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认同是国家秩序稳定和民族未来发展的基础前提，而社会福利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制度之一。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群体之间、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的身份隔阂逐渐消融，这将强化人们对于国家共同体的归属感。近年来，国家持续推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通过改善福利待遇以厚植认同根基，增进制度公平以凝聚价值认同。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合并为例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身份选择型福利转变为普惠型福利时，人们对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公平性评价会得到显著提升，公平感增强将会进一步强化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公平性福利改革对于农民、中老年人和中低收入群体的作用更为明显。未来我国应加快建设更加公平的社会福利体系，进一步促进壁垒性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增强民众对于国家共同体的归属感。
关键词：共同富裕 福利公平 国家认同 城乡医疗保险改革
黄种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主讲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孟天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应“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强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共同富裕已然成为党和国家当下重要的工作任务与时代使命。在理解共同富裕时需要把握两个关键词，即“共同”与“富裕”，这意味着共同富裕须在发展过程中实现成果共享，在成果共享过程中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换言之，社会成员共同享有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包括相近的收入、财产与公共服务等。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是保障民生和改善民众生活的重要举措，消除城乡壁垒将显著增强社会福利的均衡性与公平性。那么，建设健全统筹城乡、公平规范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是否会显著提升社会成员对国家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合法性及其建构的重要前提，与国家秩序稳定与民族未来发展紧密关联。国家认同即对国家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这使得不同地理地区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既有研究认为，社会福利是建构民众国家认同感的关键制度。作为国家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物品，社会福利与民众的生老病死紧密关联。国家可以通过为民众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来赢得人们对于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在现代社会，民众对于国家的归属感不仅仅建立在一致的物质利益基础之上，共同的价值观也至关重要。公平制度是凝聚共同体成员的价值纽带，其可以通过让人们享受平等的社会权利和物质保障等方式，将不同地域、血缘和职业的民众团结在共同价值观周围，促进形成共同体成员彼此之间同志般的爱。因而，国家通过社会福利来建构国家认同，不仅要考虑福利保障的水平高低，还应重视社会福利的公平性，后者在国家认同建构中尤为重要。
本文以2016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合并改革为例，基于全国性社会调查与PSM（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D（Differences-In-Differences）方法，检验福利制度公平性改进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因果关联，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首先，过去相关研究主要从物质利益层面探究社会福利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作用，未充分重视社会福利背后的公平价值对于国家认同的形塑作用。其次，既有研究将社会福利视为静止不变的社会制度，忽视了福利改革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作用。最后，诸多国家都面临着由于国家认同缺失而带来的治理挑战，研究社会福利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将有助于国家改进相关政策，从而促进社会团结与长治久安。
共同富裕视域下的福利改革及其政策
（一）共同富裕视域下的福利改革
