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国家特性问题深植于其历史经历中。自英格兰王国成型以来，英国国家特性历时或共时性地呈现出“英格兰国家”、“英国”（联合王国）、“大英帝国”三种面相。二战后，随着大英帝国的持续没落，这三种既相互影响、制约，又相互妥协、依存的特性开始发生冲突。为协调这三种相互冲突的国家特性，英国政治党派中曾出现以本土（白人）国家的认同范式重构其国家特性的主张并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新民族主义的崛起，特别是本土苏格兰分离主义的兴起，英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选择以脱欧的方式，回归孤立主义色彩浓厚的“民族国家”。如此，在经历了数百年的联合王国、大英帝国之后，英国的国家特性将可能回到英格兰登合一定程度的本土民族国家的历史轨道。英国国家认同和国家特性的历史变迁，不仅反映了曾经的世界大国英国的沧桑巨变，也折射出世界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关键词：英国国家特性 国家认同 联合王国 大英帝国 本土民族国家
作者周少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地址：北京市，邮编 102488。
一、问题的缘由及理论
国家特性建设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由于特殊的建国背景、历史经历及自由主义、地方自治等价值传统，英国国家特性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复杂的历史演变。在此过程中，先后或共时性地呈现出“英格兰国家”(England)、“英国”或曰“联合王国”(the Uk)及“大英帝国”(British Empire)三种面相。二战后，随着“大英帝国”的逐渐没落，甚至彻底终结，这三种既相互影响、制约，又相互妥协、依存的特性开始发生尖锐冲突。为此，一些保守的政党代表尝试以本土(白人)国家的认同范式重构其国家特性。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新民族主义的崛起，特别是本土苏格兰分离主义的兴起，英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选择以脱欧的方式，回归孤立主义色彩浓厚的“民族国家”。脱欧后，随着历史遗留问题及新问题的不断涌现，英国国家特性或认同建设面临着新的选择或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外研究英国国家认同或国家形成的论著非常丰富，整体而言，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研究。
第一，以系列关键性事件梳理英国形成历史的史料类研究，诸如通过新教信仰、天主教解放乃至议会改革等一系列具体而关键性事件与进程，强调“共同敌人”(如天主教法国)和帝国利益如何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英国国家。
第二，西方现代民族理论视域下对英国国家建构的相关研究。西方很多学者通过现代论、建构论、族群—象征主义等对英国的民族国家形成都予以了应有的学术关注。现代论者，例如，休·希顿-沃森(Hugh Seton-Watson)聚焦了“大不列颠”国家及其民族性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指出与欧洲大陆其他民族，如法兰西形成过程中“先有明确民族意识，后构建统一国家”不同，英国民族的形成过程是先通过王权、议会的政治整合形成统一国家，再逐步培育跨地区的民族认同；同时，他指出英帝国的扩张不仅强化了“大不列颠”的整体凝聚力，使得英国的民族主义始终带有“帝国视野”，这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民族认同完全不同。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明确指出英格兰是基于个人主义-公民的民族主义在世界上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民族国家，并且从词汇变化、议会文件、新君主制等角度分析了英格兰民族意识的变化。西方民族理论现代论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认为民族国家是基于现代工业、人口流动、现代教育等作用下形成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在其《民族与民族主义》中论述了工业社会和社会流动对民族主义的影响。而里亚·格林菲尔德在《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中也明确指出了民族主义才是英国现代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力所在。
建构论的代表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英语印刷品塑造的民族想象”在英国民族现代建构中的重要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在其《传统的发明》中，将英国作为“发明传统”的核心案例国之一，指出英国那些诸多被视为“古老传承”的传统，实则是为应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社会变革和巩固国家凝聚力而人为建构的，通过“发明的传统”来维护英国的国家权力合法性。
英国历史社会学家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smith)提出了西方民族理论重要范式“族群象征主义”，与现代范式中关于民族纯粹是现代的产物不同，他更聚焦现代民族与前现代的族群之间的历史性联系，为此他将英国作为典型案例来阐述族群_象征主义理论，指出英国民族的形成既有族群的历史文化基础，同时也受到领土和法律等因素的影响。
第三，聚焦帝国解体与英国国家认同危机展开研究。汤姆·奈恩(Tom Nairn)指出，由于英国自身政治体制的陈旧及资本发展的不均衡性，在帝国解体后，苏格兰、威尔士等地区只能诉诸民族主义来挑战以英格兰为中心的英国认同，从而引发英国国家面临的危机和可能的衰落。理查德·韦特(Richard Weight)探讨了从1940年到2000年间英国国家身份认同的演变，分析了英国性的衰落，以及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新的强大身份认同的兴起。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指出，英国在帝国解体后陷入了“后殖民忧郁”(postcolonial melancholia)的状态，认为英国人无法接受帝国衰落和失去全球优势地位的事实，这种忧郁导致了对黑人、移民等群体的敌意和暴力，同时也使英国无法重视在城市中心发展起来的多元文化。米歇尔·肯尼(Michael Kenny)等人指出，尽管“盎格鲁圈”(Anglosphere)的概念更多地基于帝国怀旧情绪，但它在过去一个世纪的英国政治生活中一直是一种强大且持久的意识形态，为此作者分析脱欧后英国试图通过“盎格鲁圈”重建全球身份。
国内也有不少研究涉及英国国家认同和移民整合问题，从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文献来看，尚没有见到将英国国家认同与国家特性问题结合在一起研究的成果。本文尝试在这一方面有所建树。
