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思想方法上，19世纪初萨伊、李嘉图等英法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得出经济危机具有偶然性的结论，是由于他们关于问题的解释具有外因论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危机具有必然性，是因为他们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具有内因论的性质。在研究方法上，19世纪初萨伊、李嘉图等英法政治经济学家是从具有“抽象的同一性”的经济学原理或经济模型出发，形成关于经济危机的外在反思。而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形成关于经济危机的内在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辩证法实现了对经济危机外因论的批判与超越，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启示。一方面要将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具体真理作为理论目标；另一方面要坚持从事物自身的内在矛盾出发，摒弃从先验原理、假设出发的外在研究方法。
关键词：经济危机 外因论 内因论 外在反思 矛盾分析法
从方法论视角来看，科学的理论必然以科学的思想方法为基础。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问题，19世纪初萨伊、李嘉图等英法政治经济学家未能抓住问题实质，这与他们外因论的思想方法有关。相比之下，马克思恩格斯能够准确把握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与他们内因论的思想方法密不可分。深入比较两种经济危机理论的方法论差异，不但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而且对于思考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具有重要启示。
一、19世纪初英法政治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危机的外在解释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集中表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
19世纪初英法政治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经济危机的问题，但是他们对此作出了外在的解释。他们极力用资本投入不均衡、生产比例失调以及政府不当干预等外部原因来解释经济危机，好像经济危机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无关的、纯粹偶然的现象。李嘉图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引发普遍的生产过剩，只承认局部生产过剩问题的存在，且认为局部过剩只是外部因素所致，可能是“由于资本从一种行业转移到另一行业而引起的暂时困难和意外事故”；故而在他看来，经济危机的发生具有偶然性，且是可以克服的。李嘉图认为，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人的需要又是无穷的，因此，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不存在卖不出去的情况的，更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的情况。实际上，李嘉图的这种观点因袭了萨伊的观点。萨伊也否认存在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依据萨伊定律，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商品生产本身便能为自身开拓市场；由于人的需求具有无限性，市场中的商品供给必然转化为相应的社会需求，即商品一经生产便必然会被市场所消化。萨伊坚信，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市场具备自我调节的功能，生产出的产品必然会被无限的消费需求所吸纳，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始终保持均衡。他认为，不会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生产过剩，仅可能在个别部门产生局部的供求失衡。总之，在萨伊看来，经济危机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在他的理论中也完全没有给经济危机问题留出位置。
萨伊的观点包含着以下错误。首先，萨伊认为，由于买和卖的实质是产品和产品的交换，货币仅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因为货币的出现而分离。“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将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萨伊认为，商品交换的实质是物物交换，而货币只是在交换过程一瞬间的媒介，所以某种产品的过剩不是由于缺少货币，而是由于可与这种产品进行交换的其他产品生产不足。萨伊的错误就在于把货币看成流通手段和交换媒介。实际上，萨伊所描绘的情形仅适用于简单的物物交换经济，而并不适用于以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商品经济。这是因为，当货币成为交换的媒介时，由于人们可以把买卖收入以货币的形式存储起来，此时一定的供给并不一定创造等量的需求，而是可能导致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对此，马克思曾这样批评道，“有一种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因为每一次卖同时就是买，反过来也是一样……但这种教条是要证明，卖者会把自己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作为两极对立的两个人即商品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的相互关系，卖和买是同一个行为……没有人买，也就没有人能卖。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马克思看到，在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经济中，买和卖分裂成两个独立的行为，买卖关系由物物交换条件下的“同一”关系变成了一种“对立”关系。卖者并不必然同时作为买者出现，这种买卖相分离就“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简言之，从供求的角度看，因为经济危机的实质就是供给没有与之相对应的需求所导致的普遍的生产过剩，所以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中，这种买和卖的脱离已经潜在地包含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其次，萨伊认为，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由于生产出的产品必然会被消费，因此生产与消费始终处于均衡状态；即便出现暂时性的失衡，也仅是由外部因素所致。