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兆政，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摘要：跨界民族在政治上分属于不同国家，但在文化上保持着紧密联系，其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持续演化的二元张力。这种张力通常表现为冲突、疏离与协同三种典型状态，对国家安全与边疆稳定具有深远影响。现代国家认同建设不应以消解民族认同为目标，而应通过包容差异、优化制度设计，引导二元张力从冲突型、疏离型向协同型转化，使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相互兼容、相互促进。优化跨界民族的认同张力须坚持国家尊重与包容民族文化和国家认同优先的原则，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法治制度建设，保障平等公民身份与权利；提升公共服务公平性与边疆地区发展水平；增进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互嵌式民族社区，促进跨界民族与国内其他民族的群际互动与融合。通过这些举措，可将潜在的张力转化为促进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的积极力量。
关键词：跨界民族；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安全
一、引言
跨界民族是分居于国境线两侧、归属不同国家的民族。人类民族的形成过程及文化的发展过程与国家的建构过程并不一致。“到了近现代，地球上近3000个族体基本上已稳定地定位在约200个国家和地区之中，这种数字悬殊的结合，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为多民族结构，二是相当一部分民族被国家政治疆界所分隔，成为特殊的族体，即跨界民族。”民族国家的形成离不开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但近代以来人们所建构的大都是多民族国家，其内部仍然存在着民族与国家的内在张力与冲突。跨界民族具有共同族源，民族语言和文化基本相同，但其传统聚居区却被国家疆界分割在毗邻的不同国家境内。跨界民族在政治上归属于不同国家，但在文化上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呈现出矛盾的一面。跨界民族居于国家的边防前线，与国家的边疆安全、国际交往密切相关。多民族国家须形成尊重多元的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平衡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维护国家的稳定与安全。
国家安全是人民幸福的根基，是民族复兴的基本前提。维护国家安全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各族民众的国家认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概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党的民族工作的指导理念和行动指南，也成为我国各族人民的共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树立共同的国家意识，形成稳固的政治认同，凝聚人心，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和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跨界民族居住在边疆地区，其认同状况与国家安全、边疆稳定息息相关。我国要在尊重和保护跨界民族文化特性的基础上，增进包括跨界民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融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高全体人民对社会主义中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进而共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
自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西方开始以民族为基础组建国家。各个国家相互签订边界条约，通过划分各国边界来确认各自的权力范围。国家边界线逐渐清晰，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等观念逐渐形成。二战之后，民族自决成为联合国的基本原则，民族国家纷纷成立。至今，人类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全球性的国家领土划分，国家界线被国际社会法律化、精确化。人类建构起有着严格领土范围和主权地理界限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然而，国家疆界与民族分布并不完全吻合，由此产生了跨界民族及其特殊的认同张力问题。
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对土地进行分割、对民众进行封闭管理的过程。民族国家通过边界相互区隔，规定各自对领土、领海和领空的占有范围和治权领域。由于信息不对称、通讯与交通成本高等原因，封闭才能进行有效管理，主权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行使。民族国家只能管理有限的区域范围，需要通过边界将不同地域和文化分开。边界作为一个治权界线，是群体的重要庇护屏障，也是对人的文化和精神世界进行的一种分割。一旦边界线穿越一个文化群体，就会阻碍原有文化秩序的自由交流与原有文化群体的整体连续互动。
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常常是不相吻合的。丛林法则是国际社会的通用法则。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土边界并不是按照土地之上的族群文化边界进行划分的。许多边界的建构与划分是出于政治原因，充满着血泪、不平等、屈辱和无奈。边界线的勘定，常使一个民族或族群被迫分隔开来，彼此区隔甚至互不相认，原有的社会联系被人为割裂。边界的出现使得原有的连续的自然空间被人为阻隔，导致一些原生性民族被割裂，民族跨国界而居的现象开始出现。所谓跨界民族，是指因边界划定或人口迁徙而分布于两个或多个国家，但在语言、文化、历史记忆等方面保持高度同质性的民族群体。
