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扎根于“云南样本”的时代之作
当赵俊臣教授将其新著《中国农村发展学构建的云南样本研究》的稿件发给我，并嘱我为之作序时，我感到一种跨越时空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仅源于我与赵俊臣教授等同仁长达三十余年的学术交往和情谊，更源于这部著作所承载的宏大命题：在全球减贫与发展的宏大叙事中，我们如何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出属于自己的学科体系？
回望20世纪90年代，那是一个中国发展研究与国际视野激烈碰撞、深度融合的黄金时代，彼时我的原来的北京农业大学的团队和赵俊臣、左停（后来我的同事）等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其他机构的一批同行、同仁，在一些国际机构的支持下，开始尝试将国际发展领域的“参与式农村评估”（PRA）等理念引入中国。正如赵俊臣教授在书中所回顾的，那不仅是工具的引入，更是一场思维的革命，它要求研究者从“施予者”转变为“倾听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野”。而云南，因其极为复杂的边疆地理、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以及多样的生态系统，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这群发展研究者心中最具挑战性，也最迷人的实验室。在赵俊臣教授的笔下，云南不仅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省份，它更是一个发展的“全息样本”，在这里，你可以观察到从原始生计到现代市场体系跨越的完整光谱。从高寒山区的跨境民族社区，到热带雨林的自然资源博弈，云南的每一寸土地都记录了中国农村从“让农民吃饱饭”到“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努力与飞跃。赵俊臣教授这部著作的问世，正值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时代的关键节点，它不仅是对云南过去几十年农村发展实践的深情回望，更是对乡村振兴战略中如何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这一核心难题的有力回应。这是一部具有历史厚度的著作，它记录了一代学者如何扎根田野，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将那些碎片化的、鲜活的实践，通过严谨的学术打磨，构建了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坚实底座，这种扎根大地、仰望星空的学术精神，在当前这个略显浮躁的学术场域中，显得尤为珍贵。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云南的样本价值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当我们谈论“中国农村发展学”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一种在高度复杂环境下实现大规模减贫与转型的逻辑。云南的特殊性在于，它整合了中国农村几乎所有的极端变量，如生态脆弱性、社会与文化多样性、边境复杂性以及贫困的顽固性，而赵俊臣教授在书稿中通过大量实证数据和案例，向读者展示了，如果能够在云南这样“难啃的骨头”上实现发展的突围，那么其总结出的理论逻辑，必然对中国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极强的普适性和参考价值。
二、 复杂性与本土经验的学科意义
在国际学术语境中，“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向来是一个充满张力、多学科交叉的前沿阵地，长期以来，关于发展的知识生产权往往被西方的话语体系所主导。然而，当我们试图用那些产生于西方语境下的“增长模型”或“发展干预”来解释中国农村，尤其是像云南这样的多民族、多山地的边远地区时，往往会遭遇一种“理论的错位”或“现实的失语”。发展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投入产出比问题，更不是冷冰冰的GDP增长，在中国农村，发展的本质是社会结构的重塑、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农民权利的回归，赵俊臣教授在书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复杂性，并将其转化为学科构建的基石。这种复杂性体现在，当国家大规模的扶贫资源下达到村庄时，如何穿越复杂的基层社会关系网，实现书中第四章所追求的“精准送达”？当土地承包权与林权改革推行时，如何在保护生态红线的同时，赋予农民作为主体的“发展权”？
