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思想在价值追求上包括大一统精神、致思路向以及为政情怀三个向度。在大一统精神方面，主张“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民胞物与，天下为公”，彰显家国同构的博大视域；在致思路向方面，主张从“知道”到“成道”，从“思无邪”到“尽心知性知天”，从“道之以德”到“齐之以礼”，达致真善统一之旨归；在为政情怀方面，主张“修己以安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君子理天地”，以臻内圣外王之境界。新时代新征程，要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传统治国理政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炼展示其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时代治国理政话语体系提供价值参照。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国理政思想；家国同构；真善统一；内圣外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思想，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宝贵思想资源。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基因和密码。” 他强调：“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与文明积淀中，我们祖先对于治国理政进行长期而艰辛的探索，取得卓越的成就，形成丰富多样的思想体系。由于其内涵深远、范围广泛，学界对这些具体内容的结构和边界尚存不同的看法，如罗国杰从道德规范角度出发，将传统政德概括为克明俊德、以民为本、立身惟正、明道善策、举贤任能、教而后刑等要素；糜振玉、王杰从治国、理政、吏治、修身四个维度进行梳理，强调民惟邦本、为政以德、居安思危、以史为鉴等理念；刘建军从习近平的相关论述出发，突出政者正也、德主刑辅、等贵贱均贫富等思想的重要性。 这些不同的分类体系和理论框架，既反映了中华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博大精深，也揭示出进一步系统性理论建构的必要性。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并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思想，持续激发理论创造活力，是关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课题。这不仅关乎学术认知的深化，更关乎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如何激活传统智慧，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深厚的思想资源。本文尝试从家国同构的大一统精神、真善统一的致思路向以及内圣外王的为政情怀三个维度，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价值追求。

一、家国同构的大一统精神

中华传统文化向来重视家庭与国家、个人与天下之间的紧密联结，形成了内在相通、层层递进的价值序列。“多元一体、团结集中” 的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质贯穿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始终。从先秦到汉唐，再到宋明，关于家国同构大一统精神的学说纷呈多样，主要展现为家国同源、化家为国、天下一家等多元形态。从“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再到“民胞物与，天下为公”，这一递进的价值序列充分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政思想家国相通、天下一体的精神特质与深远底蕴。

（一）家国同源的文化谱系：从“六合同风”到“九州共贯”

在广阔的传统文明图景里，“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汉书·王吉传》）不仅揭示了地域与政权在形式上的整合，更潜藏着家国同源、血脉相通的内在文化基因与情感共识，常被用以指称广袤疆域内的统一文明与共通情感。

在形式层面，古代典籍里对于“六合”“九州”的边界界定，为王权体系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地域想象空间。“六合”概指上下四方，象征宇内万方；“九州”侧重中原为轴心的文明联结。“九州”之外又有“四海”“四荒”“四极”，在先秦及秦汉人的空间想象中，它们共同构成“天下”的层次结构。古籍又有言，“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天子处中州而制八方耳”（《说苑·辨物》）。可见，相较于更广的空间范畴，古人更在意的是天子对于“九州”范围内主导性政治与文化的话语权。换言之，“九州”超越了地理范畴的划定，可视为以中原为中心的空间想象与组织联结。在内容层面，“同风”意在以礼仪、信俗和尚古精神贯穿六方，使各地于文化基因与文明理想层面实现同构，从而在广阔天地里汇聚出统一的文化谱系；“共贯”则强调的是跨越山河与族群的情感汇流，促进社会心理上的同气连枝。可以说，“六合同风”通过文化内涵的广泛渗透带来整体性认知，“九州共贯”则在共同体的情感纽带里将分散的人群真正凝结为休戚与共的一体，二者既是并列关系，又体现了由精神认同到情感归属的层层递进。因而，“六合同风”使“家”与“国”在文化谱系上同构，“九州共贯”使“家”与“国”在情感归属上共生。

