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界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哲学基础的研究多聚焦于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影响，却忽视了费希特哲学的隐性在场。实际上，《手稿》从主体能动性出发理解人及其现实世界，并通过对象化劳动实现人的解放的思想，在逻辑上与费希特哲学体系存在深刻的批判性关联。马克思的“现实世界”理论批判地扬弃了费希特的“感性世界”思想，赋予其感性的、对象性的实在基础；马克思的对象化活动理论，在肯定自由是劳动本质的同时，超越了费希特抽象的法权框架，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如何剥夺自由，并揭示其社会历史根源；马克思的实践观，在继承费希特对行动优先性强调的基础上，实现了从先验自我的“努力”向现实的人的感性物质活动（生产劳动与革命实践）的根本转向，并赋予其社会历史维度。费希特哲学是理解《手稿》中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对象性活动理论和现实世界理论的重要隐性源头，重新认识和评估这一思想关联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思想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继承及其革命性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费希特；现实世界；对象化；实践

德国古典哲学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孕育的理论源头，其影响深植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学界对此已有充分认识，并在探讨黑格尔辩证法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深刻影响方面成果斐然。然而，对于费希特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作用却常被一些学者所忽视。这种研究视角的局限性在于，它很大程度上减弱了马克思思想来源的丰富性，并低估了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批判性综合的广度与深度。康德、费希特、谢林等哲学家思想中的合理内容及其与马克思的潜在对话关系，应当给予更多关注。

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轨迹中，费希特关于主体性、理性自律以及运用理性原则批判社会现实的思想留下了清晰印记：从研习法学时对费希特理性主义方法的借鉴，到博士论文中高扬自我意识哲学所体现的费希特式立场，再到《莱茵报》时期政论文章展现出的基于理性法权对现实政治经济制度的犀利批判，无不显示出费希特思想资源的持续在场。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重要节点的论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这种费希特因素并未消失，而是以一种更为深刻、复杂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结合的方式重新浮现出来，构成《手稿》核心哲学观点的重要隐性来源。

有鉴于此，《手稿》不仅是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性回应，更与费希特哲学体系（尤其是其感性世界理论、劳动观及实践学说）存在着深刻的、批判性的思想关联。具体而言，马克思在《手稿》中阐述的关于人与现实世界（人化自然）的辩证关系思想，批判地吸收并根本改造了费希特基于“绝对自我”设定的“感性世界”概念，赋予其感性的、对象性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关于对象化活动（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及其异化的理论，在继承费希特将自由视为劳动本质这一洞见的同时，超越了其抽象的法权框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的社会历史根源；马克思建立在感性活动基础上的实践观，在吸纳费希特强调行动优先性的基础上，实现了从先验自我的“努力”向现实的人的感性物质活动（生产劳动与革命实践）的根本转向，并赋予其社会历史维度。这种关联并非简单的借用，而是马克思基于其正在形成的唯物主义立场（受费尔巴哈启发但已超越之）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深刻洞察，对费希特思想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与实质性超越。

一、马克思“现实世界”理论对费希特“感性世界”的继承与超越

德国古典哲学对“外部世界”的探讨构成马克思哲学思考的重要理论背景。康德将外部世界二重化为不可认识的“物自体”与由人类知性范畴构造的“现象界”，后者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也被称为“显象”，即事物经由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呈现给我们的模样，而非其本来面目，但它构成了我们一切经验的起点与全部内容。然而，康德的“显象”并非独立自存的世界本身，在独立自存的“物自体”中没有主体能动性的地位，找不到人的意识踪影，因而其二元论立场限制了主体能动性的彻底发挥。费希特则力图克服康德的局限，将主体性原则贯彻到底。黑格尔曾评价道：“康德哲学中缺乏思想性和一贯性的地方使得他的整个系统缺乏思辨的统一性，这一缺点为费希特所克服了。”费希特摒弃了“物自体”，主张构造一个由绝对自我的行动构成的“感性世界”，他提出“把各个不一致的部分统一起来，最可靠的办法是从它们一致的地方出发”,为确保自我意识的独立性而扬弃了物的独立性。费希特知识学的根基在于“绝对自我”这一“本原行动（Tathandlung）”，即“它应该表示这样一种本原行动，这种本原行动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意识的诸经验规定之一，而毋宁是一切意识的基础，是一切意识所唯一赖以成为可能的那种东西”。

