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边境村的特殊区位使其天然承载着双重发展使命，既要应对跨界流动带来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又要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民生问题，边民的国家认同感对国土安全维护和区域民生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以云南省部分边境村为案例，从列斐伏尔三元空间辩证法的理论视角探究边境村的跨界流动治理、经济结构转型及文化符号再生产的动态整合，揭示国家战略转化为边民日常实践，进而加深边民的国家认同感的过程。研究发现，跨境流动空间的治理实践展现着现代国家治理能力与边疆特殊性的动态调适过程，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通过边民对政策红利的切实感知强化了国家在场体验。生产生活空间的再造实践通过人居环境整治与经济空间功能叠合开发构成边疆现代化转型的物质载体，村民在参与空间重构过程中将国家发展战略转化为具象化的个体经验。文化交互空间的实践揭示了边疆地区文化形态的特殊性与治理价值。跨境族群在历史记忆传承与国家符号宣传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兼具文化主体性与国家归属感的复合型认同结构。边民在跨境比较中形成的制度优势认知，在文化自觉中强化的共同体意识，在治理参与中深化的政治认同，共同构成了边疆国家认同的稳固三角支撑。
关键词：边界；边境村；三元空间辩证法；国家认同；流动性
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与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双重语境下，边境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属性、复杂的民族社会结构和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往往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场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治国理政战略全局，提出“治国必治边”、“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和重大举措，坚持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支持边疆地区依托自身条件禀赋，在融入新发展格局、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边境村的特殊区位使其天然承载着双重发展使命，如何应对跨界流动带来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同时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民生问题？边民自下而上的跨境空间实践是否会消解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规训？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究。国家认同的稳固不仅依赖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政治规训，更与村民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求紧密相连。当公共政策能够切实改善民生条件、提高生活质量时，村民对国家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将转化为更具内生性与持续性的情感联结。
边境（border）、边界（boundary）、边境地区（border region）、国境（frontier）和边疆（borderland）等概念具有模糊性和相对性，边境地区是与边界线相连的区域、国家权力延伸的边缘部分。在全球化深度演进的过程中，货物、资本、人员和信息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技术革命的突破性发展，配合新自由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引发的监管模式调整，不仅大大促进了制造设施和资本投资的全国转移，而且还加速了人员跨越国界的循环流动，边疆经历了从一维到多维的立体化过程。尽管全球化理论强调“无边界”和“去领土化”，但边界仍然作为多维存在影响着现实生活。边界不仅是划分领土的物理标识，更通过制度设计与社会互动，持续参与身份认同的构建与社群关系的调整。边境的象征内涵与实际作用始终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动态演变，必须将边境置于具体的历史、社会和政治背景中，通过解构其政治隐喻、经济功能和文化象征的交互作用来把握边境的本质特征。
