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恩格斯从本体论、辩证法和社会功能层面揭示时间的意蕴。时间具有客观实在性，它表现为物质运动的方向性、顺序性和普遍性。时间也具有辩证特性，它以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辩证法、质量互变的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展开。时间还具有社会功能性，制度化的时间能测量事物运动的时长、计算劳动时间生产的价值和批判资本剥削、澄清人的解放所需的条件。三重时间意蕴逐层奠基，相互融通为统一的时间理论体系。恩格斯的时间理论扬弃了以牛顿、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时间理论，为物体运动与时间相关联的理论开辟道路，也有利于批判数字资本主义时间霸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探索时间精度、建构时间制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恩格斯  时间  客观实在性  辩证特性  社会功能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

“时间”是恩格斯构建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是分析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要标准，也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工人的重要依据和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尺度。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肯定了劳动时间与价值之间的关联，批判资本对工人劳动时间的剥削，但是他没有就时间问题做过主题化探讨。恩格斯的时间理论弥补了马克思对时间问题专题化、体系化分析的不足，所以，恩格斯的时间理论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时间理论的标准表述。对于恩格斯时间理论的研究，已有成果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阐述恩格斯关于自由时间的内涵，认为自由时间是人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同样也是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前提。第二，阐述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认为用时间消灭空间呈现出一种无限发展的趋势。第三，分析恩格斯的时间节约理论，认为一切节省都应归结为时间的节省，即节约劳动时间。第四，探究恩格斯时间理论中的社会时间规律，认为历史的规律与社会时间的逻辑高度一致。但是，既有研究没有从时间的本质、表现和功能三个方面出发系统梳理恩格斯的时间理论。本文认为恩格斯的时间概念包含三重内涵：时间的客观本质、时间的辩证特性和时间的社会功能。恩格斯对时间的三重内涵及其内在关系的阐述，是对牛顿、康德、黑格尔时间理论的超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时间理论的集中阐述。这对提升时间测量的科学化、构建精准时间体系和完善社会主义时间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一、时间的客观实在性：规定自然界与人的运动的三重存在特性

恩格斯认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所以，世界被恩格斯把握为有自己运动、变化、演进的物质集合，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本质”的集合。物质运动的过程与时间的客观存在是融为一体的，即时间是通过物质运动表现出来的，而物质运动又消耗了一定的时间。时间和空间作为“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仅仅存在于我们头脑之中的空洞的观念、抽象”。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基本形式。作为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时间也具有客观实在性，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性。恩格斯认为，客观实在性是时间的本质特性，它表现为物质运动的方向性、顺序性和普遍性。

第一，自然界中物体运动和生命运动体现出时间的方向性，展现了时间的客观实在性。其一，物质世界在规律的作用下表现出自身的方向性。恩格斯认为，“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生存在天体上的有机物种都是有生有灭的”。自然界在运动过程中有固定的顺序性，而且这种顺序是在自然规律作用下的运动。比如，“太阳系的生存过程就表现为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的规律下从诞生、发展直至灭亡的过程。有机物种的生灭受其生、老、病、死规律的支配，也受细胞发展和衰亡规律的支配。意识受身体诞生、发展和衰亡规律的影响，也受身体与外界物质交换的影响，因为“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意识具有自身的诞生、发展、衰落甚至灭亡的过程，展现了意识根据身体运动而呈现的流逝性和方向性。甚至，作为我们思维内容和原则的辩证法等客观规律，也是对自然界客观辩证法的主观反映，具有不变的运动顺序，服从于既定的步骤和发展方向。所以，自然规律决定了物的运动，使其具有不可更改的“历史”方向。物体受自然规律支配而运动的历史被恩格斯称为时间，它在物质世界中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表明，时间的方向性就是时间的不可逆性，这种特性“正在成为科学的世界图景中不可忽视、不可归化的特征”。其二，社会发展也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方向性，展现为社会时间的客观实在性。恩格斯阐述了社会中个体生命、劳动工具和社会关系的顺序性更替，也阐述了这些要素的向前发展，并且这些要素在人的劳动或实践中构成了一个整体。社会历史更迭的顺序性表现为更迭的生命利用发展着的社会关系、劳动工具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过程。与此同时，劳动整体和劳动要素一同在进行顺序性的更迭。当然，更迭过程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共同进步。这体现了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观点的一致性，即认为“现实的历史，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在代际更替的基础上，社会历史受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的推动，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顺序逐渐过渡，推动自身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一历程具有必然性，即代际更迭的顺序性和共产主义发展的方向性，体现出社会历史的时间。而且，恩格斯也阐述了家庭、国家等交往形式由低到高的发展历程和时间。总的来说，“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支配着个体去接受社会历史的流逝和运动。个体的主观能动作用是个人对已经被认识的自然和社会的既有规律的运用，但仍是在社会历史的顺序和方向中发挥的能动性。恩格斯认为，人们对时间的认识表现为一个不断变化和扩大的过程，思维“只是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人们所能感受、思考和想象的时间，从属于一个更大的具有方向的社会时间“河流”。

