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泽，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换，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在风险全球化时代，国家如何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巩固自身本体性认同，已成为平衡发展与安全关系的现实需求。从学理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认同具有密切关联：中国的现代化发轫于危机认同，而国家认同在现代化语境下体现为现代性建构，新中国成立后，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此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认同存在着“互构”逻辑：一方面，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出发，中国式现代化以工具功能和评价功能为国家认同提供绩效性资源和价值性支撑；另一方面，从国家认同的内涵出发，“国民—公民”同一身份认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主体力量，“政党中心型”制度认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法理支持，“中华文化”认同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精神源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国家认同；“互联互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一论述表明，虽然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具有一般共性特征，但事实上，现代化又总是表现为特定国家独有的现代化。在风险全球化时代，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复杂的形势和严峻的风险，如何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有效巩固自身本体性认同，已成为平衡发展与安全关系的现实需求。在学理上，现代化建设与国家认同密切关联，并存在“互构”关系。现代化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为国家认同奠定正当性基础，国家认同则在价值论的意义上为现代化提供不竭动力。因此，全面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认同的“互联互构”逻辑，对于应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困难与挑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认同的内在关联性

从发生学视角看，国家是一个先在性的概念，现代化与国家认同均体现了“国家在场”语境下的叙事逻辑。同时，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或公民既是现代化实践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权利单位。在“场域”与“主体”同一的前提下，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认同相伴而生、互为表里，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

1.中国的现代化发轫于危机认同

在现代社会，危机与认同具有互为因果的亲缘性。从客观事实看，危机意味着“社会系统结构所能容许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低于该系统继续生存所必需的限度”。而从主观认知看，只有“在社会成员感觉到结构变化影响到了继续生存，感觉到他们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我们才会说出现了危机”。这就是说，危机虽然很多时候是客观存在的，但危机只有被感知并以危机压力的形式引发个人或国家的回应行为，才会产生认同问题。现代化是近代中国在危机压力下的国家理性体现。近代中国在救亡图存的危机逻辑下，其生存发展唯有诉诸资本主义所开启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国家认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既是中国现代化发生的动因，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诉求。

危机压力作为一种主观认知往往会呈现出两种状态，一种状态来自已经发生的危机压力，另一种则是来自可能发生的危机压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近代民族国家构建始终相伴，并经历了从被动回应到主动应对的历史性转变。近代中国社会以“器物—制度—观念”为脉络的现代化探索，无不是对“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危机压力的被动回应。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才以独立民族国家的姿态开启自主现代化历程。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危机意识，并将其落实到现代化的自觉实践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落后就会挨打”的危机压力下，国家集中人力物力，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有被开除出球籍”的危机中开始了改革开放之路，实现了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风险社会背景下，中国紧紧抓住21世纪前二十年“重要发展战略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新形势下，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国家认同在现代化语境下体现为现代性构建

“认同是个现代性命题，是在现代化背景下产生的。”在一般意义上，国家认同表达的是公民主体对国家客体的认同。但全球化时代“流动的现代性迫使人们寻找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安全本体基础”,因而国家作为现代化实践主体，也需要在本体意义上寻求国家的自我认同，即国家的现代性构建。

现代性乃是现代化的结晶，是现代化过程与结果所形成的属性。各国现代化本身的多样性决定了现代性应具有不同的样态。中国在反思西方单向度现代性基础上，结合自身现代化实践，构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体系。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与具体的历史环境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起源与本质。其一，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在性质上，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社会属性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坚持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在发展阶段上，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条件，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能超越一定的物质手段和物质条件，否则就不能成为满足人的需要的现实的对象性活动”。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立身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图景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阐发世界历史的整体性、普遍性联系特征基础上，指出了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因此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新时代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性共同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中国式现代化在大历史观视野下愈发具有世界性意义。其三，中国式现代化立命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及自身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是使命型政党，这一特征决定了其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都将关乎人民富裕、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现代化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新时代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对执政党自身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诉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强调“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体现了先进性政党在领导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责任担当与理论自觉。

3.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现代化是贯穿于全程的一条主线，而国家认同作为意识形态源渗透其中。在时间维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改革开放为契机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现代化过程，在纵向上为国家认同提供了现实依据；在空间维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载体，体现了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国家间现代化的比较，在横向上成为国家认同的动因。

