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新历史方位，深度考察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需要“重回马克思”，溯源哲学革命的现代性进路，重点关注马克思何以在反思、解答和解决“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之中开启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

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新历史方位，深度考察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需要“重回马克思”，溯源哲学革命的现代性进路，重点关注马克思何以在反思、解答和解决“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之中开启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

如何重思历史：何谓“德国式的现代问题”

马克思哲学革命一般是指以创立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来代替直观的旧唯物主义和思辨唯心主义，进而实现“哲学观”的彻底变革。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绝不是终极目的，初衷正是反思、解答和解决“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客观需要。

“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专指在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探索后发现代化道路的德国社会变革难题。德国并未重步英法式先发现代化道路的后尘，相反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走后发现代化道路的大国。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四点加以把握和理解：

第一，“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历史根源。德国现代化起点条件的落后性与历史场景的差别性，决定其无法完全重复英法先发现代化国家的道路，只能另辟蹊径。在现代化起点上，德国既不是英法那样的主权完整、统一独立的封建国家，也不具备英法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条件。在英法封建机体内部，市民社会、自由市场和资本原始积累是先于政治上层建筑成长起来。而经过1618—1648年的三十年新旧教战争，哈布斯王朝所把持的国家集权崩溃，德意志分割为314个邦和1475个骑士庄园领地，总共有1789个具有独立主权行为的政权。德国四分五裂的状态，既难推动产业发展壮大，也缺乏统一市场开展自由贸易，德意志在起点场景之中就缺乏英法先发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条件，因而呈现出“德国式的现代问题”。

第二，德国学者以独有的国民经济学和思辨哲学图式自觉表达后发现代化道路的差异性。在经济学领域，恩·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对英法古典经济学提出了系列颠覆性见解。一是倡导“国民经济学”，以国家为资源配置主体，颠覆英国崇尚以自由市场为资源配置机制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二是强调提升国民生产力（综合国力）比斯密的财富分配更重要；三是认为自由贸易绝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历史的规律；四是国民经济学要用关税保护弱势产业，颠覆主张自由贸易原则的世界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的核心是国家主导论，这成为德国后发现代化历史图式的经济学表达。在哲学领域，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以辩证法的丰富内涵和崇尚国家主导的思辨唯心史观探索化解西方式现代化内在固有矛盾之途，从而成为超越先发现代化及其旧唯物主义单向度思维弊端、开辟后发现代化道路的哲学表达。

第三，德国道路以国家主导为核心的历史图式明显不同于英法。1834年，德意志各邦建立关税同盟，推动建立统一市场和市民社会。1835年，德国人在纽伦堡和费尔特之间铺设了一条6公里长的铁轨并开始载客，开启马克思称为“实业之冠”的铁路网建设的开端，以交通便利有力推动德国统一，增强国家资本力量，带动工业化，建构社会机体和市场体系。德国政府推行“纯粹资产阶级的改良”的“工厂立法，正常工作日，企业主的责任，以实物发工资”，以及“统一币制和衡制，迁徙自由，扩大个人自由”等法规。德国工业革命于1848年起步，经过数十年赶超，1910年在电力、照明、电讯、化工、机械、车辆等多产业的制造技术和销售总量上都超越了英法，德国成为欧洲制造业中心，一改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所嘲讽的“工业较不发达国家”而跃迁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较发达国家”，从而完成后发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使命。普鲁士王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利用国家集权与“科层制”力量加速推动工业化进程，用铁血手段缓和资本现代化根本矛盾，对内在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并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同时，又颁布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制度、健康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险制度，以国家权力控制资本行为，缓和劳资冲突；对外运用联盟政策，用日益强盛的工业化力量先后发动普奥战争（1866年）、普法战争（1870年），打败了先发现代化的法国，建立德意志帝国，确立德国在欧洲的霸权。

第四，德国的后发现代化道路又存在诸多严重弊端。这包括：为了集权维护封建皇权，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国家主导掌握大部分资源配置权，造成官僚遍地、腐败横行；“科层制”铁笼政治抵御民主，使之难以完成以民主化为核心的第二阶段现代化使命；集权国家操控资本走上了“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武力扩张之路，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跌入“半现代”陷阱。上述教训，应为所有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警惕。

反思、分析、解答“德国式的现代问题”，深度触发了“马克思之问”：既要明确肯定德国后发现代化道路与英法先发现代化道路出现差异的必然性，又要站在世界历史性一般规律的高度去科学解析两条道路出现差异的原因。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根本无法科学认识世界历史性一般规律、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也就无法认识和解决“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廓清这一哲学迷雾，需要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出场。

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的思想理路

马克思之所以发动哲学革命，来反思、解答、解决“德国式的现代问题”，是因为德国的现代问题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也就是，只有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归结为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加以探索，通过反思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才能以新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并完成“改变世界”的使命。马克思这一反思和解决问题的探索共分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准聚焦反思“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以哲学启蒙现代性思想反神学。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大力弘扬黑格尔哲学中“自我意识”即大写的主体，援引普罗米修斯之口喊出鲜明的反神学口号：“说实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以此颠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世界，倡导人的解放学说。

第二个阶段，“向传统的德国制度开火”。在颠覆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之后，解决德国式现代问题的主要难点在其传统落后的封建国家专制，因此马克思站在“人的解放”原则的高度上，向传统的德国制度开火。然而，源自费尔巴哈的哲学批判武器依然是抽象的和直观的，无力解决“德国式的现代问题”。

