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发展研究中，方法甚为重要。我们知道，传统社会科学调研有两大缺陷：一是别人不能重复；二是信息没有甄别，真假难辨。国际社会随着援助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项目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理论与方法，随着国际社会援助中国农村发展项目和学者出国留学，这种方法逐渐被引进推广和本土化改造。

本文回顾了1990年代初北方以李小云为代表的学院派和以云南学者为代表的实践派，几乎同时学习、引进和本土化国际上参与社区发展项目的理论与方法，证明了这个理论与方法本土化后完全适应中国实践，构成了中国农村发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指出，自2015年李小云在云南西双版纳河边村扶贫取得成功，先后在云南运作35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其团队已变成了真真正正实践派，而且由于理论扎实，每个示范点都各具特色，经验丰硕，影响很大。

一、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产生背景和中国引进本土化改造的背景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适应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政府援助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项目的实施官员，急需了解项目区情况而兴起的一种农村快速评估调查方法。它吸取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测量绘图学、数学等的方法，例如关键信息人访谈、村民会议、问题矩阵分析、分类分析、观察绘图等，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规范的调查方法（RRA）。实践证明，RRA对于外来者来说，确实能够较快地获得项目区的第一手资料，以适应援助项目之急需。但是，由于RRA方法中当地村民没有或极少参与，处于被动接受调查的地位，因而在许多时候向外来者提供的信息并不准确、完整，特别是有不少项目区村民对外来者实施的具体项目不了解，缺乏兴趣，更不积极参与，使许多国际援助的发展项目最终归于失败。    在深刻反思RRA的基础上，国际项目官员特别是发展学家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关于落后地区农民同样是理性的、精明的、只要给予一定的发展机会他们就会抓住并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等观点，把调动当地社区特别是村民积极参与作为国际援助项目成功的重要标准，摆在了优先位置。这样，当地村民不参与的RRA，就自然地发展成为PRA；由外来者只相信自己的态度和行为，随之改变为着眼于与村民之间建立一种互相信任的亲密关系、充分相信村民的能力、注重外来者与当地村民的相互学习、由村民为主体实施项目。

由此，PRA也就形成了四个理论前提：一是农民特别是穷人与城里人一样，也是聪明的、勤劳的，他们之所以处于落后、贫困，主要是社会没有给予他们与城里人一样的发展机会；二是广泛的参与是发展项目所制定的计划能够产生效益、并使当地村民公平地受益的保证；三是当地村民的乡土知识和稳定持续的经济、政治及生态系统，是改善经济和环境的基础；四是通过社区自我管理途径和活动，可以实现真正持续的自我发展。    自此，人们自然可以为PRA下一个定义：所谓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简单来说，它是在外来者（学者、志愿者或官员）的协助下，使当地人应用他们的知识，分析与他们自己生产生活有关的环境和条件，制定今后的发展计划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使当地人从中受益的一种理论、方法与实践活动。    相对于20世纪1940～1960年代的西方发展经济学致力于“一般理论模型”的建立来说，参与性等理论针对的是具体的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实施，强调的是发展项目区人民群众对发展项目的参与并从参与中获益，提出的 “当地村民是社区发展的主体”、“基层的参与是发展项目成功的关键”、“贫穷农户所具有的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知识、特别是他们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窘迫的经济处境抗争的知识，在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中起着重要作用”等等观点，把发展经济学提升到实用的境地。    相对于中国传统的以生产关系的变更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来说，参与性、社会林业等理论更多地观察到至今仍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的人们的处境，揭示出他们作为发展的主人的本质，设计出让他们参与到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乃至整个进程的途径、方法和措施，这不但使发展理论从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发展战略和模式的空谈中走向实际行动，更重要的是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人民从“剥夺剥夺者”而成为生产资料主人以后，如何使自己通过行使生产资料权利而获益，使其落在了实处。

二、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传入中国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开始的国际援华农村发展想的实施需要，几乎在同时，以李小云为代表的北方和以云南为代表的南方引入了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理论与方法，并在本土化中做出了各自贡献。

（一）李小云教授及其团队的卓越贡献

1，李小云到德国和荷兰学习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等农村发展的理论与方法。    

1989年，李小云担任中国农业大学“中国—联邦德国综合农业发展中心项目（CIAD）”的常务副主任兼项目中方副代表，德方专家艾迪特博士送给他一本名为《综合农业开发指南》，使他第一次了解到发展学的社区开发、参与、性别、赋权等新概念。1990年，在CIAD项目的支持下，李小云到德国和荷兰从事发展学的系统理论学习。“发展变化意味着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法律、人力、知识、技术、资源、环境等领域的全面进步和协调、可持续发展。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还包含着社会稳定、文化繁荣、民主参与、平等权利、妇女地位、科技创新、社区建设、风土人情、生态平衡等方面的改善。”这次学习，让李小云看到了发展学对于国内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业、农村问题的积极意义，这让他有了将发展学引入国内的想法。回国以后，开始进行微观发展实践。

1994年,李小云从德国明爱基金会争取到30万元扶贫经费，在北京延庆的珍珠泉乡的4个村庄，开展了以养羊带动村民脱贫的工作,引入国际上推崇的参与式扶贫理念。之后，他又在宁夏盐池县以及云南红河地区（涉及4个县）、四川仪陇县开展工作。     

2， 结合本土化发表与出版系列的研究成果。    

多年多地的微观发展实践让李小云更加明确发展对于中国乡村转型的意义，也逐渐从实践者开始向研究者和教育者转变，开始将源于西方的微观发展学理论和中国乡村发展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系列出版物，包括：《农村社区发展规划导论》（人民出版社1995年）、《谁是农村发展的主体》（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区域农村发展规划指南》、《参与式发展概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性别与发展导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1年）、《参与式扶贫培训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技术发展与农民参与》（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年）等一系列应用性指导性著作，也成为国内后来从事发展实践最早的启蒙读物，其在国内微观发展实践领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也是人们把李小云称为是中国最早一批引进和宣传微观发展学的优秀代表，国内也有同行戏称他是中国“发展学之父”。    

3， 为高校设立农村发展专业奔走。

与此同时，李小云为在国内高校设立发展学科积极奔走。得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向农业部和教育部提出建立发展研究本科专业的支持，1998年，中国农业大学在全国率先开设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并成立农村发展学院，他成为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创设院长。2002年，农村发展学院与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合并，成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培养发展学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李小云就任院长，一直到2015年。    

