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无论是从起源学还是从本体论上看，经济学科关注的根本领域都集中在公共领域，经济增长、社会分工、收益分配和制度优化是四位一体的核心议题，合理名称则是具有哲学含义的政治经济学。同时，经济学科的发展在古典经济学时期达到了鼎峰，它不仅关注了最为广泛的研究内容（包括伦理学和工程学两方面），而且确立了最为全面的研究思维（兼具规范和实证），进而在具体分析中自发运用了一条最为系统的从本质到现象研究路线，这套研究路线适用于对一切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公共事物展开分析。不幸的是，边际革命以降的主流经济学却将研究对象从组织转向个体，集中关注交换和消费而非生产和分配，致力于打造“发财致富”的技术学问，从而也就将经济学转向了商学。

进一步地，或者借助于先验假设下的数理逻辑，或者引入市场的信息收益和传播机制，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致力于证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由此来认定商人的逐利行为将会导向民富国强，从而也就将经济学与商学等同起来。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就呈现出朝商学转化的明显趋势：集中关注个人利益并发展出一人世界中的理性选择框架和二人世界（或少数人世界）的博弈策略分析，并将之拓展到多人世界的公共领域。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就越来越偏离社会科学而趋近自然科学，越来越偏重自然科学的抽象方法；相应地，它也就越来越远离了人类生活的真实世界，蜕变成一门封闭的自治学说。所有这些都会引发有识之士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进而促成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一、引言

经济学教科书中对经济学科的定义众说纷纭，流行的有“稀缺性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学问”“既定制度下进行目的-手段选择的学科”“理性人如何行为的学科”以及“在行为互动中如何进行策略选择的学问”等，奥地利学派则直接将经济学定位为“人类行动学”。但显然，这些认识大体上都将经济学关注定位在私人领域，是以个体为分析的出发点，并且引入了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但是，往前追溯却会发现很不相同的情形：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学视为探究财富创造以实现富国裕民的学科，历史学派则将经济学定义为探究国民经济规律的学科，新古典经济学开创者马歇尔则将经济学定义为有关物质福利的科学，等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前对经济学的诸多定义几乎都犯了将手段当成目的的错误，这种错误导致经济学人致力于手段的开发，并且还将手段开发当成了学科本身。其实，经济学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剖析人们的行为机理来探求提高社会福利尤其是提高穷人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根本上离不开对人的关注，根本上属于人的科学。

那么，如何提高社会福利呢？大体上，这有两大基本途径。第一，创造出更多社会财富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这就关乎生产性劳动的投入和配置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是在资源使用效率既定下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尤指生产性劳动）来最大程度地创造出的社会财富，这就涉及如何提高生产性劳动投入，进而也就需要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进行界分；二是在资源数量（尤指生产性劳动）既定情形下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这就涉及生产性劳动的合理配置问题，进而也就需要持续深化和拓展劳动分工来提升社会生产力。第二，社会财富数量既定下提升社会福利水平，这就关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转移和分配问题。这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是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提升社会总福利，这就涉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从而凸显了对收入分配的关注；二是通过交换来最大化交易剩余，这包括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从而也就凸显了对市场机制的重视。总的来说，社会福利的提升包括的做大蛋糕和分配蛋糕两个层面，前者是生产过程，后者是分配过程。相应地，基于福利提升这一目的，经济学的研究必然涉及两大内容：一是人面对着自然物时如何行为，这导向工具理性的开发，这主要体现为工程学内容并集中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二是人面对着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这导向价值理性的发展，这主要凸显为伦理学内容并集中在分配和交易领域。

当然，无论生产还是分配，都是在人类所结成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中得以实现和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科所关注的重心就应该在公共领域而非私人领域。更进一步地，从起源学上看，经济学原初的对象也是组织而非不是个体，而组织的运行及其相关事务也就具有公共性。正因如此，无论从本体论还是起源学上讲，经济学科根本上就是政治经济学，它致力于揭示公共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并努力理顺公共领域的社会关系和秩序，由此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基于这一路线，即使在分析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个体行为（无论是生产还是交换）时，我们也必须剖析其外部性以及对其他主体的影响；同时，在考察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及其结果时，我们也必须充分考虑人际差异性及其带来的力量不平等。尤其是，在辨析公共事务和社会事物的现状及其变动趋向时，需要充分揭示作用在它身上的不对称的权力因素。罗雪尔（1981:8）写道：“所谓国民并非今天生活着的一个个人的单纯集合。因此打算研究国民经济学的人，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现代经济关系的观察”，“说实在话，现代各个国民是如此紧密地联系着，如果缺乏对总体的观察，就不可能对个别的国民作出根本性的观察”。所有这些又激发我们对现代主流经济学所采用静态的、普遍主义的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进行质疑和反思。

