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族志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实践和文本，在跨学科场域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但也存在方法论不明晰、数据不透明、研究可复制性、可检验性较低等问题，导致其严谨性、专业性和权威性不断被质疑。基于此，本文在知识社会学视角和“边界工作”理论框架下，梳理了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民族志知识生产的三次转折，批判性审视在实证主义与“现象学-诠释学”的理论张力下，民族志知识生产如何建构与协商其合法性。本文重点解析数字时代技术中介对民族志面对面直接观察这一核心方法的改写，提出“中介化民族志”作为一个敏感性概念，用以探究数字时代民族志边界的销蚀和重构，倡导民族志应更加重视数字社会和文化的中介化机制以及关系生成，型构以“数据/技术物”为中介的新的主体间性和人机组合的民族志研究新框架，在认识论层面回应当前数据实践对现象学的挑战。
标题注释：本文系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重大项目“重庆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研究”(项目编号：2025CXZD09)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民族志/ 边界工作/ 知识生产/ 中介化/ 现象学/
作者简介：王敏，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电子邮箱：cherrywm@163.com。
原文出处：《国际新闻界》(京)2025年第11期 第27-45页
民族志(ethnography)到底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还是科学的研究？研究者独自进行的田野工作，如何验证其真实性和有效性？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民族志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实践和文本，在人类学与社会学之外的诸多学科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但是，民族志也可以说是一个最泛化的方法论概念。不同时代背景下对民族志的跨学科调用，形成了庞杂、混乱的民族志话语丛，使得民族志有沦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catch-all concept)的风险。数字时代从技术上消除了传统民族志需要跨越的一些障碍：遥远的地理距离、与“他者”相处的困境和尴尬、语言和习俗差异、昂贵的研究经费、漫长的研究时间等，似乎只要坐在电脑前，就可以“以网络为田野”开展调查研究，声称采用民族志方法的研究数量激增。从全球范围内来看，2020年开始的新冠大流行进一步助推了“足不出户”的质化社会科学研究。界面民族志、自我民族志、标签民族志、身体民族志、微信民族志、APP民族志、算法民族志、转场民族志等指向模糊、用语随意的“前缀”民族志纷纷以学术话语的姿态登场，导致民族志更接近于一种艺术性的即兴发挥，而离科学的方法论越来越远。民族志见于太多社会科学版面，甚至于成为学科常用语，已经泛滥得失其本义，成为质性研究的时髦代名词(英格尔德，窦雪莹，2018)，这引发了学界对于民族志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的合法性的质疑。借用英国人类学者爱德华·埃文思-普理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的一句话：“只要不是蠢得无可救药，谁都可以做田野研究！”(Clarke，1975)。
基于此，本文尝试超越研究方法或文本层面对民族志的探讨，而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知识生产方式，在知识社会学视角和“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理论框架下，梳理现代民族志发展历程中的三次大的转折，批判性地审视多元学科场域互动下民族志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建构、协商及其背后的观念变迁，尤其关注数字时代民族志知识生产的主要特征发生了何种转向。进而，尝试重构数字化、中介化传播环境下的田野工作规范，以回应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应秉持一种怎样的研究立场及使用什么实践方法，来完成解释人类社会的学术使命？
一、理论框架：边界工作、阐释社群与文化权威
“划界问题”(problem of demarcation)在科学哲学中由来已久，其本质是识别科学独特而本质的特征。托马斯·基恩(Thomas Gieryn)(1983)首次提出科学的边界设置理论，认为科学是一种拥有特殊意识形态的社会存在，倡导建构科学工作的边界，以和“伪科学”区分开来，并提出扩张(expansion)、驱逐(expulsion)和保护自主性(protection of autonomy)这三种边界工作方式。
“边界工作”的概念很快溢出科学领域，被广泛应用于特定学科或职业群体为建构权威与合法性而进行的一系列话语实践。对知识社会学和知识生产研究者来说，边界意识的崛起往往意味着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开始走向成熟，尤其当某学科或职业缺少标准化的外部定义和清晰的内部认同的情况下，研究者需要通过各自摸索获取的默会知识，逐渐探索该领域的核心信念、基本原则和专业规范。基于此，民族志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案例，用于探寻一种形态芜杂的异文化书写，如何在跨学科旅行中，被实践者通过设定、维护边界，而“制造”成为具备权威性、合法性的知识。
