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何爱平，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董璐，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何爱平，董璐.以全球化视角推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从全球化的深度参与到理论构建的自主表达[J].经济纵横，2026（4）：17-28.
摘要：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全球化为基本视角，在总结中国道路与全球化经验的互动逻辑基础上，形成既能解释中国又能回应世界的理论体系。一方面，中国在世界市场中从融入者到共塑者再到部分领域引领者的角色转变，不仅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也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实践依据和经验根源；另一方面，中国经验对全球化理论的独特贡献为形成具有更强解释力和现实指导价值的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球化深度调整与世界百年变局交织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已超越单纯的理论自洽需求，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战略选择，并为全球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多元化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全球化；全球经济学知识体系
一、引言
2025年9月，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主张“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互呼应，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系统性理念框架。这一系列倡议不仅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理念贡献，也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的价值坐标和理论资源，并为后续立足改革开放实践开展理论总结奠定了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从开放到深度嵌入世界经济的跨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历程表明，中国的发展经验不是孤立的国内现象，而是与全球化紧密交织的结果。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在多边规则框架下积极调整国内制度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逐步实现了由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共塑者的转变。与此同时，通过推动区域合作和提出“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中国开始在制度创新、公共产品供给和全球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强调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未来进一步把握全球化机遇、推动制度型开放和规则创新指明了方向。
当前，全球知识体系和国际秩序正在经历深刻调整。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依赖自由化与均衡分析的理论框架，在解释发展权、分配公平和制度多样性等问题上表现出明显局限。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中所获得的制度性经验与发展成就，来源于对全球化机遇的有效把握与持续探索，而未来的理论创新同样需要在总结全球化实践中完成。随着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剧，世界迫切需要能够反映多元文明与不同发展路径的知识供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部署创新理论工程与社科创新工程，推动建立以制度经验、价值理念和国际对话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全球化为基本视角，在总结中国道路与全球化经验的互动逻辑基础上，形成既解释中国又回应世界的理论体系，并为全球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多元化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实践根基：深度参与全球化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首先必须立足于现实的历史土壤。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表明，正是通过持续的开放和制度探索，中国在世界市场中逐步实现了从融入者到共塑者再到部分领域引领者的角色转变。这一进程不仅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也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实践依据和经验根源。
（一）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实践：融入与适应阶段（1978—2000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中国逐步打破原有经济体制，以“引进来”为核心战略，探索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实现自身发展的突破。为了有效吸引外资、学习先进经验，中国先后在广东和福建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些特区作为制度创新和政策突破的试验田，为中国积累了对外开放的早期经验。随后，开放的范围逐渐扩大到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等沿海经济开放区，形成沿海带动、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在制度层面，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化奠定了制度基础。在这一时期，中国积极推进价格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外贸体制改革，逐步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方式。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逐步放开外贸管制，建立以关税同盟和出口退税制度为基础的贸易政策体系，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成为跨国公司投资布局的重要目的地，形成加工贸易、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格局。在国际层面，中国自1986年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谈判开始，历经15年不懈努力，最终在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谈判过程中，中国承诺大幅降低关税，开放电信、金融、保险等服务业，逐步取消出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制度。这些承诺和履约过程使中国经济深度嵌入全球经济体系，并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阶段，中国实现了深度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历史性转变，出口贸易规模快速扩张，外商投资持续流入，国内制造业通过“世界工厂”的角色在全球分工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同时，这一发展模式也带来了明显的局限性。由于主要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要素，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停留在低端环节，经济增长以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出现了路径依赖和结构性矛盾。这些问题为后续发展积累了经验和教训，也成为理论反思的初始动因。
（二）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实践：深度参与规则共塑阶段（2001—2011年）
