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需要，也是应对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必然选择。根据五年规划中关于政府与市场职能、关系及建设任务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划分成三个历史时期。“一五”至“五五”计划为第一阶段，政府完全主导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是政府直接参与经济社会管理的重要工具；“六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为第二阶段，五年计划（规划）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并坚持政府在关键领域继续发挥作用；“十三五”规划开始为第三阶段，五年规划的重要目标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五年规划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梯式发展，凝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经验。
【关键词】五年规划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有效市场 有为政府
作者张维，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郑涵，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6年第2期
2026年1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实践证明，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要政治优势。”自1953年“一五”计划启动以来，我国已连续编制实施14个五年规划（计划），当前正迈入“十五五”规划实施新阶段。一系列规划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五年规划的演进轨迹不仅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阶段特征，更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经验。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二者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优势，始终是五年规划编制与实施全过程的关键命题。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对政府与市场作用及关系的理论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始终立足于对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等现实条件的把握。理论指导实践，党通过深化改革持续调整生产关系，构建起与经济发展动态及社会实际需要相适配的经济体制和治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五年规划的接续制定与稳步落实，在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前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立足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回溯五年规划从“一五”计划出台到“十五五”规划编制的演进历程，聚焦党在不同时期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界定，探讨五年规划如何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阶梯式发展，有助于更好发挥五年规划的战略引领作用，并为进一步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有益启示。
一、五年规划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期
五年规划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制度安排，其演进历程内嵌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之中。基于五年规划进行科学的历史分期，是厘清制度变迁逻辑、提炼发展经验的基础性工作。当前，学界将五年规划的演进历程划分为多个阶段，但因研究视角的不同，关于分期节点存在诸种见解。这些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从宏观历史分期入手，以改革开放为节点，将五年规划分成改革开放前后两大阶段。第二类依据五年规划的定位和编制理念，以“十一五”将“五年计划”更名“五年规划”作为核心标志，将“六五”计划至“十五”计划视为第二阶段，“十一五”规划之后为第三阶段。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正式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概念，并将五年规划定位为“国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故而有学者认为，这标志着国家发展规划正式取代国民经济计划，同时构成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历史坐标。第三类依据时代特征进行划分，其关键节点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即第二个阶段为“六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第三阶段肇始于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编制的“十三五”规划。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贯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过程的核心线索作为分期依据，依据五年规划中的相关内容展开划分，可以勾勒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梯式发展的历史脉络。具体而言，第一阶段为“一五”至“五五”计划，我国是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时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绝对主导作用，五年计划是统筹协调各项建设任务的主要依据；第二阶段为“六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逐渐朝向基础性作用发挥，政府转变职能，同时在宏观调控和特定层面继续发挥作用；自“十三五”规划起为第三阶段，“十三五”规划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三五”规划文本中也首次写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命题，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成为界定政府与市场角色的核心范畴。
然而，仅从五年规划文本来审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阶段式演进，仍停留于现象层面，尚不足以完全揭示五年规划编制背后的政治经济意蕴。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二十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五年规划的编制和落实始终反映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需要，只有结合具体的、现实的背景，才能进一步凸显五年规划的独特优势。基于此，下文将结合各个时期的五年规划，立足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探讨政府与市场定位和关系的形成背景、主要举措与实际成效，展现五年规划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梯式发展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二、“一五”至“五五”计划：政府完全主导经济社会发展
自“一五”计划启动至“五五”计划收官，是我国确立和推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完全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在此期间，五年计划是政府确定发展目标、配置生产要素、部署重点任务的核心制度安排，统筹着经济建设、社会事业、民生保障等全领域和各部门。
（一）形成背景：面对积贫积弱的国情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孤立封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上下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国民收入主要依赖于农业，但农业生产条件极差，“靠天吃饭”现象明显，粮食产量很低；工业基础薄弱，许多工业原料和产品都依赖外国进口。毛泽东形容当时的中国“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正如“一五”计划指出，“鉴于我国经济这种极端落后的情况，我们必须实行积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来提高我国生产力的水平。”
为什么这一时期依靠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我国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然选择？从理论认识上看，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特征与原则的设想。马克思曾描绘未来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形式，“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基于这些阐释，中国共产党在改造所有制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生产计划化，如毛泽东指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二是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经验。当时所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后发国家都将苏联作为发展模版，毛泽东鲜明指出，“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从现实条件上看，单纯依靠市场或私人资本迅速推动工业化的想法在我国都是不切实际的。一方面，我国资源分散，原有市场发展极度不平衡、发育水平很低，商品供求关系混乱，自由市场易导致囤积居奇，无法满足大多数人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能源、交通、钢铁、机器制造等投资大、门槛高的重工业，在资金匮乏和技术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依靠私人资本需要经历漫长的积累过程，而我国的私人资本在国际资本的压制下又异常羸弱，即使发展起来了，也将继续遭遇国际资本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中国必须通过计划经济在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并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强国防，应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威胁。正如《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在国内面对着国民经济的落后状态，在国外还有凶恶的帝国主义的包围，不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仅不能使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有使我国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保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的危险。”