由此出发，费希特演绎出三条核心原理：第一条是“自我设定（Setzen）自己本身”；第二条是“自我设定非我”，这是本原行动的“反设定（Gegensetzen）”；在自我与非我相互规定即它们互相制约的基础上，第三条是“自我在自我之中与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对设一个可分割的非我”。费希特指出，在这种对立设定的状态下，“自我不=自我，而是自我=非我，非我=自我”。费希特的演绎揭示出，人在其“感性世界”中既是受动的即“受到非我规定的”，也是能动的即“规定非我的”，呈现了主客体在意识内部的辩证统一关系。

费希特通过先验哲学阐发的人与世界辩证互构的思想，其逻辑结构与马克思在《手稿》中的相关论述存在深刻的关联性。两者都试图克服康德“物自体”哲学中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的僵硬对立，致力于构建一种动态的、相互构成的统一关系。马克思同样强调人在自然界中的受动性：“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这一论断不仅承认了自然优先性的唯物主义原则，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人的存在的根本境遇：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其生存与发展始终受到客观自然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未停留于单纯的受动性，而是进一步揭示了外部世界如何通过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被赋予属人的形式，成为“现实的自然界”：“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在这里，“工业”作为对象化活动的特定历史形式，成为连接自然与社会的媒介，自然界不再是被直观的抽象客体，而是在人类实践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被重塑、被中介的现实世界。马克思与费希特都力图超越主客二元对立，呈现人与世界辩证统一的思想图景。

然而，二者在本体论前提和现实性根基上存在原则性差异。费希特从“绝对自我”这一抽象理性主体出发，将人的存在首先视为一种理性存在，其全部哲学建构依赖于自我意识的内在行动。马克思则基于正在形成的唯物主义立场对这种思辨观点进行了根本批判，他指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费希特的“绝对自我”正是这样一个脱离感性自然界的非对象性存在物，它只能在思辨中设定非我，却无法真正介入现实的自然过程。与之相反，马克思坚持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是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其现实性正在于他始终处于与外部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之中，“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马克思并不否认费希特所言人的理性能力，而是强调必须从人的感性存在和对象性活动出发来理解其现实呈现。他将自然界视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不可分割的物质代谢关系，从而在存在论层面奠定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现实基础。理性不再是抽象自我的先验属性，而是根植于感性实践的历史性能力；世界不再是意识设定的产物，而是在感性活动中不断生成的社会历史性自然，即“历史的自然”。

马克思引入“对象性关系”思想用以构建其“现实世界”理论。“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这一论述不仅揭示了人与对象世界的辩证统一关系，更在哲学基础上实现了对费希特“自我－非我”思辨关系的辩证否定。马克思继承了费希特关于主客体相互建构、相互确证的辩证逻辑，但彻底颠覆了其唯心主义前提，将这一关系奠基于感性现实之上。首先，马克思强调对象性存在的前提性意义。主体（人）必须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依赖于先在的、感性的自然界作为其对象，“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这就明确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驳斥了任何企图从纯粹意识出发构造世界的唯心主义观点。其次，马克思由此确立了对象性活动即劳动的中介作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并非通过思辨的意识活动实现，而是通过感性的、物质的劳动实践得以完成。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深刻体现了人的创造性本质，“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最后，马克思通过对象性劳动赋予其“现实世界”理论以彻底的感性实在性基础。正是在感性的劳动实践中，“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才得以确证。这个世界是“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任何试图悬设一个超越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异己的存在物（如上帝或抽象理性本体）的问题，都因其预设了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而在马克思的哲学视域中“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由此可见，马克思通过“对象性关系”理论，不仅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精髓，更完成了一场彻底的哲学革命，将哲学的关注点从思辨的观念世界拉回到了感性的、历史的、属人的现实世界。这就既克服了唯心主义的抽象性，又克服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

