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中国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研究》终于完稿，正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有必要把我们研究的起因与宗旨、主线与支柱、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等，作一个简要介绍。

一、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农村发展学的云南样本？

• 这是响应时代要求与国家号召。

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时代赋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崇高使命。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要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农业地区、城市化地区和生态地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空间，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直接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成色。我们一直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自豪，衷心拥护中央关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决策。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农村发展学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我国目前一方面城镇空间仅占陆地国土空间的1.3%左右，绝大部分国土空间均为乡村；另一方面，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8.3%。这意味着，目前全国仍有4.77亿人常住在农村；城镇常住人口中尚有2.52亿农业户籍人口，这些农业转移人口具有典型的“两栖性”，即就业、居住和生活在城，户籍在村。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现代化的特色。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村发展更加重要、更加紧迫，于此相关的农村发展学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新时期，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需求，立足中国国情农情，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由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以国家队的权威，并以“登峰战略”立项资助，由该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魏后凯牵头主持，进行“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研究构建。作为地方社会科学院，我们落实中央号召，研究构建具有云南地方特色的中国农村发展学的云南样本，就是本职责任，理应不辞。     （二）云南海量的实践经验需要总结。    云南虽然处于国家西南边境，具有多民族山区特色，农村的发展是中国最居重要的部分。早在1940年代世界研究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学萌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驱陈翰笙就于1940年亲自组织了无锡、保定和西双版纳傣族区域经济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与国际通用方法相结合的深入调查，其中西双版纳的调查于1948年在纽约出版了英文版调研报告，惊动了世界学术界，被誉为“中国经济学之父”“中国农村研究先驱”。    就实践来看，云南农村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的经验和典型案例达到了海量，学者们先后进行了不少总结，现在是到了从农村发展学的角度进行理论概括的时候了。据统计资料，1952年，云南地区生产总值仅为11.78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仅为70元。改革开放后，云南发展速度加快，2025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32765.78亿元，同比增长4.1%，经济总量稳居3.2万亿元以上，人均GDP首次突破7万元，迈上新台阶。特别是云南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其中粮食产量突破历史纪录‌，2025年达2001.89万吨，首次突破2000万吨大关，连续十年实现正增长，筑牢了“粮袋子”安全底线。重点农产品全国领先‌：烟草、鲜切花、坚果、咖啡、橡胶、牛油果、松茸等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第一，高原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我们清楚的记得，改革开放初期，云南全省粮食、猪肉等不能自给，国家调拨后仍不够，需要云南用自己的优质烟叶、白糖从外省串换，这一困境早已解决。2025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131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514元，是1978年131元的141.3倍，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每年均在1500万人以上。

云南取得上述成就，是4000多万勤劳的各民族群众，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把中央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与云南省情相结合，共同奋斗出来的，创造的经验非常宝贵，涌现出一大批典型案例既非常难得，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体现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是农村发展学的不可多得的富矿与素材，需要深入挖掘。    大家共识是实践赋能，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理论。如果说理论建构是著作的骨架，那么云南的实践样本则为其注入了血肉。因此，我们在研究时没有停留在抽象的理论推演，而是直面农村发展的现实困境，试图用云南样本解码中国农村发展的多元路径。例如将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社区林业、社区共管等国际方法本土化，通过“烟草模式”“咖啡模式”“牛油果模式”“石桥村模式”、YUEP项目社区共管组织等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农村调研方法、村民自治、自然资源管理等关键议题。再如对乡村CEO、小额信贷扶贫、农民发展权、农民名誉权等前沿议题的深度探讨，旨在揭示乡村企业家在激活乡村资源中的核心作用，系统总结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制度创新与实践智慧，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供可复制的经验。这些来自云南乡土的鲜活实践，让抽象的理论变得可感可知，也为其他地区的农村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照。（一）这是响应时代与国家的号召。

