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鸿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摘  要：新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大体可以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以前，建立并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强化政府对经济的高度调控；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两个时期面临不同的历史任务，新中国奇迹般地正确选择并适时实行了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了两个时期的体制优势并取得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两个时期创造了互相联系的两个奇迹。

关键词：两个时期；两种体制；两个奇迹

2013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两个历史时期“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两个时期互不否定”的科学论断直接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党执政根基的巩固、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的凝聚统一等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只有从学理上说通说透，才能从政治上深刻认识其重大意义。

历史地、实践地、辩证地看，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既有本质联系又有重大区别，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都取得了巨大历史性成就，分别采用不同的经济体制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改革开放前为改革开放后的实践探索提供了重要条件，改革开放后是对改革开放前实践探索的坚持、改革和发展。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做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布局，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两个历史时期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奇迹

1978 年以来，中华民族全面启动并推进了波澜壮阔改革开放运动，“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2]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 年的3679 亿元增长到2017 年的82. 7 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 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 9%左右的年均增速。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 4 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 4 个百分点。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 8%。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 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 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 52%，上升40. 6 个百分点。居民预期寿命由1981 年的67. 8 岁提高到2017 年的76. 7 岁。[3]

改革开放推动了新中国大发展，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这是不争的事实，毋庸赘述。但是对于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成就的评价，则存在分歧甚至出现两个极端。我们应该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历史地客观地对新中国走过的70 年全部历程进行实证分析，为“两个时期互不否定”提供学理支撑。

从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 年改革开放的短短29 年间，中华民族进行了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也是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也达到历史空前。

首先，这期间的经济发展虽然有过波折，但成就依然巨大，堪称奇迹。工农业总产值由466 亿元上升到5690 亿元[4]，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9.45%。国内生产总值(GDP)在长达26 年中年均增长6. 71%，接近“亚洲四小龙”黄金时期8. 8%的平均增速，大大高于1966—1990 年间英国、美国、德国2%—3%年均增长速度[5]，在世界各国同期中少见。1950 到1978 年，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0.9%，财政支出年均增长10. 5%[6]，而且收支基本平衡，税收收入年均增长8. 8%[7]，基本建设支出年均增长13. 7%[8]。仅在“一五”期间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就超过了旧中国一百年的总和。

这期间，新中国持续进行了一系列可以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大规模工程建设：水利建设从根本上实现了中华民族治水用水的梦想[9]；土地开垦大大拓展了中华民族生存生活生产的空间[10]；人口增长、国民扫盲与教育普及极大提升了中华民族的人口规模和素质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的根本来源[11]；公共医疗设施建设则使中华民族生老病死的医疗救助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12]；农村居民自发互助进行了大规模住宅建设，自制自产自用了大量农业用品和农产品，等等。由于当时全社会义务劳动盛行和广大农村建设和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互帮互助特性，上述各项创造的大量价值没法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被统计在当时的GDP 内。

这期间，新中国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1949 年—1957 年是中国历史上工业发展比较快的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新中国接受了苏联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建设了以“156 项”工程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在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以奇迹般的速度建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可谓是在“一张白纸”的基础上创造了农业大国工业化进程的奇迹。新中国在短短的30 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大国之一。1952 年到1980 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以上[13]。到1978 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经达到74. 4%[14]，实现了由初级产品阶段向工业化初级阶段的转变，中国成为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且物价稳定的国家，有相当雄厚的财政储备，国民经济比例也基本合理、门类齐全、工业布局较为均衡，综合国力居于世界前列。到1980 年，中国的工业规模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并已接近西德水平，到1980 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就超过西德跃居世界第三位。

再看这期间的标志性项目和重大工程的飞速突破情况。1952 年时中国的工业几乎是空白，四年后的1956 年第一批12 辆“解放牌”载重汽车就下线；1956 年首次试制的歼5 喷气式飞机获得成功；1957年10 月武汉长江大桥通车(1955 年9 月动工)；1958 年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下水；1959 年首都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等)工程当年动工当年完成；1959 年发现大庆油田并于1960 年就开始开采；1960 年9 月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基本建成(1957 年开工)；1960 年11 月5 日第一枚地对地近程导弹试射成功；1961年1 万2 千吨水压机研制成功；1964 年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 年人工结晶胰岛素成功合成；1967 年氢弹爆炸成功；1968 年南京长江大桥竣工； 1969 年7 月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红旗渠工程全面完成(1960 年2 月动工)；1970 年人造卫星上天；1972 年成功提取青蒿素；1973 年万吨远洋货轮远航成功；1973 年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 年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1024 位MOS 随机存储器(芯片)取得重大突破(仅比INTEL 晚四年)；1976 年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1964 年开始研究)；1977 年激光照排系统研制成功；1980 年大飞机运-10 试飞成功(1970 年开始研制)；1980 年洲际导弹成功发射(1970 年开始研制)。