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于何为“民族志”，以及如何进行民族志研究，生产了大量积极的、动态的话语实践，构建了一个跨学科的“阐释社群”(interpretative community)，共享关于民族志的技巧、角色和伦理，以区分自身与他者的知识生产。不过，这一松散的、液态的阐释社群，其理念与实践自始至终也充满矛盾。用约翰·洛夫兰德(John Lofland)的话来说，民族志田野研究方法“散乱无章，定义不明，过于多样，作为研究类型，这是在组织形式和技术层面上表现得最个性化和不成熟的一类”(转引自范·马南，1988/2024：31)。民族志通过研究者的个人经历和阐释，生产偶发性、非正式、情境性知识，难以实现研究的可重复性、可验证性，使得这一知识生产方式始终在“可疑的研究实践”与“事实性知识生产”的张力之间徘徊，“可信度危机”可以说是传统民族志边界工作的内在驱动力。在数字时代技术变革的总体环境下，边界工作继续提供了一个有阐释力的理论视角，深化对民族志“正在变成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的讨论。
基恩认为，科学划界不仅是一个理论分析问题，更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然而学界对于其边界工作理论的应用，主要是以话语为分析材料，关注话语阐释如何构建职业边界，甚至将对边界工作的研究等同于职业话语研究，是存在局限性的。在当前对于边界工作理论的反思中，开始重视从历史维度、物质维度、比较维度和规范维度来展开边界工作研究(白红义，李拓，2020)。本文跳出职业研究范畴，将边界工作与知识生产相勾连，对过去一个多世纪民族志的知识生产展开历时性考察，研究资料不仅包括学术界围绕民族志的各种界定与论争话语，同时也涉及不同时代主流知识观念变迁和学术实践回顾，一方面深化对民族志知识论的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也尝试拓展边界工作的概念内涵，开掘其作为一种社会学中层理论的适用性。
二、建构客观性：以“描述”为核心的民族志知识生产
众所周知，在现代人类学诞生之前很久，民族志作为一种探寻异域风土人情的方式和书写异文化的文本就已存在。在很长的时间段内，民族志呈现为一种“大杂烩”文体，与小说、游记、冒险故事、回忆录、纪实性文学写作、殖民地官员报告、社会调查等文体并没有显著的区分。在社会学领域，则体现为杂糅了问卷调查、资料统计、访谈、观察等的“旧式社会调查”盛行。直到20世纪上半叶，在人类学与社会学领域，一批杰出学者的研究才殊途同归地构筑了现代民族志的边界。
(一)人类学与社会学领域田野调查的科学化
在人类学领域，19世纪中后期已有一些田野工作制度化的尝试，出现了《人类学的笔记和问讯》(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这样的工作指南，培育研究者和调查者的长期合作关系，希望通过合格的专业人士来系统搜集民族志数据。进入20世纪，以布罗尼斯拉夫·卡斯珀·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Kasper Malinowski)、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的经典民族志研究为代表，开始实践一种与“旧式民族志”截然不同的田野工作方式。马林诺夫斯基(2010/2017：18-22)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前言和导论中，详尽阐述了他的民族志观念，可以被视为20世纪早期民族志边界工作的开端和典型代表。马氏认为，民族志要具备确凿可信的科学价值，就需要与业余爱好者、拙劣的业余作品区分开来，体现为三条原则：基于真正的科学目的，长期生活在土著人中间，以及运用收集、处理和整理证据的专门方法。因此，只有那些接受过专门的科学训练的观察者，才有可能通过密集的田野工作，提供关于异域社会的权威知识。
在社会学领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兴起了主要针对贫民窟的社会调查(social survey)，比如查尔斯·布茨(Charles Booth)十七卷本的《伦敦人民的生活与劳动》(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报告，建立在几年的观察基础上。和早期人类学类似，这种旧式社会调查也主要通过雇佣访问员(visitors)奔走于工业企业和城市贫民之间，搜集那些以往政府部门调查中没有的数据，供专家撰写报告之用。访问员往往没受过专业训练，自身对于调查也没有太大兴趣，只是奉命去做“发放表格—统计—写报告”的机械工作，这种方式提供的数据及其分析存在很大缺陷。进入20世纪之后，逐渐开始打破“专家”与“访问员”的分工，由社会学者实地观察社区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社会调查材料可信度较低、过于零碎、缺少主题统领等问题，从而社会调查也就走向了“社会学调查”，或者社会人类学的“社区研究”。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城市民族志”将社会调查、社会问题、社会改革结合起来。罗伯特·E.帕克(Robert E.Park)、埃弗雷德·C.休斯(Everett C.Hughes)等倡导研究者带着笔、纸和笔记本出门，就像报刊记者那样，去观察和提问，以发展对于现代都市社会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到20世纪30年代末，田野调查的轮廓及其对直接观察(direct observation)的坚持变得清晰起来。