（三）我们自己的研究需要梳理。

作为云南省的农村发展学者，我们经历了云南改革开放的过程，既参与了许多重大发展项目的决策咨询研究，还参与了一部分重要项目实施，有的还直接主持了省委、省政府项目以及国际合作项目的策划、申请、实施和理论总结，而且，还利用国际奖学金，抓住机会选派70多名年轻学者出国学习国际上先进的农村发展理论，并把这些国际理论主导引入中国并本土化。特别是这些留学生学成全部回国，几乎全部被聘请为国内接受国际援华农村发展项目的策划、咨询、培训、评估专家，逐步替代了外国专家，为中国的农村发展学做出了独特贡献，许多人成为国家农村发展学科的带头人、权威专家。例如，左停引进研究PRA有许多新发现，并开发出PRA多款运用工具与教材；郑宝华曾受聘为30余个国际组织援华农村发展项目的PRA顾问、咨询、培训与评估专家；赵鸭桥在本土化PRA过程中培训骨干超万人；董棣研究云南农村引进外资、国际合作的实践及其重要影响，引起省决策层高度重视；康云海提出的村民参与性生态旅游的专著被多所高校列为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教材；许建初主持的国际项目PRA实践入选联合国南南合作最佳实践案例；吕星与王万英夫妇把PRA运用到妇女、科技和跨境生态等领域；何丕坤教授团队开发出PRA运用到林业发展的工具；等等。我们作为当事人，趁其他当事人都健在，当然需要收集、梳理和总结。

特别应该指出，云南社会科学院在组织项目时有意把引进的国际上当时流行的农村发展的理论与方法，根据中国国情加以本土化，形成了适合云南特色的农村发展理论与方法。如在参与组织的云南省委托的小额信贷扶贫中，一方面负责3个县乡的试点，另一方面组织全省扶贫模式培训班的培训与培训教材编写出版，既坚持了小额信贷主旨实质，又对某些具体做法适当变通，形成云南模式。又如在主持全球环境基金（GEF）援助中国第一个中型项目《云南省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2000年开始试验的社区共管、村民监测生物多样性、贫困村互助基金等，曾引起较大影响，项目被评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大区域二等奖，贫困村互助基金被国家财政部和原国务院扶贫办于2006年在全国贫困村推广。

• 这是填补学科空白的工作。

我们梳理了中国农村研究从建国前的起步，到改革开放后的成型，再到新世纪的完善的完整脉络，清晰界定了农村发展学与其它相近学科的边界。认为中国农村发展学‌是农村经济学、农业产业学、区域经济学、农村管理学、农村社会学、农村政治学、农村文化学等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性交叉学科，不仅研究经济发展，还涵盖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态建设、基层治理等多个维度。它的研究对象是农村整体发展演变及其各领域间的相互关系；与其他相近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涵盖更广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后者是其重要理论基础之一。简言之，‌相近农村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是“点”的深入，农村发展学是“面”的统筹‌，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支撑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推进。因而学科属性是发展学的重要分支，强调系统性、整体性视角，由此确立了其综合性统领地位，并预测下一步将成为一级学科，其它相近学科将成为它的二级学科。如农村经济学将成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又是农村发展学的二级学科，其它相近学科由此类推。        

二、确立以农民为本、将“农民发展权”置于学科中心位置的主线

鉴于我国农村发展学至目前尚未成型、更未成为一级独立学科的实际，我们在研究之初，跳出了以往农村研究依附于经济学、社会学的局限，以发展主体论、制度创新论、发展模式论、理论自主论、方法整合论五大支柱为骨架，明确了“农民是发展的核心主体”的理念，将“农民发展权”置于学科的中心位置。    

（一）将“农民发展权”树立为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立论基石。

确立以“农民”为主线的分析范式‌，基于魏后凯等学者的框架，详细梳理了中国农村发展学从“建国前的起步”（民国时期陈翰笙、费孝通、张培刚等的世界领先研究），到“依附和停滞”（1949—1977年照搬苏联模式的教训与孙冶方、顾准的反思苏联模式的影响），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形成”（（1978—2020年引进与发展经济学等理论）和完善（2023年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至今）四个阶段，试图清晰地勾勒出学科知识体系的演变。在与政策实践的互动关系中，从“起点同等性”的生存权（吃饱饭）拓展到“参与、促进和享受成果”（有钱花、幸福）的综合性发展权，并结合国情，批判了“农民发展权是恩赐”的观点，从“归还”和“宪法赋予”角度为其提供法理和道义支撑，为政策实践（如确权赋能）提供了理论依据。强调发展权是农民应有的、基于国民身份的法定权利，需要从制度上予以保障和赋能，这便将发展问题从单纯的技术、政策层面，提升到了权利与正义的制度伦理层面，为审视农村土地、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提供了统一的价值标尺。‌   

