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有重要时代意义。该体系以全球化作为辩证背景，强调在与全球互动中实现精神自立、方法自觉和目标自为，旨在破除西方中心论的桎梏，构建立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兼具民族性与开放性的知识体系。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持续回应文化主体性与全球化之间的张力，并力图在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同时贡献中国智慧。当前，中国面临西方知识体系的消极影响、文明转型的挑战，以及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任务，需通过学科批判、概念重构与全球对话，实现本土知识与普适价值的辩证统一。
引言
“几个朋友于吃完了饭之后，从各方面的闲谈，慨叹地讲到中国的沦亡——不仅是在政治经济方面，泱泱大国成了帝国主义者的次殖民地，即在文化思想方面，也自失其安身立命的根据，成为人云亦云，毫无主张……为了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信，于是我们提出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的主张。”20世纪30年代的这番议论，催生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发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节点上，历史再次向中国提出重要任务——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知识体系尤为突出。自遭受列强文化侵蚀以来，国人对自主知识体系的认知、追求和构建从未停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全球化形成辩证统一，即从全球化进程吸收养分，同时为全球化贡献中国智慧。这一建构是与全球文明互动中的自觉自立，是一种寓批判和借鉴于其中的知识创新过程。通过互鉴和对话实现超越，助力民族复兴伟业，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本文以全球化为背景，回顾历史，就何谓、何以、何为等方面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进行探讨。因学识所限，本文论证主要以历史学为例。
全球化理论的四种观点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需突破偏见和禁锢。欧洲中心论（亦称西方中心论）在全球化叙事上集中体现为三个论点：非西方文明不论多伟大，本质上只是古代文明，在欧洲文明崛起前处于停滞状态；1500年前的世界处于相互割裂的状态，被几个“非理性的”专制政体或落后的地区文明统治；全球化始于欧洲文明以及“大发现”时代。这种文明观建立在白人种族优越论的基础上，其叙事策略或忽略其他文明的存在，或从种族、制度和地理等方面突出欧洲文明的优越性。目前，西方中心论在多方面受到挑战。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将公元500年左右视为“东方全球化”的开启时期，他指出，美化欧洲文明的观点是神话，一种全球经济早在6世纪的亚非文明中就已开始存在，并列出六个论点：公元500至1800年，波斯人、阿拉伯人、非洲人、爪哇人、犹太人、印度人和中国人创造了互相联系的世界经济；该时期内各地区的稳定秩序与合理的过境税让这一体系得以维持，促进了全球贸易；全球贸易体系得以保持得益于“一整套十分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被确立并付诸实施”；当时的运输技术能满足全球贸易的需要，影响面远超欧洲中心论者所声称的10%；全球要素的流动对许多社会产生了变革性影响；经由这一体系所形成的通道使东方先进的资源组合传到西方，引发西方的根本性变革。这是远早于西方的东方全球化。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提出，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互相依存的发展过程，“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美国本身就是17、18世纪全球化的产物”，他认为，“全球化已延续了数个世纪，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甚至更早。15世纪，远洋运输技术的革新推动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紧随其后的是欧洲的殖民扩张，塑造了今天的国家边界。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工业革命推动农业经济转型，蒸汽船和电报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化进程。”英国学者高恩指出：“20世纪90年代是全球化的年代，在全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印迹……国际政治经济中确实存在着一股强劲的新力量，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美国学者罗宾逊强调，“全球化是21世纪推动世界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发展的重要的结构性动力”。
全球化有多种定义，有人提出“去全球化”，或要“超越全球化”，对全球化或赞扬，或批判。关于全球化，主要可概括为四种观点：帝国论、美国论、过程论与新型全球化。
帝国论。该观点认为，全球化进程重构了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秩序，催生了一个“帝国”，即去中心化、无边界、无固定领土的全球统治网络，由国家、跨国公司、超国家组织、非政府组织或媒体构成，通过全球秩序、规范、法律和经济来行使权力。这种资本“帝国”的主要标志是全球生产线和市场。全球化进程不仅是一个事实，更成为法律定义，“以助于一个单一超国家政治力量的根源和依据”，“尽管帝国在埋葬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同时它又建立起了它自己的以剥削为基础的权力关系，在许多方面新权力关系比已摧毁的旧权力关系更野蛮”。作为主权形式的转变，其形成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权力的“帝国”。
