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此文站在全球化视角，从世界历史演变的大势看待中国现代化建设，从中国现代化全局看待乡村振兴；主张立足自身特色及中西方制度本质区别借鉴世界经验，探索中国乡村振兴有效路径；针对现代化建设与传统文化继承时代困境，提出应着眼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甄选保护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文化形态与载体基础上，充分利用科技文明成果推进中国乡村振兴。

关键词：百年变局、数智时代、乡村建设、反思探索

当今时代希望与风险交织，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来看，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最核心的特征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引擎，在全球化舞台上，驱动经济、社会、文化发生深刻变革，重塑着生产、生活与治理方式，同时也不断激发出新的治理难题及伦理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大背景下，中国抓住了后工业文明革命的链条，中华民族的巨型列车终于驶上一条追上并可能引领人类文明主流的快车道，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正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全面展开，中国乡村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中占据着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的核心地位，它不仅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决定整个事业成败的关键。探寻中国乡村振兴之路要具备总揽全局的视野并站在历史应有的高度。

一、探索中国乡村振兴之路务必在两个大局下考量

（一）全球化不可逆转，中国现代化建设务必顺应大势。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全球化概念开始在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学中使用，并逐渐规范化，到80年代，全球化概念演变成一个概括未来时代的基本概念。英语中的“globalization”，意即“全球化”或“全球性”，它是由形容词“global”(全球的，世界的)派生而来的。俄罗斯著名的全球性问题的研究专家阿·恩·丘马科夫经过考证后指出，在“词源学上，‘全球性的’这一术语来自拉丁语‘地球”，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特别是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中的全球因素成为社会科学普遍关注的焦点，这样，全球化术语开始在重建的社会科学中得到普遍使用。有人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的发表，引起了人们对于全球性问题的关注。但一般认为，全球化这一概念是1985年提贝多尔·拉维特(有的译为:贝·莱维)在其《市场全球化》一文中首次提出的，其原意是指经济全球化，后来有些人将它延伸到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随即在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文化学中得到普遍使用。

学界认为所谓全球化，它是指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尽管这一概括不尽完整科学，还只是一种现象的描述，但它毕竟指出了全球化最为主要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是将全球化理解为一种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事实上，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人类经济活动突破国家、民族的界限，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相互融合日益紧密，逐渐形成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涵盖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具体经济活动样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与规范化过程。人类对自身本质丰富性的探寻必然要求突破空间的羁绊，人类对生产力的无限追求必然要求消除地区乃至国家间的各种壁垒，推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高速流动及高效的配置。从理论上讲不考虑政治及其他因素，当科技手段解决跨越时间、空间的障碍提供到什么程度，则经济全球化就“化”到何种程度，这是任何政治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当然全球化绝非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在人类的经济活动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同时，必然包括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的互动。

二十一世纪以来，人类的全球化全面加速，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新冠疫情对人类的影响必将深度显现；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引发系列重大事变；2026年1月3日，美国悍然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3月28日美国以色列罔顾国际道义斩首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继而大打出手，肆意践踏别国主权，世界局势继续恶化；近年来，美国针对中国的遏制愈发露骨继科技战、贸易战，在涉台、南海问题上一次次踩越红线，中国政府保持定力予以反制，世界似乎进入丛林时代；为延续霸权，美国逆全球化而动，但世界人民追求公平正义、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不可遏制，以科学技术为引擎的人类生产力发展的脚步不可扼制，打开的国门无法关闭，世界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行。

着眼新的时代特征与世界大变局，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至今该理念已获得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连续多年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

顺应国际大势，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最有利的国际环境赢得丰厚的资源，当然也为中国乡村建设提供了最广阔的空间及科学的的路径。

（二）乡村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机构成，乡村振兴不可或缺。

乡村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机构成，无论从社会结构，社会功能上，还是人口构成，地理空间布局，没有乡村振兴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现代化。