2001年中国加入WTO，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心逐渐由“引进来”转向“走出去”，全面参与全球化体系的运行和调整，努力在既有规则框架内维护自身权益，同时探索在区域和国际层面对规则的共塑。首先，在贸易和投资方面，中国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加入WTO后，中国出口贸易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制造业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得到巩固。同时，中国企业开始通过“走出去”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跨国投资逐步增加，并且无论是在资源开发还是在消费品市场，中国企业的海外布局不断扩大。其次，中国有效应对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面对全球经济急剧下滑态势，中国迅速推出总额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这一举措不仅稳定了国内经济增长，还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经济的相对稳定凸显了其在全球化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再次，中国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和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与众多国家建立起深层次经济联系，逐渐从全球化的规则适应者向规则共塑者迈进。此外，中国还积极推动区域合作。与东盟、日本、韩国的“10+3”合作机制不断深化，签署一系列区域合作协议，标志着中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国不仅在既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内发挥建设性作用，也在区域层面尝试推动规则改革与完善。
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逐渐由适应者转变为共塑者。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实践，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维护经济稳定中展现出独特效能。
（三）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实践：引领与制度型开放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断推进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创新，对外开放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逐步由规则共塑者向规则引领者转变。
首先，从被动融入逐步走向主动塑造，推动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部署“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中国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扩大自主开放，将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这一系列战略部署表明，中国开放已从局部、单一的市场开放转向全方位、立体化、制度型开放的新格局，在更广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推动发展与安全统筹兼顾，为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奠定了战略基础。
其次，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时代以来，中国逐步将开放重心从商品和要素流动拓展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更深层次领域，推动形成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核心在于，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升开放水平，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颁布实施，全面确立了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使我国的开放环境更加透明、稳定、可预期。可以说，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也是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再次，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双循环”相互促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部署不仅回应了外部环境复杂化的挑战，也凸显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国际合作互动的双重目标。作为实践平台，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持续深化，形成了面向全球的制度创新“试验田”，既提升了国内要素流动效率，也增强了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对接的能力。通过这些探索，中国有效化解了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既增强了自主发展能力，又通过制度创新与规则联动为全球产业链稳定作出贡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兼顾开放与自主的经验模式。
最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放战略上升到价值和文明高度，最终指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系统性理念框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方略。同时，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代表的重大合作平台不断走深走实，已形成覆盖广泛、成果丰硕的国际合作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机制也不断拓展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空间。这些实践表明，通过将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结合，中国已从全球化的参与者、贡献者转变为理念与规则的引领者，不仅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健康、包容、可持续方向发展，更为全人类走向普遍联系、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契机：全球化的理论困境
在深度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既有国际理论体系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理论深植于自身历史与价值预设，长期以来强调市场中心与自由化逻辑，但在应对全球分配不均、治理赤字以及发展中国家崛起时，逐渐显现出解释力衰减和制度失灵。在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的背景下，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框架加以回应。在这一背景下，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能够系统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并将之学理化，为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进程提供有效解释，还能提升国际话语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包容与多元的方向演进。由此，中国经验对全球化理论的独特贡献也为形成具有更强解释力和现实指导价值的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全球化发展困境与西方理论的解释力衰减