学界对边境经济的研究聚焦于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与地缘政治、非正式经济活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强调边境经济发展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国际边界对地区经济发展有屏障和中介两种效应，根据跨境经济合作程度，边界可分为封闭型、半封闭型与开放型三种类型。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集团化持续推进，开放型边界数量持续增加。边境地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美墨边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使得边境地区的制造业活动向靠近美国市场的地区转移，但同时面临着严格的移民管控和安全威胁。边境地区的非正式经济活动的存在反映了正式经济活动的不足，同时也揭示了边境地区在经济治理中的特殊性。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制约，面临着资源分配和社会冲突的挑战。边境多元社会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近年来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动态演进，关注全球化进程中地理边界的功能转型及其引发的复杂治理挑战。传统的以领土控制为核心的治理模式正面临经济整合需求、文化身份重构与治理主体多元化的三重冲击。Carter通过分析1800年至2014年人造边境墙建设的原始数据，指出21世纪以来经济差距代替传统军事威胁成为边境管控的主要动因。福柯的理论为分析现代边境治理中的权力运作提供了重要视角。他提出的治理术概念强调权力通过技术、法律和知识对人口流动进行精细调控，而非单纯依赖物理屏障。福柯的理论工具帮助学者穿透边境的物理表象，剖析其背后复杂的权力机制，从数据监控到话语建构，从空间设计到身份分类，最终揭示现代国家如何通过划分“我们”与“他者”来维持统治秩序。
国家对边界的管控往往是弹性的，由此孕育了丰富的“流动”，边境地带的国家认同研究因此具有重要意义。学界对边境流动与交往的研究呈现出多维度、跨尺度的分析框架，重点关注空间实践、权力关系与地方性知识的交织作用。早期研究多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强调国家主权对边境的刚性管控，但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学者们逐渐转向流动性研究，将边境视为动态的社会空间生产过程。在合作贸易方面，研究揭示了边境地区如何通过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互补性跨境集合形成跨境经济走廊。边民互动研究突破了传统的“中心-边缘”范式，强调边境居民通过自下而上的日常实践建构的独特空间。在泰缅边境，边民通过宗教仪式、市场交易等非正式网络形成超越国家边界的“跨境社区”。边境的流动人口常常面对身份认同和国家归属的问题，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国家常被塑造为同质化、单一性、封闭式的文化认同体系，政府通过强化边境治理手段，持续凸显本国居民与邻国公民的身份差异，以此清除民众文化认同中的混杂元素。在这种语境下，部分研究将跨界流动视为对国家边境治理权威的抵抗，认为这种行为将导致边民对所属国的认同弱化。国家认同具有人为建构特征，边民自下而上的社会实践会消解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效力。然而，国家认同本身具有动态性与异质性，由于经济结构、社会规范和文化理念均存在显著差异，即使民间关系融洽，但边民通过体验两侧发展差距反而可能强化对本国的归属感，政府推行的边境扶持政策将进一步深化国家认同感。
国内学界对边境的研究较少，集中在国家安全、边境治理、经贸合作等议题上。在“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过程中，我国边境区域正由原先的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战略定位，逐步转型为国家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随着中国与邻国关系的持续深化，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经济实力增强，中国西南区域的跨境民族交往呈现互利共赢的总体态势。从根本上讲，国家安全是维护主权国家根本利益的各种要素的集合。面对国际局势的剧变，中国边境安全同时受到内生型和输入型两大风险的挑战，突出表现为边境领土安全、地缘政治安全、认同安全等具体问题，面对这样的情势，必须强化边境民众的国家主权意识，完善党政军警民协同治边体系以及与国家全面发展相适应的优厚惠边政策积极构建周边安全屏障。经济发展与国家强盛使得当前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日渐强化，但国家主体文化的影响仍然不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出现错位。除了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以外，更需要共同体意识来支持边境稳定发展。国家安全维护既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也离不开边境居民的主动参与。很多情况下，边民的护边行动多源于自发自觉，即使是有组织的边境守护工作，也必须依赖群众的心理认同才能有效实施。边境地带通常是多民族聚居地，频繁的人员往来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有效维系着跨境民族的亲缘联系。这种持续的跨界互动也加深了对边界两侧发展差异的认知，从而强化了边民的国家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原本具有共同语言文化背景的跨境民族群体，在国家边界划定后，可能因治理体系的差异产生身份认同的分化演变。