1952 年到1979 年间，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科技人员数量年均增长9. 3%；每万人科技人员数年均增长7.2%[15]，仅1979 年一年，全国重大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就达到2790 项，其中包括国家级的发明创造42项。这些重大的标志性项目并不是这个时期的全部，但其分量和速度都堪称为当时人间奇迹。

这期间，新中国实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的教育医疗社会事业的发展。到1953 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消灭了存续数千年之久的黄赌毒娼匪现象。实施了四次大规模扫盲运动，脱盲人口数以亿计。1949—1978 年间，全国幼儿园数量年均增长16. 8%，小学校数量年均增长13. 2%，小学生数量年均增长6. 4%，；初中学校数量年均增长14. 1%，高中学校数量年均增长12. 5%；中学生数量年均增长15. 4%；高等院校数量年均增长3. 8%[16]，大学生数量年均增长15. 3%[17]。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年均增长5. 2%，医院病床数年均增长8. 8%，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年均增长4. 5%[18]。到1958 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消灭黑死病，1978 年全国各种寄生虫病流行区域患病率和病死率都降至历史最低水平，1980 年全国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共治愈约1000 万血吸虫病人，69%的县完全摆脱了疟疾的危害。平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初期的35 岁提高到1978 年的68 岁，婴儿死亡率年均下降5. 3%，孕产妇死亡率年均下降6. 7%[19]。

这段时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应属举世罕见甚至在人类发展史上亘古未有[20]! 基本建设支出年均增长13. 7%[21]，占总支出中占比由18. 4%大幅提升到40. 3%。

以上数据都出自权威统计部门。任何人无法否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中国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建设成就，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在短期内大规模推进经济社会建设所创造的奇迹，古老的中华大地可谓日新月异! 可以说，和改革开放以来一样，毛泽东时代同样是一个奇迹辈出的伟大时代!

二、改革开放以前民生清贫与发展奇迹共存的原因

既然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同样创造了奇迹，为什么普遍感觉那时民生清贫?

首先，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任何国家在发展中必须辩证地解决好“吃饭”与建设的问题。“吃饭”就是当期民生，改善当期民生必须扩大消费，国民在当期受益；建设就是生产，发展生产必须提高积累，国民在未来受益。从根本上说，积累的最终目的依然是提高国民未来的生活水平，因此，消费与积累的关系就是生活与生产的关系，也是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必须科学合理加以协调解决。在经济资源短缺的情况下，用于扩大消费、改善民生多了，积累就少，建设速度就得放慢，而要加快建设速度，就必须提高积累，就得以减少消费、节制民生改善、滞后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为代价。

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当家作主，因此以主人翁姿态焕发出史无前例的建设热情，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前所未有。为了国家民族强大、为了子孙后代幸福，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价值。这期间，中国人民勒紧裤带、节衣缩食，心甘情愿压缩消费、增加积累，聚力于生产建设，曾经连续17 年没有提涨工资。1952—1978 中国消费率平均只有68. 57%，是同期全世界最低的国家，而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同期为81. 63%，中国是印度的84%(见表1)。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是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国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并不显著，全社会必然因物质消费品匮乏而普遍感觉贫穷，但国家的经济基础被显著夯实了。可以说，这种模式以牺牲当时国民短期利益为代价，换取了改革开放后民生的快速改善的长远改善。当然，必须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积累率的确过高，导致国民经济长期比例失调，因此造成经济社会畸形发展，这也是制约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农业大国走向现代化，必须推进工业化。工业化的路径有二：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前者依靠政府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再着力发展轻工业，进而不断满足社会对物质产品的需求，人民群众会滞后得到实惠。后者优先发展轻工业，首先努力满足国民对消费品的需求，再进一步拉动重工业发展，国民能够同步得到实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和印度分别选择了两种不同的路径：中国选择了依靠计划推动工业化的路径，印度选择了依靠市场拉动工业化的路径，表1 同样能够说明两国工业化路径的差异。事实表明，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迅速建成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物质产品的爆发式增长奠定了基础。而印度显著滞后于中国的发展，至今还不能算作是工业化国家。

