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作为党的对外工作的负责人，周恩来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是反法西斯重要力量的国际形象，促进各国人民结成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反法西斯国际合作。他对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关系的思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关系的认识，生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倡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贡献。
一、努力“扩大国际宣传”，塑造中国共产党是反法西斯重要力量的国际形象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并提出，法西斯就是战争，号召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而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但此时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主张几乎一无所知。尤其在国民党的造谣、抹黑下，共产党在国际上被“塑造”为“共匪”“杀人放火”等“妖魔化”的形象。对此，斯诺曾表示：“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1936年7月，周恩来在接见斯诺时表示欢迎西方的记者访问苏区，允许他“见到什么”都可以采访报道，并向他提供“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正是在周恩来的积极推动下，借助于《西行漫记》的出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全面地展示了自身形象和坚决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态度。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在武汉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期间提出，要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为此，长江局成立了国际宣传组，周恩来要求大家多与世界各国的记者、作家、知名人士和外交官接触，主动向他们提供《新华日报》、毛泽东的文章及八路军战报，并给共产国际的杂志提供稿件。他还协助世界著名导演伊文思拍摄了反映中共代表团在武汉活动的纪录片，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伊文思后来回忆说：“这次访问认识了周恩来，并得到他许多的关照，也了解到中国的真情。”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成为党领导国统区的主要工作机构，周恩来任书记。围绕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共在全国以至全世界”占重要地位的论断，周恩来要求南方局“扩大国际宣传”，并特别指出“海外报纸影响特别大，特别需要接近”。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和方法应包括“扩大国际影响”，并指出“国际上也是极注意中国问题的”，他要求对外宣传要“宣传出去”“争取过来”。为此，他身体力行，与美国作家海明威等建立友谊，同越南革命领导人胡志明、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和爱国华侨领袖胡文虎等保持联络，与援华医生、外国记者、传教士等密切往来，参与创办“中苏文协”及其他文化组织，支持宋庆龄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争取海外侨胞的支持，还支持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在重庆建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派胡愈之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的主编，积极拓展各种发声渠道，在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反法西斯的主张。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周恩来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角度指出，“这种局面只对日、德等法西斯国家有利，对英、美、加拿大等国十分不利”。他指示南方局外事组“应不受与外国来华人士意识形态迥异的束缚，抓住双方反对法西斯的共同性”开展工作。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南方局积极向外国记者宣传党的主张，赠送八路军、新四军的书籍，“不下二三十种，影响我党信誉极大，并发生一些外交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特别是与英美大使等的频繁接触，南方局反磨擦的斗争取得了极大的进展。1940年12月24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表示，近期的统战工作，以外交方面收效最大。中共中央肯定了南方局的工作，并要求各根据地也加强对外宣传。
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事变发生后，为反击国民党的阴谋，周恩来安排南方局工作人员与各国官员、记者广泛接触，使他们“充分了解到事实真相”。他主动约见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居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推动国际社会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施加压力。在政治舆论攻势下，英国政府警告国民党，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居里向蒋介石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通过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周恩来一方面有力反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使其陷入了孤立和被动的境地，另一方面有力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是反法西斯重要力量的国际形象，帮助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抗日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941年12月13日迅即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指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周恩来也于次日发表《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的长文，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并准确预测了太平洋战争的走势。
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试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苏联红军结束斯大林格勒战役，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展开反攻。针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中共中央把运用国际统一战线作为制止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一项重要措施。周恩来在指导南方局工作时分析认为，“估计国内舆论和英美的态度可能对蒋有所影响”。他要求南方局在“今后几个月应继续努力，向国内外人民说明我们的立场，提供国民党检查机关不让发表的有关我们政治、军事、经济成果的情况”。为此，南方局利用各种机会向英美等国公布《中国共产党抗击全部伪军概况》《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等宣传资料。在南方局的推动下，美、英、苏大使紧急开会，警告国民党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在国内、国际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试图发动的反共高潮以失败告终，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和国内抗战大局得到维护。
1944年，在周恩来及南方局的努力下，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这是美国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进行官方交流，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同年，中外记者西北采访团访问延安，这是“对红色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曾担任国民党中宣部顾问，对中国共产党存有片面认识，但在实地考察后，他在《新华日报》发文表示，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抗战意志坚强”。对于这两次成功的外事活动，周恩来表示，“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周恩来通过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解除了国际社会的误解，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正面形象。
二、指出中国是“东方反法西斯的先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倚靠于中国抗战的坚持”