（二）系统总结了“帮扶资源精准送达农户”的创新模式与实践经验‌。

我们依据国家实施大面积的“温饱工程”、普惠式“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等具体案例，详细阐述了如何通过科学的识别方法（如三步矩阵法）和创新的制度设计（小额度贷款、整借零还、贷款小组互助互督互保、以妇女为主要承贷人等），克服了资源分配过程中的“精英俘获”和“渗漏”难题，使发展资源真正惠及最需要的贫困户、低收入户。

（三）强调了“尊重农民意愿”与“倾听农民声音”的方法论‌。

我们针对传统农村调研中“被村干部包围、难以听到真声音”的弊端，推崇结合PRA（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等方法论，建立真正反映多元群体（尤其是贫困户）意愿的渠道，体现了对农村研究中实证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双重重视。

‌（四）创新性地论证了“乡村企业家（CEO）”的核心地位与引领作用‌。

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本书深入探讨了乡村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作为整合生产要素、发现市场机会、引领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角色，并详细讨论了其与村党支部、村委会以及村民经济组织的关系、激励方式（如股权激励）和监管机制，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五）提出保护农民名誉权的理论观点

农民名誉权的保护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正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针对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农民话语权相对薄弱的现实，提出保护农民名誉权的理论观点。

一是实质正义与“倾斜保护”理论。传统的法律人格假设是抽象的、平等的，但现实社会中，农民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经济地位弱势和法律资源匮乏的境地。在与企业、媒体或强势个体发生名誉权纠纷时，农民往往缺乏维权能力和话语权。强调通过法律援助、举证责任倒置等方式，对农民进行倾斜性保护。

二是社会排斥与“反污名化”理论。在社会转型期，农民群体常被贴上“落后”、“愚昧”、“素质低”等刻板印象标签，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名誉侵害。理论上应将“群体名誉”纳入保护视野，反对任何形式的基于身份的歧视性言论，维护农民作为现代公民的尊严底线。

三是熟人社会与“社会评价修复”理论。农村熟人社会的特性决定了名誉权侵害的后果具有“涟漪效应”，救济机制应侧重于社会评价的修复。

四是数字鸿沟与“话语权赋权”理论。在新媒体时代，保护农民名誉权的本质是弥合数字鸿沟，赋予农民自我定义与自我辩护的话语权，防止其被媒介话语霸权客体化、娱乐化甚至妖魔化。

五是主体性建构与“人格尊严”理论。长期以来，农民容易被视为需要被改造的对象或劳动力的提供者，而忽视了其作为独立人格主体的尊严。保护名誉权，就是承认农民拥有与其他社会阶层平等的人格尊严和价值。这一理论观点强调，名誉权保护不应仅被视为消极的防御权（即不受侮辱），更应被视为积极的人格发展权，是农民建立自信、参与公共事务、实现乡村善治的心理前提。

• 实践模式提炼：观点创新

 （一）对既有学术研究的有力集成与回应‌。

本书广泛引用并批判性吸纳了国内外的前沿理论与经典研究，包括‌杜润生团队的改革思想、林毅夫关于中国农村改革的系列研究、张维迎的企业家理论、徐勇的田野政治学与“祖赋人权”观、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警示‌，以及国际上的‌孟加拉国乡村银行（GB模式）经验、PRA参与式发展理论‌等，并将其融入对中国本土农村发展实践的分析框架中，以拓展理论视野。