跨界民族是文化、族裔共同体与国家交错重叠而产生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民族空间分布与国家疆域不一致的问题。近代以来，人口移民与迁徙现象越来越多，跨界民族数量及其人口数量也随之增加。跨界民族是原生形态民族，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其居住地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跨界民族在地理上连成一片，但其族人却拥有不同国籍，不能随意交往，毗邻而居，相互独立。而出于经商、移民或其他目的，虽然有国家边界的明确分割，跨界民族仍然或多或少地发生着相互的联系。
跨界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他国的侵略、边界的协商划定、民族的迁徙等都是跨界民族形成的重要原因。国家边界划分有的是和平的，有的却充满了强权、暴力、掠夺色彩。强权国家通过战争对弱势民族进行分割会形成与原来的民族分布不一致的人为的政治疆界，从而形成跨界民族。散居于原苏联成员国境内的俄罗斯族是由于国家重组和边界划分形成的跨界民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族的跨界而居却是因沙俄对中国的蚕食造成的。欧洲列强对亚非拉国家的殖民瓜分，也造成了非洲众多的跨界民族。还有部分跨界民族是由于人口自然迁移形成的。景颇族、苗族、瑶族等属于由迁移流动造成的居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跨界民族。一部分朝鲜族迁居中国东北，是由于不堪生存压力及日本侵略。
跨界民族具有共同的地缘、血缘、姻缘、文化、宗教及历史集体记忆，即使散居于不同国家，仍然会通过人员流动、文化交流、经济合作的方式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经济与文化生活上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连续性。尤其是全球化的发展推动着资本、技术、人口、文化的流动，国与国之间的跨国交往与合作更加频繁，人们彼此间在文化意义上的深层联系也随之不断深化。
多民族国家的民众往往同时拥有多重身份，既属于在法律意义上界限分明的国家共同体，也属于以血缘和文化为纽带的民族共同体，同时还可能参与区域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不同身份的民众既存在着博弈，也相互支持。民族认同建立在血缘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是民族成员对自己所属族群或文化的认知、态度、情感。王希恩认为：“民族认同即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民族认同被理解为个体或族群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对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接受。民族认同是指个人或群体基于共同的语言文化、血缘、宗教、历史记忆等因素，对某一民族所产生的心理归属、情感依恋和价值认同。人们的心理感受会表现为外在的行为。民族认同作为心理情感层面的归属感，不仅在社会文化中有所体现，如使用民族语言、保持习俗等，也会在政治关系中表现出来，例如政治参与和国家忠诚。民族认同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最基本且最深层的身份认同形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行为方式和政治关系。
国家认同是指个体对所属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依恋感，是个体对国家的心理归属与情感依附。滕星、张俊豪认为，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国家认同被理解为一个国家的成员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国家理念等的认可，对国家统治权威的服从和忠诚。国家认同能够促进民众团结，增强社会凝聚力，维护国家稳定与安全。国家是一种集体的决策与行动机制，蕴含着人们对实现自身利益的期待，也包含着人们对公共生活的文化想象和美好愿景。国家需要为人们提供秩序、安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满足人们的利益需求，也需要维护公平和正义，满足人们对基本公共价值的追求。国家需要通过公共利益维护与公共价值塑造赢得人们的内心认同，巩固国家安全。
由此可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作为两种基本的身份认同形式，既相互支持又可能发生冲突，为跨界民族的二元张力奠定了现实与心理基础。
三、跨界民族认同的二元张力
因跨界民族为居住于不同国家的民族，先天具有双重身份认同：对民族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认同。两种身份相互博弈，相互影响。如前所述，民族认同建立在血缘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是民族成员对其所属民族的体质特征、语言、文化习俗、宗教等的眷恋和归属意识。国家认同是个体对所属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依恋感，是对国家法律制度、对自我权益保障方式的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可能相互兼容，也可能相互矛盾与冲突。民族认同意识可以增强群体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但民族意识过强，也会造成族群对国家的疏离意识，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二元认同张力是指生活在国界两侧、属于同一民族的群体，在民族文化情感归属与国家归属之间产生矛盾，从而形成双重拉扯的持续的心理紧张与张力。跨界民族分属于不同国家，民族认同具有跨国性，国家认同却被限定在国籍所在国，造成其在民族情感和国家身份归属上存在着天然的张力。国家认同是国家共同体得以存在的前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运行提供合法性基础。而民族则是人类最具归属感的群体形态之一，可以满足人类安全感与生活意义需求。国家为民族提供制度保障和安全框架；民族为国家注入文化厚度与情感资源。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又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可能。二者并非简单的对立或零和关系，而是在持续的互动与博弈中形成了张力结构（图1）。
