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谢韬等:福山依然是“福山主义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2 次 更新时间:2015-06-28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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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个观点成为“福山主义”的核心,其提出时机与时代背景的某种巧合,助力了它的传播。近些年,福山从国家竞争、国家发展角度,关注政治秩序的话题。有学者认为,福山已不再是一个“福山主义者”了。但是,阅读福山的新书《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到结尾,会发现,福山新提出的“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模型的前提,仍然是“充分的自由民主”——而这个“自由民主”,是以西方特别是美国式自由民主模型为例证的,福山思想体系并未脱离“历史终结论”。


对话人:张盾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苏长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谢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张振江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对西方制度最激进的辩护

福山将历史的终结定位于20世纪的最后25年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在全世界取得的所谓“决定性胜利”。

张盾:福山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西方主流派的自由主义者,并且是其中的激进派。20世纪末他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大规模失败,标志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形式”和“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标志着“历史的终结”。这是西方主流政治哲学为处于困境中的自由民主制度所作的一次最激进的辩护,不仅回护其政治基础,而且试图恢复自由主义的绝对话语权。但福山的特点在于,他是阿兰·布鲁姆的学生,在学术背景上属于西方政治哲学中的施特劳斯学派,因而能够把这样一个鲜明的政治问题引入复杂的西方思想史深度背景中,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重提西方历史上从基督教延续到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历史问题的争论,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从西方思想史看,“历史终结论”最早起源于基督教救赎历史的末世论信仰中的一个观点,认为,为了使历史获得一种“终极意义”,必须预设历史有一个作为终极目的的“终结点”,用这个“终结点”来规定和完成历史进程,这个“终结点”就是上帝国。后来黑格尔对基督教进行世俗化解释,把基督教救赎史对历史终结的期待引入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过程作重新理解,提出:“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再后来,科耶夫对黑格尔这一论断进行解读,他推测黑格尔所认为的历史终结就发生在现代性的历史中,其标志性事件就是《精神现象学》第六章最后部分讨论的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帝国建立以及德国哲学的诞生等事件。福山也是科耶夫的学生,他进一步发挥其老师的上述观点,提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为历史有一个内在的终极目标,该目标的实现将是历史的终结,黑格尔将这个终结定位于“自由国家”,马克思将终结定位于共产主义社会,福山则将历史的终结定位于20世纪的最后25年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在全世界取得的所谓“决定性胜利”。

苏长和:福山的困境,在于新世纪以来西式自由民主宏大叙事的终结所产生的意识形态贫困和焦虑。我个人认为,阅读包括福山在内的许多西方“现代自由民主”主题的著作,需要把握住几点“要领”,有助于化繁为简,了解西方特色的民主政治理论。

第一,“自由民主”理论的神学特色。大家可以看到,英语学术界关于“自由民主”的叙事类似于神学,是绝对的、无敌的、全能的,具有唯灵论色彩,所有与其对立的模式都是坏的、邪恶的、落后的。对每一个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学者来说,这太不正常了,不是客观讨论问题的方式,因为人们不能对一个预设为“神”的东西提出质疑,你若质疑,你就会被归为异教徒。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学术塑造的“自由民主”国家很像一个世俗基督教国家,其叙事逻辑同神学政治逻辑很相似,差异只在于将“上帝”置换成“自由民主”。

第二,“自由民主”理论的意识形态特色。霸权国家或者争夺霸权的国家一般都要在竞争中将自己高度抽象的思想符号上升为普遍主义,赋予其普遍性的形式,并把它说成是唯一合理的、普世的。国际政治中的不少帝国,在意识形态上都有这个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过这一原理。所以,在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的短暂时期内,福山的思想其实配合了美国短暂霸权的外交和外宣。这就是为什么“普世价值”思潮短暂流行的原因。但很显然,单极不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多极才是常态。在多极政治下,“普世价值”思潮很快就会没有市场,而共同价值更具意义。我曾经把“民主”的英文单词“democracy”改成了“democrazy”,我们看看美国外交打着推销“民主”的旗号给不少地区造成的混乱就清楚了,这个道理不需要复杂的学术推理来论证,活生生的现实摆在那里。