1、乡村振兴是决定现代化全局的战略基石。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和压舱石，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进程和整体成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在农村。补齐农村发展短板，是提升国家现代化整体水平的必然要求。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稳住基本盘对于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而言，“三农”向好，全局主动。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压舱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也不能落下，这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2、应对风险挑战的回旋空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广袤的乡村为中国经济和社会提供了强大的韧性与战略纵深。应对外部不确定性，通过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国能够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提供社会缓冲带，农村是吸纳就业、缓解经济波动冲击的重要蓄水池。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农村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了可进可退的回旋余地和基本保障，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承载人民向往的应有之义。推动乡村建设，满足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加快乡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满足多元化新期待，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不仅包括物质富裕，还包括优美的生态环境、完善的公共服务、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乡村建设正是回应这些新期待、提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核心抓手。

综上所述，中国乡村建设绝非局部性的修补工作，而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战略性、根本性任务。它既是现代化建设必须攻克的主战场，也是保障国家行稳致远的稳定器，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希望田野。

二、探索中国乡村振兴之路务必立足制度优势与自身特色

行为的坚定，来自思想的清醒，信念的执着，源于理论的通透；占有不是真正的拥有，只有理解才是真正的把握。什么叫讲政治，什么叫大是大非，什么叫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导权？没有对历史规律的深刻理解与实践运用，就不会有真正的制度、理论、道路自信。

（一）探索中国乡村振兴之路，充分释放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认知决定人的眼界，实践经验是特定事物规律的认知，具体科学是某一领域规律的认知，梳理人类知识体系，唯有哲学能够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给予人们最根本、最深刻、最全面的认知。共产党人推崇马克思主义，并非哗众取宠或隐秘的政治偏见，时至今日，各种哲学流派杂多，唯有马克思主义最系统、科学揭示世界运行模式及本来面目；马克思主义谋求的是全人类福祉，最多数人的普世价值实现，其真理性与正义性无出其右。

历史一再证明社会只有常规，没有奇迹，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光芒历经时间的洗礼依然熠熠生辉！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制度及相应的上层建筑，进而制约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最终折射到个体的生存状态及情感体验。共产党宣言发表的一个半多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因科技发展、对外经济掠夺抑制延缓了内在矛盾激化，历史唯物主义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迟未鸣响，科学发疯了，伦理混乱了，意识形态精疲力尽了，这是西方人对现实传神而又苦涩的形象描述；信息时代，意识形态淡化，马克思主义似乎失去科学解析力，现代以金融为核心、依托计算机互联网络的虚拟经济令人眼花缭乱，虚拟经济以数学工具、洞悉人性的博弈、快捷的信息传输推动资本高速组合加速资源配置，同时助推马太效应、社会的不稳定预期与人心的浮躁、异化，如果没有强大国有经济主导的宏观调控，这种无序叠加随时可能爆发重创实体经济的金融危机。

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不是抨击资产阶级的道德低下，而是该体制运行中，导致的必然两极分化与社会大生产无法统筹内耗生产潜力，衍生个人良心无法扭转的体制积弊。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意味某个人注定受压制、受贫穷，但注定少数人更多拥有国家权力和财富，物质的生活因得益于高度发达工业文明及对外奴役足以让民众物欲满足并有较之于落后社会主义国家民众的优越感，然而奠基于社会财富之上诸如个人尊严、社会地位、国家权力分享等更本质意义的社会资源绝不均衡，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以美丽的谎言编织人道、温情、正义的外衣，骨子里却通过不均衡的财富划分不同等级从而依靠物的占有来压抑摧残人性。

在应对波及全球的新冠病毒，以公有制为主导的中国举国体制彰显关键优势；2008年发端于美国次贷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影响触目惊心，它把形形色色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打回原形。在推进中国乡村振兴之路上我们一方面要坚守社会主义的本质锚定人民共同富裕，同时要充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积极应对世界多极化，立足自身特色推进乡村振兴。

