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思想的前提批判,是孙正聿教授对哲学的准确定位。这一定位不仅具有可靠的理论依据和科学依据,而且同对人的本质、人的存在方式的考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构成了对历史的前提批判和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对人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怀的双重关怀。从思想的前提批判引申并深化了对哲学的“三个追问”,对哲学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的追问敞开了理论与现实互动的新理论空间,对“当代中国哲学理念”的追问则展现了在“两个结合”中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学者担当和学术使命。思想的前提批判,体现了孙正聿教授对以“崇高”为核心范畴的深切的哲学追求。
[关键词] 思想的前提批判;历史的前提批判;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和孙正聿教授都是77级的大学生,学术生涯都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而起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展开,在这个意义上,我和正聿教授是同一代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每一代学者有每一代学者的追求。作为学者,正聿教授的追求,就是“哲学的追求”;正聿教授的人生,就是哲学的人生、思想的人生。用正聿教授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我常常在房间里踱步——被思想激动得不能安坐;我常常在窗台前眺望——以思想窥见澄澈的天光;我常常在书桌上疾书——让思想在笔端自由流淌。”正聿教授把哲学“定位”于“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并认为“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的旨趣就在于以理论方式表征人类对崇高的寻求”;“寻找意义和重建崇高,正是当代哲学在对当今时代精神的反思中所形成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正聿教授的“哲学的追求”,就是对以“崇高”为核心范畴的哲学求索。正是在这种深情的“哲学的追求”中,显示出正聿教授深邃的“哲学的目光”。
一、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
如果用两个命题来概括正聿教授的“哲学的追求”,那就是“两个追问”:一是对哲学本身的追问,即什么是哲学;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追问,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看来,这“两个追问”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是什么。在哲学的所有问题中,哲学观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于一般人来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对于哲学家来说,你有什么样的哲学观,你就会建构什么样的哲学。正因为如此,正聿教授指出:“‘哲学观’并不是哲学中的‘一个观念’,而是哲学中的‘核心观念’和‘灵魂观念’;‘哲学观问题’并不是哲学中的‘一个问题’,而是哲学中的‘实质问题’和‘根本问题’”。
哲学是一个理性的“王国”、概念的“王国”,同时又是一个问题的“王国”,其中,最折磨哲学家耐心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哲学,或者说,哲学的位置在哪里?最折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耐心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位置在哪里?考察哲学史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哲学家对哲学有不同的看法。这一特殊而复杂的现象印证了黑格尔的一个见解,即“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于它的本质,对于它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的确如此。对于哲学而言,不存在什么“先验”的规定,也不可能形成超历史的、囊括了所有哲学的统一的哲学定义;对于哲学家而言,不存在为所有哲学家公认的哲学定义,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哲学家对哲学有“不大相同的看法”,不仅哲学观点不同,更重要的,是哲学理念不同。一言以蔽之,是哲学观的不同。
对哲学史的深入考察和对哲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对当代实践活动和科学结构的深刻剖析,使正聿教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观,那就是:“‘哲学观’,在其现实性上,总是‘哲学家’作为主体所提供的各种各样对‘哲学’的理解的‘哲学观’”;“哲学家的这种独特的解释原则和概念框架,独到的理论旨趣和价值标准,以及凝聚其中的该时代的人类自我意识,集中地表现为哲学用以解释全部哲学问题的‘统一性原理’,即‘哲学理念’”。由此,正聿教授把哲学“定位”于“思想的前提批判”,并认为思想的前提批判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形成哲学反思的自觉性,深入到对构成思想的根据和原则的反思;二是揭示思想中隐含的前提,发现真正的问题;三是消解思想前提的强制性,以逻辑的力量去摧毁已有的逻辑的强制性;四是修正、转换思想的前提,以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建构思想的新的逻辑支点,为人的思想活动提供新的思想平台。在我看来,这是在当代实践活动、知识结构、认识水平背景下,对哲学的准确“定位”,显示出正聿教授独到而深邃的“哲学的目光”,为我们重新理解哲学开辟了新的天和地。
把哲学定位于思想的前提批判,有其可靠的理论依据。这就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和“理论思维的前提”的论述。在考察了“全部哲学”尤其是“哲学近代”的历史之后,恩格斯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分析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及理论思维的特征之后,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在其结果中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应该说,我们对恩格斯的这两个论断是“熟知”的,可问题就在于,“熟知并非真知”。受传统的哲学教科书思维方式的影响,我们并没有“真知”恩格斯这两个重要论断的深刻内涵。正聿教授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停留在“熟知”,而是达到了对恩格斯这两个重要论断的“真知”,那就是:哲学研究的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或者说,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
的确如此。所有的具体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特点,那就是,都把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作为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东西,即作为“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用理论思维去研究存在及其规律,甚至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及其规律(心理学)、人的思维活动及其规律(思维科学)。科学总是现实地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但科学本身并不反思实现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前提,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如果某种科学研究、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那么,它就越出了科学的范围,而进入哲学的领域了。与科学不同,哲学既不是脱离存在去研究思维,也不是脱离思维去研究存在,而是专门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追问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根据,并把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前提批判”。更重要的是,这种“前提批判”包括对以往批判活动的根据、标准和尺度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批判的前提批判。哲学正是以这种前提批判渗透于人类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从而不断变革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实践活动的前提,不断推进社会发展。