社会福利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也是形塑国家认同的关键制度。当前，我国社会福利体系仍然面临诸如待遇水平较低、发展不均衡和保障不充分等现实问题，而政府推动的福利改革措施，不仅在物质层面提高了人民生活品质，还在价值层面不断传递公平理念，强化了民众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福利改革助力共同富裕，物质基础保障精神丰腴。共同富裕即全体人民处于物质富足和精神丰裕的理想状态，良好的物质基础是推进精神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社会福利体系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基础制度之一，通过为民众提供医疗、养老、工伤和失业等社会保障，减少民众对潜在社会风险的持续担忧，增进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不仅要消除对未来风险的担忧，更重要的是要凝聚价值共识和建构精神家园。社会福利体系推动个人与国家的深度联结，构建个体生活待遇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关联，传递社会制度背后的观念价值，而这正是推动全体人民精神富裕的重要机制。社会福利改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夯实民众在精神层面对于国家的归属感。
福利改革提升民生福祉，待遇改善厚植认同根基。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愿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和需求也在增长。以往被视为优渥保障的公共物品，逐渐难以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福利领域，集中体现为部分地区的福利项目待遇水平不高，一些养老服务和育幼需求等未纳入社会福利体系当中。对此，政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通过完善社会福利体系，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加丰厚的保障待遇。为应对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政府提供了诸如生育补贴政策、长期护理保险等福利项目，进一步完善了现行社会福利体系。社会福利改革持续提升保障待遇水平和增加保障项目，实质性改善民众生活福祉，增进民众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福利改革兼顾效率公平，公平增进凝聚价值认同。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而是依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动态发展过程。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从局部富裕过渡到总体富裕，社会福利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实现路径。由于市场经济遵循效率原则，各类资源总是向高效率的市场部门集中，致使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而社会福利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可行路径。早期基于生产主义原则建立的社会福利体系，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力保障了社会经济平稳运行，充分释放了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经济效率。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原本保障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体系，由于本身存在的制度碎片化和区域不均衡等问题，制约了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进程。福利改革是对社会福利存在问题的渐进性调整，通过整合面向不同群体的社会福利项目，使得弱势群体也能公平地享有保障待遇，让先富带动后富逐步成为现实。福利改革让全体人民公平享有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传递的理念价值对构建共同精神家园尤为重要。
（二）作为福利改革举措的城乡居民医保合并政策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合并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福利改革举措之一，其发挥着强化国家认同的建构效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保障农村和城镇居民健康而分别于2003年和2007年设立的社会福利项目。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城乡差异，导致两个福利项目为民众提供的医疗保障待遇存在一定程度的城乡区隔，农村居民享有的待遇低于城镇居民，这体现在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可使用的药品目录、能报销的定点医院范围等多个方面。鉴于此，国家在经过广泛的政策调研与政策试点后，提出了兼具综合性与渐进性特点的福利制度改革举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合并政策的实施和推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9年开始至2015年，在中央政府的倡议之下，各省市政府根据当地财政状况与实施条件对城乡医保制度并轨方案展开积极探索。第二阶段从2016年开始至2020年，国务院于2016年1月3日正式颁布了《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其余各省市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并轨工作。