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中提出了“文明是实践的事情”这一论断，体现了文明观的唯物主义转向与鲜明的实践叙事。实践作为贯穿恩格斯文明观发展的逻辑线索，是理解文明问题的一把钥匙，不仅蕴含着文明的基本立场、文明的创造主体、文明的发展特质、文明的未来方向四重向度，更从文明的物质性、文明的人民性、文明的整体性与文明的超越性几个方面擘画了文明发展的全面图景，对新时代新征程开辟文明新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明  实践  恩格斯  历史唯物主义

文明是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与进步程度。恩格斯提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1]。这一论断以鲜明的实践叙事批驳了唯心主义文明观的抽象思辨性，揭示了文明的科学内涵及本质规定。文明不是思想家头脑中随意塑造的魔方，而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研究文明问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头中寻求历史智慧，深入把握恩格斯文明观的实践叙事，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构建文明的科学范式，推动新时代新征程继续走向文明发展的深处。

一、文明的实践性

恩格斯指出：“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2] 这一论断以文明的实践性为主线，贯穿于恩格斯文明观发展的整体历史脉络。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恩格斯文明观的逻辑起点。1841年，青年恩格斯谈到文明，认为法国“总是比一切其他民族都更容易掌握欧洲的文化形式即文明”[3]。在这里，他将文明理解为文化的形式。通过对英国社会的亲身观察与可靠材料的积累，恩格斯对文明的理解逐渐转向现实实践。1843年，恩格斯称英国、法国、德国为“文明大国”，通过对比三者的社会转型路径，指出英国“在有关实践、有关影响现存社会的实际状况方面所做的一切”[4] 远远超越了其他国家，充分肯定了英国实践的典型性。1844年，恩格斯进一步强调了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发达英国实践大大推动了英国社会转型的文明发展进程，将文明归结为实践范畴。尽管这一时期他对实践的认识尚未成熟，但将文明看作“实践的事情”仍具有思想变革作用，不仅奠定了恩格斯文明观的实践叙事基础，更为构建起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明理论体系埋下伏笔。

在文明实践性的基础上，恩格斯将文明视为社会的素质。素质是社会中人民的进步状况。在唯心主义文明观视域下，文明是少数精英的专利。相反，在恩格斯看来，“一个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越是比较低，越是就一般意义而言‘没有教养’，它就越是与进步相联系，越是有前途。”[5] 他对不同阶级文明程度的判断不局限于文化与道德层面，而是站在生产实践与社会变革层面来理解。相比英国“有教养人士”对文明进步的无动于衷，英国工业革命实践创造了大批工人阶级，他们从事的是英国市民社会最直接最先进最鲜活的实践活动，能够激发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志与行动。恩格斯大力肯定英国工人阶级的进步性，认为“在社会关系方面，英国无疑地远远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国家”[6]，“只有英国才有一部社会的历史”[7]。这里的“社会关系”即催生工人阶级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社会的历史”即工人阶级置身于市民社会的生产实践史，工人阶级代表着英国社会的素质与文明进步的方向，是推动英国彻底转型成为现代社会的内在动力。

前两大命题奠定了文明的社会实践基础，“英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这一论断则体现了恩格斯文明观实践叙事的终极指向。随着思想的演进，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在政治上，他阐明了法国民主政体的伪善本质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指出：“其中隐藏的矛盾必定暴露出来；要么是真正的奴隶制，即赤裸裸的专制制度，要么是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即共产主义。”[8] 在经济上，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粉饰太平的诡辩与媚俗，将矛盾直指私有制。通过撰写英国状况系列文章，恩格斯形成了对英国文明的全面认识，认为英国工业革命积累了强大的文明成果，也形成了工人阶级这一文明的主体力量，英国代表着同时代文明发展的顶峰，积累了文明演进的强大实践基础。恩格斯深刻洞察了文明发展趋势，预言了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原则”[9]。当时世界上最文明的英国蕴含着巨大的历史变革因素，为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演进提供了现实范本。