但是，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产过剩具有内在必然性，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反而只是偶然现象。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以资本增殖为目的，在这一目的的驱动下，生产具有无限扩张的内在趋势；资本主义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使得广大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始终滞后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必然引发生产相对过剩，即生产与消费的失衡现象。质言之，财富分配的不公必然造成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而悬殊的贫富差距则会直接导致社会消费不足。一方面，富人群体虽具备较强的消费能力，但其人口占比极低，整体消费需求实则有限；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即便占人口绝对多数，可是他们被严重剥削，实际消费能力依旧低下。在社会消费不足的整体背景下，无限扩张的生产与相对有限的社会消费之间，必然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此外，资本主义生产并非以社会实际需求为导向，而是以资本增殖为准则。在这一逻辑下，如某一行业出现盈利空间，资本便会盲目扎堆涌入，该领域的生产超过社会消费需求也就不可避免。简言之，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难以统筹规划生产活动和社会消费，也就很难形成稳定的平衡关系。
总之，面对经济危机，19世纪初英法政治经济学的一种常见解释是：危机只是外部原因导致的偶然现象，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时至今日，经济学家们对危机所作的解释，尽管在数学上十分精巧，却和19世纪初提出的解释没有什么不同。总有一种巨大的外部冲击，例如战争或农业歉收，加剧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或国民经济中的国际经济关系暂时性失衡，但这种危机的原因都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且假定正常的市场调节过程会很快使稳定得到恢复。”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危机的内在阐释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19世纪初英法政治经济学家对经济危机的外在解释，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对于经济危机的解释必须回到事情本身，即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如克拉克所言：“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解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趋势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才是理论真正的任务。马克思主义所承担的正是这一任务，它力图证明，危机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积累肤浅的错位，相反，危机趋势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形式所固有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鲜明特色在于强调危机的必然性，强调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无法摆脱的特征。”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曾指出，“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因此，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把握，最重要的就是要抓住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为前提、相互产生的矛盾关系。“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一方面，没有资本就没有雇佣劳动；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本质不过是积累起来的劳动，所以没有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没有资本。当然，在二者的矛盾关系中，由于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所以资本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总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雇佣劳动，要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出发把握经济危机，就要从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来理解。
马克思赞赏西斯蒙第是因为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西斯蒙第深刻地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的形式——它的生产关系——促使生产力和财富不受拘束地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生产力越发展，这种关系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和货币、买和卖、生产和消费、资本和雇佣劳动等等之间的矛盾就越扩大。他特别感觉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财富的无限制的增加——同时财富由商品构成并且必须转化为货币；另一方面，作为基础的是生产者群众被局限在必需品[消费]上。因此，在西斯蒙第看来，危机并不像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是偶然的，而是内在矛盾的大规模的定期的根本爆发。”当然，尽管西斯蒙第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在性与必然性，但是他试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寻找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办法。当西斯蒙第试图“通过习惯、法律等等从外部给生产设置限制”的办法来解决经济危机的时候，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外在方法的虚幻性。