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理论源自思想，而思想具有极强的承继性，几乎所有的人类思想都是在基于思辨逻辑的对话和争论中才逐渐发展和推进的。为此，一个有建树的理论研究者需要有广博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最主要是来自对经典文献的系统梳理。进而，为了对大量文献进行梳理和提炼，真正的学者又必须有“坐冷板凳”的精神，需要拥有崇高的学术理念，能够忍受长期的孤独和寂寥。由此来审视功利主义盛行当下的学术界：一方面，由于缺乏“坐冷板凳”的功力，这导致经济学人的知识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偏至性；另一方面，由于弥漫着求新求变的风气，这导致经济学人在内功不足下的学术研究变得走火入魔。正因如此，当前中国经济学就缺乏实实在在的理论研究和学说发展，反而导致整个学术精神出现显著的衰落和沦丧。
关键词：知识分子；学术精神；思想传承；现代经济学；功利主义
一、引言
一般地，评判一个学者可以基于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他对待学术的基本态度，是工具主义者还是价值主义者？如果他并不相信自己所宣扬的“学术”，而仅仅把他作为一种牟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或进入其他轨道的敲门砖，那么，他所提出或宣扬的那些观点或理论也就根本不值得评判和重视了。如果他坚信自己的学术研究，并把它作为毕生的志业和追求，那么，对其学术的判断就进入了第二个层次：他所持守的价值正确吗？事实上，学术研究的旨趣就是要取得认知的突破和升华，而其中的关键则在于不为自己所持守或者社会所流行的先验信念所禁锢，否则就会陷入教条主义和媚俗主义的窠臼而无法自拔；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拥有强烈的学术激情，往往也只是某种原教旨主义者，很难对学术有多少真正的推进。就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而言，关键在于他对经济学持有何种认识以及持有何种研究思维，能否正确地认识经济学的本质特性和根本诉求，还是仅仅依附于某种特定价值取向和分析框架的行文范式；显然，后者要么对社会无益，要么对社会有害。对此，谢?弗兰克就指出，“成千上万的人在整个世界的历史长河中为社会斗争不惜献出生命，不惜倾家荡产……但实际上，任何一种社会目标，只有在作为社会生活共同目标，当然也就是共同本质的实现手段或表现形式时才具有价值及意义。”[①]
显然，就第一个层次而言，学说史上的那些伟大经济学家都怀抱强烈的学术激情和使命，都致力于实现社会正义和进步。海尔布隆纳就写道：“假如今日的经济学欠缺魅力而又无趣，自然是经济学家的错。伟大的经济学家不会只在学术圈里小题大做。他们以整个世界为研究主题，并且以愤怒、绝望或充满希望等十余种大胆的态度为这个世界上色。他们的异端邪说演变成一般常识，他们将常识中迷信的本质揭发出来——当代生活的理智结构就是这样逐步建构而成。”[②]不幸的是，随着功利主义的盛行尤其是终身职制的推行，现代学术界就充斥了越来越多的工具主义者，这构成了学术发展的根本性障碍。显然，这种工具主义者在当前中国学术界尤为明显，丘成桐先生就此曾对数学界作了猛烈抨击。试想：在学术标准相对规范和统一的自然科学界尤其是数学界尚且如此，那么，在缺乏明确标准的社会科学界的混乱状况更是可想而知了。当笔者与同仁谈到这一此标准，有学人马上就回应说：按照这一标准，当前中国学术界（尤指经济学界）99%乃至99.9%都被排除在外了。这就是当下学术风气的真实写照。
就第二个层次而言，一个人能否真正推进学术的发展，关键是能发现流行学说和传统智慧中的问题，而这就建立广博的知识和长期的思考之基础上。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就指出，一个问题演化形成过程有三大构成成分：（1）发问，陈述想要解决的问题；（2）基本依据或理由，说明为何要解答这一问题；（3）阐明疑问，对提出的疑问找出与理由相符的可能答案。[③]无论是提出问题还是解答问题以及由此推进理论发展，都需要尽可能地继承和契合人类所积累的知识。譬如，就问题的提出而言，这就需要对理论或现实进行深刻的洞察，否则，由虚假事实将会引出虚假问题，而围绕虚假问题展开的一系列分析都解释都毫无意义；又如，问题的依据要有理论或现实意义，否则基于纯粹的数学解答就会蜕化为逻辑游戏而并无真正的科学价值；同样，对疑问的解答往往依赖回溯推理，这也是源于对大量资料或广博知识的萃取和提炼。显然，在当下的经济学培养体系和考核制度下，能够经得起这一标准检验的经济学人就所剩无几了，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学发展困境的症结所在。
为此，本文以经济学研究的知识要求为例，深入辨析了人类知识的萌发、成长和发展历程，由此来揭示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有的理论素养和知识结构，进而来反思当下的学术取向并为做真正学问指明了基本道路。
二、经济学研究的知识要求
为追求所谓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现代主流经济学偏好使用复杂的数学工具和严密的形式逻辑，以至于在数理化和技术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现代经济学人的普遍看法是，只要采用一种类似物理学之类的“科学”方法，理性的经济学人同样可以揭示出普遍的社会规律。为此，他们在教学中就非常强调所谓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是如何理解这个“渔”的？显然，经济学人口中的这个“渔”通常并不是他们在长期的思考和探索中总结出来的卓有成效的独到方法，也不是针对不同对象或具体问题而采取不同的合适方法；相反，它只是当下通行的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尤其是体现为计量经济学教程中的那些东西。正因如此，这个“渔”通常也就是那些刚毕业的博士所讲授的一些分析工具，而他们本人几乎并没有开始真正的学术研究；进而，在方法导向之下，他们今后实质上也不会有真正的学术研究。正是由于采用一套固定的抽象思维和方法范式来处理不同的具体问题，现代经济学就陷入了“路灯下找丢失在草丛中的钥匙”的困局。
既然如此，现代经济学为何迷恋这个“渔”呢？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流行的研究范式以及相应的数学工具已经蜕化成了现代经济学人提升其观点之说服力和增强劝说性的措辞，使用的主要目的是便于文章的发表而不是推进认知的提升。在这种风气下，现代经济学子在学习和掌握一些基本原理之后就倾向于利用这些分析工具开始进行“自主研究”，进而在通行套路或流行范式对关注的一些数据进行处理而得出“非个人性”的研究结论，却美其名曰“创新”和“发展”。[④]进一步地，基于“求新求变”的诉求，这些“研究”通常会无视乃至蔑视前人相关的大量探讨和知识积累，将经济学说史的理论学说视为“死人的错误观点”而弃置一旁。果真如此吗？心理学中有一个现状偏见：人们往往倾向于夸大最近事件的影响力和意义。显然，现代经济学界正充斥着这种现状偏见：基于绝对主义的科学馆，经济学人往往认为经济学在自己所处的这半个世纪里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突破；相应地，他们就乐于将现代经济学视为科学的，而将过去的经济学视为非科学的。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不可否认，数学工具的引入和运用使得经济学的分析逻辑日益严密，技术工具日益发达，从而有利于审视以前那种文字经济学中的逻辑关系。同时，对文章内在逻辑一致性的重视和检视不仅有利于发现文章论断的问题，而且也有助于学术规范的建立和成熟；相应地，这就利于塑造出为他人乃至整个学术界所接受的知识共同体，由此使得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得以摆脱传统上囿于“立场”或“主义”的争论。但是，数学的过度使用也会使得经济学研究偏离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而逐渐蜕化成一种玩弄逻辑的游戏，这不仅无助于人们深化认知经济规律以及发展经济思想，反而会对经济学发展带来了适得其反的实际效果。事实上，经济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解释和预测社会经济现象，进而解决现实世界存在的问题。相应地，这就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提出这样两大要求：（1）经济行为的逻辑不能等同于物理或数的逻辑，因为经济行为者毕竟是具有丰富社会性的人，而不是相互冷淡的原子个体；（2）经济学理论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逻辑一致的层次上，而是要经得起经验事实的检验，要能够指导社会实践。
根据科学进步的基本要求，如果某理论的逻辑推论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那么，它就没有被证伪，从而可以被暂时接受；相反，如果产生了不一致，那么，这个理论就需要进行反思，甚至必须修正或摈弃。林毅夫还特别强调，中国学者在学习国外的现有理论时应该注意，只有理论的逻辑推论和中国经验事实相一致时，这个理论才可以被暂时接受来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而如果发现理论推论和中国经验事实不一致，要坚持的就不是现有的理论，而是要进一步去了解中国的经验现象。[⑤]这就促发了问题意识：当我们发现这种不一致时，不要死守理论，不能成为现有理论的俘虏，而应努力去探究经验现象的成因，进而构建一个能够更好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
