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不做哲学研究,但今天可以从社会学尤其是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理解、阐释孙老师作为著名哲学家、作为吉大哲学流派学术领袖所具有的特殊的学术精神气质。同时,如果从1998年算起,我进入哲学社会学院工作已经27年了,按照社会学“参与观察”的规矩,我肯定也有话可说。在这里,我仅就如何概括理解孙老师学术精神气质的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理解。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孙老师的学术及教学特点被概括为“有理讲理”,而且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这是非常准确的概括,体现了孙老师学术精神气质的重要特点。但是近期以来,拜读孙老师的新著,反复思考,我觉得在上述概括之外,还可以提出一个补充性概括,那就是“通情达理”。与“有理讲理”相比,“通情达理”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孙老师哲学研究和教学风格的深层意蕴做出补充性理解和概括。下面,我来分析一下这两个概括。

首先,“有理讲理”:经典概括的核心内涵。

这个概括是学界和学生们对孙老师学术精神气质最经典、最广泛的评价,其精髓在于:

第一,对“理”的极致追求。孙老师的哲学之路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出发,追问哲学基本问题,富有极强的形上思辨色彩。强调哲学研究的核心是追求和澄明“道理”本身。孙老师的工作是以严密的逻辑、清晰的论证和深厚的学养,去追寻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基础理论中的“理”。孙利天教授认为孙老师的“概括能力”,学界无出其右。

第二,“讲理”的方法论。不仅是“有道理”,更是要“把道理讲清楚”。这体现在他极其清晰、富有层次和逻辑性的讲座与著述中。他善于将复杂的哲学问题,如“哲学是什么”“前提批判”“从两极到中介”“人的存在方式”等,条分缕析、层层推进,让听者或读者能清晰地跟上其思想脉络。

“有理讲理”凸显了一种理性、客观、可交流的学术姿态。它不诉诸情感或权威,而是诉诸逻辑和论证本身,这使得他的思想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普遍的学术价值。这正是他所说的“做理论”“论理论”的风格。孙老师又擅长演讲,长于将抽象的理论用通俗的话语讲出,富有说服力,表现出“讲理者”强大的气场和风采。

其次,“通情达理”:作为理解孙老师学术风格的一个重要补充视角。

我认为,“通情达理”,绝非简单的文字替换,而是从一个更丰富、更立体的角度,点出了孙老师学术影响力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清末民初的思想骄子梁启超在评价自己的思想写作生涯时,曾使用“笔端常带感情”来形容。在他看来,写作不仅仅是说理,更是一种充满感情投入的“动情”,正是那种情理兼具的思想言说,才能释放出“一支笔抵过十万毛瑟枪”的引领时代的轰动效应。孙老师的笔“讲理”,同时也更“通情”。

第一,“通情”:理解的桥梁与人文关怀。

孙老师的“讲理”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具有巨大的思想震撼力,恰恰在于他的“通情”:

(1)“通”哲学史之“情”。深刻理解哲学发展的内在脉络与古今哲人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孙老师有一篇论文的题目是“哲学就是哲学史”,他的很多论述都是在对哲学史贯通把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事实上,中国元典时期的哲学家老庄、孔孟,都注重在论理的同时以“情”贯通之,显示出东方哲人的智慧。在这一意义上,孙老师的分析与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存在着极强的继承和感应。

(2)“通”时代之“情”。紧扣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与人的精神世界。孙老师的“情”是对人类思想命运和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怀,这种情怀是他追求“理”的内在动力,也让他的“理”有了温度。

(3)“通”学生/听众之“情”。孙老师了解学子作为初学者的困惑点,其语言充满热情和感染力;注重话语的本土转换,而非冷冰冰的说教。1998年,我刚到吉林大学任教时,就听说孙老师的“哲学通论”火得了不得。当时的课堂设在逸夫图书馆的报告厅,数百人听课,置身其间,其课堂的感染力无可言状。孙老师的《哲学通论》教材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通过李老师(孙老师夫人)的录音整理,一句一句地复原敲击出来的。在这一意义上,《哲学通论》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情感互动的特殊课堂上一句句地讲出来的。如果孙老师独自坐在书斋中,在没有师生倾情互动的条件下,写出的可能就不是这一本了。

(4)通“团队之情”。作为学院院长和基地主任的孙老师,对团队的每一成员都给予关怀之情。通过治学经验的当面口授和对青年学者的奖掖,营造出充满温情的学术场域,使得吉大的哲学和社会学始终是作为一个浑然一体的“学术共同体”而存在的。2012年1月孙老师首倡并在吉大召开的“哲学与社会学跨学科高端对话会”便是明证。

第二,“达理”:实现“理”的传递与内化。

(1)“通情”的最终目的是“达理”,即让深刻的道理抵达人心,被人理解和接受。这与单纯的“讲理”相比,更强调了传播、沟通与内化的效果。孙教授的课堂和著作之所以有“魔力”,正是因为他在“通情”的基础上,实现了“达理”的最佳效果。

(2)一种更高的境界:“通情达理”将哲人的智慧(理)与教育家的素养(情)融为一体,描述了一种既深刻又亲切、既严谨又动人的学术境界。它暗示了哲学不仅是一种理性的思辨,更是一种能够与人的生命体验产生共鸣的智慧。

最后,两者关系:互补而非对立。

第一,“有理讲理”更多地指向了孙正聿教授学术工作的内核、方法与标准。他的哲学是“讲道理”的学问,追求的是理论自身的彻底性。

第二,“通情达理”则更多地描绘了他学术工作的风格、效果与境界。他是以一种能够“通晓人情世故(哲学史与时代)、通达人之常情”的方式,来“抵达道理、传递道理”。

总之,“通情达理”并非要取代“有理讲理”,而是以补充性叙述的方式提供了一个更完整、更具人文温度的升华。它揭示了孙老师在严谨冷峻的逻辑论证背后,那份对哲学、对时代、对学生、对学院的巨大热忱和情感投入。正是这种“情”与“理”的完美结合,才造就了他独特的学术魅力和广泛的影响力。可以说,“有理讲理”是骨架,构筑了其思想的严谨体系;“通情达理”则是血肉与灵魂,赋予其思想以生命力和感染力。两者结合,才能更全面地把握孙老师的学术特点与人格魅力。毫无疑问,这深化了我们对孙老师学术精神气质的理解。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