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受到吉林大学的邀请来参加孙正聿教授新著研讨会。正聿教授和我都是改革开放以后77级入学的本科生。我们是学术上相互欣赏的好朋友,他比我年长,在学术圈应该称他为“学长”。
正聿教授长期从事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他的学术贡献是得到学术界公认的,而这样的学术贡献又是和吉林大学哲学学科联系在一起的。吉林大学是我国哲学界的重镇,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镇。如果说高清海、邹化政、舒炜光等是第一代卓有成就、影响深远的学者,那么孙正聿、孙利天、邴正等就是第二代的中坚。正聿教授无疑是第二代学者中的出类拔萃者,是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执牛耳者。自高清海先生去世之后,孙正聿教授领导了吉林大学的哲学学科,在前辈传承的基础上奋发有为、开拓进取,接续并且巩固了学科的强大传统。我认为,在学术上形成传统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吉林大学哲学学科可以说是少数几个有传统的学科之一。传统不是单纯的过往,而是依然活着的过往。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过去之物”离我们远去,而“曾在之物”则不断向我们走来——这是传统的真正意义所在。
在吉林大学哲学学科的整个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孙正聿教授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在这些贡献中,我感受特别深切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他对哲学观和一般哲学的研究,特别体现在《哲学通论》这部著作中。《哲学通论》不仅表现出对于哲学和哲学史的熟稔,而且是依照黑格尔关于哲学与哲学史相贯通的方式写作的。这是一部影响非常广泛的著作,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俗介绍,而是在马克思哲学观引领下阐说的哲学“通论”。我读这本书已经很久了,但至今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部《哲学通论》可以说是以“哲学的尊严”“思想的尊严”来讲述哲学以及哲学的历史性进程。有人评论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说,他是带着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尊严登上了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坛;而正聿教授的这部《哲学通论》给我的印象是:它带着哲学的尊严来向学者和学生们讲述哲学的要义和历程。
二是在哲学基础理论方面的长期坚守。这一点对于当今中国哲学的发展来说意义深远。吉林大学有全国唯一的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基地,正聿教授长期担任该基地的主任。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的研究领域快速扩展,各种理论、思潮的探索前所未有地突飞猛进,在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各个领域都是如此。举一个例子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原来完全不为我们所知,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关注。而在这样一种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各种理论、思潮的研究和探索急速扩展的过程中,坚持基础理论的研究,不但成为吉林大学哲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特色,而且为中国哲学界的整体发展守护着根基性的支柱。把基础理论研究看成整个哲学学科发展的“压舱石”,它的重要性就像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之于应用学科的意义一样。没有这样一种对于基础理论的强调与坚守,各种思想理论的前沿探索就会变得表面和肤浅,就会陷入学术上的“无根状态”。20多年来,正聿教授以及他领导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基地,不仅产生出许多重要成果,而且其意义是颇为深远的。
三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性研究中,正聿教授(包括他的整个团队)突出地强调了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即辩证法。如果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主要强调了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那么孙正聿教授则特别阐述了理论与现实的辩证法。今天会议的主题叫做“用理论照亮现实”,正聿教授的完整表述是“用理论照亮现实,用现实活化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突出的本质特征,而这一点又恰恰和黑格尔哲学的本质相关。
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其关键要义可以概括在“社会-历史之现实”一语中。黑格尔强调的“现实”概念是实存和本质的统一,是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这和通常所谓“事实”(单纯“实存”)的概念是有原则区别的。更加重要的是,在黑格尔所谓的“现实”中,特别被发展起来的是社会-历史的现实。因为正是自黑格尔以来,社会-历史的实体性内容史无前例地进入了哲学之中,进入了真正的哲学思考之中。如果说,在康德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中,尚未出现社会-历史的实体性内容,那么,正是黑格尔以及继承了黑格尔的马克思,使得社会-历史之现实的内容对于哲学来说成为不可或缺的和本质重要的,以至于在黑格尔之后,遗忘社会-历史的现实就已成为“时代错误”了。所以恩格斯在讲到费尔巴哈时说,如果把费尔巴哈关于历史主题的论述和黑格尔加以比较的话,那么后者只是表现出“令人惊讶的贫乏”;洛维特甚至说,较之于黑格尔思辨地组织起来的观念论,费尔巴哈粗糙的感觉论只是表现出“思维的野蛮化”。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突出地强调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具有多么重要的思想-理论意义。
从总体上来讲,以孙正聿为代表的吉大哲学学科的第二代学者,在当今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贡献属于孙正聿教授以及吉林大学哲学学科,这是哲学界的公论。
下面我想谈谈和正聿教授的私交。我和正聿教授交往得比较晚,应该是在上世纪末,那时我40岁左右。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交知心朋友是有特定“时刻”的。他说,听贝多芬那九部交响曲、读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以及结交真正的朋友,都应该是在很年轻的时候。这样看我和正聿教授的交往似乎晚了一些,但是和正聿一接触,我只能说是相见恨晚,所谓“一言心许”也。有两个原因:第一,正聿教授是君子,真正意义上的君子,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以诚待人”“修辞立其诚”;第二,正聿教授还始终表现出一种罕见的儒雅,所谓“循循善诱”也。“善诱”就是使人敞开心扉,这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我们很快就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人生在世,有知心朋友尤其不易,正聿教授常把我引为知己,这是我莫大的荣幸。
我还想讲讲正聿教授的文章。大家都说他讲课极具感染力,但我还特别赞许他的文章。唐朝人皇甫湜“于文章不轻许人”,我也是这样,因为好文章颇为难得。古人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又说:“文以载道”。我非常欣赏正聿教授的文章,其特点或可说为:雄辩而优美,常起波澜。伏尔泰曾评价卢梭的散文是雄辩而优美——雄辩者往往难以优美,而优美者又往往缺少雄辩;而正聿教授在两个方面都很擅长。吉大哲学的文章,我不仅赞许孙正聿教授,也欣赏孙利天教授。如果要大略比拟的话,正聿教授的文章雄辩滔滔,似韩愈;利天教授的文章清虚骚雅,似柳宗元。
最后,在正聿教授那里,我有一种感觉:老辈风流,今有传人也。我们的哲学界有不少前辈高士,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像胡曲园先生、黄楠森先生、萧前先生、高清海先生、陶德麟先生、陈先达先生等等,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深感他们性情良多、风流蕴藉。在我们这一辈学者当中,正聿教授堪称雅范,可以继武。和他的交往不仅获益匪浅,而且如沐春风。
正聿学长虽年届八旬,犹志在千里。他昨日说,这一生非常幸福,有诸多缘由;我以为特别重要的是,正聿教授仍能够壮心不已。他在《七十抒怀》诗中有“栏杆拍遍”一语。辛弃疾词云:“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正聿教授老当益壮,还能“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可说是非常幸福;如果他的心雄万夫还能够有“知我者,二三子”,那就更加幸福了。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