美国论。该观点认为全球化是由美国主宰的国家政策的结果，存在于20世纪后期由美国设计和管理的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的中枢神经系统之中，其中，货币和金融是这一动态系统的中央发动机之一。“这种新体系绝非经济和技术的有机活动过程的自然结果。它完全是某一个国家——美国的历届政府所作的政治决策的政治结果。”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全球化的设计均涉及国内和国际关系：一方面，塑造一种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新体系，使他国与美国需求趋向一致；另一方面，他国须对自身发生的变化承担全部责任。这种被称为“全球赌博”的战略，使美国得到全球新秩序的红利，而风险和成本被分散到其他国家。
过程论。该观点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我们正处在历史的转型期，它伴随着旧形式和新形式之间经常性的碰撞和融合……当前的转型受到偶然性的支配，并将被推向不可预知的新方向。”该理论认为限制全球精英权力和推翻全球资本主义互不相容。“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本是为了限制权力的斗争，却发展成了有可能建立一种新的体系。与此相类似，推动本土变革与推动全球变革这两种战略之间显然是相互强化、彼此依存的。”关于全球化的前景，该理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也许是人类社会‘最终、最好’而且也许是唯一的希望。反对跨国资本的全球反霸权斗争必须演变成争取民主社会主义的全球性斗争”。
新型全球化。中国学者发现，全球化的本质是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的自由化，但需要引领者。新型全球化与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北方引领的全球化不同，强调的是自主性和本土化，由主权国家推动，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平等协商、互利共赢为原则。全球化因美国关税政策和英国脱欧陷入停滞甚至倒退期，中国有望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美国学者图尔克表示，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展现了以南方国家为中心的新型全球化思路，各国以平等身份合作、互动、交往，为世界和平和繁荣创造更多空间。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巴格瓦蒂列出了三个拥抱全球化的例子。依附论的理论权威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曾极力主张与资本主义体系脱钩，然而，1995年当选为巴西总统后，卡多佐政府转而致力于使巴西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墨西哥前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曾说，“可怜的墨西哥，你离上帝那么远而离美国那么近”，而萨利纳斯总统率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曾长期坚持内向政策的印度，为了使经济融入全球化时代，也开始了一场深思熟虑的系统改革。这些案例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悖论。
全球化指人类社会在与其生存相关的多种因素和多个维度上，通过跨国互动交流、互联互通和相互依赖，逐渐融合为紧密关联的全球体系的过程。强调全球化是因其扩展如此之快，与中国联系如此之深。其起始、规模、方式和程度由什么来决定？见仁见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
历史的回响：“没有了中国”
“没有了中国”是《宣言》第一节的标题，醒目且惊心。《宣言》主张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外来文化，创造中国新文化。尽管这一主张并非原创的新思想，但影响力巨大，与《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和《甲申文化宣言》共同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经典。本文希望通过分析《宣言》引发的论争，突出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及其回应。
20世纪30年代前半叶，中国深陷内忧外患的动荡格局。《宣言》对此尖锐指出，“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梳理了中国文化史：从太古到秦汉，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大放异彩的隆盛期”；宋明综合并因袭了前人成果，直到鸦片战争才有质的变化；曾李“坚甲利兵”的洋务运动，重枪炮引进；康梁变法自强的维新运动，重政治效仿。《宣言》认为，这些改革“是皮毛的和改良的办法，不能满足当时的要求，于是有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政治制度确立后，文化建设成为要务。彼时思想界四种主张盛行：复古、模仿英美、模仿苏俄、模仿意德，“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宣言》批判指出，这些主张忽略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基于此，《宣言》提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路径：对中国古代制度思想需存优去劣，“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全世界”；吸收欧美文化应根据所需；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不守旧盲从，“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使中国文化恢复光荣，“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宣言》在学界引发长期争论，十位作者发表总答复：“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一种民族自信心的表现，一种积极的创造，而反帝反封建也就是这种创造过程中的必然使命。”