所谓“国家特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家特性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经由制度建构、文化积淀与对外互动而形成的，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相对稳定且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的本质属性和显著特征的总和。国家特性是国家在物质与精神、制度与文化、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等多个维度上展现出的独特身份标识与核心内在基因，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路径、行为逻辑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独特定位。狭义的国家特性是指由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范式，尤其是国家认同的民族范式一如何看待族群(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以何种政治哲学界定族群(民族)与国家关系等一所决定的国家价值取向及这种价值取向所影响或决定的制度和体制文化。进入民族国家(nation-state)时代以来，国家认同构建大致存在三种不同范式，本文聚焦狭义层面的国家特性，狭义的国家特性主要体现于一国的政治、法律传统，特别是群体性的文化心理层面。国家特性既是一种主观的认知或感受，也是一种可以通过理念、制度或体制的实践加以测量的客观存在；就前一重意义来看，国家特性与国家认同相通，它强调国民主观上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心理认知(即“我认为我是谁”——国民性维度上的自我人格界定)，后一重意义则强调国家客观存在的属性和特征(即“这个国家实际上是什么样的”)。简言之，国家特性指谓的是国家的个性特征，是一个国家区别于另一个国家的内在精神和气质的集中表现。例如，在英国，国家特性集中体现为所谓“英国性”(Britishness)，是历史和现实交织演化的结果。
“国家特性”的研究范式，不仅丰富了“国家认同”的传统分析框架，拓展了相关概念和议题的研究，而且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更是一个动态的、可观察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涉及一系列复杂认知和心理活动的主观状态，而且是一个可以测量和评价的客观现象。“国家特性”范式的引入，不仅有利于打破传统国家认同理论的单一、静态叙事，克服将有关国家的形象僵化、固化的刻板范式，而且有利于国家认同等相关概念的可分解、可操作化和可度量化研究。实践层面，“国家特性”范式不仅有助于历史地、全面地认识诸如英国这样的老牌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状况，也有助于动态地、准确地认识二战后大量出现的全球南方国家在国家认同构建方面面临的复杂情势和挑战。
本文将围绕国家特性(认同)问题，循着英国现代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通过对一系列重要历史、政治和社会事件，以及20世纪后期以来，特别是21世纪围绕英国国家特性(认同)问题出现的一系列政策立法、媒体及学界的观点的深入分析和阐释，对英国国家特性的生成、发展及其价值演变逻辑，以及21世纪面临的种种危机做出较为系统、全面的阐释。英国是世界上较早建成现代国家的政治行为体，同时也是至今仍不懈寻求国家特性的少数老牌民族国家之一。研究英国国家特性(认同)问题，不仅有利于认识英国相关内外政策形成的内在逻辑和理路，而且有利于从历时性的视角，深入观察国家特性或认同生成的历史机理和内在价值逻辑，从而加深对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理论和实践的认识。
二、英国国家特性的内在张力
英国的国家特性问题伴随了自英格兰王国建立以来的几乎所有英国历史。自英格兰王国形成以来，英国国家认同构建大致呈现出单一英格兰认同、“联合王国”认同及大英帝国认同三种特征，其中“联合王国”认同又可细分为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并入式联合(1535/1542年《联合法案》)、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同君联邦”(1603年)、英格兰和苏格兰正式合并的联合王国(1707年)、合并爱尔兰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1801年)，以及爱尔兰独立后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1922年至今)。与此复杂的历史过程相应，英国国家认同或特性构建表现出极为罕见的复杂性和内在冲突性。
英格兰国家成型后，英格兰的政治精英并没有沿着传统民族国家的路径，进一步整固英格兰的国家认同，而是罕见地从内外两个向度开启了“英国(即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下同)”和“大英帝国”的构建之旅。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殖民扩张过程中，“英国认同”与“大英帝国认同”并行不悖，深嵌于其中的几个本土民族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独立认同，但仍然相安无事。它们共同致力于帝国的扩张事业，分享着帝国带来的物质上的成功和精神上的优越感。从国家特性的维度来看，这一时期英国国家奇迹般地保持着三重具有明显冲突的特性，即“英格兰国家”“英国”及“大英帝国”的平衡，并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二战后，随着大英帝国的持续没落，上述三种特性开始发生尖锐冲突。为缓和这一冲突，英国的主流政治精英开始着手打造本土(白人)国家。在这一努力遭受失败之后，英国性继续在四种充满冲突的国家特性之间挣扎、徘徊。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地缘政治竞争和全球“新民族主义”的崛起，英国国家认同或特性构建逐渐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谁是英国人”或者说“什么是英国性或英国特性”成为一个焦点性的议题。2002年，在一项有关英国国家特性(认同)的调查中，有高达91%的受访者表示，英国人最大的特性或者说“英国性”就是“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不涉及任何文化或民族认同因素。对于许多人来说，英国人的共同特性不过是一本英国护照而已。2007年，即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法案”颁行200周年之际，英国《卫报》一篇评论犀利地发问：世界上有多少国家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叫什么，又有多少国家的成年人在网上搜索遇到下拉菜单时，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是叫“英国”(the Uk)呢，还是叫“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不列颠”(Britain)，抑或是“英格兰”(England)?由于缺乏共同性或一致性的国家认同，“英国性”一这一曾兼具历史底蕴和现实政治、文化意味的国家整合利器，日益沦为一个可有可无、可实可虚、边界模糊的实用主义概念。2014年，英国《卫报》进行了一项题为“英国性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将英国性视为一个涵盖了多种背景的包容性总称(inclusive umbrella)”的人最多。特别是对那些不认同几个本土民族的受访者来说，“英国人”成为一个兜底性的认同选项。英国性甚至最终发展为只适合有色移民群体表达国家认同的概念。为了给全体民众寻找一个适合的整合性概念，一些学者提出了“英国公民”这一概念，提出只要是英国公民，他(她)就是国家共同体的一分子，而不必过问其文化及政治价值观如何。如此，英国似乎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特性或性状的“公民国家”。
