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习以为常的全球化叙事扭曲了有关"时代"的基本认知，它将西方主导的阶段性实践抽象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席卷世界的西式全球化浪潮本质上是现代世界体系动态演进的外在体现，这个"历史—社会"体系具有两大核心特征：长期趋势与周期性循环的结合，以及不平等关系下剥削和冲突的复合体。现代世界体系以资本主义为内核，"世界经济"与"霸权更迭"各自展现的循环特征使全球化进程同样出现周期性的兴衰交替。在扩张过程中，西方国家建立起了不平等的世界秩序，发展中国家及底层民众都深受其害。当今逆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动力同样源于世界体系收缩背景下西方国家的策略调整。历史表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并非某种具备"进步"属性的独立意志，它既不是人类互联互通的唯一形式或必然归宿，也不是全球化的起点或终点。时至今日，中国引领的新型全球化正在推动世界朝着"平等有序""普惠包容"的方向迈进。
关键词：现代世界体系；全球化；资本主义；霸权；进步史观
作者简介：释启鹏，男，山东邹平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历史研究、世界体系分析。
在2005年出版的《世界是平的》这本畅销书中，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技术进步推动了全球各地区日益密切的联系，全球化使各个国家都朝着民主、共识和自由市场阔步迈进。但时间仅仅过去不到十五年，这位全球化的布道者却成为保护主义的拥趸，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一再污蔑中国"践踏"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弗里德曼这种"猝不及防"的转变不仅展现了其意识形态偏见，同样反映出全球化的当代处境。时至今日，对全球化的狂热信仰已经在诸多批判声中偃旗息鼓，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甚嚣尘上，"世界没有选择通过十字路口继续走向进步，而是选择了掉头，走向倒退"等观点流行开来。
将"逆全球化"视作"时代倒退"暗含着这样的隐喻，即全球化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昭示着人类发展的必然归宿；唯有重新拥抱昔日的全球化浪潮，重归传统国际秩序下的"合作"与"治理"，历史方能重回正轨。这种认知逻辑已然深入人心，尽管围绕全球化后果多有争论，但研究者鲜有对全球化本身的反思。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文拒斥将全球化视作具有独立意志的"进步"力量，而是将其理解为现代世界体系在几百年来周期性扩张的动态反映。由此观之，许多所谓"黑天鹅"事件在世界历史上已重复上演多次。更为重要的是，只有理解现代世界体系运转的内在逻辑以及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自身所处的时代，更好地把握西式全球化的贫瘠与新型全球化的迫切。
一、必然趋势抑或西方"神话"
"全球化"一词在20世纪80、90年代之后风靡世界，但学者们更多倾向于将其视作一个更长时段的历史事件，它意味着"重要的社会互动的地理范围不断拓展，尤其是这种拓展带来了跨国家或地区边界的互动行为出现实质性增加"。主流的全球化叙事主要基于如下三大支柱：以西方国家为主导，以自由市场为动力，以及作为线性的"进步"过程。如此总结可能会引发不少争议，毕竟许多研究明确指出"全球化"并不等于"西方化"。即便如此，大多数批判未能真正扭转我们对历史发展的基本看法——一旦涉及全球化的历史追溯，人们又不自觉地陷入自新航路开辟而始、以"双元革命"为核心驱动的叙事模式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条相互交错的逻辑链条共同塑造了"全球化的官方历史"。其一，全球化被描述为一个横亘数百年的、呈波浪式演进的"接力史"，不同时期构成了具有"统一意志"的全球化的不同阶段：15世纪之前的全球化渊源与萌芽期，15世纪至19世纪70年代的全球化成长期，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化成型与反复期，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提升与变革期，其中每个大的历史时期又可划分为若干个阶段。在"大势所趋"下，人类逐步从分散走向统一，尤其是从1945年之后更是一直朝着彻底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方向逐步发展，并最终以乌拉圭回合谈判和世贸组织的建立宣告胜利。其二，有赖于工业革命推动的生产力大发展以及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政策，西方国家成为全球化的核心推动者，非西方国家则仅仅是被动卷入的一方。即便英国学派或全球史研究声称克服了西方中心主义，但他们笔下的全球化仍然是以欧洲为起点的"国际社会的拓展"，茶叶、瓷器、棉花等物件在市场的逻辑中被赋予了独立意志，它们伴随着全球贸易将整个世界联系起来。