     （二）本书主要内容涵盖了农村发展的核心理论、现实挑战与未来展望。

一是‌现实问题导向‌。书中力图深入探讨多个关键而具体的现实议题。例如：‌精准扶貧资源的有效送达‌，通过“温饱工程”和“小额信贷”（尤其借鉴孟加拉国尤努斯教授的GB模式并本土化）的案例，详细分析了如何克服资源传递中的“瞄准偏差”问题，确保资源惠及真正需要的贫困农户，并总结出“三步矩阵法”等识别方法。    二是‌土地承包权利的基础地位‌。认真分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发展权（物权）基础的重要性，以及土地流转市场化改革的意义在于实现规模经营，以及现实进展与挑战，指出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利仍是重要课题。

四是‌农民经营主体。认为相对于现有的小农户家庭经营主体，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是是农村产业发展中农户增收的实践与理论概括。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增收的6个阶段的状况特点，重点分析了精准扶贫中贫困帮扶及帮扶产业的优先对象；盘活农村资源资产中资源变资金，资金变股金，农户变股民及现代新型农产业中的农民增收，建议今后要把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放在重要位置。

六是农户家庭经济行为分析。农户是中国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农民家庭，具有生产、生活和人口再生产的三种职能；重点分析农户家庭经济行为，是中国农村发展以及农村发展学第一位要考虑的大事。

（三）为乡村振兴提供可复制的本土模式。    一是产业发展的创新模式。总结云南在高原特色农业、生态旅游、农村电商等领域的实践经验，提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农民参与”的产业发展模式。以孟连牛油果产业为例，通过引入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参与种植、加工与销售，实现产业增值与农民增收双赢。该模式为各地发展特色产业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蓝本，助力农村产业转型升级。

二是乡村治理的创新实践。基于云南社区共管与村民自治实践，提出“党建引领—多元参与—协商共治”的治理模式。通过设立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制，完善基层治理结构，提升农民参与度与满意度。该模式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制度创新路径。

三是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协同创新。结合云南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的社区共管实践，提出“生态保护—社区发展—农民增收”协同发展模式。通过设立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发展生态旅游等方式，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该模式为破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提供了新思路，拓展了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边界。

五、方法创新：探索参与式与本土化结合的研究路径    （一） 参与式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应用。    我们曾参与推广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方法，并结合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特点进行本土化改造。倡导“外来研究者与村民共同参与、平等对话”的调研模式，通过村民大会、焦点小组讨论、社区资源图绘制等方式，真实捕捉农民的需求与意愿。该方法不仅提升了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更增强了农民的主体意识与参与能力，为农村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新范式。   

（二）案例研究的深度拓展。

以云南为样本，选取无量山社区共管、孟连牛油果产业发展、昭通乡村CEO培育等典型案例，开展跟踪研究，通过深入剖析其发展历程、成功经验与潜在挑战，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规律。这种“深描式”案例研究克服了传统研究“大而全、浅而空”的弊端，实现了从现象描述到理论生成的跃迁。    

（三）多学科方法的融合运用。

在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统计分析、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例如在农民幸福感评估中，融合心理学量表与社会学参与式评估；在土地流转研究中，结合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与法学产权理论。多方法协同提升研究的全面性与科学性，增强了结论的可信度与解释力。 

六、与国际接轨的尝试

针对国内社会科学研究出现的在世界上“有理说不出、说了没人听”的现象，本书在学术规范性方面，力求注意与国际接轨，‌按照符合国际社会科学著作的基本规范要求‌，尤其在结构设计、方法论阐述、文献引用和伦理意识等方面体现与国际标准的兼容性上进行了尝试。

• 强调理论观点首创学者的知识产权。

国际上非常重视尊重知识产权，规范引用学术观点‌。我们在本书中凡引用他人理论或观点，均明确标注提出者，避免将成果归于集体或模糊处理，体现了对学术原创性的尊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术诚信规范。

