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西方政党制度逐渐形成并开始暴露其弊端。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早期西方政党制度带有的欺骗人民、撕裂社会以及制度性腐败等体制性弊端。在批判早期西方政党制度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着力建构以代表人民、团结合作、整合社会以及廉洁政治为特征的新型政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早在起草《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就有关于共产党领导地位以及共产党和其他民主政党关系的阐述。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等文献中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廉洁政治和为民服务等重要要求，从而明确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核心理念。马克思、恩格斯政党制度思想为我们反击西方话语霸权、提升中国话语自信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西方政党制度 新型政党制度
作为区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政党是现代国家政治运行的重要构件，在现代国家政治体制中往往起着关键作用。在现代国家内部，不同政党之间以及政党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模式逐渐制度化，由此形成了不同国家各具特色的政党制度。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英美两党制以及法国多党制等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都逐渐走向成熟定型。马克思、恩格斯都对早期西方政党制度展开过激烈的批判，尤其是对英美两国的两党制结构性弊端有丰富的阐述。“政党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西方学术界更是形成了政党制度理论的话语霸权。走出西方政党制度理论的“科学幻象”，坚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自信，成为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西方政党制度的批判及关于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实践，是我们反击西方政党话语霸权的重要思想资源。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回溯
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形式，是考查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准。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诞生之际，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政党间关系、政党与政权关系等问题做出了清晰明确的阐释，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政党制度的建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中国共产党曾面临极为复杂严峻的政党制度环境，由此催生了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构建经验和统战理论。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重大论断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制度的构建也由“自为”进入深度“自觉”状态，学术界对政党制度尤其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呈不断深化甚至井喷的状态。
梳理学术界对政党制度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问题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无疑是当前政党制度研究中的热点，当前学术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历程、内涵、结构、功能、时代价值、话语体系以及优越性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范围基本上涵盖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各主要问题域。有学者从历史纵深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发展的四个阶段，即协商建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有学者归纳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恢复与发展、坚持与探索、深化与发展、创新与完善四个阶段。有学者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为依据，阐述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内涵，认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进行的伟大政治创造”。也有学者从组织结构及功能的视角对新型政党制度进行分析，强调新型政党制度的利益代表、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政治功能。另有学者特别指出中国政党制度承载的“大众民主”价值与社会整合功能。还有学者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的“真实的代表性、有效的动员性、高度的整合性以及巨大的包容性”，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的阶级性、历史性和包容性。此外，有学者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构建以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路径。第二，比较视野下西方政党制度及其理论的批判性分析研究。与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价值论证相对应，学术界也展开了对西方政党制度及其理论的批判性分析研究，并论证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相较西方政党制度的优越性。有学者着重分析了西方政党制度理论的意识形态特性，认为“西方政党制度理论不是所谓价值中立的科学理论，而是一种维护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有学者分析西方政党政治的结构性弊端，批评西方政党政治的恶性党争和否决意识。有学者以美国政党政治为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认为美国政党政治中存在“金钱政治”“否决政治”“短视政治”“精英政治”等深层次问题。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破除了西方政党话语垄断，推动实现了对中国政党制度理论和实践本土阵地的复归。第三，思想史视野下政党制度的思想渊源及文化基础研究。随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中西方政党制度的思想史探源也越来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有学者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对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统一战线理论、民主理论以及政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有学者详细论证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权思想、政党民主观以及政党领导方法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还有学者聚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强调新型政党制度根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整体观”“大一统”的价值观以及“多元一体”“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己任”“和合文化”“民本”等观念。不仅如此，有学者进一步论证了“名非天造，必从其实”“因时而变”“同心同德”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效能、环境、视野、形式等契合性的价值基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政党制度实践及思想理论同样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思想资源，有学者强调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开创性贡献，认为毛泽东“关于‘民主新路’的政治构想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得以探索形成并坚持发展的历史渊源”。