从概念看，实践是指人类有目的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性客观物质活动，又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质言之，实践活动既能将主观意识转化为客观结果，也能基于客观结果检验和修正主观认识。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但又内在包含了实践和话语两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范畴。其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我们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断调整现代化内容和目标，逐步深化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重塑了具有独特实践经验和路径的现代化形态，完成了现代化从实践到话语的跃升。其二，国家认同内含了公众对国家现代化的认同。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中，进一步确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理论的科学性、制度的优越性，实现了国家认同与现代化的高度统一。其三，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彰显了世界意义。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上的现代化，体现了人民性与实践性、民族性与开放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系统性与全面性的统一。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既不同于西方的掠夺性现代化，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依附性现代化，还有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保守性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既避免绝对普遍性倾向，也防止绝对特殊性偏颇。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书写了现代化理论新篇章。

二、中国式现代化为强化国家认同提供绩效性资源与价值性支撑

在中国现代化历史叙事中，国家始终以实践场域和精神符号双重角色在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经验中探索出来的一条有效的现代化道路，其中蕴含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独特解读，并在工具功能和评价功能两个层面为强化国家认同提供了绩效性资源与价值性支撑。

1.工具功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果为国家认同提供绩效性资源

工具功能倾向于关注实效性，具有客观、直接和可量化的特征，一般可通过数量、质量、目标等达成情况加以衡量。在根本上，国家认同是公民的主观心理认同，不是基于现实利益的测算。但从经验看，现代化的显性成果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国家自主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仍是影响公民国家认同的重要变量。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从可衡量的成果看，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随着经济长期快速增长，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量的积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达到8.9%,明显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经济总量持续扩大。其二，经济发展关注质的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确定了发展主题。新世纪以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得到践行，经济增长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党的二十大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没有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就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其三，现代化目标实施过程始终坚持宏观指导、中观调整与微观操作相结合，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叠加中扎实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在宏观上历经了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社会”“整体小康”“全面小康”“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强国”的不同表述。依据宏观目标指向，党和国家在各个时期均采取了与之相对应的中观战略部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两步走”战略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江泽民提出的“新三步走”战略，再到当前的“两个阶段”现代化强国战略，中国的现代化战略在动态调整中日趋完善。与中观发展战略相适应，党和国家采取了更为具象化的实施计划。从1953年至今，以五年作为一个发展周期，中国已经制定了15个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在微观层面为切实完成现代化中长期目标提供可靠保证。

2.评价功能：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为国家认同提供价值性支撑

评价功能侧重对事物的正当性作出判断，着重审视特定目的是否符合终极价值及这种价值是否合乎人类本身的要求，致力于为主体活动擎起价值依托和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具有明显的道德指向。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两个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中蕴含了中国式现代化人本、平等、协调、和谐、和平的价值取向，用“人的逻辑”代替了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回应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难题，为国家认同提供了价值支撑。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人本主义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下的异化劳动，揭示了资本背后的实质是人和人的经济社会关系。从根本上说，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人的逻辑”价值基础上，阐发了对现代化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的价值判断。其一，在人与现代化关系中，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表述是从“现实的人”这一客观存在来描述人与现代化的关系。人不仅是现代化的目的，也是现代化的手段。为此，中国式现代化既要依据人口规模复杂性、艰巨性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同时也要在教育、科技、人才系统集成中将人口规模转化为有效的人力资源，为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其二，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中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的一大优势。社会主义要做大蛋糕，还要分好蛋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搞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平等意指以劳动为价值分配尺度分阶段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过程。其三，在物质与精神相互依存关系中强调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单向度的物质现代化，邓小平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风气如果坏下去，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人的现代化在本质上体现为精神文明形态。精神文明要以物质文明为基础，但物质文明只有向精神文明转化，才能最终服务于人的现代化。其四，在人与自然的共在性中强调两者的和谐共生。马克思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自然具有相对于人的优先性，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决定了人类保护自然的义务。此外，自然具有生产力属性，具体表现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因此美丽中国也是现代化的目标。其五，在多样性国家关系中强调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平是现代化的前提和保障，发展是现代化的目标和成果。中国式现代化将中国的发展与别国的发展联系起来，将中国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统一起来，走出了一条“多元开放、合作共赢”的现代化道路。