在马克思看来，“正因为这些限制只是外部的和人为的，所以必然会被资本推翻”。当然，马克思认为西斯蒙第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已经隐约猜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荒谬之处：一方面是过剩的商品，另一方面是有限的消费能力；一方面是广大雇佣工人的贫困，另一方面是资本家的“始终以贫穷为前提、并且只有靠发展贫穷才能使自己得以发展的财富”。实际上，这种荒谬之处正是机器大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状况的真实写照。关于大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恩格斯曾这样描绘：“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这段话不仅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机器大工业生产所陷入的困境，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发生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点是生产相对过剩，这种过剩是相对于广大雇佣工人的消费能力而言的。这种生产过剩之所以必然会发生，是因为它与工人的贫困形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互为因果”关系表明，对立的双方每一方都既是对方的原因，也是对方的结果，本质上是一种辩证法意义上的“矛盾”关系。一方面，生产过剩是导致工人贫困的原因；另一方面，工人贫困也是导致生产过剩的原因。因此，二者之间的“互为因果”关系说明生产过剩和工人贫困之间互为前提、互为条件，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矛盾统一体。
马克思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出现经济危机的前提是生产过剩与工人贫困两种状况同时出现，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致使两种状况同时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逻辑。“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一方面，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必须极力扩大生产；另一方面，资本家为了获得高利润率，会压缩劳动力成本。同时，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还需要使自己的产品在竞争中具有优势，为此，他们会争先采用先进的机器，而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会产生更大范围的相对过剩人口，也会进一步加剧工人贫困。简言之，资本逻辑一方面制造了生产过剩，另一方面又制造工人贫困。工人贫困会导致生产过剩，而生产过剩也会导致工人贫困。因此，资本逻辑造成“生产过剩”和“工人贫困”现象的同时，也造成二者“互为因果”的关系。当二者出现“互为因果”矛盾关系时，经济危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了。
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资本家变成慈善家，给工人多发工资，工人的消费力提高了，那么生产过剩的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首先，不排除个别资本家也是慈善家，他给工人的劳动报酬会比别的资本家多些，但我们不能设想每个资本家都成为慈善家。其次，从本质上来说，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首先遵循的是资本逻辑，而不是道德逻辑。马克思高度评价李嘉图的一个原因在于，李嘉图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阶级对立。马克思指出，“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李嘉图发现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呈现为一种反比关系，即“工资增加时，总是牺牲利润；工资跌落时，利润总会提高”。因此，他得出结论认为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前面我们看到，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出现相对过剩人口，这是竞争导致的客观结果。而相对过剩人口的出现也是资本家愿意看到的，因为只有长期存在一定数量的失业人口，才会迫使工人接受更低工资，从而增加资本家的利润。这一点进一步体现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对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就经济危机问题而言，之所以会出现经济危机，是因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利益是对立的。资本家与雇佣工人是一种“你多我少”的利益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导致了一种悖论：资本家希望付最少的工资给雇佣工人，却希望工人尽可能多地购买商品。因此，要想在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就要消除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状况。然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消除二者的对立状况，就意味着消除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前面已经谈到生产过剩和工人贫困处于“互为因果”的矛盾关系中；作为矛盾双方，二者构成了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意味着双方谁也离不开谁，二者要么共同存在，要么共同消亡。二者的这种矛盾关系决定了那种试图外在地通过单方面改变工人贫困状况来消除生产过剩的办法，只能是“隔靴搔痒”。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导致的，因此，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同时，由于经济危机具有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通过改变这种生产方式即用新的生产方式代替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换言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不是外因、外力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己否定自己的结果。
三、19世纪初英法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理论的外因论性质