新自由主义时至今日已风光不再，但形成于那个时代的认知模式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史观依旧深刻渗透到大国兴衰、全球化进程等"科学"论述之中。如此一来，重要的前提性假设被置于丰富的讨论之外了：是否存在一种作为必然趋势的"全球化"蕴藏在世界历史的演进之中？如果我们跨越时空询问百年前的学者，他们的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经济史学家基于1497年至1795年间的亚欧贸易数据发现，这段时间从欧洲驶向印度洋的10781条船只中，有7731条从亚洲最终返回欧洲，剩下的在航行中迷路或在战争中被摧毁或干脆直接留在亚洲并参与亚洲内部的海上贸易。另有一些数据表明，1800年国际贸易充其量只占全球经济活动的6%，即便棉花和纺织品陆续加入世界贸易的关键大宗商品清单，国际贸易直到1865年依然只占全球经济活动的7%。总体来看，20世纪之前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并没有走很远，而1873年至1895年的"大萧条"更是埋葬了大部分自由贸易实践。即便二战后贸易自由化的幅度很大，但这主要是一种西方现象，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如果全球化并非一帆风顺，那么自由市场是否是其核心驱动力？丹尼·罗德里克对此质疑道，"正式和非正式的帝国主义政策都在推动贸易发展，但是，这里更多的是强权国家滥用权力，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比较历史的经验表明，即便像英国这样被视作孕育了自由贸易思想和政策的国家，也只会在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后采取自由主义立场；在后发展取得成效的全部国家中，仅有瑞士和荷兰才算比较一贯地走了自由贸易道路；对于欧洲那些大国，自由贸易导向的发展仅存在于1860年至1875或1860年至1880年间；至于丹麦、瑞典、挪威等出口导向的小国，非自由贸易政策曾为其拓展和深化工业化进程发挥过重大作用。放诸世界，19世纪后期因全球化发展起来的商品、人员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很大程度上是军事强迫的结果。除了英国，当时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大都是些弱国，它们或是因为被迫签署了"不平等条约"，或是因为本身就是殖民地，如在刚果建立的自由贸易区。而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政府管制的传统从未真正中断过，即便在发生了深远变革的英国和美国，自由放任也被证明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
帝国主义扩张"建立了真正全球的相互联系网络"。在全球政治和军事关系急剧扩大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强度以及社会影响不断增强，全球贸易和投资急剧增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出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宏大的、从欧洲向新世界的跨大西洋移民潮。随着铁路和电报等新的通信技术普及，欧洲帝国在全球的威胁与巩固迫使其他社会与西方进行不平等的文化交往，文化模式和相互联系也加强了。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供应链、离岸经济等要素替代帝国主义成为"碾平世界的十大动力"。供应链将全世界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但其顶端永远是发达国家和强大的资本集团，而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全球南方"则不得不接受被剥削，这意味着帝国主义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来。很显然，西方主流的全球化叙事掩盖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伴随的杀戮与压迫，历史变迁成为开放市场、国际制度、合作安全机制、"民主共同体"、渐进变革思维、集体解决问题、"共同主权"、法治等等并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以各种组合方式出现。如果将视野拉得更远，这类叙事模式其实都可以在西方殖民主义思想家那里找到踪迹。它使西方与东方、文明与野蛮、边缘与中心等对立范畴经过"价值中立"的包装之后重新复活了。在西方学界的诸多经典著作中，"西方"被描述为"现代性的先驱创造者"，而"东方"则被描述为"一个无法进行资本主义自我产生的倒退和平凡的实体"。"自由""制度""文明"等一系列规范性主张从本体层面来看无不浸染着西方扩张的傲慢情怀，他们坚信"现代文明"可以在不断吞并的过程中拯救"落后文明"，只不过这一过程在之前体现为殖民扩张，而如今被冠以"全球化"之名。在进步史观的阴霾下，一种由西方主导的实践活动被视作具有独立意志的"历史动力"与人类发展的"良善"归宿。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罗荣渠就撰文指出"夸大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来抹杀国际矛盾与冲突的增长显然是错误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官方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总体判断也是强调这一新兴现象"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的。大量事实表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使南北之间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在发达国家内部，财富也愈来愈向少数寡头集中"。由此观之，研究者亟须建立新的历史观以彻底"否思"（unthinking）流行的全球化叙事中各类似是而非的观点，拥抱真实历史的同时从西方主导的价值判断中解放出来，继而对如下命题提供新的见解：全球化起伏究竟展现出了怎样的历时性特征；全球化对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和民众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全球化。
二、作为世界体系周期性演进的全球化进程