现有研究已十分丰富，然而对中国大多聚焦于欧美边境，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研究稍显不足。研究视角多停留在宏观维度，侧重考察边境的国家安全管控机制、国家意志的空间表达以及边境经贸合作模式，而对参与边境空间实践的微观主体的关注较为匮乏。目前尚未有研究从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辩证法视角探究边境地区国家认同感的形成。本研究选取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17个边境村作为研究区域，以列斐伏尔三元空间辩证法为理论视角，分析边境村的空间实践如何将国家帮扶政策转换为边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尝试剖析边境村自上而下地构建村民国家认同感的机制，为边境地区治理提供参考价值。
1．案例选择、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
1.1 案例地选择
云南省作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其长达4000余公里的边界线不仅是国家安全的战略屏障，更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关键区域。2023年2月，云南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印发《关于推进全省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的通知》，推动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向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迈进。截至2023年底，云南省共统筹投入建设资金138亿元，实施13423个项目，全面完成6个方面19项指导性指标建设任务，沿边行政村社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0631元，比全省农村平均水平高4270元。2024年5月，在总结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成效的基础上，云南省出台《云南省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巩固行动方案》。到2025年，374个沿边村成为全省乡村振兴的典范，全国稳边的示范、富边的样板。云南探索出了一条聚焦铸牢主线、立足守边职责、符合边疆实际的创新发展之路。本研究选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17个边境村展开调研。17个边境村中包括抵边村、涉边村，涵盖幸福村建设工程示范村、边疆党建长廊示范村、旅游名村等特色村落，案例地选择上具有一定异质性。
1.2 研究方法
围绕“边境村空间实践与国家认同”这一主题，在充分阅读并收集调研地的文献资料后，分别于2023年10月、2024年1月和2024年7月前往案例地，通过参与式观察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进行实地调研，并收集大量官方文件和媒体报道作为资料辅助。观察对象包括当地边防建设、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和村民生活状态，访谈对象包括政府工作人员、村干部、村民、游客等不同身份人员，访谈涉及边境幸福村建设情况、产业发展情况、国家认同感、跨界交流、民族共同体、游览体验等内容，不同群体的访谈信息可交叉验证，力求最大程度地勾勒边境村空间实践与国家认同感现状。本研究采用非概率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混合抽样策略。首先通过村干部、政府人员的介绍获取初始样本，此为目的性抽样，重点选取与边境村空间改造直接相关的群体，如民宿经营者、墙绘艺术参与者等，确保样本与研究主题的关联性。同时，研究运用滚雪球抽样技术，通过已访谈对象的社会网络推荐相关人员，例如由民宿主人介绍其他参与空间改造的手工艺人，或由游客推荐同行者，以此拓展样本的覆盖维度。依据不同群体设计差异化提纲，对政府工作人员与村干部，聚焦边境幸福村建设规划、产业政策落地等制度性空间实践；对村民侧重空间改造参与情况、人居环境改善感知、生产生活空间变迁体验与国家认同具象化感受；对游客则关注旅游开发带来的空间景观改造认知。调研结束后，将受访者进行编码，基本信息见表1，受访者共计84人，录音转录访谈文本量约30万字。
1.3 理论框架
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的核心，是将关注的对象从空间的实体物转换到由人的空间实践活动建构起来的关系场境存在上来。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定义是：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非实体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类似地，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一个生成的过程，空间实践是一种“在场的不在场性”，在场的是空间实践的结果，表现为各种建筑、装置、景观等，不在场的是空间实践的过程，是人在一定生产关系下构造空间的历史性过程。所以，在空间表象之外，还有随时发生着的关系表意和想象空间关系。看不见的空间实践、可见的空间表象和想象的表征性空间就构成列斐伏尔所说的“三元空间辩证法”。通过三元辩证法来分析边境村空间生产机制，可以透过空间现状去挖掘其背后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以及村民在空间实践过程中日渐深化的国家认同感。因此，通过空间三元辩证法的视角来深入解读边境村的空间实践逻辑具有可行性。