传统的哲学教科书把哲学看做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是关于整个世界普遍联系的科学,或者说,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种对哲学的定位,实际上是把哲学等同于科学,或者说,是把哲学看做是最大、最高的科学,即“科学的科学”了。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对哲学的能力的本质做这样的期望和要求未免过于奢求”。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这种哲学实际上是“形而上学”在现代的“复辟”。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研究、发现、把握整个世界的普遍联系是科学的任务,而不是哲学的任务,哲学也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实际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明确指出:“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再次重申了这一重要观点:“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正确而深刻。从历史上看,许多具体科学都是从哲学中分化出去的,这种分化既缩小了哲学的范围,又扩大了哲学的范围。这是因为,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化和拓展,科学又会不断带来新的哲学问题,从而扩大了哲学的研究范围和问题容量。这种种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理论思维的前提问题,而哲学正是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或者说,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正聿教授对哲学的准确定位,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哲学思维的地平线,并启示我们,只要科学存在,哲学就会存在。哲学不是“李尔王”,绝不会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
二、思想的前提批判、历史的前提批判与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我在这里之所以大段引用马克思的话,是为了说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思想的前提批判和人们生活的前提批判、历史的前提批判是密切相关的。正聿教授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正聿教授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并没有停留在“纯粹”哲学的范围内,而是把思想的前提批判和人的存在及其命运结合起来了。用正聿教授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这种思想的前提批判“熔铸着对人类生活的挚爱,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人类境遇的焦虑,对人类未来的期待”。这一见解同样显示出正聿教授独到而深邃的“哲学的目光”。
哲学与“人学”密不可分。从哲学史上看,苏格拉底把德尔菲神庙的这句箴言变成了哲学的拱心石和出发点,并使其真正转化为哲学。如果说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那么,“认识你自己”是哲学的永恒主题。无论把目光投向自然,还是转向社会;无论把目光投向外部世界,还是转向人本身,哲学归根到底关注的都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我同意并赞赏正聿教授的观点,那就是:“现代哲学是以‘倒退’的形式把思维和存在相统一的诸种中介环节凸显出来,在语言的批判中深化对人的存在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理解”。
在我看来,分析哲学之所以推进了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研究,是因为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成果就积淀并表现在语言中,从本质上看,从语言的意义去理解和把握世界,实际上就是对人与世界连接点、中介的寻求,体现的是现代哲学对思想、语言、世界三者关系的总体理解;分析哲学之所以是以“倒退”的形式推进了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研究,是因为分析哲学不理解“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和“现实生活的表现”,相反,在分析哲学那里,语言成了一个独立的特殊的王国。马克思仿佛预见到分析哲学的这种“语言学转向”似的,明确指出:“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
人们常说,哲学就是世界观。实际上,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人生观。人生观并非仅仅是一个对待人生的态度的问题,从本质上看,人生观问题就是世界观问题。这是因为,人生活在自然中,必然有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生活在社会中,必然有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生的不同看法必然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不同看法。确立一种人生观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即人与世界的关系的问题,而人与世界关系的问题就是世界观问题。这就是说,人生观就是世界观,世界观就是人生观。在哲学中,世界观和人生观已经融为一体了。换言之,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人生观。在我看来,世界观和人生观高度统一、融为一体,构成了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理论职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一种“批判的世界观”,又是一种科学的人生观,并认为“‘人生观’——即使是被哲学家所曲解的——当然总是由他们的现实生活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目标是解答人的“历史之谜”和“人生之谜”,价值旨归就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即在价值目标上追求“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共产主义就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因此,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探讨,必然促使马克思展开对社会(历史)的前提批判。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不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发生“全面的对立”,因此,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或者说,对意识形态的前提批判必须延伸到社会(历史)的前提批判、人的生存的前提批判。马克思指出:“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的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思想的前提批判、意识形态的前提批判延伸到对现实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批判。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前提”,就是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就是资本。“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之所以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前提,是因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利,资本不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改变了与人相关的自然界的存在属性,而且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形态;不仅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而且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活动方式、意识形态。资本“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这就是说,正是资本使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化了。