第三,“自由民主”与国家治理。这方面,我们要肯定西方“自由民主”学说在国家治理上的些许可取性,但这只是一方面,政治学本质上是一门研究治国理政和国家治理的学问,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治国理政和国家治理模式,最终无非都是要形成一个具有中性色彩词汇——“秩序”状态,所谓“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而不是意识形态色彩很重的“自由民主”。现在,福山在一片质疑声中开始了其观点的调和,比如开始重视国家治理绩效问题,关注国家能力问题,其实是回到了中国政治学强调的治国理政和国家治理这个中性词的主题,而不是神学或者意识形态色彩很浓厚的“自由民主”学说上。这个思想转变有一个过程。


依然是“福山主义者”

福山的政治秩序除了国家能力,还包括法制和民主问责,而在亨廷顿眼中,“不管白猫黑猫,有治理能力就是好猫”。

谢韬: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这两个概念,都不是福山的原创,而是由他老师萨缪尔·亨廷顿在其1968年出版的《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首先提出。福山自己也明确指出,他的这两本关于政治秩序的书,是对亨廷顿观点的修正和补充。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他与亨廷顿存在分歧,但是他的基本结论和亨廷顿是一致的。

亨廷顿认为,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传统社会往往会经历政治失序,而没有最基本的政治秩序,就不可能有持续的经济发展,更谈不上“自由民主”;建立政治秩序的过程,就是政治制度化的过程,而具有高度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凝聚性的政党,是政治制度化的标志。亨廷顿的政治秩序理论,是对当时颇为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的回击;后者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政治稳定,最终走向“自由民主”。

福山和亨廷顿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极力推崇国家能力。亨廷顿有句名言:“国与国之间最大的政治分野,其实不在于政府的组织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治理能力。”他还写道:“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他对共产主义体制下的苏联和庇隆统治下的阿根廷不乏赞美之词,认为它们和英美“民主”国家一样,都具有高度的国家能力。相比之下,福山的政治秩序包括三个因素,其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国家能力。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福山花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讨论国家能力,如德国和日本为什么能够建立强有力的国家,美国是如何建立国家能力的,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大多数国家为什么缺乏治理能力,等等。

他们之间的重要不同之一,就是福山的政治秩序除了国家能力,还包括法制和民主问责,而在亨廷顿眼中,“不管白猫黑猫,有治理能力就是好猫”。从这个角度来看,福山还是当年写《历史的终结》的福山,并且他在该书的结尾部分明确指出,西方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的衰落,并不代表民主体制本身有致命的缺陷,“所有社会,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都会面临衰落。关键在于它们能否做出相应改变从而让自身重新焕发活力”。

张振江:福山作为一名学者,其个人的思想主张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那就是他依然相信并信仰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是“终结”历史的“至高点”。但他的学术兴趣和研究话题却是与时俱进的:从1993年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2004年的《国家建构》、2007年的《美国处在十字路口》、2008年的《信任:人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2012年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直至2014年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可以看到他持续关注“历史终结”的可能。如果说1989年还年轻的他大胆地憧憬和预测了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是“终结”历史的“至高点”,而目前围绕政治秩序的研究则是回答为什么他所憧憬的那种景象还没有实现。在这一答案的追寻中,他对美国的国家建构、认同政治、社会秩序、政治能力等进行了更为细化的研究,而且似乎找到了问题所在:那就是“自由民主”的美国尽管依然是世界的“山巅之城”,却出现了“政治衰败”的问题,这大概是妨碍“自由民主”百战百胜的一个症结,亟待解决。


难以圆融的理论难题

福山花了很大篇幅解释现代国家的兴起,但是他的解释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给人感觉基本上就是即兴的“拿来主义”。

谢韬:福山认为,最好的政治秩序,是国家能力、法制和民主问责这三个因素之间的最优组合,最理想的顺序是先有法制,然后是现代国家,最后是民主问责。在他看来,美国是最典型的先施行法制和“民主”,后建设国家能力的国家,其结果是两大政党把行政机构当作“选举分赃”的战利品,让“赢者通吃”的庇护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国家能力。尽管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运动”以及罗斯福“新政”大大提高了美国的国家能力,但是到了今天,美国的政治秩序似乎又回到了19世纪的“政党和法院治国”的模式,也就是代表国家能力的行政机构日益被边缘化。