面对世界大变局，我国在稳定好本国政局，以改革进取姿态，处理本国事务的同时，双眼应盯住国际，要以一种俯视全球的眼光看待应对国际事务，宏观战略应理清我国与世界各国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危及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分歧，在此基础上谈求同存异；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环境，谋求最大利益，伺机宣扬阐释我们信奉的价值观念，以此吸引可能的追随者，为必将存在并会交锋的两种意识形态及对应的政治势力较量集结同盟力量；充分利用联合国、国际性、洲际性、地区性组织等协调国际事务，解决如：环境污染，恐怖活动，核扩散，毒品泛滥，金融危机、星际探险、航空合作以达成共识，步调一致，进而推动各国沟通、交流，并由此形成代表全球多数国家利益，代表正义与进步的国际主流力量及相应机构、规则与制度，使之成为全球一体化进程秩序的奠定者与引领者。

我国是有着悠久农业文明的大国，在近现代中国革命与建设中，农民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不包括农民，不能不依靠农业，不能不涵盖农村。当然，我们不能延续传统的刀耕火种的农业观念，要引入现代科技改造农业，对广大的乡村不能放任不管自生自灭，要把农民逐步纳入现代社会保障体制，共享社会公共服务，让亿万农民成为有独立人格与尊严的现代公民；要深入详尽调查甄别乡村的历史文物对其人文价值尽力挖掘并运用AI创造性开发，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主动干预，该放弃则放弃，该合并则合并，该迁移则迁移，该抢救则抢救、该保护则保护、该扩建则扩建；总之要着眼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趟出一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具现代科技文明的中国乡村振兴之路。

三、探索中国乡村振兴之路务必借鉴世界经验

世界主要西方国家乡村建设经验，对中国乡村建设具有弥足珍贵的借鉴价值，撇开中西方的制度区别，下面先回顾中国乡村历史，再列举几个主要发达国家乡村建设历史，在客观叙述基础上进行比较，梳理出带共性的规律。列举的主要发达国家依据基于：一是经济科技的发达；二是地理文化上趋近；三是历史文化深厚。

（一）中国乡村建设历史。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历史，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我们形成了完备极致的农耕文明，近现代的中国的乡村建设是一部跨越百年的宏大史诗，经历了从民间自发探索、国家主导改造到新时代全面振兴的深刻演变。当前，中国乡村建设正处于从“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的关键历史节点。

1、历史脉络：百年乡村建设的演进。中国近现代乡村建设发轫于清末民初，在“百年激进”与“百年乡村破坏”的背景下，经历了前后呼应的三波主要浪潮，逐步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乡村发展道路。第一波：民间主导与精英探索（清末至1949年）这一阶段的乡村建设以“官民合作”与“社会改良”为特点，旨在应对乡村衰败。乡绅自治的开端：1904年，河北定县翟城村乡绅米春明等人兴办新式教育、成立自治组织，开启了近代民间乡村建设的先河。知识分子与多元模式：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掀起了全国性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探索出多种模式，如晏阳初以“新民教育”为核心的“定县模式”、梁漱溟以儒家文化为载体的“邹平模式”、卢作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北碚模式”等。这些实践虽因战乱和体制局限未能全面成功，但为乡村启蒙留下了宝贵遗产。第二波：国家主导与社会主义改造（1949年至2000年）新中国成立后，乡村建设转变为由中国共产党全面主导的国家行为。全面组织化与工业化支撑：

通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国家将分散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这一时期开展了全民扫盲、水利建设、赤脚医生等大规模社会建设，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原始资本。制度创新与市场化转型：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打破了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推动了农村的初步市场化。第三波：国家战略与全面振兴（2000年至今）进入新世纪，乡村建设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迈向“乡村全面振兴”。2003年以来，国家逐步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其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了“183”行动路径，标志着乡村建设进入了系统化、规范化推进的新阶段。

2、发展现状：乡村面貌的历史性巨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逐步向“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迈进。①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实现跨越式提升。硬件设施全面覆盖：农村水电路网等短板被迅速补齐。目前，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达94%以上，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100%通硬化路、通客车。全国行政村已实现“村村通宽带”，通5G行政村占比超过90%，城乡同网同速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衡化：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不断健全，超过72%的村卫生室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初步构建起布局科学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②人居环境整治取得显著成效农村“厕所革命”扎实推进，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76%左右。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稳定保持在90%以上，生活污水治理率超过45%，村庄环境基本实现干净整洁有序。③