历史地看，新中国自成立之初就处于群狼环伺的丛林法则之下，战争威胁现实紧迫甚至一度一触即发。新中国要自立于世界，就必须与时间赛跑，集中力量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创造物质条件提高应对战争的能力。要推进工业化，必须解决资本积累问题，途径有三：一是有计划提高国内积累率，二是物质资源有计划向工业部门配置，三是依靠外来援助。纵观新中国整个工业化进程，苏联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发挥了关键作用，但长期来看最重要的还是通过有计划提高国内积累率和牺牲农业发展工业(价格剪刀差)来完成工业化的资本积累，这就不得不延后国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得不牺牲农村农民农业应有的利益。可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新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不仅挤占了原本可以用来提高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物质资源，而且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村农业农民那里长期“平移”走巨额资金。因此，那时城乡物质产品普遍匮乏，不得不采用诸多“票证”，也就不足为奇且在情理之中了。需要指出，虽然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结构严重失调，积累与消费之间比例失当，但经过了20年的艰苦奋斗，到70 年代初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

第三，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长达110 多年的战乱，人民生活安定并稳步得到改善，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因此人口规模迅速扩张，增长幅度居同期世界最高水平。1950 年至1978 年，中国人口从5. 5 亿增长到9. 7 亿，净增4. 2 亿[22]，接近目前美国和日本人口的总和。一个国家在20 多年内人口如此暴增，这在人类人口发展史上是没有过的。如果同时考虑到建国之初百业凋敝的贫穷状态，新中国在人口如此快速膨胀的巨大压力下还能够基本解决近10 亿人口的存活、吃饭、穿衣、教育、医疗等问题，其挑战和压力可想而知，这在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历史上，都应该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 但是，这样的人口增长恰恰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的根本来源[23]。伴随着人口规模的快速膨胀，工业化的强力推进又要求全社会生产资料的生产超前于消费资料的生产，人均占有的消费产品就不可能提高很快，满足全社会消费的物质产品的相对匮乏就势所必然，民生怎么能不清贫?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前的人口短时期暴增、工业化和基本建设占用过多的经济资源，是导致改革开放前物质产品匮乏与国民生活水平不高的三个根本原因。人口短时期暴增，必然导致人均占有的物质资料消费水平难以快速提高，“票证经济”就是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战争破坏和百废待兴，必然要求政府加大力度进行包括路政、教育、医疗等在内的基本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先行，作为新中国主人翁的人民群众就会自觉自愿“勒紧裤带搞建设”；全面推进重工业先行发展的工业化进程，就必须立足长远快速进行资本积累，牺牲当前消费资料生产和农村农民农业利益就是唯一选择。显然，中国改革开放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创造了无可辩驳的发展奇迹，为改革开放后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爆发式提高奠定了根本物质基础，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建立在长期牺牲那时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长期牺牲农村农民农业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也可谓是当期投入下期产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三、两个历史时期的开放是一以贯之的

改革与开放是既互相关联又有不同的两个概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主要是指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开放则主要指积极参与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全面学习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国技术、管理、经验等。

首先，开放贯穿新中国的大部分时期。自成立起新中国就没有停止对外国先进技术、经验、管理乃至文化、体制机制的学习，始终在努力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只是初期工作重点放在苏联和东欧，甚至没有放弃与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围堵的美西方进行开放合作的努力。1956 年以后，毛泽东进一步深入思考了扩大对外开放问题，他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为鉴戒，从指导思想上分析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24]“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25]并明确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26]。1956 年12 月，毛泽东提出要搞“新经济政策”，可以开私营大厂，10 年、20 年不没收；还可以允许境外投资，华侨投资的20年、100 年不要没收。[27] 他在1956 年一次听取汇报时专门谈到派留学生出国学习问题：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 [28]