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是本文关注的对象，但这并不妨碍笔者明确反对将"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正如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倡导的"复数的全球化"，"全球化"宜被看作"一个囊括全人类的广泛世界进程变成了多个相似但不相同的局部进程，它们在地点和时间、深度和广度上有所差异"。"复数的全球化"意味着被笼统纳入"全球化"这一范畴的跨地域交往行为事实上存在许多不同的类型，且它们之间存在本质区别。至少在19世纪之前，非西方世界在全球经济联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些我们熟悉的由西方主导的全球贸易网络如"三角贸易"，其实是中国、印度主导的更为广阔的棉纺品贸易体系和全球金银贸易体系的一部分。在这个久远的贸易体系中，日后称霸世界的西方国家尚处于边缘地带。这意味着世界历史并不能够简单地视作一种从地方封闭状态向世界日益一体化和同质化发展的历程，无论是新航路开辟之前还是之后，世界一直存在着多元主体之间的复杂联系。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全球化活动并非当下西方主导全球化的"早期形态"，后者是以"层叠"（layering）的方式逐渐实现对后者的"重组"并在19世纪完成了彻底的取代。完成这一历史大转型的主体，便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现代世界体系"（modern world-system），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世界体系"表现为"自成一体的世界"（world-in-itself），它有着自己的边界、结构、组成成员以及运行规则，"更确切地说，它们是由这个事实确定的，即它们作为一个经济—物质实体是自立自足的，这基于广泛的劳动分工和它们内部包含的多重文化"。世界体系可以分为"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两种类型。在"延长的16世纪"（1450年至1640年），一种新型的、以资本主义为内核的世界经济在欧洲逐渐兴起。彼时，西欧传统土地制度变得松散，贵族势力在彼此的纷争中逐渐被削弱，政治权威四分五裂，封建社会结构的根基出现动摇，"由于旧体系正在解体，土地贵族本身转化为资产阶级，由此产生了历史资本主义。为了防止解体朝着不确定的方向发展，他们对自己实施了激进的结构改变手术，以便维持并显著扩大他们剥削直接生产者的能力"。作为"历史—社会"体系的资本主义是具有时空界限的生产活动统一体，它推动着特定形式的领土和其他社会空间不断生成与重组。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资本无止境积累的特征意味着突破国家边界而迈向世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只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才能够支撑劳动分工、专业化和新技术发明所付出的巨大成本。但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这一目标很难实现。无止境积累的欲望使得资本家在生产、贸易、金融等各个领域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力图破坏平等交换的市场原则以确立自身垄断地位。因此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其实是"反市场"的，"古典经济学所描绘的在一定水平上始终存在的市场经济规律在精细计算和投机冒险的高级区域内很少以自由竞争的形式起作用。一个背光的、阴暗的、只有行家们在活动的区域从这里开始，我以为所谓资本主义的根子就扎在这里"。
攫取垄断利润最根本的办法是以垄断价格（即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产品，而以低于价值的价格购买生产资料。相较于国内市场，外部市场更受资本家的青睐。一方面，在农业国有人数众多的小生产者，他们生活费用低廉且需要支付的工资较低，从而可以产生更高的利润。另一方面，对外扩张可以缓解国内矛盾，更好地维系统治阶级的地位。为了实现拓展外部市场的目标，"资本主义只有与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的时候才能节节胜利"。"国家—资本联合体"创造出了一个不断扩大的世界性劳动分工体系和世界性商品价值链，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向心结构和等级化特征，塑造了以"中心—边缘"结构为标志的"现代世界体系"。从这个层面来看，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正是在资本主义驱动下发轫并壮大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尤其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剩余利润必须来自垄断资本主义之外，垄断资本主义就必须是一个包括垄断资本主义和被攫取垄断利润的世界体系"。资本大规模跨境跨国跨洲输出就由此开始，全球化伴随着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狂潮而进一步加深。