二、文明的物质性

恩格斯文明观的实践叙事首先体现为文明的客观物质性。任何文明样态的存在与发展，都离不开客观的物质载体。文明的物质性奠定了文明问题的基本立场。

物质生产实践是文明产生的前提与基础。长期以来，一些思想家始终在头脑中建构文明世界。斯宾格勒指出：“研究世界历史，就是研究各个文化的历史。”[10] 汤因比对文明形态的划分就像魔术师一样多变，文明形态起初是21个，后来又演变成26个以及30多个。“他把几个基督教文明都分开了，当成了不同的文明看待；而又把另一些不同的体系的集合体变成了一个文明。”[11] 以上文明观的本质是用唯心史观代替唯物史观，把文明发展史看作抽象概念、思想观念的发展史。物质生产实践是精神生产的前提与基础，只有牢牢把握文明的唯物主义立场，才能科学认识文明。恩格斯指出：“我在这里根据摩尔根的著作描绘的这幅人类经过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已经包含足够多的新特征了，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特征都是不可争辩的，因为它们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12] 探索文明发展的全部图景必须根据现实的物质生产充分展开，也只能在物质生产实践中获得确证。

物质生产实践创造了各种文明成果。恩格斯将金属货币、商人阶级、土地私有制、奴隶劳动、专偶制、城乡对立、财产遗嘱制度、国家等要素作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这些文明成果具体可以分为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层面，体现了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其中，物质生产实践是最基础性、本原性的活动，文明时代之所以脱胎于蒙昧与野蛮，根本原因是生产方式从氏族共产制转变为私有制，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文明变革。在宏观上，国家是文明社会的具象化概括，是容纳不同文明成果的载体，不同国家代表着不同的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彰显着文明的不同底色。人在物质生产中结成了各种经济、政治、社会、情感关系，当不同阶级的各种关系难以调和，就必须创造出国家弥合不同利益冲突。恩格斯在考察不同时代的生产实践过程中发现了国家的起源。“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3] 这一生活过程就表现为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实践。在微观上，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也决定了婚姻家庭制度的演变。进入阶级社会，社会上的财产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婚姻制度在形式上就越专一。因此，各种文明成果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构成了一定时代下的文明图景。

物质生产实践推动文明的演进。许多思想家将文明发展视为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比如汤因比认为文明在挑战中发展，具有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不同阶段，体现了一定的辩证法色彩，但其唯心主义立场决定了其思想的局限性。恩格斯文明观的实践叙事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恩格斯肯定了火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的历史意义，生产实践能力的提高改变了过去德国“在几个工商业中心及其附近地区才有文明可言”[14] 的落后现实。恩格斯根据生产力划分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以及前两个时代的低级、中级、高级阶段。通过列举弓箭对于蒙昧时代，铁剑对于野蛮时代，火器对于文明时代的决定性作用，说明物质生产实践能力的提升是文明演进的标志。文明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在实践中从低级走向高级。恩格斯沿着文明的发展脉络，预言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暂时性，展望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文明发展前景。

三、文明的人民性

文明是在实践中发展的文明，实践活动是人的对象性活动。恩格斯文明观的实践叙事发现了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文明的主体地位。

人民群众是文明的创造者。文明成果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列宁认为：“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15] 恩格斯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文明的能动性。无产阶级在英国的典型发展推动了文明的发展进程。恩格斯亲身考察了工人极端贫困与悲惨的生活，但是他对无产阶级的认识不仅仅停留于同情，而是看到了无产阶级身上创造文明的强大能动性。同时恩格斯也彻底批判了哲学家对群众的蔑视与贬低。在《神圣家族》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将群众视为精神的敌人，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进一步批判了费尔巴哈直观的、忽略人的能动性的实践思想，指出“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6]。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是研究文明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表现为工业、商业、铁路交通、航海等文明成果不是感性的直观而是人民群众长期实践的结果。必须掌握人民群众能动的创造性，高扬人民群众的文明主体地位，才能推动文明的演进。