从思想方法层面看，19世纪初萨伊、李嘉图等英法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得出经济危机具有偶然性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关于经济危机的解释具有外因论的性质。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具有相关性。从研究方法上看，他们关于经济危机的解释之所以具有外因论的性质，是因为他们从具有“抽象的同一性”的经济学原理或经济模型出发，从而只能形成对经济危机问题的外在反思。
在思想方法层面，形而上学与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诉诸外部原因或外在因素来解释事物或问题的外因论；后者则是一种诉诸内部原因或内在因素以解释事物或问题的内因论。简言之，在方法论意义上，形而上学展现的是一种外因论的思想方法，而唯物辩证法展现的则是一种内因论的思想方法。
首先，外因论的产生与形而上学家对那些貌似具有永恒真理性的原理、原则的迷恋与追求密切相关。由于这样的原理、原则不是对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的产物，而是被看作原本就存在于事物的背后或人的理性之中，因此它们不但具有先验性和抽象性，而且具有外在性。例如，柏拉图认为在感性现象世界背后还存在一个超感性的本质世界，而他所追求的绝对真理就存在于这个超感性的本质世界中。又如，蒲鲁东认为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学范畴，并不是对历史的、暂时的经济关系的概括，而是自古以来就“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因此，这些原理和范畴不是历史的、暂时的，而是绝对的、永恒的。再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并非来自现实的经济关系，而是源自他们天才的头脑。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美好蓝图是永恒真理、永恒正义的体现。总之，形而上学家所追求的原理、原则来自事物自身之外，这是产生外因论的重要原因。
其次，形而上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实质是外因论。在发展观上，形而上学的特点是认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也就是说“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世界观与方法论是统一的。当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将事物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事物外部的力量、条件或因素时，它在方法论上清晰地体现出外因论的特质。形而上学家追求的是具有先验性、抽象性、外在性的原理和原则，而当这样的原理和原则被视为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根据或终极原因时，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外因论。在柏拉图那里，先验的理念是具体事物的根据，具体事物的产生是分有（participation）与摹仿（mimesis）理念的结果，理念作为独立于具体事物的外在实体单向决定后者的形成与存在。“理念论”的这种用外在的理念解释具体事物的理路，具有鲜明的外因论性质。蒲鲁东认为，通过将经济范畴（分工、竞争等）外在地套入“正—反—合”的公式中就可以创造出经济范畴的辩证运动，而经济范畴的辩证运动又可以创造出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认为只要通过经济范畴的重组就可以变革现实经济关系，这种观念也具有外因论的性质。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只要将头脑中设计的新社会的“美好蓝图”从外部强加于社会就能改变现实。他们的思路同样具有外因论的性质。
最后，在理论研究中，导致外因论的典型缘由是对事物的外在反思。外在反思原本是旧形而上学把握事物的特点。黑格尔指出，“对于旧形而上学的方法加以概观，则我们便可见到，其主要特点，在于以抽象的有限的知性规定去把握理性的对象，并将抽象的同一性认作最高原则”。黑格尔把康德之前的哲学称为旧形而上学，由于这样的哲学仍停留在知性阶段，所以又称知性形而上学。在黑格尔看来，旧形而上学在根本上并未突破知性思维的囿限。知性思维的重要特点是形式化、普遍化，它在把握事物时所形成的认识具有“抽象的同一性”。关于“同一性”，黑格尔将其区分为“抽象的同一性”和“具体的同一性”两种形式。“抽象的同一性”的特点在于这种“同一”是与“差异”相对立的，即这种“同一”不包含“差异”，亦即把“差异”排除在“同一”之外。“抽象的同一性”只是脱离特殊性的一种抽象的共同性，对于这种共同性的把握只是全面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环节，如果认识停留于此，便不能表达出活生生的具体事物的整体性与特殊性。需要强调的是，知性形而上学的错误并不在于知性思维本身，而在于将知性思维加以凝固化、绝对化，即将知性思维形成的具有“抽象的同一性”的认识视为最后和绝对固定的思维规定。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将“抽象的同一性”视为“最高原则”的知性形而上学之所以不能把握真理，是因为其“只是对于对象的外在反思，因为用来称谓对象的规定或谓词，乃是我自己的现成的表象，只是外在地加给那对象罢了。反之，要想得到对于一个对象的真知，必须由这对象自己去规定自己，不可从外面采取一些谓词来加给它”。换言之，那种将具有“抽象的同一性”的思维规定外在地加到对象身上的做法是一种外在反思。这种外在反思不是让对象自由地自己规定自己，因而并不能把握对象自身的本来面貌。关于这种“外在反思”的特点，加达默尔曾这样描述：“它不会停在某个特定的内容之上，但知道如何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黑格尔认为这种外部反思的过程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因为它任意地把给定的事物纳入一般原则之下。”外在反思的特点就是只知道将抽象的一般原则运用到关于具体事物的解释上。由于外在反思具有强烈的形式性和主观性，所以不能深入“特定的内容”之中，只能形成对具体事物的外在把握，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它必然导致一种外因论的思想方法。