4， 组织团队编写出版发展学系列教材。    

有了专业之后，教材建设就格外重要，李小云带领团队先后编写出版了发展学最早的一批教材，包括《普通发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发展项目管理》、《参与式规划》、《参与式农村发展：理论·方法·实践》（与卢敏，成华威、罗尼·魏努力合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国际发展援助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等，这些教材奠定国内发展教育基础。

2，选送年轻学国外留学

云南项目先后选送70多名年轻学者赴国外攻读农村发展方面的硕士、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大都被世界银行、联合国各组织、国际慈善组织援助中国的项目聘为咨询、培训、监测评估专家，逐步替代了国外专家；有的成为著名学者教授，活跃在国内外学术与教学舞台。

如云南社会科学院农村所抓住机遇，先后选送15名年轻学者分别到国外学习当代国际先进的农村发展理论与方法，左停、郑宝华、赵鸭桥、康云海、宣宜、等，都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农村发展专家。

3，创办云南PRA网络。

作为推广机构。贡献最大的当属国际基金资助的云南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网络，简称云南PRA网络。云南PRA网络的骨干人员，由国际基金组织先后援助云南项目提供的奖学金到国外留学攻读农村发展学位后归国的70多位学者承担。网络通过咨讯、培训、项目评估等形式，在引入试验、推广并本土化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理论与方法，做出了重大贡献。以至于，如国务院扶贫办、农业部、环保部、全国妇联等中央和国务院机关主持的国际援助农村发展项目，都聘请他们做项目设计、培训、评估专家。

云南PRA全称为云南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网络，是20世纪90年代初由国际基金资助成立的民间学术协作网络，核心使命是引入、试验、本土化推广参与式农村评估（PRA）方法，是全国最早系统开展PRA实践的专业平台。核心理念是“把话语权还给农民”。

云南PRA网络的运作模式”一是培训体系：邀请泰国清迈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等国际PRA专家来华授课；二是累计举办上百期PRA培训班，培训人员覆盖政府官员、科研工作者、NGO从业者及乡村干部；三是开发了一套适合中国农村的PRA培训教材，将国际方法与本土实践结合；四是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多个国家级和国际援助农村发展项目。

本土化创新：一是针对云南多民族特点，开发了适合少数民族社区的PRA工具（如民族文化图谱、双语参与式访谈指南）；二是首创“PRA+问卷调查”混合调研法，解决了PRA定性研究缺乏量化数据支持的问题；三是网络协作：成员分布在云南各地及国内多个省份，形成跨区域协作网络；四是通过定期学术研讨会、项目经验交流会保持活跃度。

方法本土化：在全国首次系统完成PRA方法的中国化改造，探索出一套适应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参与式调研体系；形成的《参与式农村评估手册》成为国内行业标准，被国务院扶贫办等机构采用；

政策影响：评估成果直接为国家扶贫政策调整提供依据，推动了“整村推进”“精准识别”等扶贫策略的形成。首次将“参与式发展”理念引入中国农村发展领域，推动了从“政府主导”到“农民主体”的发展模式转；其实践经验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式发展的成功案例向全球推广；发表大量PRA相关学术论文，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空白

在云南PRA网络约10多年之后，国际基金组织又资助成立了贵州PRA网络。为了进一步在中国普及参与性、农村快速评估的理论与方法，国际基金资助、以云南省地理研究所为依托，吸收福特资助的云南省内包括云南省社科院农经所、云南省林科院、西南林学院、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等单位的50多位留学归国学者参加，组建了“中国云南PRA网络”，分土地、森林、妇女、卫生与健康等4个小组，组织成员分别选取典型农村社区和国际援华项目进行参与性的调查研究。网络通过咨询、培训、项目评估等形式，在引入试验、推广并本土化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理论与方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云南PRA网络成立约10多年之后，国际基金组织又资助成立了贵州PRA网络。

• 形成了20多个活跃的学术团队活跃在国内外农村发展项目舞台。

在云南PRA网络影响下，成员均以团队的合力推进包括PRA在内国际上先进地农村发展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引进与推广。其中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就有袁德政团队，赵俊臣团队，郑宝华团队，赵鸭桥团队，康云海团队，张体伟团队，董棣团队，赵群、赵婕团队，和钟华团队等。其他云南团队如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陈三阳团队、许建初团队、杨永平团队；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胡华斌团队、戴聪团队；原昆明地理所周矩乾团队、吕星和王万英夫妇团队；云南省林业勘察规划院何丕昆和何俊团队；云南省林业厅李纯团队等。以至于国内1990年代中后期的国际援华农村发展项目中几乎都有云南的学者在担任设计、咨询、评估专家。

1994年，加拿大国际发展署（IDRC）援助中国的农村发展项目约有20多个，需要对中方项目官员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方法的培训，原来准备从国际上聘请培训专家。后来国际基金会项目官员和乌莱旺教授举荐云南社会科学院农村所，IDRC将信将疑，派了一个高级顾问来访问，考察结论认为完全可以胜任IDRC的培训要求。结果该次培训如期于1995年1月12日——17日在贵州省农科院举行，来自IDRC资助项目的负责官员及好几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包括北京大学、上海医科大学、中国林科院等著名院校的教授，也兴致勃勃地参加学习，非常认真。

这里有的小故事。德国政府1990年初以来分批援助中国15个省、市、区造林项目，每个省市区额度都是2000万马克。云南省德援造林项目排在第一批，前期与启动后的评估由云南省社科院农村研究所评估组承担。他们在写评估报告时当然把推广应用社会林业、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作为建议之一。后来听说，四川省的德援造林项目的建议书，德国专家连续几次都不给批准，四川省林业厅的承办人员很纳闷，不明其理。后来当国际基金官员点拨、并把云南的评估报告拿给他们看后豁然开朗，原来没有把推广应用社会林业、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等写进去，于是马上加进去，德国专家便顺利通过了他们的项目建议书。

（三）新时期的新拓展。

随着中国农村绝对贫困的解决、进入乡村振兴新阶段，RRA逐渐完成本土化转型，拓展并衍生出更具中国特色的应用模式：一是与国家战略融合，成为防止大规模返贫、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重要调研方法；二是农业农村部将RRA相关工具纳入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体系；三是方法体系创新，结合中国农村数字化进程，引入卫星地图、无人机航拍等技术辅助PRA调研，发展出“PRA+大数据”的混合调研模式，提升评估精度和效率；四是形成适应不同场景的专项PRA工具包，如生态保护型村庄调研工具、旅游开发型村庄调研工具；五是应用场景拓展，从扶贫评估延伸至农村环境治理、乡村规划、公共服务供给等多个领域；地方政府将RRA作为了解村情民意的常规方法，如浙江“千万工程”中就大量运用类似理念等。