周恩来注重从理论上说明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并在不断分析国际各种政治力量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重要观点，在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关系的理论建构上作出重要贡献。
正确分析各种国际政治力量，分清敌、我、友，是弄清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能否建立、如何建立的前提。周恩来高度重视这一点。全民族抗战之初，周恩来在谈到国内抗战时，常常联系到国际形势，对各国的立场、观点、态度进行分析。1937年12月，周恩来在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在谈到战争形势时，他判断，德国“证明其将有事于西方”，英国的动摇“影响于和平阵线，但还不是走向侵略集团”，“法难助，美尚缓，苏联关系较密”，他的结论是，“目前国际条件是有一时期困难，动乱在发展中”。在全民族抗战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的国际政策是“以国际形势孤立我们，东方事情都经过他”。
为此，他十分注意以中国的抗战影响世界主要大国的反法西斯态度。1938年，他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只要我们坚持抗战，欧美民主国家尚不会完全改变态度”。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对太平洋局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建议在海外加强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以开展英美人士”等的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站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提出“英、美应该与苏联建立共同的阵线”，中国应“联合起英、美人民结成太平洋上反法西斯阵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形成后，如何认识这一阵营的各种力量？1944年底，周恩来深入分析了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政策：“英国对东方还是帝国主义。它在维持大英帝国，仍在想划分势力范围。美国不是性质上与英国不同，而是方法上不同。”“美国的政策是扶蒋拉共抗日，防苏压英。”正是通过分析各种力量的对比，周恩来对国际关系的变化始终有着清晰的判断，这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和利用好各种对外关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好自身作用提供了认识基础。
在分析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周恩来辩证提出将抗日战争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阵营中的观点，同时强调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东方反法西斯的先锋”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着重大贡献。一方面，周恩来指出，中国抗战不可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而独干”。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提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根据毛泽东“唤起全世界注意”的要求，周恩来提出，中国的抗战愈坚持，愈能够影响全世界。他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将始终坚持“消灭法西斯力量”的抗战目标。中国抗日战争是“要驱逐日寇出中国，现在更加上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接一起”。另一方面，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护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为坚持抗战，中国“久已成了东方反法西斯的先锋”，中国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了局部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后更是进行了全民族抗战，在世界东方开辟出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周恩来较早认识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是针对法西斯国家的结盟。这一统一战线不分意识形态，不分地域，也不分国家发展形态，其目标就是反对法西斯。1939年，周恩来提出“世界大战”的观点，认为日本是“准备世界大战”。1940年，周恩来进一步认识到，世界可能出现大变动，“我们应该来应付世界大变动的局面”。如何应付这样的大变动？周恩来指出，“目前帝国主义战争正向着扩大和持久的道路”迈进。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和共产国际重申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立场。中共中央也发表宣言，明确提出“拥护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口号。对此，周恩来表示，中国的抗战“久已站在反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前线”，中国将与世界各国一起“共同努力于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事业的成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明确指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终会形成”，是“以中、苏、英、美为中心结成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阵线”。他提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是世界人类绝续存亡的战争”。
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之时，周恩来进一步强调了中国的作用。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决心共同战胜法西斯侵略，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对此，周恩来在回到延安时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应“看到全世界反法西斯统治的斗争的兴起和扩大”。而反法西斯战争由危转安，由败转胜，由被动转主动，“倚靠于中国抗战的坚持”。后来，周恩来又明确地提出，中国是“国际反法西斯侵略阵线的主员之一”，中国“坚决站在反对东方法西斯的战争最前线”。
通过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关系，周恩来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具有长期性、不平衡性、全面性、一致性、阶段性和主从性等六大特点，但“正义的洪流”一方面将促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向世界昭示“胜利是一定属于正义方面的”。周恩来关于反法西斯战争观的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视野，定义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认知，也为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三、认为应“尽量利用友邦的援助”，并开展国际合作
在争取援助的问题上，国民党认为国际援助是推动中国坚持抗战的主要力量，因此把中国抗战的胜利寄希望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际援助的增加。周恩来在接触了各国各界人士后，对国际援助提出了更为全面的认识。他指出，不能简单地希望国际社会单向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而是应该辩证地看到，中国的抗战当然需要世界的援助，同时中国的抗战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国际合作的重要方向。
全民族抗战之初，周恩来就敏锐地认识到，过去我们还没有尽量运用“国际环境中存在着和发展着的有利条件”。对此，他提出，我们应“尽量利用友邦的援助”。1938年1月，周恩来在谈到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的条件时，把国际援助作为条件之一，并指出：前段时间国际上弄不清楚中日作战的情形如何，中国需要些什么援助，这对于中国的抗战无疑是一种损失。为此，他要求扩大国际宣传，取得“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精神上物质上乃至技术上援助”，即“要妥为利用国际的有利条件”。他建议全党“加强国际活动”，“扩大阵线”，只要“原则相同、利害相同”，就要加强国际的结合。
在实践上，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利用与英国保持的密切联系，争取到港英当局默许中共在香港开展抗日工作，并于1938年1月成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他还通过宋庆龄等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到大量的国际物资。同时，周恩来还争取到美国联合援华会、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等国际团体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一些医疗物品和资金援助。