家国一体语境下的家国同构，既超越王朝兴替的外在更迭，又在更悠远的文明发展中得到延续。有学者指出，古代中国的国家认同既依赖对王朝的承认，也基于对文明的认同；前者关乎现实表象，后者才是内核本质。 正是在礼乐道德所熏染的文化场域里，“家”“国”不仅关乎血缘亲情，也衍生为天下整体的价值象征。家是生民安顿之所，国是以礼仪制度保障其生息繁衍的公共空间，二者胶合成稳定而深邃的认同体系。面对多元差异，“同风”让地域界限不再是文化藩篱；“共贯”使情感格局不断伸展，催生民胞物与等理念雏形。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礼乐教化的深化、地域兼并的推进和百姓对公共权威的持续认同才逐渐形成。借由统一的礼俗、血缘关系与多元思想的综合，家与国仿佛在同一个文化谱系上生根，进而铸就了“天下一体”的核心理念。如此一来，人与人之间的差序亲近、家庭伦理的日常传承，都在宏观政治大一统中保持着微妙而坚固的连接，同时也为后来的社会格局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

总的来看，“六合同风”与“九州共贯”勾勒出一幅家国同源、远近一体的文明图景，正是大一统在文化层面的体现。前者通过制度与礼乐，将多元元素吸纳进统一的文化坐标；后者以情感与认同为载体，令分散的人心凝聚为命运与共的整体。两者协力，将地域疆土转化为承载文明理想的“文化空间”，将无数家族团结为一个自觉的政治与道德共同体，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精神的文化内核。可以说，“风”与“贯”的双向交融，正是“大一统”的神髓所在。

（二）化家为国的逻辑进路：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

在中华传统政治文化谱系中，“家”“国”“天下”并非割裂的概念，而是以个人德行为起点、逐层向外延伸的连续体，这是大一统精神在社会结构层面的具体体现。早在儒家典籍《大学》中，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明晰路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经文》）这条简明的为人路径道出了唯有通过自我修养，才能促进家庭安定，再以善治支撑国家，最终达致天下和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孟子亦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这昭示出家国天下的核心在于“以身为本”，依托小我而成就大我。自我、家庭、国与天下四者相似于同心圆的结构，通过礼乐典章、民俗风尚与政治制度相互贯通，进而完成从身到家的温情伦理，再向国家与天下层面推展的宏大进程，最终汇聚成大一统的文明共同体。

“修身齐家”将个体德性修养视作起点，通过规范自身、关照家庭来培育道德自觉与责任意识，然后才能在更广阔的社会与政治领域推己及人、化家为国，这种由内而外的扩展正是大一统精神得以实现的内在动力；“治国平天下”（《大学·经文》）将内在修为外化为公共担当，彰显政权合法性与治理有效性均源于个人品德与家族传统的延伸，进而凝聚成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当统治者及士大夫群体具备高尚品格，就能实现对国家的有序治理与人民生活的安顿。这一思想路径既符合人伦秩序的自然延伸，也奠定了传统社会道德与政治治理相结合的基本模式，从家庭治理到国家治理，再到天下大同，形成环环相扣的层级递进，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精神从微观到宏观的贯通性。

化家为国语境下的“天下”观念，是大一统精神的崇高理想。“天下”是大一统精神的空间表达，“代表了至真、至美、至善的最高价值”。就此意义而言，从家到国再到天下的递进，实际上形成“同心圆波纹” 般“以自我为核心的社会连续体”，呈现为由内而外的扩展，为实现政治和文化的大一统提供了伦理基础。中华文明通过“诗书礼乐”教化，使天下观念不断延展，进而“合天下为一家” 以臻大同之境。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人眼中的“中国”，更像是一种关于文明与教化的整体想象，而非硬性国界划定。

（三）天下一家的社会理想：从“民胞物与”到“天下为公”