（二）主要举措：政府全面计划和管理各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一五”至“五五”计划期间，我国尚未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市场体制，政府在计划制定与实施、管理各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等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虽然尚不涉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界定，但中国共产党的计划经济实践所积累的理论认识、治理经验乃至教训，为后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历史条件。
具体而言，第一，明确了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毛泽东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野有着清晰认知，他指出：“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第二，借鉴苏联经验，但不唯苏联经验是从，而是形成建设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的主张。在认识到苏联经验的局限性时，毛泽东尤其强调，“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三，以开放包容的务实态度广泛吸收既有发展经验。中国的计划经济不是本本主义的，如毛泽东指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也为后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引入提供了思想基础。
计划经济体制下，五年计划是政府履行职能的核心工具，政府在包括资源配置在内的多个领域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首先，主导所有制改造和宏观经济管理。政府直接介入经济管理离不开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制度基础。“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同步推进“一化三改”，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合计达92.9%，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初步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政府成为统筹协调全国经济计划和各地发展目标的主体，五年计划构成落实政府经济计划职能的重要工具。
其次，集中统一配置生产要素。“一五”至“五五”计划时期，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人力、原料、资金和机械设备等各类生产要素进行针对性安排，保障工业发展。例如，在资金配置方面，政府在财政预算基础上，优先投资国家急需的重点项目和重点产业。仅“一五”计划时期，全国用于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占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8.2%，而重工业建设投资又占比88.8%，重点保障156个苏联援建项目的工业建设，确保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钢铁公司、洛阳拖拉机制造厂等重点项目的顺利建成。政府通过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实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的协同发展，可以有效克服资本主义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出，“在工业建设中，必须根据资金和技术力量的可能，贯彻重点建设的方针来进行建设，那种不分轻重缓急、认为要建设就应该处处大规模和样样现代化的想法和做法，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有害的。”在设置建设指标方面，政府制定的年度计划覆盖90%以上的工业产品与农产品，从生产任务、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等方面进行部署，企业则作为生产单位完成相应任务。
再次，规划并协调产业布局，推动经济均衡化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受帝国主义国家干预和官僚垄断资本买办特性的影响，大多数工业畸形地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在经济上和国防上都十分不合理。自“一五”计划始，工业基本建设的地区和行业分布就始终根据国家的长远利益需要、各个发展时期的条件进行有序调整，以实现“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的产区和消费地区，并适合于巩固国防的条件，来逐步地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态，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为了应对紧张的国际局势，同时也是为了平衡国内的产业结构，“三五”计划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规划“三线建设”，将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批工业企业、科研机构和人才向西南、西北内陆地区迁移，建设中西部三线地区。
最后，保障民生与国家安全。“一五”和“二五”计划期间，资源密集投入重工业。1961年起，政府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三五”计划在方法上发生了变化，“首先比较充分地考虑了农业的需要（如化肥、化纤、农业用电和排灌机械等），再兼顾国防的需要，然后，从以上两方面出发来安排重工业——基础工业。”因此“三五”到“五五”计划期间，政府强调妥善处理增加国家积累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在已有工业基础之上，注重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逐步缓解产业失衡与民生产品短缺问题。
（三）实际成效：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一五”至“五五”计划期间，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利用五年计划有力推动了我国从落后农业国转变为结构完备的工业国家，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如在经济生产领域，从1953年到1980年的28年间，全国社会总产品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7.4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倍、国民收入增长4.1倍。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初步积累了关于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在制定五年计划过程中表现出高度的主体性与创新性，不仅在理论层面做好了有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准备，也在实践层面有力突破了苏联模式。虽然同时期遭遇了许多问题、困难，但正如毛泽东所言“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这些都有待于改革开放后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
三、“六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
自“六五”计划启动至“十二五”规划全面完成，是我国稳步引入市场经济、释放市场活力，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同时政府主动转变职能，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但在宏观调控、战略产业、民生保障、国家安全等核心领域继续发挥关键作用的转型阶段。
（一）形成背景：面对时代主题变化和国际形势外部机遇，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以五年计划为核心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奠基性作用。但政府完全主导的计划经济并非十全十美，在实施过程中也遭遇了一系列问题，包括部分目标制定得过高过死而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片面追求速度和规模，忽视平衡生产建设与经营管理的经济效益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路线、方针和政策，明确历史新阶段现代化建设的目标。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干部会议上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五年计划对基本任务和发展计划作出相应调整，例如“六五”计划提出，为了实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努力求得国民经济按比例地长期稳定地增长”。在促进国民经济灵活多样地发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的大背景下，市场经济成为补充政府计划的一种手段。