具体来说，第一，在空间实践中，发生着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在边境村的空间实践过程中，国家意志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意志通过层层政府传达到基层，组织边境村民进行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从治理空间、生产空间和文化空间三方面重构边境空间。第二，空间表象呈现了所有空间关系的质性表象的意向性侵入，处于知识和权力的双重束缚之下。边境村空间表象是边境村空间实践的结果，凝结着边境村的社会关系，体现出边境村的治理体系、生产方式和文化氛围。第三，表征性空间作为感性体验与非概念符号的展演场域，是承载体验、梦想与乌托邦想象的构境空间。边境村落的村民在人为营造的特定场域中，通过空间实践建构民族共同体与国家共同体想象。
本文聚焦治理、生产、文化三维空间的实践逻辑：治理空间通过党政军警民联合边防、民主议事等实践，生成铁丝网、指挥中心等空间表象，催化村民的空间主权意识；生产空间借助人居环境改造、旅游业开发等实践，形成特色民居、旅游设施等空间表象，培育村民的空间发展意识；文化空间依托跨境交流、墙绘创作等实践，塑造文化广场、中华符号等空间表象，凝聚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在此基础上揭示国家认同的生成机制：三维表征性空间在比较优势中的认同萌发、文化自觉中的认同强化、治理参与中的认同内化三重机制作用下，最终聚合升华为国家认同感这一最高层级的“表征性空间”。这一过程突破了边境研究中单向度的国家认同培育叙事，证明国家认同是边民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对政策空间进行主体性意义再生产的结果，为边境治理提供“自上而下政策供给与自下而上意义创造”辩证统一的参考路径。
2．“存在-生存-认同”三维空间实践
治理空间实践是维护边境主权的基础前提，解决边境“能否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党政军警民联合边防等行动直接关系到边境安全秩序，是空间实践的逻辑起点。生产空间实践是边民生存发展的物质根基，回答边民“如何生存”的现实命题，人居环境改造与产业发展构成边民经济活动的核心场域，建立在治理安全的基础之上。文化空间实践则是边境社会认同的精神纽带，探索边民“何以认同”的深层议题，跨境文化交流等活动塑造着边民的文化归属感，是在物质保障后的精神升华。三者形成对边境空间实践的完整解构。
2.1 跨境流动空间的治理实践
跨境流动空间的治理实践反映出边疆地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多维张力与平衡智慧。福柯“治理术”理论强调权力并非仅存在于宏观层面，而是通过规训技术渗透到社会微观领域，将国家的一切都纳入治理范围。列斐伏尔则指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空间实践承载着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二者结合能够更全面地解析边境空间治理逻辑。在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基于地缘文化联系形成的自由流动传统，中老缅边境地区形成跨境通婚、边民互市、文化共享等特殊社会景观，这种流动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但也潜藏非法越境、跨境犯罪等治理难题。“疫情之前我们都是自由流动的，但是疫情之后，边界就拉了铁丝网，管控也严格很多，防止那边的人偷渡过来。”(C05)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与安全风险升级，促使国家将权力的微观运作嵌入治理空间，展现出权力对流动秩序的重新塑造。在保障边疆安全与维系民生需求之间寻求平衡。边境管控并没有切断跨境往来，边民证制度的实施为跨境亲情往来、小额贸易等需求保留合法通道，这种差异化管理既体现主权原则的刚性，又延续地缘社会的弹性。“虽然比之前管得严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可以到那边去的，因为有边民证嘛，可以在那边待十五天……那边的人也可以走正规渠道过来。”(V28）党政军警民联合指挥中心的创建意味着治理模式的转变，通过整合边防部队的专业执法能力、地方政府的行政资源以及民兵组织的在地化知识，构建起全天候、立体化的边境防控网络。村民在执勤实践中深化对领土主权的认知，将守边固防从政策要求转化为具身化的责任感、使命感。“我们一般有三种职位，公职、专职和民兵，民兵里面就包括村民，日常跟我们一起轮值。戍边是义务，村民都很积极的参与到巡逻中来，很多案件都是村民先发现跟我们联系的。”(C06)治理术通过日常巡逻、轮值等措施，将权力意识渗透到个体日常生活中，而个体行为又不断巩固和再生产着边境治理空间。空间实践中的治理智慧还体现在多方主体的协同参与机制。政府通过专项拨款与规划引导提供改造框架，村民以主体身份参与具体决策，决策内容包括道路设计、民居改造、景观升级等方方面面，民主议事制度确保了空间再造的在地适应性。参与式改造不仅提升项目实施效率，更在实践层面强化村民的“空间主权”意识，使村民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建设者。个别村民的观望态度在集体行动的示范与基层干部的劝导下逐步消解，再加上奖惩机制借助荣誉表彰与舆论引导，个人利益逐渐融入村庄发展的集体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权力通过微观的劝导、激励等手段，作用于村民的思想与行为，推动空间实践的开展。空间再造过程中形成的“政府引导-村民主体-社会协同”治理模式，为后续产业升级提供了组织保障。“上面的政策下来之后，我们真的是一次次地开群众大会，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我们村委几个人带头改造村子，村民看到我们这样，渐渐地就主动参与进来。”(C11)贯穿上述实践的空间治理智慧在于：通过基础设施升级重塑物理边界，依托制度创新规范流动秩序，借助多方协同激活治理效能，实现安全管控、经济发展与国家认同建构的多重目标。