(二)实证主义主导下的观察式自然科学
这一阶段人类学和社会学不约而同地倡导规范性的实地调查，其背后的思想脉络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认识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即认为存在一个纯粹的“客观世界”，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客观事实、证实社会规律、预测社会走向。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这两位英、美人类学的领军人物，都有物理学博士背景，信奉可信的材料和细致的推理，将自然科学默认为社会科学的典范。他们试图将描述性社会科学与规范性人文科学结合起来，建设一门人类行为学科，类似于观察式自然科学(范·马南，1988/2024：120)。拉德克利夫-布朗(1952/1999：212)则将社会人类学界定为“一门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性自然科学”，它研究社会现象，所用的方法与物理和生物科学所用的方法基本上相同。
于是，如何最大程度上消弭民族志田野工作主观性，就成为第一次边界工作的核心问题。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可以用方法上的规范性来设定边界，其核心在于排斥对“二手信息”的使用，而倡导对研究对象的第一手观察。普理查德称自己描述的内容几乎全部以直接观察为基础，“从我的帐篷的门里，我可以看到营地或村落正在发生着什么，而每一时刻都有努尔人在我身旁相陪”(埃文斯-普理查德，1969/2014：20)。这种密集的个人体验和科学分析的特殊结合成为民族志的核心方法——参与式观察。
在此基础上，民族志工作者还需要进行理论化的工作，将孤立的数据相互关联，并研究它们如何整合在一起，形成对土著社会的完整解释。拉-布朗强调理论引领的重要性，即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费孝通，2021：7)。现象居于民族志工作者观念体系的底层，是原始生活的直观呈现，通过观察者的过滤而成为信息，再进一步总结提炼之后则成为田野调查的数据，而居于金字塔顶层的则是知识，其地位接近于“自然法则”(natural rule)(Junker，1960)。经历“现象—信息—数据—知识”这样逐步抽象、概念化的过程，将主观经验转换为客观知识。在一个“主-客体”单向关系的“科学”定位之下，研究者从民族志文本中隐身，通过长时间参与观察获取自然场景中相遇的对话数据，以全知视角完成对研究对象的全面而系统的描述，将文化嵌套进预先划定的某种类型框架中，强化田野工作者-理论家(fieldworker-theorist)专业、客观、中立的科学权威地位，从而与那些动机各异、手法拙劣、道听途说、真假难辨的对异文化的业余讲述者区分开来(埃文斯-普理查德，1969/2014：13、20)。总的来看，民族志的第一次边界工作主要是通过贴近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原则，调用那个时代主流的“科学”话语，建构起民族志知识生产的权威性。这些杰出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打造了一种民族志知识生产的神话，即真理是客观的、可观察的，基于现场直接观察的知识比其他类型的知识更真实、更直接。
三、合法化主观性：以“阐释”为核心的民族志知识生产
然而，第一次边界工作中实证主义认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论之间，事实上是存在悖论或断裂的，民族志无法通过模仿自然科学来实现其科学性。自然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科学家和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从而可以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进行“客观”的考察。但民族志知识生产的核心却是研究者必须参与到他的研究对象中，研究者本身成为最重要的研究工具，以特定的方式控制和操纵与他人的关系，从而获取信息。要做到这一点，研究者至少必须投入一部分自我。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来看，这样获取的知识，恰恰是非科学的。
科学话语自身的主导地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遭遇极大挑战。席卷欧美的反建制社会运动和后现代思潮兴起，对传统的科学、理性、客观等观念发起猛攻，质疑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实在论(realism)这一启蒙运动以来的主导性思想，建构主义思潮开始崛起。民族志被攻击为殖民主义的工具，他者化、封闭系统、整体论和稳态模型为代表的人类学理论框架也被认为已经“腐烂到骨子里”(Comaroff，2010)。同时，随着二战后西方人类学大量回归本土，传统上由于距离感和差异性而产生的权威性也趋于消散。随着科学民族志的权威性根基被动摇，民族志的边界也趋于剧烈变动。
(一)民族志科学性被质疑
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对民族志的激进批评，认为田野研究不过是“伪科学”，谁都可以做。过去那些足够好的民族志，在后人看来实际上有诸多经不起检验之处。