第二，在偶然性事件（偶发性）存在的地方，在看似没有规律的复杂性系统中，仍然体现出时间的顺序性，展现了时间的客观实在性。其一，对偶然性事件背后的因果顺序的解码，将事物的运动纳入时间的线索。一个事物出现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先后关系未得到说明时，这个事物的出现好像是偶然的。但是，在人们将其中出现的要素及其遵循的规律弄清楚之后，这种偶然性事件就能够在因果顺序或时间顺序中得到说明，体现出因果转化的时间线索。例如，恩格斯以火枪作为例子，说明人们可以通过研究发现火枪发射失效这一偶然性（偏离常规的）事件背后的原因，“如引信发生化学分解，火药受潮等等，枪筒损坏等等”。这样，火枪发射失效这一偶然性事件就被纳入整体的因果链条和时间线索。恩格斯认为，“种种物理力的存在的偶然性，从科学中被排除出去了，因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转化已经得到证明”。运动的因果链条揭示了时间线索，证明时间的客观性。其二，在发现规律之前，人们不能对事物的联系和作用的内在因果线索进行解释，但是人们仍然用时间的“生成”和“流逝”来描述这种现象，从而展现出时间的“顺序链条”。消逝和生成表达了旧事物的逝去和新事物的产生，展现了时间的流逝性。“一粒种子被风吹到什么地方去，这对于母株是偶然的；这粒种子在什么地方找到发芽的土壤，从而使子株成长起来，这对于子株也是偶然的”。种子的生长有其规律，它的轨迹也受重力和空气的浮力规律的影响。种子的境遇受着多种因素、多种规律的作用，种子的“命运”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个结果对认识的人来说是偶然的，但是整个过程却构成了风吹—母株落子—子株落地—子株生长现象的时间线索。尽管这一线索中的内在因果关联并不十分清楚，但是人们仍能观察物体的位置变化和形态变化过程，大致梳理出时间节点的前后关联。种子的不断位移和成长线索构成了流逝的时间，证明时间的客观性。其三，偶然性的事物运动可以归于更宏大的必然性规律，体现宏大层面时间的客观性。“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发挥着作用，而在辩证的思维中就像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这种偶然性融合在必然性中。”恩格斯认为，宏观的社会必然性是通过个体追求自身的目标实现的，而个体追求活动对宏观规律来说是偶然事件。“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历史合力论”，阐述了历史总体的时间与个人的目的性活动时间的关系。个别的、偶然性事件服从于必然性的因果线索，体现时间相对于人的强制性，这也是时间的客观性的表现。

第三，时间的客观实在性还表现为时间具有普遍性。其一，时间的普遍性表现为时间的形式化。“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所有存在物或空间都是具有时间形式的，即具有时间的方向性和顺序性。世界是相互联系和普遍运动的，物质的运动会从因果关系、能量转换、空间位置等方面影响到其他事物，整个世界也就形成方向性和顺序性。即使看起来相对静止的事物和空间，在其他事物运动的影响下，也具有时间的流逝。所以，恩格斯认为，“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对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是有意义的”。恩格斯据此反对杜林的时间有开端的观点：“时间有了开端。可是在这个开端之前是什么呢？是处在自身等同的、不变的状态中的世界。由于在这种状态中没有任何相继发生的变化，所以比较特殊的时间概念也变成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杜林的观点违背了世界的普遍联系的原理，即局部物体的不变化不意味着其他物体的不变化，整个世界仍然保持变化。看似没有物体运动的空间依然保持着流逝性，因为受到空间中其他物体运动的影响。设定一个没有任何运动状态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说，空间（空间坐标或空间大小）与物体都具有时间的特征和属性，有时间层面的变化，这也符合现代物理学的四维时空理论。当然，恩格斯没有进一步描述物的运动与时间变化的量化关系，为现代物理学的时间发展提供了阐释的可能。其二，时间的普遍存在决定了其超出人的认识界限，给人们以探索因果链条的无限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是客观的。恩格斯认为，当人们研究豌豆的性质时，豌豆“色彩的浓淡，豆壳的厚薄和软硬，豆粒的大小，更不必说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那些独具的特点了。因此，这一个豌豆荚所要求探索的因果联系，已经多得连全世界的全体植物学家都解决不了”。从因果链条去探讨事物背后规律的做法不能真正揭示事物的必然性，反而会不断遇到偶然性。例如，当人们去追溯豌豆色彩浓淡的时候，其光照、泥土肥沃程度、豆荚的大小和厚薄都会成为考虑的对象，而这些因素背后又有新的原因，这样无数偶然性事件构成豆荚色彩外在因果的链条。而且，光照的减少引起叶子光合作用的减弱，引发豆荚厚度的变化，然后又引起豆荚供给豌豆能量能力减弱，导致豌豆颜色变淡。这些环节中又有无数个新的环节，形成豌豆色彩无限性的内在因果链条。两种因果链条以偶然性而不是科学追求的规律性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恩格斯提出的对偶然的因果链条探索的无限性证明时间具有内在无限填充和外在无限延展的潜能。时间的普遍存在为这种追溯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新发现的因果链条只能归属于普遍的时间。时间的普遍性为内在和外在的因果链条的追溯提供了条件，时间的普遍性也是时间线索形成的基础，证明了时间相对于人的探索活动具有客观性。 