2.2 生产空间的再造实践
随着区域合作的逐渐兴起，国家边界在原有的维护传统边境安全功能之上，增添了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和保障非传统边境安全的功能。边境村生产空间再造实践正是以国家边界的经济驱动作用为前提的。生产空间的再造实践首先从人居环境整治开始，这种空间重构既是对传统村落形态的现代化改造，更是边疆地区发展模式转型的物质基础。在西双版纳边境村，原本人畜混居的空间格局与封闭的院落形态，既制约着村民生活质量提升，也影响着产业发展的空间承载能力。人居环境改造通过街巷硬化、拆除围墙、公共空间营造等工程，打破传统村落私密性过强的空间隔离状态，释放出可供旅游开发的公共空间资源。截至2024年6月份，曼燕村共组织村干部、保洁员及辖区群众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2000余人次，累计清理建筑材料19吨，柴草杂物11吨，积存垃圾6吨，整治乱堆乱放30处，拆除危旧房9间、废弃猪圈1处，清理河洪道20余公里。“以前家家户户都有高高的围墙，就不好看，这几年我们就把围墙拆掉，房顶都换上了新瓦片，在门前屋后都栽上花花草草，政府有资助，我们自己也出钱，环境好了我们也舒服。”(V01)民族特色建筑的修缮性保护与现代设施的嵌入式改造相结合，一方面保持干栏式建筑特色，另一方面升级水电管网等基础设施，为旅游接待功能实现创造物质条件。“这都是傣族传统建筑，村委不让拆的，就稍微改造了一下，以后可以做民宿。”(V03)边境村的人居环境改善并非仅仅追求现代性的规整划一，而是通过傣族纹样墙绘、村道绿化景观等文化元素的有机融入，将民族审美特质转化为发展文旅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人居环境改善与文化资本积累的双重目标。作为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单一产业形态，橡胶林的空间扩张曾以牺牲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为代价，导致土壤退化、水源涵养能力下降等生态问题，目前中老缅交界地区的橡胶种植已出现向缅甸和老挝跨境发展的趋势。在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的双重压力下，云南边境村转向发展经济效益更高、环境负担更小的旅游业。“虽然橡胶现在还是我们的主要产业，但是橡胶价格越来越低了，而且橡胶生长要吸大量水，对环境不好，我们也要转向发展旅游业，现在都在做准备。”(C02)产业转型与人居环境改善的协同效应，在旅游空间生产中得到集中展现。边境村利用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将民族聚落空间转化为跨境文化体验载体。多民族共居形成的多样文化、边境口岸特有的异域风情以及传统民居改造而成的特色民宿，共同构成差异化的旅游空间要素。“旅客在我们这里可以体验到很多民族文化，而且边境地区发展旅游业的优势就是有别的国家的东西，这些我们肯定都要利用起来。”(G05)跨境互市节、边民大赶摆等新型商贸空间创设，打通了旅游消费与边境贸易的产业链条。2023年起，曼费村开始举办边贸互市节，以节日为载体，吸引客流、物流、人流。勐腊县9个乡镇已经初步形成了“周周有赶摆、月月有特色”的赶摆经济新模式，勐满镇曼烈村成功举办21期中老民族特色赶摆活动，有效带动边境旅游、经济发展和边民增收。据昆明海关统计，2024年上半年，云南省边民互市贸易额达110亿元，同比增长10.4%。生产生活空间功能的层叠式开发，使物质环境改善、文化资本激活与经济效益提升形成正向循环，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地方性与国家性等多重张力得到创造性转化。
2.3 文化空间的符号实践
文化空间的实践在边境特殊地理场域中演化出独特的文化形态，既承载着跨境族群的历史记忆，又回应现代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中老缅边境的友谊村建设塑造出流动与固守并存的文化空间。疫情前，边境两侧村民通过日常通婚、节庆共舞、跨境就学形成的亲密网络，已自然积淀成“无界”的文化共同体。疫情导致的边界管控并未割裂这种文化连结，而是催生出新的“线上联谊”互动形式，维持着文化仪式感。现在网络发达了，搞大联欢的时候，两边视频一开，就表演节目。”(V05)疫情管控放松后，边境村打造中老国门文化交流阵地，比如曼烈村依托与老挝南塔省勐新县曼纳坎村缔结友好村寨合作协议，经常性开展“走亲戚”交流与访问活动，定期举办中老阅读交流等中老国门文化系列活动，让中老各族群众共叙情谊。这种弹性化的文化交往创造出独特的“边界缓冲区”，既确认国家主权的存在，又为跨境文化交流保留空间。边境村的墙绘实践则开创了民族文化可视化的创新路径。岩温叫是湖北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的一名学生，毕业后返回家乡，用墙画讲述了曼勒村、曼占宰村等傣族村寨的故事和风土人情。“画画的人有很多，但是画出有趣的东西要进一步思考……西双版纳的自然资源、民族文化太丰富了，这些都是无限的灵感。”(H01)将傣族口传史诗、节日庆典与生产场景转化为视觉符号的过程，实质上是民族文化从口耳相传向公共展示的空间转译。当老年村民在墙绘创作中讲述傣族“孔雀公主”传说时，岩温叫将抽象叙事转化为具象画面，使代际断裂的文化记忆重新凝固为可触摸的公共遗产。“我们都很喜欢他“指岩温叫）画的画啊，画的都是我们民族特色，很漂亮嘛，有时候他也让我们帮忙涂色。”