引发的批评多来自持“西化论”的学者。胡适指出：“他们不满意于‘洋务’‘维新’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这是很警异的！因为他们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新式的化妆出现。”陈序经认为，“我们唯一的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理由有二：欧洲近代文化比中国进步；西化是现世的趋势。他引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以及“反对孔教、贞节、旧伦理、旧政治”“反对国粹和旧文学”的著名论述，并多次表明，“我们应该全盘西化”，并视此为?较为完善且较少危险的文化的出路。张佛泉提出，“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整个改造我们的头脑，要将中式的头脑换上一西式的头脑”，他还指出，正是陈序经的极端态度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否则“也不会这样确定了我们彻底西化，永不再犹豫的态度！矫枉往往过正，但它的影响不能抹煞。”此外，张熙若亦表示，“我们今日大部分的事物都应该西化，一切都应该现代化”。
《文化建设》因势利导，以“怎样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为题举行征文并发表，影响者甚众，仅就该杂志转录的文章计，即达百万字以上。马芳若编辑的讨论集分上、中、下三篇。上编“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与各方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意见”，中编“西化问题的讨论”，下编包括“各方对建设中国文化的意见”等5个专题，加上附录蔡元培等人的文章共163篇。文化建设月刊社精选一批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宣言》文本、何谓文化、何谓中国本位、怎样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西化世界化与中国本位等9个专题，共计49篇。孙中山先生所言“将我国固有之德性、智能，从根救起，对西方发明之物质科学迎头赶上”被认为是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方针与方法。这场中西之争与新旧之争反映出知识分子的危机感和使命感，爱国情怀跃然纸上。
这一争论源于中西碰撞之始，特别是鸦片战争惨败之后。西方列强的强大促使国人尝试从各方面效仿。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危机，西方中心论被打破。杜亚泉认识到欧战“使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道德不道德之判决，在力不在理；弱者劣者，为人类罪恶之魁，战争之责任，不归咎于强国之凭陵，而诿罪于弱国之存在”，西洋社会战后经济“必趋向于社会主义”。梁启超宣称“西方文明破产”，再次掀起中西文明论争，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对自身的超越，使其同时包含“对传统求解放”和“对西方求解放”两大思想解放的向度，促使一部分人从盲目崇拜西方转向探索社会主义。反省现代性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各有所好，但由于二者皆源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颇具相通之处。这种相通性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文化道路探索中忧国忧民的共性，也说明社会主义在中国学界的影响力。
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思想界存在盲目引进与不断进行文化自省和自觉选择并存的双重特征。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又于1939年提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概念，认为这是一种“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并明确主张“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各种思潮应运而生，包括国粹论、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等。中国共产党顺势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对统一全党的思想具有深远影响。
《宣言》既是对中国文化出路的探索，也表明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立场。与《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甲申文化宣言》所主张的“正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是精神心灵层面的安顿，是使得中国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根据所在”。从思想史脉络看，三份宣言的关键是将中国置于世界体系中探索其文化出路。罗志田在探讨清季民初“国学”论争时指出：“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否妨碍中国‘走向世界’以及中国文化自身怎样‘走向世界’乃成为学界思想界关注、思考和争辩的问题，虽时隐时现，仍贯穿整个20世纪，并带入21世纪。”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辩证关系始终存在，知识体系亦然。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深刻内涵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涵义广博。“中国”强调中国立场和精神，应为中国服务；“知识体系”指“以高度理论化系统化的学科、学术、话语等形态呈现出来的精神产品集群，反映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核心理念及其价值诉求。”知识体系在文化母体中孕育、生长并认可，两者相互依存。文化决定知识体系，知识体系反哺或重塑文化。欧洲本土知识体系已在全球铺开；亚非拉本土知识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均为理解世界和应对全球挑战的工具，与全球化构成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关于“自主”，可从三个层面理解：精神自立、方法自觉、目标自为。精神自立指知识的生产、传播、组织和评价需从西方中心论解放出来，确立中国主体性，即自立意识和主动精神。历史学家张岱年指出：“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主体性，就沦为别国的殖民地。如果文化不能保证民族的主体性，这种文化是毫无价值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盲从外国，不迷信古人，追求适合于自身民族利益的文化和思想。不同国家因自然和社会环境以及历史经历不同，对如价值观、社会观以及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等哲学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理解和实践也各有差异，从而对人类文化作出自身贡献。