一般地，一个成熟的经济学理论应该满足两个一致性：（1）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2）理论与经验事实间的一致性。那么，一个理论如何才能满足这两大特性呢？毋庸置疑，任何理论都是对现实的抽象，从而必然建立在一定的前提假设之上；相应地，要构造满足两个一致性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经济学体系，关键就在于确保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尤其是核心假设必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历史演进保持逻辑一致性。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本身就是建立在严格的分析逻辑之上，这里采用的是归真推理法；相应地，理论的现实性往往就与前提假设的合理性有关。那么，如何保证前提假设的合理性呢？这就体现为这样的要求：一方面，理论必须经过一定的抽象，而不只是对具体现象的真实描述；另一方面，抽象又必须是有限度的，而不能偏离现实太远乃至成为非现实的东西。事实上，只有保持有限度的抽象，理论才可以对现象有足够的解释和预测力，理论才能够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发展。弗里德曼就指出，“一个理论是由两种因素组成的复杂混合体。部分而言，它是一种‘语言’，旨在促进‘系统而有组织的推理方法’；部分而言，它是一系列实质性假说的整体，旨在从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特征。”[⑥]
显然，这又对经济理论的研究者提出了要求：他必须拥有广博的知识结构，由此才能去掉那些附加在经济理论上的不必要假设而又不至于形成脱离现实的过度抽象。同时，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对经济学人之所以如此重要，这也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所决定的：不仅要提高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知，而且要指导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改造。一般地，越是致用的科学，其其理论推理就越是需要借助于众多具体知识，由此才能获得“事实的真理”而非“逻辑的真理”。究其原因，“事实的真理”并不独立于社会大众的人伦日用之外，所获得的“知”具有强烈的经验性和社会性，由此用于指导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时才能实现知行合一。显然，经济学就是这样一门致用之学，所得出的理论和论断就需要运用广博的具体知识，进而也就需要尽可能吸收社会科学其他分支所积累的知识和理论。事实上，影响社会现象的因素是如此复杂多样，这远不是教科书上的几条原理所能概括的，从而也就更需要研究者具有广泛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沙克尔甚至说，经济学家必须同时是数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还必须是散文大师，有真实世界中的商业金融经历，对行政事务很有心得，并且懂得四五门语言。[⑦]
不幸的是，随着那些不能量化或不确定的因素被排除出经济现象考察的范围，现代主流经济学就越来越局限于狭隘的象牙塔领域。正是囿于特定的解释共同体下，经济学人或者从事纯数理的逻辑游戏，或者进行纯经验的计量实证。在这种取向中，众多经济学子仅仅凭借几本流行教科书、几篇前沿paper，或者掌握教材上的几个原理或搞懂几个模型，就以为掌握了经济学，进而就开始从事经济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了。其结果却是，尽管现代经济学看似热闹非凡，但思维却是日益萎缩，理论也没有实质性进步。这种情况已经不局限于边缘的青年经济学子，甚至作为“泰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如此。譬如，萨缪尔森在23岁时提出的显示偏好理论就主要是源于马歇尔思想并致力于将之精炼化和形式化，但他根本不足以辨识马歇尔这一认知种嵌入的逻辑循环，也不了解几乎与马歇尔同一时期的维塞尔的不同思想，而是基于操作主义方法论而将现象（价格）等同于本质（即他理解的效用价值）。所以，社会学家怀特评论说：“（萨缪尔森）用诗词歌赋系统地阐述了一个和谐的体系，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经济学奖。”[⑧]史库森则说：“我们常常看到，经济学教科书出自30岁的毛头小伙子之手，他们只懂得微积分却不懂得经济。这就是我喜欢48岁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写的《经济学原理》而不喜欢33岁的保罗?萨缪尔森所写的教科书的原因。”[⑨]
最后，需要指出，现代经济学引入数学逻辑和相关性分析的目的，是希望获得凭经验无法获得的结论或启示，而不是将原有的常识乃至过时的认识模型化，甚至构建与现实完全无关的“黑板模型”；进而，任何模型所推出的结论都隐含在其前提假设中，这个前提假设最终也就是直观性知识，而这个直观性知识的出现则来自长期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新知识都无法简单地获自少数原理的传授和抽象模型的推理，任何思想的形成和认知的提升都来自人的脑袋，源于人的学术探索和知识积累。相应地，一个真正的经济学者就应该具备这样两大基本素质：（1）渊博的理论知识；（2）独立的学术精神。譬如，就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假设的修正和完善而言：只有具有渊博的理论知识，才能够在知识契合的基础上构建出更为真实而合理的核心假定；只有具有独立的学术精神，才能够跳出现有的分析框架而批判性审视既有假设前提的不足。这也意味着，人类思想的进步和理论学说的发展也必须经历漫长的过程，依赖于具有高度学术理念和学问精神的真正学者的努力。事实上，只要存在一套健全的学术制度和一批以学术为志业的真正学者，人类思想和理论学说就一定会稳步前行。
三、思想传承与知识积累
上面的分析表明，就一个学者对社会的认知深度以及对经济学的理论推进来说，其所拥有的知识结构至为重要。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取得广博的知识基础呢？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对前人所积累的大量文献进行梳理，这对社会科学来说尤为重要，那些广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几乎都是学说史大家。其原因在于，人类思想具有极强的继承性，对社会认知的深化是渐进的，而且，几乎所有的人类思想都是在争论中才逐渐发展、完善和成熟的。弗里德曼就指出，“创立假说的过程从来都不是从零开始的；所谓的‘最初阶段’本身总要涉及到对一系列早些时候提出的、以实际观察为依据的假说所进行的比较；这些假说的推论之间的相互矛盾，促使人们构造新假说或修改旧假说。”[⑩]同时，正是由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路径根本上呈现出渐进性轨迹，体现为“为往圣继绝学”的综合，相应地，学说史的梳理对经济学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这从两方面加以理解：一是如劳丹所说：“因为历史本身是一门具有许多对立的意识形态、可供选择的多种方法以及相互竞争的传统的理论学科”；[11]二是如夏佩尔所说：“方法不仅决定科学的进程，而且本身就是由科学中获得的知识形成的。”[12]
从思想史上看，那些先哲大家所提出的理论和学说都有非常广阔的思想渊源，无论是西方早期的那些经济学大师斯密、马克思、穆勒、马歇尔还是中国古代的那些先哲如孔子、朱熹等，都是如此。而且，纵观经济思想发展史，一个学者对后来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产生的影响越大，他从其先辈那儿吸取的部分所占的比例通常也越大。事实上，任何一种经济学说体系在建立和完善之前都存在众多具有独创性的先驱，尽管他们对经济学所产生的影响明显不如后来的体系构建者那么大。例如，在斯密建立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前，配第、洛克、诺斯、坎铁隆、魁奈、巴尔本、戴维南特、休谟等人都提出了非常有洞见的思想；相应地，斯密本人的创见却并不是很多，他的贡献更明显地是体现在对这些先辈思想的系统综合上。然而，正是由于斯密的知识比前人更为渊博，从而得以开辟了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路径，由此成为经济学之父。再如，在穆勒之前，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以及巴斯夏等人也都基于特定角度提出了非常有创见的理论或学说，但是他们的影响显然不如穆勒。熊彼特曾说：“（穆勒）是十九世纪知识界的主要人物之一，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非常熟悉他。”[13]同样，在马歇尔之前，古诺、屠能、戈森、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庞巴维克、贝茨?克拉克等人都对边际效用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最终却是充分吸收这些前人思想而具有知识渊博的马歇尔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从而成为现代经济学之父。