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20 世纪50 年代，新中国面对苏联东欧全方位开放，积极推进广泛深入的合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起步奠基产生了巨大作用。可以说，没有面对苏联东欧的全面开放，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被大大延缓，后来的开放也不可能如此顺利高效地进行。1972 年尼克松访华，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22 年的敌对状态，使我国与美西方的开放合作得到改善，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中国的开放格局进一步扩大，逐步建立起了面向全人类适应全球化的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和拓展，中国经济社会和其他领域再次迎来了与世界各国互动合作的良好局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步推进，积极参与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实现优势互补与分工合作，广泛学习国外先进科技、管理、文化和体制机制，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战略的必由之路。对外开放使新中国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以及美西方等资本主义国家(20 世纪70 年代以后)大规模开展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分享人类进步成果，也使得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再次与世界一起步入相对平等的舞台展开竞争，砥砺奋进，为人类进步注入活力。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表明，什么时候对外开放，中华民族就能够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什么时候闭关锁国，中华民族就会逐步趋于贫弱，甚至落后挨打。开放意味着交融、意味着合作、意味着竞争，也意味着民族文化与素质的比拼较量，七十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华民族在开放中交出了近乎完美的答卷。

可见，两个历史时期的开放一以贯之、接续推进、逐步扩大、不断深化，只是因为客观条件不同(如改革开放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围堵，改革开放后大为改善)导致两个历史时期的开放方向、深度、广度、重点、效果等存在差异。这里同样应该强调，两个历史时期的开放及其绩效不能互相否定。

四、改革与两种经济体制的选择

接着需要深入探讨改革问题。既然改革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突出，为什么还要进行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首先可以肯定，采用何种手段即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经济资源配置，是经济社会发展绩效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甚至也可以说是决定因素。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前中国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计划经济体制功不可没；改革开放后再次创造了发展奇迹，市场经济体制功不可没。这似乎是个悖论，因为照此推论，自新中国成立起，无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都会创造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经济社会发展绩效与经济体制无关? 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必要? 这显然与实践不符。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千疮百孔的农业大国，要迈向现代化，就必须同时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和开启工业化进程的双重任务，计划经济体制正好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进行一系列大型工程建设并有效推进重工业的发展，建立起国民经济基本架构和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其后，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工业化的中后期，其任务转变为全面满足并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此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弱点就会逐步显现，就应该适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把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回溯新中国七十多年走过的建设和改革道路，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需要计划经济体制时，我们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市场经济体制时，我们又及时进行了改革，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可见，两种经济体制及其转换即经济体制改革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主动选择，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特别需要说明，两种经济体制的先后顺序不能颠倒，具体而言，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完成第一阶段(工业化初期)的任务，而如果用计划经济体制解决第二阶段(工业化中后期)的任务，则可能是一场灾难。

应该明确，我们肯定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取得的成就以及这些成就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意义，并不是要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效率低下，一般认为它有两个缺陷：一是信息搜寻、信息传递和信息处理速度慢成本高。计划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下的决策，在分工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在内的经济社会活动多个环节、多个体系、多个层级以及相互之间纵向和横向的作用、正向传导和负向反馈都需要处理海量信息，要通过计划体系内上级对下级命令和下级对上级报告进行纵向传输，单位机构之间通过中介抑或上级协调进行横向传输，以适应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是难以想象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就会成为常态。因环节太多导致的信息扭曲也会频繁发生，因此决策者赖以保持正确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既不充分、也可能并不可靠。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特点是分散和各自承担决策后果，经济主体每时每刻浸淫于市场之中，能够更加及时准确做出反应和调整，纠偏机制也快速有效。二是缺乏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计划经济体制的突出特点是管理高度集中，排斥市场机制，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统一的经济组织，政府是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决策者和组织者，基层组织、企业与个人都是执行者，也是生产单位，是社会这个“大工厂”的一个“分子”“原子”，一切都从属于政府部门，奉献于公共利益，工作绩效好坏与各自的所得没有关系，因此在人们的思想境界达不到一定高度时，除了有线的精神鼓励以外，持久的激励机制并不存在。而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利益主体都为各自利益而工作，劳动付出与所得通过市场评价直接挂钩，更重要的是，个人一旦为了直接满足自身利益而工作，效果突出的激励机制就是持久的。