近代以来，欧洲文明观成为维护“权力-疆域-观念-语境”这一殖民体系的工具。文明与野蛮二分法强调西方与东方／他者的不平等——时间上强调进化／未进化、发展／停滞等，空间上划分欧洲／亚洲、非洲与美洲，本质上区别基督教／异教、理性／愚昧、先进／落后等。这种分类方式为殖民体系提供了依据及合理性，即殖民统治是在传播文明。而这种不平等关系延续为今天的南北关系，并通过多种渠道影响中国知识体系。这种文明观对欧美肆意吹捧，对亚非拉的贡献或无视，或贬低。中国深受这种知识体系之害，全球南方国家亦是如此。
然而，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不容置喙，择其主要内容梳理如下。马里和乍得地区与长江和黑龙江地区最早发明制陶文明；非洲有曾统治古埃及的努比亚文明、制造了精美铜雕牙雕约鲁巴文明、征服了阿拉伯半岛的阿克苏姆文明、连通了印度洋航线的斯瓦希里文明等；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赫梯、亚述诸文明，同样成就斐然；印度洋地区诸多文明包括印度文明，十进制数字符号成为国际通用的数字体系；阿拉伯人在天文学、医学、光学、化学等方面成就非凡；印第安人文明包括具有城市生活和宗教仪式的卡拉尔-苏佩文明，具有水利系统的阿兹特克文明，天文学、数学、建筑和象形文字发达的玛雅文明，强大的印加帝国；当然还有中华文明。
精神自立源于自省。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文化纲领，旨在让中国从知识的消费者和追随者转变为生产者和贡献者。历史学家章开沅将“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模仿、学习与趋近”和“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本民族的主体意识以求避免被先进的外来文化同化”称为“离异与回归”。新价值体系既非对传统文化的简单继承，亦非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抄袭。“它既有择善而从、兼容并包，更应该有自己新的开拓与创造，以更高昂的自信与更宏伟的气魄来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应该更勇敢地走向世界，同时也更勇敢地让世界走进中国。”
“自主”意味着方法的自觉。以新文化运动为例，五四运动的革命意义不容置疑，但盲目引进西方思潮也引起思想界的反省，“借鉴西方思想，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实际的需要，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则逐渐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新趋向。”梅光迪批判了对西方的盲目追随，“奉之为‘世界潮流’者，不过为西洋一部分人之主张”，认为中国思想界领袖在短时间里变迁大，“其思想之浅陋不精，亦为理势上所必然。兼以吾国所谓之西洋思想，多贩自日本，不免间接之弊”，缺乏独立思考的现象尤为严重，“学问家无独立精神”，“学术之真伪是非皆不能辨，只知盲从，相因相袭”。杜亚泉反对将东西文化差异视为程度高下之差，提出“东西调和”“新旧折中”的主张，以传统文化为根基，调和、统整西方文化。
自主知识建构之目的在“自为”，这既是民族之需要，也是时代之需要。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文明博大精深。近代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著作《中国面面观》中承认，欧洲文明大大受益于马可·波罗带回欧洲的中国科技发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提出：“谁人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着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之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然而，自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后，中国在西方世界的文化形象也彻底改变。历史的本来面目亟待还原。而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就致力于此，并为此孜孜以求。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时代的需要。近代以来，中国虽在引介乃至推崇西方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有所裨益，但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20世纪80～90年代初期文化热的主流话语是反传统、倡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改革开放带来增长的物质诉求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引发了学界对中国文化的回顾和反思。历史学家蔡尚思指出，“其主要课题之一，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新的历史评估，以正确地继承文化传统、弘扬民族精神，促进新文化的诞生，推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他反对将中西文化简单比较、生搬硬套西方名词、任意嫁接科学俗语及全盘肯定儒家文化的倾向。他认为，传统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狭义的传统文化由封建王朝确定，广义的则是从中华民族发展角度看，内容更丰富。他进一步强调，“我坚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止一个儒家，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实有九根大柱或九大特色”，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却不能等同于封建文化，且在发展过程中又充实了近代文化、“五四”新文化等内容。