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轨（下称城乡医保合并）提升了民众的就医保障水平，同时增强了社会福利体系的公平性。面对过去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之间存在的待遇区隔，合并政策通过破除医疗保险的城乡户籍限制、统一城乡医疗保障待遇、均衡公共服务资源等方式，较好地实现了医疗卫生领域中同城同权、同省同权的公平福利制度供给。换言之，城乡医保合并进一步保障城乡居民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公平待遇，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社会福利分配不均衡的格局。一方面，从权利平等角度而言，城乡医保合并进一步保障了每个人享有健康生活和免除疾病的平等权利。国家应当公平地对待每位民众，而非依据公民的地域、户口、职业等社会身份提供差异化的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制度并轨将逐步改变由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的现象。另一方面，从资源平等角度而言，城乡医保合并保障了城乡居民获得医疗资源和服务的可及性与平等性。在以往的医疗资源分配格局中，政府更多地将财政补助倾注在城镇医疗服务建设中，这使得城镇居民享有比农村居民更近、更优质的医疗服务资源，并且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医疗药品和医疗服务的报销目录远多于农村居民。然而，城乡医保合并扭转了这一分配格局，通过多元筹资渠道保障、医疗目录统一和定点机构管理等措施，使得农村居民也可以在城镇医院享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就医待遇。
福利改革形塑国家认同：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设
（一）国家认同的研究进路
“认同”源自英文identity，该词包括“相似”和“差异”两种关系，亦即个体对“我”与他人之间关系及自身所处社会结构位置的反思性理解。一般认为，国家认同即人们对于国家共同体的归属感和依恋感。国家认同作为社会认同中最重要的身份属性，其不仅是个人的主观态度与身份认同，更是社会团结与国家稳定的前提基础。
关于国家认同的形成机制，目前学界主要有文化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解释路径。文化主义认为，人们的国家认同是在历史文化浸润下形成的认同归属感。国家特有的民俗习惯和共同历史记忆是国家认同形成的影响因素。人们可以根据语言、文字、音乐、习俗等文化差异，清楚分辨出共同体内外的成员身份。由于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近乎一致的思考方式与行为习惯，处于相同文化圈的民众彼此之间会自然产生亲密关系，而这恰好是形成国家认同的关键基础。建构主义主张，国家认同是现代化进程所建构出来的产物。已有研究指出，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项事物是塑造和影响国家认同形成的关键性因素，国家或其他行动主体会通过新闻报道和公共物品供给等方式，塑造和引导民众接受、信任和认同现行制度体系和国家共同体。其中，社会福利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作用日益受到学界关注。
（二）社会福利建构国家认同的机制路径
社会福利主要通过物质保障和建构公平以凝聚国家认同。国家通过提供包括养老和医疗保障等社会福利，使得民众获得来自国家的物质利益并感受到国家的存在，这会增进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政治信任，这种信任又会进一步转化为国家认同感。此外，社会福利的公平分配，实际上意味着个体的国民身份和权利得到共同体的承认，这将增进其对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一方面，社会福利是建构国家认同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凝聚国家认同必须满足共同体成员生存的基本需求，成员之间拥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共享美好的生活，才能形成休戚与共的国家共同体。全国性的公共物品供给网络是构成国家认同的基础，通过与国家建立起稳定的社会交换关系，国家将不同地域、族群的人整合进具有包容性的国家共同体中，从而推动全国层面的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家国同构”以及“家国一体”的伦理关系深入人心。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就逐步形成了以“家”为核心，连续扩展到“国”和“天下”的政治连续体，“国家”即依靠血缘关系和伦理关系扩大的“家”，国家以家长爱子态度视民如伤，民众以孝顺父母行动忠君爱国。古代中国通过设立义仓和义田赈济灾民的“荒政”制度、帮助鳏寡孤独废疾者的“抚恤”制度等，为民众提供物质保障以维系“家国一体”的伦理关系。相似的，现代国家通过为民众提供包括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和社会救助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发挥着兜底民生、保障民生和发展民生的关键作用。民众享受国家提供社会福利所带来的生活保障，与国家建立起实质性的物质关联，这会进一步强化民众对于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另一方面，社会福利是形塑国家认同的公平表征。以正式制度为代表的社会结构背后会传递特定的价值观念，此观念若与民众的价值偏好相耦合，将会提升他们的国家认同感。其中，社会福利制度传递的公平观念是影响国家认同形成的重要因素。首先，社会福利的公平分配可以消除民众生活与行为上的差异性，从而起到强化民众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作用。