“民胞物与”侧重于内在的伦理根基，衍生出兼爱、尚和的社会价值；“天下为公”侧重于外在的公共秩序，直指超越家族与地域的社会理想，主张在政治与社会层面处处以公共利益为先，形成群己融合的政治生态。二者融汇了儒释道的伦理形态，在中华文化中体现为“泛爱众”（《论语·学而》）的情怀、“同体大悲”（《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的主张以及“天地与我并生”（《齐物论》）的理念，涵摄的不仅是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伦理关怀，更是将这一关怀落实到社会制度与公共福祉的层面。它将家国同构理念中的亲情与责任向外扩张，形塑出更大范围的伦理视野与政治抱负，由此推演出一种更具开阔性与包容性的文明格局。在这一更宽广的视野中，“民胞物与”不仅关乎人际之间的情感与道德，同样也关乎“天下为公”的国家治理、社会建构乃至世界文明多元共生的整体秩序。

当社会治理超越血缘与家族的固有圈层，实现更大范围的公共关爱与文化包容时，“家国同构”便上升为“天下一家”，人人不再局限于自家、自国，而是携手构建普遍意义上的共同体。由此，“民胞物与”与“天下为公”便在国家与社会的和谐中进一步映射出人类命运相通、万物共生的大格局。这一格局中，他者不再是外在的、封闭的异质存在，而是与己同源、与万物同理的命运共同体。由此，既能激发个体的道德觉悟与自我修炼，又能通过公共制度的合理化设计，帮助群体实现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良性社会生态。

在更高的理想层面上，儒家追求“划国为家、天下一家”，此处的“家”是一种“譬喻式理念”。中华传统文化中，家国一体、天下为公的理念贯穿始终。治国理政之道强调“家国同构”，正是在家国相通的基础上，形成植根于礼序与血缘而又能延伸到天下的共同体意识，凸显了家国一体化的治理逻辑，从而实现家国同兴、天下大治的社会理想，此为大一统精神的终极追求。因此，从“民胞物与”到“天下为公”既是对个体向外无限延伸的情感、责任与道德要求，更彰显中华文明在公共领域的价值旨归，使家国同构的内涵超越了血缘纽带和地域局限，进而在更为宏大的社会与政治场域中发挥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二、真善统一的致思路向

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政思想中，“真”与“善”的统一构成了一条贯穿始终的思想主线。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中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分离，中国哲学在“道”的形而上学框架内，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真善统一致思路向。这一致思路向首先体现为哲学立场的确立，即从“知道”到“成道”的认识论与实践论统一；其次体现为认识方法的深化，即从“思无邪”的正念持守到“尽心知性知天”的境界提升，形成了超越主客二分的价值认识论；最后是制度实践的展开，即从“道之以德”的价值引领到“齐之以礼”的秩序建构，实现了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有机贯通。

（一）基本的哲学立场：从“知道”到“成道”

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特质在于拒斥真理与价值的二元对立，而在“道”的形而上学框架内实现认识论与实践论的内在统一。这种“真善一体”“以真导善”“以善证真”的哲学立场，集中体现在从“知道”到“成道”，即认识论层面到实践论层面的理论建构中。

这一哲学立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周易》的价值体系。作为中国哲学的元典，《周易》通过对宇宙运行规律的观察，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这一奠基性命题，将宇宙法则之“道”、道德价值之“善”和人的本质之“性”，通过“知道——继善——成性”的路径贯通起来，从而实现了存在论真理与价值论善的统一。进一步来说，具有双重本质属性的乾卦“元亨利贞”四德，既体现了“生生之谓易”（《系辞上》）的宇宙运行法则，又蕴含着“厚德载物”（《上经·坤》）的人文价值准则。其中，宋儒将“亨”释为“物之通也”（《程氏易传》），进一步揭示了只有洞察事物的本然之理，才能在实践中达到亨通无碍境界的进路。这种“以真求善”的诠释学进路，奠定了中国哲学知行合一的理论基础。