事实上，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任何个体的自主行为都会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进而，按照自然主义思维及其派生的肯定性理性，每个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将导致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由此就带来了“无形的手”原理、“私恶即公意”命题、“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以及帕累托优境和科斯中性定理等。这样，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主导现代经济学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就将“富国裕民”的经济学转变成在市场交易和商业流通中“发财致富”的理财学，其关注重心也从根基于具体社会关系中的行为互动和社会现象转向了既定制度下的最优决策及其均衡解析；在这种学说体系中，各种社会资源（包括物的和人的）都成为特定个人发财致富的手段，所追求的目标是个人收益最大化而不是社会效用最大化，进而引入数学逻辑和工具理性而发展出各种对策性思维和理论（如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化理论等）。也就是说，经济学科已经从早先的政治经济学转变成了现代的市场学或商学，以至于蜕化为单纯的货殖学或致富术。

显然，经济学科的这种转向受到认同资本主义体系并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的支持，进而就随着西方国家的扩张以及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偏盛而成为全球性学术取向；尤其是，这种转向深受数理经济学家的欢迎，因为他们所偏爱抽象的逻辑推理和计量运算恰恰需要舍像掉各种社会关系，进而通过将同质的原子个体转化为数学符号就可以打造优美的数理模型。正因如此，随着越来越多的数学家或者出身于理工科的学人进入经济学队伍，现代经济学就越来越痴迷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认知思维并致力于构造数理模型，这些数理模型越来越集中与基于工具理性的行为对策，从而使得经济学越来越趋同于乃至混同于商学。同时，正是基于这种转向，现代经济学以及现代经济学人也就失去了对社会关怀的哲学兴趣，以至于既没有能力来认识真实的人类社会，更没有能力改进不合理的现实社会。约翰•穆勒（1991:15）曾写道：“一代人的普遍信念——若不靠智慧和勇气进行非凡的努力，当时便没有人能够摆脱它——常常到下一代时会变得如此明显地荒谬可笑，以致惟一的困难是去想像当时的人们怎么会相信它。”基于当前经济学中的拜物教如此盛行（主流拜物教、数理拜物教等），后面几代人看我们当今的经济学应如是！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学说史的角度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作一逻辑梳理和审视，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来系统剖析经济学的起源、发展、退化以及迷失这一整个过程，由此来寻求对经济学科的重新定位并促使现代经济学的转向。

二、前古典经济学：经济学科孕育诞生

“经济学”（Oikonomikos）一词源于色诺芬的《经济论》，它是希腊语oikos（家庭）和nomos（法或原则）的结合，因而原初意义上的经济学就是探究家庭组织如何有效管理的学问（原则或规范）。家庭组织是希腊奴隶制生产的最为基本的单位和组织，组织管理奴隶制经济的相关问题都被列入了“家政管理”范围；至于分配，则主要体现在城邦层面，因为当时希腊公民的财产和特权（如各种荣誉、免费的公共膳食、公共娱乐、粮食的供给等）主要都是按照习惯、传统和政府的指令分配的，雅典政体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分配经济而起作用的。正因如此，古希腊关注的重心就是组织的效率，这包括微观组织（家庭）的效率和宏观组织（城邦）的效率。进一步地，微观组织（家庭）的效率主要体现在生产的有效性，这是色诺芬关注的中心议题；宏观组织（城邦）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分配的合理性，这是亚里士多德关心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尽管色诺芬是从生产角度来分析组织效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古希腊不关注分配问题。问题只在于，分配问题主要不是微观生产组织所面对的问题，而是城邦组织所面对的问题，因为当时的分配物主要来自以城邦名义或以城邦为单位对外战争和掠夺所获得的战利品。同时，正是由于城邦公民的生活资料对城邦具有强烈的依赖性，当时的交换和消费都受到城邦法令的管制和制约，需要符合“善”的标准。