二、马克思对象化活动理论对费希特劳动观的继承与超越

费希特的劳动观与其法权学说和感性世界理论紧密相连，共同植根于“绝对自我”的形而上学基础。在《以知识学为原则的自然法权基础》中，费希特从自由理性存在者的相互承认出发，设定了法权关系的基本定理：一是“一个有限理性存在者不认为自身有一种自由的效用性，就不能设定自身”；二是“一个有限理性存在者不认为其他有限理性存在者有一种自由的效用性，因而也不假定在自身之外有其他理性存在者，就不能认为自身在感性世界中有自由的效用性”；三是“一个有限理性存在者不把自身设定为能与其他有限理性存在者处于一种确定的、人们称之为法权关系的关系中，就不能假定在自身之外还有其他有限理性存在者”。这些定理构建了由相互承认的有限理性存在者组成的共同体及其法权秩序。人们不仅意识到自己和他人同为自由的有限理性存在者，而且还意识到全部有限理性存在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法权关系。

在这一理论框架内，费希特将劳动视为个体自由的现实体现。在感性世界中，费希特认为自由的实现不能仅体现为康德实践理性中的主体的自律，而应该分别体现主体的能动性和行动的效用性。能动性确保主体不受客体的束缚能够凭借自身的动机去行动，而效用性保证了行动的结果造成的客体必须是符合主体的能动性的，即“自由能动性的目的是要扬弃束缚它的客体。因此，这种能动性是指向客体的效用性”。这种“自由的效用性”即劳动，是主体在感性世界中实现其自由、确证其能动性的基本方式。于是，绝对自我设定的感性世界不过是自我劳动的对象世界，费希特由此构建其劳动观的形而上学基础。费希特将劳动视为人的“原始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延续躯体的绝对自由和不可侵犯性的权利”和“延续我们自由地影响整个感性世界的权利”。在耶拿时期，费希特主要从个人权利角度肯定劳动的价值，主张劳动者应凭劳动生存，反对剥削、奴役和压迫。然而，在其晚期思想中，费希特将国家视为“绝对理性”的化身，认为个体劳动应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以实现更大的“道德自由”，“对一种完善的道德存在者来说，不存在什么法权规律。我们已经清楚，人不可能是这种道德存在者，因为他要有道德，就必须受教育，必须自己教育自己，因为他不是天生就有道德的，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才能使自己成为有道德的。”这表明费希特始终试图在个人自由与国家理性、劳动权利与道德完善之间寻求调和。

马克思在《手稿》中阐述的对象化活动（劳动）理论，与费希特的劳动观在核心关切与逻辑结构上存在显著的关联性。首先，二者都将劳动视为人的类本质的核心体现和构建其现实世界的基础。费希特将劳动看作自我构造感性世界、实现“自由的效用性”的关键，马克思同样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这表明马克思与费希特都洞察到劳动蕴含着人的自由本质。其次，二者都批判现实中劳动自由的丧失。费希特反对剥削，主张劳动者享有劳动成果的权利；马克思则通过深刻的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本质的全面异化：工人同劳动产品、劳动活动本身、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并最终导致“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指出：“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这种分析揭示了工人自由本质被剥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这与费希特仅仅指向对封建剥削的批判相比，其深度与指向性已发生质的飞跃。