总体来说，近年来学术界有关政党制度尤其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党制度思想的研究仍然十分缺乏。批判西方政党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和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初话语表达。本文通过分析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对早期西方政党制度的多重批判及对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设想，为反击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霸权和坚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思想资源。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早期西方政党制度的四重批判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现代资产阶级政党逐渐去除原有的派系色彩而转型成为专业政治组织。现代资产阶级政党深刻嵌入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议会和行政内阁等机构均由资产阶级政党运作。因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体制与资产阶级政党及政党制度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过程中，都对早期西方政党制度进行了批判。其中，既有对西方政党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分裂社会、治理失能、制度性腐败以及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等结构性问题的批判，也有对西方政党制度内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审思。当代西方政党制度产生的诸多问题大多在西方政党制度发展早期就已暴露出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早期西方政党制度的批判并没有过时，相反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政党政治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理论钥匙，因而对消解西方政党话语霸权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西方竞争分化型政党制度导致国家治理危机频繁发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以相互竞争为核心的两党制和多党制的竞争型政党关系，最大的问题是往往沦为政治恶斗、相互攻讦”，反对党为了赢得民众支持从而获得政权，会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为了反对而反对”，西方社会政党间“否决政治”盛行会导致国家治理危机频繁发生。早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他们已经关注到早期西方多党竞争制的政党制度下政党恶斗引发立法效率低下以及行政部门“短命”等国家治理危机的现象。西方多党竞争制的政党制度很容易导致政党为争权夺利而发生恶斗，对此马克思指出，“英国议会史上当权派和在野派之间的斗争……是寻常的事情”，揭示了“旧政党之间的普遍的尔虞我诈”等政党恶斗现象。由于现代资产阶级政党已经深刻嵌入国家政治体制，资产阶级政党恶斗会直接影响国家治理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内阁的失败》《办事内阁的垮台》《阿伯丁内阁的倒台》等多篇文章中分析了政党恶斗导致的政府频繁更迭，特别强调在这样的更迭过程中“各政党又会照旧相互削弱”，“政治又会重新陷入cercle vicieux〔兜圈子的境地〕”。马克思在给《新莱茵报》撰写的文章中多次提及内阁危机，例如：“我们这里又发生了内阁危机。康普豪森内阁垮台了，汉泽曼内阁倒下了。办事内阁……还是只存在了一个星期。”由政党间“否决政治”“相互削弱”的盛行而导致的行政机构瘫痪及政府频繁更迭，无疑会对国家治理能力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不仅如此，政党之间的恶斗还会导致宪政危机乃至更加腐败落后的封建专制体制的复辟。马克思在分析路易·波拿巴（Charles-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政变成功的原因时，就提到共和派、山岳党、正统派、奥尔良派等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派系之间恶斗导致复辟力量能够乘虚而入进而各个击破。马克 思在分析当时的法国政治形势时，提到法国政党恶斗的政治现象，即“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而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各个政党互相倾轧。法国当时多个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不断地斗争分化，甚至最后连秩序党中的每个派别也在不断地分解，不同政党力量以及政党内部派别力量的消减导致反动力量的上升，这无疑是造成法国帝制复辟的重要原因。马克思在总结路易·波拿巴政变成功的原因时特别提到：“他之所以能够有点作为，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路易·波拿巴之所以能够不断摧毁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关键在于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恶斗导致其力量不断弱化进而分解。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政党两党制或多党制的竞争型政党关系引发的政党恶斗不仅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和政府更迭频繁等体制性弊端，还有可能导致封建专制政权复辟以及军事冲突或战争爆发等颠覆性灾难性后果。