当个体认为其与其他群体成员之间在观念、价值、行为特征等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他将会自然产生应该与该群体达成一致并且采取相同策略的想法，反之则不会认可或接受成员身份。国家为民众提供公平分配的社会福利，能够起到消除共同体内部成员生活条件和行为规范上的差异，让人们享有相近的公共服务与社会资源的作用，这将缩小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并增进内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其次，社会福利的分配公平还保证了人们在共同体内部的基本尊严，分配公平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皆是平等的一分子，没有人凌驾于其他个体之上获得额外的社会福利，而这正是生成群体认同的关键机制。最后，不公平的社会福利分配会降低民众对于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感。当个人遭遇不公平待遇时，可能会采取多种方式来改善自身处境，譬如降低自身贡献的程度，增加自己获得报酬的机会，减少他人回报结果，甚至选择离开该共同体。概言之，社会福利不仅可以通过让民众在物质层面上受益以提升国家认同，也会从观念层面上耦合民众价值偏好进而强化国家认同。
现有研究探讨了社会福利建构国家认同的路径机制，却忽视社会福利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革的社会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经历了单位制和劳保制的制度消解，建立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医疗、养老保险，以及推动城乡居民医疗、养老保险的并轨整合等制度变革。那么，社会福利的制度改革会否以及如何塑造并影响民众的国家认同感，特别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公平性变化将会如何影响国家认同，仍有待学界进一步探究。
（三）福利改革形塑国家认同的研究假设
社会福利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截至2024年底，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超过10.7亿人参与了基本养老保险，13.2亿人被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当中。我国社会福利建设取得巨大成果，这不仅体现在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和提升物质保障水平的增量改革成就上，也体现在逐步缩小地域、城乡和群体之间保障差异的分配改革效果上。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提升民众保障水平以及让其公平享有改革成果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那么，这两种福利改革将会如何影响民众的国家认同？
社会福利保障水平的持续提升，对强化国家认同具有显著强化作用。国家积极提高包括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失业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福利体系的覆盖广度和待遇水准，将切实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福祉，有效缓解民众对于生老病死、失业失能等生存性风险的焦虑，增强生活的稳定感与预期安全。当民众清晰地认识到个人境遇的切实改善——无论是养老金的增长、医疗保险报销比例的提升、子女就学条件的优化，抑或基本住房的保障——都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密不可分时，其对国家共同体的依赖感和归属意识便会得到自然的内化与深化。在具体机制上，民众个体核心生存与发展利益得到国家保障，如基本的生存尊严、健康维护、教育机会获取和晚年生活安宁，这种关联促使民众将“国家”视为其利益的保障者。此外，现代福利制度将个人和家庭的福利与其所处的国家经济状况紧密关联，个体福利保障水平的维持与提升，源于国家整体财富积累的规模、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制度的稳定运行效能。这种深层次的“利益攸关”现实能给民众带来启示，使其深刻领悟个体、家庭的前途与国家整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这种超越个人视角的“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巩固，是国家认同得以在理性层面深化并持久维系的核心机制。尽管有研究指出社会福利对认同感的建构效力并非线性增长，通常呈现出一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即在福利基础薄弱阶段福利水平提升对国家认同的增益效应极为显著，而当社会福利体系发展达到覆盖面较广、保障水平较高的阶段后，同等福利待遇增长所带来的认同感边际效应提升会趋于减弱。然而，对于我国多数群体而言，社会福利距离充分满足其基本生活与发展所需尚有提升空间。因此，提升保障水平的社会福利改革，在总体上会强化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在探讨何为公平的社会福利改革时，还须明确社会福利的制度类型及其背后的公平价值。社会福利可以划分为普惠型福利（universal welfare）和选择型福利（selective welfare）：普惠型福利即为全体民众提供相近水平保障的福利类型，而选择型福利是依据特定原则提供差异化保障的福利类型。一般认为，普惠型福利会比选择型福利的公平性更高，普惠型福利会带来更强的国家凝聚力。一方面，在普惠性原则的制度设计下，社会大多数人和底层之间的经济资源差异减少，使得群体之间的生活差异逐渐消除。另一方面，普惠型福利有利于分化的社会重新凝聚共识，而选择型福利可能会给受保障群体带来耻辱感和“污名化”，从而破坏集体身份的完整性。弱势群体在感受到来自社会规则的排斥或歧视后，往往通过增强内群体认同来缓解不安情绪和满足个体自尊需求，这将直接削弱其对于国家共同体的身份归属感。
