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盾: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法治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 次 更新时间:2021-03-25 16: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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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盾  

   摘要: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是法治。法治意味着法的理念与现实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法治的理解,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为指导,依循法律之理念与现实的内在二元结构,并结合现代法治发展的实际历史过程,探讨三个有关法治的理论问题:第一,法治的社会物质关系基础是市场经济,法治本身是经济关系变革与法律关系变革相互作用的产物,具体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财产关系抽象化催生了近代法律,并造就了由自由与公平、权利与义务诸原则体现的法律之形式正义。第二,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对法律之形式正义的有限性和本质缺陷进行的批判,为现代法治揭示出更高的目标和理念,这就是“作为实质正义的社会正义”,其具体内容是消除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压迫性,实现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从而实现作为法治最高目标的公共福祉。第三,马克思法哲学批判在当代西方法哲学中的理论效应,表现为后者对现代法治发展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沿着马克思揭示的理论方向,超越西方法治传统的形式正义教条,强调作为实质正义的社会正义在法治中的地位和意义,使法律的形式正义尽可能内在地蕴含在实质正义之中。

  

   关键词:马克思  唯物史观  法治  实质主义

  

   作者:张盾,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长春130012)。

  

   当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根本目标。依法治国的核心概念是“法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按照法理学的一般共识,法的构成是理念与现实、形式与内容二元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法律永远指向它的最高理念,即“应当存在的正义”。但另一方面,理念本身并不产生实际的法律,而只是法律的先验形式,法律在其内容方面乃是由最具体、最坚实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现实。而“法治”则意味着法律的理念与现实、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结合。一般认为,法治主要包含如下原则:法律的至上性,即包括造法者和执法者在内的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的中立性,即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法律的自主性,即法律的判决和执行不受任何政治权力和个人权力的干预;法律的可操作性,即法律的内容应该公开、明晰、确定和面向未来。本文对马克思法哲学中的法治问题的研究,为了避免陷入抽象理解,必须重提马克思对法的本质的经典论述:法的关系“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依循法的理念与现实二元性的问题结构,本文试图论证: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法哲学思考,一方面揭示了法治的社会物质关系基础是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则揭示了法治的最高理念是以无产阶级解放为标志的社会正义。

  

   从市场经济透视法治的社会物质关系基础

  

   从唯物史观的观点看,法的关系源于社会经济结构,法治是经济结构变革与法的关系变革相互作用的产物,而现代经济结构的特征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曾经创造了历史上结构最复杂、发展最充分的市场经济,因此,马克思对法的关系的思考主要聚焦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其当作人类文明的遗产予以批判性的继承,并赋予其新的形式和目的。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作为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现实基础,是现代经济生活的合理而有效的组织方式,它对一个国家的兴盛和国民的福祉来说命运攸关。因为只要社会经济生活的结构呈现为以经济的自治主体为单位,以计算、赢利和积累为目的,以商品、资本和劳务的交易为内容的所谓“市场”,它对法律作为客观公正的规范体系的需要,就是它的内在本质。因此,对法治的社会基础的探讨,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象与规律作为主要对象,是不可避免的。

  

   法律在世界各文明民族中各有其古老渊源和独特传统。但法律的现代形式,即客观公正的规范体系和完整严格的程序体系,却只是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才充分发展起来。为什么最完整的法律形式对应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对这个问题只有依据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原理才能作出真正合理的解释。按照一般法学原理,法的理念是作为公平的正义;但马克思明确指出,法律关系得以建立的现实基础却是由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确切地说,这是一些以自身利益为目的的个人和每个人都在追逐自己利益的社会,即黑格尔所谓市民社会。历史地看,正是资本主义第一次从形式上实现了这种理念与现实的统一,即现代市场经济的自由公平的互惠交易和现代法律的客观化、形式化的公平与正义。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原则,马克思特别强调:“法律在巩固分配关系方面的影响和它们由此对生产发生的作用,要专门加以规定。”

  

   通常将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追溯至韦伯。韦伯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不仅基于生产技术的进步,而且需要一种可靠的法律制度。在运作良好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法律的唯一作用就是通过制定详尽的成文法对财产权之间交易活动的诸方面加以规范,以此对财产权本身提供保护。韦伯追问:“这样一种法律体系和这样的行政管理,能以如此完善的法律和形式为经济活动服务,也仅见于西方。因此我们必须探讨那种法律是从哪里来的?”根据韦伯的研究,大约在17—18世纪的欧洲,现代自然法从纯粹的形式日益走向实体化,其具体表现就是个人之间的契约自由,按此趋向,所有正当的法律都依赖于制定,而所有制定法都应产生于真实的自由的个人之间的理性的协议。由此产生的正当法律,其形式上必须和基于自由协议的合理秩序相一致,其内容的“基本构成成分是财产以及对财产的自由处置权,这种财产是通过与整个世界或者与某些其他人达成的原始契约,经自由契约交易而正当获得的财产”。很显然,韦伯所谓“自然法的实体化”,不过是自然法衰落与法律实证主义崛起的另一种说法。新的法律概念日益疏离自然法那种形而上学的纯粹形式的正义原理,而坚持以实在法为基础正当取得的权利具有不可侵犯性,并直接将法律权利的正当性与当事人预期中的经济目的联系在一起。比如,现代商法最重要的实体性内容是“以有利可图的转让为目的而获取货物的契约”,商法对这种契约的定义并未涉及法律本身的形式特性,而是针对具体交易的预期功能特性,因为“各方私人当事人具有法律意义的协议和活动都是为了达到经济目的,并且以受到经济决定的预期为取向”。韦伯发现:“经济条件到处都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就它们对于今天西方法律特有的现代特征之形成所作出的贡献而言,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向大体如下:在那些关注商品市场的人们看来,意欲稳定运行的经济经营、特别是资本主义经营得以存在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总的来说就是法律的理性化和系统化,尤其是法律程序的运行过程具有越来越大的可计算性。”这就再次印证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即现代法律的社会物质关系基础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纯粹形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不复存在。