二、时间的辩证特性：时间出场的三重辩证法

时间的客观实在性说明时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面对时间是被动的。如进一步挖掘时间的本质，就会发现时间的方向性、顺序性和流逝性往往通过时间的辩证特性表现出来。人可以利用时间本身蕴含的辩证法，更准确地把握时间的客观实在性。恩格斯认为，“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用这句话分析时间问题，就是时间也必须通过事物的“生成和消逝”“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等相互作用的辩证法表现出来。或者说，自然物的辩证运动也体现了时间的内涵。时间的辩证特性既揭示了人把握时间的方式，也说明客观时间中蕴含的“矛盾”（主观辩证法最终来自客观辩证法）。恩格斯阐述时间蕴含的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辩证法、质量互变的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展示了时间的辩证特性。

第一，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辩证法是时间最突出的辩证特性。恩格斯在阐述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辩证法时，将同一与差异、相互作用、有限与无限的关系看作最具有代表性的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最能体现出时间的辩证特性。其一，同一与差异的对立的渗透关系体现出时间的“同时性”的辩证特征。恩格斯认为，自然界是变（差异）与不变（同一）的统一，“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既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消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因此，时间的流逝的“每一瞬间”都体现是与不是、消化与排泄、细胞生成与细胞死亡的对立。“是自身”说明有机体保持自己的同一，而“不是自身”意味着相对以往来说有机体已经出现差异。同样地，消化和细胞生成保持自身的同一，而排泄和细胞死亡意味着差异的出现。这些相互对立和渗透的关系体现出时间原初的“同时性”。这种同时性不是两个物的同时存在，而是同一个物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同时出现，这两种属性呈现出相互对立、相互渗透、不能分离的特征。而且，这种时间上的同时性并不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特征，不只是人对物的把握的两个层次之间的差异导致的。因为“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在任何层次上，事物自身的同一与差异都是同时出现的，具有一种普遍性和客观存在性的特征，同时性是一种本体论的特征。其二，物质的相互作用展现出时间的方向性、顺序性和普遍存在的内在特征。恩格斯认为：“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间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因此，事物的单一时间线索和方向只不过是人对某一因果链条的观察，是对相互联系与制约的抽象。从更普遍的意义来看，物质是相互作用和制约的。例如，当人从树上采摘水果，从中吸收能量并排泄的过程，构成了人的生存的时间线索。但是，对于水果来说，它成熟后被食用，其营养有利于人体的健康，被排泄之后的种子又重新生根发芽也构成生命传递的时间线索。两条线索（实际上线索是无限的）是同时存在的，但是人们看到的线索总是有限的。而且，从物理和化学的角度来说，人和水果是相互作用的。因此，时间体现出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前和后的过程，就如不同主体的相遇与分裂、力的抵消与增强等。当然，相互作用也体现出相互“错开”的特征，不同主体因形成不相关的时间道路而错开。所以，单一主体时间线索是孤立的考察问题。与此类似，单一主体运动的方向性是从相互作用的世界中抽取出的单一线索，时间的方向性从属于相互作用的世界整体的时间的方向，即流逝性。同样，任何被新发现的相互作用的事物都能被纳入整体流逝的时间之中，所以时间蕴含的相互作用的辩证法逐步展开时间的普遍性。其三，时间蕴含的有限与无限的对立与渗透的关系也揭示出时间的辩证特性。恩格斯认为，“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矛盾。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这已经是矛盾，可是情况就是这样”。要获得无限就必须从有限出发，但是有限构成无限的方式超出了有限自身的能力。同时，有限之物会不断地发生运动、能量转换，必须设想一种无限运动的可能性和空间。有限依赖于对无限的设想，无限依赖于有限的组合，二者体现出一种相互渗透的关系。时间作为物质运动的形式，也具有无限性和有限性的对立与渗透的关系。“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词义也是：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一方面，有限的时刻或时段必须设想无限的时间起源或发展，否则某一个时间段将会孤立存在，而孤立的时间是无法想象的。而且，有限的时间也蕴含了无限的时刻、内容层次划分的可能。另一方面，无限的时间只能通过有限的时刻或时段进行组合而成，无限探索的可能也只能从有限的时段或时刻出发。衡量时间的工具所把握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并不存在把握无限时间的工具。恩格斯认为，“物质及其存在方式即运动，是不能创造的，因而是它们自己的终极的原因”，所以对时间起源或无限时间的探究，也只能从有限事物的相互作用的时间线索出发来探究。