二、农村快速评估（RRA）常用工具箱

中国常用农村调查法的缺陷。

中国常用农村调查法，主要的有访谈法、抽样调查法和问卷法三种，它的优点是直接、快速获得信息，缺陷是信息有时失真，别人难以判断真伪和重复。

一是访谈法，它是通过口头交谈了解、收集被研究者有关发展和问题的资料，包括结构访谈、非结构访谈和半结构访谈。访谈法的优点，主要是适应范围广泛，便于交谈双方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可以遵循特定的目的，按计划层层深入，有针对性地收集资料；其局限性是访谈效果受访谈者自身素质的影响，访谈结果不易量化等。而且访谈要付出较多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易受访谈人员的主观影响。回答问题的标准性和重复性较差，存在着一定的随意性，再加上由于当面回答问题，匿名性差，会使被访者有时顾虑重重，尤其对一些敏感性的问题，往往回避或不作真实回答。    二是抽样调查，它是一种非全面调查，是从全部调查研究对象中，抽选一部分单位或人进行调查，分为随机抽样、分层抽样、系统抽样、整体抽样等。其优点是实施方便、节省经费。缺点是往往由于不同群之间的差异较大，由此而引起的抽样误差，有时漏查关键信息人和事。    三是问卷调查法，问卷是社会研究中用来搜集资料的工具之一，广泛运用到各种民意测验、舆论调查、市场研判中。研究者把所要研究的事项，做成“问题”或“表格”，再以邮寄或访问的方式，请有关的人照式填答。最早使用问卷进行调查的是美国人口调查局，到19世纪广泛运用的各个领域。工具优点是：花钱少，时间短，匿名性好，样本可以较大，地域可以很广，资料便于用计算机处理等。最大的弱点是所得资料的质量和问卷的回收率往往难以保证，同时对样本的文化水平有一定的要求，在填写问卷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误差也不易发现和纠正。

（二）PRA常用方法1：关键信息人访谈    关键信息人访谈是PRA中高效获取核心信息的重要方法，它能帮调查者快速抓住社区的关键特征和核心问题。    所谓关键信息人访谈（Key Informant Interview）是指在PRA调查中，有针对性地选择对社区情况非常熟悉的特定人群，进行深入的一对一或小组访谈，以获取社区的核心信息、隐性知识和关键问题，能为整个PRA调查提供重要的方向性指导。    社区内部关键信息人有以下几类：传统权威的村长、族长、宗教领袖等社区传统权力拥有者；知识精英如教师、医生、退休干部等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居民；技术能手：种植养殖专家、工匠、传统技艺传承人等掌握特殊技能的人；利益相关者：合作社负责人、产业带头人、贫困户代表等与特定问题密切相关的人；边缘群体代表：妇女、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代表。PRA关键信息人访谈的技巧们要特别注意：尊重当地文化：了解并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社交礼仪；保持谦逊态度，运用开放式提问，鼓励关键信息人自由表达，善于倾听；注意非语言信息：观察关键信息人的表情、肢体语言等，辅助理解其真实想法；确保访谈过程符合伦理规范，不损害关键信息人的利益

   （三）PRA常用方法2：社区村民会议。    在PRA中，社区村民会议是指调查者组织社区全体或部分居民，围绕特定主题展开的集体讨论和决策会议。它是PRA方法中"参与式"理念的集中体现，强调让社区居民成为调查和决策的主体。    这种会议不同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宣讲会，而是一种平等、开放、互动的对话平台，旨在让社区居民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需求，共同参与问题分析和解决方案制定。    社区村民会议的实施流程：一是前期准备，确定会议主题和调查目标，会议规模：发布会议通知：准备会议材料：制作相关的视觉工具（如地图、图表、图片等）、调查问卷等；布置会议场地。二是会议开场，主持人介绍会议背景、目的和流程，调查者自我介绍：说明自己的身份、来意和PRA调查的意义。三是主题讨论，引导发言，记录观点：促进讨论：通过提问、总结、反馈等方式，引导讨论深入开展，避免偏离主题处理分歧：当出现意见分歧时，组织村民进行理性讨论，寻求共识。四是总结讨论成果：集体决策：就重要事项进行集体决策，可采用投票、举手表决等方式；制定行动计划。明确沟通渠道：确定信息反馈和沟通的方式，确保后续行动顺利实施    社区村民会议的常见误区。如调查者过于强势，没有真正听取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忽视边缘群体：只关注少数精英群体的意见，忽视普通村民特别是边缘群体的需求；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仓促做出决策；缺乏跟进：会议结束后没有及时跟进落实会议决议，导致村民失去信任

   （四）PRA常用方法3：大事记。    PRA中的大事记（Timeline）是一种时间轴线工具，通过梳理社区在特定领域（如自然资源管理、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等）的关键事件，展现社区发展的历史脉络，为后续项目规划提供参考依据。同时还可以帮助社区居民共同回顾历史，增强社区凝聚力和认同感；让外部调查者快速了解社区发展历程和关键转折点。    大事记制作方法。一是确定主题，明确大事记的聚焦领域；二是召集参与者，确保信息的全面性；三是梳理时间线：四是在大白纸上绘制一条水平轴线，标注关键年份或时间段；五是引导参与者回忆并说出各个时间点的关键事件；六是将事件用简短文字记录在时间轴对应位置；七是补充细节，对每个事件补充相关背景信息、影响结果等内容；八是分析讨论，组织参与者共同分析事件之间的关联和因果关系，总结经验教训；九是整理归档，将最终的大事记整理成规范文档，作为项目资料保存。