当19世纪初英法政治经济学家用抽象的一般原理去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他们的做法就是“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的外在反思。萨伊所设想的依靠市场自发秩序便能够自动实现供求均衡，即萨伊定律，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因为这不是对一定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具体把握，而是基于完全竞争、完全信息等先验假设虚构出来的高度理想化的经济模型。换言之，因为萨伊意在给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制定一般化的原理，所以他的理想模型本质上是排斥“差异”的“抽象的同一性”。萨伊等19世纪初的英法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乐此不疲地追求“抽象的同一性”，是因为在他们头脑中存在“一般生产”的观念，并且把资产阶级生产“看成一般生产”。然而，“正像一个信仰某一宗教的人把这种宗教看成一般宗教，认为除此以外都是邪教”一样，当这种表达理想的“一般生产”的抽象理论面对那种不在自己解释框架之内的情况（如经济危机）时，这些政治经济学家只能以一种外在反思的方式认为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外部原因导致的偶然现象。此外，19世纪初的英法政治经济学家未能解释机器大工业背景下的经济危机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其经济模型是基于小商品生产的基础的。克拉克准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指出在经济危机问题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模型之所以没有马克思的理论有解释力，是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试图以一个适合于小商品生产社会形式的抽象的交换关系模型为基础来说明资本主义”。总之，19世纪初英法政治经济学家从抽象的经济学原理或经济模型出发解释经济危机的做法，之所以必然导致外因论的思想方法，是因为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关于经济危机的外在反思。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因论性质
从思想方法层面看，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得出经济危机具有必然性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关于经济危机的解释具有内因论的性质。从研究方法上看，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法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进而揭示了经济危机的内在性。
唯物辩证法的内因论与唯物主义性质具有内在一致性。唯物辩证法与唯心辩证法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后者以唯心主义为基础，而前者以唯物主义为基础。恩格斯指出，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唯物主义要求“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简言之，唯物主义要求回到“事实本身”，要求“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而不是用外在的先验原理或原则去解释事物。这样，我们不难看出，唯物主义的这种要求在方法论上也具有内因论的性质。实际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能够统一，即形成唯物辩证法，原因之一在于二者均强调内因论。同样是从唯物主义出发，列宁提出唯物辩证法有一个基本“要素”，即坚持“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列宁认为，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从“来自概念自身的概念的规定”出发考察事物不同，唯物辩证法要求“从事物的关系和事物的发展去考察事物本身”。如果说形而上学家由于迷恋先验性原理，因而无法具体分析事物的特殊性质的话，那么唯物辩证法强调“唯物主义”原则的优势在于：它从“考察的客观性”出发要求人们对具体事物作具体的分析，也就是要求人们把握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与特殊规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根本要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曾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方面，他指出，不能像黑格尔那样到处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不能把特殊对象削足适履地纳入逻辑推论的框框，而应该注重“把握特有对象的特有逻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也遵循着这一要求，着力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
如果说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的方法论实质是外因论，那么，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的方法论实质则是内因论。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将发展的原因归诸事物外部的力量、条件、因素不同，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强调从事物自身的矛盾出发理解事物的发展。矛盾即对立统一，但是矛盾意义上的“对立”不是一种外在的对立，而是同一个东西自己建立起来的对立面；矛盾意义上的“统一”，不是一种靠外力作用而形成的统一，而是靠矛盾双方内在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简言之，辩证法意义上的“矛盾”必然是内部矛盾，具有内在性。“真正的矛盾其实就是自相矛盾，也就是内在的本质的矛盾。”因此，当唯物辩证法将事物自身的内在矛盾视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的时候，它在方法论上清晰地体现出内因论的特质。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由于把矛盾视为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因而其在方法论上也具有内因论的属性。黑格尔从矛盾观点出发推崇这样的方法，即“方法不是象外在反思那样对待自身，而是从它的对象本身去采取规定的东西，因为这个方法本身就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这种观点由于内含着一种内因论的思想方法，因而具有合理之处。然而，由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是一种“把精神的发展看作是存在和事物的创造和调节的基本原则”的“超验唯心主义（这种唯心主义认为事物的本原和目的在事物之外）”，因此，他的思辨辩证法在根本上表达出来的是一种与上帝创世说具有相似性的外因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性地拯救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内因论，将其创造性地纳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之中，唯物辩证法才真正合理地和自洽地表达了内因论的思想方法。