首先，一些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代表性学者被证实其田野调查并非严格按他们自己所述的科学规范来进行。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岛的调查，总共时间加起来只有16个月，而不是著作中所说的四年半，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澳大利亚本土度过的(梁永佳，2017)。普理查德承认，他在努尔人中所住的时间共约一年，而且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一直身体不适，未能成功训练出一个合格的信息报告人，还遭遇到努尔人无休止的造访骚扰等，对他研究形成极大的困扰(埃文斯-普理查德，1969/2014：19-20)。米德曾被奉为经典的萨摩亚社会研究，经由另一位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考证，其田野调查时间仅5个多月，她对萨摩亚语的掌握远远达不到直接交流的程度，同时她也没有真正做到和土著人“同吃同住”。基于多次亲身访问萨摩亚的调查所得，弗里曼质疑了米德研究的主要结论(弗里曼，1996/2008：7)。
其次，民族志撰写一般是在离开田野之后，因此写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田野笔记的质量和研究者的记忆能力。即便是田野笔记完好的情况下，也很少公开出来，而是作为民族志研究者自己掌握的“秘密文件”。因此，读者无从考证民族志写作材料的真实性。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讲述他从缅甸返回的路上弄丢了田野笔记、照片和手稿资料，只能靠记忆以及穷尽大量相关文献来进行写作(利奇，2004/2012：394)。约翰·范·马南(John Van Manen)对美国警官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田野研究，基于他当时作为民兵的“完全参与者”身份，他很难在执行日常工作任务中做到及时记录，“大部分数据来自日常工作活动中与警界成员的非正式交谈，因为我极少使用录音机，谈话数据的准确性大多依赖于我的记忆和当时能听到的部分”(范·马南，1988/2024：205)。杨懋春在美国完全凭记忆写作关于自己家乡山东台头村的民族志，他自己承认“不能要求统计上的精确性，所有资料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杨懋春，1945/2024：4)。而林耀华的《金翼》是一部以小说体裁写作的社会人类学名著，作者自称曾两次返回家乡，利用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有针对性的、系统的社会调查，后来赴美深造期间使用这些材料来进行写作，但这种“真实的观察和想象的再现”，到底有多真实可信？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在为《金翼》写作的序言中，也只能用“作者早年同吴文藻教授的交往以及他本人的声誉”，勉为其难地作为该书真实性的证明(林耀华，1944/1989：1-8)。
再次，“隐蔽”(cover research)的研究策略使得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不可考。掩藏真实的人名、地点、机构等信息，常常被认为是民族志研究和写作的默认选项，这既是研究者的一种道德义务，同时也是为了确保科学的中立地位。但是，隐蔽策略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民族志研究与特定的地点、人物脱钩，夸大了个案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将其设定为某种理性类型，并暗示它们代表了其他未观察到的情况。隐蔽策略也使得后来学者的重访变得困难重重，难以使用前人的民族志研究成果作为背景资料，无法从历史维度上检验同一个田野地点遭遇的社会情景变化。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oway)可以说是少有的幸运者，他凑巧在30年后重访了芝加哥学派的工厂民族志学者唐纳德·罗伊(Donald Roy)1952年曾经做过田野调查的同一家工厂，因此他才可以获得罗伊对二战末期车间生活的生动描绘和大量资料，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与罗伊完全相反但却更有理论张力的问题：为什么工人会这么卖力地工作？(布若威，1979/2008：51)。大多数民族志工作的“不可验证性”，恰恰与其依托的实证主义认识论相悖。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认为，直接观察作为一种数据搜集方法缺乏严谨性，主要依赖于研究人员的个人特征，难以进行系统性验证，只能在研究初始阶段提供一些启发性信息(Chapoulie，1987)。
(二)社会建构主义-阐释学主导下的知识生产
上述对民族志科学性的质疑，与二战以后新的世界格局和西方激进社会思潮相叠加，形成了与第一次边界工作时期截然不同的知识环境。在后现代批判视野下，民族志知识生产的本质被认为是权力，不具有其宣称的客观性。民族志严格区分“主体-客体”的权威模式和话语策略开始根本性改写，民族志研究者作为对土著生活最好的描述者、关于异域社会的真相提供者的地位全面动摇。