从“知道”到“成道”的实践，并非抽象的玄思，而是建立在具有“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主义特征基础上。张载“太虚即气”（《正蒙·太和》）的命题，王夫之“天下惟器”（《周易外传》）的主张，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道理必须在具体存在中呈现、价值必须在实际功用中实现的哲学原则。这一传统可追溯至汉代王充的“疾虚妄”思想。王充系统批判了脱离实际的虚浮之论，主张“事有实核，文有征验”（《论衡·对作》），确立了以事实为依据、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认识论原则。这表明，所谓“知道”绝非抽象概念的把握，而是对事物实际法则的洞察；所谓“成道”亦非神秘的精神超越，而是在具体实践中实现价值理想。这种贯穿于中国哲学史的求实精神，使“真即是善”不仅成为理论命题，更成为可操作的实践原则。

宋明理学通过精密的概念分析和系统的理论建构，为“以真求善”提供了更为完备的哲学论证。陆九渊的“心即理”说突破主客二元的认识论框架，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杂说》），从而在本体论层面确立了心性作为沟通天理与人事之枢纽的地位。其“心者性也”（《陆九渊集·语录下》）的论断，意味着道德主体本身即蕴含着宇宙真理，真正的善必然建立在对这种内在真理的体认之上。朱熹虽在工夫论上主张“格物致知”的渐进路径，但在本体论上立场与陆九渊殊途同归。“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朱子语类·卷五》）。这是通过“即物穷理”的认识过程，使客观之“天理”转化为主观之“心性”，进而成为道德实践的内在根据。这种理学建构使“以善证真”从直观体悟上升为严密的哲学体系。

（二）认识世界的价值立足点：从“思无邪”到“尽心知性知天”

在“真善统一”的框架下，“思无邪”与“尽心知性知天”作为相继提出的智慧命题，共同彰显了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立足点。

在浩瀚的中华文明史中，“正”与“邪”的甄别不仅关乎道德评判，也是对外部世界进行真切把握进而确立正当立场以形成稳固政治秩序与社会规范的重要前提。“思无邪”（《诗经·鲁颂·駉》）一句，宣示了以正拒邪的基本原则。从其字面义可见，“邪”与“正”天然对举，“无邪”即是拒斥偏私与枉曲。后世思想家朱熹进一步指出：“孔子所谓‘思无邪’，只是一个‘正’字”（《朱子语类·卷十九》）；“‘思无邪’，是心正、意诚之事”；“若果是正，自无虚伪，自无邪”。（《朱子语类·卷二十三》）可见，在朱子看来，无邪即心正、意诚、无虚伪，其逻辑前提是要先分清正邪并严守其中的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论语》中“思无邪”一语被置于《为政》篇提出。有学者据此认为在政治层面上，它意味“一切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只是思想问题”。换言之，为政之道意在正本清源，若思辨上偏离正道，其所推动的社会秩序必难长久。待到宋代理学兴起，“思无邪”更被赋予深层次的理学意涵。朱熹在综合儒学传统时，不仅强调“心正”“意诚”的根本性意义，而且“在理论上、在终极目的上把格物穷理规定为一种实现道德境界的修养方法”，意在透过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双重进路，通过“涵养主敬”与“进学致知”，将真与善统一起来。他主张“涵养、穷索，二者不可废一，如车两轮，如鸟两翼”（《朱子语类·卷九》），以此说明道德精进与理性求真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由此“提出要保证人的发展在真善两方面同时并进”。这里的“涵养”讲求不断自省自警，“主敬”以固守内在的正念；“穷索”则呼应“进学致知”，通过钻研义理、格物穷理来拓展对世界与人心的客观认识。

若再回溯到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也能发现其与“思无邪”保持内在契合。孟子一方面强调个体对外部世界的深入把握，另一方面又主张“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从而将个人心智的完善与宇宙秩序的契合视为同一过程。就此而言，对外部世界的真切体认是判别正邪、实现道德修养的前提；而一旦确定了“正”的方向，人之所思所行自能远离邪妄。

