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儒学的最大特点就是由原先的整全性的社会价值体系转变为学科化的知识体系，虽然随着制度化儒家的解体，儒家群体不再存在，儒学难以有存身之所而成为游魂。但既为“游魂”也说明“形散而实聚”，儒学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仍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安营扎寨，成为我们安身立命之价值根柢。
以蔡元培等人废除经学科为标志，儒学被分解到哲学、文学、历史乃至宗教、民俗等学科中。其最为核心的部分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或是大学的教师，或是由现代学科教育所培养，如熊十力、贺麟、钱穆、唐君毅、牟宗三、杜维明等，也或有力图跳脱现代学科而维持经学精神的，如马一浮，也或有深度介入制度和秩序重构之梁漱溟和张君劢，构成现代儒学发展之复杂群像。
20世纪以来儒学在中国哲学学科内的发展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若是按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这样的不同儒学发展面向来概括，近现代儒学的最重大成就是以“哲学”的形态而呈现的，或是以哲学的方式去梳理儒学源流，或是从儒学的历史中发现哲学问题。
以哲学的方式去梳理儒学源流增加了以前儒学研究所缺乏的面向，比如以本体论、宇宙论、伦理等方式来总结儒家，使隐含在以往经学和理学中的对于人自身的存在,人在宇宙、社会中的位置,以及人的终极意义等问题得到更为深入的探索。就我个人阅读而言，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正如他自己所说，乃是“接着讲”而非“照着讲”，从共相和殊相等方法来思考命运、生死、忠孝仁爱等儒学命题，的确使现代儒学展现出与世界哲学对话的可能。
从儒学的历史中探究哲学问题，则使我们相信哲学并非只有“西方哲学”这一模式，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考尤其是对于社群、社会角色、责任和义务等问题的思考都给世界哲学的面貌增色。在中国举办的第十八届世界哲学大会以“学以成人”作为主题，也是儒家命题对于面临困境的人类反思自我和存在的意义所作出的贡献。
然哲学式的发展能否充分展现儒学的丰富性，儒家对于养生丧死的思考，儒家对于礼乐生活和人的尊严的思考等问题，尤其是儒家经典与现代生活的关系，都难以在哲学的框架内获得充分的展开。而哲学的抽象性形态与作为生活方式的儒家之间更有难以弥合的鸿沟。
对于中国而言，儒学在近代的转折并非儒学自身命运的逻辑发展，而是在西学的压力下的被动转型，因而，当现代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之后，儒学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国家凝聚力的基础，特别是在生活态度的重建等方面拥有丰富资源，这些面向均难以在哲学的框架内得到充分的“自我实现”。国学热的兴起、经学研究成为显学、乡村儒学的探索，等等，都给我们展现了儒学重回中国人的精神和生活的丰富例证。儒家在寻求一种更为多元的现代儒学的样态。回顾百年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从王国维、马一浮等学者、儒士，以及当下活跃的哲学家、儒学家的思考和实践中发现他们摆脱困境的努力，但我们能找到方向吗？
（节选自干春松《儒学的近代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