2016年英国成功公投脱欧后，英国政界、学界及媒体围绕英国国家特性(认同)问题的讨论和争议进一步白热化。时至今日，套用亨廷顿评价美国的话来说“英国到底是谁的国家?”或者说“究竟谁才是英国人?”；英国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各“民族”的联合体?是一个“白人国家”还是一个“多种族国家共同体”，抑或是一个准“世界公民联合体”?英国人到底如何安放自己的国家认同?如此等等。总之，英国国家特性建构仍然是一个复杂多维的“莎士比亚之问”。
三、英国国家特性的历史样态
英国的国家特性(认同)问题深植于其历史之中。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英国国家特性(认同)构建大致经历“英格兰国家”和“联合王国与大英帝国”两大历史时期。这两大时期的国家特性(认同)构建实践极大地影响着现代英国国家特性(认同)的构建，使其长期处于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之中。
(一)“英格兰国家”认同的构建
英格兰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产生的时间并不十分久远，自公元1世纪始，地处欧洲文明边缘的不列颠先后遭到罗马帝国和日耳曼部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经过数百年的征服、征讨与兼并，直至6世纪末才发展出初具一定规模像样的“国家”。至10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的大部分地区统一为英格兰王国。此为近代意义上的英格兰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1世纪的诺曼征服是近代英格兰国家形成的关键一环，在征服不列颠各民族的过程中，诺曼人将法国北部的封建(领主)模式及诺曼__法国文化带到了每一个王国。“新的王朝建立起来，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此结束”。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征服者诺曼人自身并没有明确的民族意识，但是英国普通(底层)民众却把他们视为“外国人”，英国上层，甚至军队中大量使用的法语也被这些民众视为“外国人的语言”。诺曼征服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作为人口大多数的底层英吉利人的意识。然而，真正对英吉利民族意识形成具有明显作用的是发生于14—15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正是在这样一场延续了一百多年的王朝之间的战争中，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凝聚民众力量，赢得战争，原本追逐法语和拉丁语的英吉利统治集团开始有意识地放弃其先辈所热衷的法语，向广大民众的语言——英语——靠拢。其结果是，被视为现代民族国家灵魂和基石的民族统一语言开始形成。及至15世纪，随着民族语言的发展和成熟，英吉利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民族认同得到进一步加强。
民族意识是现代民族形成的重要元素，英国的民族性与其战胜“异族”过程中民族意识的逐渐形成确立密切相关。“在特洛伊战争之前，希腊没有任何共同行动的迹象，事实上，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也没有被赋予这个名称……它以不同部落的名称而存在”，然而，战争改变了这一切。为了追求他所谓的“伟大的民族的目的”而团结起来。《牛津英国通史》指出，中世纪后期英格兰人在不列颠岛或者在欧洲大陆上与其他民族的暴力对抗，特别是与法国的百年战争，是促进其“民族性和英国性”(原文为Englishness，可译为“英格兰性”，笔者注)自我意识的温床。战争“使英格兰人意识到他们的特性、统一性和共同的传统和历史”，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也指出，“战争编织起欧洲民族国家之网，而准备战争则在国家内部创造出国家的内部结构”。关于战争对促进民族意识或国家认同的作用，亨廷顿在其著名的《谁是美国人?——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也有所论及，他认为战争对形成国家认同及建构“国家特性”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从另一个维度来看，近代英格兰国家的形成与其比较彻底的以驱逐教权为目的的宗教改革密不可分。没有王权对内外天主教会权柄的限制、弹压，乃至最终胜出，就不可能出现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客观上摧毁了制约王国向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教权力量，发展了区别于中世纪国家或传统国家的主权要素，英格兰民族国家从此开始向着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形成的强烈的民族意识，从此也有了坚实的载体。
然而，对抗王权、限制王权、争取自由的传统始终流淌于英格兰民族的血液中。这种对王权的限制特别体现在13世纪产生的英国宪政史上的两大基石，即《大宪章》和议会中。1688年的“光荣革命”结束了专制王权的统治，次年通过的《权利法案》则进一步以法律形式巩固了对王权的限制。从此国家权力由君主逐渐转向议会，英国的君主立宪制随着这一过程逐步确立，这套以议会制度为核心的宪政传统有效增进了国内各部分的统一，成为英国民族性的一种象征。③自此，英国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已基本完成构建。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发生了詹姆斯六世成为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共主的重要历史事件，也曾短时期存有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王国组成的统一共和国，但此时已基本完成构建的英国现代民族国家，不论是在大多数英格兰臣民的心目中，还是在被征服并通过正式的法律并入英国的威尔士人那里，抑或是在难以被征服的苏格兰人那里，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格兰国家”。