通过“思无邪”的纯正意念和“尽心知性知天”的深层体认，中国传统思想确立了一种独特的价值认识论，即真理的认识与价值的确立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这样的认识论超越了西方哲学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二元对立，为治国理政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与对理想秩序的追求相互支撑、相互成就，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认识论基础。从“思无邪”到“尽心知性知天”，其核心都意在透过“真”与“善”的统一来护持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唯有在道德境界上不断涵养精进，并于认识论层面穷理致知，方能使“真”“善”二维相互支撑。正念与理性的交融乃人伦与天下安定之基石，亦为古今治国理政与个人修养所共同追寻的理想境界。

（三）有机统合的制度设计：从“道之以德”到“齐之以礼”

当认识论与价值论都在“真善”坐标上渐趋平衡之时，如何以此为基础，向更宏大的自然与世界秩序延伸，便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宏大视野中，“德”与“礼”承载了“真善统一”的精髓。“德”所关涉的，是宇宙根本之“真”，亦是一切价值能量的源头；当“真”下沉至人的心性修养与社会法则秩序之时，便具体化为对民众福祉与公共正义的现实承诺，即德行之“善”。中华古训崇尚治国含“德”，以善护社会万象秩序。早在《尚书》中，便多次以天论德，明确提出“天德”“元德”“德元”等概念，指出“惟克天德”（《吕刑》），“兹亦惟天若元德”（《酒诰》），“其惟王位在德元”（《召诰》）；详细论述“亦行有九德”（《皋陶谟》）、“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洪范》）、“以成三德”（《吕刑》）等具体德目，充分彰显了“德”的最高本体意蕴。 换言之，德是“形而上”的“天德”，其本质源自对天地万物规律的贯通与尊重，而当此高远理念落实到人心修为与社会运行时，便升华为对他者乃至整体公共空间的仁爱与责任，彰显了天德之真与人文之善的有机统合。

与“德”相辅相成的，则是“礼”之作用。“礼”本身被视作“天地之序”（《礼记·乐记》），意味着对宇宙万物合理秩序的省思与延伸。然而，“礼”更是一种根植于人们日常交往与社会规范的“形而下”的实践。正因如此，“礼”的功能不仅在于维系现实社会的秩序，更在于通过“上行”的方式，将具体生活中所显现的“善”渐次引领至天道之高度。换言之，“礼”虽着眼于人际规范，却在持续的礼乐践行与社会教化中，引导人们由外在的秩序遵守，逐步回溯宇宙之理。

特别是在古代政治层面，“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不只是抽象道德的宣示，更是通过礼乐和风化，将天德的人文关怀落到实际。如此一来，“德”与“礼”便成为整合“真”与“善”的枢纽，一方面延续宇宙自然与社会秩序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在具体礼仪、礼制中导向仁义关怀。

在中国治国理政的历史上，“德”“礼”常与“法”“刑”互为补充，用以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公平。法度本身可以视作一种制度化的“善”，通过刚性的规章来维护公义；刑罚则是扬善惩恶的底线之维，保证法度的有效施行。然而，在“真善统一”的意义上，“德”与“礼”更体现了人心与社会宇宙的双向通达。当人们对天地之道深怀敬畏，便能于心中养成“善”的自觉；而此“善”又需经由“礼”来规范和成全，最终凝聚出德礼之治的整体格局。

简言之，中国传统治国理念中，“德”与“礼”各有侧重却又彼此依托。“德”侧重于对“天道”的体悟与对人心中“善”的激发，是一种“形而上”的“下沉”，体现了天德的“真”与人德的“善”的交融；“礼”立足于对社会伦理与宇宙秩序的承续与伸展，是一种“形而下”的“上行”，既蕴含“真”的理性维度，也引导“善”的实践方向。若能将二者有机匹配，以德启民智、以礼定人伦，则不仅可达成社会公序良俗，更能实现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真善统一的理想境界。

“真善统一”的致思路向，不仅强调个体对自身心性的修持，也呼应制度与社会情感的并行造就，更进一步兼容了天地万物的宏大视域。这一传统为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治理哲学，即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不仅来自对客观规律的遵循，更源于对道德价值的坚守；良善治理的实现不仅依靠制度规范，更需要主体自觉。通过从“知道”到“成道”的哲学立场，从“思无邪”到“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锤炼，以及从“德”到“礼”的形上形下交织，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思想在道德自觉与科学实践之间的内在逻辑便跃然纸上。