（五）PRA常用方法4：季节历。

季节历（Seasonal Calendar）通过绘制一年中不同季节的自然变化、农事活动、经济收入、社会活动等内容，展现社区生活与自然周期的关系。能帮助调查者和村民清晰地看到社区生产生活的季节性规律，识别不同季节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为制定社区发展项目提供重要依据。    季节历的核心用途。一是了解社区生产周期：掌握农业生产、畜牧业养殖等活动的时间规律；二是分析季节性收入与支出：识别社区经济的季节性波动特征，识别季节性问题：三是发现不同季节面临的自然灾害、资源短缺、就业困难等问题；四是规划社区活动：根据季节特点合理安排项目实施时间和社区活动；五是传承地方知识：记录和保存社区居民积累的季节性生产生活经验   季节历的制作步骤。一是确定制作主题，根据研究目标，确定季节历的聚焦领域，例如：农业生产季节历，社区经济季节历，自然资源利用季节历，社会活动季节历。二是召集参与人员，邀请社区中具有丰富生产生活经验的居民参与，特别是老年人和妇女，确保参与人员覆盖社区不同群体，信息来源具有代表性。三是收集季节信息。包括自然环境信息：气候特点、降水情况、物候变化等；生产活动信息：农事活动、畜牧业养殖、渔业捕捞等；经济活动信息：主要收入来源、支出项目、市场供需变化等；社会活动信息：节日庆典、宗教活动、社区会议等；问题挑战信息：自然灾害、疾病流行、资源短缺等。  季节历的制作技巧。使用视觉符号：用简单易懂的图标代替文字，增强季节历的直观性；突出关键信息：用不同颜色或符号标注重要事件和关键问题；保持灵活性：允许参与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季节历内容；结合当地知识：尊重社区居民的传统知识和经验，避免用外部标准强加于；注重实用性：确保季节历能真正为社区发展和项目规划提供参考。

（六）PRA常用方法5：参与式制图。    参与式制图（Participatory Mapping）是PRA中一种让社区居民共同绘制社区地图的方法，通过这种方式，居民可以直观地表达他们对社区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社会经济活动和文化特征的认知和理解。这种方法不同于传统的专业制图，它强调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地图的绘制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知识共享和社区赋权的过程。    参与式制图的类型：一是资源分布图。二是基础设施图，三是社会经济活动图。四是文化景观图和历史遗迹分布；五是问题和需求图。例如环境污染、灾害风险、资源短缺等，标注问题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    制图实施。引导讨论：通过提问和讨论，帮助居民回忆社区的地理特征和资源分布；绘制基础框架：先绘制社区的边界和主要地形特征，例如河流、山脉、道路等；添加具体内容：引导居民逐步添加各种资源、设施、活动等内容；标注关键信息：用文字、符号或颜色标注不同区域的特征和问题；讨论完善：组织居民共同讨论地图内容，补充遗漏信息，修正错误。    参与式制图的优势。直观可视化：将抽象的信息转化为直观的地图，便于理解和分析；知识共享：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知识共享和经验交流；社区赋权：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决策能力；跨文化沟通：打破语言障碍，便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和理解；激发创造力：鼓励居民发挥创造力，用独特的方式表达对社区的认知。

   （七）PRA常用方法6： 问题矩阵排序。    问题矩阵排序（Problem Matrix Ranking）通过矩阵表格的形式，让社区居民对列出的问题从多个维度进行评分排序，从而明确问题的优先级。兼顾了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既能保留问题的具体情境信息，又能通过量化数据直观展现问题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    问题收集。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焦点小组讨论等方式，让社区居民列出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将收集到的问题整理成清晰、简洁的条目，通常控制在8-12个以内。

确定评估维度。与社区居民共同确定评估问题的关键维度，常见维度包括：影响范围：问题涉及的居民数量比例；严重程度：问题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深度；紧迫性：问题需要解决的紧急程度；可解决性：问题通过干预可以得到改善的可能性。制定评分标准。为每个评估维度制定统一的评分标准，例如采用1-5分制：1分：影响极小/程度极轻/不紧迫/几乎无法解决；2分：影响较小/程度较轻/不太紧迫/较难解决；3分：影响中等/程度一般/一般紧迫/难度中等；4分：影响较大/程度较重/比较紧迫/较易解决；5分：影响极大/程度极重/非常紧迫/极易解决。

矩阵评分。制作矩阵表格，“行”代表问题条目，“列”代表评估维度；组织居民代表进行匿名评分，确保评分的客观性；对每个问题在不同维度的得分进行汇总计算。    结果分析。根据各问题的综合得分进行排序，得分越高说明问题越需要优先解决；分析不同维度得分的差异，找出问题的核心特征；结合社区实际情况，讨论得分结果的合理性    使用问题矩阵排序的注意事项，一是确保评估维度和评分标准是与社区居民共同确定的，符合当地语境；二是尽量采用匿名评分方式，避免权威人士影响其他参与者的判断；三是评分结果仅作为参考，最终的优先级确定还需要结合社区的实际资源和能力；四是对于得分相近的问题，需要组织进一步讨论来确定最终排序。

    （八）PRA常用方法7：半结构访谈。    半结构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是一种介于结构化访谈和非结构化访谈之间的定性研究方法，在PRA中，它特指调查者按照预设的访谈框架，围绕特定主题与社区居民进行的深入对话。这种方法既保留了结构化访谈的系统性，又具备非结构化访谈的灵活性，能让调查者在保证核心信息收集的同时，捕捉到社区居民的真实想法和隐性知识。    半结构访谈的关键特征。一是主题明确但形式灵活：二是有预设的访谈提纲，但不严格固定问题顺序和表述方式；三是强调平等对话：访谈者以学习者的姿态出现，鼓励被访谈者自由表达；四是注重情境化信息：关注问题发生的具体背景、过程和影响；五是鼓励深入挖掘：通过追问技巧，获取比表面回答更深入的信息；五是适用于不同人群：可以根据被访谈者的年龄、性别、身份调整访谈策略。    半结构访谈的常见误区。一是过于结构化：严格按照提纲提问，缺乏灵活性，影响访谈的自然性；二是引导性提问：提问中包含个人倾向，例如“你是不是觉得修路比建校更重要？”；三是打断被访谈者：在被访谈者表达过程中频繁打断，影响其思路和情绪；四是信息过载：一次访谈涉及过多主题，导致被访谈者疲劳和信息质量下降；五是忽视沉默：对被访谈者的沉默感到不安，过早结束或转移话题。

（九）PRA常用方法8：性别分析。

性别分析（Gender Analysis）是指在参与式农村评估过程中，系统地分析社区中不同性别群体在资源获取、权力关系、责任分工、需求和利益等方面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社区发展的影响。帮助识别社区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确保发展项目能惠及所有群体，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公平。    性别分析的目标。一是识别性别差异：了解社区中不同性别群体在资源获取、责任分工、权力关系等方面的差异；二是揭示性别不平等：发现社区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和不公平现象；三是满足不同需求：确保发展项目能考虑到不同性别群体的特殊需求；四是促进性别平等：制定有利于消除性别不平等的策略和措施；五是增强女性权能：提高女性的参与意识和决策能力，增强其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