(V32）这种转译具有三重空间效应：物理层面，村庄原本普通的墙面转化为流动美术馆，打破传统展馆的空间限制；社会层面，岩温叫创作壁画的过程成为跨代际的文化对话场域，老年人讲述民族古老传说，年轻人通过参与填色理解传统纹样内涵；传播层面，墙绘的视觉冲击力能超越语言障碍，成为跨境文化互动的媒介。政府、村委通过提供环保颜料、改造绘画墙面等支持，既保障艺术创作的物质基础，又通过划定传统文化保护区避免过度商业化，使墙绘始终扎根乡村文化生态。“我惊讶的是这个地方居然没有任何商业化的气息，村落旁就是水田山林，村子里的彩绘和建筑没有任何的冲突感。”(T9）国家认同的日常化建构通过空间符号的渗透性运作融入边疆生活实践。国家意识形态传播是边境文化空间建构的重要一环，边境村在日常运作中融合直播展演、文艺活动、视频传播和社区宣讲等多元形式，持续开展共同体理念培育，在主题广场、交通要道和村民家中放置国旗与领袖画像，并在景区、商业区等人流密集区域设置中华文化符号与民族视觉标识。这些实践促使各族群众形成休戚与共的集体认知，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般紧密相连，持续强化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主题广场是一个交流交融的活动平台，在主题广场植入我们中华文化符号的视觉形象，就可以有意无意地嵌入到村民的脑海中。”(G02）通过空间符号的物质化呈现，国家意识形态传播实现了从抽象理念到具身体验的转化，使文化符号与日常生活形成结构性关联。边境村的文化空间具有内在的复合性，既是跨境族群共享的记忆载体，又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单元，更是文化创新的实验平台。在边境村的实践中，民族文化不再是被动的改造对象，而是通过空间再造主动参与现代国家建构，这种双向互动模式为理解中国边疆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3．国家认同的生成机制
比较优势为国家认同提供萌发土壤，使边民在对比中产生初步认同。文化自觉通过强化文化认同来推动国家认同的深化，实现从文化归属到国家归属的提升。治理参与则让边民在实践中内化国家认同，将表征性空间转化为实际的认同行动。三者层层递进，分别从认同的萌发基础、强化路径和内化机制三个维度，揭示了国家认同从初步产生到深度内化的完整生成逻辑。
3.1 比较优势中的认同萌发
作为国家边界线上的特殊群体，边民通过日常化的跨境实践获得的双向观察视角，为国家认同建构提供了独特的认知框架。在常态化跨境活动中，边民群体形成了双重生活场域，一方面深度参与国内边境村的社会经济活动，另一方面频繁介入邻国的生产劳动领域。这种跨越国界的日常实践使边民能够突破单一空间的信息局限，通过持续性物质生活对比形成具象化认知。当边民跨越地理边界参与邻国劳务活动时，他能够在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收入分配的合理性等方面感受到国界两边的显著差异，这成为其认知国家发展成就的直观参照系。边境幸福村项目的空间改造实践既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向边境末梢的延伸，也通过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强化了政策效能的可感知性。“老挝那边的治安太乱了，不像我们中国这边，去到老挝那边，那些警察随时会没收我们的证件，叫我们拿钱去赎，虽然跟老挝那边比较亲近，但还是觉得自己国家好，说实话我最喜欢中国。”(V07)跨境联系的强度影响国家认同感的构建。像曼烈村、关累村这类跨境互动频繁的村落，尽管地理上的边境屏障感知相对薄弱，但高频次的跨国经济活动反而促使村民通过对比国境两侧的生存条件，强化对本国制度环境与发展优势的认知，进而深化国家自豪感。而对于跨境联系较弱的村庄村民来说，国家认同的认知来源更依赖于文化符号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参与模式的多元化重构了边民的获得感生成路径。以橡胶种植、跨境零工为主的传统生计方式，正在向互市贸易、旅游服务、合作社分红等复合型经济形态转型。“以前我们只是割胶，要不就是出去打工，现在村里搞合作社，政府支持我们把原来的房子改成民宿，还会派人来教我们卫生培训、语言培训、餐饮培训等等，经营起来了我们就拿分红。”(V14)参与互市贸易的农户普遍实现增收，旅游合作社成员获得稳定分红，村民切实地感受到个人收益与国家边境政策的直接关联，经济收益的可视化与持续性显著增强了政策认同，进而维持了边境社会的稳定。“我们边境村有很多国家扶持政策，村民生活水平都比较好，愿意留在村里守好边境。”(C01)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曼烈村、大龙哈村，村民对国家政策红利的感知更为直接，因为政策扶持作用在旅游业发展中尤为突出。发展模式的跃迁使村民在经济效益提升中切实体会到制度优势，进而强化国家认同。而在传统农业占主导的下中良村、曼贺南村，村民长期从事割胶等劳动强度较大的生产活动，对产业政策的感知较为模糊。但随着国家推动边境村文旅融合发展，这些村落通过产业升级实现收入增长与生活品质提升，国家认同亦在民生改善进程中逐步深化。边境治理效能的提升也强化了比较优势的认知。传统边境村普遍存在的高墙铁网等防御性空间形态，既是治安隐患的产物，也折射出村民的安全焦虑。随着智能监控的普及、联防系统的完善以及普法教育的深化，物理防御设施逐渐被数字化治理手段替代。治安案件发生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安全感的重建不仅改善了居住环境，更使村民直观体会到国家治理能力对日常生活的保障作用。“以前我们修高墙是为了防小偷，现在社会治安好了，而且我们也装了摄像头，就不怕有小偷了，白天门都敞着。”(V10)边境村基于空间实践的认同生成机制具有三个显著特征：其一，认知来源的具身性，即通过亲历性对比形成价值判断；其二，作用机制的双向性，包含国内体验的获得感与跨境比较的优越感；其三，维系方式的持续性，依托常态化跨境活动保持认知活力。这种认同形态既包含对发展成就的理性认知，也蕴含着对制度优势的情感归属，在边境特殊空间场域中形成稳固的国家认同结构。