顶层设计与规划引领更加科学乡村建设坚持“规划先行”，各地积极推进“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因地制宜盘活乡村资源，避免了盲目大拆大建。2026年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及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强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

3、现实挑战与未来展望。尽管成就斐然，但当前中国乡村建设仍面临一些亟待破解的短板。基础设施欠账与管护难题：部分较大人口规模的自然村仍未通硬化路，且许多已建成的基础设施缺乏长效管护机制和资金投入保障。公共服务差距依然存在：农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与城镇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村庄规划与治理需优化：部分地区仍存在村庄建设无规划或乱规划的问题，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自然村落衰败，青壮年人口总量逐年下降比例失调。

（二）美国乡村建设现状经验及启示。

当今的美国乡村建设正处于一个以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创新和本地化赋权为核心驱动力的转型期。其发展不仅关注硬件设施的升级，更强调激发乡村社区的内生动力，形成了“城乡互嵌”与“城乡融合”的独特发展模式。综合来看，当今美国乡村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核心维度。

1、宏观政策与资金支持。从“输血”到“造血”，美国乡村建设依托于“联邦主导、州级细化、地方执行”的三级政策架构，通过法律保障、财政支持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为乡村发展提供制度基础。历史性基建投资：通过《两党基础设施法案》等政策，美国向乡村地区注入了数百亿美元的资金，重点用于高速互联网普及、污水处理改善、乡村能源转型及农村医疗支持等。赋能本地发展：政策导向正从传统的“一刀切”转向支持本地主导的发展战略。例如，设立“农村未来合作伙伴基金”（Rural Future Partnership Fund），提供灵活、长期的资金，将权力交还给地方社区，由其根据自身需求制定综合振兴计划。金融与信贷支持：通过社区发展金融机构（CDFI）等机制，鼓励商业银行投资乡村小企业，为农村创业者和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累计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

2、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补齐短板，提升生活质量。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是当今美国乡村建设的重中之重，旨在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居民生活便利度。交通与出行：针对乡村地区居民出行距离长、公共交通匮乏的问题，政策开始优先改善通往就业、医疗和购物中心的交通可达性，并加大对乡村公共交通系统的投资，以应对老龄化及无车家庭的出行需求。数字与水利基建：大力投资高速宽带网络，以支持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和精准农业。同时，投入巨资更换老旧水管、升级污水处理系统，确保乡村居民获得安全可靠的清洁饮用水。医疗与健康：强化乡村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远程医疗和心理健康服务，并改革乡村医疗劳动力政策，以解决乡村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

3、产业多元化与农文旅融合。重塑乡村经济。美国乡村正努力摆脱对传统农业和资源开采的单一依赖，通过产业融合激发经济活力。农文旅产业集群：依托广袤的自然空间，发展出如纳帕谷（Napa

Valley）等世界级农文旅标杆。通过“品酒列车+葡萄园高尔夫+热气球观光+酒庄婚礼”等综合性业态，将农业延伸至餐饮、养生、会议及娱乐，创造多元化收入。生态与可持续农业：鼓励农民采用将碳返还土壤、减少投入品的新农业实践，并支持生物基制造和可持续森林管理，让乡村社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获得新的经济收益。创意经济与合作社：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乡村艺术、食品和文化传承等创意经济；同时大力推广合作社模式，以解决childcare（儿童保育）、住房、互联网服务等社区痛点，增强社区韧性。

4、社区营造与生态保护。注重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社区规划：鼓励公民参与社区设计，通过“主街运动”（Main

Street）等项目，盘活空置和废弃的房产，重塑市中心活力，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愿意居住的地方。市场化生态补偿：建立了完善的湿地补偿银行等制度，将生态修复转化为可交易资产，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为乡村创造经济效益和就业岗位。总体而言，当今的美国乡村建设不再仅仅是修桥铺路，而是一场系统性的社会经济重塑。它通过巨额资金投入和灵活的政策工具，致力于将乡村打造为具备经济韧性、生态可持续和生活高品质的现代化社区。

（三）日本乡村建设现状经验及启示。

日本乡村建设经历了从“外生性发展”向“内生性发展”的深刻转变，其核心在于通过立法先行、制度创新和文化赋能，应对人口流失、老龄化和耕地撂荒等“乡村收缩”问题。综合来看，当今日本乡村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核心维度。