性别分析的常用工具，一是性别分工图，绘制社区中不同性别群体在不同季节、不同时间的生产生活活动，直观展示性别角色分工的差异和特点；二是性别资源图；三是标注社区中不同性别群体获取和控制各种资源的情况，识别资源分配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性别权力图，展示社区中不同性别群体在家庭和社区层面的权力结构和决策过程，揭示性别权力关系的差异和不平等；四是性别问题矩阵，分析不同性别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范围、严重程度等，确定性别敏感的优先发展领域；五是半结构访谈，分别对男性和女性进行访谈，了解其不同的需求、观点和经历，获取更深入、更具体的性别相关信息。六是根据分析结果，制定促进性别平等的策略和措施。

三、中国学者对PRA的本土化运用及其改进

1990年代开始的国际援华农村发展项目实施计划书中，都明确规定必须采用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理论与方法，一开始聘请的都是国外专家，后来中国自己的专家成长起来，相对外国专家来看，具有情况熟、不需要配翻译、报酬低等特点，从而在与外国专家的聘任竞争中脱颖而出，特别是中国专家能够结合本土化实践运用及其改进PRA。

广泛运用到现有发展项目中的效果满意。

中国学者在认真学习PRA后普遍感到受益匪浅，同时广泛运用到扶贫、农民增收、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旅游、艾滋病防治、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社区规划、公共服务供给等多个领域的项目中，都收到了满意的效果。

RRA在中国的最大价值，不仅是提供一套调研工具，更在于传递“以农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政策与实践的双向互动。RRA的推广既受益于农村发展政策的需求，也推动了政策制定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实现了从“工具”到“理念”的转变。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采用PRA方法的农村项目，对比RRA时期，社区参与度平均提升60%，项目可持续性提高45%。

更可喜的是，PRA后来进入了政府决策层中。国务院原扶贫办将PRA纳入“整村推进”扶贫规划流程。浙江“千万工程”中，村民通过PRA工具（如“村庄规划听证会”），直接参与人居环境改造方案设计。如云南怒江州傈僳族社区用PRA方法自主制定生态保护与生计发展平衡策略。

PRA目前已衍生出更细分的工具，如：社区能力资产图，用来盘点本地资源（人力、自然、文化资产）；未来情景规划，通过村民共同绘制的愿景图，指引发展方向。总体来说，PRA的核心在于将“人”置于中心位置，通过赋权式参与，提升社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这种转变不仅关乎方法，更体现了对个体和社区的尊重，为农村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二）将当地村民对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参与，扩展为以当地村民为主体的自主参与式管理。    20世纪1980年代以来，重要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政府履行援助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发展项目所谈的参与性，实际上是以发展项目工作人员为主体，而让当地村民参与其中的一种方法。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1980年代初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赋予了农户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对土地拥有法定的使用权和通过自主经营而获取收益的权利，从而从经济上保证了农户的主人地位。在这样情况下，国际援华农村社区发展项目就必须以农户为主体，而不能像国外理解的那样，当地农户参与开发项目，在按照项目要求做出自己贡献的同时，也获得自身利益的改善。显然，这种参与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那种导向自主参与。因此，云南学者认为，参与性就是在项目的各个阶段，创造一切条件让当地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卷入为他们未来的发展而进行的一切重要活动中去，并且要求外来开发项目人员与当地人民群众彼此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双方思想交融到这种境界，开发项目人员用当地人民群众的立场、观点和感情进行工作，当地农民群众把开发项目视为本来就是属于他们自己实施与管理的事务。     左停教授建议用农户管理替代农户参与。他认为，在实践中，“农户参与”一词通常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农户参加到政府的项目当中”，也就是说政府是社区发展项目的主体，在项目实施中起着主要作用，如决策、投资选择、操作管理等，而农户则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农户参与只是社区发展项目初期的一个目标，而不应该成为最后的目标。“农户管理”则意味着农户在社区发展项目中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而政府则参与到项目当中，帮助农户解决问题，如提供技术帮助、信贷服务、拓展同外界的联系等等。从农户参与到农户管理是一个过程，尽管在实际工作初期完全由农户管理比较困难，但由农户管理则应该是鼓励农户参与的一个最终目标。

    （三）把抽象的理论概念具体化为实践行为。    云南学者在实施项目中中曾经从事了以下方面的试验与示范。    一是把项目计划变为农户计划，或者说项目区农户依据项目计划制定出自家参与项目的计划，以充分体现农户参与项目的决策地位。    二是在项目村成立农户协会，由农户无记名投票选举出农户协会委员，作为村民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代表自己利益、并进入市场的自治组织。    三是在项目村成立妇女协会，由全体妇女无记名投票选举出妇女协会委员，作为提高妇女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地位、充分发挥妇女作用的自治组织。    四是为项目村最贫困农户设计并实施实物信贷、小额信贷和扶贫资源传递等多种扶贫帮困活动，以保证他们能够在解决吃饭的基础上，有兴趣、有体力、有能力的顺利参与项目。    五是组织村社中先富裕户、有一技之长的农户，对其他农户进行“一帮一”或“一帮几”的生产经营创收等技术帮扶活动，既体现了本村社村民的传统互助精神，又分散或化解了农户实施项目中的风险。

（四）发现并本土化改进PRA传入中国后的缺陷。

在项目实践中，云南学者发现PRA方法也显露出一些缺陷与不足：一是由于PRA过于讲求方法与技巧，而许多方法与技巧又过于繁琐，因而需要的时间长、花费经费多，基本上是在国际援华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中应用，这是因为国际项目往往安排了充裕的PRA经费；而在中国政府、企事业团体的项目中，由于经费不多，因而很少推广；二是在方法过于繁琐的情况下，许多使用者如遇激励与监督不足就往往偷懒，造成了获得的信息也缺乏全面性、系统性、连续性和准确性，致使PRA的推广者、使用者们在中国非PRA的其他专家面前特别是政府官员面前，觉得腰杆硬不起来，反过来他们往往埋怨政府官员“愚不可教”，这就不能不与PRA本意中的尊重与相信他人的“真缔”相悖。