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熊彼特对“经济学之父”斯密的学术评价。其实，尽管斯密创立了迄今依然没有被完全超越的经济学体系，但正如熊彼特指出的，“斯密辛勤收集整理了大量的事实材料，而理论却很少、很简单，这方面丝毫没有超越古代的‘前辈’”；[14]不过，斯密的“这点理论却得到了极好的利用，用来照亮了用事实材料拼成的图案，并用来把事实材料加热到了发光的程度”；[15]因此，“虽然《国富论》不含有真正的新思想，虽然它作为智力上的成就不能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提并论，它却仍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仍无愧于它所取得的成功。该书的性质和取得成功的原因不难看出的。当时正是做协调整理工作的时候。斯密出色的完成了这一工作，他天生适宜做这一工作。除了讲究方法的教授外，谁也无法完成这一工作，斯密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国富论》是他辛勤劳作了二十五年的产物，其中大约十年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这本书上。他的智力水平，正好适合驾驭来自许多方面的浩繁材料，强有力地使这些材料受几条统一的原则的支配。不计成本地尽可能建造得坚固的建筑家，也是伟大的。斯密所具有的局限性正好有助于他取得成功。假如他更有才华的话，人们就不会那么认真看待他了。假如他挖掘得更深，发掘出较为深奥的真理，假如他使用复杂而精巧的方法，他就不会被理解了。但他没有这种野心，他实际上不喜欢普通常识以外的任何东西。他的论述从未使哪怕是最呆笨的读者听不懂。”[16]
当然，思想的传承和综合不仅体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中，而是贯穿于人类所有的思想发展以及所有学科的理论发展中。钱穆就指出，“思想必然是公共的……凡属大思想出现，必然是吸收了大多数人的思想，又必散播到大多数人心中去，成为大多数人的思想，而始完成使命……某一时代思想家或学派思想，其影响力最大者，即其吸收多数人之思想者愈深，而其散播成为多数人思想者愈广，因此遂成其为大思想。”[17]波普尔就曾以亚里士多德为例来说明：尽管亚里士多德“学识渊博，有着惊人的视界，但却并不是一个具有伟大的思想创造力的人。他补充到柏拉图观念库之中的主要是系统化，以及对经验问题尤其是对生物学问题的浓厚兴趣”，[18]即使如此，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依然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数千年。其他，无论是自然科学界的伽利略、牛顿、达尔文还是社会科学界的斯密、康德、马克思，大体都是如此。
在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尽管孔子是儒学的开山始祖，但经他编述而深植于中国人心中的经书实际上很早就已经广为流通和受人称道了。也就是说，孔子的思想绝大多数都不是独自创设的，而是向前辈或同时代人学来的。同样，中国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对北宋理学的兴起都独自地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最终产生上千年影响的却是朱熹。方东美说：“朱熹哲学乃系汇聚众说之集合，而非独创获之一贯系统。其所凭借者，乃采自周敦颐、张载、二程、李侗等诸前辈。”[19]事实上，朱熹强调高等教育即广泛学习：一个受教育的人不能太专注于自己的学问的追求，而应该采用更为广泛、多元的态度来了解圣人之道所形成的各种知识和训诲；尤其是，许多知识早已残缺不全已经十分不幸，如果学者只钻研一经或者一子就更加不幸了。[20]黄宗宪也说：“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正是基于继承和综合的路径，人类思想才得以不断发展成熟，才得以不断推陈出新，太史公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也！
总之，人类思想是逐渐深化和拓展的，后面的思想通常以以前的思想为基础。相应地，即使那些被后人视为开山之祖的学术思想，与其说是全新创造的，不如说是源于对人类所积累的思想之梳理而深化以及对那些思想中精微之处的发展。事实上，只要对其思想的来源作深入的剖析和梳理，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绝大多数思想都可以找到有其前辈的探索痕迹。譬如，就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经济学大家——如斯密、穆勒以及马歇尔等而言，他们的思想很少是源于自身的独创，而更多是源于对先辈思想的归纳、综合和系统化。尽管如此，后人依然给予这些思想综合者以崇高的声誉，因为他们是人类思想的重要传承者，起到了“为往圣继绝学”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传承者和综合者，一些非常有洞见的思想很可能会被遗忘或丢弃，那知道，人类思想中超过95%都因为得不到关注和传承而被埋进了坟墓。在很大程度上，“为往圣继绝学”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抱负和社会责任。冯友兰说：“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21]
四、自由交流与知识契合
上面强调了思想传承的重要性。当然，思想的前行既不能脱离传统，又不能盲从传统，而是有赖于后人不断加以积极的扬弃。为此，要能够“成一家之言”，关键就在于，要善于对前人的思想加以辨析和萃取，同时从传统中挖掘出人类社会逐渐累积却被世人忽视的那些真正洞见。事实上，任何思想都会受到个人认知和时代背景的制约，即使那些人类圣贤可能也会犯一些严重的错误；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原先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往往会逐渐变成了俗套，其维护者也就会变成为势利者，并与社会的新变化越来越不相适应。科学哲学大师波普尔强调，“倘若我们的文明要继续存在的话，我们就必须破除遵从伟人的习惯。……如果我们犹犹豫豫，不能对公认为我们知识传统一部分的东西直言批判的话，这种悲剧性的、可能还是致命的分裂就会由我们来负责。由于不情愿对其中的某些东西加以批判，我们可能会助长对我们知识传统的彻底摧毁。”[22]社会学开创者涂尔干则指出，“社会学者还应该清楚常识导致的谬误和前人传下来的习惯中成为科学研究桎梏的部分。”[23]
问题是，如何才能不为前人思想所支配？如何才能不为那些错误思想所迷惑？关键就在于，要持有一种不人云亦云的学术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学术意志，具有强烈的学术信念而能够充分展开自主的学术探索。现代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沙克尔就写道：“创新性的理论家需要无情的自信。他必须推翻成百上千人的认识，他的第一本能就是进行抵制和反攻。但是，理论的重建必然不可避免地使用许多旧的材料。对于以前理论的虔诚不仅是可敬的，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不借鉴传统的发明将举步维艰……当一个长期持有的观点明显地不能再适应现代的制度时，我们就要鼓起勇气开始拆除它。”[24]
这种学术精神充分体现古代那些学者身上。譬如，斯宾诺莎的父母都是秘密的犹太人（被迫信仰基督教，却秘密信仰着犹太教）并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社区担任要职，自己从小也是在当地犹太学校和犹太会堂接受教育并阅读希伯来神秘哲学著作；但是，他后来却蔑视这些著作而认同异端的基督教团体，为此还被犹太教会开除了教藉，甚至面临被暗杀的危险。在得知自己的命运之后，斯宾诺莎却说：“很好。这样一来，我就不必因担心出丑闻而去做一些违背心愿的事情了。”在1670年匿名出版的《神学政治论》一书中，斯宾诺莎甚至认为，《圣经》是一部基于史实、文化底蕴深厚的文献，其中的神迹都是自然现象而非超自然现象，只不过因《圣经》作者的知识匮乏而让人们产生了误解。在死后才出版的《伦理学》一书中，斯宾诺莎还进一步指出，上帝并没有创造大自然，而是等同于大自然；人类也并非上帝的臣民，而是上帝的一些外在表现。因此，世间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上帝或大自然的必然表现，不受人的自由意志所左右。[25]进一步地，我们知道，一些被后来基督教以及现代社会誉为圣徒的那些人在生前也都曾遭受严重的审判和折磨，典型的例子如天主教官方教义创立者圣托马斯?阿奎那、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带领法军对抗英军的圣女贞德以及圣心教派创立者圣女玛丽?玛加利等。
同时，真正的学者不仅善于通过书本与古代思想大师进行自由交流，而且也会积极吸收当代那些具有创见性的思想，善于与同仁作真诚、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中国先哲孔子很早就强调，“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西方近代哲人哈耶克则指出，“人们因经历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看法相互之间进行讨论和批评，被认为有助于发现真理，或至少可以最大程度地接近有望被发现的真理。”[26]而且，在进行文献梳理和思想交流的同时，不是简单地将别人的思想塞进自己的脑袋中，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积极消化而形成自己的认知；显然，这就有赖于我们充分使用人类的知性能力，有赖于我们长期的内省和体悟。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又说：“吾曾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实际上，只有通过思辨，才能达到真正的“博学于文”（《论语?雍也》）。所以，荀子指出，“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荀子?大略》）。