  

   韦伯的研究明显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但韦伯对法律与资本主义共生关系的内在机理的研究是不充分的。法律在何种意义上保护了资产阶级财产权?如何从历史观的高度说明经济关系变革与法律之间的内在关联?韦伯的研究在这些问题上语焉不详。马克思早就指出:“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真正具有历史观高度的深刻而具体的研究来自苏联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帕舒卡尼斯早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不朽论著《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帕舒卡尼斯依据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对经济关系变革与法律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分析,有力地证明了现代法律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财产关系抽象化的产物。

  

   众所周知,马克思历来重视社会关系的经济基础、利益关系,尤其是财产权问题的考察:“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关于财产如何从“侵占与保护”的原初形态发展为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合法财产,直观的消极的解释观点认为,财产权是一种针对第三人的普遍禁令,即排除所有者之外的任何人使用和处置其所有物的权利。马克思早就批判过这种把私有财产理解为“财富的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的观点,指出人的关系才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帕舒卡尼斯依据马克思揭示的原理,指出抽象的禁令只是财产概念的源头,完全意义上作为法律关系的财产权只有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出现。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对资本主义法律关系的物质前提的分析,资本主义首先是一个商品拥有者的社会;与商品具体的使用价值相对立,商品抽象的交换价值只有基于一种财产资格,才能在与其他商品的交换中实现自身,这种作为财产权实现形式的价值交换行为必须假定其出于商品拥有者的自由意志。帕舒卡尼斯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出,在上述过程中,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完成了一次最深刻的抽象:它将人的存在的无限丰富内涵,抽象为作为财产所有者的法律主体,同时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具体关系抽象为财产权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作为所有者和经营者,他们是抽象的法律主体,在法律的意义上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从而转让自己的商品,获取别人的商品。要言之,帕舒卡尼斯最重要的具体分析有两点:

  

   第一,只有这种法律意义上能够作为商品转让和获取的财产才是最完美的财产。前资本主义的财产概念,无论作为武力侵占的物,还是作为自己生产和使用的物,其财产关系都表现出原始的、自然的、有限的形式,即它不是法律基础上的普遍的平等权利,而是伴随着侵占和保护等偶然行为的特权。只有在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中,财产的占有才从自然的东西转变为法律的东西,“只有当财产成为市场上可以随意处置的东西时,它才成为法律形式的基础”。通过抽象,人们从实体性的经济关系的冥想中得出法律秩序这一概念,私有财产才第一次变成形式上完美而普遍的财产权概念,它不再关心实体物,而是在最普遍的意义上表现为黑格尔所谓“自由的定在”,即成为一种理性的、规范性的、形式化的关系概念。另一方面,从主体上去理解,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能从特殊的交换行为能力抽象出法律主体这一概念;作为一个形式完美的主体概念,它展示出所有特殊市场行为的最本质的一般规定,即抽象的法律能力。“只有在商品生产中,抽象的法律主体才看到了光芒。……只有在市场上持继不断的价值交换中,才创造了这些权利的固定承受者的思想。”“法律主体是上升到天堂的商品的抽象拥有者。”一旦经济主体变成法律主体,就获得了一种罕见的能力:他将自己的特殊意志变成法律的意志(规范),从而成为合法的正当权利。作为法律主体,他是自由的,与其他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平等的。

  

第二,只有这种法律意义上能够在市场中互惠交易的财产才是最安全的财产。因为,法律秩序下以赢利为目的的互惠交易是财产权的最有效保障,这种互利性由市场规律加以保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力量的使用。封建财产制与资本主义财产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不能通过平等互惠的“转让与获取”来形成多方共同担保的客体。历史上,买卖交易古已有之,法律并不先验地预设一个和平状态,早期的贸易经常和武装抢劫混合在一起,所以早期的法律(包括罗马法)包含了大量自力救济的因素。但古代的海上贸易和商队贸易尚未产生保护财产安全的需求,因为交易者之间巨大的空间距离是反对他人侵犯财产权的最好防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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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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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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