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节稿发表于2004年8月《经济导刊》

“经济全球化”或“全球化”是当下用得最多的词汇之一，有人甚至奉其为跨世纪的显学。由于信息的不充分，对这方面的已有研究我们难计其数，对其中的观点与分歧更不能穷其全廓。比如，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时间，看法就很不一致。有人说它始于20世纪90年代，由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和网络技术革命所引起；有人说可以从20世纪50年代欧洲货币市场的出现算起；有人说可以上溯到“一战”前50年即19世纪中叶运输业发展、工业革命及国际自由贸易和宗主国、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还有人干脆认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世界经济经历了上述三次全球化浪潮。

这些都是学术上的争论。尽管争议很多，但我想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由于技术进步，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的这种经济全球化过程、状态和趋势，20世纪以来是由西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和为中心的，特别是在二战前后美国已经居于世界经济的核心。为简明起见，我们不妨称其为“美元资本时代的经济全球化”。

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经济学之外近期历史学的研究表明，在美元资本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之前，还有另一个时代值得关注。那个历史时段长达几个世纪，从公元1400年至1800年左右，是东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支配的――且让我把它叫做“白银资本时代的经济全球化”。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贡德 弗兰克教授的近著“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中译名为《白银资本》）揭示，自地理大发现至工业革命前的世界经济史中，亚洲特别是中国实质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中国需要白银，欧洲需要中国的农产品和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两者的结合导致了国际交换和全世界的商业扩张。

在过去这个包容世界的劳动分工和贸易体系中，东西方贸易的显著特征是以白银为结算货币。白银贸易中，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长期贸易逆差。美洲、日本两个地区靠生产、出口白银来弥补其赤字；非洲靠出口黄金和奴隶。而中国凭借有竞争力商品的大量出口，长期保持着顺差，并由此吸引了世界白银货币的一半，促进了16-18世纪中叶前明清两代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和增长。保罗 拜罗克等其他学者对此的估算结果是，1750年亚洲占世界总人口的66%，产值却占到80%。证明当时亚洲的人均生产力要比世界其他地区高得多。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其时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全球经济中即便不是中心，也占据着支配地位。

这无疑肯定了亚洲/中国在距今150年以前长达几个世纪的经济成就，并以全球整体主义的视角否定了“欧洲中心论”。因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占据很多西方人头脑的是，自15世纪以降，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之后的现代世界体系是西方主导的。与道格拉斯 C 诺斯和罗伯特 托马斯所谓“西方世界的兴起”相对应，在这个时期东方世界则是没落甚至走向了衰亡；世界由其“现代性”与传统划清了界线，欧洲依其现代的、进步的、创新的、开放的“西方特性”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欧洲的路灯”光芒四射，照亮了传统的、停滞的、保守的、封闭的东方。在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乃至德国的韦伯等一大批学者的论著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欧洲特殊论”和“中心论”的视角和观念。对此弗兰克指出，很多人声称的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观念落后、技术停滞、民间制度和公共/国家制度由于某种原因比欧洲低劣，这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只不过是胜利者十足的“种族主义神话”罢了。而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把中国描绘成“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也“只不过是马克思的一个发明，绝对没有事实依据”，其目的在于“证明子虚乌有的欧洲独特性”。

那么，既然在白银资本时代东亚主导的全球经济中，欧洲是一直处于劣势的，欧洲后来又是如何兴起的？或者说欧洲又是如何爬上了亚洲的肩膀的呢？一个原因是，“欧洲人先是买了亚洲列车上的一个座位，然后买了一节车厢。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而找到钱最重要的途径是，欧洲人从他们在美洲发现的金银矿里获得了金钱”。除了通过敲诈勒索、巧取豪夺从美洲得到白银之外，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对节约劳动力的技术需求很低，未能对之后市场的发展作出充分的反应，而欧洲人则发展了这类技术，从而使得自己更具竞争力。

弗兰克关于过去欧洲“占有并垄断美洲白银，打进世界市场，进而扩大市场份额”的无代价战略，不禁使我们想到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元资本时代的逻辑：美国人现在几乎无须任何代价就可以使其他国家为其开采“白银”——只需化费少量美元纸钞的印制费，就可从中赚取大量“铸币税”，而且只要大部分美元在国外流通，这种循环就可以继续下去而不会引起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由此，美国人应付了20世纪40年代欧洲、90年代第三世界和原先第二世界的两次“美元短缺”，通过发行纸美元，并“成吨地”向外销售美国国债，向全世界大量收购原材料、产成品甚至核能科学家，从而享受着超出自己资源和生产的“绿色消费”。与此同时，饥饿、贫困、不平等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却一直困扰着广大发展中国家。仅从这个方面看，在“美元时代”和“白银时代”的两次经济全球化中，西方的逻辑并无太大不同，不同的是用“美元开路”代替了“白银开路”。难怪某些“反全球化论者”要愤然进行反击：“自由世界”又有多少资格来对“落后地区”指手画脚呢，相反他们应该做的是对历史进行赔偿！

1500年至19世纪中叶的全球经济否确如弗兰克所言，是否就此可以定义“白银资本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很多证据还有待证实。不过，掩卷之余，我确乎感到心底深处的那个“中国情结”被激发起来，并对过去历史、今日潮流有了更清晰一些的认识。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繁荣”，固然不无其产权、技术等方面之因，但也脱不开资本扩张和武力掠夺之果。所以，“西方并非天然优越”，新教伦理有其历史进步性，但在某些方面却有局限性。儒家思想/亚洲价值观有其缺陷，但也有可取之处。中国历史上的成就并不是基于“西方模式”获得的，其未来的复兴也不可能是完全照搬西方的结果。中国人确实在很早以前就触及产权、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等现代观念了，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仍然长期停滞，而终究没有形成进步思潮。“言必称希腊”、简单盲从“国际经验”当然不可取，盲目自信、狂妄自大同样有害。反求诸己，以史为镜，东西互鉴，减少试错成本，才会找到一个真正的光明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