西方的现代化建立在资本逻辑之上。其一，在资本逻辑下，西方的现代化见物不见人。当人被异化为工具，效率成为西方判断现代化成果唯一的准则，其结果必然导致道德的相对化和边缘化。其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之上的，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导致生产过剩与大量贫困同时存在，形成了“生产力越发展贫富差距越大”的现代化悖论。其三，西方将现代化等同于物质现代化，造成了人对“物的依赖”，当人的主体性湮没于物役之中，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只会日益加深人们精神世界的贫瘠与空虚，最终导致物欲主义与拜金主义盛行。其四，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西方沿袭了近代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范式，认为自然外在于人。西方在自由理性、权利意识驱使下，对自然采取轻视、支配、掠夺甚至破坏的态度，走上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道路。其五，西方现代性理论带有浓厚的启蒙色彩，呈现出保守的一元化特征。西方坚持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以单一代替多样，以竞争代替合作，以冲突代替交流。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国家推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自身发展建立在侵占别国利益之上，愈演愈烈的弱肉强食和无序竞争严重阻碍了世界现代化进程。

三、国家认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主体力量、法理基础和精神源泉

“国家认同不仅表现为对国家的归属感，还表现为对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尊重和热爱，对国家制度、法律、政策的支持和服从，以及愿意为了国家利益而奉献的爱国热忱。”换言之，国家认同在内容上既包括认同主体的自我身份认同，也包括认同主体对国家客体的制度认同及历史文化认同。从国家认同内涵出发，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国家认同在（身份）归属感、（法律、制度）赞同支持、（文化）差异性认知三重维度中，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主体力量、法理基础和精神源泉。

1.“国民—公民”同一身份认同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主体力量

在现代社会，人们往往同时归属于不同的群体，导致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于人的身份认同判断。从构建逻辑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需要在多元差异中寻求一种时空维度下相对稳定的共享身份，以淡化不同主体间的边界，同时也需要构建一种更为主动的身份认同，以主体的自觉意识、自为能力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加速发展。据此，“国民—公民”同一身份认同最符合这一目的性需求。

在理论层面上，国民身份认同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天然的联系。其一，国民是立法代议机构的主权代表，具有权力主体特征。国民是国家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国民身份在现代多元身份中属于上位概念。同时，国民身份更具包容性，涵盖了现代化主体的其他身份。其二，国民身份认同具有更为深沉的文化内涵，具有国民性特征。所谓国民性是由特定国家文化所塑造的国民性格，既是现代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显著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资源。其三，国民作为集体概念将本国人与外国人严格区分开。国民与非国民的显著区别，寓意了国民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具有一体共存、不可分割的特征。然而，在现实层面，国民身份认同也面临一系列问题：一是由于国民身份带有先赋性特征，因此在和平环境下，国家的象征性意义钝化了人们自觉的身份感知；二是国民身份界定的宽泛性特征，淡化了不同群体间的主体差异性，造成人们身份认同需求下移的倾向；三是全球化引发的世界主义导致超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出现，继而弱化了国民身份认同。

正因如此，“国民—公民”同一身份认同成为现实条件下的合理选择。其一，引入公民概念，是因为公民身份最具兼容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主体既可以理解为整体意义上的人民，也可以理解为地域性、阶层性群体或个体建设者。在概念使用上，公民与国民最为相近。同时，公民与各下级概念呈现出一种张力，这既有利于多重概念间冲突的整合，也有利于各级概念间的承接。其二，“国民—公民”同一身份认同承载着意识形态功能。“国民—公民”同一身份涵盖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法律、政治、伦理等多维关系，既有助于以国民身份统摄多重身份，建立国家优先于群体的身份认知，也有利于将国民的归属感、公民的责任意识、建设者的积极性汇注到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其三，“国民—公民”同一身份认同实现了个体同一性与群体认同的统一。人的主体意识一方面体现为个体同一性，即个体的身心和谐一致；另一方面体现为合群性特征，即人们在社会合作中采取集体行动。国民身份与公民身份都强调国籍因素，但前者倾向于集体身份，后者倾向于个人身份。从法权角度看，公民身份以权利义务关系凸显个人权利意识，同时强化个人的社会义务和国家责任，从而在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国家之间建立起互通机制，满足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层次主体性需求。其四，“国民—公民”同一身份认同有助于化解利益主体间矛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同主体间客观上存在着利益矛盾，但公民身份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成员资格的平等，有利于消弭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现实利益冲突。