福山以上观点是对亨廷顿思想的重要补充。但无论是理论构建、概念创新,还是实证分析,福山与亨廷顿还有很大差距。

第一,福山花了很大篇幅解释现代国家的兴起,但是他的解释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给人感觉基本上就是即兴的“拿来主义”。比如说,关于非洲国家的治理能力低下,他说,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国家曾在非洲施行的是“廉价”殖民主义,没有在政治制度建设上投入大量资源,因此二战结束后它们撤离非洲,没有给当地人留下制度遗产。在讨论拉美国家的时候,他又说欧洲殖民者把国内的政治制度移植到了拉美,但是移植的产物是“弱势的专制”,而不是强有力的政府。他同时指出,拉美和非洲的地理环境,包括热带雨林和高大山脉等,对国家能力的投送造成了严重阻碍。在讨论拉美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该地区少有国家之间的战争,并引用了另外一位学者“给战争一次机会”的观点;而在讨论非洲的时候,他提到了很多国家内部的部落冲突,却忽略了非洲国家之间也少有战争这个事实,并且根本不提“给战争一次机会”。我的疑问是,如果福山认为“战争造就国家”适用于拉美,为什么又说它不适用于非洲呢?

第二,福山在书中多次强调政治秩序三个因素之间的时间顺序,并且认为最理想的顺序是先有法制和国家,然后是民主。然而,他又坚决否定了“从专制下的经济发展再到民主转型”的发展模式:一是各个社会的政治秩序往往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历史传统和外部因素,因此很难按照一个理想的模式去改造一个社会;二是大众对民主政治,如个人权利和民主问责的诉求是一个规范性问题,即使是民主政治也可能带来种种负面后果,如庇护主义(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庇护者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被庇护者提供保护和利益,被庇护者向庇护者提供一般性的支持和帮助作为回报)。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很差,经济发展很落后,也应该施行民主。如果这样,福山就必须面对两个问题:为什么当今世界绝大多数贫穷国家都不是民主国家?为什么很多贫穷国家在“民主”转型之后一直处于贫困动荡之中?

总之,福山还是没有面对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因果关系。现在学界的基本共识是,两者之间是外生性的关系,即民主可以在任何国家建立,但是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国家民主转型才会成功。


对中国发展路径只是有限认同

福山对中国模式有过正面评价,但是要让他来认同中国模式会很难,除非他彻底否定掉自己的学说。对一个学者来说,这往往很难很痛苦,无异于学术自杀,何况他依附在美国的学术体制下。

张振江:福山的研究之所以突出“政治衰败”,有一个现世的背景,那就是世界秩序的变化,而当前世界秩序变化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崛起。像任何一位从事政治研究的学者一样,福山不可能不关注中国以及中国崛起的现象。据我所进行的简单的电子查询,他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提及中国500余次(“China”331次+“Chinese”170次),相比之下,日本300余次和俄罗斯230余次。全书专门用两章(第24、25章)分析中国,再加上东亚的章节,中国大概是书中除美国之外谈论最多的国家。

不能说福山“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但他的确对过去几十年中国政府所取得的成绩赞赏有加。他明确写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当代中国政府在“经济增长、降低贫困、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得极好”。然而,像他担忧美国一样,他也担忧中国稳定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由此,他提出了当代中国依然面临历史中国的“坏皇帝”难题:缺乏足够的“好皇帝”甚至是必然出现的“坏皇帝”,终将是中断中国社会和政治稳定与持久的最大“忧患”。他所开出的“药方”还是他一贯呼吁的法治和民主,认为它们才是能够彻底解决“坏皇帝”难题的“法宝”。

苏长和:福山对中国模式有过正面评价,但是要让他来认同中国模式会很难,除非他彻底否定掉自己的学说。对一个学者来说,这往往很难很痛苦,无异于学术自杀,何况他依附在美国的学术体制下。另外,福山提出美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有勇气的,反映了一部分美国学者的心声。美国要想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政治体制需要改革,一个重点是如何完善内部制度,从制度上限制、弱化军工复合体对政治的干预,减少对外用兵和黩武主义。

实际上,即使西方世界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发展路径,例如英美模式和德国模式就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不能采取英美模式,如果那样的话,对世界将是一个灾难。为什么?因为英国曾经有自己庞大的殖民地,美国在海外建立无数个军事基地,20世纪不知道对外打了多少场战争,而中国模式在外交上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以内部消化压力以及与外部世界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发展。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给世界的一个承诺,同时也是一种责任。