由此可见,资本自在自为地运动着,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规定、建构原则、基本建制,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和最高的社会存在;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或者说,对意识形态的前提批判,归根到底,应当指向资本,也必须进行资本批判。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以商品范畴为起点,以资本批判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的对“拜物教”等意识形态的批判、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批判。因此,我们应当从“本体论批判”和“前提批判”的高度去理解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正聿教授提出并阐述的“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及其与“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为对象的哲学,本质上是对理论思维的前提反思,也就是把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作为反思的对象来考察。而这种理论思维的前提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就是哲学本体论问题。”人对自然、社会的依赖性和超越性,人类存在的现实性和理想性、人类生活的个体性和整体性,构成了人类自身存在的矛盾性,构成了人与世界的矛盾性,即构成了人与世界关系的辩证法。马克思正是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形成了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并真正揭示了辩证法的“本性”——批判性和革命性。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和把握正聿教授提出的思想的前提批判、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的深刻内涵了。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的前提批判和人的本质的前提批判的探讨也是密切相关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经常的结果。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为它自己确立的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前提,也就是说,一当它发展起来并在与它相适应的关系中发挥作用时,它就连同它的条件一起被确立为前提。”正是在这种前提批判中,马克思深刻意识到:“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作为历史的“前提”同时又是历史的“产物和结果”的人,其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创造社会,社会也创造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这就是说,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生成于人的活动之中,但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支配人的活动、人的本质,使现实的人具有特殊的性质。
马克思形象而精辟地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他才成为奴隶。”一个人“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从根本上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由此,马克思展开了对人的本质的前提批判。这种人的本质的前提批判和社会(历史)的前提批判是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再强调:“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由此可以看出,正聿教授把思想的前提批判同人的生活、人的命运、人的存在境遇结合起来考察,具有可靠的理论依据和深刻的理论内涵,同样显示出他的独到而深邃的“哲学的目光”。
三、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正聿教授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但不是书斋里的学者。研读正聿教授的著作可以看出,正聿教授深切地关注着当代中国的现实。“用现实激活理论”和“用理论照亮现实”,就是正聿教授的哲学研究生动而深刻的写照。正是在这种“激活”和“照亮”的双向运动中,正聿教授从对“哲学是什么”的追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的追问,又引发出他的第三个追问,即“当代中国哲学的理念是什么”。为此,正聿教授深入而全面地探讨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学术使命和学术担当”“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当代中国的哲学道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与担当”“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构建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思维”……从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理论空间,并同样显示出正聿教授深邃的“哲学的目光”、深情的“哲学的追求”。
从根本上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依据当代中国的实践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创立者,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活动主要是在德国、英国、法国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创立时的主要思想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因此,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属于外来文化。也正因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的思想来源上,而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构具有中国元素、中国精神、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使中国人民不仅从科学上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从文化上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聿教授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原创性’,集中地、鲜明地体现在‘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人类性的问题’,又有表达中国哲学精神、体现中国哲学智慧的‘民族性特点’;既有解决‘人类性问题’的‘普遍性思想’,又有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性内涵’”。这一见解正确、中肯而深刻。