与此同时，科学论(sciences studies)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67年，彼得·L.伯格(Peter L.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所著的《现实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一书，系统阐释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范式“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认为外部现实是存在于社会性的建构活动之中。社会建构主义一反传统所主张的“科学是对客观实在的表象”的规范性立场，提出科学知识和事实是在地方性的情境中被生产和辩护的，那种无情境的、凌驾于社会和历史发展之上的普遍主义科学观只能是一种幻觉(孟强，2004)，进而主张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论立场，认为知识就是在人与人的交互作用中受社会文化影响而建构起来的(王敏，2025)。
对应到民族志领域，建构主义支撑下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诠释学转向”，驱动第二次边界工作开始兴起。研究者批判客观机械主义的科学民族志，正视民族志工作者的主体性，以阐释为基本的方法论，构建“体验—阐释—赋予意义”的辩证逻辑和对异文化、边缘社会的书写路径。这形成了民族志的“阐释权威”模式，承认民族志就是一种转化(transformation)，一种主观的建构和凝视，乃至于一种“真实的虚构”“科学的想象”，是研究者建构对于所发生之事的一种理解。民族志开始日渐脱离经典时期的自然科学模式，而向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所说的“精神科学”靠拢，其认识论基础是体验(erlebnisse)或内在经验,以理解人生意义为第一要务，而完成该任务的方法论就是诠释学。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73/2008：5)吸取韦伯“意义之网”的观念，认为文化就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格尔茨认为，西方民族志研究者已经失去了阐释异文化的权威地位，因此，应当打破研究者的单声道权威(monophonic authority)，建构一种“对话、复调式权威”，包括体验、阐释、对话、复调这四种形式的民族志(Clifford，1983)。
在这种思维之下，一些被逐出科学民族志核心领域的文本被重新纳入，比如研究者的田野工作陈述(fieldwork account)，在第一次边界工作中被降格为前言、后记、轶事等“边角料”，现在开始重新受到重视，出现了像《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这样的代表性作品。这些文本以研究者本人为主线，描摹出资讯人、当地土著以及为研究提供帮助的殖民地官员、传教士、医生等的互动场景，并以直接引语的方式传递出他们的声音。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一些“实验民族志”走得更远，主张以“裸呈”的方式来展现田野对象的真实声音，形成田野对象、研究者、论文评审者的三重主体对话(朱炳祥，刘海涛，2015)。社会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成为民族志知识生产的核心要素，其不仅是民族志工作者与被研究者之间通过互动、交流、理解而共建出的一种意识结构或平台，也被认为是民族志知识的核心来源。
四、中介化民族志：数字时代民族志边界的销蚀与重构
互联网时代开启了民族志知识生产的又一次重大转型。人们的社会生活开始极大地向网上转移，并日益被数字技术和平台所“中介化”(mediation)。这从根本上挑战了民族志依靠面对面交流、互动的认识论原则和诠释学立场，导致民族志的传统边界发生剧烈变化。研究者不用去现场、不用与现实中的人打交道，就可以完成民族志研究。Markham(2017：1-24)观察到，民族志已成为广泛使用的通用标签，用于访谈研究、案例研究、用户界面测试或一般定性研究。学者是否将自己的作品称为民族志取决于他们的学科、训练和态度。有研究者基于深度媒介化社会的背景，提出“媒介化民族志”来指代数字时代民族志工作的范式转向，认为基于媒介化理论视角展开的经验性研究，都可以归于媒介化民族志的研究范畴，包括实地调查、线上访谈、文本分析、数据分析等(刘国强，2024)。但媒介化是一个宏大的理论范式，难以和强调微观研究的民族志形成恰当的桥接，反而导致民族志的概念变得更为宽泛和模糊。基于此，本文提出“中介化民族志”这一更具可操作性的中层理论概念，尝试对其进行界定和阐释，作为反思数字时代民族志知识生产的一个锚点。
(一)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边界的销蚀与变“薄”的民族志
在传统时代，无论是以“描述”还是“阐释”为核心，民族志知识生产都以“厚”(thick)为目标导向，致力于揭示人类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依赖于整体情境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是建构和呈现民族志知识的重要方式。一些研究者敏锐地觉察到，在数字情境下民族志渐渐开始失去复杂性，变得很“薄”(thin)。罗伯特·Ｖ.库兹奈特(Robert V.Kozinet)(2013/2016：88)将其形容为“扁平化和二维化”。
首先是民族志方法使用上的简化及与其他研究方法的混淆。一些声称网络民族志研究实则更多做的是访谈，没有呈现出田野的独特性以及与人互动的逻辑关系，研究对象被简化为数字、代称，甚至消失在研究之中，难以实现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日常生活情境的追索(孙信茹，谢翔，2025)。所谓民族志访谈，不过是“几个随机选择的报道人，一串交由软件处理的数据”(英格尔德，窦雪莹，2018)。那些“拿起一两本教科书，做一些访谈和参与者观察，然后称之为民族志”的研究者，事实上对民族志知之甚少，或者将任何涉及实地工作的研究都称为民族志，包括上网潜水、搜集网络数据、描述自己长时间使用某种软件工具的亲身体验等(Markham，2013)。缺少了研究者自身的投入、互动和参与，偶尔几次的到场和短暂停留以收集研究资料，无法获得丰富、高度情境化的“厚数据”(thick data)，民族志的好奇心、灵活性、偶然性等特质正在逐渐丧失。