三、内圣外王的为政情怀

“内圣外王”是中华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关键命题，指向个人德性与社会秩序的双向交融。就其内涵而言，“内圣”聚焦个体的内在修养，强调道德完善与人格涵养；“外王”则以此为根基，通过施行仁政、治理国家来实现社会安定与秩序构建。在此理论框架下，“修己以安人”通常被视为“内圣外王”的核心关切，“人皆可以为尧、舜”表示“内圣”境界的普遍可及性，而“君子理天地”则进一步彰显公共治理的终极超越性。三者在层层递进的互动中，构成了中华传统政治哲学对理想人格与国家治理的系统阐释，为后世治国理政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一）“内圣外王”的核心关切：“修己以安人”

《论语》系统记录了孔子关于“修己以安人”的重要思想。当子路问及君子之道时，孔子的回答层层递进：“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儒家核心关切在于如何“成人”，即通过学习与修养成就更为真实而完备的人格，“最终指向理想的人格境界”。孔子认为，仁德君子的修养路径在于先“成己”，即“修己以敬”；继而“成人”，即“安人”“安百姓”。所谓“修己”，不仅限于道德自省与自我克制，还包括经世致用之学的研习与实际才干的锻炼。

就这一角度而言，“修己——安人”实际构筑了一个从自我修为渐进迈向社会治理的双向互动模式。个体的道德与才能蓄积越深，其惠及他人、造福社会的能量也就越大。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等儒家政治理想，正是对这一路径的制度化回应。凭借这一机制，历代治国理政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奠基于德与法的融合，既强调践行仁政以凝聚民心，也强调通过合理法度来维护长治久安。只有二者兼修并重，才能使社会充盈正道之气，亦能最终达臻“内圣外王”之终极目标。

（二）“内圣”境界的普遍可及性：“人皆可以为尧、舜”

在儒家看来，“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蕴含着深刻的人性论与道德期许，集中体现了对人性向善与个体潜能的高度肯定，意指凡能坚守仁义道德、持续精进学养之人，皆有机会抵达“圣人”境界。孟子通过“孺子将入于井”（《孟子·公孙丑上》）的故事，说明人与生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若无这“四心”，人便与禽兽无异。恻隐之心让人懂得怜悯，“仁之端也”；羞恶之心唤醒对不义之事的抵制，“义之端也”；辞让之心体现礼让与尊重，“礼之端也”；是非之心可助人辨别正邪，“智之端也”。这“四端”如同人的四肢一般与生俱来，但只是萌芽状态的善性，若不扩充与学习，就会在种种外部诱惑与环境压力下丧失。为此，孟子提出“反求诸己”“求其放心”等观点，呼吁人们不断涵养“四端”，方可成就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的完备状态。后世“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传习录·钱德洪跋》）、“圣可学”（《周子通书》）等论断，正是对这一思想的传承与发挥，意在破除世人对“圣人”高不可攀的误解。

道家视角则偏重自我心性的自然绽放，回应的是人如何摆脱功名利禄、顺应天道本真的问题。其论断“清静为天下正”（《老子·第四十五章》）、“不知说生”（《庄子·大宗师》）、“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政治参与度或许与儒家不同，但同样呼应人的无限潜能。

无论以“仁义”为出发点的“圣人”还是以“天地”为归宿的“真人”， 二者皆宣示了人的内在修养“若大路然，岂难知哉”（《孟子·告子下》）的潜在主张，只要方向得当、恒心不坠，便能逐步通达“内圣”的至善境界。

（三）“外王”境界的终极超越性：“君子理天地”