当（准）垄断建立之后，世界经济往往会进入一段"繁荣"时期，绝大多数地区的财富也会随着生产的总体增长而"水涨船高"，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研究者认为全球化会带来财富增长的"趋同"。但这种优势地位并无法长期保持，当其他生产者突破重重障碍进入世界市场，利润便会随着竞争加剧而下降。为了使边缘地区生产的产品一直保持较低成本以攫取垄断利润，资本主义不断地将新地区纳入世界经济的劳动分工："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这个过程，又进一步加深了世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尤其是边缘、半边缘地区与中心地区的联系。而随着产业转移、技术革新等措施，新的（准）垄断又会出现，这个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组成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周期性循环。由于科技发展而带来的生产力释放是不会在"下降"阶段被完全抵消的，因此每个周期的结束并不会使世界重回起点。这样一来，周期性循环的世界体系展现出了某些长期性趋势，包括世界劳动力的长期无产阶级化，资本日益集中到越来越大的公司，资本投资和贸易的日益国际化，以及政治结构的加速国际化。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除了资本的面向，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兴衰同样影响着全球化步伐，"现代世界体系本身，就是周而复始的重大调整所形成的，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扩张，这些重大挑战则是由相继出现的霸权国家领导和管理的"。历史经验表明，当霸权国确立排他性优势后往往倾向于推行自由贸易的政策，这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巩固霸权国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则为那些反抗霸权国的举措冠之以"反潮流""非道德"的枷锁。因此不难发现，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以及20世纪中后期这两次最为强烈的全球化浪潮，分别发生在世界体系"英国积累周期"和"美国积累周期"的霸权巅峰阶段。但霸权并非永恒，霸权扩张同样会为自身的衰落埋下伏笔。例如，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会创造出导致自身毁灭的"掘墓人"，这迫使国家不得不提高工资以防止国内严峻的阶级斗争，由此必然削弱霸权国的竞争优势，而且殖民地的各类起义和反抗同样会增加宗主国的负担。这些情势都为新的霸权国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机会。一般而言，稳定的国际秩序为全球化的扩张提供了平台，而霸权之间的竞争则成为逆全球化的先声，故而有研究发现，与贸易全球化周期构成最佳对应关系的系统变量是霸权序列。
现代世界体系的周期性特征破解了主流全球化叙事的线性发展迷思，"它力图把'进步'的观念从单一的历史轨迹中移开，并将其视作一个分析变量予以讨论，也许会有更好或更糟的历史体系（我们可以就评判标准进行争论），但我们根本无法确定是否存在线性趋势——向上、向下或者一直向前"。由此笔者得出的结论是，并不存在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全球化"运动，相反，它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为满足无限积累需求而展开的世界性活动。这个过程受制于世界经济周期和霸权周期的双重影响，二者具有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但又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例如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经历的两次重大危机，即20世纪70年代的新国际经济秩序运动以及2017年起特朗普两次执政期间美国对多边体系的背离，其实根植于现代世界体系的深层矛盾。在周期性循环的交替演进中，跨地区交往不断深化的长期趋势展现出来，这个趋势正是当代学界和政界所关心的全球化进程。
三、现代世界体系的剥削与压迫
呈现出周期性特征的现代世界体系冲击着主流全球化叙事的目的论主张，它表明逆全球化和全球化一样都只是历史发展的不同侧面。以此为基础，我们还需要关注被"科学分析"剥离的规范性面向，思考全球化浪潮对世界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争辩双方都可以拿出坚实的论据以证明己方观点，问题最终变成研究者究竟秉持怎样的立场。支持者主张全球化会消弭南北分野并推动各地区逐渐走向趋同，但他们并未言明在此过程中哪些群体最终受益；批评者同样罗列出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弊病，但"当下主义"的倾向使他们忽视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过是现代世界体系在20世纪末全面扩张的体现。只有理解现代世界体系的内在性质，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全球化带来的差异化后果。
现代世界体系以不平等交换为根基，一地把所拥有的较不"短缺"的货物"卖给"另一地区，其售价比同等标价但朝相反方向流动的商品体现出更多的实际投入（成本），这样总利润（或剩余）的一部分就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经济运动的地理差异形成了受益的"中心"以及受损的"边缘"。不断向特定地区集中的剩余价值为那里的资本家创造了巨大财富，而这些资本家在"领先部门"中的积累又成为全球化的引擎。事实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来就是一种等级制度，顶峰有一个或几个领导的宗主国，底层有完全居于从属地位的殖民地，中间有许多层的上级和从属关系"。而国家机器上的差距，成为某些地区强迫另一些地区进行不平等交换的前提。在世界体系的某些地区，例如西北欧，各种地方性团体的利益汇聚在一起进而衍生出了强大的国家机器，从而不断赋予资本主义满足其无限积累的能力。历史经验表明，"17世纪的荷兰特许股份公司，19世纪的英国制造厂，20世纪的美国跨国公司都以国家力量为后盾，企图全球'垄断'"。这种"中心—边缘"结构，意味着全球化对于世界体系中不同位置国家的影响注定大相径庭。现代世界体系在创造空前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空前的两极化，它扩大并法化了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权力。而这一内在属性，"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近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
