是个好领导。这也是我的一个切身体验,我甫到吉大就一直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工作,给孙老师当助手已经有20多年了。按照我多年的观察,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在孙老师的主持下,它形成的风格就是:简洁,务实,不浮夸,不折腾,清静无为。当然,在竞争激烈的学术体制内,无为而功成是不可能的,没有孙老师的多年勉力而为和个人影响力,吉大哲学不可能有今天。但从团队内部的管理来讲,孙老师领导中心工作,开会不多,很少搞事,除了教育部要求的那些工作之外,基本没有其他的要求。孙老师也不要求中心成员的研究统一主题,我们都是个人做个人的研究。而这样带来的结果则是,这些年我们产生了非常突出、非常坚实的研究成果,而且我们中心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统一的风格,那就是以德国观念论为背景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所以这么多年,中心是我们安静读书、专心研究的地方,我非常享受这种氛围,并且发自内心地认为,孙老师就是大学里的好领导。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日本学者频拿诺贝尔奖,关键在于学术生态好,学者有学术的自主性,有学术自由。我个人认为,孙老师的领导风格就是这样的,即尊重每个人的自主选择和学术自由,而最后产生的总体效果就是这20多年吉大哲学学科的成功和辉煌。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