该书广泛涉及了从民国至今，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发展学等多个领域，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众多中外著名学者，勾勒出了一幅中国农村发展学术思想与实践传承的丰富图景。    书中多次引用‌构建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学知识体系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魏后凯的贡献与观点，并介绍了他牵头举办学科建设研讨会、发布《中国农村发展学年鉴》等工作。对于被誉为中国农村发展学与减贫研究领域的奠基性学者李小云，系统引入并本土化了“发展学”、“参与式发展”等国际理论，并在云南等地开展了“河边模式”等著名的乡村振兴实践，推动了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学科建设与实践创新特别介绍。在论述学科关系时，引用了‌周应恒‌、‌姜长云‌、‌何秀荣‌、‌青平‌等学者关于构建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观点。    在回顾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时，提到了‌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乡建先驱。‌特别是介绍了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先驱”陈翰笙，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同行的农村调查方法，领导了大规模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基于江苏开弦弓村（江村）调查写成的《江村经济》，是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经典之作，提出的“熟人社会”“差序格局”、“乡土中国”等概念，以及“志在富民”、“小城镇，大战略”等思想，对农村社会学和发展研究影响深远。当代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学术著作，为发展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奠定他作为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代表，主张从文化本位出发重建乡村秩序，强调教育与组织在乡村复兴中的核心作用，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

对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主要提到了孙冶方和顾准‌反思计划经济、“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强调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重点介绍了‌党内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连续多年主持起草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村重大改革的政策制定与推动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真实记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重大改革的决策过程，具有一手史料价值。‌以及他带出来的著名农村发展专家如王岐山、‌陈锡文、周其仁、翁永曦‌、何道峰、王小强、温铁军等著名学者及其观点。    

从理论上论证农村改革影响较大的，一是‌程漱兰的《中国农村发展：理论和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系统梳理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发展战略演变，将制度变迁纳入分析框架，是连接历史经验与现代政策的重要桥梁。二是‌郭书田的《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十年》（农业出版社1990年5月版）‌，全景式回顾1980年代农村改革成就，涵盖土地、乡镇企业、基层治理等多维度，是理解“黄金十年”的重要参考。三是林毅夫、蔡昉、李周合作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2006年增订版， 2012年最新增订版），研究挑战了当时国际学术界“集体经济资源配置有效”的主流观点从集体生产队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的过程中，‌农业增产中有近一半（约46.89%-50%）的增长可归因于这一制度变革激发的农民积极性。‌该书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的经典之作，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四是张维迎‌、盛斌在《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人民出版社1989年1版，三联书店2004年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4年3版），该书系统阐述了企业家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提出了"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的著名论断，认为企业家通过“套利”和“创新”实现“无中生有”，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我们认为也适应与农村发展分析。五是杜晓山将孟加拉国尤努斯教授的“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扶贫GB模式系统引入中国并进行本土化试验，为解决扶贫资源精准到户难题提供了重要方案。六是黄祖辉提出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五路径”理论，强调通过组织化、服务体系等实现小农现代化。七是陈文胜研究聚焦于大国小农理论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路径，其著作《论大国农业转型》等被翻译成多国语言。   

在农村发展学相近学科，本书提到了徐勇通过深入的农村调查，提出了“家户制”、“祖赋人权”等本土化理论概念，推动了中国农村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王景新、迟福林、唐涛等人1996年提出“‌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强调土地权利应从“合同管理”转向“物权保护”，被‌一字不改地写入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标志着其从学术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    在国际学者方面，一是提到了曾在中国开展农村调查的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卜凯‌（John Lossing Buck）和‌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Wilhelm Wagner）等运用国际流行方法，最早在中国进行农村调查。二是借鉴了‌尤努斯（小额信贷）、舒尔茨（农民理性）、哈耶克（批判计划经济）‌等国际学者思想的、立体的中国农村发展学学术谱系。三是感谢乌拉旺来中国推广“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四是‌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提出“内卷化”（过密化增长）理论，揭示小农经济在人口压力下边际效益递减的困境，深刻影响了对中国农业现代化路径的思考，没有想到的是他描述的农民内卷已成为当代中国流行词汇。

 （二）强调方法论透明性与研究伦理‌。

书中明确引入并实践“参与式农村评估（PRA）”、“三步矩阵法”“问卷调查分析”等国际发展研究通用方法，并对数据收集过程、调研对象选择、信息验证机制进行说明，体现了研究过程的透明性与可重复性，符合国际学术对研究伦理与方法披露的要求。