其次是用对互联网文本数据的采集全部或部分取代了参与式观察。传统民族志最核心的数据就是研究者根据自己亲身观察所记录的田野笔记，再辅以实地调查中拍摄的照片、视频以及搜集的各种档案、实物资料。数字时代大规模的内容分析和数据抓取技术的发展，使得研究者可以只需花费很短的时间、非常低廉的成本，并且在研究对象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就能从互联网上截取海量的文档资料、快照、截图、视频、音频等。于是，出现了越来越多冠以“数字民族志”之名而行“内容分析”之实的情况(曾晨妤，2024)。由于缺少了人际互动，无法看到研究对象的表情、肢体语言，无法了解真实的人口学信息和相关背景，最多只能算是在一种相当简化和有限的模式下的参与观察。因此，其对社会关系也无法“深描”意义之网，而只是“贫乏和一维”的呈现(陈伶娜，2023)。
再次是缺少对研究对象、研究过程的清晰描述。於红梅、潘忠党在对中国新闻传播学五大刊2023年刊载的610篇论文进行分析后，认为包括民族志在内的经验研究论文可复制程度普遍不高，表现为缺少对研究过程的展示，包括样本筛选的步骤、测量或观察的手段和步骤、资料/数据的分析步骤等往往语焉不详，这使得很多研究难免沦为“可疑的研究实践”(於红梅、潘忠党，2024)。互联网的匿名性、公共性和开放性，助推了更多线上隐蔽研究的出现。在文本写作中，研究者可能需要对本就已经匿名化的对象进行第二次匿名，这种“双重匿名”会导致对研究本身真实性、可靠性的质疑，读者甚至都无法确定研究对象是否真实存在(曾晨妤，2024)。Jerolmack和Murphy(2019)提出，如果民族志继续忽视学术界和公众对提高数据透明度的要求，它就有被边缘化的风险。只有在必要时才进行最低限度的掩盖，是解决学术数据透明度期望的一种方法。
尽管民族志由“厚”变“薄”的担忧并非数字时代的新现象，而是贯穿了整个现代民族志发展的历程，但在互联网技术条件下，民族志与量化方法以及其他一些以文本为中心的质化方法之间的边界更不清晰，“谁都可以做民族志”的疑问再度凸显。民族志边界的销蚀与民族志变“薄”的趋势实则一体两面的问题，然而这绝不仅仅源于操作方法或研究伦理层面的困境，更需要深入解析数字时代民族志在认识论和本体论层面发生了何种根本性的变化。
(二)中介化民族志：重构民族志边界的敏感性概念
中介(mediation)这个概念是在传播学的语境中提出的。潘忠党区分了“中介化”和另一个相关概念“媒介化”，认为“中介化”是对人类传播/交往形态转换的一个概括，即经由传播中介的社会交往和互动，有别于面对面的社会交往和互动，凸显于现代社会，是现代性的表现之一(潘忠党，2014)。中介化为媒介、人和社会复杂关系的经验性研究打开了视野，也为数字时代民族志的边界工作提供了一种极具启发意义的“敏感性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
敏感性概念最早由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提出，指能在研究者处理经验材料时给予其参与感和方向感的概念(Blumer，2017：84-96)。中介化民族志呈现为一种以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为媒介、线上线下交汇的研究形态。本文认为，随着日常生活日益被技术所中介化，相对于数字民族志、虚拟民族志、网络民族志等概念，中介化民族志打破了线上/线下、现实/虚拟、客观/主观、内部/外部等二元范畴，关注发挥中介机制的一切技术物、机构、规则、制度等，衔接宏观与微观，体现出更强的边界弹性、灵活性和延展性。中介化概念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理论指引，用以探究当前民族志面临的根本性挑战：当面对面互动不再是社会互动的典型情境，人际交流越来越多转向线上的时候，如何继续维护民族志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的专业性、严谨性、独特性？基于此，本文将中介化对传统民族志的冲击与边界思维相勾连，具体剖析民族志研究中多重中介性力量的引入，对数字时代民族志“正在变成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展开探索和想象。
1.技术中介下的远距离观察与互动
数字时代田野工作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从直接的面对面互动，大量转向以数字技术设备为中介的间接关系。研究者越来越依赖于各种软件平台、在线即时通讯工具等，在线上线下各种场景中来回穿梭。Ritter(2023)在挪威一家游戏公司进行民族志研究时，发现仅在办公室内观察软件开发者收获极为有限，还需要在Slack协同办公平台上观察他们是如何工作的。他认为，这种针对数字平台界面的“技术漫游”(technical walkthrough)，可以有效分析人与技术之间的动态关系。新冠疫情期间，由于大量媒体编辑室被迫转为线上工作，很多讨论和决策都发生在聊天应用程序上，新闻民族志(news ethnography)研究者也随之转向线上，观察新闻生产的各种平台和在线群组。不同于传统民族志知识来源主要依靠研究者及研究对象的“主体心智”，数字媒介基础设施成为开展民族志工作不可或缺的资源。
以技术为中介的民族志工作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参与观察变得更为复杂和液态。受制于数字平台特性，可以列出潜水、点赞、评论、订阅、分享、链接、讨论、深度介入等长长的“参与”实践光谱，类似于Cousineau、Oakes和Johnson(2018)提出的“数字接触”。De Seta(2020)在被问及“你的田野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的时候，发现自己大量从事的还是阅读、浏览和查询等看上去参与度不高的实践，这些参与模式的选择贯穿了自己每天与数字媒体的互动。