概言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华民族立足于自身实际而构建的具有民族性、学理性、实践性、包容性和创造性并容纳中国传统精华与优秀外来文化的知识集合体。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时势与缘由
此时提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涉及诸多因素：中国的全球地位与民族复兴的使命；西方文明正在衰落；西方知识的消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并为世界文明作贡献。
中国的全球地位提升与民族复兴进程深度交融。美国国际战略专家巴切维奇提出，“中国已经和平崛起”，“中国发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改善近70个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港口、铁路、公路、机场、电站以及通信网络——投资总额预计将超过一万亿美元，一些欧洲国家也签署了该倡议。如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取得成功……它将极大地提升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美国学者比灵顿注意到全球格局的深刻变化：“金砖国家现在团结起来反对英美国家和北约的战争政策和制裁政策，而基本上整个全球南方都在公开加入或至少与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合作，并打破美元在世界贸易上的霸权。”经济学家萨克斯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和150多个国家的一个非常有益的双赢计划，“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投资，并与其他国家合作，帮助他们发展电网、基本可再生能源、快速铁路、5G技术，铺设道路和高速公路，以及其他许多对口国家真正需要的东西。”中国科技水平进步很快，在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领域位于领先或第一梯队，并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三大全球倡议等理念和方案。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曾召开“条条大路通北京？”听证会，战略专家伦德坦言，“‘一带一路’是一项雄心勃勃而且充满希望的项目，它符合中国及其朋友的愿望”，“我讨厌它，因为这是个绝妙的构想，它鼓舞了全球南方的人们，可它并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攻击和诋毁难以阻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进程，截至2023年5月，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全球超过3／4的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历史的必然。
西方文明之悖论。以“文明”自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呈现诸多深层次困境，集中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三种矛盾处理上的悖论。在人与自然的矛盾层面，“文明”国家损害自然与破坏环境的程度更高。西班牙学者费尔南多·阿梅斯托指出：“20世纪产生的创造力、行动力、科技智谋、计划、自主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成就。但是这也是战争毁灭力最强、杀戮最惨、暴政最凶残、贫富差距最大、环境破坏最严重、废物制造得最多、希望破灭得最彻底的一个世纪。”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占世界人口16%的西方制造了34%的垃圾。联合国自1992年便否定了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在人与人的矛盾层面，西方“文明”国家残害生命的手段更具残酷性。从技术演进来看，15世纪的火枪，17世纪的燧石发火，18世纪的军舰技术，西方军事技术的迭代持续推动杀伤手段的升级，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陆空武器装备体系逐步形成，日本的炭疽菌和美国的核弹相继出现，进一步加剧战争的残酷性，西方常将军事干预包装为“文明”或“维和”。在人与自身的矛盾层面，西方高收入“文明”国家的年龄标准化自杀率（age-standardized suicide rate）位居全球前列。从区域分布来看，美洲33个国家中，自杀率最高的6国包括美国和加拿大，自杀率高的欧洲国家包括几乎所有的西欧和北欧国家，东亚的韩国、日本和新加坡自杀率最高。自杀原因往往为生存矛盾难以调和，凸显出发达国家较为严重的社会和心理问题。钱穆指出：“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因此，实有必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西方思潮引进之错舛。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不容置疑，但该时期对西方思潮的盲目崇信与照搬，也埋下了思想与实践层面的隐患。有研究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化’思潮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思想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盲目引进西方思潮的深刻反省以及30年代开始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所引发的思潮转向。”与此相似，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众所周知，而这一时期大量地引进西方知识也对中国的思想界与学术领域产生了强烈冲击。有学者直言：“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科学大举进入中国。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在中国很时髦很流行，似乎离开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中国就很难建立自己的社会理论体系。”