第二，时间以物体质量互变的辩证法表现出来。人们通常认为时间仅仅是量而没有质，因为时间可以无限分割而不会出现任何质的差异，时间可以无限延伸不会出现质的变化或边界变化。但是，恩格斯认为物质运动是时间的载体，运动主体和方向的差异也体现出时间的质的差异，时间由此呈现出质量互变的辩证特性。其一，时间会呈现出主体的质量互变的特征。量的积累会产生主体质的突变，导致物质运动的时间已经从量的主体的时间演变为新的质的主体的时间。“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生存在天体上的有机物种都是有生有灭的”，所以自然界的历史也就是自然界的时间。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可以称之为太阳的量变，但是当太阳进入红巨星甚至白矮星的阶段，其主体发生变化就进入质变的阶段。太阳从氢气到氦气聚变的主体时间，显然与红巨星和白矮星阶段的时间大不相同。后者不再有氢气的成分，太阳的组成要素已经变化，时间主体及其变化的周期、规律和方向也都不再相同。太阳的时间也因其主体的不同分为多个阶段，前者作为量变为后者的质变提供可能，所以时间蕴含着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辩证法。其二，时间主体的质变中包含量的渐变过程。恩格斯认为：“僵硬和固定的界线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线也不再是固定的了，鱼和两栖动物之间的界线也是一样。鸟和爬行动物之间的界线正日益消失。”物种进化的差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物种会在遗传和适应两种方式的作用下渐进地改变。因此，鱼和两栖动物之间还具有过渡的物种（比如弹涂鱼）。鱼的生命时间向两栖动物的时间的变化，需要以弹涂鱼为代表的中间环节的量变的时间来补充。而且，不同的鱼适应海滩环境的能力并不相同，有的鱼类能适应短暂的离水环境（比如黑鱼），体现了鱼的生命演化的时间中的量变。因此，生命演化质的变化的时间蕴含着量的变化时间，二者相互渗透。其三，物的量变过程中也包含质的差别。恩格斯认为，“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量的分割就转化为质的差别：物体纯粹由分子构成，但它是本质上不同于分子的东西”。例如，人的睡眠时间表现为人的量变的时间，因为他没有出现大的变化。但是，睡眠的人的大脑做梦、血液循环、呼吸循环等持续进行的时间，展现了细胞、分子和原子的质变的时间。因此，不显著变化的量变时间中蕴含着微观的质的变化的时间，体现量变时间与质变时间的相互渗透。