在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之前，英格兰被认为仅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封建王国”：人民地方意识浓厚，国家意识淡薄，国王不直接统治人民，地方权威掌控在领主手中，信仰生活掌控在教会手中——权力的分布是碎片化的——尚没有形成抽象意义上国家所具有的那种高度逻辑化、体系化的结构。12世纪后期的英王法王之间的争执，14—15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新君主制”，反伊比利亚国家对贸易和“发现世界”的垄断，以及16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的反罗马教廷改革，乃至后来的清教运动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促成了英格兰民族国家的最终成形。在此过程中，英语、代表“民族”的新君主、包括国教和清教在内的新教等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成为英格兰国家认同(特性)的结构性要素。可以说与其他西欧大陆封建割据相比，英格兰是较早实现民族统一的国家。为此学界指出“现代民族概念最早出现在16世纪的英格兰，英格兰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民族”是不无道理的。
(二)“联合王国与大英帝国”认同的共时性构建
1707年“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横空出世不仅是欧洲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历史中的重大政治事件，同时，也是英国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大事。此后，英国沿着内外两个方向开启了国家(帝国)建设(构)的历程。从向内的维度来看，合并后的联合王国拥有统一的主权建制(议会和国籍)，享有同一个国家称号“英国”；从向外的维度来看，英格兰、苏格兰及后来并入的爱尔兰王国(北爱)和海外广博的自治领、殖民地、托管地，以及其他受英国管控的地区共同构成了一个领土巨大、影响深远的“大英帝国”。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中，英国国家特性呈现出“民族国家”和“帝国”两种面相。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向内维度的“国家民族”建构中，作为主导者的英格兰在建构国家特性(认同)问题上，受到联合契约(法案)，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内部地方自治传统，以及“包容”世界的帝国观念的多重影响，始终未能像大多数欧陆国家一样构建起统一的国家认同和明确的国家特性。尽管受到多重因素的不利影响，英格兰政治精英在国家认同(特性)建设方面也不是无所作为，每逢有关“国家议程”的改革时，他们总是不失时机地推行某种形式的“统一性”议题。在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100周年之际，英国议会计划出台一部“规范苏格兰司法”的立法，但是，英格兰政治精英的这种努力或者尝试，受到苏格兰精英顽强的抵制。《格拉斯哥先驱报》呼吁苏格兰民众起来“确保苏格兰法律体系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在大学改革问题上，苏格兰精英更是坚守“内心和精神上”的苏格兰性，拒绝英格兰染指苏格兰在教育上的“长优项目”。不仅如此，苏格兰精英还通过论证苏格兰教育在英帝国中的独特价值一对帝国殖民地的开化作用，而为保护苏格兰特性辩护。在他们看来，保持苏格兰的特性，不仅无损于对英帝国的忠诚，而且对帝国的事业有着巨大的价值和作用。曾担任孟买总督的雷伊勋爵(Lord Reay)认为，“就意义和性质而言，苏格兰的独特身份在帝国内部所做出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以上笔者简单地分析了英格兰与苏格兰政治精英围绕国家认同(特性)建设问题的分歧和斗争。这种分歧和斗争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英国向内维度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使其成为一个缺乏统一国家认同和明确国家特性的非典型民族国家，而且也明显影响了其向外维度的英帝国认同和特性的构建。
在英帝国的扩张过程中，作为主体民族的英格兰人继续奉行其“自由主义”“本土自治”以及联合法案所规定的“两个平等的民族”的价值和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践行了一种名为“非民族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non-national nationalism)或“使命民族主义”(missionary nationalism)。这种“非民族的民族主义”或“使命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献身于某种宗教、文化或政治的伟大事业”，在“教化”世界落后、野蛮人群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价值和归属感。值得注意的是，“非民族的民族主义”或“使命民族主义”虽没有明确的民族或族裔群体指向，但实践中担纲的无疑是英格兰民族(尽管苏格兰人对英帝国的事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帝国时期英格兰人所推动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取向也被称为“帝国民族主义”。
虽然对幅员辽阔的英帝国持有强烈的自豪感是英国国家意识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来源，但是他们依然要谨小慎微地面对殖民地民族主义对英帝国统治可能的质疑。为了在语言、文化、宗教、民族(种族、族裔)极为多元的殖民世界有效地构建帝国认同，帝国的政治精英一边小心翼翼地与各种民族主义，包括英格兰民族主义保持着距离，一边以更大的实体和更宏大、更具包容力的价值目标引导组成帝国各个民族的认同。帝国早期，包括英国国教在内的新教，以及英国式的自由主义和地方自治成为帝国精英捍卫和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在这一时期，大英帝国着力将自己塑造成新教信仰的坚定捍卫者，乃至“上帝选民之国”，以此对抗宗教改革后的对立势力(主要是天主教国家)。这种身份构建，旨在强化帝国内部的凝聚力，并以此作为抗衡欧洲大陆竞争对手的旗帜。为此，英国先后在军事上击败了西班牙、法国等主要的天主教对手。不仅如此，英(帝)国还通过一定的价值建构，将天主教国家与“专制”“腐败”“血腥”和“狂热”等勾连起来，并以此映衬英(帝)国所拥有的议会制政府、“和平进步的人民”及自由自治的地方政制。