这一现象在政治学、经济学等实践学科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部分研究者习惯于用西方概念解释中国现象，用西方办法解决中国问题。然而，“这些研究者在对近代西方文明观念进行评价时几乎是一面倒的肯定，毫无批判意识。”西欧的诸多地方性知识传遍全球并包装成普世标准，随传教、贸易、战争、教育和合作等多种路径传入中国，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人们也通常把西方的知识系统当作人类哲学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中国近代以来大量引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并以此为主流，这本来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然而，在中国取得现代化巨大成功并进入新时代后，对于西方知识体系的依赖也引发了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切。”这种对西方知识体系依赖所引发的反思，成为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一个重要动因。
中国传统文化之反思。自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国门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社会变革与思想解放运动，均将反思传统文化与中国发展的关系作为主题。钱穆认为，“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张岱年则指出，传统文化有四长四弊，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综合的过程也即是批判、改造的过程，也就是创建新的文化体系的过程”，“中国新文化应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成果的综合”。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每当中国发展处于关键节点时，此问题便会突显。蔡尚思指出，“我坚信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必将持久地开展下去……真正要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所能起的作用，需要有踏实严谨的学风，具体深入的分析，充分开展百家争鸣，拿出言之有据、具有创见的成果”。在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的当下，中华文明中蕴含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经世致用”等观念，可以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中西文化的成功结合，使国人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具体而言，中国哲学的辩证法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各有所长，中西医的兼收并蓄，中国美术与西方美术达成创造性融会、华乐与西乐的圆满结合等。以中西医结合的实践探索为例，纬脉理论将经络学说与解剖学结合；针灸与影像学协同治疗验证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性；中医“治未病”理念在预防医学中的融合应用；靶向治疗技术与艾灸疗法的协同实践，使中医理论与现代科技结合。这些结合表明，中西知识都具有本土性特质和存在价值，二者可通过交流实现融合，既促进各种技艺、教学模式及人才培养的多元化发展，也助力传统文化在当代焕发新生机。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路径与挑战
近代以来，西方被视为文明的中心。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方面，西方中心论涉及几乎所有学科。如何辨别与纠正这种现象？
以学科论。殖民统治强化了西方世界研究“他者”社会的迫切性，人类学应运而生。学界对人类学的殖民属性已有深刻批判，有学者指出：“人类学对非洲社会的阐述是以促进文明进程的说辞为殖民主义辩护，这也是人类学时髦的根本。”1930年代“人类学在殖民地治理中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因此被称为“殖民主义之侍女”“西方帝国主义之子”。不仅人类学，发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也不是“实践者所预想的客观而普世的科学”，而是“对世界的一种建构”。战后美国的战略决定了该学科的性质，“巩固核心国家的地位、寻找更高的海外利润率、确保对原材料的控制、为美国产品拓展海外市场、部署军事保护系统”。反观中国学界，历史学特别是世界史研究，长期受西方和苏联史学体系的影响，知识体系本土化特征较弱。此外，受影响的还有其他学科，进一步凸显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以理论／模式论。西方诸多具有殖民性的理论与模式中，“种族／文明优越论”最具影响力。有研究指出，“这种学说将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划分为包含不同等级的发展模式”。英国的现代化转型被视为独特案例，由社会内部动力引发，无外部因素干预。可真如此吗？印度学者揭露，英国统治印度200余年，64.82万亿美元从印度流向英国。“宗主国声称自己提供‘治理’，类似于敲诈勒索者声称自己提供‘保护’。”非洲学者指出，大西洋贸易是英国成功完成工业化进程的核心因素，“非洲人及其后裔的劳动使这一时期大西洋商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非洲人对英国工业革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西方似是而非的理论对中国影响颇深，如“朝贡体系”之说忽略“贡”（tribute）在中西方的性质与实践不同； “冲击-反应”模式漠视内部因素及自我能动性。