3.2 文化自觉中的认同强化
文化作为形塑群体认同的关键力量，在边疆多民族聚居区域具有特殊治理效能，边境村通过系统构建特定的文化空间，持续强化村民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共同体，其认同建构建立在群体对“我者”与“他者”的认知差异之上。在多民族共居的边境村落中，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中逐渐形成超越族际差异的共性认同。这种认同机制依托三个基础要素：共享的历史记忆、共通的心理素质与相似的思维方式。“我们在这里共同生活了很久，虽然有一些民族上的差异，但是大家都是中国人，在日常相处中并没有很多隔阂。”(V33）当个体在认知层面建立起与国家的同一性关联，其政治认同便包含主权归属、制度认同与执政党认同等核心维度。其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实体的认同构成最高层级的政治认同，决定着边疆治理的效能。边境村的文化空间建构围绕国家认同核心目标展开具体实践。第一，跨民族节庆活动重构传统民俗的象征意义。原本具有单一民族属性的节日被改造为全民共享的文化仪式，春节、中秋等传统节庆与泼水节、开门节等少数民族节日共同构成复合型庆典体系。在集体欢庆场景中，各族群众通过参与庆祝仪式、爱国主题演出等活动，实现从民族文化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认知跃升。“我们这个村傣族、哈尼族、汉族都有，什么节日都过，民族大团结嘛。”(C17）“前几天几个寨子聚在一起过我们哈尼族的嘎汤帕节，也可以邀请别的民族来参加。(V04）”这种文化交融有效淡化族际文化边界，强化“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共同体意识。但是民族构成差异会影响国家认同感的建构过程。在多民族聚居村落，如傣族、哈尼族、汉族聚居的关累村，国家认同的构建需建立在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基层治理主体需通过协调族际交往秩序，在文化多元性中凝聚共识。而单一民族占主导的村落，如以傣族村民为主的曼飞龙村，因族群文化同质性高，村落社会凝聚力天然较强，国家认同的培育往往具备更便捷的动员基础。第二，语言系统的标准化改造重塑交往方式。普通话教育在边境村学校全面落实，形成代际传递的语言转换机制。青少年群体在日常交流中普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民族语言逐渐演变为文化传承的符号载体。“傣文要专门去寺庙学，但现在大家都说普通话，如果傣文以后没人说了就会做好记录放博物馆里。”(G03）“日常交流都没有障碍的，因为大家都会说普通话，我们在开村民大会的时侯都用普通话。”(C12）这种语言变迁不仅降低跨民族沟通成本，更在认知层面构建起统一的国家话语体系。当村民使用相同语言讨论国家政策、参与公共事务时，其国家认同自然获得语言载体的支撑。第三，视觉符号的空间布设形成持续性规训。边境村公共空间密集设置国旗、国徽等国家象征物，墙面宣传栏系统展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政治标语，村文化广场定期举办爱国主题电影放映、边疆发展成就展等文化活动。“我们会定期在村里面宣传民族团结、爱党爱国啊，有广播、宣传标语、搞活动等等很多方式。”（C04）“每家每户都要放这些领袖画像和国旗，是村里面规定的，日积月累的我们也习惯了。”(V08）这些视觉元素和文化活动将抽象的国家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现实存在，通过日常重复接触强化村民的公民身份认知，这种空间浸润策略使国家认同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内化过程。
3.3 治理参与中的认同内化
边境村的一切大小事务，但凡牵涉到村民的共同利益，皆需召开村民大会来定夺。参加民主会议，决议本村事务，这已然成为了村民们潜意识中的念头。在村民大会的参与过程中，他们得以自主决定本村的大小事宜，当家作主的意识也随之日益增强。村庄的发展是在他们的亲身参与下逐步推进的，所以，村民们自然而然地对村庄乃至国家怀揣着主人翁的意识和深深的认同感。在实地访谈中，当被问到村里的事情是如何决定的，村民都会不假思索地说开村民大会，几乎每一位村民都知道村里在进行何种发展任务。生活在边境的村民们肩负着另一重身份——守卫边疆的中国人。疫情之前，边境村实行村民轮值制度，村民们轮流守卫边疆。疫情之后，为了加强边疆的防控力度，边境村构建了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的防边体系，坚持党委把握方向、政府总体协调、军队担当骨干、警方负责治理、民众作为基础，强化边境的管控力度，维护边境地区的正常秩序。村民们是守卫边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防边工作的日常化，不仅需要严密的监控与防守，更离不开每个村民的自觉监督。边境村的村民们都将守卫边疆视为自己的义务，这份义务归根结底源自于国家认同感，而这份国家认同感又进一步加深了村民守边的责任感，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守边是义务，守好了国门就是守好家门，我觉得自己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也挺自豪的。”（V21）边境村民国家认同的内化机制包含多维建构路径：首要机制在于参与式治理带来的政治效能感强化。当村民在村民大会等制度化平台中切实影响决策过程时，其政治主体意识得到具象化确认，这种赋权体验促使表层的自豪感向深层的国家认同转化。