所有这些都表明，通过自由交流实现知识契合是增进认知的主要途径。问题是，如何才能做到有效的自由交流和知识契合呢？一般地，这可以是当世人之间的直接对话，但更主要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综合。一方面，当世人之间的自由交流使得不同的观点得以交锋，进而产生不同视角的沟通和互补，这使得所有参与者都从思想的交锋中获益。在很大程度上，不同理论、学说和思想的存在不仅有助于增进社会认知，而且也可以防止学术的奴役和僵化。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写道：“凡独特的教义都遭受较多的问难，都必需较经常地在公开的反驳者面前为自己辩护。而一到战场上已无敌人的时候，教者也好，学者也好，就都在他们的岗位上去睡觉了。”[27]另一方面，经典著作往往经历了实践的磨练和时间的筛选，从而能够更好地体现了人类思想的发展逻辑；相反，尽管当下学术文献却庞杂浩繁，不断地变新变异的同时往往鱼目混珠。所以，熊彼特就指出，“一个时代离我们越近，我们对它了解得越少；对于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是了解得最少。”[28]
事实上，人类对社会发展乃至对周遭现象的了解和认识都是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探索和思考，而不是简单地看几篇时时更新的热点讨论文章就可以了解的；相反，只有基于思想史的梳理才会有理论的深度，由此可以更全面地、更快速地认识人类社会、洞悉理论发展的轨迹并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进而提高对人类社会以及周遭现象的认知。正因如此，我们在学习经济史以及思想史时，并不是简单地引用某些人的话语或者用一些历史数据来加以佐证，而是要将这些思想和材料贯穿起来，上升到理论思维的高度，而这就要充分发挥人类的知性能力。正如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的开篇所说：“所谓经济分析史，我是指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思想史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29]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学者能够撇开纷繁芜杂的社会吵闹，真正沉下心来思索现象背后的本质，对经典著作进行系统的研读，进而挖掘隐藏其后的思想真谛。当然，这里还是需要强调，尽管认知的任何提高都离不开自身的知性思考和探求，但首要的依然是以传承前人的思想为基础。正是基于这一角度，我们强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并不在于构建多么复杂的数理模型，也不在于进行如何繁琐的数据处理；相反，根本上是要对不同理论提出的社会背景、研究目的以及内在缺陷进行审视，挖掘其现实和理论上潜在的问题，这就是问题导向的研究思维。
总之，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和思想进步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和演进性，它有赖于学者广博的知识结构和学者间自由的学术交流。一方面，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都贵在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则需要契合不同维度的思维和知识；同时，对事物本质的认知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而不断深入的，后来者往往也是站在巨人（以往人类思想大师）肩膀上而前行的；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各领域之间的知识也具有强烈的互补性，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真正理解以及研究都需要有广博的知识素养；即使由于知识的分散性，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各方面的专家，但社会科学领域真正大家也需要“通百艺而精一长”。19世纪著名文化艺术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Burckhardt）在《世界史的观察》一书中就指出，“在科学领域内，我们只能精通有限的范围，亦即作为专家，且也只应如此。若不应丧失普遍的观察力，即其评价能力，则尽可能在其他许多地方成为业余爱好者，以增加自己的认知与观点；否则，在专业领域之外，只不过是一个无知且粗鲁之人。业余爱好者由于喜爱多种事物，或许在其一生当中，尚可能在不同的地方确实加深其能力。”[30]
五、静修与“板凳”功夫
上述分析触发我们深层反思当下的学术环境：现代大学就应该留给教授和学生们多一点广泛读书和思考的时间，留给学者们多一点自由思想和交流的空间，由此产生的学术效果比那种基于金钱激励的学术指标和拔苗助长式的国际接轨要好得多。不幸的是，在功利主义日益隆盛的现代商业社会，学术的堕落效应得到了充分的显现：人们往往偏向于用市场回报或社会影响力来评估一种学术和思想的价值，喜欢用社会大众或行内人士所接受的程度来衡量一个学者的学识。相应地，绝大多数经济学人一方面热衷于在新闻媒介或者政府机构中露脸，另一方面采用论文合作等方式不断炮制出“我想思考”的八股式文章。尤其是，当前各高校都在积极采取这样学术改革：制定越来越两极化的奖惩条例来迫使教师在一些被认可的“高水平”刊物发表文章，而对更为基础的思想交流则不甚理会。问题是，这些指标式的“赶超”战略能够促成学术的腾飞吗？
人类思想往往是由少数先驱引领的，好的环境有助于这些少数先驱的思想得到传播和发展。余英时就指出，思想革命并不像经济革命那样必然会影响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相反，“它乃是少数杰出的思想家的事。少数人强调一些以往所忽略的价值与方法，并把这些价值与方法导向人类实际生活的新路上去，这就开始了思想的革命。”[31]现实问题在于，学术风气的恶化和学术制度的扭曲往往不利于真正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反而产生显著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同时，思想的革新不是社会组织或指导的结果，也不是源于封闭环境下的孤立思考，更不是对一些局部数据所做的机械式处理；相反，它要充分吸收和提炼人类所积累的庞大知识，需要基于对大量文献所作的系统梳理，并且还依赖学者的长期思考。显然，这就必须有做得“冷板凳”的学术精神，能够真正静下心来对人类流传下来的庞杂思想进行系统化梳理。孔子就认为，自己的学问方法就是，“好古，敏以求之”（《论语?述而》）。
从根本特质上说，学术探索尤其是理论研究致力于剖析现象背后的实质以及解释变动不居背后的规律，这显然不能局限于对热点问题和事物表象的相关性分析和功能性解释，也不是对社会经济现象作短期的预测。这也就决定了理论研究往往难以赢得世人的兴趣和关注，更不可能获得现世的物质回报。正因如此，从事基础理论探究的学者就必须拥有非常坚定的学术理念和极其高贵的学术精神，他们能够忍受长期的孤独和空寂，能够“固穷”而不致“穷斯滥矣”；同时，要想在认知上所有提升，在思想上有所洞见，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他们还必须经历长期“板凳”功夫的磨练。所谓“板凳不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也正反映了学术探索的艰辛。关于这一点，这里举经济学说史中众所周知的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典型例子是边际革命先驱杰文斯。杰文斯长期过着孤独的学术探索生活，却还能够像颜回那样自得其乐。杰文斯自己写道：“我相信一定程度上的缄默和孤僻对于任何坚忍和具有独创性的人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任何一个人如果是在不断与他人进行思想交流的环境中长大，他的思想必将再也无法超越他人的平庸水平……毫无疑问，孤独将造就一类思想和人物，而社会交往将造就另一类。后者虽然可以城市思想的捷径和其他一些浮华的品性，但必然趋向于阻止更长期和更有价值的思想训练，从而逐渐毁掉遵从此种习惯的人。而孤独促人反省、自立和富有创造性。”[32]
另一个更有名的例子是经济学之父斯密。斯密因沉迷学术而在生活中的心不在焉掌故在学术界广为流传：如在舞会上会认不出自己一直钟情的窈窕淑女，在参观鞣皮厂时会不小心掉进鞣革坑中，沏茶时会把黄油面包放进茶壶而抱怨饮料的味道太差，早晨在后花园呼吸新鲜空气时会突然发现自己穿着睡袍在离家15公理之外的地方，任海关官员而受到持枪敬礼的礼遇时往往会用手杖表演一番精心的操练以示回礼，签署文件时写下的往往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仔细地模仿旁边其他海关专员同事的名字，等等。