跨界民族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二元张力结构受多种因素影响，是受多重变量交织作用而持续生成、演化的动态系统。在宏观层面上，历史事件、边界变迁、地缘关系、邻国政治、国家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国际关系、外部干预势力、跨境贸易、社会网络等都会影响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在微观层面上，家庭教育、文化习俗、跨境社交、族际交往等也在不断塑造人们的民族认同。个体并非被动地接受某种身份，而是在具体情境中不断主动选择、反思和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个体与群体的生活经历和主观感知与外界变量在不同情境下相互作用，使得跨界民族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二元张力呈现为一个流动的、情境化的动态社会心理过程，体现为持续性的协商与重构。
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同一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维度上的认同面向，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当国家和民族被认为利益和价值取向相一致时，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相互强化、共存共荣；反之，则相互矛盾，相互冲突。跨界民族认同的二元张力通常会呈现出三种典型状态：冲突、疏离与协同。这三种状态并非泾渭分明的固定类型，而是连续谱系上的关键节点，其间存在着大量过渡形态。跨界民族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影响因素不断相互作用，造成二者的张力状态不断流动，不断相互转化。人们的二元认同张力会从“冲突”演化为“协同”，也会从“协同”走向“疏离”或“冲突”（图2）。
冲突型张力结构是指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高度对立、难以调和的一种状态。在此情境下，个体或群体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归属和价值立场发生严重冲突，甚至出现彼此否定的倾向。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被视为零和博弈式的对立关系。人们只能在这两种认同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因而陷入撕裂、对抗的心理或社会状态。严庆和周涵认为，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分别忠诚于不同的对象，“当所在国政府不能以平等、公正态度对待跨界民族即有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或民族奴役的政策或行为时，或者当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不一致、民族观念与国家观念发生冲突又有外部势力干涉时，二者的矛盾就会凸显出来，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往往会超过国家认同”。冲突型的张力结构通常表现为跨界民族成员的焦虑、愤怒等内在心理和离心倾向，也可能外化为政治抗议、文化排斥、暴力冲突等行为。冲突型张力结构会削弱国家凝聚力，造成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是二元认同张力光谱中最具破坏性的形态。历史积怨、歧视性政策、文化隔阂或外部势力的干预等通常是冲突型张力结构形成的原因。
协同型张力结构是指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呈现为相互增强、互相促进、和谐共存时的关系状态。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不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呈现为多元一体、相得益彰的格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必然冲突。唐娜（Donna）发现，尼日利亚和贝宁的沙贝人具有相同的民族文化，但这并不影响其对国家的忠诚，“尽管种族、亲属和文化网络跨越了国际界限，但尼日利亚沙贝人和贝宁沙贝人并不想互相交换位置”。两个国家的跨界民族都有着对国家高度的认同与忠诚。蔡苏龙认为：“不断的跨国实践和行为联系不但没有削弱华人离散社群的民族国家意识，反而促使他们具有多元认同和全球意识，并在此框架内维护和推动祖籍国和居住国双边的国家利益。”华人在全世界多个国家跨国、跨界而居，既保有对祖籍国的情感联系和文化认同，同时也形成了对居住国的认同，成为中国与众多国家合作的桥梁与纽带。在协同型张力结构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张力依然存在，但并不互相冲突。个体不再视其为矛盾，而是一种资源。
疏离型张力结构是指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既无明显冲突，亦缺乏深度契合，是处于冲突型与协同型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在此状态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缺乏积极互动与情感联结，相对独立。个体或群体既不完全否定国家认同，也不强烈承认民族认同，而是对二者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与情感冷漠。疏离型张力结构通常表现为个体或群体对所在国家的制度安排与原生性民族均缺乏情感投入与价值认同，社会参与度低，不关心政治，对民族活动也缺乏共鸣。制度性排斥、社会隔离、历史创伤、文化断裂及群体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不足通常是疏离型张力结构形成的原因。在疏离型张力结构中，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没有明显冲突，但认同根基薄弱，社会缺乏凝聚力，国家治理难度增加，容易滋生分离主义或极端主义，难以应对未来可能的社会风险。因此，国家需要创造共同目标，建设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消除社会结构分割与资源排斥，创造包容与相互信任的社会空间，引导疏离型张力结构向协同型发展，防范其滑向冲突型张力结构。