二是西方汲取寄生型政党制度导致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政治后果。在西方政党制度中，“各个政党背后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马克思在论述英国两党制产生的原因时，分析了托利、辉格两党寄生的不同利益集团，即土地贵族集团和工商业资产阶级。英国两党轮流执政实际上就是土地贵族集团和工商业资产阶级这两大利益集团联合统治国家，因此英国两党制在其运行过程中维护的是土地贵族集团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特别是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其统治秩序，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牺牲土地贵族集团的利益。对此，马克思指出，“由于资产阶级把执政的垄断权和国家官职的独占权让给了辉格党这一贵族寡头，后者就向资产阶级做了一切已由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表明是必然的和急迫的让步”。马克思在分析法国轮流执政的多党制政党制度时，同样认为“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资产阶级政党通过轮流夺得国家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使西方政党以及政党制度自身成为双重寄生的政治寄生机体。无论是英国和美国的两党制还是法国的多党制，西方政党制度的设计初衷都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资产阶级政党通过政党制度设计达到俘获国家的目的，通过控制公共部门以及意识形态宣传等软硬手段把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上升为整体国家意志。针对控制人民选举过程，马克思多次批判当时英法等国资产阶级政党采用的限制无产阶级选举权、选举贿赂和暴力恫吓等手段。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政党执政下，无产阶级由于各种选举资格的限制只能“充当单纯的配角”。正是由于财产条件等选举资格限制，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以及重要反对党必然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更不用说资产阶级政党还配合着运用选举贿赂和暴力恫吓等手段操纵选举结果。在控制国家公共部门方面，西方政党制度支持资产阶级政党控制立法、行政等重要部门，防止代表人民利益的真正的反对党进入政治体制中。西方政党制度不仅通过政党轮替来维系利益集团内部派别的平衡，而且极力通过法律和暴力等手段限制无产阶级外部力量进入政治体制中。为了防止无产阶级打乱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分配格局，资产阶级政党会联合一致，通过拖延选举、收买工人贵族甚至军事镇压等手段将无产阶级拒之门外。无论是通过选举资格的排斥性制度设计，还是通过在政党制度运行中对真正的反对党的限制，在西方政党制度中不同资产阶级政党利用各种方式俘获国家政权，从而实现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三是西方游戏生意型政党制度导致制度性卸责腐败的政治陷阱。恩格斯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一针见血地批评英国两党制是“为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对美国两党制，恩格斯同样认为“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恩格斯用“跷跷板游戏”和“生意”精准形容轮流执政的西方政党制度，鲜明地指出了西方政党制度的本质。在西方政党制度运转过程中，民主选举是实现政党轮替的关键环节。而正是在民主选举的环节中，集中暴露出西方政党制度的“游戏性”以及“获利性”。为了赢得民主选举，英国各个政党使用行贿舞弊等各种非法手段，使政党制度“游戏化”和“生意化”。马克思用政治信仰交易来形容选举过程，犀利地评论道，“举行大选的日子，在英国向来是狂饮滥醉的酒神节，是照例的政治信仰交易的结账期”，并且认为“英国下院的真正宪法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贿赂”。西方政党制度之所以热衷于采用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游戏方式，非常重要的目的就在于用欺骗人民大众的方式塑造资本主义体制的合法性，稳定并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对此，马克思认为，虽然人民大众的“唯一使命就是充当单纯的配角”，但是“这些人的口头支持或举手赞成向来都是很需要的”。西方政党制度通过政党轮流执掌国家政权，使国家治理逐渐陷入制度性卸责腐败的政治陷阱。一方面，西方政党制度使国家政治生活生意化，造成制度性腐败的政治后果。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提到在西方政党制度下的制度性体制性腐败现象，其中包括民主选举腐败化、公共职位商业化、行使职能利益化以及贪污腐败合法化等。另一方面，西方政党制度通过民主选举和轮流执政造就无产阶级主人化的政治幻觉，从而达到周期性卸责甚至美化统治的目的。西方政党制度通过民主选举等形式获得合法性或者人民性的外衣，马克思就认为民主选举“能给不列颠的阶级议会披上一件人民性的外衣”。由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政党制度通过轮流执政等手段转移人民注意力、周期性欺骗人民进而实现美化统治的目的有深刻的论述。
四是反动腐朽型政党制度会导致资本主义旧政党制度的最终消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谈到西方政党制度的未来走向时，认为西方政党制度由于弊端重重丧失了“未来性”。马克思认为西方政党制度正在解体，即“在工业普遍活跃、商业周转加速以及人们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气氛下，摆脱了一切外来压力的各个议会政党十分平静地完成着它们自己的解体过程”。首先，马克思观察到在当时早期西方政党制度下政党间互不信任的政治现象，这是西方政党制度走向解体的一个重要特征。马克思在论及当时政党间及政党内部成员间互不信任的现象时谈到，“议会中的这些迄今为止总是你上我下、轮流执政的党派，它们每一个都既不信任所有其他党派，也不信任自己的成员”。在西方政党制度下，各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成员之间都丧失了基本的政治信任，缺乏维系政党制度所需的凝聚力。除了政治利益能使政党短暂地进行联合，西方政党制度基本上丧失了包括信仰价值在内的政治凝合物，因此西方政党以及政党制度呈现十分松散的特征。这些利益聚合体为了其政治利益能够在政党制度下合纵连横，却逐渐丧失包括政治代表性在内的政治功能，这样政党制度也就逐渐丧失其存在的历史合法性。随着西方政党逐渐堕落成为丧失历史进步性的利益集团，西方政党制度也就成为仅仅维系这些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其次，马克思还观察到在西方政党制度下反对党的难产这一政治现象，这是西方政党制度走向解体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的竞争型政党制度中，反对党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制度构成要素。如果反对党功能弱化甚至丧失，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就会丧失存在的前提，进而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马克思在《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和《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等多篇文章中都讨论了反对党问题，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排斥真正有力量的反对党的产生。马克思就当时的反对党阵营评论道，“笼罩着整个反对党阵营中的是一片分崩离析、萎靡不振、束手无策的景象”，现存的这些反对党已经是“过于衰朽”。而议会内部新诞生的反对党也不断地退步，从而逐渐地在政治上变得软弱。对此马克思评价道，“反对党的各个派别，从最激进的到最不激进的，力图在议会之外通过互相让步结成联盟，最后一直到全都回到罗素勋爵所乐于称之为民主的东西上来”，“一切建立新的防御中心的企图仅仅在所谓‘后退政策’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面对强大的政党制度，受到资产阶级改良派支持的反对党阵营显示出软弱无力和不断退让的特征，从而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整个资产阶级政党制度。反对党的软弱无力并不是反对党本身决定的，而是由政党制度的束缚所致。从政党间互不信任到反对党的难产再到政党体制外无产阶级政党兴起，西方政党制度越来越丧失其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因而资产阶级旧政党制度的消亡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并不是全盘否定的。在尖锐、深刻地批判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肯定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历史进步性，并且强调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在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政党制度虽然历史进步性有限，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外界压力而做出妥协的产物，但是仍有重要的历史作用。