（三）强调“听到农民的真实声音”，避免信息失真。呼应了国际社会科学对“主体性”与“知情同意”的重视，呼吁代表农民必须由农民授权。

（四）立足实证，强调本土经验的可迁移性‌。

以云南为“样本”，通过具体案例（如社区共管、小额信贷、乡村CEO、农民经营主体）等支撑理论建构，避免空泛论述。

（五）规避有争议话题与敏感词。

该书在政治、社会、民族等敏感议题上表述上力图严谨，符合中国出版法规要求，也间接增强了其国际接受度。

使用“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等官方标准术语，避免文化误读。

强调“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话语，确保与主流政策方向一致。

避免使用绝对化、歧视性或煽动性语言，符合国家《出版管理条例》与国际学术中立性原则。

七、 尚待深入探讨的空间‌

• 期盼《农村发展学》命名统编教材问世。

目前，国内适用于高校课程教学与研究生培养教材，一是‌陶佩君主编的《农村发展概论》（中国农业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三版）‌，属于普通高等教育农业农村部"十三五"规划教材，是最成熟的系统性教材，以“人本、可持续、系统综合”为核心理念，融合国际参与式发展理论与中国实践，被多所高校列为指定教材；‌二是高启杰主编《农村发展概论》，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2版，系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教材；三是张晓山主编《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概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魏后凯主编最新修订版2025年9月版，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使用；四是《中国农村观察》编辑部编《中国农村发展学年鉴2023》‌：首部学科年鉴，精选112篇高引论文与35部重要著作，系统集成学术成果、政策文献与重大事件，是构建知识谱系的权威工具书。特别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魏后凯牵头，依托“登峰战略”项目正在编写《农村发展学》教材，预计将填补国内无《农村发展学》命名统编教材的空白，代表学科建设的未来方向。我们在本书中研究，虽然是云南样本，但也试图为全国的构建贡献微薄之力。

• 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的局限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创新，但仍存在一些局限。例如，学科体系的构建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边界划分还需要更加清晰；部分理论观点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验证；对于数字经济、城乡融合等新时代农村发展的新议题，研究还有待深入。未来的研究可以在这些方面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不断完善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  

• 实践中的大量待解问题留给学科完善。

书中所指出的相关领域当前存在的问题、短板与挑战，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如：对于农民幸福生活的“幸福感指数”体系本土化尚在探索中。    城乡融合与农民社保、医保、养老等“国民待遇”问题解决仍需顶层设计与长期努力。当前农民享受国民待遇问题“学界讨论尚不充分”，理论、途径、方法的顶层规划还有待加强。    如何保障“尊重农民意愿”的政策可持续性，避免形式主义和权力回归仍然是需要持续关注的课题。

由于水平所限，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存在可以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期待着通过学界争鸣求得共识。

参考文献

1, 王昌林：以“四个坚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农村发展学，《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11期。    

2，高培勇: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及其自主知识体系的三重考量，《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11期。

3，魏后凯:构建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学知识体系，《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11期。    

4，如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魏后凯，求是网2026-03-06 16:47。

5, 姜长云: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应突出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11期。    6, 何秀荣: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之我见，《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11期。    

7, 青平:关于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11期。    

8，周应恒: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的内涵与中国特色，《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11期。

9, 黄祖辉：《中国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

10. 陈文胜：《大国小村》，湖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版。

11，赵俊臣：李小云教授实践和发展微观发展学的努力，爱思想2024-05-07 08:51。12，赵俊臣：精准扶贫到真正的贫困农户，爱思想2018-08-06 20:22。

13，赵俊臣：让农民成为林业发展的主体，爱思想2018-08-10 16:03。

14，赵俊臣：赋予农民充分而有保障的金融运作权，爱思想2012-06-27 21:27。

15，赵俊臣：我参与和主持过的区域发展战略研究，爱思想2018-09-25 21:24。

16，赵俊臣：是水土不服，或是没学到“真经”？ ——中国引进孟加拉国尤诺斯教授小额信贷扶贫模式的经验与大部分都没有坚持下来的原因述评，爱思想 2024-05-26 22:33。

17，赵俊臣：纪念来中国推广“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乌拉旺教授，爱思想 2008-07-18 1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