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理论体系主要立足于自身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在理论假设上强调规则导向、市场开放和要素自由流动，并以特定的制度模式作为普遍参照。这些理论在冷战结束后逐渐取得学术与政策上的主导地位，构成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思想基础。它们往往假定全球化进程是一种以市场扩张为核心的线性演进过程，并将特定的制度安排视为普遍适用的标准。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与演变，这一体系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明显局限。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近十余年来，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阶段，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涌动，地缘政治摩擦频繁加剧，多边合作机制效能下降，世界经济和政治环境充满高度不确定性。在这一背景下，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理论在适应性和解释力方面显得越来越不足，尤其核心假设依然停留在自由市场与制度趋同的逻辑中，难以回应新阶段全球化所呈现出的复杂局面。一方面，这一体系难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参考。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发展权保障、减贫任务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现实诉求时，需要能够结合其具体国情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工具。然而，西方理论过于依赖抽象化模型和制度趋同预设，强调市场力量的自发调节，缺乏对多样化实践路径的理解和制度创新的包容，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日益失去解释力和感召力。另一方面，西方理论也无法解决日益迫切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需求。在气候治理、公共卫生、数字安全、供应链韧性等跨国议题领域，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更高层次的协调与制度安排。然而，西方理论框架依然强调市场自发调节和个体国家利益优先，忽视了制度创新和跨国协调的必要性，导致在面对疫情冲击、气候危机以及供应链断裂等问题时难以提出有效方案。这种缺陷不仅削弱了西方理论的政策指导力，也进一步放大了全球治理赤字。因此，在应对新一轮全球化挑战方面，西方主导的理论体系暴露出结构性困境：缺乏足够的灵活性与包容性，难以整合多元制度实践经验，也无法为全球多样化主体提供普遍的解释框架和制度支持。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脱节使其越来越无法满足新时期全球化发展的复杂需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全球化的深度调整不仅凸显了西方理论体系的局限性，也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动力。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总结自身实践、回应全球现实挑战，可以为世界提供更具解释力和现实指导价值的理论方案。
（二）中国经验对全球化理论的重塑
与西方理论在应对新一轮全球化挑战中的乏力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的发展实践展现出更强的制度韧性与应对能力。在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的背景下，中国不仅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逐渐成为规则和制度的积极塑造者。通过一系列制度探索与实践创新，中国在应对全球经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方面提供了具有独特价值的解决方案。
首先，中国强调以发展权为核心的制度安排。在全球分配失衡与发展鸿沟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基础设施不足、融资受限等问题。对此，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平台，集中资源打破发展中国家最突出的发展瓶颈。这种以发展权优先为导向的制度设计不仅突破了传统国际金融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限制，而且在实践中通过大量基础设施项目改善了互联互通条件，为新兴经济体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在逆全球化压力上升、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这一注重发展实效的合作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公共产品与发展机遇。其次，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合作包容的开放格局。在多边合作机制效能下降、地缘政治摩擦频发的环境中，中国积极倡导并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达成，进一步促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努力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知识产权保护等新兴领域对接高标准规则。这种以开放促合作的战略有助于缓解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带来的风险，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制度支撑，也为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战略空间。再次，中国制度探索充分体现了治理的韧性与稳定性。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机制，一方面实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另一方面通过灵活的宏观政策保持经济基本盘稳定，并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和金融工具防止风险蔓延。这些实践表明，中国在关键时刻能够利用体制优势调动资源、快速反应，展现出比西方治理模式更强的制度适应性。这种治理韧性不仅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也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方案的信任。
综上所述，中国在应对新一轮全球化挑战中展现出的制度探索和实践智慧，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理论的独特价值：它坚持发展权优先的目标导向，以合作共赢为基本原则，并以制度韧性作为关键保障。由此，中国不仅为自身发展赢得了战略主动权，也为全球化在动荡和分化背景下探索新的发展路径贡献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与制度选择。这些探索表明，中国制度经验的价值并不局限于国内发展，而是已经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世界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支撑。
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路径：理论构建的自主表达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仅依赖于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更需要在理论层面实现体系化的创新发展。在全球化深度演进和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仅仅依靠经验总结已不足以支撑学科的独立发展，必须在理论起点、范畴体系和方法论等方面形成自我表达与自主逻辑。由此，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既要回应当代全球化提出的现实问题，又要为国际学术界提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新思路和新框架。
（一）马克思全球化理论：全球化语境下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理论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
1.全球化发展的必然性：资本扩张逻辑与人类共同体趋势。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初便以全球尺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一论断揭示了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趋势，即它必然突破民族国家的疆界，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塑造经济全球化的格局。
首先，全球化是资本推动下的必然结果。资本并不是单纯的物质财富，而是一种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社会关系。资本具有内在的无限增殖冲动，它必须不断突破地理、文化和政治的界限，寻找新的市场和资源。正如马克思所言：“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因此，全球化并非自发合作，而是资本逻辑推动下的历史必然。工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的兴起为资本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机器大工业凭借规模化和高效率生产摧毁了国外市场，“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机器大工业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这使各国经济逐渐纳入全球联系网络，推动人类历史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在这种“前提—结果”的辩证关系中，全球化呈现出一种自我强化、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进程。