然而，马克思的对象化活动理论对费希特劳动观的超越是根本性的，这主要体现在其社会历史维度的彻底引入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批判。第一，劳动本体论基础的转换。费希特将劳动奠基于“绝对自我”及其“自由的效用性”这一先验哲学范畴之上，劳动的形而上学意义在于实现理性的自由设定。马克思则从人的“感性存在”和“对象性活动”出发，将劳动界定为现实的、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实际过程。劳动的自由本质不是抽象理性的设定，而是根植于人的现实实践能力及其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第二，对劳动异化根源剖析的深度差异。费希特对劳动异化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法权层面（权利被剥夺）和道德层面（个体未完善），其解决方案诉诸理性国家的调节或道德教育的提升。马克思则穿透法权表象，直指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经济基础。他揭示了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是资本逻辑对活劳动的支配与剥夺。异化并非源于个体道德缺陷或国家理性的不充分，而是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性的社会生产关系。第三，异化扬弃路径的本质区别。费希特晚年将扬弃个体与国家冲突、实现终极自由的希望寄托于在国家组织的劳动中实现道德完善，最终导向对国家的扬弃即一种道德乌托邦。马克思则将异化的扬弃视为一个基于现实矛盾运动的历史过程：“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一路径不是依靠国家理性或道德进化，而是根植于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矛盾（私有财产的运动），并最终通过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来实现。对异化劳动的扬弃，标志着人实现了向自身、向社会的、合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本性的复归。这一复归过程，不仅是人重新占有自身本质的现实途径，更意味着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一系列对抗性矛盾的真正克服与彻底解决。在这一状态下，人不再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生命活动以及类本质相疏离，而是能够在其全部对象性关系中，真正作为“总体的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可见，马克思通过其异化劳动理论超越了费希特在法权与道德框架内寻求调和的思路，指向了社会关系和现实存在的革命性变革。

因此，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对象化活动理论，一方面深刻汲取了费希特将劳动与人的自由本质相联系、批判劳动异化的思想洞见，另一方面则实现了对其劳动观的革命性变革与超越。这一变革和超越标志着马克思开始从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基础出发，构建其批判资本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形态。

三、马克思实践观对费希特实践学说的唯物主义改造与社会性奠基

费希特在哲学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他首次将实践提升至哲学存在论的理论高度。其知识学体系始于“绝对自我”的本原行动（Tathandlung），而这一体系最终也指向自我通过实践向自身的复归。在费希特看来，实践是要高于理论的，没有行动也就没有知识可言。他将实践知识学的核心规则表述为“自我设定自己是规定非我的。”在费希特的体系中，理论知识学与实践知识学分别对应自我与非我关系的两种根本形态。前者呈现为活动与受动、原因与结果的范畴关系，而后者则体现为目的与手段的实践关系。在实践领域中，原先在理论认识中作为客体存在的周围世界，被纳入实践自我的目的性结构，转而成为自我实现其自由与能动性的中介与途径。费希特将自我纯粹返回自身的活动理解为一种不直接关涉客体的自身指向性行动；然而，当自我通过设定非我而实现自我限制与外在化时，这一原本内在的活动便展现为一种指向客体的、具有客观效力的实践行为。为此，费希特引入了实践知识学的关键概念：“努力”（Streben）。他写道：“自我返回自身的纯粹活动，就其与一个可能的客体的关系而言，是一种努力。这种无限的努力向无限冲去，是一切客体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没有努力，就没有客体。”这种“努力”是自我无限活动的体现，是将理论转化为现实、创造客体的内驱力。费希特通过“努力”概念阐发了他对实践的理解：实践是自我在一种内在冲动的驱使下（他称之为“渴望”［Sehnen］），试图在自身之外寻求其实在性，当这种“渴望”得到满足，即产生了一个由实践自我构建的、既非康德纯粹“物自体”亦非人类知性范畴所构建的“现象界”的、具有实在性的“感性世界”。由此，从理论自我到实践自我，费希特完成了一个由绝对自我展开的圆圈，在意识内部以实践的方式消解了康德的“物自体”，其“感性世界”完全依存于自我的设定活动。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实践的理解，汲取了费希特关于实践优先性以及实践在构建人与世界关系中的根本作用的深刻洞见，同时对其进行了根本性的唯物主义改造。马克思首先在认识论层面充分肯定了实践在主体认识世界中的奠基性作用，他指出：“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这段论述不仅揭示了认识活动中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性质，更凸显出实践在形塑人的感知能力和对象世界中的根本作用。马克思在此强调，对象之所以成为对象，并非因其自在存在，而是因为它与人的本质力量相关联，是人的感性活动的结果。这种“为我存在”的结构与费希特强调对象性世界依赖于主体设定与把握的思想存在显著的亲缘性。两者都深刻揭示了认识对象并非独立自存的既定实体，而是始终与主体的本质力量、感觉结构和实践活动内在相关的“为我”存在（Für uns Sein）；对象的意义总是在与主体能力的适应性关系中被揭示和建构，在现实世界中没有脱离主体实践关系的纯粹“自在之物”。

