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老早就读过刘笑敢老师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但直接与他见面，要到2007年了。

2006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有熟悉刘笑敢老师的同行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每年邀请学者做为期半年的访问。我就写了一封信，介绍了一下自己以及访问计划。很快接到回信，说半年的计划取消了，改成每次两个月，欢迎我2007年去。我2007年暑假从美国回来，就趁当年的寒假，去港中文访学。

因为前面已经有很多次通信往来，所以初见面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不同寻常，仿佛是熟悉已久的人，水到渠成。不知是标准流程，还是特别的安排，刘老师说请我吃个饭，并请当时也在港中文教书的信广来老师作陪，聊了很久。

港中文这个访学计划很吸引人，有许多熟人与我同期，我印象深刻的有陈少明夫妇、陈静等等。加上港中文丰富的学术活动，每天的日程都很充实。我当时正在写一本教育部规划教材《儒学概论》，每天按时到钱穆图书馆查资料。港中文依山而建，我住在联合书院的宿舍区，而钱穆图书馆在新亚书院，要“翻山越岭”走很远，但在钱穆图书馆写一本儒学教材，总有一些奇异的感觉。走出图书馆，经常会顺路去“天人合一”碑及其景点眺望一下，心旷神怡。

在此期间，与刘笑敢老师也多有请益的机会。当时学术界正处于重拾文化自信的阶段，很多人参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刘笑敢先生当时正思考“反向格义”的问题，即近代以来中国人借助西方哲学概念来分析研究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对此，他根据古代“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注经模式，提炼出学术研究的两种定向，即客观化的研究定向和具有价值先导的诠释模式。但我经常引用的是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的“三种身份”的分辨。他的问题意识来自某位院士对《道德经》的注释，他认为如果以严格的学术标准，这样充满个人想象的解释是不应该被允许的，但这样的著作可能对一般人也能起到心理安慰作用。他提醒学者们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要有角色自觉，即自己是站在学者，抑或文化传承者，还是大众启蒙读物的不同的身份进行写作，这些身份不可混为一谈。他当时也隐晦地批评兴起中的新儒家学派，认为肩负过于沉重的文化负担，导致许多研究是价值追索而不是客观分析。我当时对他做了一个访谈《诠释和定向：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思考——访刘笑敢教授》刊发于《哲学动态》2008年第7期上。后来，《诠释与定向》一书出版，我与梁涛为该书组织了一场小型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大学的二十位学者。讨论会的内容经杨海文教授的帮助，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上。虽然我们之间在合法性问题与学术研究是否可以有价值投射等问题上，有很多分歧，但刘笑敢老师一直认为我们是他很好的学术对话者。

其实，刘笑敢老师一直很关注思维方式的问题。他很看重1994年出版的《两极化与分寸感：近代中国精英思潮的病态心理分析》一书。此书讨论的是为什么崇尚中庸之道的传统精英思维方式，反而容易走极端。他希望这本书能再版，我也帮他问过许多出版社的朋友，始终没有得到再版的机会。他不止一次表达过遗憾。

2012年，汤一介先生组织了一个《中国解释学史》的研究项目。有一次把我叫到他家里说，项目的负责人改由王博教授负责，项目的结构由原先的以时代为线索改成以儒家、道家和佛教为主体的解释史。分别请刘笑敢老师担任道家解释学的主持人，张志强研究员担任佛教解释学的主持人，我则负责儒家部分。我当时正由中国人民大学转到北京大学教书，王博教授担任北大哲学系主任，工作繁多，由我具体联络各个小组。

这种集体参与的课题，组织工作十分繁重，我们一开始担心刘笑敢老师是否会应承。但我跟他打电话转达汤一介先生的想法的时候，刘笑敢老师一口应承下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大教书的时候，曾得到汤先生的照拂，于是有一种“感恩”之心来理解这个工作。

研究项目开始之后，刘笑敢老师立刻组织了全国范围的道家研究队伍，在陈静等教授的协助下，举行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和工作会议来推进这一项目。道家解释学卷完成之后，因为各部分的完成进度不同，每次与刘老师见面，他都会对其他卷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并数次主张，既然道家卷已经完成，应该先行出版，但基于程序上的一些问题，一直未能如愿。2026年6月22日，课题结项会议在北大举行。与会者一致肯定道家卷的质量，不断说起刘笑敢老师的身体状况，但大家觉得刘笑敢老师只是记忆力衰减问题。其中，陈静老师还为这个会议跟刘笑敢老师的夫人联系过，不意一周以后的今天，我们得到的却是他离去的噩耗，悲痛万分，却不敢相信。

2017年，刘笑敢老师从港中文退休之后，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聘为特聘教授，住在北师大东门过桥的德林小院。有一次，他约我去聊天。我们两个人，记得是在其小院门口过街天桥下的宏状元粥店边吃边聊。吃的简单，聊的内容却比较复杂，是关于人生的选择和学术成就的。

我们都知道，刘笑敢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博士之翘楚，其庄子书一出即已获得学界的充分肯定。但后来在海外工作很长时间，足迹遍及美国、新加坡和香港，虽与内地学术界一直有密切的往来，也深度参与国内的学术讨论，但无论是学术影响力，还是学生的培养都受到很大的限制。从刘笑敢老师自己的“三种身份”说来看，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是他自己的选择。但他在跟我聊天时，还是流露出一种假定：如果他一直在国内工作的话，是否会是另外一种“可能”。

深夜分别，我在寒冷的北京街头走了一会儿，回味着刘笑敢老师的话，思忖着这样一些问题：一个人的人生是否完全可以自己选择，还是必然会被各种历史趋势裹挟而难以自主。

看过去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刘笑敢老师学术讨论会的视频，刘笑敢老师说自己是“圆满”的。看着他饱含热泪的发言，我想他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学术道路并没有遗憾。而我和王博、志强要努力的是，尽快把《中国解释学史》完善、出版，以告慰遽然离去的刘笑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