基于“知行合一”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目的，有句箴言在现代教育领域广为流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通过梳理人类所积累的知识而“为往圣继绝学”，从而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好地前行；“行万里路”则是通过实践来更好地辨识和理解现有理论，从而避免陷入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不过，在信息膨胀而人心浮躁的现代社会，我们又需要重新检视这句箴言。
首先，就具体实践问题的处理而言，这句话固然是个箴言；特别是，对目前那些钻在“象牙塔”里搞数字游戏又企图转用到社会实践的现代经济学人，更不啻是个警钟。究其原因，任何具体问题之所以产生，都有其独特的具体条件，而这不是一般性的抽象理论能够或已经加以考虑和分析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正体现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根本特点。事实上，那些真诚的经济学家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等人都会承认，自己所构建的那些最优化经济模型根本上与现实不相关，而只是一种智力和逻辑游戏。
其次，就现代学术的理论研究而言，这句话就不免有失偏颇。究其原因，人类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多，越来越庞杂，整理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也越来越多，而任何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极其有限的。事实上，理论是对事物本质以及因果机理的揭示，理论研究的有效途径在于将人类通过各种经验所积累的知识加以条理化、系统化，这是一个漫长的阅读、学习和思考的过程；相反，如果过度依赖个人的实践和体悟，就很可能会使得理论研究陷入琐碎的经验之中，从而将理论研究庸俗化和实用化。有个犹太谚语说：如果不读书，行万里路也不过是个邮差。相应地，李敖先生说：做学问应该“行零里路，读两万卷书”。笔者深表赞同，这实在是对现代学术研究应有取向的精辟概括。[33]
由此就需要再次重申一句中国古话：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在今天，这已经蜕变成为挪揄那些迂腐秀才的讽语。但实际上，这句话所包含的更主要是智慧和箴言：秀才之所以不出门便能知晓天下事，就在于他能不断地从书本中汲取人类积累的智慧，以书为媒介与那些人类史上的智慧人士不断进行互动和交流。正因如此，中国传统一直强调，学问不仅在于“行”，更重要在于学、问、思，要全面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中庸?二十章》）。例如，孔子从十五岁开始“有志于学”（《论语?为政》），以后便一直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乃至常常“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显然，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治学态度：学问不是可以靠简单模仿而获得的，而是要靠矢志不移的探索精神。相应地，中国古代先哲大多也非常看重求学者的“静坐”功夫，认为只有通过静坐沉思才能真正获得道德精神的自省以及提高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这种“潜心”精神和“静坐”功夫在当下中国尤为重要，因为当下中国所缺的并不是到处调查的应用政策型学者和官员，而恰恰是“潜心”学问的人。
同时，“潜心”学问也是西方学术何以生机勃勃的根本原因，这可以从那些学说大师的学问之途窥见一斑。例如，当年康德后半生的四十年不出小城哥尼斯堡，更没有像今人那样专注于所谓的“调查实践”，却为人类留下了无尽的思想，提出了具有无限想象力的批判实践理性。布劳德称康德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最富原创性的思想家”，[34]“在哲学的任何分支科学中，没有任何重要的问题未经康德讨论过，他从来没有在研究一个问题时没有得出某些启发性的、根本的观点”。[35]再如，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基本上都是根基于大英博物馆里的汗牛充栋的书籍基础之上，却可以指导当时的革命运动。[36]马克思亲自展开的直接调查在当时社会中绝对不是较多的（因为当时英国议会或政府都有专门的调查专员进行实践调查，也常常发布各种调查报告），甚至也比不上恩格斯；但是，马克思最终所展示的学术成就却远非当时那些偏重个案的调查员所能比拟的，更不是目前还存在的浩如烟海的档案所提供的那些大量统计资料所能比拟的。
在很大程度上，那些沉迷在“象牙塔”中构建于现实无关的逻辑命题和数理模型，这实际上正反映出他们对社会思考的肤浅；相应地，一些人由此来否定理论思考而鼓吹调查研究，这实际上走向反智主义的另一极端。在经济学说史中可以看到，西斯蒙第终其一生独自经营农庄并从事学术研究，写下了几十卷的《中世纪意大利诸共和国史》《法兰西人史》《罗马帝国衰亡史》以及《论商业财富》《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政治经济学研究》等；帕累托最后17年蛰伏于日内瓦湖畔的塞里格尼别墅中静静地思考和写作，人们用近乎敬畏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塞里格尼的孤独思想家”。与此形成反差的是，萨伊、西尼尔等人都出身于实务界，但他们又提出了何种与实践相符的理论呢？进一步反思当下：一些经济学人急急乎热衷于调查和实证，美其名曰获得了一手资料以得出更为坚实的结论，但他们提出任何系统性的理论学说了吗？提出稍许长期的政策建议了吗？更不要说，经济学中有什么理论学说是通过计量获得的？
最后，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我们更加必须抱着“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日知其所亡（无），月无忘其所能”（《论语?子张》）。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且必须转换学问的方式：从原先的“好学”和“力行”并重转换到以“学思”为主的路径上来，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并举转换到主要通过间接经验获取知识的路径上来。在某种意义上说，通过个体实践获取知识的方式，仅是前现代社会中知识积累的主要途径，而在现代社会已经根本行不通了。其原因在于，（1）任何理论的微小进展都需要以比以前更为广博的知识为基础，而这种知识的取得单靠个体实践是远远不够的；（2）由于知识和信息的爆炸式发展，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对已有的知识进行梳理和总结；（3）随着网络技术和媒体信息的发达，不出门的“秀才”也越来越容易获得有关社会发展的各种经验信息。对理论研究者来说更是如此，究其原因，任何个人的时间、精力和能力都极其有限，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庞杂的社会事物作广泛而深入的洞察和揭示；相反，如果一个学者将过多的实践和精力用在某些具体实践的话，思维就会被琐事所牵涉和羁绊，而难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所以，施特劳斯强调，“我们不得不与书籍打交道，而生命如此短暂，我们无暇求全，只能选择阅读最伟大的著作。”[37]
六、功利与学术“入魔”
从根本上说，人类现有的社会认知和理论知识都是无数世代的人们不断积累和长期演化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提炼的结晶；理论所根基的实践内容根本上也不是基于个人特定的经验和调查，而是无数世代的所有社会成员一点一滴所积累起来的。这有两点含义：（1）理论知识是对广泛的社会实践而非具体的个人实践之抽象；（2）抽象的深化根本上依赖传承性的集体智慧非孤立性的个人顿悟。相反，根基于个人直接经验的生活感受，并由此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综合以及反应，尽管这种依靠直接经验所获取的知识具有很强的丰富性，但这种知识本质上处于一种前逻辑、前基础和前工具的存有论境域，从而并没有上升为科学的知识。[38]那么，如果从前人身上汲取知识的养分呢？这就涉及学问的路径。
（一）健康求学的路径
钱穆强调，做学问需要有“智慧”和“功力”，其中“智慧乃属天赋，功力则应是自己所勉”；但同时，“每一人之天赋智慧，往往（又）甚难自知”，相应地，“做学问之伟大处，主要在能教人自我发现智慧，并从而发扬光大之，使能达于尽性尽才、天人兼尽之境”。[39]为此，钱穆提出的基本方法是，“以功力来培育智慧”“以智慧来指导功力”。问题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钱穆提出了“从学”、“知学”和“成学”三阶段，而每一阶段又分两层次。譬如，孔子的“十五有志于学”就属于努力向学的第一阶段，“三十而立”属于知学能学的第二阶段，“四十而不惑”属于自信成学的第三阶段，此后则是在圣学道路上不断前行，直到“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显然，古人的学问路径对当前经济学人的求学、求知具有深刻的警示和启迪，因而这里作一简要阐述。