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了机遇。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逐步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对世界形势作了精辟概括，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综合来看，外部发展环境至少发生了四个深刻变化：一是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二是世界多极化成为新趋势；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遭遇经济危机愈加频繁；四是发展中国家陆续成为新兴市场。这些变化促使我国引入市场经济、扩大对外开放，以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面对全球市场和国际形势的窗口期、机遇期，只有以此为契机融入全球经济，利用国内的工业基础和劳动力优势，借助国内庞大的潜在市场引入外资、技术和管理模式，才能更充分地利用国际积极因素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因此，引入市场经济并坚持政府的必要干预，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
（二）主要举措：逐步引入市场并确立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坚持政府在关键领域继续发挥作用
是否引入市场机制、如何科学引入市场机制，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是关乎国家根本性质与长远发展愿景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这一关键问题进行了重大理论创新，并开展了富有开创性的实践探索。在理论层面，其核心突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科学界定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这意味着，建设社会主义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由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依靠包括市场机制在内的各种方式实现生产的工业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其二，厘清计划与市场的属性和联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将计划与市场赋予社会制度属性，片面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将二者对立看待。邓小平对此进行了理论突破，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其三，坚守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引入市场绝非抛弃社会主义，而是借助市场优势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坚持、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
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渐进的、不断深入的过程，既没有走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为参照的市场化道路，也没有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道路，而是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五年规划是推动相关改革的关键抓手，相应阶段的市场化改革目标与任务均被纳入发展规划之中，特别是从“七五”计划开始，每个五年计划（规划）都设置专章部署经济体制改革举措，反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基本脉络。如果仔细比较“六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中关于体制改革的篇章，可以发现每个阶段都有相互配合的政策重点，这在制度和管理层面明确了路线图和时间表，能够有效避免市场经济引入可能导致的资源配置失调，确保改革方向和节奏。
按时间顺序而言，“六五”计划关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工业领域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七五”计划关注如何增强企业活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市场体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八五”计划的改革部署细化到包括所有制结构、企业体制、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价格体制、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等各方面体制机制；“九五”计划的改革重点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和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等。“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与“十二五”规划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纳入改革目标，且对市场作用的界定层层递进，由“充分发挥”提升至“更大程度地发挥”，再进一步明确为“主要依靠”市场配置资源。这一演进脉络表明，历经七个五年计划（规划）的持续探索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市场在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愈发凸显。
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持续发生着变化，五年规划也因时因势确定目标与任务，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在所有制层面，五年规划为国企改革确定了改革框架和基本任务，推动单一的公有制结构，逐步变化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市场经济激发了创新创业活力，非公有制经济获得合法地位，逐步成长为市场的重要主体。规划的指标和任务设置也更加具有指导性和灵活性，经济类指标从“六五”计划的60.6%下降至“十二五”规划的12.5%，且大部分经济指标不再是指令性计划指标，而是预期性指标，教育科技、资源环境和人民生活等非经济指标占比提升至87.5%。五年规划注重同时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作用，科技创新是展现二者协同的关键领域。例如，“十二五”规划在强调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时，也强调要加大政府科技资源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建设和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保持财政科技经费投入稳定增长等政府职能。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市场化改革所具有的中国特色，其核心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虽然我国持续增强市场作用，但党领导下的政府对国防、金融、战略产业、科技创新和民生保障等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点领域始终牢牢把握主导权，避免过度市场化，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在融入全球经济后也能保持高度的自主性，避免了因国际形势变动而造成的经济崩溃或踏入发展陷阱。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具体措施方面，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市场监管、产业政策、财政转移等方式，保障国家核心利益和经济安全，确保政府“管得住”，时刻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政府通过扩大基建投资稳定增长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产业政策引导战略产业布局落地，利用财政转移和收入调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都是典型例证。
（三）实际成效：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升
“六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期间，五年规划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推动我国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经济总量上看，1980-2015年间，全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实际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70%，远超同期世界平均增速。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我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此外，这一阶段的市场化改革实践，明确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发展方向：既要激发市场活力，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要坚持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失灵，为下一阶段更为深入地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四、“十三五”至“十五五”规划：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自“十三五”规划启动至当前“十五五”规划发布，我国步入政府与市场关系进一步协同配合的发展阶段。这既是对之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制度保障。
（一）形成背景：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竞争格局调整，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