人们的认同是在主体与社会互动中形成和不断发展的。跨界民族认同并非简单的一次性固定，而是在持续互动中不断调整和重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都是人类最基本的认同形式，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与情感正当性，都难以被消除或取代。跨界民族认同的二元张力本质上是在国家归属与民族归属之间出现断裂后，多种因素和变量进行的持续化的协商、调适过程，也是人们不断进行意义反思与身份重新定位的过程。现代的国家认同建设不应是摆脱张力消灭民族认同，而应是有效管理张力，包容差异，引导跨界民族的认同张力结构从冲突型、疏离型向协同方向发展，使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走向和谐、兼容，而非滑向冲突与撕裂。冲突型和疏离型的张力结构虽具风险，但并非不可逆，可通过包容性制度设计、利益共享等治理措施实现转化。国家治理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制度安排与公共政策，努力避免冲突、减少疏离、促进协同，使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能够共存、互补甚至相互增强。
世界有限的资源与领土决定了不可能使每一个民族都建立独立国家，因而跨界民族的存在是一种普遍而自然的社会现象。多数跨界民族总体上能够实现和平共处，其存在并不必然引发民族冲突。事实上，跨界民族居住的区域往往位于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交叠地带，是国际社会人员、商品和信息流动的重要通道和前沿地区。跨界民族可以构建出和平跨居的良性互动模式，推动跨越国界的经济、文化要素的自由交流与合作，将政治边界所隔离的区域在经济与文化上连接起来，促进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互联互通与友好往来。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差异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是矛盾的根源，也可能是多样化发展的资源。跨界民族可以发挥其跨国联系的正效应，成为民族国家之间相互联系、合作、实现区域和平的社会纽带和桥梁。
四、中国跨界民族认同的安全风险
我国边界线漫长，拥有众多跨界民族人口。葛公尚认为，我国有31个跨界民族，占全国民族总数的55%。闫文虎则认为，我国跨界民族达34个。周建新也认为，我国有34个跨界民族，“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已划定边界地区的跨国民族有汉族、壮族、回族、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瑶族、苗族、彝族、布依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仡佬族、拉祜族、佤族、景颇族、布朗族、阿昌族、怒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德昂族、独龙族、京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34个民族”。这些跨界民族人口有的是迁移流动形成的，有的是因边界划分被动分割的，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西北、西部和西南等边疆地区。我国的跨界民族数量多，人口庞大，分布区域广，大多具有多元文化交织、多重认同冲突的特点，面临不同程度的二元认同张力问题。
我国跨界民族大多居于国家的边防前线，与国家的边疆安全、国际交往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各族民众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感不断增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二元张力不断向协同型结构发展。但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复杂外部环境的挑战及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跨界民族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也是社会思潮、价值观念交融与激烈碰撞的地区。目前，我国跨界民族部分人群的认同张力结构仍可能被外部干预等特定因素激化或利用，存在着滑向疏离型与冲突型张力结构的风险，需要加以重视和有效引导。
首先，境外“泛民族主义”思潮影响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当前，境外仍存在着泛突厥主义、大蒙古主义等分裂势力和泛民族主义思潮，威胁着我国的领土安全和边疆政治稳定。泛民族主义以种族同源与语言、宗教和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同一性为号召，图谋建立大民族国家。“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我国的集中表现就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20世纪90年代“蒙古民主党”提出“三蒙统一”论调，主张建立一个包含蒙古国、中国的内蒙古、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三蒙”民族在内的“大蒙古国”。韩国、朝鲜也有极端主义者提出“所有朝鲜族人是一个整体，不需要国家疆界”“寻根归祖”等口号。这些泛民族主义的主张不仅会削弱跨界民族对所在国的认同，还可能引发边疆地区的动荡与冲突，对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构成严重挑战。
其次，现代化存在着强化跨界民族民族认同的风险。现代化是一个科学化、理性化的过程，是世界范围内的多元制度、文化、思想意识形态融合与碰撞的过程，也是对民族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过程。各个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产生传统文化焦虑，发生认同错位和认同危机。“在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一直抵制融入共同文化，相反却在通过巩固自己的社会文化，寻求保护自己的独立存在。”人们对传统民族文化的眷恋容易转化为以民族作为感情投射和忠诚的对象，强化其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碰撞与互鉴日益频繁，文化差异不断凸显，狭隘民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也随之产生，对国家认同与社会共识构成挑战。