第一阶段的“从学”是“从师治学”，是学问的“入门”，它分为“由前人之智慧来指导自己之功力”和“由从前人之功力来培养我自己之智慧”这两个层次。其中，就第一层“由前人之智慧来指导自己之功力”而言，钱穆强调，作为求学者，我们应该“必读人人必读之书”，“去读学术传统方面所公认的第一流之书”，因为“此乃前人智慧之结晶，有作者，有述者，乃学问大传统所在”；相应地，“我们既不该随俗，亦不可自信”，而应该“依随此传统智慧之结晶而用我之功力”。其原因在于，“做学问首先要有知识，无知无识，做何学问！从前人如何讲、如何说，我即应知。但其中也须有选择。我自己无智慧，好在从前人有智慧人，已不断在此中选择过，我只依随着前人，遵此道路行去。读了一部又一部，求能多学而识。先要知得，又要记得。读后常置心中，即是‘存’。读了再读，即是‘玩’”，“故初学入门，最好读一书后，又读一书。学一项后，再学一项。所谓‘转益多师是我师’，从此可以发现自己才性所近。却切莫早就自作聪明，反先把自己聪明窒塞了”。就第二层“以前人之功力来培养自己之智慧”而言，钱穆强调，基于从古到今各家的不同认知，“（每）接触一家讲法，即可开展自己的一分智慧。如此致力，自己的智慧即可逐步展开。所谓‘出我意外’、‘入我心中’……自己智慧即自此逐步功夫中透出”；尤其是，“（这些人人必读之书）已由许多人集中心力聪明研钻过。前人化上莫大功利，我只一翻阅，便可长我许多智能”。[40]
第二阶段是“知学”是“从学得师”，是学问的“升堂”，它分为“由自己之智慧来体会前人之功力”和“以自己之功力来体会前人之智慧”这两个层次。其中，就第一层“由自己之智慧来体会前人之功力”而言，钱穆指出，“读了此书，要进一步懂得前人如何般用功成此书。以前读书是不自觉的，自此可渐渐看出学问之深浅和甘苦来”；相应地，“学问第一步要依随前人‘规矩’”，“第二步，则要研究前人之‘巧’”；事实上，“若你不懂得前人如何写书，试问你自己又如何忽然能写书？学著书先须了解前人著书之苦心”。就第二层“以自己之功力来体会前人之智慧”而言，钱穆指出，“学问都从活人做出，学问之背后必然有其人之存在。但人不易知，各人有各人的天赋不同，智慧不同，境界不同，性格不同”；相应地，“读古人书，须能如面对亲觌，心知其人。懂得了古人，像活生生地在我面前，我才能走进此学术园地。……否则读书虽多，所得仅为一堆材料，只增长了自己一些意见。古人是古人，传统是传统，与我完全不相干。如此般做学问，尔为尔，我为我，各自拿到一堆材料，各自发挥一套意见，在人与人间，则绝无关系，绝无内在精神之传递与贯澈，交流与影响。此种学问，其实全是假的，并非真学问”；事实上，“讲学问则必讲其源流承接，此种有人与人之精神血脉，务要臻于‘意气相投’之境，此是学问入门后之事”。[41]
第三阶段是“成学”是“自成一家”，是学问的“入室”，它分为“全心投入而达于‘忘我’之境”和“用自己之功力来完成自己之智慧”这两个层次。其中，就第一层“全心投入而达于‘忘我’之境”而言，钱穆写道：“我须能亲切投进，沉浸其中，与古为一，此才是真学问，才是真欣赏。学问到此，始是学问之最高境界。然而当知此种境界，实不可多得。因各人才性天赋不同，古之学人，亦是人格不同。而我之为我，亦断不会与古人中任何一人相同。今要在古人中，觅得一两位和我自己精神意趣最相近者，然后才能下此功夫，达此境界……在浩浩学海中，能获得有一两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投，精神意气，欢若平生，这自是一大快事，亦是不易得事”。就第二层“用自己之功力来完成自己之智慧”而言，钱穆写道：“学到此时，在学术中方有了他自己之成就与地位。……只要真到成就，则必然是‘自成一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学到此时，乃始知此‘怆然独立’之感。然此种怆然独立之感，却正是其‘安身立命’所在。学到如此，方是他的‘创造’，创造了他一家独立之学问，同时亦创造了他此以独立之人格。在天地间，在学问中，乃是只此一家，只此一人而已”，“当然论学问，也并不能责之每人全都能创造，能成家。但我们不能不悬此一格，教人努力。亦因只此一格，始是真学问。……把古人学术大传统传下，将来自有能创造者出世，凡事亦何由我成之？此始是学术精神。一个真能从事学问的人，则必须具有此心胸，却不要尽在成功上作计较。”[42]
（二）功利学术的问题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求知方式明显地走上了与传统的知识积累截然相反的道路：它试图抛弃传统的知识根基而以抽象演绎和计量实证这类所谓“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和知识创新。正因如此，在现代经济学界，花时间和精力阅读经典文献的经济学人越来越少了，对人类积累的知识进行系统揣摩和反思的学人更少，注重思辨逻辑和思维综合的文章则几乎不见。相反，当前经济学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胆大妄为之徒：连前人早已提出的基本思想都丝毫不了解，就妄图基于“技术性”分析而提出所谓的创见，并由此撰写出一篇篇求新求异的论文。这岂非现代版的坐井观天！譬如，当前国内众多的“前沿”文章都通过复杂的数理模型甚至凭借一些精心选取的数据计量来“论证”政府和市场的优劣，却不去进一步探讨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范围和程度。殊不知，这种结论甚至根本比上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他们也根本不愿花些精力去读一读经典著作中早已辨析的那些思想。
事实上，人类社会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学说体现了我们对人类生活的现实认知和美好向往；相应地，社会科学的研究更主要采取思辨的逻辑而不是数理的逻辑，后者主要适用于对外在于人类自身的自然世界进行探究，而且这种探究和认识体现为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尽管期间也会有些曲折）。因此，面对当前现代经济学界倾力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而不断推出求新求异的做法，我们就需要反思：有几个经济学人的认知能够比得上200多年前的那些启蒙先驱？甚至有多少经济学人能够真正理解这些先驱们所提出的思想？现实情形往往是，这些现代经济学论文往往简单地使用先驱们提出的术语和原理，却很少能够理解那些思想提出时的社会背景以及提出者所持的真实理念。科塞曾指出，“大多数人从事专业时，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一般只为具体的问题寻求具体的答案，知识分子则感到有必要超越眼前的具体工作，深入到意义和价值这类更具普遍性的领域之中。”[43]显然，庸俗性和功利性在现代经济学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由此就严重限制了思维的拓展和思想的创新。
李泽厚强调，“对于创造性思维来说，见林比见树更重要。”[44]如何见林？显然就在于开放的思维。就此而言，在社会科学中，要真正获得具有创见性知识以推动理论的实质性发展，通常就需要以广泛的相关知识为基础，需要对人类思想的进展有清晰的认识，从而得以识别“森林性”的知识；由此，当我们走在纷繁芜杂的知识丛林时，才不至于迷失方向。相应地，作为探究社会现象之作用机理的经济学家，并不需要独自去考察和处理每个细节问题；相反，他更应该致力于对众说纷纭的计量结论进行合理阐释，致力于揭示业已存在的大量实证分析所得出不同结论的时空背景，通过对数据来源、取舍以及处理方法的选择等方面探究各个分析文章中可能蕴涵的偏误。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原创性理论往往都是不完善的，往往是新颖性和片面性并存；正因如此，才需要且可以吸引更多的学人加入研究队伍之中，理论才有发展的可能和空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认识到，细节的遗漏总是可以不断弥补的，但方向的迷失只会在原地打转。这是大历史的研究思路，是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样可以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所借鉴。
当然，并不是说个人的调查实践和实证分析对理论研究没有用途，恰恰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启发研究者的思维，甚至可能促动研究者跳出原来可能陷入的教条主义窠臼。但无论如此，理论研究者必须清楚，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并不主要地建立在个人的调查实践和实证分析这一途径上。对此，不妨扪心自问一下：当前中国经济学界那么多人整天在承接各类课题，作各类案例研究，花费了社会大量的财力、物力，但又有几个能够在理论上做出哪怕是微小的发展呢？甚至说有几个人提炼出了有价值的范型或模式？更不要说发现趋势性规律了。这里需要强调两点：（1）即使对实践进行调查和研究，也必须首先有个好的理论作指导，否则，很有可能流于形式或者涉之不深。熊彼特甚至认为，“没有‘理论’，就根本不存在实证研究或‘测量’。”[45]（2）任何可取的创见都必须通过慎重的分析，必须有严密逻辑的支持。经济学家布伦纳(K.Brunner)甚至宣称，事实不能以事实作解释，而未经慎重的逻辑推理就不应该有任何结论。
一般地，任何社会理论都必须具有坚实的逻辑推理基础，这是理论应具有的基本学理性。但显然，所谓的调查和实证只是对逻辑推理的结论进行印证，从而根本不可能取代逻辑推理而得出广泛性结论。其实，如果我们真正把事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搞清楚了，也就不再需要利用那些具体的乃至个别的资料来进行所谓的实证分析了，而所谓的实证只不过是增加说服力的措辞；相反，如果实证结果与理论逻辑出现不一致，就更应该反思整个实证过程：方法是否科学？数据是否正确？解释是否合理？然而，尽管如今科学哲学界相信实证主义命题的人寥寥无几，但经济学界的大多数人却深信不疑，乃至出现了实证拜物教。其深层原因就在于，经济学已经长期为功利主义占据了。借用麦克洛斯基的话语就是，“无论什么修辞工具，一旦到了功利为目的的专家手里，都会被误用”；[46]正因如此，“经过现代主义，在经济学中，我们知道更多关于脱离这个世界的经济学模型”。[47]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学说离现实就变得越来越远，经济学人也被嘲笑为对常识一无所知却热衷炫耀其理论的伪专家。