人民群众是文明的享有者。实践是人的对象性活动，这一过程既包含着人认识对象、改造对象的过程，也包含着对成果的占有与享受。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道：“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的一切可支配的时间，工人只有一点时间用于吃饭和睡觉……更不用说从事精神活动了。”[17] 工人创造了文明，推动了精神劳动的专门化，自己却陷入体力劳动的非人境地，这本质上是文明创造与文明享有的分离。恩格斯认为必须根本破除这种分离，坚持人民群众占有和享受文明成果的正义性。恩格斯揭示了达尔文主义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然伪装，是少数人剥夺多数人，指出未来人类生产应该达到这样一个高度：“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我们暂时假定这个范畴在这里是有效的——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而斗争，而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出来的发展资料而斗争。”[18] 恩格斯致力于推动人民群众通过实践从生存阶段上升为发展与享受阶段，实现社会绝大多数人对文明成果的共同享有。

人民群众是文明演进的动力。面对繁芜丛杂的社会现实，恩格斯看到了无产阶级一以贯之的革命性。比如，恩格斯站在文明发展规律与无产阶级革命高度上，指出住房问题的本质不是数量的缺失，而是资本剥削的必然结果，抨击了蒲鲁东“仇视工业革命”这一文明倒车思想的反动性，指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在于“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达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过渡”[19]。这是结合新的社会实践情况对《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使命的突出强调。对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恩格斯认为：“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20] 这进一步说明了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及文明进步的动力作用，思想家们将“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21]，殊不知，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动力源泉。

四、文明的整体性

文明发展是一个系统的整体，文明的整体性来源于文明实践的整体性。恩格斯文明观的实践叙事体现了文明发展的大视野、全过程与长时段特质。

文明发展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文明体现了不同实践形态的有机结合，是包含物质与精神多方面要素的综合概念。一方面，恩格斯肯定了物质文明的根本作用，认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根本标志是物质生产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他也注重精神文明发展的关键作用，强调文明发展的全面性。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的局限性在于没有充分运用理论思维将科学发现上升为规律性认识，无法正确理解各个知识之间的联系，强调“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2]。面对将马克思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的误解，恩格斯指出基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抽象思辨传统，必须强化对物质生产的强调。社会意识的反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精神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产生了自己的历史，也推动着历史发展，历史发展是物质与精神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文明的发展也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

文明发展是民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统一。恩格斯文明观在空间上是沿着“本国区间—国家之间—整体世界”的逻辑理路展开的。起初，资本主义文明聚焦于英国地区的内部辐射。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交通改善，“国内那些从前一直和整个世界隔绝的偏僻地区，现在全都往来通达了……不得不因此而去了解外部世界，并接受强加于它们的文明”[23]。紧接着，资本主义文明在国家之间拓展，资本主义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殖民地。恩格斯以中国为例指出：“中国这个一千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现在怎样被英国人、被机器翻转过来，卷入文明之中。”[24] 最后，资本主义文明的空间影响力逐渐扩大，创造了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主导的世界。世界普遍性交往是走向共产主义文明的必要条件。文明的进步需要广阔的交往场域作为实践空间，根本方向在于打破地域狭隘走向世界，实现民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统一。文明的进步具有空间的拓展性，不同民族文明不断摆脱个体，走向整体文明系统，在世界文明进程中迈向更高文明阶段。

文明发展是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统一。实践具有历史性，在不同历史阶段，实践活动的内容、形式、规模水平各不相同。文明是一个历史范畴。一方面，文明发展是对历史条件的继承与创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25] 文明的演进是继承历史条件基础上的创新实践，文明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另一方面，文明的当代呈现是历史与现代的统一，文明形态表现为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在19世纪，东方文明整体相对落后于西方文明国家，这种时间错位的原因在于不同国家的文明发展道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然而，世界文明格局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恩格斯主张运用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对待不同文明，反对文明中心主义。恩格斯预言了旧中国的灭亡与新文明的建立，指出：“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26] 不同文明在历史的长时段格局中辩证发展，文明每一次进步，都是继承与创新的过程，呈现出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统一。