如果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展现了理想人格的普遍可及性，那么“君子理天地”（《荀子·王制》）则进一步强调德才兼备与政治担当的统一。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传统观念中“圣人” 常被视为德性的至高典范，但从“外王”的实践维度来看，“君子”所承担的治国理政责任和社会实践功能，使其在政治领域展现出独特的超越性。正如荀子所言“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荀子·王制》），如此参赞天地的实践品格，赋予了“君子”在治国理政层面的特殊地位。只有在涵养内在德性与执政才华的基础上，投身于实际的治国理政、完善礼乐典章与行政法令，担当起社会制度建构与民生保障的国之脊梁，才能称之为“君子”。因此，“君子”才能真正将“内圣”转化为“外王”，使崇高的道德修养不局限于个体层面，而是渗透到国家治理与社会施政的各个环节。其“王者”之为，不仅体现于光辉的道德示范，也贯穿于对公共领域的深度奉献和改革推动，让“内圣外王”在制度化与现实运作中落地生根。“君子”境界并非一种先天秉赋，也不是止步于个人德行的完善，而是在于能够投身公共领域、为社稷民生“张其纲纪，谨其教化”（《法言·先知》），承担起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义务。

正所谓“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十渐不克终疏》），君子于“家国同构的大一统精神”中亦扮演引领者角色。若要将“修己以安人”的理念从家推广到国，并最终伸展到更宏阔的“天下”，必须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与政治框架作支撑。君子通过自身的德行与识见，引导普罗大众循着“修己——安人”的进阶路径，实现从个体完善到群体共进的渐进式蜕变，也为大一统精神提供了制度化与现实化的有力保障。通过这一层层衔接，“外王”的政治道义最终与“内圣”的人格理想融会贯通，标示出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思想的最高理想与实践品格。

四、中华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时代价值

中华传统治国理政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智慧和深邃的价值理念，在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强大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注重“把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纵观家国同构的天下情怀、真善统一的致思路向以及内圣外王的行为遵循等思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语境中依然焕发出独特价值，为新时代党的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提供宝贵启迪启示启发。

（一）家国同构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提供文化根基

在认同建构层面，家国同构的大一统精神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根基。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契约论传统，中国的大一统精神通过家国同构的文化机制，实现了从血缘认同到文化认同、从地域认同到国家认同的有机贯通。这种认同模式将个体生命体验与民族历史命运深度关联，使“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的政治话语转化为情感共识，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深层的文化心理基础。

在社会整合层面，家国同构思想为应对现代性挑战提供了本土化方案。国家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传统共同体解体与个人原子化的出现。大一统精神通过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逻辑，在个体自由与集体认同之间勾连了富有弹性的中介机制。习近平深刻指出，“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是人民群众观察党风的重要窗口”。 这些论断揭示了党员领导干部道德示范对社会风尚的引领作用。通过以党风带家风促民风的实践路径，将传统的家国同构理念转化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有效机制。这种文化传统有助于在保障个体权利的同时维护社会团结，在推进市场经济的同时保持道德底线，为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提供了文化支撑。

在价值引领层面，“民胞物与”的天下情怀为推进共同富裕注入了道德动力。大一统精神内蕴的“天下为公”思想，与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形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呼应。这种超越个体和家庭利益的价值追求，要求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关注社会公平正义，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文化资源。

在文明互鉴层面，大一统精神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方案。从“协和万邦”到“天下大同”，中华文明的天下观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处理国际关系、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价值指引。这种包容性的文明理念，与当代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一脉相承。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大一统思想为超越零和博弈、推动文明对话、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思想资源。

（二）真善统一为党的创新理论与中国特色制度体系等提供哲学支撑

传统“心学”的修养工夫论，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价值遵循。从“思无邪”到“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传统，强调真理体认与道德自觉的内在统一，这一智慧在新时代转化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的崇高境界。传统“心学”中“致良知”的修养路径，启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将党性修养与为民情怀融为一体，致力于在坚持真理的同时坚守价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为代表的政治伦理学。