2.“政党中心型”制度认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法理支持

如果说英美现代化是商业集团推动的早发现代化，德日现代化是国家主导的后发现代化，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是政党主导的内发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党主导功能主要依托制度得以实现，即执政党通过制度的内在规范、外在形式、具体实施过程，最终以制度认同的形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法理依据。

首先，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制度体系的规范性基础。制度是内在规范与外在形式的统一，但制度内在规范先于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发展及其方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上层建筑的性质不是由生产力直接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元逻辑，一定社会的政治权力归属及经济利益分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剥削性生产关系相联系，决定了少数人垄断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形态。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平等生产关系取代了剥削生产关系，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公平分配与人民当家作主铺就了理论前提。

其次，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法理根基。政治制度的首要功能就是价值定位，即“谁”创建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谁创建”不仅意味着政治制度的权力指向，也关乎制度的生产性功能能否得到有效发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根本上确立了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为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基本政治制度层面，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与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相适应的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从而形成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构成的整体性国家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相统一的权力结构特征，保证了党、人民、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为党全面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法理依据。

最后，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确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在符合某种价值原则的基础上，还必须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其一，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制度建设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再有三十年的时间，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四大将这一内容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中已蕴含了“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十五五”规划提出，“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所创建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通过安排自身和其他制度，疏导各种社会力量和人们的活动，从而提高它所鼓励的生产活动的效率，增加社会的价值总量[22]9,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高效率的制度优势。其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是发挥制度优势的有力保障。党的执政能力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得益于掌握国家政权体系的执政党具有高超的组织能力、发展能力、整合能力、创新能力、制度化能力，具有很强的使命感、责任感、权威性与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增强制度的竞争性与适应性，在完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积极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实现了制度优势由应然到实然的现实转化。

3.“中华文化”认同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精神源泉

国家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地理范畴，同时也是历史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形态。“中国是以文化认同为建构基底的国家形态。”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引领，在世界多样化文明交流互鉴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此，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立足民族、国家、世界“三位一体”的文化空间，坚持自主性原则，兼顾主体间性关系，以中华文化认同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精神源泉。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涵养。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土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而言，没有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现代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不仅指向中国发展现实，也“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共识创设了共同心理基础。历史地看，不同族群在共同生活、生产实践中逐渐杂糅、融合与交错，形塑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整体形态。中华民族延续之长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于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为推进多民族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其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内生动力。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丰富的人文思想和稳定的道德规范，尤其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被赋予了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新的时代内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不竭精神动力。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意识形态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过程中凝结而成的意识形态成果。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规制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和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定性规定。其中，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即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两个结合”中拓宽了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两个结合”既承上启下，又创新发展，系统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政治与文化交汇中的多重面相。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动态引领。“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其存在形式是一定的思想理论体系，但却不同于一般的思想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在它具有更强烈的实践性品格和特征。”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中不断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以先进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最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融通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文明更突出地域性，更具持久性，是比文化更高的表现形式。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透视中国式现代化，旨在立足于古今中外观照中国式现代化未来，造福人类社会。其一，要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自主性促进文化自觉自信。在全球化进程中，“差异性”是文化认同的前提。因此，坚信本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保持文化自觉自信，发扬自强不息、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二，要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开放包容精神加深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文明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最深厚的智慧积淀，“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29]468。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放眼世界，回击了“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论调，为解决现代世界文明纷争指明了道路。其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守正创新赓续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的总体性与连续性特征决定了传统和现代不可分割，但现代文明不是对传统文明的线性继承，而是以现代为标识创造出新的文明形态。与此同时，它还是一项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战略任务，是一个联通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目标[30]。所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要正本清源，又要创新发展，更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兼收并蓄，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借鉴和方法启示。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