以英国两党制为例，马克思认为，虽然辉格党人所做的一系列改革是“迫不得已的措施”，并且是“把托利党从政府职位赶走的最可靠手段”，但是辉格党的选举法改革和自由贸易法案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的运动”，也就是说在当时代表历史进步的方向。对此，马克思认为作为长期执政党的辉格党能够牺牲自身的利益，比如“可以放弃谷物法为他们造成的垄断”。在英国两党制下推行的废除谷物法和选举法改革等进步措施，实际上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而美国两党制也是因为在黑人解放问题上的分歧而诞生的，两党之间的激烈斗争在客观上推动了黑人的解放，从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作为资本家政党的美国共和党为了其资产阶级自身利益赞成黑人解放，有力地促进了包括黑人在内的人类的自由解放。由此可见，西方政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虽然在主观上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推动的，但是在客观上有利于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正像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阐述的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那样，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在危害社会的同时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客观上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建构
在尖锐批判西方早期政党制度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思考了未来政党间关系、政党制度运作等新型政党制度的关键问题。以西方政党制度为重要反面教材，马克思、恩格斯构建出绝大多数为绝大多数型、团结合作型、服务治理型、权责明确型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在批判性借鉴旧的西方政党制度的基础上，在根本目标、政党间关系、治理绩效以及责任政治和廉洁政治等各方面实现了对传统西方政党制度的超越。
第一，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是绝大多数为绝大多数型的政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文献中阐述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属性，即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与西方政党制度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绝大多数为绝大多数型政党制度。在共产党与各民主政党团结合作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其价值基础和宗旨导向与传统的庸俗式政党制度完全不同，深刻地反映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历史进步的方向。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与旧式政党制度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其以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导向的价值立场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和历史进步性。传统西方政党制度之所以陷入困境乃至破产境地，就是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及政党制度代表的利益群体范围过于狭隘。传统西方政党制度主要维护的仅仅是资产阶级这一特殊群体的利益，在相当长时期内排斥甚至反对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例如，西方选举制度曾长期以财产或房产等方面的资格限制或排斥无产阶级参与投票，这样无产阶级政党就很难进入政党体制中，只能长期徘徊在政党体制外从事街头运动。即使是在普选制落实后，受制于公职人员选举对人力物力等各种资源的巨大耗费，无产阶级政党仍然难以取得主流地位。正是因为政党制度的不公平设计，出现了“举手表决和投票表决的区别”，以及“举手表决和投票表决之间、候选人提名日和选举结果揭晓日之间的对立”，以“宪章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政党在不公平的政党制度中长期被边缘化。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能够取代传统西方政党制度，关键就在于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代表的利益群体空前广泛，其制度设计能够吸纳最广大人民的权利诉求，其制度目标是实现全人类自由解放。一方面，与传统西方政党制度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力量不同，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以共产党为核心领导力量，作为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核心领导力量，共产党是代表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是以实现全人类自由解放为终极目标的政党。正是共产党代表群体的广泛性和使命崇高性，决定了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中的领导地位，也决定了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必然要推进共产党追求的全人类自由解放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还致力于实现无产阶级政党与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合作，因而能够尽可能广泛地代表各个社会阶层和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强烈主张共产党与各个民主政党的合作，这种合作使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不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跷跷板游戏”，而是成为共同推进全人类自由解放的“大合唱”。由此，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可以避免传统西方政党制度代表性不足导致的严重合法性危机，真正成为代表历史进步方向的具有巨大包容性和广泛代表性的政党制度。
第二，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是以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合作的政党间关系为主要特征的政党制度。与西方竞争分化型政党制度相反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新型政党制度以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合作的政党间关系为主要特征。一方面，新型政党制度下的政党间关系不再是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高度紧张对立关系，而是为共同推动历史进步形成的团结合作的同志般关系。关于民主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即使是对与共产党处于阶级对立关系的资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批判的同时也强调在必要的时候应当进行联合。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强调共产党在政党关系中的领导先锋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共产党相较其他工人政党的优点，即“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以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正是因为共产党的这些优点和特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在工人政党中起着领导先锋作用，即认为共产党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角色。由此可见，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合作的政党间关系是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特征。