在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中，内因论与矛盾分析法是统一的。要在理论研究中体现内因论的思想方法，就要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矛盾分析法。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科学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通过矛盾分析法将唯物辩证法的内因论贯彻到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分析中。在关于自然的分析中，马克思恩格斯用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与矛盾运动解释宇宙的生成与演化，驳斥了具有外因论性质的“第一推动”假说。在关于社会历史的分析中，马克思恩格斯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解释社会发展、历史变迁，驳斥了具有外因论性质的唯心史观。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不能摆脱的内在矛盾，而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不符合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作为永恒真理、永恒正义的体现的理想社会。总之，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不论是把握自然界还是社会历史，均重视运用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矛盾分析法，因而他们的理论具有内因论的性质。
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法超越了知性形而上学的外在反思。在“同一性”问题上，黑格尔反对“抽象的同一性”，主张“具体的同一性”。如果说“抽象的同一性”是将差异排除在自身外的同一，那么，“具体的同一性”则是将差异包含于自身内的同一。黑格尔认为理论只有达到“具体的同一性”才具有真理性。然而，“具体的同一性”并非知性形而上学的产物，而是辩证法的产物。在知性形而上学那里，由于“方法”（外在反思）还是一种外在于对象本身的东西，因而不能形成具有“具体的同一性”的认识。与之不同，“辩证法不是主观思维的外部活动，而是内容固有的灵魂”。在辩证法中的“方法”（矛盾分析法）不过是对象自己规定自己的逻辑，因而能够形成具有“具体的同一性”的认识。在知识观方面，如果与知性形而上学相应的是具有“抽象的同一性”的抽象原理、原则，那么与辩证法相应的则是具有“具体的同一性”的具体真理。同样，对于高度重视辩证法及矛盾分析法的马克思恩格斯而言，他们的理论目标不是获得抽象原理，而是获得具体真理（把握特有对象的特有逻辑）。《资本论》正揭示了这样一种具体真理，因为它的目标不在于提供一种理想的经济模型或先验的一般原理，而在于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用具有“抽象的同一性”的一般原则或先验原理去外在地解释它，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危机的产生深深植根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外在反思的方法是无效的。
无疑，黑格尔对于外在反思的批判具有积极的一面，然而，这种积极方面却被淹没在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中。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例，当黑格尔把他的历史哲学建构成一个展现“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历程时，他做到了让“对象自己去规定自己”，从而具有超越外在反思的一面。但是，当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原理出发解释某段历史时，由于他只是“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出发外在地解释具体对象，所以这种解释方式又明显地具有外在反思的性质。当黑格尔从他的绝对精神原理出发，断言“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实”的时候，他关于这段历史的解释就具有外在反思的性质。正是基于这种解释的外在性，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没有做到“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关于外在反思的观点并将其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家关于“私有财产”的理解时，就指出了国民经济学家那些具有外在反思性质的做法。国民经济学家既不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也没有阐明它的来源，而只是外在地“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这种只知道把“一般的、抽象的公式”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的外在反思，是不能得出科学结论的，因为它会导致把原本由内因决定的具有必然性的东西解释为一种由外因决定的具有偶然性的东西。国民经济学家关于竞争的解释亦是如此。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竞争到处出现，对此它则用外部情况来说明。至于这种似乎偶然的外部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的表现，国民经济学根本没有向我们讲明”。其实，竞争不是什么外部原因导致的偶然的东西，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生产过剩趋势必然的外在表现。那种“用外部情况来说明”竞争的做法是不恰当的。此外，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和一些书信中批判了蒲鲁东经济学具有外在反思性质的问题。蒲鲁东不但把经济范畴“看做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而且“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可用来先验地构想某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的所谓‘科学’，而不是去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得出科学”。蒲鲁东通过套用先验公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做法是得不出科学结论的，而真正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只能从对本身就包含着解放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运动的批判分析中得出。