第三，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作为物体运动的规律，展现物体自身时间和对时间认识的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不仅可以表现在社会运动和物体运动的时间方向中，还可以表现在人们认识时间的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辩证法中。人们从具体的物体运动中感受到物的运动轨迹、节奏、规律和方向，从中抽取出时间和空间的形式，这是认识时间的第一次抽象。但是，时间形式会被某些人说成是非客观存在的思想之物，因为它似乎仅是思想的形式。“当耐格里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时间、空间、物质、运动、原因和结果的时候，他不过是说：我们先用我们的头脑从现实世界作出抽象，然后却无法认识我们自己作出的这些抽象，因为它们是思想之物，而不是感性事物，而一切认识都是感性的量度！”恩格斯认为，这种说法没有把握住时间的客观性，因为没有把握住不依赖于人的时间的流逝性、方向性和普遍性。要回到具体的物体运动的时间形式，还需要回到具体的时间应用中，以证明时间是客观存在的。“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人对时间的感觉（长度、节奏等）会出现误差，所以耐格里的“感性的量度”还不能成为真正的量度，因为人所感觉到的时间是不稳定的，不能精确衡量其他物体运动的时刻和时长。人只有用劳动制造的客观之物（例如时钟）的时间才能成为客观的量度，把握其他事物的节奏（节奏不同时，可以把握时钟时间和衡量之物时间的比例）和时间长度。时钟也能衡量物的运动的方向性，说明其物的运动与时钟运动具有共同的不可逆性。时钟还能把握时间的普遍性，因为所有物的运动都能被它衡量。因此，人们制造时钟衡量时间，体现从对时间的感觉到对时间的客观把握的具体回归。这样，人对时间的把握构成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过程，也体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人们会不断优化时钟的精度，呈现出对客观时间把握的否定之否定的进步。所以，否定之否定体现物的运动、社会运动和认识前进的时间的方向，体现时间的辩证特性。

三、时间的社会功能性：制度化时间对社会实践的三重作用

时间的客观实在性是从存在的意义上探讨时间，时间的辩证特性是从辩证法维度把握时间的展开方式，时间的社会功能性则揭示时间对人的实践活动的作用。人要对时间进行目的性运用，首先要对时间进行测量。作为客观的物质运动的形式，时间可以作为被测量、表达和表征的对象。但是，时间内含的量是无限的，要测量时间就必须运用一定的质的时间单位来进行，体现时间的辩证特性对时间的社会功能性的奠基。而且，不同文化运用不同物体运动表征的时间尺度是不一样的，因此时间的测量需要以公共物的运动为单位作为参照。以公共物的运动为时间单位的做法依赖于时间的普遍性（客观性），即被衡量物的时间和参照物的时间的一体性。时间依赖于物的运动的测量，而被物所测量的时间及其单位成为被社会认可的制度化时间。恩格斯认为，制度化的时间体现出三重社会功能。

第一，制度化时间能够对自然、社会、人进行有序化衡量和规定，满足人们对自然认识和测量的需要。其一，制度化时间能够逐步把握自然界的历史。恩格斯认为，整个自然界在时间上是可以无限延伸的。时间是物质运动的流逝形式，它既包含形式即长度的方面，也包含内容即物质运动的方面。从物的运动来看，物质处于不断循环中，这个循环的长度需要不断通过制度化的时间来测定，这一时间段的内在物质变迁（时间内容）需要不断重新发现和建构。表面上“这是物质运动的一个永恒的循环，这个循环完成其轨道所经历的时间用我们的地球年是无法量度的”，人从制度化时间（例如年和世纪）来把握这个循环是非常粗糙和不准确的。如此长的时间包含的运动内涵的转化，绝大部分时间段仍然是神秘和未知的，制度化的世纪、年、月、日等单位对其衡量都不是完全准确的，而且制度化时间只能描述有限物质及其循环。对于地球来说，人只能大致理解宇宙大爆炸138亿年的时间长度，并不能理解其中物体运动的过程、逻辑和内涵，因为时间长度的内涵往往要通过对比、推理和实践而逐渐清晰。但是“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人对自然时间的认识服从于实践活动。实践活动能寻找新的认识工具、证据或新的制度化时间的单位，不断探寻自然的时间长度。例如，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与热大爆炸模型所做的预言相当吻合”，并且根据模型论证了宇宙大爆炸138亿年的时间，使得宇宙大爆炸的假说具有观测和计算的证据。随着历史的进展，人能以制度化的时间逐渐描绘自然界时间（无论是起源还是未来方向）的范围，准确表述时间长度和时间内容。其二，对于自然物来说，制度化的时间能够把握的对象范围的精度是分层次的。首先，对于某些具有很长历史的对象（如太阳、地球、生命等）来说，制度化的时间只能大概描述其时间长度。恩格斯提到，“也许经过多少亿年，多少万代生了又死；但是这样一个时期会无情地到来，那时日益衰竭的太阳热将不再能融解从两极逼近的冰”。“亿年”或“万代”的制度化时间描述，只能大致勾勒出太阳和地球寿命的时间。同样，恩格斯认为制度化时间只能把握生命起源的大致时间段。“也许经过了多少万年，才形成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种没有形态的蛋白质由于形成核和膜而得以产生第一个细胞。”当然，恩格斯认为地质学的发展“不仅揭示了相继形成的和逐次累积起来的地层，而且指出了这些地层中保存着已经灭绝的动物的甲壳和骨骼，以及已经不再出现的植物的茎、叶和果实”，并且根据新的工具测出不同地层、生命出现的时间点和出现的次序，从而逐渐确定地球、生命的时间。其次，对于人类记载较为清晰，或者能够直接观察、计算的事物来说，制度化的时间能够准确把握其时刻或时长。“基督教在产生300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60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其记载的时间点或时间段都能通过“年”甚至“月”的单位进行准确衡量，这种衡量能够拓展到阶级斗争、国家更换、朝代更迭、技术演进、社会形态变迁等社会的时间长度。同样，制度化时间能够完全衡量人的生活过程。恩格斯提到“只需要6个小时的劳动就足够维持工人24小时的生活”，因此劳动时间、休闲时间的起点和长度都能在时钟衡量的时间（小时、分钟、秒钟等）中得到展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可以运用制度化的时间安排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时长，从而形成时间化的统治。精密计时的时钟使得单纯的时间长度和形式成为衡量的对象，时间内容被忽略。所以，制度化时间是人对物质运动的形式的衡量和规定，它被资本家所利用，使得工人陷入了不自由和被压迫的状态。