五、文明的超越性

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自觉的活动，在实践中包含着对结果的前瞻性思考。恩格斯文明观的实践叙事蕴含了文明的超越性，锚定了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

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历史超越性。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推动了人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工人仍囿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这种生活很惬意，很舒适，但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他们确实也不算是人，而只是一部替一直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做工的机器。”[27] 工人在资本主义文明下展现了作为人的本质力量，虽然从贵族的机器沦为资本的机器，却是在封建社会基础上的文明跃升，资本主义文明为工人力量的壮大创造了现实条件，在非人境遇下的工人意识到了自己必须解放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推动了文明的历史性进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8] 资本主义文明是物质极大丰富的文明，是不断变革的文明，是超越过去一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使私有制上升为普遍原则，塑造了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关系。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具有巨大的历史变革作用。

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历史暂时性。恩格斯运用实践辩证法对资本主义文明予以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悖论。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具有伪善性。“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即实行流俗的伪善”[29]，体现了文明形式与野蛮实质的二重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实践越发达，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越严重，推动工人日益成长为革命阶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可调和，文明过度的结果是文明退化为野蛮，“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30]。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深刻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生产基础难以长期支撑，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文明的颠覆不可避免，资本主义文明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呈现，体现了文明发展的必然规律。

共产主义文明必然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恩格斯文明观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实践“改变世界”超越旧文明，达到新的文明阶段。一方面，共产主义文明体现了矛盾的真正解决。恩格斯引用了傅立叶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论断：“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31] 共产主义文明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矛盾的根本解决方案。在人与人的矛盾层面，共产主义文明是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的文明，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下人的异化与片面；在人与社会的矛盾层面，共产主义文明下的按需分配，消灭了阶级对立与剥削；在人与自然矛盾层面，共产主义文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增殖逻辑。另一方面，实践是共产主义文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物质武器。文明在实践中产生、发展、最终走向共产主义是恩格斯文明观实践叙事的逻辑闭环。恩格斯亲身参与1848年革命实践，积极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设与第一国际的组织建设活动，马克思逝世后，他继续奋斗在领导工人革命的第一线，领导建立了第二国际，根据19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与工人运动的新变化，不断灵活调整理论与革命策略。由此可见，恩格斯始终旗帜鲜明坚持“两个必然”铁律，以具身实践推动无产阶级开展革命，为共产主义文明的到来积累实践基础。

恩格斯文明观的实践叙事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具体情境上升到整体文明发展普遍规律，从回答“文明是实践的事情”的思想之问上升到回答“如何通过实践推动文明走向更高阶段”历史之问。这一文明观以实践为轴心，串联起文明的基本立场、创造主体、发展特质与未来方向，构建了科学的文明理论体系，破解了传统唯心主义文明观的抽象秘密。恩格斯对文明实践性、物质性、人民性、整体性、超越性的认识具有强大历史穿透力与科学说服力。新时代新征程必须立足广阔社会实践、发挥人民主体力量，科学处理好文明发展中物质与精神、民族与世界、过去与现在的各项关系，坚持运用大历史观、大文明观、大时代观理解文明、发展文明、变革文明，以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文明朝着平衡、积极、向善的方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精神文明建设理论范式研究》（项目编号：25@ZH003）、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时代使命和实施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4ZDA07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2][4][5][6][7][8][9][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6页；第536页；第493页；第424页；第525页；第531页；第476页；第585页；第54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页。

[10]【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译，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11] 许启贤：《世界文明论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12][20][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第304页；第197页。

[13][16][17][25][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第528页；第433页；第540页；第39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9页。

[15]《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2页。

[19][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0页；第532页。

[21][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7页；第437页。

[24][26]《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132页；第66页。

[28][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第37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