基于此，有研究者提出“参与观察”的概念可能已经不适用于数字时代的田野，代之以“浸染”(immersion)，强调虚拟身体在场、持续时间投入以及注意力聚焦(卜玉梅，2020)。Eggeling(2023)提出的“共情维度”(empathetic dimension)也是一个启发性概念，即无论面对面，还是通过Zoom或屏幕进行的田野调查，最终必须意味着展现兴趣、同理心以及投入相当长的时间进行远距离互动，真正理解所研究的网络群体及个体。即便同样是“足不出户做研究”，中介化民族志要求田野工作者付出大量的时间，借助通讯网络基础设施，远距离观察并与研究对象发生持续性互动，这与“扶手椅人类学家”单纯依靠二手资料来对文化进行想象和分析是完全不同的。
2.将新型社会知识转化为民族志数据
传统民族志的核心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对人际互动的直接观察，捕捉小规模社区内流通的“常识性知识”，也就是在常态的、不言自明的例行生活中，社区成员所共享的那些知识。然而，以数据为基础、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传播基础设施极大地改变社会知识的构成，以及获取知识的方式。作为数字社会运行的副产品，“社会数据”(social data)激增，包括互联网平台上大量的交易数据(transactional data)和人们有意无意地在互联网上留下的数字痕迹(digital traces)。借助于数字基础设施，这些“隐秘知识”才变得对研究者可见、可用。比如，Ferguson(2017)对暗网“信任体系”的研究，就利用了暗网上大量的供应商简介、论坛讨论和反馈帖子，来熟悉暗网的规则、规范、谈话方式等。而这些资料是仅靠线下田野无法获得的。
在“人类经验数据化”这一全球趋势下，数字时代民族志研究者需要同时处理上述两种类型的知识，不仅要关注人类活动，还要关注机器痕迹；不仅要研究现实社会人际网络，还需要通过数字技术追踪社交平台上的“铰接网络”(articulated networks)和“行为网络”(behavioral networks)，包括通讯好友列表、关注者列表、社交媒体互动等，来更全面地研究社会交往(Boyd & Crawford，2012)。但必须明确，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是“民族志数据”(ethnographic data)。民族志数据究其实质应该是一种“关系型”数据(relational data)，即研究者通过长期沉浸式的参与观察，“将自身嵌入数据”，而并非只是将已有的社会人工物(social artifact)转化成数据。这种数据能够实时追踪、追溯、记录和感知人们与社会世界的复杂互动，不仅提供人们在“做什么”“喜欢什么”等表层信息，还可以提供人们“如何思考”、如何塑造文化空间的深层分析。也正因此，研究者有能力在一个“真实虚拟”(real virtuality)的新沟通系统中，区分研究对象“所说”与在日常生活中“所为”之间的差异，无限接近对研究对象真实生活状态的理解。这可以说是民族志与非参与形式的定性数字研究、社会网络分析等的根本区别。
Laaksonen(2017)等提出“大数据增强民族志”(big-data-augmented ethnography)，可以有效地研究在线环境中的社会互动，即使用民族志观察将大型数据集的计算分析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为其提供上下文框架，使用计算分析来验证和概括民族志结论，从而为解释人类文化提供尽可能多的视角。他们运用这种混合方法来研究芬兰议会选举中候选人之间的在线互动。田野笔记分析帮助他们确定了研究主题——竞选人之间的负面互动，称之为“争斗”(battling)，通过羞辱对手来获取政治资本；而运用数据挖掘工具从Facebook上采集的13.7万条互动信息，则帮助他们验证了根据民族志观察构建的假设。在此过程中，将隐藏在后台、对普通人“不可见”的数据，转换为关系性的民族志数据。
3.形塑以“数据/技术物”为中介的新的主体间性
数字技术从本体论层面改变了人们对现实以及“建构现实”的观念。库尔德利和赫普将这一转变概念化为“现实的中介化建构”，即现实不再是涂尔干意义上的基于人们面对面交流的情感和认知的现实,而是通过技术中介呈现的现实(库尔德利，赫普，2017/2023：2-4)。技术物成为社会建构现实的客体，打破了传统的主客体二元论，形成以“数据/技术物”为中介的新的主体间性。研究者需要保持对技术的敏感性，不仅要考察人与人的互动关系，也应高度关注人类与非人类、技术物之间越来越复杂的相互依赖与束缚；不仅要观察人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也要观察其在互联网上的“数据替身”(data double)。
比如，Waltorp(2015)在研究丹麦的穆斯林女性时，注意到新媒体技术在这些女性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虽然她的研究主题是关于道德协商，但技术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中介维度。Hansen(2023)等人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社会技术集合”(sociotechnical assemblage)概念，呈现出在新闻室博弈中编辑、技术、数据和价值观等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组成的集合，探究传统新闻价值与算法的复杂共存。Dodds(2019)对智利媒体记者的WhatsApp使用展开民族志研究，发现记者与WhatsApp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对称和依赖的关系。未来，融合ANT等理论资源，以一种生态的视角看待田野中的人类和非人类元素，这就需要超越以人为中心的研究设计，形成人机组合(human-machine assemblages)的民族志研究新框架。