可见，制约计划经济体制效率发挥的两个缺陷正好成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那么，如果能够有效克服或回避其弊端，计划经济体制应该有哪些突出优势呢? 一是能够集中力量大力推进办大事，政府主导、资源集聚、快速执行、强力推进、大干快上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基本特点；二是能够统筹规划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区域与产业发展，区分轻重缓急有序推进各项重大工程；三是能够统筹全社会人力资源配置，避免市场经济体制下因失业导致的人力资源浪费；四是严格调控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配置，确保人人具有基本生存权，能够活下去。具体说，计划经济体制一旦能够解决或避开制约其优势发挥的两个问题即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上述四方面的优势就能够被较好地发挥出来，这些都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具备的。

我们发现，建国初期的中国确实较好地发挥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克服回避了上述两个缺陷。首先看激励机制。新中国的成立使饱受苦难的中华民族站立起来，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历史上第一次摆脱奴役成为社会的主人，为自己的美好生活努力工作积极劳动成为社会价值的主流，个人利益、单位利益(微观经济组织)和国家利益高度契合一致，激励相容机制问题自然得到解决。实践证明，那时各行各业涌现出大批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如王进喜、时传祥、陈永贵、倪志福、焦裕禄、雷锋等，“六亿神州尽舜尧”可谓是对这个伟大时代的生动描述。当然，主人翁激励机制的边际效果也是随着时间递减的，这在20 世纪70 年代中后期即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也是市场化改革的动因之一。其次看信息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面临的生产生活任务，一是休养生息，稳定社会，维持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生活需要；二是医治战争创伤，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拓展开发生存与发展资源；三是解决资本原始积累问题，规划实施大型重工业项目，开启工业化进程。显然，大规模基本建设项目和大型重工业项目的实施，其生产结构异常简单，任务非常明确，导向特别直接，无需复杂的信息及其传导体系。而消费领域消费者的需求也非常低级单一，生产只能优先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结构、目标和导向也非常简单，生产和消费之间和各自内部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不很突出，因此信息问题也不是主要问题。从实践来看，这时期的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类别主要有：土地开垦、水利建设、道路桥梁、江河治理、机场码头车站、扫盲教育、学校医院等，大型重工业项目主要是以156 个项目中的重工业项目为主。这些的确无需复杂的信息及其传导体系，依靠计划完全可以很好解决。可见，正因为能够克服和回避激励和信息两方面的弊端，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前30 年才能够发挥巨大优势，创造了新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第一个奇迹。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新中国前30 年这些成就是无法用市场经济体制完成的，因为按照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那时薄弱的国民经济基础恐怕连劳动者的报酬都难以支付，更不要说消耗的其他物质资源。而大规模持续的义务劳动、整整一代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发挥了巨大作用。那时建成的一系列农业水利工程，如果拖后到今天按照等价交换的市场机制进行建设，是难以想象的。这就是说，新中国在建国之初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苏联和中国的实践完全符合这样的理论逻辑：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使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快速完成了工业化，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同样创造了人类经济社会建设历史上的奇迹，也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奇迹。[29]

但是，当基本建设和大工程大项目建设推进到一定程度时，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基础初步建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就会转变为全面满足国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信息不充分不完善问题就越来越凸显[30]，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以及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计划协调难度迅速加大，经济效率就会出现递减现象。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社会激励效果也出现衰减趋势，由此导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在经过高涨阶段以后出现下降[31]， 这时候，就必须推进市场导向的改革，用市场化解决信息和激励两方面的问题，以适应社会生产重心的转变即从优先发展基本建设和重工业转变为大力发展消费品和轻工业，把计划经济体制逐步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就成为必须。苏联和中国的实践经验同样符合这样的理论逻辑：苏联没有及时进行市场导向改革而归于失败，中国及时推进了市场导向改革而创造了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奇迹[32]。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不能用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 年5 月23 日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指出：“经过改革实践，我们认识到，决不能不克服市场的盲目性，也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要努力将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得更好一些，这是一个止于至善的过程。”[33]

五、结　语

新中国71 年的经济社会建设与改革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是继苏联之后社会主义在中华大地上又一次伟大实践与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针对两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分别采用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奇迹，社会主义实践与探索的结果举世公认。两个历史时期过程接续、手段递进、本质相同、目标一致，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我们不能用一段历史否定另一段历史，不能用一种体制否定另一种体制，不能用一个奇迹否定另一个奇迹，更不能用一代人的奋斗否定另一代人的奋斗。