第二，制度化时间能判断商品的价值，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首先，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坚持劳动价值论的立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一般人的劳动决定的，而劳动又由劳动时间的长短来计量。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但是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非个人生产某种商品耗费的时间，而是在社会正常情况下生产这种商品耗费的多个工人劳动时间的平均数。“从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点出发，全部商品生产，以及价值规律的各个方面借以发生作用的多种多样的关系发展起来了”。但是，每个人的劳动时间仍然需要制度化的时间（比如年、月、日、小时、分、秒）的衡量，体现劳动者劳动时间的长度。只不过，这种衡量已经部分排除了时间的部分内容，它只考虑时间中与劳动产品形成相关的部分，而不考虑劳动时间中工人的意志、情绪、体验、身体损耗等与生产活动“无关”的部分。而且“一小时复合劳动的产品同一小时简单劳动的产品相比，是一种价值高出一倍或两倍的商品”，也体现价值代表的不是单纯的时间长度或形式，而是其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多少，是其包含的工人消耗的与产品生产相关的时间的内容的多少。资本主义私有制有意使生产的时间长度（形式）与内容的部分分离，体现了工人在劳动时间中自由的丧失和身体被压迫的处境。其次，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分配不公。制度化的时间能够衡量劳动时间的长度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大小，能够衡量商品的价值量。但是，资本家在分配价值的时候，却只给工人分配劳动力的价值（维持工人生存的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也就是工资。“工人在一个12小时的工作日内所创造的价值，同他在这个工作日内和属于这个工作日的休息时间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工人在为自身必需的物质资料进行生产时，还为资本家无偿贡献剩余劳动时间。因此，资本家试图证明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等于工人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时间创造的价值，由此来掩盖对工人的剥削。马克思恩格斯则揭示了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等于工人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时间创造的价值以及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这个揭示的关键就在于确认劳动时间的准确内涵，再次体现时间是内容和形式的结合。无论是必要劳动时间，还是剩余劳动时间，都必须通过制度化的时间来表达，更加准确、科学地揭示剩余价值的多少。恩格斯提到，“工人每天使货币占有者付出6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但是他每天向货币占有者提供12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因此6小时的剩余劳动时间就产生了。资本家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体现对工人剥削的准确内涵。

第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通过改变制度化时间的长度、内容、对劳动的衡量方式，满足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需要。首先，通过减少劳动时间的长度来实现人的解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时间压缩人的发展时间。减少劳动时间、延长休息时间是人的解放的必然要求，而这些都需要通过调整制度化时间的长度来实现。“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障碍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使劳动时间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劳动时间从原先的12个小时减少到2个小时，人就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和从事其他活动，实现自身的解放。其次，提升劳动者的自由性和主体性。恩格斯认为，“劳动应当重新获得它由于分工而丧失的那种吸引力，这首先是通过经常调换工种和相应地使从事每一种劳动的‘活动时间’（用傅立叶的话说）不过长的办法来实现”。在劳动时间减少的情况下，人能够不断调换工作内容，增加工作的积极性，增加人在劳动时间中的投入程度。同时，“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让主体性的投入转变为主体能力的提升，从而迈向自由。恩格斯认为，“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身体能力和智能的提升意味着人能更好地掌握规律、调节自身和自然，逐步实现自由。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在劳动时间长度调整的同时，劳动时间的内容也相应地调整。最后，制度化时间成为直接衡量劳动的尺度，为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由于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所以不需要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中介来衡量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而是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评价劳动者应该获得的报酬。“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100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100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劳动小时。”因此，制度化的时间是判断劳动者报酬的最恰当尺度，按劳分配或按劳动时间分配真正得以实现。劳动者生存有物质保障，为休息时间中劳动者的全面发展提供可能。用时间来衡量劳动，就是承认劳动时长和劳动内容的统一性，承认劳动时长中劳动者的智力、体力、情绪、意志等付出。当然，时间的社会性功能改变奠基于宏观历史时间的演进，人的解放也体现历史时间和个人时间的统一。