到了19世纪，随着欧洲各国世俗化的发展，以及头号对手天主教法国的相对衰落，捍卫新教或新教国家已经难以担纲英(帝)国身份认同的重任。这一时期，除了继续在殖民地传播上帝福音、“教化”殖民地民众外，分享和传播标识工业革命的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成为英(帝)国构建身份认同(特性)的中心任务。工业革命及其所标识的“进步的”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乃至英(帝)国所主导的“西方文明”遂成为构建连接本土与海外帝国身份认同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在帝国持续的扩张过程中，工业革命及其所导向的“进步”和“现代化”，连同作为“盎格鲁一撒克逊遗产”的“自由制度和议会制政府”逐步成为英帝国构建认同和特性的核心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后半叶民族主义的高潮时期中，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帝国也一度激起构建民族特性(Britishness)的雄心，内容包括世界领先的工业化文明，独特的英国史学，英语的规范化，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重新阐发，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形塑和传播，维多利亚道德观的张扬，优于欧洲大陆的自由传统，以及君主立宪制和议会民主制的进一步巩固等。但是，这种认同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帝国式的，或者说，更多地限于政治民族主义层面。事实上，对于正在处于联合王国和英帝国双重政治构建进程的英国精英来说，任何基于包括英格兰在内的族裔或族群特性的认同构建都可能造成对帝国的离心，这从根本上彰显了英帝国扩张事业与其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
四、战后英国国家认同与国家特性构建的新实践
进入20世纪之后，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高涨的工人运动使得任何民族主义式的英国民族国家特性和认同建设都显得不合时宜。历史再一次让英国人失去了在更大范围构建国家特性和认同的机会。于是，一种基于本土地方经验(主义)的建构方案悄然兴起。
(一)“小英格兰”的模糊愿景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大英帝国的日益没落和联合王国内部的离心、冲突和碎片化，英国人长期以来处心积虑构建和经营的两个共同体风景和荣光不再。不论是作为大英帝国的臣民，还是作为联合王国平等的一员，抑或是作为虚幻的英联邦的中心，英国人(英格兰)再也无法安抚自己内心对更大实体、更大事业和更大价值的追求。他们转而追求更加具体、更加封闭和更加族性的国家特性和认同，甚至追求“一种根植于小英格兰神话的更为传统的归属方式”。
历史证明，从长期复杂多元、宏大的帝国式包容性认同转向一个有着特定价值和领土，乃至种族指向的排他性认同，的确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重建国家和恢复工业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英殖民地的大量移民移居英国，他们中许多既不是白人，也不是基督徒，包括这一时期黑人的大量涌入，引起民众焦虑，英国不得不面临因族裔多样性引起的国家建构问题。二战后，英国国家认同(特性)构建充满了矛盾性，一方面面临着从帝国包容性认同收缩为本土认同或者准确地说白人认同的历史性选择，另一方面也需要继续维护残存帝国的“声誉”或维护英联邦的团结因而仍须坚持一定程度的包容性或平等性策略；一方面需要严守国门，从而维持“白人国家”的特性，另一方面却面临着严峻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随着有色族裔大量涌入，英国议会有关有色族裔问题的争议日益频发。尽管争论的政党边界明显，但“在英国，英国人就意味着白人”基本成为工党和保守党的共识。从当时英国国内的情况来看，其主流社会并不缺乏建构单一白人国家的群众及价值基础。英国历史学家伯纳德·波特(Bernard Porter)曾指出，尽管英国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差别，但包括普通工人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对英国文明的优越性(superiority of British civilization)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共识。这种共识无疑包含对其他文化或文明的贬低，同时也建立在对自己民族(nation)发展演化历史认同的基础之上，即以自身历史的发展界定了什么是英国式的“文明”和“野蛮”。而英国的中产阶级则用这种二分的价值逻辑，解释“英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差别。可以说，基于英国历史，尤其是基于在现代工业与科技等方面领先发展的历史，在英国的政治精英和大部分民众看来，“白人国家”并不单纯是一个种族主义或肤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明”区别于“野蛮”的现代性问题。
(二)“本土白人国家”的思潮与实践
那么，如何实现这个白人种族与“文明、先进”相叠合的英国国家特性呢?如果赤裸裸地公开鼓吹“白人国家”的构建方案，则不仅冒着诋毁英联邦整体声誉的风险，而且与二战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反种族主义及倡导平等、正义的进步主义潮流相违背。同时，“白人国家”的方案，也不利于战后巨大劳动力缺口的弥补，因为相对于“白欧洲”来说，作为殖民地的广大有色族裔国家民众移民英国的意愿或积极性更强烈。此外，对于已经安居英国的有色族裔群体来说，“白人国家”则不仅严重影响着他们的归属感，而且可能带来严重的族群冲突，甚至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冲突，这一点同时期的美国足够提供教训。
基于上述种种复杂的国内及国际因素的影响，战后大部分时期内，有关同化已有移民、限制有色移民入境的种种讨论，都严格限制在公众视线以外。根据工党和保守党的默契或政治契约，种族问题不进入两党的竞选议程。如此，英国“白人国家”的转向实际上采取了隐秘或半隐秘的范式。英国的政治家们虽在私下激烈地讨论着有色移民冲击英国国家认同(特性)问题，但在公共领域，尤其是政党竞争场域，有色族裔冲击英国国家特性(认同)从来都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这种局面，到1964年的斯梅斯威克(Smethwick)选举被打破。1964年大选中，在英格兰斯梅斯威克选区一个名为西米德兰兹(West Midlands)的小镇，影子外交大臣帕特里克·戈登·沃克(Patrick Gordon Walker)被保守党候选人一一位年轻的学校老师击败，失掉斯梅斯威克选区的席位。这位名叫彼得·格里菲斯(Peter Griffiths)的年轻人获胜的原因之一是，他第一次将主流社会长期隐匿的白人种族主义认同公开化。他竞选的口号是“如果你想要一个黑人做你的邻居，那就请把票投给自由党或工党吧”。继斯梅斯威克选举之后，再一次将“白人国家”特性提上公开政治议程，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争议的政治事件是所谓“血河演讲”(Rivers 0f Blood speech)。血河演讲者是英国保守党议员诺克·鲍威尔 (Enoch Powell)。鲍威尔在伯明翰保守党政治中心的一次集会上，借一位“普通、体面的”的“英国同胞”的口，表达了对英国将不再由白人控制的担忧。这位普通、体面的英国同胞称“如果有钱就离开这里，绝不会留在英国”，还说“除非自己的三个孩子都定居海外，否则死不瞑目”，因为“再过15年或20年，黑人将迫使白人交出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权”，为此，鲍威尔坚决反对从英联邦国家大规模移民，也反对拟议中的促进有色族裔平等权的《1968种族关系法案》。此外，鲍威尔还提出“二次移民”的建议，即鼓励那些已经生活在英国的有色移民回到自己的原籍国或去欢迎他们的国家。