最后，全球化存在着弱化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风险。全球化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与可能性，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移民数量的持续增加。全球化降低了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还为人们进行国家间的比较提供了参照系和多元化的信息渠道，这在无形中也提升了人们对国家的期望值，削弱了人们的国家认同。哈贝马斯指出：“民族国家着眼于一定的地域，相反， ‘全球化’一词表达的是一种动态的图景，它们会不断挑战边界。”全球化所带来的“地球村”和“世界公民”观念，进一步消解了国家界限，对国家认同构成挑战。近年来，随着我国边境地区的全方位开放，跨界经商、务工、移民现象日益增多，边民互市、跨境婚姻、探亲访友、文化交流等活动日渐频繁。日益增多的国内外的经济与文化交往，强化了跨界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系，也在强化着彼此之间的民族认同感。在此背景下，国家认同需要在制度、政策与价值层面得到进一步强化，以发挥对民族认同的统摄作用，从而确保民族的文化多样性要素能够在国家制度架构中实现和谐共存。
五、我国跨界民族认同张力的优化路径
跨界民族认同关系到边疆的稳定、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如何协调各民族关系，使跨界民族的认同张力走向协同，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我国需要构建包容性的治理框架，推动国家内部的共同性发展，构建一种多层次、相互支持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跨界民族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协调。
我国跨界民族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张力优化，应当秉持国家尊重和包容民族、国家认同高于民族认同的理念。民族以自然特征为划分标准，民族认同是一种由情感所驱动的对特殊血缘与文化的认同。而国家则是人们建构起来的以强制力垄断为基本特征的利益共同体。国家可以包容民族，但民族却无法包容国家，因为人的自然生理特征和文化特征是很难改变的，甚至是无法改变的。国家则超越了人的自然特征，是一个具有普遍包容性的共同体框架。国家认同可以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共同的身份和价值基础，从而减少民族、宗教或地域间的对立，缓解社会中的分歧和冲突。目前，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最有力的行动者，是个人的庇护所和根本性归属。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必然冲突，但二者的和谐需要国家能够尊重和包容民族，并使国家认同具有相对于民族认同及其他认同的优先性，从而在保障所有社会成员权益的基础上消解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张，使其和谐共存，防止分裂主义倾向的滋生。
（一）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法治建设，肯定跨界民族平等的公民身份，保护其平等的公民权利
国家认同建设即是在肯定社会成员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的基础上，确立国民的国家主人和公民身份。民族身份以自然形成的血缘或拟血缘关系为基础，存在着亲疏远近等差别，难以成为公共生活中的统一的基础性社会身份。公民身份则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身份，超越了血缘、种族、宗教信仰，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征。以公民身份为社会交往与公共生活的基础性身份，可以弱化因民族血缘与历史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隔阂与分歧，使不同民族、族群的身份认同能够和谐共存，促进国家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国家需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强调其普遍性与优先性，在政治生活中贯彻人人平等的原则，从而以公民身份构建起跨越民族差异的国家认同基础。
认同是在主体与社会环境互动中形成的。国家认同涉及国家与个人的内在结构关系，需要公民主体的有效参与。只有当跨界民族的成员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的时候，才能激发其主人翁意识和公民能力感，才能感受到其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国家的尊重和保障。我国跨界民族认同的优化需要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拓宽跨界民族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常态化、法治化的诉求回应机制，鼓励跨界民族公民通过人大代表会、基层协商、听证会、网络问政等方式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讨论，并及时回应其政治诉求与社会关切。我国需要通过构建保障跨界民族平等权利、尊重多元声音的国家治理框架，使跨界民族民众在政治参与的基础上形成对国家的忠诚和认同。
（二）推进跨界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和精准化，提升跨界民族民众的福利水平
平等的公民身份不仅意味着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也要求公民能够公平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并享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向民众提供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国家的基本责任，也是民众对国家忠诚感和凝聚力的重要来源。我国需要推进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建设，通过提高公共服务的公平性、覆盖率和可及性，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异，使跨界民族民众切身感受到国家对民众的关怀及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增强其作为中国公民的自豪感。我国需要借助数字赋能，推动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跨界民族地区下沉，使其精准、可持续地服务于边疆跨界民族群众，提升公共服务的供需匹配度和供给效率，增强跨界民族民众的获得感、安全感与尊严感。