然而，马克思实践观的存在论基础与实现路径与费希特有着本质区别。在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时，马克思使用了带有费希特色彩的概念——“设定”“外化”，但赋予了其全新的唯物主义内涵。他指出：“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费希特的“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也就是说，费希特那里的绝对自我并不能直接的创造对象，是自然界承担了自我的对象化活动的物质基础。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实践主体并非抽象的意识或自我，而是“现实的、肉体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坚持了能动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认为人的认识是由客观物质世界到人的思维的反映过程，同时人也通过实践活动对自然环境和客观物质世界进行改造从而使其打上人类意识的烙印。实践的中介作用不是意识的“努力”，而是“对象性的活动”，即人感性地作用于客观自然界的物质活动。这种对象性的活动（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现实地对象化于客体之中的过程，是创造现实感性世界的根基。

马克思实践观对费希特的超越，不仅在于其唯物主义改造，即从“绝对自我”到“现实的人”、从“努力”到“感性活动”，更在于其具有了深刻的社会历史维度。费希特的实践尽管在法权框架内涉及主体间性，但其理论中心始终围绕个体自我在意识层面实现自身实在性与自由的努力，本质上仍是个体性的、抽象的。马克思则洞察到实践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和历史性的活动。他深刻指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在这一经典表述中，马克思实质上也回应了费希特一直想调和的一系列根本对立——如自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等，并深刻指出这些对立的真正根源及其解决路径，并不在于意识内部的思辨调和，而在于现实的社会实践。实践不仅是人改造自然界的生产劳动，更是改造社会关系的革命活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唯有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中，诸如人与自然、个体与类、自由与必然等对立才可能获得真正的、现实的解决。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观指向的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这种解决不是费希特式的意识内部和解或道德完善，而是通过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即共产主义的实践来生成。马克思借此将实践从一个知识论或道德哲学与法权哲学范畴转变为一个历史的、社会的、革命的总体性范畴，从而实现了对费希特实践哲学的整体性超越。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手稿》中阐述的实践观，一方面批判继承了费希特哲学对实践优先性的强调及其在构建人与世界统一性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对其实践学说的唯物主义转向与社会性奠基。这一超越标志着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从费希特的意识内在性中彻底解放出来，将其置于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基石。

结  论

《手稿》的哲学思想并非仅仅是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批判性回应，费希特哲学同样以深刻且隐蔽的方式构成其重要的理论背景和思想资源。尽管马克思甚少明确援引费希特，但通过对《手稿》文本的细致解读可以发现，费希特的哲学术语及其内在思想逻辑以一种“隐性的在场”方式，渗透于马克思关于人与实现世界关系的基本理论构架之中。

重新认识和评估费希特哲学在《手稿》中的隐性在场及其与马克思思想的关联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更全面、立体地把握德国古典哲学作为马克思思想来源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避免将马克思的思想渊源狭隘化；更能清晰地揭示《手稿》中强烈的主体能动性维度的哲学根基，深化对其人学思想、实践哲学雏形以及辩证法运用之理解；尤为关键的是，它生动展现了马克思如何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创造性综合与革命性超越——即扬弃其唯心主义抽象性，将其深刻的辩证法内核奠基于现实的感性活动与社会历史进程之上——为其后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哲学基础。费希特作为一位“实践唯心主义者”，其对主体性、行动优先性及主客辩证关系的强调，无疑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尝试从主体出发理解人及其现实世界、并最终指向全人类的自由解放的实践哲学路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启迪与理论镜鉴。

费希特思想的“在场”，有力地提醒我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共产主义的构想，其根本动力与价值旨归从未脱离对人的自由、能动性与创造性本质的深切关怀。马克思在《手稿》中强调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对异化状态下人性扭曲的控诉，以及对未来社会“人的复归”的展望，都内在地蕴含着一种能动的、实践的、追求自我实现的人学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并非费希特式的抽象自我意识，而是根植于社会物质生产实践、并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生成的具体的历史主体性。重新发现《手稿》中通过费希特棱镜折射出的这一维度，有助于我们更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科学批判与人文关怀、客观规律与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