此外，PRA方法中的半结构访谈，不但至今尚无统一的权威的定义解释，而且使用不当也难以获得准确的信息。这是由于：第一，访谈者与被访谈者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或者访谈者不具有当地被访谈者的知识特别是村民们常用的语言词汇，被访谈者要么是不懂访谈内容，要么是无词语可用；第二，中国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的特殊风俗习惯与传统，与外来者始终保持着警惕与距离；第三，访谈者与被访谈者若是异性，有时候往往无法访谈；第四；访谈的时机与场合如果不适合，被访谈者往往产生出不理解乃至反感、逆反心理；第五，访谈者如果提出诱导性问题，使被谈者不得不“顺杆往上爬”；第六，中国现有的PRA专家基本上都是年纪太青、阅历太浅、经验太少的专家、特别是对研究对象缺乏了解，因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于自信而在访谈过程中不会甄别真假信息，更不会测谎。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PRA使用者又过于迷信当面访谈的真实度，也就不能不使其在现实社会中因获得虚假信息、残缺信息、肤浅信息而处于尴尬地位。

后来，PRA经常使用一种叫做会议讨论凑集法，即约请研究对象的相关人员举行带有“游戏方式”的会议，就设定问题让与会者发表意见，PRA工作者当场用各色碳素粗笔在大白纸上把各人观点写出来，从而形成凑集的结论。这一方法的优点，一是会议以游戏方式进行，增加了与会者的兴趣；二是把各人开动脑子说出的问题当场归纳；三是各个观点写在大白纸上，便于避免重复。但是，这一方法的优点也正是它的缺点，一是由于临时凑集发言，参会者往往缺少深思熟虑的时间与场合；二是在公开会议的场合上，有的人由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公布自己的看法，往往出现少数人“操纵”会议观点；三是过于“庸俗”的游戏，容易冲淡严肃的主题，有的年纪大的人往往对此感到羞怯，有的甚至嗤之以鼻。

还有，PRA并不重视问卷调查，而问卷调查差不多是所有学科调查都使用的方法。所谓问卷调查，是在对研究对象——区域社会、经济、生活、生态或所要研究的问题有一定的了解的前提下，用表格式问卷的形式提出需要进一步了解的问题，让随机抽样的人填答，以大量获取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资料。由于被调查者是在保密情况下填写问卷调查表，个人的真实意愿及社区的真实情况往往不受影响地反映了出来。一份问卷调查表中的提问问题，一般来说要经过拟定、审查、评判、修改以及再审查等环节，特别是某些专家的审查与评判结果，就会使会使问卷调查表修改得更趋完善，保证了同一问卷结果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研究对象。至于有学者质疑问卷调查在中国农村发展雪中的地位作用，认为“近年来，许多研究者重视农户问卷调查及其数据分析，为此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其敬业精神值得钦佩。但许多问题需要注意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反应，单从农户视角未必能形成全面准确的判断”，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参见姜长云: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应突出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11期。）

实践证明，问卷调查是否成功的关键之一，是问卷表中提问问题的设定，即采用相关假设和界定假设的方法，首先确定解释指标（哪些现象可能对目标指标产生影响）。假设是研究的命根子。能够提出问题的假设，研究已经成功了一截。一般来说，科学调查的过程中，大约有60%的时间和精力是花在提出假设和设计调查上，不能再少。在此，我们不妨对比一下PRA的调查。PRA很少或几乎不强调认真的准备，也不强调PRA组织者的学科背景、实践经验特别是对研究对象的了解程度，PRA组织者把“凑”的情况汇总后即成为调查结论，而所“凑”的情况是否符合实际（具有一定的量）、是否提示了实质？PRA工作者往往难以肯定。而问卷调查则可以保证足够多的量的分析，从而逼近事物的实质。这也就是说，问卷调查与PRA调查，各有其长处。

（五）把中国常用方法与国际上参与性快速调查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实施国际援助农村发展项目时，中国学者与国际专家一起，在反思传统农村调查方法、引进并本土化参与性农村快速调查评估技术（PRA）过程中，从实际出发，将国内外方法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形成了简便、有效、可重复的方法，提高了调查的效率和精确度。

如何避免与弥补中国的常用的方法与国际上推崇的参与性快速调查方法的缺陷呢，云南学者的作法是把两类调查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出一种既发挥各自的优势，又达到简便、快速、准确获得大量信息的方法。这一方法的要点是，调研组进村后，在召开的村民大会上讲解调研的宗旨与要求，在分几个小组进行问题诊断、主要问题矩阵分析、资源利用图绘制等基础上，由调研组成员分别邀请3～4户农户在一起共同填写问卷表，让农户在填表中对重要内容互相讨论、互相补充、互相纠正，从而使每份问卷表的填写在时间上比单个农户填写节省了一半以上，而且填写的准确性大大增加。除前边已谈到的李小云外，有必要再介绍几位国内外著名专家。除前边已谈到的李小云外，有必要再介绍几位国内外著名专家。

四、涌现出一批参与性农村快速评估国内外著名专家

   除前边已谈到的李小云外，有必要再介绍几位国内外著名专家。

（一）左停教授开发出PRA多款运用

左停教授作为参与式发展领域的资深学者，在PRA的引进与本土化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早年曾在菲律宾大学留学，回国后即成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云南PRA网络的重要成员，后加盟李小云教授的团队。多次被聘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国际机构在华项目的专家，直接参与了多个参与式扶贫、生态环境保护等发展项目的设计、实施与评估、本土化改造，使其更适应中国农村的社会文化语境和发展阶段。

一是被聘参与国际机构合作的参与式发展项目。如UNDP中国参与式扶贫项目（2002—2006），担任项目设计、实施与评估专家；亚洲开发银行（ADB）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等，运用PRA方法帮助社区制定可持续的土地、森林资源利用规划，建立村民自主管理的资源委员会，实现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双赢。

二是政策研究与决策支持。他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反贫困和乡村振兴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其中不少研究基于PRA方法获取的一手数据，确保政策建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三是编著出版多部本土化教材。左停教授作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资深学者，参与策划设计与组织编写出多部专著与教材。

四是组织开发出多项PRA适应性工具。他结合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特点，对国际通用PRA工具进行改造，如将“性别分析矩阵”调整为更符合中国家庭分工的“家庭角色参与模型”。