如果说格里菲斯只是在选举中策略性地利用了英国本土白人对有色族裔，特别是黑人群体的恐惧和排斥，从而获得上位机会的话，那么鲍威尔则是站在本土政治精英的立场上，从价值理念和主体白人民众利害的角度，系统、明确地阐述了维持一个白人国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鲍威尔用“普通、体面的英国公民”指代本土白人，以“喧闹和混乱”，甚至“肮脏”“不体面”并试图控制这个国家来定性黑人等有色族裔群体。为了强化“白人国家”的正当性，鲍威尔还将试图通过整合(integration)来消化有色移民的观点视为一种“危险的错觉”，他坚信“只要存在明显的身体差异，尤其是肤色差异，整合就很困难”。针对新的种族关系法试图改善有色族裔群体经济社会处境的做法，鲍威尔认为，被歧视与被剥夺、惊恐与怨恨，与其说存在于移民群体中，不如说存在于本土民众中：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得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成为陌生人。鲍威尔将继续允许移民大规模流入比喻为“为烧毁自己国家的柴堆添柴火”；警告“巴掌大的云彩也许很快发展为遮天蔽日的乌云”。他忧心忡忡地指出，“举目而望，我心中充满了不祥的感觉，就像罗马人一样，我似乎看见了台伯河上泛着鲜血的泡沫”。除了以古罗马为蛮族所灭亡来警示英国主流社会外，鲍威尔还特别提到“大洋彼岸悲惨而又棘手的社会现象”，呼吁坚决防范美国的种族冲突，尤其是黑白冲突在英国重演。
鲍威尔的演讲第一次将二战以来英国国家特性构建的“白人国家”隐秘目标清晰无误地展现在保守党的政治议程乃至整个国家的公众面前。此举不仅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舆论纷争，而且使得保守党与工党达成的政党竞争不引入种族问题的政治契约遭到公开破坏。为继续保持英国白人国家的隐蔽或半隐蔽性，同时向工党政府表达信守政治承诺的决心，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宣布将鲍威尔从影子内阁中除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鲍威尔的演讲，在英国民间社会受到相当数量民众的支持，当时社会上甚至广泛流行着“诺克是对的”(Enoch is right)的话语。事实上，保守党意外赢得1970年的大选，也与鲍威尔的白人国家论，或者说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密切相关。这从一个向度说明，“白人国家”在英国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此后，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白人国家”或种族话题都没有成为两党政治斗争的工具，但追求“白人国家”一直是相当一部分英国民众的内心诉求。从整个“白人国家”的构建设想中可以看出，英国在建构国家民族性时，问题往往被转移和简化为不同种族群体间的相互怨愤与不满，而不是真正寻求超越各个族群的国家共同体之道。冲突的实质在于，英国本土的许多白人难以在种族主义和国族主义之间做出取舍。
(三)本土(白人)国家认同的内部分化
几乎与英国主流社会政治精英潜心于构建“白人国家”蓝图的同时，作为英国本土白人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苏格兰人却逐步开启了追求独立建国的分裂之旅。1967年，苏格兰民族党成员温妮·尤因(Winnie Ewing)赢得了汉密尔顿选区的补选，该党的影响开始变得越来越大。1999年7月，休会近300年的苏格兰议会开始运行。从此，苏格兰自治或独立分离主义运动有了强大的抓手。同样作为本土白人的北爱民族主义者则掀起了以暴力恐怖为底色的分离主义运动。发生在苏格兰和北爱地区的自治、独立乃至分离主义事件表明，英国主流社会政治精英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构想的“白人国家”方案宣告破产。本土白人国家的内部分化乃至破产有着十分复杂的成因，其中历史和观念的成因不可忽视。从前者来看，历史上的苏
格兰王国在其形成后的八百多年时间内都保持着独立。在与英格兰合并为“联合王国”后，苏格兰继续在教会、教育、司法系统等方面一直保持独立。从观念的维度来看，不论是苏格兰，还是北爱尔兰，或者作为主体民族的英格兰均受到“一族一国”观念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再加上苏格兰人特有的自豪感及对英格兰人入侵和压迫的历史记忆，“白人国家”不仅对苏格兰人毫无吸引力，而且对历史经历和处境相似但拥有“母国”爱尔兰共和国的北爱人更缺乏安抚力。不时掀起的苏格兰分离主义和北爱“回归”运动使得“本土白人国家”成为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英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国家特性和认同建构问题。
五、互构与冲突：21世纪的挑战与重构
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之一，从英格兰国家、联合王国与大英帝国到本土白人国家的隐形转型，构成了英国国家建构进程中一条从未断裂的历史线索。千年漫长的历史交替进程既呈现了英国鲜明的阶段性国家建构特性，也呈现了不同历史进程英国国家形态的承继性和互构性，同时还存在着博弈和张力，正是这种既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的关系使得英国国家特性和国家认同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形态。
(一)历史性、现代性与帝国性：英国国家特性的三重属性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英国国家特性是其历史性、现代性与帝国性三重属性相互交织、动态平衡的产物。英国率先走向现代化之路，除了工业化的催化作用外，与其政治哲学传统中的自由主义、地方自治等价值要素密切相关。与欧洲其他民族国家建构路径不同，英国早期民族主义观念融合了对语言、文化等历史传统的认同和自由、法治等价值观。事实上，正是围绕“王在法下”的宪政传统形成的政治共同体意识催生了早期的英格兰国家，而法治和自由主义的历史传统则在塑造英国国家特性的同时，也成为联合王国中不同民族要求自治的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在自治联合的不列颠民族共同体建构进程中催生的包容性观念，如多元、开放、共存及尊重“自发秩序”等理念，又最终形成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帝国观念。帝国带来的荣耀使得英国国民的尊严与自信加速膨胀，并强化了他们对英国文明的骄傲和优越的心理状态。辉煌的帝国霸业在成为英国民族国家凝聚力和自豪感形成的重要因素的同时，也使英国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超越了应有的边界。与此同时，这种帝国传统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它进一步强化了联合王国地方自治和多元共存的根基。其结果是，各种地方认同始终充满活力，而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认同却始终难以建立。