历经七个五年规划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结构性问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其标志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体而言，我国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仍有一定差距；产业结构和地理布局存在较大优化空间，部分产业存在产能过剩现象；金融普惠性有待增强，金融泛化、乱办金融、大量非法金融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秩序；民生保障还有不少薄弱环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就业等领域出现一些市场乱象；生态环境保护仍存短板，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等等。归结起来，这些问题都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反映，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应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的新变化和新趋势也要求我国经济体制作出应对性调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持续升级，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挑战叠加，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经济层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逆全球化趋势显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遭遇数十年来异常严峻的挑战；政治层面，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文化层面，各种有形的、无形的和潜在的文化渗透层出不穷，意识形态斗争、文化软实力竞争等构成没有硝烟的战场。为有效应对这些风险挑战，我国需不断增强经济韧性，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因此，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成为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
（二）主要举措：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部署发生两大变化：一是市场的功能定位实现历史性跃升，市场作用从“发挥基础性作用”正式提升为“发挥决定性作用”，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规则与制度保障更加成熟定型；二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聚焦为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说明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知达到全新高度，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了工作主线。
习近平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一重要论述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深刻把握，进一步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关于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思想，同时明确市场和政府二者的作用相辅相成：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不是起全部作用或者说只有市场发挥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政府应全面正确科学地履行职能。
具体而言，一方面，有效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有效市场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前提的，“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在举措落实上，五年规划为推动市场经济良性健康发展和运行提供了制度工具。一是在“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基础上，积极培育更有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十三五”规划明确要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均强调民营企业有权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履行社会责任。二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坚持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诚信守法，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十五五”规划进一步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重点篇章，明确“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三是产权制度、财税金融制度和公平竞争制度等配套制度的改革完善。四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我国的市场经济既是国内市场的持续完善，也是与国际市场的深度交往。例如，“十四五”规划要求在推动贸易、投资、商品和要素开放基础上，“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十五五”规划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
另一方面，有为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要求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所谓有为政府，即政府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保障国家安全等领域要继续发挥作用。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基本条件，其重要表现是坚定不移地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这明显区别于西方经济理论所谓私有化、自由化、金融化方案，破解了后发国家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制度症结。在战略产业和基础设施方面，虽然市场竞争和民营经济有力地推动了创新研究及其成果转化，但在基础研究、人才培育和司法保护等方面，政府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十三五”和“十四五”连续两个五年规划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至规划篇章的第二篇，即规划指导思想、主要目标的发展理念后的第一篇，体现出政府对于科技创新与人才培育的重视。基础设施领域同样如此，政府在物流、通信、水利、市政、城乡等各领域、各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承担着规划、投资、运维、管理等职能。在民生保障方面，政府在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保障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不同群体的基本权益等方面继续发挥兜底或基础性作用。
当然，有为政府还突出表现为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监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建设注入活力，既要防止公共权力不当干预市场经济活动，政府也要“管得住”，避免市场乱象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并在“要求做的”“禁止做的”“鼓励做的”等维度下，肩负起市场监管职责，推动市场经济更好服务于国家战略和人民利益。
（三）实际成效：助力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具体而言，在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加速生产数字化、推动区域政策协调平衡、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我国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经受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为动荡的国际环境注入了确定性和稳定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各项方针政策、重大举措和重大工作稳步落实的制度保障之一，五年规划则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在“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指导下，“十三五”规划将“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纳入坚持深化改革这一原则，“十四五”规划明确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并确定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目标，“十五五”规划进一步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上升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一演进升级，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制度创新的核心成果。
结语
毛泽东曾在评论农村集体合作社时指出：“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则殷切勉励，“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能够在把握方向、明确奋斗目标的前提下，一步一步坚定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从而不断积小胜为大胜，保证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看，五年规划正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年一年地起变化”，并助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每一份规划的编制出台，都是对政府与市场在定位、职能、作用机制上不断适配生产力发展需求的反映；相应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发展完善，也要求五年规划在目标设定、战略布局、实施路径上实现阶梯式递进。在这个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等原则是我国利用五年规划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的重要经验。进入“十五五”规划新阶段，面对国内国际新挑战，要更加充分地利用五年规划的制度优势，接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开创新局面，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