其次，即便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消亡，全球化的趋势也不会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全球化并非资本主义的附属物，而是根植于人类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历史要求。随着机器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扩展，世界交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即使未来资本和市场不再是社会联系的中介，物质生产、精神文化等更广泛的“世界交往”依然会持续，推动人类社会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共同体。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全球化具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形态的持久性和不可逆性。
最后，资本主义在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向更高级形态的跃迁创造了前提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然而，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文明化”并未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反而加深了社会不平等和剥削。正因如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三阶段”理论：人类社会由“人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最终迈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在第三阶段的社会形态中，生产与交往的核心不再是商品、货币或资本，而是以自由的人本身为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自由、平等和协作之上，体现为真正的社会共同体关系。个体不再受制于民族和地域的界限，而是与全球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建立起实际联系，“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最终实现从物的支配下的解放走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2.全球化发展的矛盾性：生产力提升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全球性扩散。全球化作为资本逻辑展开的历史进程，具有突出的矛盾性。一方面，它通过市场扩展和国际分工，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改善了交通与通信条件，加快了资源配置和技术扩散，使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推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形成，提高了跨国协作的效率。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在这一意义上，全球化拓展了生产力的发展空间，成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并使其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和深化。首先，全球化塑造了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工业国家与农业和原料供给地之间形成不对等的交换关系，从根本上确立了“富国剥削穷国”的结构性格局。机器大工业的效率优势摧毁了传统手工业和小农经济，使发展中国家被迫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与原料供应地。其次，全球化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紧张。资本积累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必然造成相对过剩人口的再生产。机器和技术的迅速推广不仅在发达国家制造失业，更通过产业转移在发展中国家引发就业危机，加剧了全球范围的社会矛盾。再次，全球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跨国传导。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危机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迅速扩散，形成全球共振。马克思指出：“自由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世界市场一方面提供了资本增殖的舞台，另一方面也成为危机跨境传播的渠道。因此，全球化的矛盾性在于：它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动力，也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全球化机制。全球化推动了社会联系的普遍化，却同时制造了结构性不平等、普遍性失业和跨国性危机。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市场不仅意味着现代化的契机，更意味着资本主义矛盾的“现实的综合和暴力方式的平衡”。
（二）扎根中国实践：经验升华与知识转化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点，那么中国的实践经验则是知识创新的源泉。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跨越式发展，并逐步从规则接受者走向规则塑造者，根本原因在于持续的制度探索与政策创新。这些实践不只是国家发展的支撑，更是理论构建的重要素材。
首先，中国经验展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全球化路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渐进式改革和制度创新，逐步融入全球市场，并在应对外部冲击的过程中展现出治理韧性。从融入到共塑再到在部分领域的引领，这一演进过程不仅是经济战略的调整，更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保持自主性的可能性。它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独特的经验逻辑：全球化不是单一模式的投射，而是多样制度路径的博弈。其次，中国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真实世界的“实验室”。例如，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中国通过战略部署国内国际双循环，探索在开放中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些经验说明，发展中大国可以在全球化动荡中寻找到稳定发展的战略空间，这一逻辑急需上升为学理化命题。再次，中国实践的重要价值在于其可转化性。经验只有通过概念化、体系化，才能成为国际知识共同体的公共资源。这意味着，经验转化的路径是“三步走”：第一，通过抽象提炼形成具有解释力的核心概念，如发展权优先、协同治理、制度型开放；第二，通过逻辑升华将这些概念纳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成果；第三，通过国际对话把这些理论表述为全球学界能够理解和接受的知识话语。如此，中国经验才不仅是“解释中国”，更能回应全球化新阶段所提出的普遍问题。
（三）批判性借鉴与超越：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既不是关起门来的“自我循环”，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全盘排斥，而是在坚持主体性的前提下进行批判性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这阐明了对国外经济理论应持有的态度，为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处理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首先，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路径论。在理论叙事层面，西方理论常常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把特定国家的发展路径普遍化，进而形成单一的理论霸权。而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现代化道路并非只能遵循西方模式，而是可以结合各国国情走出多元化路径。通过总结中国在渐进式改革、政府与市场协同、减贫与社会保障、绿色发展等方面的独特实践，并将其体系化、学理化，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能够在全球学术共同体中提出不同于西方的叙事框架。这种替代性选择不仅是对西方理论的超越，更为全球知识体系注入了多元视角与文明智慧，推动经济学走向开放、平等与多元化的发展格局。