我国也需要借助“一带一路”的建设契机，提升边境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夯实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经济利益基础。利益满足是政治认同的内在驱动力。利益感知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认同倾向。我国需要深化兴边富民行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移和资源倾斜，加大对落后跨界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缩小跨界民族地区与内地经济发展差距，改善我国各地区、各民族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状况。我国需要通过支持和发展边境贸易、生态旅游、民族手工艺等特色产业，提升跨界民族的经济内生发展能力，切实改善跨界民族群体的生活质量，巩固和提升跨界民族对国家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保障边疆地区长远繁荣稳定。
（三）增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与人为善的美德是人类团结和凝聚力的重要来源。共同的文化根基和历史记忆是凝聚人心最深层次的力量。 “天下为公”“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的是中国人对善的追求，是中华民族强大向心力的重要来源。我国的国家认同建设需要塑造超越不同族群、宗教、语言等差异的集体文化认同;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培育各民族共有的价值理念与精神理想，塑造全体国民共同的文化心理特质，增进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性，为各民族打造共同的精神纽带。
建构国家认同、塑造共有的精神家园，并非否定各民族的特殊性，而是要在多元差异中寻求共通性与同质性，通过文明的深度对话与创新转化，为国家认同提供稳定而共享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心理特质。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积淀了诸多跨越族群、地域和时代的共享价值理念和文化基因。我们可通过学校教育、学术研究、文化创作、媒体传播等多种方式不断挖掘和弘扬各民族共享的价值观与文化符号，尊重跨界民族的语言，弘扬跨界民族的历史贡献，创造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国家历史叙事，强化集体记忆，促进心理相容与情感共鸣。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应当是差异基础上的统一、多样格局中的和谐，是在多元中达成共识，以包容实现互鉴互融，并在交流中实现相互认可与共同发展。
（四）建设互嵌的民族社区，推动跨界民族与国内民族之间的融合互动
民族聚居居住和空间隔离对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起着阻断作用，容易造成认知偏差和群体边界固化，是引起分裂与不和的重要因素。族际居住隔离可能导致文化隔离、民族隔阂和社会孤立，对族群关系、国家认同都存在负面影响。相较之下，互嵌的民族社区能为各民族群众提供日常互动的机会，能够培育信任与合作关系，促成各民族在社会结构上的关联，弱化因地域隔离和文化差异带来的社会距离，增强彼此间的理解与尊重，从而推动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在此基础上，我国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和空间机会的公平性，促进各民族的互动交流与包容性发展。我国可在城市规划、住房建设中，引导多民族混合居住，鼓励跨民族邻里共居，打破跨界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隐形壁垒。同时，也可推动积极的群际交往，推进跨界民族与国内民族之间的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和商贸往来，鼓励跨民族通婚、社区共治，使各民族在潜移默化中共享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元素，在实现空间融合的同时实现社会结构整合。我国需要使跨界民族与国内各民族彼此嵌入对方的空间结构与社会关系之中，让各族群众在共同生活中实现相互接纳、友善相待与平等相处，促成多元互信的社会网络与共同体情感的生成，实现情感上的交融与认同上的升华。
六、结语
综上所述，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并非固化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演化、复杂博弈与持续重构的过程。我国跨界民族的认同张力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一种可引导、可转化的社会动力和资源。我国完全可以通过包容性的社会制度、公平的管理方式、共同精神家园的建设与互嵌社会结构的不断生成，将潜在认同风险转化为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繁荣与国家安全的积极力量。
跨界民族的认同张力关涉我国的边疆安全和地缘政治稳定。国家和政府需要以开放而负责的态度面对跨界民族公众需求的变化，通过提高制度包容性消除对抗，通过维护公平消除跨界民族与其他民族的隔阂，在动态调适中构建兼具效能与正当性的治理生态。我国需要在尊重和包容跨界民族的民族文化、保障所有社会成员权益的基础上消解跨界民族的对抗性、疏离性因素，实现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协同与平衡，使各族民众都能自觉服务于中国的发展和繁荣，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实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共同体愿景。
文章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2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