当国家推动选择型福利转向普惠型福利时，社会福利的公平性提升将会增进作为共同体平等一分子的认知，进一步强化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选择型福利还可以划分为财产选择型福利和身份选择型福利，前者基于个体或家庭收入来分配社会福利，后者依据个人获得的先天身份标签来分配稀缺资源。应当说明的是，选择型福利并不一定是不公平的制度安排，在一些文化背景中财产选择型福利被视为公平制度。事实上，各国对于社会福利的公平性看法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具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背景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主张个体的生活境遇与成就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和奋斗。相反，身处斯坎纳维亚文化圈的丹麦、瑞典等国家的民众认为家庭背景和机会运气是影响个人社会阶层的主要原因，国家和社会有义务矫正和削除由于外部因素而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然而，身份选择型福利可能被视为侵蚀国家认同的一种制度安排。身份选择型福利背后的逻辑仍然建立在群体间地位是差异的、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容易导致社会大众对此类制度的公平性产生质疑，甚至削弱公众对于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感。我国的社会福利体系是分群体、分阶段逐步建成的，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和行业之间民众所享受的福利待遇差异较大。为此，我国推动现有社会福利制度的并轨改革，将基于城乡、地域和行业身份建立的选择型福利转变为更具包容性的普惠型福利。因此，当城乡区隔的选择型福利并轨统一为普惠型福利时，人们对于社会福利的公平性评价会显著提升，进而增进其对于国家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当选择型福利转变为普惠型福利时，民众国家认同会得到强化。
H2：在提高公平性的福利改革中，公平感知对福利改革与国家认同起中介作用。
一般而言，我国社会福利的改革重点在于提升弱势群体的保障水平并缩小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居民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水平远低于城市居民。我国社会福利改革重点在于破除城乡二元化分导致的福利区隔，而这将切实保障农民群体享有社会保障的公平权利。此外，城市中低收入群体以及中老年人群体也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福利改革也将进一步改善其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其对于福利制度的公平感知以及对于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感。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提高公平性的福利改革将强化农民、中老年人、中低收入人群的国家认同。
福利改革形塑国家认同的实证检验
（一）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为探究社会福利改革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民众的国家认同感，本文选取了2016年国务院出台的城乡医保合并政策作为研究对象。本文使用的数据源自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开展的2015年和2018年“中国城市治理调查”。考虑到未参加医疗保险的居民可能不清楚城乡医疗保险政策的变化，本文将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受访者作为研究对象。最终，从2015年和2018年的调查数据中分别选取1098个和1361个数据样本进行分析。其他社会经济人口变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变量设置
本文的核心因变量为国家认同因子。该变量来源于问卷中的“即使可以选择做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公民，我也更愿意做中国公民”，“总的来说，中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好”，“别人在批评中国人的时候，我感觉就像批评我”，“我们的文化优于其他文化”和“我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等五道题目。上述变量的科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为0.805，表明量表具有较高一致性。为便于后续分析，本文使用主成分法和最大旋转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以提取国家认同的因子变量。
核心自变量为省市是否实行城乡医保合并。本文使用2015年和2018年城市治理综合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将在2016年至2017年推行城乡医保合并政策的省市编码为1，在2018年后推行该政策的省市编码为0。本文将上海市、河北省、河南省、湖南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四川省、江西省、安徽省、山西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编码为1，其他省市包括北京市、福建省、江苏省、黑龙江省、甘肃省和辽宁省编码为0。