以概念的解释／翻译论。西方中心论的痕迹明显。比如，印度民族大起义被称为“印度兵变（?Indian Mutiny）”或“印度1857年反叛（?Indian Rebellion of 1857）”。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终结了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对民族独立运动具有独特意义。英国人将其称为“兵变”或“反叛”反映了其殖民视角：掩盖起义的根本原因，用“兵变”指士兵叛乱，以否认殖民统治是根源；否定起义的正当性，用“兵变”否认起义的群众基础和反殖的政治目标；将“兵变”视为破坏秩序，为镇压提供合法性；分裂起义阵营，制造内部不团结的印象，以削弱其民族代表性；否定起义的历史地位，抹杀其民族独立运动的历史意义。类似的做法还有将义和团运动译为“Box Rebellion”等。这种叙事反映了西方政府的话语权。
汉学家的翻译亟需批判性梳理。早期汉学家多为传教士或官员，其译介工作常受语言、偏见、兴趣和社会环境的局限。比如，夏德与柔克义将唐代《酉阳杂俎》中描述拨拔力（索马里地名）妇女“洁白端正”一语，译为“皮肤光洁且表现良好（clear-skinned and well-behaved）”。戴闻达的理解颇为离奇：“我认为其意是‘洁’（大概是指没有花柳病）和‘贞节的’，这两种品质均可提高其市场价格。”原本对肤色相貌的描绘，变成道德层面的评判。又如，中国食物因地而异，初到异地或会腹泻，这一现象被称为“换肠”。宋代《萍洲可谈》描写奴隶平时吃生食，“捕得时，与火食饲之，累日洞泄，谓之换肠”。美国学者怀亚特将换肠译成“converting the bowls”并解释：“中国将奴隶‘换肠’的习俗尤为突出，极具冲击力又充满象征意味。这种‘换肠’理念完美诠释了中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核心概念。”这一解释充满政治色彩。再如，东晋地方志《华阳国志》被译为《中国与外国的记述》。这类错误亟需予以纠正。
殖民遗产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传播：西方宣传和部分南方学者配合。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指出：批评殖民帝国的人多忽略“有些帝国比其他帝国更糟糕”，并列出比利时、法国和德国的恶劣行径，但对英帝国在贝宁王国的大肆抢劫、对阿散蒂王国的野蛮征服、对茅茅运动的残酷镇压闭口不提。英国内政部近年仍称：“对于非洲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土著民众来说，比起他们原来的统治者，大英帝国常会带来更具规则性，也更具接受度和公正性的法律与秩序体系。”这种言论所凸显的傲慢和偏见在学术研究与历史叙事中极具误导性。在南方国家，一些学者深受西方话语权影响。具体而言，懂法语的引用戈比诺、勒南，懂英语的援引汤因比或杜威，懂德语的喜好韦伯和斯宾格勒，他们的知识、资料和思维方式均来自西方。此外，西方还通过学术援助的方式影响受援国的研究方向。喀麦隆学者质问：当非洲政治领导人和学者接受美国的社科研究援助时，是否真正认识到这种资助动机何在？加纳学者维雷杜提出思想的非殖民化和概念的非殖民化，并列出需重新审视如存在、生命、道德、宗教、民主等59个概念。非洲学者姆丁贝分析了欧洲学术霸权的现象：“文化上的我族中心主义解释了社会科学学科历史和实践中的意识形态变化和斗争。”总体而言，南方学者对西方中心论批判较为犀利。与此同时，部分西方学者能较为客观地描述南方国家的历史贡献，《黑色雅典娜》便是这一研究取向的代表性成果。中国学者也一直在推动历史研究去西方中心化的道路上持续探索。
以历史学为例。学者雷海宗从措辞、篇幅和观点上对《世界史纲》作者的欧洲中心论展开批判。学者周谷城进一步指出，欧洲学者的世界通史偏重欧洲，虽情有可原，因为15世纪以后欧洲发展活跃，“但十五世纪以前，所谓世界活动，几乎只限于亚、欧、非三洲之间，因此我们断不能忽视亚洲及欧亚之间的活动”，“为着要完成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体系，便不得不把印度、中国、波斯等，也纳入古典时期之下。……不得不把世界联系的扩大，说成是欧洲的扩张，不得不把被侵略者的翻身说成‘白人的负担’，在‘白人的负担’之下，竟列上日本的革命，中国的觉醒，非洲的征服。”周谷城对欧洲中心论的路径分析颇具见地。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包括“破”和“立”两个核心维度。史学界目前致力于“破”，卜宪群指出：“某些西方学者抛出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就是强加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暴力性’名词……再如‘满蒙史观’、‘征服王朝论’、‘内亚史观’、‘新清史观’等，制造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王朝二元对立的虚假历史，并试图将他们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分离出去，肢解历史中国。”这种曲解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任东波批判了三种不同的“欧洲中心论”，揭示创建中国学派的矛盾性和艰巨性。李兴提出，可以用东西方力量的历史对比来破解西方中心论。汪朝光认为，“‘冲击-反应’论更注重近代中国之‘弱’与西方之‘强’，认为‘弱’中国只有依靠‘强’西方的冲击，才能改变自身的状况。……历史的进程远非如此简单，我们当然需要关注外部世界的影响，但更需要注意中国内部的变化”，“中国的五四运动与同时期的韩国三一运动、印度、埃及的反殖民主义风暴联动呼应，共同对列强在亚非地区的殖民统治形成了强大冲击，迫使列强不得不做出‘反应’。所以，即便是‘冲击-反应’模式，反映的其实也不全是‘强’对‘弱’的冲击，‘弱’对‘强’的反向冲击也是存在的，更不必说那些更重要的内部变化及其影响。”其批判包括三方面：对“冲击-反应”模式的反向理解；强与弱的辩证关系；内部因素的重要性。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二元对立与全球化
人文社科研究中的一个普遍问题，是本土与外来知识的关系。“在世纪之交，全球化的浪潮席卷整个世界，文化研究在担忧中倾向于折中，既坚持本土文化，又要有全球视野。但盲目地提‘本土文化’，又有滑向保守主义的危险，同样，一味主张全球视野，也有走向‘全盘西化’的危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面临诸多选择：一是自我封闭，拒绝交流；二是接受同化，放弃自我；三是中外拼凑，以合时势；四是融汇中西、贯通古今，对内取精用弘，对外批判吸收，放眼全球，美美与共。笔者认为第四种方法为宜。