其次，必须坚决突破西方理论的内在局限。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往往以效率最大化为核心目标，其分析框架强调资源的最优配置与边际效用均衡，却忽视了公平、发展权和社会整体福祉等价值维度。随着全球化导致分配失衡、南北鸿沟和环境恶化，这种“效率至上”价值预设的片面性愈发凸显。与此相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坚持效率的同时，将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纳入核心价值坐标，通过把效率与公平、增长与共享、发展与环境等关系置于辩证统一中加以考量，形成不同于西方单向度逻辑的整体性框架。这不仅是对经济学研究价值取向的修正，也是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全球包容性发展提供理论指引。
再次，在方法论与分析工具层面，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坚持“为我所用”的选择性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一套形式化、逻辑严谨的工具体系，如计量经济学模型在经验检验中提升了研究的科学性、博弈论框架揭示了经济主体的策略互动、市场结构与竞争模型有助于理解微观运行机制。这些方法为经济研究提供了精密的分析范式，若加以合理运用，将成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利器”。然而，这种借鉴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即认识到其背后隐含的理性经济人、市场万能等前提预设并非价值中立，而是植根于特定的制度与文化语境。因此，唯有在掌握其技术内核的同时，进行批判性审视与本土化改造，才能使这些工具真正服务于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理，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的自主构建。
最后，在理论构建过程中，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去历史、去制度、去社会”的抽象范式，同时积极吸收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有益资源。除新古典主义外，西方学界长期存在着诸如法国调节学派、制度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多元流派。这些学派都强调经济运行必须置于特定的历史、制度与社会结构中加以理解，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去历史化，如调节学派揭示了制度、规范与国际体系对经济长期轨迹的塑造。此外，发展经济学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早已揭示了全球资本主义“中心—外围”结构的不平等，批判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性，指出不平等交换如何固化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进一步而言，诸多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批判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弊端，认为其加剧了分配不公和金融不稳定，并通过“华盛顿共识”侵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这些研究在问题意识和价值取向上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高度契合，既为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根基提供了工具，也为批判全球治理失衡、探索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理论参照。
五、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时代价值：范式引领与全球担当
在全球化深度调整与世界百年变局交织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已超越单纯的理论自洽需求，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战略选择。从全球化视角看，其时代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一）破解“西方中心论”的实践困境，为全球化提供新范式
首先，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冲破了“西方中心论”藩篱，形成了全球化新局面。“西方中心论”长期主导全球化进程，其核心逻辑是以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制度模式和价值标准为蓝本，构建了一套以自由贸易和资本扩张为特征的全球化体系。然而，这一体系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深刻矛盾——全球增长红利分配失衡、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生态危机与金融风险跨国传导、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路径依赖，为全球化提供了兼具公平性与可持续性的新范式。其次，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后发国家提供了治理范本。在全球化浪潮中，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面临着路径选择与模式确定的双重挑战，多数国家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时困于产业承接阶段难以升级，而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为这一难题提供了独特且具有借鉴意义的解决方案。在开放路径探索上，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没有局限于西方理论框架下的简单产业承接逻辑，而是以主动姿态接触、融入世界，立足中国国情，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通过深入挖掘本土经济规律，结合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将中国独特的潜在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家竞争优势，成功实现了从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跨越。在开放模式选择上，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坚持渐进式开放策略，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局部到全方位、从边境到边境后，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地推进开放进程。这种模式有效避免了开放过快带来的经济震荡和社会风险，保障了国家长期稳定发展，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实践土壤。可见，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开放实践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首先，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话语权的“合法性源泉”，将中国成功的治理实践转化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从而奠定了话语根基。它系统总结了中国发展奇迹的内在逻辑，包括经济总量从1952年的679亿元到2025年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建成了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并且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的工业门类；实现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减贫，使8亿人口实现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约75%；显著改善了民生福祉，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体系，并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它用中国自己的理论框架解释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渐进式改革、精准扶贫模式等成功的关键，破解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中国实践的误读困境。正是这套源于自身成功实践的系统化知识体系，赋予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对话时强大的自信和说服力，使其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成为具有全球参考价值的替代性选择，奠定了争取话语权最坚实的根基。