从相反的逻辑看，对于正处于联合王国和英帝国双重政治构建进程的英国精英来说，任何试图通过族裔或族群特性的政治构建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帝国的离心，英国精英层面的小心翼翼，从根本上彰显了英帝国扩张事业与其民族国家建构之间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与解体，英国国民集体陷入了“后殖民忧郁”状态。因此，当国家身份从“帝国公民”回归“本土国民”时，明确国家认同便成为首要且艰难的挑战。战后，虽然精英层面试图通过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整合移民群体，却也最终因缺乏统一文化认同而宣告失败。英国本土民众遂将矛盾和压力转嫁于有色移民群体之上，试图通过半隐蔽或隐蔽地宣扬白人特性，甚至白人文明优越性来实现英国认同。从联合王国到大英帝国，再到后帝国时代“本土白人国家”的隐形转型一这条清晰的历史链条表明，英国的国家认同危机，正是其千年历史中多重属性相互冲突的必然结果。
(二)统一性或“英国性”的艰难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及全球化的深度推进，特别是随着“大英帝国”的彻底终结，长期以来被帝国的成功与辉煌所掩盖的认同冲突，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下显露无遗：英国本土的四个民族即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北爱人(民族主义分离派)、威尔士人都更加重视自我民族(教派)认同，而不是国家认同。包括英格兰人在内的四个本土民族都首先认同自己的“国家”(nation/country)地位，其次才认为它们是英国或联合王国(constituent countries)的一部分。这里，似乎只有四个具体民族是实体，而它们的“联合体”即英国则既可能是“实的”，如对内拥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和威斯敏斯特议会，对外作为主权者代表；也完全可能是“虚的”，特别是对谋求独立或“回归”的苏格兰和北爱来说。
从移民的维度来看，与白人群体相比，有色移民群体对英国国家认同的程度更低，亚裔只有46%，黑人则更低，为21%。同时，有色移民群体也更容易把宗教、种族或族裔视为最重要的身份认同。当他们需要在诸如“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北爱人”“威尔士人”和“英国人”之间做出认同选择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倾向于选择“英国人”，因为后者“更能接纳他们自身多元的种族(族裔)、文化和宗教”。
在经历了数百年的英格兰认同构建、英国及英帝国认同构建，以及“白人国家”尝试之后，英国的国家认同(特性)建设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几个本土民族认同和多元的移民群体认同之中重建英国国家认同与国家特性?历史地看，英国或者更准确地来说英格兰政治精英，创造认同的一个有效手段是制造他者。从新教(英国国教)对天主教，英伦三岛对欧洲大陆，英国本土的“优越文化”对殖民地形形色色的“野蛮文化”，等等，英格兰的政治精英曾经多次成功地制造并维系了“没有国家的民族主义”。然而，帝国的远遁，欧洲的联合，世俗主义的昌盛，以及前殖民地的日益民族主义化，使得“制造他者”既缺乏强大的实力依托，也缺乏道德或理念的依据。显然，英国的国家特性或认同建设，只能在缺乏共识和差异性或异质性纷立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寻找某种共同性或一致性。
寻找共同性或一致性从而重建国家认同和国家特性的最大挑战，来源于几个本土白人民族。按照英国历史学家琳达.科利(Lindac0lley)的观点，1707年《联合法案》之后，当时大不列颠的族群开始出现了分层认同，即他们在认同自己为英国人的同时，也认同苏格兰人、英格兰人或者威尔士人的身份。“英国性”正是出现在这个时期。然而，令人感慨的是，300多年的相处并没有使几个白人群体形成类似“多元一体”的认同观，即在认同各民族的同时，更加认同英国国家。因而，尽管大联合创制了超越各个民族或族群的“英国性”，却没有使这种英国性成为全体国民的共识。实践中，不仅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北爱民族主义者将自己的民族认同置于英国性之上，而且“主体民族”英格兰人同样将“英格兰性”置于英国性之上。几个本土白人群体的英国认同或英国特性观，极大地影响了英国国家认同及国家特性的构建：它不仅结构性地影响着英国国家整合，也使得千千万万来源复杂的有色移民群体有了更大的空间伸展自身文化的特性。问题的根源可能正如当年领导起草《多族群国家英国的未来》(The Future of Multi-Ethnic Britain)的帕雷克勋爵(Lord Parekh)所指出的那样：“英国性”和“英格兰性”(Englishness)一样，都隐含着“种族歧视”的意味，因此英国性或英国人(Britishness)自身能不能作为国族身份整合的概念还存在争议。
有趣的是，尽管英国几个主要本土民族在英国国家认同和特性建设问题上分歧严重，但他们却不正视问题，把责任推到有色族裔移民身上，从而使得有色族裔成为民族国家现代性建构的“矛盾”和“根源”所在。英国上议院议员特比特爵士(Lord Tebbit)就认为，英国性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非英国人(non-British people)的涌入，因此解决问题的本质路径是“说服外国人接受英国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也有不少人将穆斯林移民群体视为英国性的重要威胁。这一情况表明，“白人基督教国家”仍然是英国国家特性的一个重要底色。
(三)脱欧：多重认同和特性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
实践层面，英国国家特性仍然呈现出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四种面相，即小英格兰国家、“本土民族国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大英帝国。其中“小英格兰国家”和“本土民族国家”构成某种竞合；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与大英帝国形成某种重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族或族群及帝国因素分殊国家认同的同时，英国社会还存在着一定的“世界公民”认同价值取向。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脱欧成为一个不得已的替代性选择。
从表面上看，英国脱欧，是为了从欧盟“收回主权”，“重新控制自己的边境”，而本质上，它是英国国家特性内在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数百年来，英国在国家认同和国家特性建设方面，历时或共时性地经历了英格兰国家、联合王国、大英帝国与白人国家四种国家认同模式及所决定的国家特性范式。为了维持帝国及联合王国的团结和凝聚力，作为主导或主体民族的英格兰人，长期刻意压制自身的族裔民族主义情感。当帝国没落时，英格兰的政治精英将构建共同体的努力逐渐转移到打造白人国家和联合王国之上。当白人国家成为“明日黄花”，而联合王国将可能不复联合时，英格兰的政治精英蓦然发现，他们唯一可以抓牢和紧握的是英格兰王国及深度融入其中的威尔士。与此同时，由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长期实施，英国传统产业大规模转移，导致白人工人阶级经济社会处境持续恶化。这种情势，再加上为维持联合王国的团结所长期实施的权力下放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进一步加深了英格兰地区普通民众和精英的被剥夺感和文化身份危机：苏格兰、北爱等地区持续的权力下放，使英格兰民众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利(力)不平等感，而对有色移民群体的再三让步，导致英格兰人无法有效捍卫自己的身份。保守主义学者肯尼斯·米诺格(Kenneth Minogue)甚至因此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源于对他人的爱，而是源于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仇恨”。