五是培养出一大批PRA人才。作为中国农业大学参与式发展实验室（2005至今）创始人之一，左停旨在培养参与式发展领域的专业人才，推动PRA方法的本土化创新。其中“参与式农村评估与规划”课程，已培训超过5000名研究生、基层干部和NGO工作者。研发了适用于中国农村的参与式工具包，如“村民参与式决策矩阵”等。与多个地方政府合作，建立了10个参与式发展实践基地。

（二) 郑宝华曾受聘为30余个国际组织援华农村发展项目的PRA顾问、咨询、培训与评估专家。

郑宝华研究员作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创设所长，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领域有着长期且深入的实践，为本土化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 PRA方法的系统性实践应用。如他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移民聚居区农地制度改革难点及对策研究》等一系列重大课题、数十个国际项目的研究中，带领课题组综合运用PRA方法、结合问卷调查、小组访谈等手段，为圆满完成研究任务提供了关键依据、事实。

二是PRA与本土研究场景的深度融合。他在民族地区农村发展研究中，结合云南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将PRA方法与民族生态文化、乡土知识研究结合。如在“刀耕火种的人类生态学”、“自然资源管理中的土著知识应用”等研究中，通过PRA中的参与式观察、关键信息人访谈等方式，挖掘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智慧，为现代农村发展提供本土化解决方案。

三是PRA方法的推广与能力建设。他作为欧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30余家国际组织的项目顾问，咨询、培训与评估专家，郑宝华在多个国际合作项目中引入PRA方法，推动该方法在中国西部农村发展实践中的应用。例如在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云南社会林业项目”、“贫困山区综合开发试验示范项目”中，通过培训当地研究人员和社区工作者，提升了PRA方法的本土化应用能力。

四是研究团队培养。在长期的科研工作中，他带领农村发展研究所团队将PRA作为核心调研方法之一，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参与式调研流程。通过项目实践培养了一批掌握PRA方法的研究骨干，持续推动该方法在农村发展研究领域的传承与创新。

（三）赵鸭桥在本土化PRA过程中培训骨干超万人。

赵鸭桥教授是国内较早系统引入和推广参与式农村评估（PRA）理论与方法的学者之一，在其本土化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早在菲律宾大学留学期间，就系统学习了社会林业与参与式发展理论，将PRA的核心逻辑——“把话语权交还给农民”进行了本土化适配。

一是学术理论与方法深耕。他结合云南多民族、山区农业的特点，优化了PRA工具中的资源图绘制、季节历分析、焦点小组讨论等环节，使其更符合西南农村的文化语境与生产实际。发表多篇关于PRA方法的学术论文，如《参与式农村评估在云南山区的应用与反思》（），为国内农业推广、乡村发展领域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论框架。

二是实践应用与模式创新。他的研究始终扎根农村一线，将PRA方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行动。如他在开远卧龙谷村等多个乡村振兴示范点，带领团队用PRA工具识别村民需求，推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香软米产业模式落地，帮助村民通过标准化种植实现每亩增收300—500元。他曾受聘多个国际合作项目专家，推广和本土化PRA。如作为香港乐施会高级项目官员期间，他主导了西南地区多个参与式发展项目，用PRA方法让村民全程参与项目设计、实施与评估，仅云南澜沧江流域的社区林业项目，直接受益农户超过2万户。

三是人才培养与知识传播。他长期致力于PRA方法的推广与人才培养，在任职云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院长期间开设《参与式发展理论与实践》课程，累计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50余名，许多学生已成为云南乡村振兴领域的骨干力量。为云南、贵州等省份的基层农技人员、乡村干部开展PRA培训超过200场，培训人数超万人，让参与式理念深入乡村治理一线。出版《参与式农村发展概论》（）等教材，成为国内高校相关专业的核心参考资料。

（四）康云海提出的村民参与性生态旅游的专著被多所高校列为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教材。

康云海原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长，是第一批接受并引进参与性理论与方法的学者。他在村民参与性生态旅游方面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其中，他的专著《泸沽湖生态旅游研究----落水村村民参与性发展旅游业的案例分析》（云南科技出版社于1999年7月）版，作为国内首部系统研究社区参与式生态旅游的专著，以云南宁蒗县泸沽湖落水村的至今仍保留着的走婚形式的摩梭人为研究对象，首次将国际先进的参与式发展理论应用于中国生态旅游实践，构建了“社区参与、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三位一体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其价值一是推动生态旅游理论从“保护优先”向“社区主体”转型，他提出生态旅游不应仅停留在自然资源保护层面，而应将当地村民视为发展的核心主体，突破了传统生态旅游“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倡导通过参与式规划让村民掌握旅游收益分配权和发展决策权，从而实现生态保护与生计改善的双赢。二是为政策制定提供可复制的基层实践范式，他的研究揭示：当村民能从旅游发展中直接受益时，其保护环境的内生动力显著增强。例如，在落水村案例中，村民自发组织环保巡逻队、制定村规民约限制过度开发，这种“利益绑定—责任共担”机制后来被纳入地方生态旅游管理指导意见。三是该研究构建了一套可操作的参与性发展工具包，包括社区资源绘图、利益相关者协商会议、集体资产管理等机制，已被应用于多个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项目。这些方法强调外部专家角色从“主导者”转为“指引导者）”，真正实现知识赋权于民，提升了项目的可持续性与公平性。四是本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被多所高校列为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教材，相关研究成果被《生态经济》《旅游学刊》等核心期刊转载，为中国旅游扶贫和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参考。

（五）许建初主持的国际项目PRA实践入选联合国南南合作最佳实践案例。

许建初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是中国参与式农村评估（PRA）方法在西南山地生态系统与跨境社区发展研究中应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2004年担任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水、灾害和环境管理部主任；2007年担任世界农用林业中心（ICRAF）驻中国首席代表。积极参与国际援助背景下的本土化方法实践，尤其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推动PRA与地方知识体系的融合。

2018年，许建初团队在联合国南南发展中心的支持下，实施了印度、缅甸与尼泊尔林菌农林复合系统技术培训示范项目，这是PRA在国际合作中的成功实践。为当地技术员和农户量身定制了林菌农林复合系统构建的培训课程，充分调动当地村民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到技术实践和问题解决中。项目为农村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她们的家庭收入，提高了社会地位。项目还入选联合国南南合作最佳实践案例。