其次，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话语权的“理念转化器”，向全球有效传播了中国治理理念与方案。它将中国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核心理念，如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合作共赢、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商共建共享等，进行学理化、概念化，形成具有普遍吸引力的中国方案。这套体系为“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标志性全球治理实践提供了深层的理论支撑和逻辑阐释，例如，解释了共建“一带一路”为何强调平等性、自主性和开放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不设门槛、不附加条件，坚持制度互补性，倡导新旧机制对接，形成合作发展导向的制度复合体，以及聚焦社会性和人本性，注重减贫、教育、医疗等综合发展。通过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转化，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得以升华为具有全球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公共知识产品与治理解决方案，使中国能够用国际社会可理解、可接受的语言，清晰、一致、有力地传播其发展观和治理观，争夺全球发展叙事主导权，将实践优势高效转化为强大的理念感召力。
再次，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话语权的“规则塑造器”，为中国参与制度创新与规则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创设新型多边机构和机制提供了核心的制度设计理念与最佳实践参照。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体现的强调发展中国家代表性、聚焦基础设施与发展需求以及运作高效透明等治理原则，正是对中国实践中平等参与、发展优先等理念的制度化表达。这套体系也为改革现存国际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提供了基于中国经验的政策主张和改革方向的理论论证，支撑了中国推动这些机制向更加包容公平、关注发展中国家需求的方向转型。更重要的是，在数字经济和绿色金融、供应链韧性等快速发展的新兴治理领域，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参与乃至引领规则制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知识储备和方案工具箱。基于国内诸多领域的领先实践，如5G的广泛应用、“双碳”目标推进、强大的供应链管理等，该体系能够提炼出符合中国利益且具有潜在普适性的规则主张，并为其提供学理依据和实践的有效性证明。因此，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从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积极塑造者不可或缺的智力基础，显著增强了制度性话语权。
最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话语权的“未来导航仪”，确保中国能够持续贡献智慧、引领全球治理变革议程。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动态发展、与时俱进，持续跟踪、总结、提炼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的最新实践，如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使得中国对全球共同面临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等赤字等难题的思考与解决方案能够不断更新迭代、保持前沿性。基于对自身发展经验的深刻理论总结和对全球发展趋势的前瞻性研判，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赋予中国主动设置全球发展议程、提出面向未来的治理倡议和合作框架的能力，使中国能够超越被动应对危机的模式，转而提出具有引领性的中国构想和行动蓝图。构建强大且不断创新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意味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拥有可持续的活水源头和内生动力，它不仅能够解释过去和现在的成功，更能为应对未来复杂多变的全球性挑战提供源源不断的中国智慧和系统性思路，确保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具有持久的引领性和时代性，能够在塑造未来全球经济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
（三）推动全球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理论创新
首先，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打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知识垄断，有力推动了全球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多元化与去殖民化。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根本意义在于挑战了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占据的垄断地位及其所谓的普世性神话，有力证明了非西方的发展道路和实践经验同样能够孕育系统性的、具有深刻解释力与潜在普适性的理论。这为全球经济学知识体系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多元文明视角和智慧，促使学界反思其知识基础，推动理论体系从单一的“西方中心论”向更加包容、平等和多元的全球性知识生态演进，实现了理论源头的根本性拓宽。
其次，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了基于中国独特实践的一系列原创性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显著拓展了人类对经济规律的认知边界。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意义在于，它基于中国独特且成功的超大规模经济体转型与发展实践，提炼出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范式。这些源于本土但超越本土的智慧结晶，为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发展赤字、贫困治理、可持续转型等重大议题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工具和替代性思路。同时，其强调实践先导、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和复杂系统分析的视角，革新了传统经济学的方法论，弥补了既有理论在解释大规模复杂经济体时的局限，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人类对经济现象与发展规律的理解边界。
再次，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的全新理论选项与思想资源，并促进了全球经济学知识的深度互鉴与协同演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运用，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理论参照和思想资源，展示了不同于传统西方模式、可行的替代性发展理念与治理方案，极大地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理论自信、扩展了道路选择空间。更重要的是，它的存在与发展促进了全球不同经济学流派和不同文明背景下的经济思想之间进行更深入、更平等的对话、交流与互鉴。这种基于多元实践的互动打破了以往单向知识流动的桎梏，成为激发理论创新活力、推动全球经济学知识体系共同演进、适应复杂挑战并实现整体跃升的关键动力。
从更深层次看，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最终价值不仅在于为自身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也在于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全球知识体系的共建共享。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旨归是超越单一文明和单一模式的知识霸权，推动不同文明和不同经济学传统之间的平等对话与相互成就。通过总结中国经验并将其转化为可为世界理解的普遍理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的选项，也为人类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智慧与方案。由此，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仅是中国的战略任务，更是全人类走向共同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本文原载于《经济纵横》2026年第4期，编发时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