（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议题

色诺芬之后，柏拉图就将思考重心从家庭（组织）的管理转向城邦（组织）的治理；相应地，将管理的含义扩展到其他事务和城邦之后，便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的萌芽。尤其是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不断加剧的竞争，国民财富增长、社会福利提升、劳动分工优化以及国家参与管理等就成为当时学者集中关注的新议题，由此就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的正式诞生，并最终导致“经济学”为“政治经济学”所取代。也就是说，从色诺芬的家庭组织发展到柏拉图的城邦组织再到古典经济学的民族国家，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都是组织。同时，由于国家层面的组织已经成为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法国人就将“Oikonomikos”拉丁化法译为“Oeconomie”或“Economie”，进而和“Politique”（政治）一词连用而形成“Oeconomie Politique”，这是政治经济学的最早表述，翻译成英文就是“Political Economy”。在此之前，“Oikonomikos”一词已经拉丁化英译为“Oeconomicus”。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一词就是来自希腊文中的polis（社会机构）、oikos（家庭）和nomos（法或原则）的结合，其字面意思就是“有关社会管理的规则”。

因此，从起源学角度看，经济学科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研究对象是组织，而对组织的研究包括了有效性（Effectiveness）、效率（Efficiency）和道德性（Moralities）这三大目标。其中，有效性是指组织完成原初目的程度以及自身维持问题，主要体现组织运行的健康和有序，生产组织则以财富创造最大化为衡量指标；效率是指组织满足特定个人的充足程度，主要体现了特定个体从中获取的收益状况；道德性关注的则是组织各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的责任问题，主要体现为组织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承担以及利益分配的公正性。一般地，对有效性主要涉及劳动分工和生产协作，效率和道德性则关涉收益的分配问题，[①]而这两方面都由良好的制度安排来保障。事实上，无论是生产的有效性还是分配的合理性，都需要高效而良善的组织，需要组织起有序的劳动分工，进而需要好的领导和管理，领导者需要有高超的管理技巧。就此而言，色诺芬就集中探究了私人和公共事务的适当组织和管理，集中于技能、秩序和分工原理的探究，分析了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柏拉图将这种分析进一步拓展到城邦组织上，分析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探讨最优化的政治经济和公平的道德规则；亚里士多德则更进一步区分和探究了家庭经济与政治经济及其各自对应的原则。由此就为经济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方向。

同时，从分工角度来审视和推进组织的有效性和道德性，就可以看到，分工根本上体现了组织成员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首先，分工要促成成员之间的通力合作，由此才能做大财富这块蛋糕；为此，就需要有一系列的规则来保障合作的顺利展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惩罚和约束，这就涉及相关制度和规范的建设。其次，组织成员之间的竞争则主要体现在对蛋糕的分配，因为并非每一个合作协议都能使成员同等受益，都能获得同等的满意程度；为此，制定能够尽可能体现每个成员应得收益的分配规则就显得非常重要，这就涉及分配规则的设立和完善。正因如此，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和目标就在于这样两方面：第一，通过分工深化来提升组织有效性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第二，通过制度完善来提升组织道德性以促进合理分配和个体福利水平的提升。由此也就为经济学研究确立了这样一些基本内容：研究组织内部如何分工以促使既定资源投入创造出最大化的财富，研究如何监督和惩罚机会主义行为以维护组织的有效运行，研究如何对所创造的财富进行分配以激励人们加入组织联合行动。所有这些都与社会规则和制度有关，荣卡格利亚指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社会，是基于劳动分工的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机制——每个工人都从事特定的活动，合作生产某种特定的商品，并且必须向其他经济主体换取其劳动产品（全部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生产、生活资料。这些机制存在于制度、惯例、知识和偏好中，从而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经济学家研究的就是个体和集体特定的一些约束和行为规则。”[②]

正是以组织为根本研究对象，这就确定了经济学科的基本属性：经济学根本关注的不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事务，而是属于公共领域的大众之事，所关注的必然是涉及人与人间关系的议题。究其原因，组织本身是由众多成员基于某种契约所组成的，组织的运行不仅关乎所有成员的利益，而且也必然受到所有成员的影响。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家庭组织、企业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大学以及各类慈善组织，其成员都处于一种相互影响的社会关系之中，其行为都根基于特定的社会伦理之中。进一步地，任何涉及人与人之关系的地方都属于公共领域，而公共流域的事物或事务都具有或多或少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孙中山就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由此，我们对经济学科就可以形成这样的基本认识：（1）经济学科研究的根本对象是组织，这从家庭组织发展到企业组织再到国家组织；（2）经济学科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优化组织的运作机理以及相应的管理规范，以提高组织运作的有效性和道德性；（3）经济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组织内部如何分工以促使既定资源投入创造出最大化的财富，组织如何分配收益以维护互惠协作，组织如何监督和惩罚机会主义行为以维护联合行动；（4）经济学科的研究重心在公共领域，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益分配和制度变迁构成了四位一体的核心议题。[③]