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恶习在当前中国学术界得到充分的展现。半个多世纪前，徐复观就曾对考据式的儒学研究批判道：“当前的所谓‘汉学家’的风气，是抓住某横断面中的某一细节的题目，以‘在豆腐中找骨头’的心理，作所谓‘狭而深’的研究。这种研究，有时可以解决文化中的某一小问题；有时又因其把问题孤立化、夸张化，反而蒙混了文化中的大问题。这种研究的结果，可以换取博士学位，但若因为换取到了博士学位，而便以为了解到中国文化，大谈中国问题，那便是盲人摸象，只证明这是一个无知的专家罢了。”[48]由此来对照当前经济学的研究风气：经济学人在知识结构上越来越狭隘，在分析思维上越来越偏至，从而热衷于在既定范式下进行细枝末节的建模或实证，却对现实社会中的主要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主要因素没有丝毫直觉或辨别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将研究视角限制在非常狭隘的领域内，这些经济学人对社会经济现象就产生了“坐井观天”的理解；同时，正是由于热衷于鹦鹉学舌地搬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经济学人所推出的政策主张更是带来“刻舟求剑”的结局。
最后，需要指出，目前这种风气源于西方学界而鼎盛于中国学界。究其原因，在社会竞争中，落后者往往喜欢采取赶超策略，为此，它倾向于模仿领先者的那些显性特征，这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文化制度领域还是学术思想领域都是如此。凯恩克劳斯就罗列了西方学界所存在的问题：（1）信息爆炸导致书籍为文章所替代，文章又为摘要所替代，以至于经济学人将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文章而非书籍上；（2）专业化使得现代经济学人尽可能地选择自己所要读的低息，这导致自己的眼界也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3）从意见的交流比从“文献”中的胡乱搜寻要快得多，以至于政府官员和决策者获取知识的途径就越来越依靠口头说，进而导致他们越来越受到所接触经济学人的支配；（4）鉴于交换意见最好是用嘴说，开会就成为传播意见的有效方式，由此导致学术会议的大爆炸。[49]显然，这也反映出了当前中国学界的实情。同时，为了实现学术的赶超和突破，当前中国大学尤其是经济学院校普遍制定各种奖惩措施来激励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但实际结果却是，理论学说没有实质性发展，甚至基础研究不断倒退，而学术精神则是更为严重地丧失。人类社会的各种经验都告诉我们：内力不厚，练功就会走火入魔。习近平针对国家治理时也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同样，在学术研究中，正是由于基础不牢和内力不足，整个学界也就流于肤浅和庸俗，甚至将肤浅和庸俗当作开明和通俗。所有这些都引发我们对时下学术的深思。
七、结语：求学的素养和风气
人类思想的进步和社会理论的进步往往由少数知识渊博的先驱者所引领，而要取得广博的知识结构，主要不是凭借个人基于调查或实证的直接经验，而更主要是源自对他人或社会间接经验的积极吸收。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实证分析（因为实证分析有助于提醒我们对逻辑推理中可能隐含错误的认识），而只是强调实证根本上不能取代超验的形而上思索。事实上，扎实的实证本身就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如对数据的来源、选择、背景都有赖于“清晰”的辨识，对因变量、自变量的选择以及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等都必须有“合理”的直觉，而“清晰”的辨识和“合理”的直觉都依赖足够的理论素养和知识结构。从大历史的角度看，理论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也决不像当前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所鼓噪的那样呈现出不断突变的特征，而是具有很强的连续性，任何一点真正的进步都建立在无数人的努力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为此，就需要有一批真正的学者，他们埋头于文献梳理和思考，通过梳理、吸收和契合人类社会所积累的知识而加以系统化，而不是简单地凭借所掌握的所谓的科学方法而局限于对热点问题的调查分析。
显然，这就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具有不断学习的动力和持之不懈的精神。所谓“活到老，学到老”，主要就是针对理论研究者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而言的。事实上，理论研究决不能像当前一些“主流”经济学人那样把传统文献视为过时的垃圾而随意扔掉，也不能把专注于最新热点的那些文章看做所谓的前沿研究；同时，理论研究也不能将精力集中在不断变化的时事热点上，也不能热衷于琐料的实践调查。相反，理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地将其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文献的梳理和学术的内省上。所以，每当有人问起经济学的学习方法的时候，笔者总是回答，“无他，唯读书尔。”而且，当有人惊讶办公室里的这么多书是如何读完的时，笔者也借用钱钟书早就给出的答案：“也就是一本一本地读呗。”至于怎么会有时间，笔者总是拿鲁迅的名言来回答，“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要挤总是有的。”实际上，长期以来，笔者都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梳理各类文献，以至于积累了近2000万字的文稿；而且，这些文稿几乎都是对理论的考辨，尽管很难为时人所认知。事实上，当前学术界有几人会把牛顿等弥之珍贵的那无数个“半小时”真正用于学术追求和思索中呢？在很大程度上，甘做冷板凳的“经院精神”正是当前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所缺失的。
为此，要改变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趋向，根本上在于重塑坚韧的学术精神，需要重视知识的积累，需要培育“静坐”学风。显然，当前的经济学人恰恰缺少这种知识素养和“静坐”学风。陈寅恪诗云：“读书不肯为人忙。”当前经济学人的真实写照却是：“走穴而耻读书闲”。事实上，闲着读书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了无用的表征，最多只能成为其他社会活动的衍生物、点缀品，成为获取其他利益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笔者就时常听到一些对学术还算有点钟情的教授说，“唉，又好久不看书了，得抽一点时间充一下电了。”殊不知，学术的任何一点进步都源于长期的关注、思考和交流，而不是像当前那些名教授那样仅仅在其他公务繁忙之余利用“业余”时间充一下电就可以了；这种学问方式最多适用于那些从事社会实务的仕商界人士，而绝不适用于寻求新知识的学者。而且，在当今学术界，能够具有上述感悟的学者已经难能可贵了，更多的学者则不以自己为不知，更不以不知为羞耻。当然，也不能说那些热衷于实证分析的经济学人就没有将时间花在研究上，但他们确实没有把多少时间花在读书以及尽可能广地了解人类社会已经积累的那些思想上，而是把大量时间配置在数据收集以及模型构造上了；在研究之前不是首先充分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即使参考一些文献也仅仅是敷衍了事地看一些时下流行的“前沿”文章，以便快速地发表出一、两篇“创新”论文以应付各种考核。
正是由于功利主义的弥漫，当前中国经济学人就热衷求新求异，社会各界也欢呼求新求异，乃至充斥了或是如鱼得水或是身不由己的自欺欺人式学术。试问：没有经历过理论研究的前面两个层次，如此的研究岂能有所创见！如何有真正的理论发展！在历史上，南宋学人力求创新而成一家之言。针对这一理学家风气，朱熹就告诫说：“近来学者，有一种则舍去册子，却欲于一言半句上便见道理。又一种则一向泛滥，不知归著处。此皆非知学者”，“读书不广，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务立说，此所以徒劳苦而少进益也。学者须是多读书，使互相发明，事事穷到极致处”，“学者所患，在于轻浮，不沉着痛快”，“读书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读书譬之煎药，须是以大火煮滚，然后以慢火养之，却不妨”。对此，钱穆评论说：“朱子教人读书……初视若大愚大拙，而实启大巧大智之键”，[50]“朱子教人要能具备虚心，专心，平心，恒心，无欲立己心，无求速效心，无好高心，无外务心，无存惊世骇俗心，无务杜撰穿凿心，能把自己放低，退后，息却狂妄急躁，警惕昏惰闲杂。能如此在自己心性上用功，能具备此诸心德，乃能效法朱子之读书。”[51]显然，这尤须为今人所警！