四、恩格斯时间理论的思想史意义和社会意义

恩格斯的时间理论，是在吸收最新的自然科学的时间理论基础上，在对以杜林哲学为代表的时间理论批判和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时间理论的扬弃中形成的。恩格斯的时间理论在时间思想史上具有桥梁和中介的地位。恩格斯既批判传统的先验时间论、非时间论、主观时间论、绝对时间论，又开启新的与物体运动相关联的时间理论。恩格斯认为时间的制度化能够对社会产生双面作用，这对于批判资本的时间霸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探索和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第一，恩格斯的时间理论在时间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其一，恩格斯批判地吸收康德的时间理论。恩格斯既吸收康德关于时间的辩证性理论，尤其是时间的有限性和无限性同时存在的理论，也批判康德关于时间的先验性特征。所谓先验，就是先于经验并为经验提供依据的东西。康德认为，“时间无非是内感官的形式，即直观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内部状态的形式”。恩格斯指出，意识的“先验形式”来自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存在的形式，外部世界的形式，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同时，时间的客观实在性还表现为人的思维的跨时间关联和积累。恩格斯认为，思维“只是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因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个体思维的连接需要预设客观时间。基于唯物史观分析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个人思维的关联，形成不同代人的思想连接的代际时间，更表现为物质生产活动的代际传递。“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任何时间化思维都来自实践活动。反过来，“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意识的“先验时间形式”是在实践活动中确定下来的，并且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康德认为，人们对时间形式之外的“物自体”的属性一无所知。然而，人可以制造出“自在之物”，“我们当然不能把我们能够制造的东西当做是不可认识的”。在此情况下，先验时间形式所隔离的“‘自在之物’的本来面目被完全改变了”更先进的实验仪器、观测工具的生产，奠基于工业生产能力和经济的进步。“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康德的先验时间形式理论的存在和变革，奠基于物质生产活动及其跨时间的关联和变革。所以，恩格斯的时间理论呈现为客观时间、物质生产活动的时间、思维或理论时间三个层次，而且客观时间为物质生产活动的时间奠基，物质生产活动的时间为理论时间奠基。其二，恩格斯的时间理论吸收自然科学的最新理论，反驳了黑格尔观念的超时间理论和自然的非历史理论。黑格尔认为，“理念、精神是超出时间的，因为这样的事物是时间概念本身；它是永恒的，自在自为的，没有被卷入到时间当中”。观念之所以是超时间的，因为观念并非不断流逝的自然之物。自然之物最终要走向一个超时间的永恒本质，也就是观念。历史对于黑格尔来说只不过是精神自身推动自身实现的过程，自然仅仅是逻辑—自然—精神的一个阶段，因此自然本身也是非历史的。所以，黑格尔观念的超时间理论和自然的非历史理论是相互支撑的。恩格斯对这两种观点分别进行批判。一方面，观念是不断变化的，观念或精神“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而且“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限制”。历史在不断进步，环境在不断变迁，人们交往方式也在不断变化，这些客观的因素都会带来观念、精神的变革。观念本身并非永恒的，反而是来自时间化的历史和环境，宣传永恒观念的理论容易落入资本的意识形态陷阱。另一方面，恩格斯认为“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这一结论源自人们对天体运行、物种进化、物体运动等现象的长期观察和记录。但是，黑格尔认为自然界的时间最后要落入精神的历史之中，自然界的物种、规律等都是不变的，在时间中变化的物体都凝结成不变的本质。不变的本质成为精神运动的一部分，所以自然界的时间不代表自然界的历史。但是，恩格斯认为，“永恒的自然规律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因为“我们的整个的公认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是绝对地以地球为中心的，都只是适用于地球的”，并且，物种会不断进化和演变，天体也有始有终。自然界规律的变化不服从于不变的概念、本质、精神，证明自然的历史性和时间性，精神的历史最后要服从于变化着的自然的历史或时间，因为概念、本质、精神是从变化着的自然中产生的。其三，批判牛顿的绝对时间理论，为四维时空理论开辟道路。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的时间观念仍然以牛顿的时间观念为主流。牛顿认为，“绝对的、真实的和数学的时间，它自身以及它自己的本性与任何外在的东西无关，它均一地流动”，而且时间也可以表达为衡量物体运动的时间单位。恩格斯虽然认可单位化的时间是对客观时间的制度化衡量，但否定时间是脱离事物运动的时间。恩格斯认为，“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仅仅存在于我们头脑之中的空洞的观念、抽象”，从而说明时间和物质的不可分性。这种观点突破牛顿的时间与物质无关而均一流动的观点，因为离开了物质谈论时间什么也不能获得。当“量度这种毫无内容的持续性将一无所得”的时候，也就无所谓时间了。