1、宏观政策与制度保障：立法先行与顶层设计。日本乡村建设具有强烈的法治色彩，通过持续迭代的法律体系为乡村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立法先行：从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基本法》到1999年确立“农山渔村振兴”为战略支柱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再到针对偏远地区的“振兴八法”及“过疏对策”系列法规，日本构建了完善的乡村法律体系。行政架构协同：设立专门的乡村振兴局，并建立跨部门的联席会议机制，通过五年规划指导地方，确保国家与地方政策的协同联动。财政与金融支持：设立“山村发展支持制度”，融合财政投入、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地方特色产业和人才培训提供制度化资金保障。

2、人口干预与社会重构：应对空心化。面对严重的人口流失和老龄化，日本的政策重心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提供社会支持与制度创新。人才引流与定居：推出“地方振兴协力队”制度，为赴乡村的都市青年提供薪资、住房和创业补偿金，形成“服务-定居-创业”的内生发展模式。培育“关系人口”：突破传统的定居模式，通过构建非在地居民与乡村的“弱连接”网络，为乡村社区持续注入社会资本和信息流。公共服务集约化：推广“小规模多功能据点”模式，将医疗、教育、交通、商业等分散的服务设施在村落中心集中，保障偏远地区的基本生活运转。

3、文化赋能与农文旅融合：重塑乡村价值。日本乡村高度重视挖掘本土文化与自然资源，通过艺术和体验活动实现城乡融合。艺术振兴乡村：以新潟县“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为代表，通过现代艺术激活空置房屋和废弃设施，吸引全球游客，推动传统农业向文旅服务业转型。沉浸式文化体验：鼓励城市居民参与农耕、手工艺制作等绿色旅游项目，增强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同时鼓励移居者开设咖啡馆、民宿，将传统习俗转化为现代文化活动。传统建筑的保护与活化：针对大量闲置的传统民居（Kominka），除了在地修复，甚至出现了将其拆解后出口到海外重建的跨国保护模式，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4、产业升级与数字赋能：激发内生动力。日本致力于提升农业附加值和现代化水平，打破小农经济的脆弱性。第六次产业化：倡导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地产地消”），激发乡村地区经济活力。数字乡村建设：推进智慧农业，提供易操作的农机和管理模式；同时高度重视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推行终身农业职业教育体系，以数字化驱动乡村发展。生态农业与补贴：采取环境直接补贴精准支持绿色农业，从源头减少面源污染，推动乡村生态振兴。总体而言，日本乡村建设不再局限于农业增产，而是通过“国家-市场-社区”的三元结构联动，致力于将乡村打造为生态宜居、文化传承与现代生活和谐共生的空间。

（四）法国乡村建设现状经验及启示。

法国乡村建设经历了从二战后的农业现代化到当代注重生态、文化与生活质量综合发展的深刻演变。其核心在于通过国家顶层规划、严格的土地与景观管控、以及系统性的公共服务支持，成功实现了城乡协调发展与乡村的“逆城市化”复兴。综合来看，当今法国乡村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核心维度。

1、宏观规划与空间治理。“领土整治”与严格管控。法国乡村建设具有极强的规划导向，通过国家层面的干预来平衡区域发展并保护乡村风貌。领土整治（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法国通过国家法律法规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指导城乡发展，优先保证绿地、农场和村庄建设规模，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从根本上防止城市过度膨胀对农村土地的蚕食。立体化景观与建筑管控：法国的土地利用计划不仅包含平面限制，还包含严格的立体管控（如容积率、建筑最高高度）。同时高度重视建筑外观和体量等质化指标，强调对历史风貌和自然景观的延续与保护。修复型环境改善：在居住环境的整治上，法国强调“修复型”手法。通过宏观与微观的详细分析，在满足现代居住需求的同时，注重对乡村建筑外观、历史遗产和传统街道肌理的保护。