参考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22—23 页。

[2]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12 月19 日第2版。

[3]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12 月19 日第2 版。

[4]国家统计局：《关于1978 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人民日报》1979 年6 月28 日第2 版。

[5]1966—1990 年间，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年均

GDP 增长率分别为10. 3%、9. 1%、8. 5、%、7. 3%，英国、美国、德国的年均增长率为2%—3%。

[6]这里可以与GDP 增速比较，估计远远大于GDP 增速。

[[7]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60 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年版，第19 页。

[8]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60 年统计资料汇编》，第20页。

[9]这期间，中国兴建各类水库8. 6 万座，不仅基本根治了水患，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在满足中国90%城市人口的饮

用水需求。(参见《中国水利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水利年鉴(1990)》，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1 年版。)

[10]耕地面积从解放初的16. 2 亿亩增加到1980 年的20. 1—21. 0 亿亩，净增3. 9—4. 8 亿亩，增长24—31%。(参见国家统计局编：《国民经济主要指标1949—197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79 年版。) 净增加的这些耕地不仅

为中国实现比较高的粮食总量奠定了基础，也为九十年代以来大规模建设用地提供了空间。

[11]从1949 年到1978 年，中国总人口由5. 42 亿增长到9. 63 亿，增长4. 21 亿，年均增长率为2. 0%。1949 年，中国

成人文盲率高达80%，改革开放前，中国成人文盲率下降至34%。(参见国家教育委员会计划建设司编：《中国

教育成就》，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1950 年，中国全体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 61 年，仅为世界平

均水平的54%，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数字达到5. 3 年左右，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Barro， R.J.， J.W. Lee.

2013. A New Data Set of Education Attainment in the Worl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4 ∶ 184-198)

[12]平均寿命由1949 年的32 岁提高至1978 年的67 岁左右，延长35 岁，这一数字超过了当时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也是全球有史以来最长最持续的增长。(Hipgrave， D.2011.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 in China from Mao to now. Journal of Global Health. 2 ∶ pp.224-238)。

[13]1974 年12 月17 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后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报告起草工作时说：工

业十年来(1964—1974)增加了1. 9 倍，每年递增11%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6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560 页)这说明，即使在国民经济遭到重创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时期，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平均每年也在11%以上，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14]国家统计局：《关于1978 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人民日报》1979 年6 月28 日第2 版。

[15]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8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 年版。

[16]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60 年统计资料汇编》，第69 页。

[17]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60 年统计资料汇编》，第72 页。

[18]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88》。

[19]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年版，第34、35 页。

[20]这些大规模的建设要么包含了大量的义务劳动，要么因为经济的自给自足性而没有被市场化，因此在统计中有

很大比例没有被体现出来。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统计数字与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出入，应该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并重新测算。

[21]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60 年统计资料汇编》，第20页。

[22]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9).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Online Edition. Rev. 1.同期的印度净增2. 9 亿，巴西净增0. 62 亿，俄罗斯净增0. 34 亿。

[23]人口红利由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的规模和素质(即全社会教育医疗水平)决定，1950 年至1978 年，中国人口净增

4. 2 亿，同时进行了四次大规模扫盲运动，公共卫生状况也大幅度得到改善，这使得改革开放后的农民工因为

具有一定的文化教育水准而能够迅速流动起来，用工企业的培训成本也长期位于低等水平。

[24]《毛泽东文集》第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41 页。

[25]《毛泽东文集》第7 卷，第41 页。

[26]《毛泽东文集》第7 卷，第43 页。

[27]《毛泽东文集》第7 卷，第170 页。

[28]转引自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年版，第163 页。

[29]于鸿君：《经济体制选择的逻辑》，《政治经济学研究》2020 年第1 期(创刊号)。

[30]国民个体偏好越来越多元，需求越来越多样，社会生产所需要的信息结构就会越来越复杂，信息需求量也会越来越大，信息来源也越来越分散。

[31]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

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32]于鸿君：《经济体制选择的逻辑》，《政治经济学研究》2020 年第1 期(创刊号)。

[33]《习近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新华网

http：/ / www.xinhuanet.com/ politics/2020lh/2020-05/23/ c_1126023923.htm

原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