长期以来，运输成本居高不下、普遍盛行的重商主义以及频频出现的战争，使得洲际贸易规模相对较小并主要局限于非竞争性商品，全球化畏葸不前。然而有大量数据表明，19世纪成为与过去产生戏剧性决裂的标志，更为普遍的洲际价格趋同以及全球性的商品市场一体化出现了。然而正如吉登斯指出的那样，"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贸易政策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对于中心国家而言，"正是殖民主义扩张下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支撑了欧洲日益精细的劳动分工、日益降低的技术吸引成本、日益扩大的小商品贸易和生产规模，从而在文艺复兴五百余年和哥伦布航海三百余年之后，引爆了一场基于'规模化大生产原理'的工业革命"。但吊诡的是，这些国家更青睐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相反，自由主义在边缘地区占据上风。这当然不是他们的自主选择，而是在宗主国的压力下被迫推行。在殖民统治和不平等条约下，边缘地区的国家并没有因全球化而得到丝毫改善。在1870年至1913年这个自由主义的"黄金时期"，亚洲（不包括日本）的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只有0.4%，非洲是0.5%，西欧相对应的数据是1.3%，美国则是0.8%。颇为有趣的是拉美国家，当它们收回关税自主权并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关税时，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竟然堪比美国。出口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极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经济剩余流向宗主国，全国与地方经济和阶级结构转变为符合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和宗主国发展需要的形式。
相较于以帝国扩张为内在动力的全球化，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浪潮以新自由主义为底色。当时间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进入下行阶段，世界体系的收缩使得中心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右翼联盟试图减少有利于福利国家的教育、健康和终身收入保障。政策的内在转变促使20世纪中叶启动的"发展计划"转变为20世纪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规制下的"全球化计划"，一种力图克服两极分化的发展主义主题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化主题呼吁开放所有边界以使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这种全球化就像它19世纪的前身一样，迅速成为各国精英的"共识"。无论是拉美的智利、阿根廷、墨西哥、巴西，还是亚洲的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包括非洲部分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以及几乎所有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都放弃了早先的进口替代政策而纷纷力图在新的全球分工中占据一席之地。
20世纪后期一度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进程，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化政治、经济、法律国际机制的持续垄断，"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强调全球流动、国家退场、彻底推行市场决定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方案在全球急速推进；而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化的垄断造成的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它将一种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发展出的现代化历史观、秩序观推向了全球"。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背景下贸易的加速流动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诸多红利会从发达国家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因此各国经济发展会出现"趋同"现象。但现实与理论的巨大张力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全球化对不同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大相径庭。冈纳·缪尔达尔认为"正常条件下，市场中的各种理论的作用趋向于加深而不是减轻各地的不平衡"。在历史上，自由贸易仅对最发达的国家产生积极影响，而对于那些中等发达国家而言其影响可能是消极的。