“继善——成性”的历史观念，为正确理解历史与价值的关系提供了哲学根基。新时代“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 的中国方案正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辩证统一、真善一体的生动体现。传统智慧揭示了顺应天道即是至善的道理，将客观规律与价值选择相统一，在新时代转化为对历史大势的深刻洞察。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帮助我们理解历史发展既有客观必然性，又需要人的主观努力；“以真求善”的认识论，则启示我们在把握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同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这种古老智慧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超越历史决定论与历史虚无主义的二元对立，在顺应历史潮流中创造历史。

礼乐文明的制度智慧，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提供了文化根脉。“礼序乾坤、乐和天地” 的传统理念在新时代得到创造性转化。通过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等重大庆典，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重要时间节点举行庄严仪式等系列安排，“充分体现了仪式感、参与感、现代感，办出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风采，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这种源于礼乐文明的制度创新，既传承了“礼别异”“乐合同”的文化基因，又赋予其凝聚共识、激发认同的时代功能。通过将传统礼序精神与现代国家治理相结合，在制度规范与情感认同的有机统一中，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底蕴和独特优势。

“道不离器”的实践智慧，为解决新时代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启示。“道不离器”实际上是“真理和道义”的辩证统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科学论断，正是运用了传统哲学中自然之“真”与人文之“善”相统一的思维；“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则体现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包容智慧。这种务实精神使“真善统一”不再是抽象命题，而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武器。

（三）内圣外王为新时代人才培养与社会文明建设等提供路径方案

在政治建设维度，内圣外王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确立了德才兼备的标准体系。早在地方工作时，习近平就注重运用传统政德思想指导干部队伍建设，引用“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 等古训，强调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以德服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的重要论述，深刻体现了内圣外王理念的当代转化。这一论述将传统的修身功夫与现代政治品格相贯通，将个体道德修养与公共责任担当相统一，构建起涵盖大德公德私德相统一、理想信念根本宗旨政治品格相统一、政治观权力观政绩观相统一、德政勤政廉政相统一系统性特征的立体化干部素质模型。“忠诚干净担当” 的好干部标准，正是内圣外王思想在新时代的集中体现，实现了从“修己”到“安人”的现代转换，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提供了中国特色的理论指引。

在主体塑造维度，内圣外王思想为培育时代新人提供了人格养成的双重路径。这一理念打破了个体发展与社会责任的二元对立，将青年的自我实现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有机融合。习近平援引“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廓”，勉励青年既要脚踏实地、从小事做起，又要胸怀天下、志存高远；通过强调“伟大理想”“伟大事业”的统一，引导新时代青年既追求个人品格的完善，又自觉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 这种主体建构模式有效回应了当代社会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张力问题，在“修身”与“济世”的辩证统一中，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了本土化的教育理念。

在文化建设维度，内圣外王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内生动力机制。不同于西方文明中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的分离，内圣外王强调从个体道德自觉到社会责任担当的内在贯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指出“要修德，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强调要“从做好小事、管好小节开始起步”，并引用古训“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深刻阐明了道德养成的实践路径。 这种理念通过由己及人、由近及远的“同心圆波纹”扩展逻辑，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抽象理念转化为生活实践，从榜样示范的道德追求扩展为全社会的价值共识，为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提供了文化根基。

在文明创新维度，内圣外王理念为构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主体性方案。当西方陷入反权威、拒斥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虚无，人的主体性困境也经历了由“上帝死了”到“人也死了”的价值废黜。但事实上，“‘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的必然要求是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因而中国通过坚守“内圣”理想保持了价值根基。 面对技术理性可能导致的人的异化，中国通过追求“外王”图景彰显了人的主体性。这种将道德理想与政治实践、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有机统一的文明模式，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精神支撑，也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东方智慧。

“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时代价值，关键在于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优秀因子，赋予其鲜明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 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文化使命。唯有深入挖掘传统治国理政智慧的当代价值，才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彰显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时代治国理政话语体系提供价值参照。

沈茹毅，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讲师；孙熙国，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100871。

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研究”（23LLMLA003 ） 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引用或转发请据原文并标明出处，文章注释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