苏德战争爆发前夜，中国的抗日战争已将进入第4个年头。此时的抗日战场，一方面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后退，要取得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还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另一方面，日、美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正在上升。针对复杂的战争局势，周恩来发表《论目前战局》，分析指出，尽管日、美矛盾在激化，但为了先对付德国后对付日本，英、美会不惜代价与日本妥协。日、美之间近日内不可能发生战争。我们的政策是，“适当运用外援，使日寇动摇于灭华与南进之间”。他号召道，“我们必须努力于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阵线的联合”，以孤立日本帝国主义，打击世界的法西斯力量。在此基础上，“我们在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立场上，并不拒绝外援，而且争取外援”，“同时我们也并不拒绝运用帝国主义中间的矛盾，尤其是英美与日寇的对立和可能冲突”。这期间，周恩来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加强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合作与交流作了大量工作。他先后在《新华日报》发表十多篇评论文章，分析国际形势，并注意与美、英、苏等国外交官交流对时局的认识。
抗战后期，周恩来把国际合作作为对外工作的重点之一。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国统区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通过与各国外交人员和记者的频繁接触，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获得可靠情报，并及时通过中共中央向苏联作了通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周恩来以战略眼光明确指出，日本将有大冒险行动，他在《新华日报》上发文指出，日美之间有爆发战争的可能。为此，他提出，“太平洋危机将促使东方与西方的反法西斯阵线的正义战联成一片，各国应更加团结。胜则同胜，败则同败。”他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第一时间告知英美驻华大使，中国共产党将与他们并肩作战。他还在珍珠港事件后的第5天发表文章《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预见太平洋战场可能会出现初期的挫败，但“胜利是一定属于正义方面的”。
从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争取道义上的支持和物资上的援助，到深入阐释只有实现反法西斯斗争的国际合作，才能实现正义战胜强权，反侵略战胜侵略，光明战胜邪恶，周恩来再一次以世界眼光审视了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意义，并将国民党单纯地依靠国际援助的单向认知扩大到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的双向认知，为提升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指明了正确方向，也为推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更多的实践经验。
四、强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中国应“强盛地立于世界”，“要对文明的世界负责”
抗战胜利后，中国能否分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周恩来早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就在思考这个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不但没有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反而被日本以“既成事态”强迫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同意日本夺取山东的特权。由此，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周恩来亲身经历了五四运动，并在此过程中成长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也正是因为如此，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周恩来较早地思考了中国能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与其他战胜国一起分享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问题。
周恩来早在1941年就提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中国应“强盛地立于世界”，中国“要对文明的世界负责”。1944年，他进一步认识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将是中国“胜败兴衰的关键”，是“中国命运的转变关头”。1945年4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指日可待，周恩来再次提出，这一胜利必须是彻底的胜利，“只有彻底胜利，才能够使中国真正独立，民族完全解放”。什么是彻底的胜利呢？就是主权的完全独立、胜利成果的共享。周恩来的这些远见卓识，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各国开始紧锣密鼓地酝酿筹备成立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1945年初召开的雅尔塔会议决定，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将派代表团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然而，为了独享胜利成果，国民党企图将中国共产党排除在联合国会议之外。为了争取解放区的联合国代表资格，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定派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为此，周恩来与国民党、美国驻华大使馆等不断磋商，他态度鲜明地表示，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绝不应单独由国民党政府人员代表出席”，国民党不能“一手包办”。经过多次交涉，美国总统罗斯福明确告知蒋介石，中国代表团应有其他党派的代表。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努力下，国民党当局允许中共派出一人参加中国代表团。董必武作为解放区代表赴美国旧金山参加会议。为此，筹备党的七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指出，董必武赴美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外国朋友，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地位。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召开，董必武代表中国解放区在《联合国宪章》上郑重签字。董必武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维护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合法权益，维护了中国人民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果实，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垄断，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参与国际多边事务，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进行了积极正面的宣传，对中国共产党参与战后国际秩序重建具有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共产党继续参与国际事务开创了先河。
联合国制宪会议召开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到胜利的最后关头。1945年8月，在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最后一战时，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时进一步提出，“容许中国解放区选出代表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既是周恩来对战后国际关系的深度思考，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战后国际关系重构的不懈努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重大担当。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从理论上探讨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相互关系，较早提出将抗日战争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阵营中的观点，有力推动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周恩来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形象塑造、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国际合作、维护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等论述和做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立场观点；也极大丰富了人们对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理论认知，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与维护，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潘敬国，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