中国史学界目前致力于“破”，这是第一步。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一些西方概念是否合适需仔细辨别，比如，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辨析；对用“启蒙运动”形容清代在宋明理学之后的思想演进意义的观点反思；对朝贡体系与“冲击-反应”模式的反驳；对西方围绕中国西南边疆建构的“东南亚高地”“曼陀罗体系”“赞米亚”等话语的揭露等。这种“破”需扎实的史学功底为支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而自主知识体系的“立”，也在此过程中逐步展开。全球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适合于专题史特别是气候环境、疾病传染、移民走向、文化传播、植物或生物的分布等领域。通过不同区域的比较和关联深化研究，全球史研究可以有效拓展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但并非万能的研究方法，须与地区史、国别史、家族史、概念史等研究路径有机结合。否则，其视角难以全面，叙述难以客观。
应警惕中国中心论。21世纪以来的多项民调显示，世界各国对中国好感度呈逐步提升态势。2025年民调报告显示，超过3／4的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比对美国好，占比79%。“这一结果凸显美国的全球形象正在急剧下滑，而中国的影响力稳步攀升。”一系列调查说明，中国发展吸引全球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引起发展中国家重视。这虽强化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却也可能催生中国中心论的倾向。若自傲心理反映到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易导致负面后果：一是盲目推崇并强行推广所谓“中国模式”。各国有其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与历史发展脉络，中国的发展经验可学，但不可简单复制；二是过度依恋传统文化或一味否定外来文明；三是为刻意突出中国，而忽略客观史实，或违背学术道德；四是在缺乏扎实知识积累和不顾学术规范的情况下，盲目推进学术扩张，刻意创设新学科、新理论或新概念。
过度强调中国中心，还可能忽略自主知识体系的普适性，进而背离以平等对话的方式为全球贡献中国智慧的初衷。郝立新指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立足中国、观照中国、扎根中国，坚持中国问题导向，回应和解决中国问题，为广大中国学者和民众所认同或接受的知识体系。”这一论述精准把握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然而，将中国智慧融入全球知识体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王立新指出：“我们追求的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中国知识体系，而是一个因为其高质量、它的原创性、它的解释力而自然而然地被国际学术界所倾听、所讨论、所引用乃至接受的来自中国学者的这样一个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高质量和原创性该如何体现？对已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政治学、经济学等实践学科而言，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立足中国历史与现实，通过实地调查、谱系研究以及对西方知识的择优选择实现，其中，源于中国的实践，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则需经过对史料的分析整理、史识的长期积累、史观的批判继承，以实现史论的自我创新。此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蕴含普遍性的概念、观点和理论（如自力更生、社会治理、脱贫攻坚、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等）需进行普适性转化，方能在国际学术界立足，并对全球化进程发挥积极作用。
关于欧洲／西方文明已有诸多共识，与本文议题相关的一点是，西方文明主宰的时代已结束。长期以来，中西文明之分以及本位与西化之辨一直是学界论争焦点之一。然而，“思想的发展如果总是重复着西化与文化保守的对立，总是坚守着这种二元论的价值观，便很难有所超越，社会在本质上当然也谈不上进步。”这一认知同样适用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若始终深陷中西对立争执不休，局限性难免。应跳出二元框架，将中国知识置于全球化视域，超越具体语境，关切人类共同议题。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全球化的辩证统一，通过国际传播和双向对话，对构建一个真正多元、包容的全球知识体系至关重要。
章开沅指出：“我们已经为周而复始的体用之争、西化论与本位论之争耗费了太多太多的时间。现在，我们应该以强者健康的心态来发展民族新文化，既要超越西方文化，又要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来营造新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一论断精准指明中国学界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必由之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妥善处理多重辩证统一关系：学术与政治、国情与世情、整体与个案、民族性与时代性、本土性与普适性等维度。当中国知识能够回应人类共同问题时，才能从地方性知识转变为全球性知识。在开放创新中确立自主性，在文明互鉴中提供普遍性，此即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全球化的辩证统一内核。惟如此，中国学界方能具备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的资格；惟如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方能充满希望；惟如此，中国学术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李安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摩洛哥皇家学院外籍院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 9-11卷》国际科学委员会副主席。研究方向为非洲历史、殖民主义史、中非关系、比较民族主义、华侨华人史，主要著作有《非洲现代史》《非洲民族主义研究》《China and Africa in Global Context: Encounters, Policy, Cooperation and Migration》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24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