至于20世纪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即便南北国家工业化水平出现了"趋同"的倾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发达国家出现了"去工业化"而刚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追赶工业化，但南北国家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发生改变甚至扩大了。国际贸易、国际贷款和跨境并购等领域展现出来的"一体化"在不断加强，国家间结构不平等的程度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增加。经济生活组织中以利润为导向的创新趋势使空间极化为较为稳定的"繁荣"区域和较为稳定的"萧条"区域，在全球化的机制下，只有那些能够按世界标准实现盈利的工业机构仍在运作或进一步扩大，而那些不能达到世界标准的工业机构则缩小或被完全淘汰了。故而弗兰克强调，"与正统国际贸易和国家发展理论相反，世界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并非伴随着平衡贸易（或增长），而是在事实上依靠发达的宗主国与不发达的殖民地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基本不平衡"。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20世纪80、90年代为全球资本开疆拓土，但随着私有化进程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以及全球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逐渐达到上限，新自由主义横向和纵向的扩张能力都逐渐衰退。当"和平"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有限，军事侵略成为开拓新的领域与空间的重要工具，空间需要被强行重组。因此有种观点认为，美国发动反恐战争的动力是"为剩余资本提供了一个看似无穷无尽的军事出口，这产生了巨额的赤字，却为进一步废除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和确立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提供了理由，并为创建一个以安全名义压制政治异见的警察国家提供了正当性"。如果完全从资本积累的直接需求出发，军事行动极有可能损害资本积累。然而资本权力的领土逻辑同样值得注意，"美国商业利益的迫切需求是通过贸易与商业扩张和对外投资机会的增加，尽可能使世界更广大地区走向资本积累"，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美国在二战后对苏维埃国家所采取的全面的领土遏制政策——而这一政策为美国干涉越南打下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非认为全球化一无是处，毕竟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本文亦非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一无所得，"依附式发展"与"发展型国家"等路径彰显了边缘地区在全球化浪潮中实现发展的可能。尤其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全球化的效果毋庸置疑，甚至21世纪以来全球不平等程度显著下降，从而减缓了二百余年来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但遗憾的是，产生这一结果的根本动力并非经济全球化对贫困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全球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源于富裕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另一方面，除了中国之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未能在产出、就业或出口结构方面等领域实现转型升级。更为严峻的是，全球化加剧了国内不平等。本文并非笼统地批判全球化本身，而是拒斥不假思索地将全球化视作某种超意志的"进步"力量。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如果说真的有什么必然性的话，那就是不平等关系的持续性。这首先体现在欧洲帝国在1492年之后的美洲，以及19世纪中叶以后亚洲和非洲的地位上，接着是1945年以后，美国接过了"自由主义—帝国主义霸权"的权杖。随着全球联系的日益密切，其他类型的文明和社会体系被不断吞并，甚至走向消亡。
四、西式全球化的贫瘠与新型全球化的可能
如果说内嵌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全球化呈现出周期性特征，那么作为一体两面的逆全球化同样适用这一规律。斯蒂格利茨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剥削属性造成了验证不平等的国际社会，发展中国家民众的"不满"成为反对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但这类抗争往往是地域性的且规模有限，使全球化真正放缓的主要推手反而是发达国家。当现代世界体系处于收缩阶段，尤其是世界经济迎来周期性下行趋势以及霸权国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会使全球化的昔日推动者成为逆全球化的始作俑者，这在历史上两次规模最大的全球化退潮中都有所体现。