本书最核心的学术贡献之一，就是基于云南实践，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赵俊臣教授认为，这个学科必须是本土化的、以农民主体为核心的，其灵魂在于对农民作为独立主体地位的尊重，这与我长期倡导的“发展研究要回归乡土、回归人本”的理念高度契合，他并没有在做一个抽象的、空中楼阁式的理论推演，而是通过云南样本，这个涵盖了土地、森林、金融、社区共管等全方位的微观视窗，将具体的发展内容有机地串联起来。例如，书中第八章对“自然资源社区共管”的论述，实际上触及了发展研究中最前沿、也最困难的“公地治理”命题。在云南的广大山区，森林和水源不仅仅是生态资产，更是社区生计的根基，赵俊臣教授通过长期的田野追踪和实验总结，展示了当外部的行政干预与内部的社区生存需求发生冲突时，如何通过“参与式”的制度安排，建立起一种基于社区共识、利益共享的治理逻辑。这不仅是实践层面的制度创新，更是对发展理论中“权力与赋权”命题在东亚农耕文化背景下的本土化阐释。又如，书中关于“乡村CEO”的探讨，敏锐地切中了当前乡村振兴中最紧迫的“人”的问题。在城乡要素流动的博弈中，乡村长期处于人才流失的洼地。赵俊臣教授提出将“职业经理人”逻辑引入农村经营，实际上是在探讨如何将现代管理文明植入乡土社会，同时又不剥离农民主体性的难题。他将这种新型经营主体放在农村发展学的逻辑框架下观察，深刻揭示了在市场化逻辑进入乡村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既实现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又确保小农户不被市场巨头边缘化。书中第五章至第九章关于“赋予农民发展权”的论述，是我认为全书最具理论爆发力的部分，赵俊臣教授不仅谈论经济权利，更将土地承包权、林业主体地位、金融运作权上升到一种综合性的、不可剥夺的“发展权”高度，这种视角的转换，使得中国农村发展学不再仅仅是农业经济学的变体，而成为了一门关注“人的解放与发展”的社会科学。
这种从具体实践到理论概括的进路，正是中国农村发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有的风貌。它既有严密的理论骨架，又有饱满的血肉细节，它告诉我们，本土的发展知识不应存在于书斋的故纸堆里，而应生长在那些关于农户增收的艰辛探索中，生长在对“农民金融运作权”的理据争取中，生长在每一个村落治理的微观实验中。只有扎根于这种真实、残酷而又充满希望的复杂性，我们的学科才具有解释中国现实、预测未来趋势并指导全球实践的生命力。
三、 跨越时空的“历史感”与持续产出
在学术界，我非常敬重赵俊臣教授的一点，就是他身上那种鲜明的历史感与时间感，这种感受并非仅仅是对陈年旧事的堆砌，而是一种能够穿透岁月、洞察社会变迁逻辑的深邃洞察力。
正如书稿附件二中所梳理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林经济管理研究史》，赵俊臣教授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实际上是在为中国农村发展的云南路径立传。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后来的参与式扶贫，再到现在的乡村振兴，赵俊臣教授不仅是一个观察者，更是一个深度的参与者，他实际关注中国农村发展的时间，远比这本书写作的时间要长得多，他经历过那个物资匮乏、举步维艰的年代，也亲历了中国创造减贫奇迹的辉煌。这种长时间维度的纵向观察，使得他在书中提出的“中国农村发展学四个阶段论”（第二章），具有了极其厚重的实践底色和说服力，他精准地概括了中国农村从“为了生存”到“为了致富”再到“为了全面发展”的转型轨迹，这种概括如果没有几十年的田野功底，是断然写不出来的。
令人尤其敬佩的是，步入耄耋之年的赵俊臣教授，他依然保持着令人惊叹的思想和创作活力。赵俊臣教授却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试验田”，他笔耕不辍，产出了大量高质量的、思想性的学术成果，这种学术上的长期主义在当今快节奏的学术评价体系下，显得尤为可贵，甚至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辉。本书正是这种长期跟踪研究的结晶，它不是片段式的、走马观花式的调研报告，而是一部有纵向脉络、有历史温情、有实践根基的知识大厦，它记录了云南学者如何将国际先进的发展理念与云岭大地的实际相结合，这本身就是中国当代学术史的一个精彩篇章。这种“时间的力量”赋予了书稿一种独特的权威性。当他谈论“农民是林业发展的主体”时，他不仅仅是在谈政策，他是在谈几十年林权变迁中农民汗水与泪水的凝结；当他谈论“金融运作权”时，他是在回望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每一次艰难的转身。这种厚重感，是那些仅靠半年、一年的田野调查就匆匆成书的作品无法比拟的。
四、 发展研究：实在而有趣的学术追求
我常对学生们说，发展研究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它的魅力在于它永远拒绝平庸的抽象。俊臣教授这部书稿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作“实在而有趣”的学问。
所谓“实在”，是因为本书关注的是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以及具体到几乎琐碎的制度安排。赵俊臣教授在书中详细分析了“乡村CEO”在农村经济中的引领作用，这不仅是一个学术概念，它关乎一个村庄的集体资产如何运作，关乎一个职业经理人如何与充满传统乡土逻辑的村委会进行博弈，他在探讨如何将发展资源精准送达贫困农户时，文字中透露出一种近乎“工匠精神”的严谨——他关注那些资源在流向农民过程中的每一个阻滞点，关注“最后一公里”的损耗。这种对细节的执着，正是一个真正的发展研究者对农民福祉最真诚的礼赞。他把发展权拆解为土地权、林权、金融权，这种“拆解”让宏大的理论变得可感、可知、可操作，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学问。
所谓“有趣”，是因为赵俊臣教授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农村实践中提取出富有张力的学术素材。发展研究绝非冷冰冰的数字模型，它充满了生动的故事和博弈。在书中第十章“农户家庭经济行为分析”里，我们读到的是农户在面对不确定性市场时的智慧与选择，那是极具生命力的博弈论实践；在第十一章关于“参与性理论与方法”的论述中，我们仿佛能看到研究者与农民围坐在火塘边，通过画图、排豆子等方式共同分析社区资源的场景。这种学术工作充满了戏剧性、挑战性和发现的快感。它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有大脑，还要有脚力、眼力，更要有心力。