坚持“用现实激活理论”和“用理论照亮现实”,这是正聿教授哲学研究的根本特征。用正聿教授本人的话来说就是:“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的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的现实问题都深层地蕴含着重大的理论问题;离开重大的现实问题就不可能提出真正的重大理论问题,离开重大的理论问题也不可能洞察和解决真正的重大现实问题。真正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就是从重大的现实问题中捕捉、发现和提出重大理论问题,并且在分析、研究和回答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探索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进而赋予理论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实现‘术语的革命’和新的理论体系的创建。”的确如此。哲学史昭示我们,凡是有成就的哲学家,都是或直接或间接、或这样或那样地解答了重大的现实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了新的理论体系。
我同意并赞赏正聿教授的这一观点。哲学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说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水中的月亮是天上的月亮,眼中的人是眼前的人。哲学应当也必须同现实“对话”,否则,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随波逐流。当代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重要特征和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空间中进行,而且三重变革又是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重建设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可谓史无前例、规模宏伟、极其特殊而又复杂,它必然提出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必然为我们的哲学反思开辟广阔的社会空间,必然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现实的基础。深切地关注这一现实问题,并使现实问题转化为理论问题,升华为理论观点、理论体系,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应有的良心和使命。用正聿教授本人的话来说就是,“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并“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从而用“中国理论”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必须”上,而是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马克思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实际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是如此,二者同样具有“共同之点”,这种共同之点又使二者之间具有契合之处。正是这种共同之点、契合之处构成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前提、理论依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内在的规定性。观念系统具有可解析性、可重构性,观念因素之间具有可分离性、可相容性。一种文化形态所包含的观念因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观念系统中。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物种延续是同种相生,而精神生产则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不同文化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造就新的哲学形态。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哲学形态一定是突破单一的学科系统或文化系统、博采众长而创新的哲学形态。
历史已经证明,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传统文化避免了同近代中国社会一道走向没落;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把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推向世界,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世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因此,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用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汲取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思想、哲学理念、哲学精神。
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哲学形态的建构或重构,都是由现实的实践所激发并以此为现实基础的。因此,我们应当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为现实基础和思维坐标,深入探讨、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共同之点、契合之处,并对那些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之点、契合之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从而使二者有机结合,创造新的哲学形态,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属于中国哲学。能够代表中国哲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正因为如此,正聿教授深入考察了当代中国的实践,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深入研究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和基本范式,并在“重新阐释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范畴是“以物质、实践、哲学为核心范畴的三组基本范畴”;基本范式是“以物质-规律、实践-选择、哲学-对话为标志的三种研究方式”,“因此,在21世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需要展开中、西、马的‘对话’,而且需要切实地、充分地实现以‘物质’‘实践’和‘哲学’为核心范畴的三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之间的‘对话’”。在正聿教授看来,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学术使命和学者担当。的确如此,每一代学者有每一代学者的任务、使命和担当。我们这一代学者的任务、使命和担当,就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到“哲学家的眼睛”和“科学家的眼睛”。发现物理运动及其规律、化学运动及其规律,这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而从物理运动及其规律、化学运动及其规律中发现质变量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发现“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并发现具体存在及其规律对人的存在、发展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哲学家的眼睛”。哲学家的确具有不同于非哲学家的“眼睛”,那就是善于从现象中看到本质,从同一中看到对立,从对立中看到同一,从肯定中看到否定,从偶然中看到必然,并从思维与存在、真理与价值的双重关系中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正聿教授的思想的前提批判中,在深情而崇高的“哲学的追求”中,我们看到了作为哲学家的正聿教授的“眼睛”——深邃而高远的“哲学的目光”。这使我不禁想起了王安石的两行诗句: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