20世纪初的逆全球化到来之前，第二次工业革命释放的巨大能量使跨地区交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经济繁荣带来的乐观情绪没有持续多久，一场撼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危机不期而至。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其严重后果是几乎所有工业国的产量都下降了五分之一，金融和货币危机在几周的时间里在全世界蔓延。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许多新变化使曾一路向前的全球化势头戛然而止。其一，愈演愈烈的帝国竞争使英国已经很难保持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当霸权国无法在全球化中继续获得垄断性利润时，昔日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者开始与自由贸易决裂，《麦克纳关税法令》《工业保护法》的相继出台意味着英国的保护主义转向。其二，大萧条逆转了"市场万能"的神话，美国走向政府部分干预并增加了福利开支，英国、法国等国加强了资本垄断，而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等国家则把解决过剩产能的希望转向国外市场，政策制定者不再依赖全球交往和自由贸易实现国家发展。其三，苏联的建立为世界秩序提供了替代性方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保守转向，"革命激起了全球范围更加深入的革命与反革命运动——包括法西斯主义和美国的焦土式镇压政策"。概言之，当处于收缩时期的现代世界体系无法继续满足中心地区攫取超额利润时，作为外在表现的全球化浪潮同样趋于沉寂。
相似的历史剧目在21世纪再度上演，霸权国自身危机、世界经济步入下行阶段以及替代性世界秩序再度出现。首先，美国持续的资本金融化带来的深层危机，"脱实向虚"过程中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出现大幅下降，由此对生产者造成巨大剥削的同时加剧了实体经济的萎缩。其次，新自由主义导致的不平等状况在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进一步暴露，社会矛盾凸显。与此同时，世界秩序开始复现多中心趋势，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使严重依赖于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受到了挤压。三重历史动力的结合，不仅导致这些昔日在全球化浪潮中失去社会保护的民众日渐窘迫，而且使"全球化""外来劳工""中国崛起"等"假想敌"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不作为的"替罪羊"。以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日渐抬头，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兴起，全球供应链的被动断裂和主动脱钩的倾向日益增强。政客们巧妙地抓住了围绕"工作机会"的相关话题，将危机的根源归咎于全球化以及外来移民，竖起了排外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大棒"。由此观之，"逆全球化"并非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否定，它"在逻辑上绝非天然的'反资本主义'或自然的'社会主义路向'，相反，其实践旨趣是要重构对西方有利的'有选择的全球化'"。
在《七次崩溃》一书中，哈罗德·詹姆斯认为"某种全球化的危机会导致更高程度的全球化，它为沟通和创新创造出新的活力"。这的确可以为我们缓解忧虑，而且现代世界体系的周期性演进也印证了这一点。然而作者尚未言明的是，只要内嵌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创造性毁灭"都会一次次地上演，而逆全球化也会与全球化始终相伴而生。那么，人们是否能够摆脱这种宿命式的周期性循环呢？
任何系统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现代世界体系同样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世界体系及其衍生的全球化涉及三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一是发生学的问题，即体系何时以及如何产生；其二是体系结构的问题，即这个体系的运转规律、实现机制以及产生的影响；其三是体系的生命周期及其消亡问题。主流研究往往聚焦于第二个问题，这不可避免地产生功能主义倾向，即认为全球化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自身蕴含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这不仅使人们产生诸如"历史终结"的幻象，同时掩盖了对体系消亡问题的关注。笔者在前文已经提及，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运动只不过是人类跨地域交往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既不是全球化的起点，也不是全球化的终点，亦不是全球化的唯一形式。霸权终究会走向衰落，而且资本主义依靠垄断建立起的世界秩序也具有不稳定性。为此，我们需要超越现代世界体系，以"全球南方"为本位重新审视全球跨地域交往。但遗憾的是，被现代世界体系"外围化"的不仅是经济与政治，同样包括思想观念，"从学术研究到新闻媒体，我们大量用以阐释这个世界秩序变化、理解自身发展、想象未来的话语，无一不在围绕权力平衡、霸权竞争、权力转移、资本主义全球劳动分工等几个基石展开"。
