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黄炎培是一八七八年生人，一九六五年去世，在他八十七年的人生当中，经历了四个领域：教育、社会、经济、政治。

在教育方面，民国初年，黄炎培创办浦东中学。当时讲“南浦东、北南开”，浦东中学中诞生了我们国家的一大批人才。蒋介石把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都送到了浦东中学，蒋介石曾对我父亲说：“黄老，我欠你两个人情，我两个儿子你培养过，你把你的两个儿子送到我身边来，在我侍从室当秘书。”但我父亲谢绝了。

一九一七年，黄炎培发起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称中华职教社），这在中国是首创。他研究职业教育，又创建了中华职业学校。他也参与大学教育，如先后参与创办了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河海大学、暨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等。

后来，他从教育领域走向社会，先后办了三个刊物和书店。大家知道的生活书店是黄炎培办起来的，他委托他的英文秘书邹韬奋经营，后来把生活书店、刊物全部产权都赠予了邹韬奋。现在大家到北京三联书店，看到“生活·读书·新知”六个大字，“生活”两个字的原版还是黄炎培当年写的，其中“活”字下面的“口”写得特别大，意思是当时老百姓肚子饿、穷、要吃饭。

他从社会又走向经济。有两件事是值得一提的。

我的家乡在浦东川沙镇，一九二一年，他在浦东修建了两条铁路，一个是浦东川沙到上海的“上川铁路”，另一个是上海到南汇的叫“上南铁路”。当时他的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现在我们说“要想富，先修路”，他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探寻开发浦东之路。

另外一件事是蒋介石让他当江苏省省长，他没有答应。抗战胜利以后，当时蒋介石说：“我们打仗、抗战最苦最难是没钱，缺钱，谁立的功最大？孔祥熙。”孔祥熙当时是财政部长，是财神爷，一九四〇年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成立了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请黄炎培做秘书长，蒋介石自己做主任，孔祥熙做副主任，实际工作交给了黄炎培。黄炎培从来不答应蒋介石任何事情，但这件事他答应了，募集救国公债，一共募集来了五亿大洋。五亿大洋是什么概念呢？我粗略算了一下，大概是两百个整编师的一年经费，当时八路军有三个师，是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

在政治上，他参与创建了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中的两个。一九四一年创立民盟，当选为第一任主席，民盟由三党派组成，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领导职教派；一九四五年底又创立民建，并担任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

这篇文章，我想主要讲讲黄炎培这一生与周总理的关系。

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在上海搞起义，周总理曾说，黄炎培是在社会扎了根的人，我们一定要关注他、借重他。黄炎培对周总理、对共产党的最早了解是通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

后来他有一首特别著名的茅台诗，是沈钧儒的儿子沈叔羊画了一瓶酒、两个杯子，请黄炎培题字，他就写了：“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当年红军长征时路过贵州茅台镇，伤员拿茅台酒擦伤口，这件事呢，后来国民党在报纸上污蔑共产党在茅台酒池里洗脚，黄炎培拿这首诗反讽国民党对红军的污蔑。董必武把这幅画买下，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把这幅画挂在了会客室。一九四五年，黄炎培到延安见毛主席，到客厅第一眼就看见了自己写的茅台诗。

一九三八年武汉会战的时候，黄炎培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黄炎培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后来两人就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

在抗战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到了重庆以后，在社会上的亮相很多时候是借助黄炎培的。第一件事，黄炎培办了《国讯》杂志。他一生共办过三个杂志，第一是《生活》；第二是《国讯》，原来叫《救国通讯》，简称《国讯》；第三个杂志叫《展望》。他办的《国讯》杂志，请周恩来发表文章。周总理在百忙之中熬了两三个夜写就《今年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一文，在《国讯》杂志上连载发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第二件事，黄炎培搞“职业青年星期讲座”，请周恩来去演讲，原来计划是在礼堂，结果报名的人太多，去了上万人，坐不下，改到广场上去了。周恩来做了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这也是他第一次在重庆的公众面前亮相，收到很热烈的反响，现场观众掌声雷动。演讲进行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中华职教社请周恩来题词，他写道：“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将近一万将士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当时周恩来非常生气，在《新华日报》上开设个“天窗”，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露国民党罪行。中华职教社发表声明，黄炎培本人上街去散发《新华日报》，散发周恩来的题词。他深夜还守在电话机旁，等周恩来报知新四军的消息。我母亲跟我讲，那时候见周恩来常常是很秘密的事，比如事先约好在某个商厦门口，载着周恩来的车开来，我父母上车，在重庆市里转几圈，把事情交代完，再把我父母放下来。中华职教社在重庆是中共人士的一个重要的据点，《红岩》里的江姐就曾被安排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周恩来、董老经常打个电话给我父亲说安排个人，我父亲则立刻就会安排。所以他们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就很深。

民国时候，北洋政府两次邀请他做教育总长，都被他拒绝了。他曾说：我一辈子不做官。上海解放后，中央紧急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陈云任中财委主任，薄一波任第一副主任，拟让黄炎培担任第二副主任。周总理两次来我家，第一次来时说请我父亲做副主任。我父亲说，我不做官，我给你推荐个人吧。于是推荐了马寅初担任中财委副主任。后来在总理的动员下，我父亲答应担任中财委委员，但不做副主任。这是七月份的事。八月初，毛主席把黄炎培请到中南海颐年堂，要他出山，在新政府担任公职，谈了四五个钟头，非常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十月新政府成立以后，周恩来又来到我们家做父亲的思想工作，父亲也被打动，答应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为人民服务。

一九五六年是中华职教社成立四十周年。当时形势已经比较严峻了，但周总理还是出席了中华职教社的建社纪念会，这是很不容易的。他跟全体人员照了合影，就在南河沿，当时叫文化俱乐部。

黄炎培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三点去世的。上午周总理就赶来了。我父亲一生非常节俭，去世时穿的是常年穿的一件黑色中山服。总理一看，跟我母亲说：这不行，黄老一生操劳国家，一定要给他换一身新衣服。之后立刻做了安排。待到下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告别式时，我父亲身上就已换了新衣服。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看见总理。

我还是个五六岁的孩子时就认识周总理。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里淘气，爬到树上，正巧总理来我们家看到，我小名叫方方，他还说了些“方方要注意安全”之类的话。他一生没有孩子，就很喜欢我们这些孩子。一九七三年底，总理还安排之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孙晓村到我家里来看我，把我安排回北京。那时候他已经发现身患癌症，我还写信去打扰他，真是很对不起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