最后，需要指出，人类知识本身就是在漫长时期逐渐沉淀和积累起来的，相应地，要推进学术和理论的发展，最为根本的途径就是梳理前人的思想，辨识其中的精髓和高次元思维，而不是没有根基地进行所谓的“创新”，这是缘木求鱼。佛家有云：修炼要经历“闻思修悟”四个过程，其中最为漫长过程就是“修”，“修”过程的关键“静”和“定”，只有在独处中通过静坐思索才能改造思想。在佛家看来，这几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也是漫长的，如果没有这些过程做铺垫而直接寻求“慧”和“悟”，往往会陷入歧途甚至走火入魔。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经济学人所撰写的短平快文章大体属于走火入魔之物。所有这些都引发我们自省，需要“stop to think”。事实上，一个学人对知识的贡献及对社会的作用既可正也可负，如果在对以往知识都一知半解之下就进行走火入魔式的“求新”，那么这种知识贡献就是负的，它会严重误导了青年学子的社会认知，带来了人类发展的社会混乱。就此而言，当下绝大多数中国学人的知识贡献和社会贡献都是负的，将会导致认知的退化和社会的倒退；尤其是那些各部门发标的热点课题，往轻的方面说是浪费国家资源，往重的方面说则是破坏社会发展。
[①]谢?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王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页。
[②]海尔布隆纳：《经济学统治世界》，唐欣伟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③]罗伯特?金?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页。
[④]这些“研究”之所以是“非个人性的”，因为它必须能够通过其他尤其是评审者运用统一方法的检验。
[⑤]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
[⑥]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载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
[⑦]本?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贾拥民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464页。
[⑧]转引自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7-118页。
[⑨]史库森：《经济逻辑：微观经济学视角》，杨培雷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⑩]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载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11]劳丹：《进步及其问题：科学增长理论刍议》，方在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05页。
[12]夏佩尔：《理由与求知：科学哲学研究文集》，方在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13]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0页。
[14]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3页。
[15]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4页。
[16]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1页。
[17]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自序。
[18]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19]方东美：《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方东美卷》（刘梦溪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20]转引自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21]冯友兰：《冯友兰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22]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23]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胡伟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24]转引自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1页。
[25]参见斯坦格鲁、加维：《极简西方哲学史》，钱峰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90-91页。
[26]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5页。
[27]约翰?穆勒（即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9页。
[28]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页。
[29]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5页。
[30]转引自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31]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7页。
[32]转引自埃克伦德、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杨玉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33]《道德经?四十七章》早就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34]布劳德：《五种伦理学理论》，田永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35]布劳德：《五种伦理学理论》，田永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36]当然，正因为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与社会运动联系得太紧，反而成为其理论的致命伤；因为他常常不得不更多地关注当时的现实，将解决当时社会现象的一些看法上升为理论；并且，为了使得其得出的理论更有号召力，还常常将基于严格历史条件的观点上升为一般理论，从而造成了整个理论的局限性和封闭性。
[37]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38]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文化反思与典范重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39]钱穆：《中国学术通义》，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83页。
[40]钱穆：《中国学术通义》，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86-292页。
[41]钱穆：《中国学术通义》，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93-297页。
[42]钱穆：《中国学术通义》，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98-299页。
[43]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
[44]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后记。
[45]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韩宏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页。
[46]麦克洛斯基：“经济学专业的措辞”，载麦克洛斯基等著：《社会科学的措辞》，许宝强等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35页。
[47]麦克洛斯基：“经济学专业的措辞”，载麦克洛斯基等著：《社会科学的措辞》，许宝强等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52页。
[48]徐复观：《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李维武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49]凯恩克劳斯：《经济学与及政策》，李琮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3-44页。
[50]钱穆：《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53页。
[51]钱穆：《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