第三，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是以服务社会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主要特征的政党制度。学术界在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分析方面，反复强调“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政党内部治理三个场域发挥着治理功能”。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政党制度“空谈”的尖锐批判和对“实干”的治理期待，都体现出对新型政党制度治理效能的高度向往。与西方汲取寄生型政党制度相反，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新型政党制度以服务社会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重要功能。西方政党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异化为汲取寄生型的甚至是控制危害社会的制度，从根本上丧失了历史存在的合法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新型政党制度发挥服务社会和治理国家的历史积极功能，是区别于“清谈馆”和“寄生虫”式西方政党制度的“为人民服务”和“实干式”的政党制度。在西方政党制度下，政党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民主选举为资本主义政治体制输送包括议员在内的各种干部。然而，恰恰是政党及其输送的议员和行政官员与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有着紧密联系，政党上台后的各种腐败行为是其剥削人民和服务利益集团的反动属性的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推崇的巴黎公社式的政治体制下，包括议员、行政官员、法官在内的公职人员均由普选产生，并且要为社会服务。这就切断了公职人员与利益集团的利益纽带，使公职人员与人民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更为紧密。因此，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特别强调，“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政党及政党制度在长时期内仍然有必要存在并发挥作用，但是政党制度的核心价值转变为为人民服务，政党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纯粹压迫和寄生赘瘤机关转变为回归社会并且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机关。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政治体制的实践探索予以高度肯定，认为巴黎公社的真正秘密在于其“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这也是对包括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在内的未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价值期许。
第四，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是以责任政治和廉洁政治为主要特征的政党制度。与恩格斯形象地指出的西方政党制度的“跷跷板游戏”和“政治生意”相反的是，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推崇对人民负责和廉洁政治的基本政治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推崇的巴黎公社政治体制就是将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政治精神发挥到极致的政治体制。传统西方政党制度下产生的议员通过定期选举定期换届，但是在巴黎公社政治体制下的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并且包括相对独立的法官在内的司法人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虽然巴黎公社由于存在时间较短，并没有形成相应的政党制度，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阐释的巴黎公社的责任政治精神为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指明了方向。在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现代国家中，公职人员的产生和罢免等都需要相应政党制度的支撑，因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政治思想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同时，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高度强调廉洁政治的核心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对传统西方政党制度下的选举贿赂、职务交易、贪污腐化等丑恶的政治现象有深刻批判，他们设想的新型政党制度当然不可能重蹈西方政党制度下体制性腐败的覆辙，而是致力于实现巴黎公社的“廉价政府”。巴黎公社在废除各种非必要支出的同时，对公职人员薪资有明确的规定。对公职人员的薪资问题，巴黎公社特别规定“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马克思、恩格斯将巴黎公社作为新型政治体制的样板，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同样需要将“廉价政府”作为基本价值支柱。
四、结语
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联组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有显著差异，能够有效地突破西方政党制度的话语霸权。要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的不同，我们需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根源上探究二者的本质差异。西方政党制度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服务于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西方政党制度的阶级属性体现得更为直接。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阶段西方政党制度的阶级属性有深刻的揭露，为我们理解西方政党制度的“旧”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只有深刻地理解西方政党制度的“旧”，理解西方政党制度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制度工具和充满意识形态属性的宣传工具，我们才能更加自觉地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维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权，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和进步性。
黄龙，法学博士，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孙熙国，哲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5年第11期，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专栏文章之一，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