关键路径表现为治理实践中的国家在场感知。政府资源投入与军警联合防控构成的显性国家符号，与村民日常治理参与形成的隐性认知形式相互强化，构建起具身化的国家想象共同体。重要基础在于利益共同体的认知重构。村民通过持续的治理实践，逐渐解构个体、集体与国家的传统认知区隔，形成命运共同体意识，这种认知转型使国家认同获得坚实的利益联结基础。在常态化参与基层制度运行的过程中，村民通过经验性认知积累，逐步理解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理性与运行逻辑，这种实践性知识生产有效消解了政策认知的抽象性，转化为制度认同的稳定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内化过程具有显著的主体建构特征，村民并非被动接受既定政治观念，而是在治理实践中通过认知深化与意义重构，主动完成国家认同的主体性建构。这种建构机制的生命力，既源于制度供给形成的结构化约束，也根植于边疆治理特殊情境催生的共同体意识，最终在治理实践与认同强化的良性互动中，型塑出兼具稳定性与适应性的边疆治理秩序。
4．结论
本文以列斐伏尔三元空间辩证法为理论框架，系统考察云南边境村的治理空间、生产空间和文化空间实践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揭示了国家认同在特殊地理场域中的生成路径与演进规律。研究发现，边境村在跨境治理、生活生产与文化交互三个维度的空间实践中，形成了具有边疆特色的国家认同建构模式。跨境流动空间的治理实践展现着现代国家治理能力与边疆特殊性的动态调适过程，基础设施升级与制度创新的协同作用既维持了边界管控的有效性，又创造了边民跨境互动的制度通道，这种治理智慧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通过边民对政策红利的切实感知强化了国家在场体验。生产生活空间的再造实践突破了传统村落空间功能的单一性，人居环境整治与经济空间功能叠合开发构成了边疆现代化转型的物质载体，村民在参与空间重构过程中形成的获得感，将国家发展战略转化为具象化的个体经验，为理性认知国家制度优势提供了现实基础。文化交互空间的实践揭示了边疆地区文化形态的特殊性与治理价值。跨境族群在历史记忆传承与国家符号宣传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兼具文化主体性与国家归属感的复合型认同结构。边境村文化空间不仅是族群互动的传统场域，更演化为国家话语与地方文化双向融合的实验平台，这种文化调适机制既保存了跨境族群的集体记忆，又通过符号重构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认同建构机制呈现出从比较优势感知到文化自觉觉醒，最终通过治理参与实现认同内化的递进式特征。边民在跨境贸易、民宿经营等日常实践中形成的双向观察视角，使其在民生改善的切身体验中完成国家认同的感性积累；共同享有的民族文化和历史记忆、随处可见的政治宣传符号以及相互交融的生活空间让村民在潜移默化中产生共同体意识；而村民大会等制度化参与渠道的常态化运作，则推动着政治认同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构的实质性转变。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尝试以列斐伏尔空间理论丰富边疆治理研究视角，通过实证分析展现国家认同建构中基层主体与空间实践的互动关系。边境村案例表明，边民国家认同的形成并非简单的政策传导结果，而是边疆特殊空间场域中制度供给、文化调适与个体实践共同作用的产物。边民在跨境比较中形成的制度优势认知，在文化自觉中强化的共同体意识，在治理参与中深化的政治认同，共同构成了边疆国家认同的稳固三角支撑。这种认同建构机制具有显著的主体性特征，村民通过认知重构将国家战略转化为日常实践的逻辑框架，在民生发展与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国家认同的内化与再生产。本研究表明，边境治理政策需兼顾安全管控与民生便利，可通过升级口岸基础设施、简化边民互市审批流程，在严守边界红线的同时，为跨境文化交流、贸易活动开辟规范化通道，让边民在享受通关便利中感受国家治理效能。生产发展政策应聚焦村落空间功能复合利用，比如将人居环境整治与民宿旅游、跨境电商基地建设结合，引导村民以土地入股、参与经营等方式分享发展成果，使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转化为住房改善、收入增长等具体体验，夯实对国家制度的认同基础。文化政策要尊重跨境族群文化特性，可在传统节庆活动中融入国旗、国歌等国家符号元素，支持民间跨境文化交流组织发展，通过双语广播、边境文化长廊等载体，让民族文化传承与国家意识培育形成共生关系。治理参与机制建设需拓宽边民制度化参与路径，比如建立边境事务村民议事会，鼓励边民参与界碑维护、跨境矛盾调解等治理实践，在参与边界巡逻、政策宣讲等日常事务中，使国家认同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守边有责”的行动自觉，实现民生改善、文化融合与国家认同的协同推进。
本研究存在案例类型覆盖不足的局限，当前样本对边境村民族构成、经济模式、跨境联系强度的异质性体现尚不充分，文化差异对认同建构的调节效应尚未充分揭示。后续研究可通过扩大样本区域、开展追踪调查等方法，进一步深化对边疆国家认同多元生成机制的理解。总体而言，边境村的空间实践揭示了一个重要规律：国家认同建构不能简单依靠政策宣导，而需创造能让民众在比较中认知、在文化中感悟、在参与中内化的实践场域。这种以空间重构为载体、以主体体验为核心的认同生成逻辑，为理解当代中国边疆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下的认同政治实践开辟了更具操作性的路径。
文章来源：《世界地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