赵俊臣教授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农村发展学不是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在每一次与农民的对话中、在每一个自然资源的冲突协调中、在每一项新型经营主体的兴衰观察中“磨”出来的。本书做到了将具体的实践内容有机串联，既有学科构建的骨架，更有充满温度与生命力的血肉细节。这种“血肉感”，让读者能感受到文字背后的泥土气息和呼吸声。对于我们这些常年行走在乡间的小径、试图解开农村发展密码的人来说，阅读这本书，就像是在与一位经验丰富的长者共同复盘一场宏大而精微的学术战役，既感到实在的获得感，也体会到探索未知、破解难题的纯粹乐趣。
五、 一个发展研究者的回应与自述
在赵俊臣教授的书稿中，他多次提及并称呼我是“中国发展学之父”，面对这一评价，我必须在序言中做一个诚恳的回应，这实在是赵俊臣教授对我的过奖和谬赞，我万万不敢当。
回想起我的学术生涯，尤其是那些与云南紧密相连的岁月，我更愿意称自己为一个“不断在泥土中寻找答案的学习者”。我之所以较早地接触到发展工作，并在原来的北京农业大学以及现在中国农业大学尝试推动“发展研究”的学科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种机缘巧合：恰逢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绝对贫困走向全面小康的历史巨变期。在那个年代，我们像海绵一样吸收国际上的先进理论，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如果不把这些理论翻译成中国语言，如果不让它们扎根在像云南这样具有丰富多样性的土地上，它们就只能是学术象牙塔里的装饰品。
在云南的田野里，我结识了赵俊臣、许建初、左停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学者，我们曾一起在偏远的民族村寨里讨论“参与式方法”如何才能不沦为形式，也曾一起思考如何将那些外来的、自上而下的扶贫资金转化为村庄内部自发的、内生的发展动力。目前，我依然在云南的边远村庄，如勐腊县的河边村，进行着乡村振兴与贫困治理的微观干预实验，这些实验在书中也能找到深刻的呼应。当我读到赵俊臣教授关于“赋予农民金融运作权”和“农户家庭经济行为分析”的精彩论述时，我深感我们在理论脉搏上的同频共振，赵俊臣教授敏锐地意识到，农民不仅仅需要“钱”，更需要操纵和运作资源的“权利”。这种对发展本质的深刻洞察，正是我多年来不断在实践中试图验证的真理。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农村发展学的构建是一项极其宏大且艰巨的集体事业，它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它凝聚了像赵俊臣教授这样长期扎根一线、对土地怀有深沉热爱的学者们的集体智慧，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本质上是试图为中国几亿农民的转型建立一套科学的解释框架，这需要数以万计的研究者前赴后继，赵俊臣教授在书中表现出的那种不盲从、不迷信、求真务实的学术品格，才是我们这门学科最宝贵的财富。
六、 结语：致敬坚守者
《中国农村发展学构建的云南样本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厚重的、具有云南特色的农村发展理论探索，更深刻地展示了一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应有的风骨。
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成功地将“云南样本”从一种区域性的经验提升到了学科体系的高度，它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故事不仅发生在繁忙的沿海港口，更发生在高山峡谷间的每一个村落。赵俊臣教授通过对“乡村CEO”“社区共管”“参与式方法”等前沿命题的系统整合，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发展学勾勒出了一幅清晰的蓝图。这部著作不仅是给同行学者看的，更是一份献给所有关注中国乡村命运的人们的“行动指南”。
更令我动容的是赵俊臣教授那份跨越半个世纪、从未改变的学术赤诚。在当今这个学术快餐化的时代，能有这样一位老先生，在退休、步入耄耋高龄之后，依然愿意去梳理那一卷卷枯燥的经济数据，依然愿意去走进每一个火塘边倾听农人的心声，依然愿意为了争取农民的一项权利而疾呼，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坚守。
正如书中所言，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研究主线是农民。而我认为，这部书稿的主线则是情怀，一种对中国农民深沉的、慈悲的、理性的情怀。这种情怀不仅体现在他对“农民发展权”的法律逻辑构建中，更体现在他对“扶贫资源送达‘最后一公里’”的每一个细节推敲中。
我衷心地将这本书推荐给所有的农村发展研究者、基层工作者以及每一位关心中国乡村变革的读者，它不仅能教你如何研究农村，更能教你如何去热爱、去敬畏那片养育了我们的土地。
致敬赵俊臣教授，致敬每一位在泥土中构建梦想的坚守者。
李小云
2026年4月10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