中介变量为公平感和利益保障。公平感变量来自问卷中“在我国，人人都得到了政府的公平对待”和“我国法院、检察院维护了司法公平”等题目。利益保障变量来自问卷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人民政府代表了我的利益”等题目。公平感和利益保障两组题目的科隆巴赫系数分别为0.732和0.721。为便于分析，本文同样采用主成分法和最大旋转法来提取公平感因子和利益保障因子。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经济变量。其中，人口学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年限、户口类型、婚姻状况、人口流动情况、家庭收入、政治面貌、出国经历和中央政治信任等。社会经济变量包括各省市的人均财政压力、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对数和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医卫人员占比和医院数量等。其中，政府的人均财政压力计算公式为：（政府预算支出－政府预算收入）/人口数，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的计算公式为：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人口数，医卫人员比例的计算公式为：卫生和社会工作从事人员/人口数。具体变量参照表1。
表1 变量描述（N=3049）
3.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PSM-DID方法对城乡医保合并政策对民众政治态度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传统的研究多采用DID方法来评估政策干预所带来的影响。针对不满足平行趋势假定而无法使用DID方法的情况，可以利用PSM方法构造具有可比性的实验组和对照组，以满足DID方法的平行趋势假定和实现干预效应精准识别的目标。具体而言，本文将2015年前尚未推动但已于2017年完成城乡医保合并政策的省市作为实验组，将2018年（含）后才实行或未实行城乡医保合并政策的省市作为对照组。随后，对每一个生活在实验组和对照组省份中参与城乡医疗保险（包括城镇医疗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居民，使用logit模型分别计算每个人的倾向值得分，并将相近得分的对象进行配对，从而消除非随机性带来的选择性偏误和混淆偏误，控制不可观测但不随时间变化的组间差异。最终，在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倾向值得分配对过程中，除了是否施行城乡医保合并政策不同之外，其他随着时间变化或不变化的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变量都尽可能一致，从而获得该政策影响民众认同归属感的“净效应”。
（二）社会福利改革的国家认同建构效应
本文以2016年城乡医保合并政策为例，探讨社会福利改革形塑国家认同的作用机制。为了得到城乡医保合并对国家认同影响的净效应，需要对样本受到政策干预的倾向值进行计算和匹配。结果显示，经过倾向值匹配后，对照组和干预组在实验干预前没有显著差异，已消除对照组和干预组之间潜在的选择性偏误，满足PSM-DID的平衡性假设。表2列（1）、列（2）为城乡医保合并对国家认同的双重差分处理结果，DID和PSM-DID的平均干预效应系数分别为0.314和0.645。这说明，相比于尚未实施城乡医保合并政策的省份，已推行的省份显著促进了民众的国家认同。该发现支持研究假设H1，即选择型福利转为普惠型福利时，将会进一步强化民众对于国民身份的认同感。然而，我们仍不清楚城乡医保合并是通过何种路径塑造民众的国家认同感的，究竟是因为城乡医保合并带来了福利待遇的提升，还是消除福利制度的城乡区隔背后的不公平对于民众身份归属感起到了强化作用。
表2 社会福利改革对国家认同的作用机制分析
（三）社会福利改革强化国家认同的作用机制分析
城乡医保合并何以强化民众的国家认同感？本文使用中介分析方法对这两种可能的路径机制予以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公平感是城乡医保合并制度改革增进国家认同的重要中介变量。表2中的列（3）至列（6）为城乡医保合并政策对国家认同的中介机制结果。一方面，公平感是医保合并生成国家认同的重要机制，假设H2成立。社会福利的城乡二元结构消除进一步降低了城乡居民之间的身份隔阂，推动了统一的、平等的共同体成员身份的形成。列（3），城乡医保合并对于民众的公平感起到显著的提升作用；列（4）显示，将公平感变量继续放入城乡医保合并和国家认同的回归模型中，差分项DID的系数与先前相比明显降低，表明公平感在城乡医保合并与国家认同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另一方面，我们也检验了利益保障在城乡医保合并和国家认同间所起的中介效应。列（5）和列（6）未发现差分项与利益保障变量之间的显著关系，这表明福利制度并轨不是通过利益保障来强化民众国家认同的。简言之，城乡医保合并是通过提升民众的福利公平感来强化民众共同体归属感的。可见，过去研究所强调的通过物质来构建国家认同的利益机制并不总是起作用，推动社会福利的公平改革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举措。
（四）社会福利改革强化国家认同的异质性分析