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一种新型全球化展现出全然不同的图景，其中中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对外援助为例，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尽管都声称援助项目"不附带任何军事政治条件"，但其地缘政治目的十分明显，越是两个阵营对抗激烈的前线地区越是援助的重点。在围绕对非洲的援助中，苏联的援助以军事装备为主，美国的援助以工业品和粮食为主并致力于输出自由主义价值，无论是哪种形式，事实上在长期来看都无益于受援国的发展前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1964年正式提出以平等互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以此确立了中国开展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其中，坦赞铁路的建设无疑是这些原则的重要体现，"自由之路"（freedom railway）之名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中国援助对于非洲国家自身发展的重大意义。相较于西方主导的以剥削为特征的全球化，新型全球化以自我解放为前提并致力于"全球南方"的共同解放。解放以脱离贫困为必要条件，作为由中国发起的多边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重要平台，整合十余个区域合作机制和地区性组织，辅以超过一百份双边合作文件，显著增强了中国及共建国家在全球治理尤其是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制度性权力。不少研究也表明，中国引领的跨国合作不仅可以提升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治理能力和政权合法性，还能缓解社会矛盾和族群冲突，同时帮助落后国家摆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金融陷阱。
新旧全球化产生的根本差异，源于二者全然不同的世界秩序理念。1967年6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一行时强调，"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为此，"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中国坚持表达对霸权秩序的强烈批判，同时致力于创造一个"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新型世界秩序。如果说西式全球化内嵌于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为核心的现代世界体系，那么中国引领的新型全球化则内嵌于全人类谋求普遍解放的历史征程。这种迥异于"零和博弈""国强必霸"的国际观，意味着实现政治独立的被压迫国家需要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建设以求实现真正的"解放"。诉诸文明传统，"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中国显然没有像欧美那样通过资本扩张和对外战争走向世界，而是在"天下观""大同世界"的思想传承中以反帝革命为起点，在与其它国家平等交往中实现自身国家建设，最终推动新型世界秩序建设。
面对中国引领的新型全球化，西方世界却颇为紧张，并把中国污蔑为"邪恶"的"帝国势力"或"新殖民主义"。这种可能"被挤出大国舞台"的恐惧必然催生愈演愈烈的反华情绪，包括对中方企业的无端制裁以及大搞"价值观外交"。"恐惧"的根源来自新型全球化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冲击，中心地区很难像之前那样汲取全世界的财富以反哺国内治理。在美国"霸权护持"的国际关系理念中，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被曲解为"新兴大国取代既有霸权的暴力进程"。世界政治上演了一幅颇为吊诡的画面：当中国引领的新型全球化全面深入时，昔日捍卫自由贸易的国家反而纷纷露出了保护主义的獠牙，全球化的布道者终成逆全球化旗手，这再次暴露了主流全球化叙事的理论贫瘠与实践困境。
五、结语
列宁曾指出，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不同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虽然逆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消极影响，但笼统地将其视作"时代倒退"反而在无意间赋予了某种西方主导的历史实践以普遍性的"进步"属性。从根本上看，作为时间进程的客观历史并不存在必然归宿，对历史发展做出的一切价值判断都是特定的意识形态或历史观的产物。相较于几十年来一路高歌的全球化浪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确产生了诸多"不确定性"。但这些"不确定性"更多地源于美国霸权的衰落以及现代世界体系的动摇，"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之外出现了新的"玩家"。基于西方国家"霸权护持"的立场，当充斥着剥削、压迫和等级特征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出现裂痕，当技术竞争加剧以及"全球南方"的兴起极大冲击着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霸权体系时，世界政治的确出现了"停滞"和"倒退"。
本文力图消解这种进步史观和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将全球化的兴衰还原为现代世界体系周期性演进的外在表现。这不仅表明人类之间的互联互通并不会因为暂时的保护主义盛行而走向终结，更揭示了作为西式全球化底层逻辑的剥削与压迫。基于此，"逆全球化"的时代处方不应是盲目呼吁旧式全球化的复归，而是寻找一种更为"平等有序""普惠包容"的全球交往形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崛起并不是现代世界体系内部的"霸权更迭"，而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由此引领的"普惠包容"新型全球化浪潮，其历史意义足以和西方世界的兴起等量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