2、公共服务与民生保障。破解“乡村荒漠化”。针对乡村地区面临的“医疗荒漠”、交通不便和住房空置等问题，法国政府推出了系统性的“乡村法国”（France

Ruralités）计划，以财政补贴和制度创新补齐民生短板。医疗资源下沉：针对偏远地区看病难，政府推出配备专家的“医疗大巴”（médico-bus）进行巡回服务，并大幅增加多学科健康中心的数量，以应对乡村全科医生短缺的问题。创新交通与住房补贴：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地方政府发展“创新的、互助团结性的”公共交通服务，降低居民对私家车的依赖；针对乡村房屋破败问题，推出“消除空房奖金”，鼓励房东翻新空置房屋并出租给低收入家庭或年轻人。商业与教育支持：设立专项基金补贴在乡村开设商店和咖啡馆，并对乡村地区企业减免税收；同时优化乡村教育资源，增加寄宿制学校名额以缓解学生通勤压力。

3、产业升级与生态融合。“一体化农业”与农林业。法国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景观营造深度融合。一体化农业：推动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与协调化，将农业与相关的工业、商业、运输、信贷等部门结合，组成利益共同体，通过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和科技指导带动农业建设。现代农林业（Agroforestry）：法国在《2020年农村发展计划》中大力推广农林业，即在农田或牧场上种植树木。这不仅有助于保护土壤、减缓水土流失和提升生物多样性，还能帮助农民多元化收入来源，巩固农业活动。生物多样性保护：政府设立专项资助，鼓励地方保护森林、土地和水塘等自然资产，将生态价值转化为乡村发展的支撑。

4、社会重构与文化认同：“重返大地”与社区营造。法国乡村不仅是生产空间，更是承载多元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载体。“重返大地”运动（Back-to-the-land）：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法国经历了多波城市人口向乡村迁移的浪潮。从最初反叛主流文化、追求自给自足的嬉皮士，到后来追求高品质生活环境、降低生活成本的城市中产及“认知无产者”，大量“新农村人”的涌入为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与价值观。历史遗产与现代建筑的对话：在乡村社区更新中，法国建筑师注重在现代功能与历史文化遗产之间建立联系。例如，在社区中心或学校的设计中，通过木质材料、乡土体量和空间布局，将新建筑融入古老的村庄肌理和自然景观中，既保留了乡村的宁静与历史感，又提供了现代化的公共服务设施。总体而言，法国乡村建设是一场由国家战略引导、法律制度护航、社会多元力量参与的系统性工程。它不仅成功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更通过重塑公共服务、保护自然与历史风貌，将乡村打造为了兼具经济韧性、生态价值与高品质生活的现代化空间。

（五）西方发达国家乡村建设经验。

1、制度与人才模式：从“行政主导”向“内生驱动”转变。日本经验（人才引流）：日本推出的“地方振兴协力队”制度非常值得借鉴。他们不仅给下乡青年发补贴，更将其视为一种“服务-定居-创业”的过渡机制。中国可以进一步完善“新农人”和“乡村CEO”的培育与留任机制，不仅提供资金，还要在职称评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给予城市同等待遇，让年轻人真正“留得住”。美国经验（社区赋权）：美国将资金和决策权下放给地方社区（如“农村未来合作伙伴基金”）。中国在乡村振兴中，可以进一步激发村民自治组织的活力，推行“以奖代补”等机制，让村民自己决定村里要修什么路、建什么广场，从“要我振兴”变成“我要振兴”。

2、空间与风貌模式：从“大拆大建”向“微更新与严管控”转变。法国经验（立体管控与修复型更新）：法国对乡村建筑的外观、高度有严格的法律管控，且强调“修旧如旧”。中国部分乡村在建设中容易出现“千村一面”或过度城市化（如建大广场、贴瓷砖）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法国，建立严格的乡村风貌保护导则，鼓励使用本土材料和传统工艺进行“微改造”，保留乡村的“乡愁”和独特肌理。日本经验（闲置资产活化）：日本对空置传统民居（Kominka）的保护甚至做到了跨国输出。中国农村目前也有大量闲置宅基地和农房，可以探索更灵活的产权流转和租赁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和艺术家进行活化利用，打造特色民宿或文化空间。