当前国际关系正在出现具有新的世界历史转折特点的变化,历史远没有终结,新的世界历史却正在徐徐展开。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主要国家或者东西南北国家对世界秩序和国际秩序的关注,本身就说明了历史在进入一个选择和发展的关口。我们不要忽视世界范围的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力量,世界政区的变化以及更多新兴力量加入到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中,自然会推动历史向更壮观的方向发展。

谢韬:现在国际社会对世界秩序如此关心,中国崛起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从1840年开始,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当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区域大国,这就给西方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面对一个强大的、在政治制度上又和西方国家有着根本不同的中国?

对世界秩序的讨论,绕不过亨廷顿和福山,前者提出了“文明的冲突”,后者提出了“历史的终结”,他们从不同角度预测了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然而,他们在对后冷战世界秩序做预测的时候,中国的崛起刚刚开始。因此他们并没有讨论中国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和角色。不过,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已经让任何关于世界秩序的讨论不可能没有中国。


人类自由和解放才是历史的最高目标

对包括福山在内的很多西方学者而言,现实中的中国崛起是一种学理上的挑战,更是对迟迟没有实现的“历史的终结”预言的一种挑战。

张振江:对包括福山在内的很多西方学者而言,现实中的中国崛起是一种学理上的挑战,更是对迟迟没有实现的“历史的终结”预言的一种挑战。20世纪80年代,面临日本的崛起,美国学者们纷纷研讨大国之兴衰的“规律”,有人认为那是一种任何强国都无法逃脱的“历史轮回”,甚至有人为美国的持续称王称霸出谋划策。

福山的研究更像后者。尽管他依然信奉自由民主是历史的“至高点”,但信心显然不如25年前那么直接敞亮,似乎对美国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崛起国家的竞争表露了担忧,所以他的研究议题中很重要的是国家能力、国家建构、民族建构、对外关系,等等。但是,不像其他学者会把矛头指向“竞争者”中国,福山选择了回头内省、反思美国自身的做法,而且也似乎发现了问题,那就是美国出现了“政治衰败”。福山相信,只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原先“历史的终结”的景象依然是会实现的。

张盾:福山显然低估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面临的种种内在困难,更低估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仔细品读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不难发现福山这本庆贺西方自由民主最后“胜利”的书,其根本气质其实是相当灰暗和忧郁的,表现在:福山崇拜黑格尔描述的中古时代“为了取得别人的承认而不惜进行生死斗争”的贵族精神,认为在那里显现了人性的真正高贵和自由的本质,但他看到历史已经无情地淘汰了这些过去时代的事物,根本无法留住那些逝去的激情。在这种语境中,福山根本无法用黑格尔理论来为自由民主社会辩护,反而以强有力的笔法论证了现代性就是用欲望加理性取代激情、用平等意识彻底战胜优越意识、把贵族改造成资产者的一项社会改造工程。

“历史的终结”这个从基督教历史神学,延伸到现代政治哲学和历史科学的重大问题,必然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学说中引发回响。西方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核心就是把历史理解为一个社会经济过程,并日益激化为一场世界革命,最终的结局是资本主义的崩溃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这非常类似于基督教“末世论”福音信仰的思想结构: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就是“最后的审判”,共产主义是获得救赎的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尘世天国”。我认为这一观点有一定的启示性,提示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历史学说的深刻复杂内涵,其中既包含对现实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分析,又包含着对某种最高理想的信仰和坚持。

我们熟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客观过程,对历史的研究应该成为一门“科学”。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所谓“历史的终结”问题与马克思有不可取消的本质关联,这个本质就在于它牵涉到历史的最高目标,即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实现。福山站在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上,直接指认当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点”;马克思则借助黑格尔辩证法,把资本主义现行体制的现实当作历史的暂时阶段和否定与批判的对象,对它的否定指引着一个更高的目的。福山对“历史的终结”的欢呼,希望“喻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终结”;但是,按照福山为这个问题限定的思想史框架,回溯所有思想者的观点,就会发现,正是马克思更好地诠释了所谓“历史的终结”的真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君荣


原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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