第三个阶段，对国家的秘密即市民社会展开国民经济学批判。国家的秘密在于市民社会，因此必须要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去深度挖掘“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然而，遇到的问题是人本学和感性直观这一经典现代性的思想前提并没有被批判，为此需要对哲学思维开展前提性批判。

第四个阶段，走向哲学革命。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新唯物主义必须从主体性、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将作为现代性根基的抽象的、大写的人转为历史活动中的人，将先验抽象、大写的理性转为对客观规律性的自觉认识能力，如此才能真正去把握“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和资本现代性社会的本质。哲学革命至此完成了前提批判的使命。

第五个阶段，以《资本论》为标志，以政治经济学批判考察资本现代性的社会结构，从而将哲学革命对于资本现代性批判的反思彻底化。马克思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认为，只要揭示了先发国家所代表的世界历史进程的普遍规律，就能够解答、解决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不严格区分先发现代化道路与后发现代化道路之间的差别，那么就根本无法理解和解决“德国式的现代问题”。

第六个阶段，晚年马克思深切关注人类学领域。为了深刻解析“德国式的现代问题”，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走上了揭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唯物史观和新世界观的道路。然而，马克思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新世界观不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而是“历史科学”，即需要“从抽象上升为具体”，因此，唯物史观的“西欧逻辑”就必须要扩展为揭示人类学意义上各个民族具体道路的理论，即唯物史观的民族逻辑。

由此可见，马克思反思、探索、解决“德国式的现代问题”选择了一条发动并不断深化哲学革命的方法论自觉的理论道路。

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理论图式与历史科学

我们如何深刻理解马克思创立新世界观的理论图式与英法先发现代化国家历史图式、德国后发现代化道路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此，需要厘清和深化理解以下三个关键环节：

第一，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归入人类社会形态变迁规律序列加以反思和考察，以唯物史观为科学理论指导解决“德国式的现代问题”。马克思始终认为，只有通过概括和总结世界上最发达资本主义先发典范国家的状况，才能从中抽象总结出世界历史性一般规律，才能为解开德国式的现代问题提供锁钥。然而，他们以英国或法国为参照系，评判德国的落后状况，从而在不自觉中对德国道路持有鄙视态度。

第二，从“抽象上升为具体”，以“历史科学”实际探索和研究民族发展的具体道路，形成唯物史观的民族逻辑。晚年马克思、恩格斯见证了德国崛起进程，更加重视反思和解答“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对于唯物史观提出的挑战。我们既不能因为以感性直观方式表达各个民族道路的差异性而否定世界历史一般规律存在的真理性，也不能以世界历史一般规律的理论图式作为套用“公式”代替各个民族道路的具体研究。恩格斯晚年针对唯物史观揭示世界历史场域一般规律的理论逻辑与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呈现出的历史场景的不一致问题，进一步反思和批判“经济唯物主义”的片面观点，强调意识形态和国家对经济基础具有强大反作用、历史进程不是单一因素决定而是由无数因素相互作用的“合力论”观点，辩证阐明了唯物史观强调的经济基础对国家的决定性作用原理与“德国式的现代问题”道路选择之间的不一致性，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解释视域。从而为我们深思马克思哲学革命创立新世界观的理论图式与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历史图式之间的关联，提供了重要理论支点。

与此相比，一方面，李斯特和黑格尔的理论贡献在于发现了后发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历史图式，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图式；另一方面，这仅仅是对于德国历史场景具体境况直观的和感性的反映和表达，没有真正揭示德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形态变革的本质，并且思辨的辩证法对于现代性内在矛盾的解答仅仅是观念的，因而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依然满足于解释世界的形而上学是“无批判的假批判”。这一研究满足于德意志帝国国家资本逻辑的统治，却无法找到走向第二阶段现代化的道路，更无法提出超越资本逻辑世界历史的后资本社会道路。

第三，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以法国先发现代化道路历史图式为准绳来判断德国历史。如恩格斯说，“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部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完全自觉意识到“德国式的现代问题”走出了一条与英法先发现代化完全不同的后发现代化道路，为而后的全球后发现代化民族国家道路提供了借鉴。但是，晚年马克思明确指出仅限于“西欧逻辑”的结论并不适合解释东方道路。对“唯物史观东方逻辑”的探索只有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打破资本现代性世界一统天下、开辟东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后，才在实践和理论创新之中隆重出场。

重思“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意义

由解决“德国式的现代问题”走出的后发现代化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历史借鉴，而反映和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也需赓续当年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的“魂脉”传统。由此，我们获得的重要启示有：

第一，要以出场学视域持续深度关注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现代性进路。如果说，反思、解答和解决“德国式的现代问题”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原初动因，那么，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就是要成为真切反映和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哲学出场形态。

第二，要从德国后发现代化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的角度，去进一步理解和把握现代化道路选择的世界历史性分野。后发现代化国家要从实际出发探索自己的独特道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道路必然要分为自主独立工业化以及国家特色民主化两个阶段。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超越西方先发现代化道路的弊端，更要全面和持续深思和解决后发现代化道路带来的困境和难题。

第三，马克思发动的哲学革命不仅聚焦总结先发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图式，进而创立揭示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更以“历史科学”不断完成“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思维逻辑，去聚焦和总结后发现代化民族国家道路的历史图式，进而形成“唯物史观的民族逻辑”，成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的“行动指南”。

第四，构建反映和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形态，需要从“观”到“体系”，即以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民主观、文明观和生态观为核心扩展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这是一项理论创新的重大使命，是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的当代发展。

任平，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

摘自：《世界哲学》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