3、产业与生态模式：从“单一农业”向“第六产业化”转变。日本经验（第六次产业化）：即“农业（一产）+

加工（二产）+销售与服务（三产）”的融合。中国可以大力扶持农产品深加工和产地直销，鼓励村集体或合作社建立自己的品牌，把产业链的利润更多留在农村。法国经验（现代农林业与生态补偿）：法国将种树和生态保护纳入农业补贴。中国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同时，可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如碳汇交易、湿地补偿），让保护绿水青山的农民真正能“靠山吃山”，获得经济回报。

4、公共服务模式：从“集中配置”向“灵活下沉”转变。日本经验（小规模多功能据点）：针对人口分散的偏远村落，日本不搞大规模集中，而是设立集医疗、购物、交流于一体的“微型服务中心”。中国中西部许多地广人稀的乡村也面临公共服务成本高的问题，可以推广这种“流动服务车”、“村级综合服务站”等灵活、低成本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法国经验（医疗与商业兜底）：法国用“医疗大巴”和专项基金补贴乡村小店。中国可以加大对乡村全科医生、定向医学生的培养，同时通过税收减免或租金补贴，鼓励连锁便利店、快递网点、咖啡馆等现代商业形态向乡村延伸，提升乡村生活品质。

（六）美、日、法的经验对中国乡村建设启示，乡村振兴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让乡村具备现代生活的便利，同时保留乡村独有的生态与文化价值。核心在于“人”（吸引并留住人才）、“法”（规划与制度的刚性约束）和“产”（一二三产的深度融合）。

借鉴西方主要国家乡村建设经验，我们还是要紧扣中国国情，要以“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从注重“面子”向提升“里子”转变，要更加注重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统筹城乡融合发展，致力于让农村成为保留独有的生态与文化价值现代乡村，让农民真正成为有独立人格与尊严的现代公民。

四、着眼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性应对现代化建设与传统文化继承

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范畴中，内容与形式揭示出现实事物是内在要素及其结合方式的统一，形式是事物存在和表现的方式，内容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和根据，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人类具有共同心理结构，具有要求个性得到全面自由发展的内在需求，文明的多样性源于地理环境及相应的人文历史，愈是民族的则愈是世界的，这是人类文明存在的外在形式；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必须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由此人类对生产力的无限追求及生产力自身迭代发展必然要摧毁制约它的一切外在束缚，这是人类发展问题的实质。

感伤于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生存竞争压力剧增、自然环境破坏、传统美德消解、因科技长足发展对宇宙本质逐层揭示导致对生命神秘、敬畏心理消失，人们开始对前景沮丧。人们怀念昔日田园牧歌似的农耕生活、淳朴民风，向往封闭隔绝，贫困、苦难条件下呈现的人性光辉，诸如亲情、爱情的美妙体验及艺术审美感受。是啊，那种令人如醉如痴、动人心魄的人文意境激起多少人对生命美好的珍视和战胜苦难的勇气。作为一个理性进取的人应该自觉追求作为人应有的本质丰富性，这是提升生命质量的需要。

可以说，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伴随文化的消解与更新。因为“文化”作为一定历史和时间的范畴，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与生产实践紧密相连，基于不同的地理因素、自然人文条件，根源于人的内在心理需求创造的观念系统及物质载体。“文化”的功能：一是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二是优化社会结构，适宜于人类整体发展或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三是满足主体内在需要，使人感受本质的丰富性，提升生命质量。社会中从没无条件的世外桃源，或许拉开时空，那种苦难条件下的体验具备独特的审美价值，而当时的体验却未必尽然。或许随生产力发展，在带来实惠的同时，却不可避免的消解了先前的所谓美好的一而，然而只能忍痛割爱，何况在带来更大实惠的同时也孕育着新的更美好的生存方式与文明。

结论：在中国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应着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精心保护具有永恒审美价值的农耕文明文化与载体基础上，充分利用当今人类科技文明成果，加快现代化进程，使亿万农民逐步融入现代文明主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64

[3]列宁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4]美）摩里斯·贾诺威茨.政治教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

[5]《中国乡村发现》2022年第1期

[6]《红旗文稿》2021/23，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