城乡医保合并是否对所有群体均产生相同的干预效应？本文从城乡差别、代际差别和收入差别等维度，探讨城乡医保合并的异质性效应，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城乡医保合并提升了农村和城市居民的国家认同程度。列（1）、列（2）结果显示，城乡医保合并对农村居民的影响为0.746，大于对城市居民国家认同的影响系数（0.538）。现实中，进城务工群体在城市医院就诊报销或与病友交流时，会直观感受到城乡身份带来的医疗待遇与报销比例差异，促使农村居民重新审视自己的国民身份。其次，城乡医保合并对中老年群体的国家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本文将18岁至35岁、36岁至59岁和60岁以上的人群分别编码为青年群体、中年群体和老年群体。列（3）、列（4）、列（5）结果显示，城乡医保合并对青年群体的国家认同无显著影响，对于老年群体国家认同的影响系数为0.442，对于中年群体的影响系数为0.924。城乡医保合并削弱了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公共服务不平等境况，中老年人群体有更直观的切身体会，进而强化了其对共同体的归属感。最后，城乡医保合并对于中低收入群体国家认同的干预效应更强。本文将家庭收入低于4.99万元的编码为低收入人群，家庭收入在5万元至19.99万元的编码为中等收入人群，家庭收入在20万元以上的编码为高收入人群。列（6）、列（7）、列（8）结果显示，城乡医保合并显著提升了中低收入人群的国家认同，但对高收入人群却产生了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中低收入群体更加关注社会公平问题，而高收入人群往往更多关心如何实现财富的升值并主要依靠自有财富改善自身福利。综合上述分析，假设H3部分得到支持。
表3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对国家认同影响的异质性效应分析
（五）稳健性检验
尽管本文使用了PSM-DID方法对个体层次的人口学变量和省份层次的社会经济变量进行控制，但仍然有可能受到潜在的、不可控制的随机扰动变量的影响，导致模型的估计结果不够精确。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一方面，本文选取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作为案例，分析两者对于民众国家认同态度的影响。发现两者并未对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产生显著作用，这说明结果仍然是稳健可靠的。另一方面，本文也进行了安慰剂检验。本文将各省份是否实行城乡医保合并（即是否为实验组）随机化处理了1000次，发现随机化的干预不会对城乡居民医保合并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结论和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总体进程中，我国正深化改革各项社会福利制度，以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幸福生活。共同富裕旨在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其不仅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和前提保障，更是构建民众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力量之魂。社会福利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基本制度，其与人民群众的生老病死息息相关，围绕社会福利的改革必然影响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同与身份归属。本文以城乡医保合并为例，基于“中国城市治理调查”和PSM-DID方法，探究共同富裕进程如何影响民众对于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研究发现，以城乡医保合并为代表的福利制度改革，显著提升了民众的公平感和国家归属感，特别是对农民、中老年人、中等收入人群产生了正向的认同建构效应。更为重要的是，该研究还揭示了社会福利生成国家认同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强调了社会福利分配公平之于民众共同体归属感的重要性。诚然，本文也具有一定局限性，由于“中国城市治理调查”仅开展两次，未对2018年以后民众的国家认同态度进行相应的数据收集，因此未能评估福利改革的长期效应影响。未来有待采用覆盖更多年份的调查数据来评估福利改革对于国家认同的长期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提升农村养老保障水平。建立基础养老金与经济发展联动的动态调整机制，重点提高高龄、失能群体保障标准。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通过财政补贴降低低收入群体参保负担，实现基本医保、大病保险与医疗救助三重保障无缝衔接。加快社保服务数字化下沉，依托数字服务平台简化参保流程，消除“脱保”“漏保”盲区。二是缩小行业保障待遇差距。构建统一的社保缴费基数核定与待遇计发规则。破除行业壁垒，制定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和待遇计算系数，减少因行业属性导致的养老金结构性差距。通过税收优惠引导企业为低收入行业劳动者建立企业年金，强化二次分配的托底功能。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全国统筹制度，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框架，实现风险共担与待遇均衡。三是推进社会福利全国统筹。深化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改革，优化中央与地方基金调剂机制，增强区域间互助共济功能。建立社保待遇清单制度，逐步统一基础养老金计发规则和调整机制，减少地区间政策差异。推动医保、失业保险省级统筹向全国统筹过渡，完善跨省转移接续与待遇衔接规则。强化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一体化运营，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社保服务标准、数据和监管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