五、总结
1965年，休斯在给布兰迪斯大学的博士生上参与观察课时，被问到如何知道自己收集的数据是准确的，休斯回答“我敢打赌”(I betcha)——别人如果跟我一样，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观察同样的活动，也会看到同样的东西。尽管休斯自己也知道这是一种夸大其词，但他真诚地认为，仔细观察和记录他人的言行举止，能够发现其他方法无法得出的社会学洞见(塔克曼，李红涛，2021)。
这个小插曲可以被视为民族志田野研究的一则隐喻：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民族志很难自证其“可信”，因为它所依托的最核心的方法就是研究者的直接观察，这无疑是一种高度主观性的活动，目标却指向生产“客观知识”。两者之间的张力激发了民族志的边界意识，并推动其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不断趋于成熟。二十世纪民族志两次边界工作，分别建基于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两种存在深刻对立的认识论哲学。在实证主义及其密切勾连的结构功能主义框架下，民族志致力于生产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型知识，形成了“主-客观”二元分割、将主观经验“客观化”的知识生产策略。而建构主义主张下的诠释范式，遵循现象学传统，批判客观机械主义的民族志，提倡一种相对主义的知识观，并不回避民族志知识生产是一种主观的阐释。然而，尽管存在种种分歧，但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共享同样的本体论基础——物理空间的田野、面对面互动和“主-客体”二元架构的现实世界。面对“民族志是否足够真实”这一根本性拷问，两次边界工作都通过排除“二手观察”(second-hand observations)而确立了民族志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的权威性。
互联网时代民族志面临全新的知识生产环境。借助数字基础设施，社会在本体意义上变为中介化的。民族志学者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必须依托数字技术中介来进行田野调查。研究者和研究对象身体的“共同缺场”，使得传统的田野、参与式观察、民族志数据、主体间性等核心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者所获取的，不再仅仅是直接观察后对“自然发生”的话语的记录，而是网络互动中产生的大量的数字痕迹，这导致民族志工作很容易滑向大数据挖掘、数字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对此，彼得·福伯格(Peter Folberg)等人(2023)尖锐地指出，很多冠以“数字民族志”的研究，只体现出了“数字性”，而没有“民族志性”。
本文提出“中介化民族志”作为一种敏感性概念，用于思考数字时代民族志边界的销蚀以及由此引发的认识论、方法论混乱，并探索民族志的未来走向。本文认为，技术中介下的“远距离”观察与互动会成为数字时代民族志工作的常态，民族志的“在场”文化更多体现为研究者保持长期在线、可见、可及、可互动；研究者需要同时处理基于人际互动的“常识性知识”和计算机系统生成的“数字痕迹”，需要具备多种类型的知识生产能力，包括对数据、文本以及其他中介表达形式的敏感性，在即时流动的信息生成环境中去理解社会交往和社会角色；在认识论层面上，需要回应当代数据实践对现象学的挑战，深入理解“现实的数据建构”，将“数据/技术物”纳入主体间性的范畴，形成人机组合的民族志研究新框架。概言之，研究者需要更多考虑中介平台的特性，来设计参与、观察的具体方式，与研究对象长期共存于数字田野，还原互联网文本生产的场景，以获取丰富、可信、高度情境化的“厚数据”。
中介化民族志并非为数字时代的民族志研究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解决方案，也并非倾向于将民族志完全搬到网上，而是指向民族志应更加重视数字社会和文化的中介化机制以及关系生成。由于数字化的影响，我们理解和研究社会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学科都在探讨知识生产的新形式和新工具。民族志也需借助数字技术来更新“工具箱”，探索灵活且适应性强的田野工作方式，并建构数字中介语境下更具协商性和情境性的研究伦理，以实现具备数据透明性、可复制、可检验的民族志，从而更有效地勾连日常经验和宏观结构，直抵数字社会的“文化心脏”。基于此，在民族志发展变迁的历史脉络和知识谱系中，与经典民族志保持对话，厘清数字中介环境下民族志的“变与不变”，是当前正在涌现的民族志第三次边界工作的重心所在。由始至终，民族志都不仅仅是一套技术和方法，更是世界观、立场和态度。相比于普理查德那句“谁都可以做田野研究”的调侃，也许坐在电脑前的民族志研究者更应该回味他的另一句话：“一个人从田野研究中得到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为之付出了什么”(Clarke，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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