帝国辉煌的不复，联合王国裂痕的加深，叠加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不同群体实现社会权利的差别，特别是自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下的经济衰退严重影响英格兰地区广大民众的生活状况，再加上长期以来的身份(认同)危机，终于导致多数英国民众选择了脱欧。当然，这里的“多数”主要指英格兰人，他们是脱欧的主要发动者和支持者。脱欧的成功，也必将影响他们与联合王国其他组成民族的关系，继而影响英国国家认同和特性建设。
脱欧一方面反映了英格兰(威尔士)民众及精英对整合联合王国的绝望，反映了他们想最大限度地限制外来有色移民群体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英国不少民众反对全球化，抵制世界主义的决心。脱欧不仅仅是要从欧盟夺回“控制权”和“主权”，也要在联合王国内夺回英格兰的主导权和控制权。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脱欧也使得英国从一个世界主义倾向明显的国度，转向“正常的”民族国家。④正如联合王国与大英帝国的出现曾是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一样，脱欧也是英国历史、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脱欧不仅使得英格兰民众及精英获得了可能摆脱经济社会困境和重新展示英格兰认同的历史机遇，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得困扰英国数百年的国家认同及特性建设难题，有了一个含蓄的、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解决出口。正是借助于脱欧，回归“正常的民族主义”(normal nationalism)，英国结束了长期的“无所适从”状态，完成了从英帝国向英格兰国家的最终蜕变一尽管这一历史过程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从英格兰民族意识的觉醒并坚决脱欧的实际情况来看，脱欧不仅是英格兰民族主义的一次宣示，也是试图在强大的英格兰民族叙事框架内重新调整英国(the Uk)在全球秩序中地位的一次努力。这一尝试使得英国(the Uk)、欧洲和全球秩序的重大断裂合法化，并试图在英格兰内部提供一种让人心安的连续性或继承性。
英格兰的英国将替代英国的英国，这既是一种宣誓，一种尝试，也是一种心理建设或心理准备一为英格兰民族国家的尘埃落定一尽管维持一个以英格兰为主导的本土多民族国家依旧是不少英国政治精英的期盼。如此，在经历了数百年的联合王国、大英帝国之后，英国的国家特性最终可能回到英格兰叠合一定程度的本土民族国家的历史轨道。从英帝国到某种形式的英格兰民族国家的蜕变，不仅反映了曾经的世界大国英国的沧桑巨变，也折射出世界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六、结语
以现代性度量，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度之一。在长达数百年的近现代史上，英国奉行自由主义、资本(殖民、帝国)主义和个人主义，有意识地防范，甚至拒斥给欧洲大陆带来深重灾难的“民族主义”。在帝国全力扩张的日子里，英(格兰)殖民者小心翼翼收起可能招致帝国解体的民族主义；与此同时，在联合王国内部也尽力小心看管好英格兰民族主义，防止其激发苏格兰等本土民族的离心力。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英国的思想巨擘，如18世纪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9世纪的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及20世纪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等都对民族主义持坚定的否定态度。他们把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病态，认为它是“一种吞噬个人和民族心灵的疾病”。
特殊的历史经历，以及很大程度上由这种历史经历所决定的反民族主义倾向，使得英(帝)国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过着一种“没有国家的民族主义”或者准确地来讲“帝国民族主义”的超级政治共同体生活。这种超级政治共同体以特定使命为依托，在不张扬特定族性文化和传统的条件下，进行广泛的海外帝国扩张与殖民。英(帝)国在一种名曰“使命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完成了一个“民族国家”难以胜任的任务。在帝国上升的漫长时期内，英国人宣称反对和怀疑任何民族主义，认为英国人没有民族主义；如果有的话，也是一种“受外界支配的、不自主的民族主义”。
事实似乎也正是如此，当外部环境或条件急剧变化，“使命民族主义”或所谓“没有国家的民族主义”难以为继时，英国人(英格兰人)便不得不调整理念和策略，直至退回到英格兰民族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压垮英帝国和联合王国的最后一根稻草首先不是主体民族一英格兰人的民族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自撒切尔夫人时代启动去传统工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英国日益分裂为以“大城市大公司国际化”为标识的上流社会和以“小镇小公司本土化”为特点的边缘或底层社会。当广大的边缘或底层社会民众再也难以承受不断涌进的移民难民所带来的种种困厄和经济受损时，他们把间接造成这一切的欧盟视为最大的敌人。英格兰民族主义正是在这一强大力量的推动下，完成了孤立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合流，并最终成功实现脱欧。
脱欧后，英国面临着反欧的英格兰孤立主义、民族主义与挺欧的苏格兰、北爱分离(回归)主义持续不断的斗争。这一斗争不仅具有身份、认同等精神文化的因素，更掺杂着经济社会等物质性的成分。英国在国家认同及国家特性建设方面留下的教训很多，其中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许有两个：一个是如何对待民族主义，另一个是如何处理内部(国家)认同与外部(世界)主义的关系。上半场英国(英格兰)人丢掉了民族主义，经营了英帝国，影响扩展至世界；下半场则不仅失掉了帝国，而且可能难以维持“联合王国”的现状，最终回归某种形式的英格兰民族国家。英国国家特性构建的复杂演变告诉我们，国家特性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主观性的价值认同，更要关注客观性的要素建设；不仅要接纳普遍性的共同价值，更要突出国家共同体的文化特性。这些教训不仅值得老牌的西方民族国家深省，也值得全球南方国家镜鉴。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