（六）吕星与王万英夫妇把PRA运用到妇女、科技和跨境生态等领域。

吕星与王万英夫妇作为云南长期从事农村发展与国际援助研究的学者，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的国际援华项目中，对参与式农村评估（PRA）的本土化实践与方法论创新作出了系统性贡献，其工作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项目实践与方法传播三个层面。二人是最早在《云南地理环境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等核心期刊系统发表参与式方法论文的中国学者之一，为国内发展学界提供了可验证的本土案例。    早在1998年，吕星与王万英夫妇提出“参与性决策途径”，首次系统构建中国语境下科技扶贫项目中农民主体参与的制度框架。吕星主持2003—2005年美洲银行资助项目“中国云南与美洲安第斯国家山地资源管理的经验交流与比较研究”，将PRA工具应用于跨境生态治理比较研究。强调“农民作为知识生产者”而非“评估对象”；将参与式流程与基层村委会、科技推广站等既有组织结合，形成“双轨并行”的实施机制，提升项目可持续性。

（七）何丕坤教授团队开发出PRA运用到林业发展的工具。

何丕坤为云南林业勘探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基于中国农村实践，开发出适应林业发展一套本土化、制度化、知识导向的参与式评估方法论体系。在森林共管实践中，他强调通过访谈、绘图、季节历等PRA工具，系统识别并结构化社区对林地权属、物种分布、采伐周期的传统认知，实现“知识平权”。其核心在于通过参与式会议、利益相关者分析、资源地图绘制等过程，帮助社区自发形成森林共管委员会，并自主制定《共管章程》、《资金使用公约》等制度文本，实现从“被评估”到“自管理”的权力转移。

他构建“实践—反思—制度化”闭环机制，提出的PRA不是一次性调查，而是一个持续迭代的治理循环，社区通过PRA识别问题 → 制定行动计划 → 实施项目 → 定期评估成效 → 修订制度。这一过程在云南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等案例中，成功将临时性项目转化为可持续的社区治理结构，使PRA成为连接基层实践与政策落地的制度接口。

他强调知识转化与政策嵌入，特别注重将社区提炼的“隐性知识”转化为可被政府采纳的政策语言与指标体系。例如，将村民对“林下药材轮采周期”的经验判断，转化为林业部门认可的“生态采伐强度阈值”，推动地方性知识进入到官方资源管理规范，实现民间智慧与行政体系的双向对话。

参考文献（按出版与发表的时间先后排序）与部分注释：

1，袁德政、郑宝华、于小刚：社会林业学概述，农村经济研究编辑部1992年印，经查阅是国际基金资助、全国第一本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并本土化社会林业学与参与式理论与方法的著作。

2,李小云：农村发展规划指南，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系统介绍了参与式发展的方式，是将国际参与式发展理论引入中国后的早期代表性著作。

3，赵俊臣、左停、郑宝华、赵鸭桥等编：农村发展中的社会科学方法。系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资助的“中国西南地区自然资源管理与贫困问题研究”项目的培训教材，重点介绍了参与式农村评估（PRA）等当时前沿的研究方法，云南省社科院农经所1995年1月印。

4，李小云：农村社区发展规划导论，人民出版社1995年。

5，郑宝华：发展概念之透视，北京大学《经济科学》1995年第3期。是郑宝华在国立菲律宾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之一，也是他将国际发展理论引入中国的早期代表性论文。

6，康云海：中德合作云南造林项目综合效益定量分析报告，林业经济1997年第5期。报告通过对云南多个试点县的实地调查，构建了包括生态效益（水土保持、碳汇能力等）、经济效益（木材产出、就业增收等）、社会效益（社区参与能力提升、性别平等促进等）三个维度效益评估体系，为中国林业项目评估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框架。

7，赵俊臣：农村社区发展理论的引进、本土化与发展，云南社科动态1999年第3期。

8，李小云：谁是农村发展的主体，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

9，康云海：泸沽湖生态旅游研究----落水村村民参与性发展旅游业的案例分析，云南科技出版社于1999年7月。

10，李小云：区域农村发展规划指南，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

11，李小云：参与式发展概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

12，李小云：性别与发展导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1年。

13，李小云：参与式扶贫培训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14，李小云：技术发展与农民参与，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年。

15，宣宜：参与性土地利用规划的理论与方法，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系统构建了一套适用于山地生态系统的规划工具包，涵盖参与式绘图、资源清单编制、冲突调解机制等操作流程，已被多个乡村振兴项目借鉴。

15，李小云：普通发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16，李小云：发展项目管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

17，李小云：参与式规划，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

18，李小云、卢敏，成华威、罗尼·魏努力：参与式农村发展：理论·方法·实践，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

19，叶敬忠、贺聪志：静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8月版。以中国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农村社区为研究对象，在调研过程中大量使用PRA工具，如参与式观察、生命故事法等，深入了解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状况和需求。通过PRA方法，研究团队打破了传统"自上而下"的研究模式，让留守老人成为研究的主体，真实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困境和需求。

20，李小云：国际发展援助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

21，2001年，李小云、李周、王思斌等受国务院扶贫办委托，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支持下，开发了《参与式村级扶贫开发规划方法》，被国务院扶贫办采用，在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推广运用，被亚洲开发银行评价为具有“重大突破”的创新方法。

22，郑宝华：参与性贫困评估和扶贫战略的调整：来自贫困者的声音，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8期转载。

23，郑宝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农村发展，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24，张佩芳、许建初：云南境内澜沧江流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动因分析，地球科学进展2003第6期。

25、郑宝华：云南农村发展的底层透视，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

26，陶佩君主编：农村发展概论（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第二版），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8月版。

27，云南参与性发展协会编著：参与性拓展与深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

28，郑宝华：关于民族地区自然保护区政策制订与实施的思考——以云南省屏边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9，何俊、周志美、杨晏平：参与式农村社区综合发展——云南少数民族社区的实践经验，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9月版。以云南纳西族、彝族、白族三个典型社区为案例，分析了混农林业系统的生态经济效益，社区自主管理规章的制定过程，妇女参与决策的路径创新。项目实施后，试点社区实现人均年收入增长37%（2002-2007年），森林覆盖率提升12%，社区冲突事件下65%。相关经验被纳入《中国农村社区发展报告》（2012）典型案例。    30，郑宝华：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获中宣部“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项目资助，英文版正在出版中。    31，赵俊臣：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云南学者对中国农村发展理论的贡，爱思想2018-12-11 14:22。

32，赵俊臣：李小云教授实践和发展微观发展学的努力，爱思想2024-05-07 08:51。文章提出：李小云教授是中国微观发展学的开拓者，其贡献体现在理论引进、学科建设与实践创新三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