虽然恩格斯没有提出物质运动的加速度与时间流逝速度的关系问题，但是他已经认识到物质运动与时间不可分离，他的理论为当代自然科学的时间与物质运动的联系学说开辟道路。比如，爱因斯坦“将时间、空间与物质运动重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从测度的角度看，时间与空间不再是独立不依的两个东西”，与闵可夫斯基一道形成了四维时空理论。恩格斯的时间理论是两个时代时间学说的桥梁，在时间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二，恩格斯的时间理论提出制度化时间的三重社会性功能，对于批判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其一，从制度化时间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为批判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统治提供重要理论资源。当代资本主义中数字技术发展能精确测量时间的流逝和劳动效率，更能精确衡量、计算和规定劳动时间，体现了对制度化时间的进一步控制。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运用视频、数据系统、平台等方式监控工人劳动时间长度、劳动中短暂休息时间长度，推动时间管理的精密化。这种“监控资本主义”削减工人的主体性，也加重对工人劳动时间的剥削。同时，资本通过数字技术限定工人的劳动效率，制造工人之间的劳动竞争，进而提升单位时间的劳动效率。甚至通过使劳动者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适应赶工游戏。数字技术还导致休息时间的劳动化，即工人在休息时间中对视频节目、广告的观看时间也会成为其他数字商品生产的时间。资本会尽可能利用免费劳动时间生产价值。“人们用于休闲娱乐的消费活动时间，在数字技术和资本的‘合谋’下，间接地成为不断免费为资本家即时提供海量数据等生产原料的剩余劳动时间。”数字技术推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导致社会节奏加速。资本家们力图“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数字技术加速数据的搜集、生产、交换、消费过程，推动了社会更高速运转，反映“速度的提高或者说加速力量的增加是（资本主义）历史的根本的驱动要素”。其二，运用制度化时间重构劳动时间分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间探索提供启示。首先，推进对时间的普遍化建构和精密测量。恩格斯认为，时间可以通过刻度和单位的方式表达出来，启示人们将新发现的现象和事物纳入已有的时间系统，重新构建宇宙、太阳系运动的时间尺度和单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的认知范围”，也建构着人们的时空体系。尤其是对宏观尺度的“天体运行、星系演化、宇宙起源”等时间尺度的新认识，拓展了对时间长度、周期、演化的把握，为从时间单位出发构建体系性的时间理论提供可能。时间的制度化表达要求建立更精密的测量体系和测量手段。人们对速度和精度的追求，要求不断创新时钟测量的准确性，推动了铯原子钟、氢原子钟等工具的出现，“能测到的时间精度已经不是毫秒、微秒，而是纳秒、皮秒，甚至飞秒、阿秒级”。当今中国还建立了授时中心，依赖北斗导航系统、电话、网络等方式，对地球上的事件进行合理排序，准确衡量不同事件的时间差，满足人们对时间的划分和安排。完整的时间测量体系，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能源供应、生产、生活、交通、科学研究等提供了前提。其次，制度化时间的合理利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衡量、分配、节约方面提供启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对劳动时间长度和强度的衡量仍然是劳动者获得报酬的重要依据。要合理利用网络系统、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把握劳动时间与价值之间的对应关系，评估劳动时间中生产不同产品的价值，衡量劳动时间在社会总价值中的比例，把握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中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的差异。同时，协调劳动时间与休息时间的比例，保障劳动者休息时间的公平。照顾特殊行业劳动时间的特殊规律，如科技创新离不开科技人员持久的时间投入，强化劳动时间的主体性。提升人们的学习能力、技术运用能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推动经济的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缩短和节约劳动时间并延长休息时间，体现制度化时间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顾海良：《永远的恩格斯》，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2]韩哲：《自然界有时间上的发展吗？——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哲学革命》，《东南学术》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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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晶：《用时间消灭空间：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时空观》，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年。

[5]赵江飞：《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