当然，批判外在反思的根本在于贯彻唯物辩证法的内因论，这就要求人们在具体的研究中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法。对于经济危机问题，马克思正是运用矛盾分析法才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实本身”的：表面上看来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生产与消费的失衡、供给与需求的比例失调，而实际上出现这些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固有的劳资矛盾。此外，正如黑格尔认为的，为了正确理解矛盾双方所具有的互为因果性质的相互作用，必须这样进一步把握矛盾双方，即“确认它们为一较高的第三者的两个环节”。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危机理论中表现为他们将“生产过剩”和“工人贫困”这对矛盾的双方确认为“资本逻辑”的两个环节。正是从“资本逻辑”出发解释“生产过剩”和“工人贫困”的矛盾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揭示了这种矛盾关系的深层原因，而且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个结论，即经济危机的出现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己运动、自我否定的结果。总之，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通过矛盾分析法做到把握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因为这种方法不是关于经济危机的外在反思，而是能够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并展现它的内在原则的科学方法。
五、当代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辩证法实现了对19世纪初英法政治经济学中外因论的方法论批判与超越，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鉴于19世纪初英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缺陷及其在解释力上的局限性，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两点：其一，在理论目标上要放弃那种建构抽象的经济学原理或原则的想法。追求抽象的原理、原则是产生外因论的重要原因。诸如萨伊定律等西方经济学原理、原则实质上是具有“抽象的同一性”的抽象理论，这种抽象的理论并没有表达出当代中国经济实际的特殊逻辑。如果用这种抽象的原理、原则来解释当代中国具体的经济实践，必然会导致一种只知道将抽象的一般原则、原理套用到具体对象上的外在反思，因而也必然导致一种外因论的思想方法。其二，在研究方法上要摒弃19世纪初英法政治经济学家惯常采用的从某种先验假设出发的做法。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因为从先验假设或“原始状态”出发，不能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所以基于这种研究方法是建构不出具有“具体的同一性”的经济学理论来的，即不能建构出“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第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内因论的思想方法，这一方面要求将“把握特有对象的特有逻辑”的具体真理作为理论目标，另一方面要求坚持从具体事物自身的内在矛盾出发的矛盾分析法。唯物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要求人们坚持“考察的客观性”，即要求回到“事实本身”。在社会历史领域，回到事实本身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要看到社会存在物的历史性和具体性。由此出发，我们要反对追求具有“抽象的同一性”的“抽象真理”，而将具有“具体的同一性”的“具体真理”作为理论目标。这种“具体真理”是对具体事物展开具体分析的结果，所以它能够把握事物的具体特点和特殊逻辑。就中国式现代化而言，它有着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具体特点和特殊逻辑，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言，只有把握这种特殊性，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学理依据和思想支撑。在研究方法上，要想做到回到事实本身，把握对象内容“固有的灵魂”，就要做到坚持矛盾分析法。因为事物自身的内在矛盾是推动事物自己运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所以，只有从这种矛盾出发才能将事物的运动展现为一个自己规定自己的过程，从而做到“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有些事物的存在是偶然的，而有些事物的存在则具有必然性。肤浅的理论研究会把那些原本具有必然性的事物解释成一种偶然的东西，而深刻的理论研究则会揭示出那些原本具有必然性的事物的必然性。在唯物辩证法的意义上，所谓“必然性”是指事物的存在具有如下特点：它的存在与变化不依赖于他物，而仅以自身为根据和条件。由此，为了把握事物的这种“必然性”就要把握事物的内在矛盾。矛盾双方的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关系使得二者成为一个以自身为根据和条件的矛盾统一体，即构成了一个其存在具有“必然性”的事物。简言之，由于事物自身的内在矛盾是事物的存在与变化具有某种“必然性”的根本，因此，理论研究只有把握这种矛盾，才能做到真正阐明事物“必然的自己的运动”，从而也才能真正做到回到事实本身。总之，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坚持内因论的思想方法，要善于通过矛盾分析法建构具有“具体的同一性”的理论，并用这种“具体真理”解释、指导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1]艾·瓦·伊林柯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孙开焕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2]刘明远：《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与当代现实》，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
[3]姜辉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资本主义危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4]裴小革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及其历史作用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5]吴晓明：《论黑格尔的哲学遗产》，《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10期。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