（二）经济学研究重心的演变

在不同时空下，经济学的上述四大核心议题往往存在重心的差异和嬗变。在早期的组织研究中，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劳动分工和制度变迁。其原因有二，（1）早期组织是基于社会习俗而形成的传统群体，而不是基于个人意愿而形成的现代契约；（2）早期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组织属于（奴隶主或贵族）个人所有，组织的生产收益也全部归（奴隶主或贵族）个人所有。正因如此，作为组织之所有者和主权者的奴隶主管理组织的根本目的在于增加自身收益，从而关注组织运作的有效性而非道德性，此时组织的有效性与效率是等同的；进而，组织运作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分工的合理程度，因而关注重心也就在于生产以及提升生产效率的分工而不是基于道德性的收益分配。与此不同，在现代的组织研究中，由组织道德性引发的收入分配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议题。其原因在于，（1）现代组织是由众多成员通过契约而成立的，组织就属于所有契约者所有，它转变为社会公共机构，从而不再存在特定主权者；（2）在社会组织中，衡量组织运行状况的有效性与衡量组织成员个人利益的效率之间就出现了分离，每个成员追求其特定效率往往可能会损害组织的有效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性对组织的健康运行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不仅关乎分工收益的合理分配，而且也关乎组织能否有效运行。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之所以积极参与各类社会组织，就在于，组织所形成的分工合作能够带来分工收益与合作剩余，从而使得每个成员能够获得更满意的收益。但是，这又会衍生两方面问题。第一，组织所产生的分工收益大小取决于成员之间的合作程度，而成员是否采取合作行为以及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则取决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在于机会主义行为是否会受到惩罚机制的有效制约。就此而言，现代社会组织就需要致力于制度和规范的建设和完善。第二，成员从分工合作中获得满意程度又取决于分工收益的分配，而分工收益的具体分配则取决于成员之间的竞争，取决于由此产生的分工规则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和社会认知。就此而言，现代社会组织就需要高度重视分配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因此，随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家庭等微观组织转向国家等宏观组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也就从微观组织的有效性转向经济运行的有序性，从主权者的财富增加转向社会成员的福利提升，由此致力于探讨经济运行的规律以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具体内容包括：关注财富创造和收入分配，关注社会福利尤其是弱势者的福利，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人类行为及其互动，关注现实世界中的集体行动，关注社会制度的生成和完善，等等。

由此也带来一个疑问：作为对现代生产方式进行最早理论探讨的重商主义，它又为何“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呢？这一方面确实如马克思所说，“只是抓住了假象”；[④]另一个方面则是源于当时国家层面的特定财富“创造”方式——从交换中获取壮大并展示国家实力的方式。事实上，重商主义对流通和货币的重视并不是从商人个体角度而言的，而是从国家角度来探讨商业资本运动并制定相关政策，从而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商学。就此而言，重商主义并不将国内居民之间的流通看作是“生产性”的，而是将国家之间的贸易看成是“生产性”的，因为贸易盈余是当时一国获取财富（货币）的主要来源。在很大程度上，重商主义将财富来源主要归咎于国际贸易，其逻辑与重农主义将财富来源主要归咎于农业是一样的；相应地，重商主义将国际贸易视为唯一的“生产性”劳动，其逻辑也就如重农主义将农业劳动视为唯一的“生产性”劳动一样。在这里，“生产性”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社会性和时代性的词汇，其内涵则与获取财富的主要方式有关。相应地，重商主义之所以集中关注商业循环，也就与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西方各国的商品生产还不够发达，信用制度尚未发展起来，不仅商品流通需要大量贵金属，而且一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也主要依赖于金银“国际储备”这一基本财富。

事实上，“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就是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的，基本目的当然也就是为壮大国家力量出谋划策，而斯密则把重商主义理解为经邦治国的一种实践。詹姆斯·斯图亚特（John Steuart）在其被称为重商主义最后体系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开篇写道：“对于一个家庭而言的经济，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就是政治经济。”[⑤]同时，由于当时世界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各个民族国家为了最大化地获得了金银财富，往往会采取一切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手段，从而制定了各种管制和干预经济活动的措施。正因如此，尽管当时已经超越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商品交换的内容不断增加，交换的范围不断拓展，商品经济也日趋发达，但由于此时的交换受到政府政策和法令的显著限制，从而还没有发展成为市场经济。事实上，尽管市场经济本身是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经济，但从概念上讲，商品经济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对应的，市场经济则是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正因如此，随着商业资本日渐增多并向产业资本转化，进而伴随着市场管制的减少，西方社会也就进入到真正的市场经济时代，重商主义也就转向到古典经济学。正是基于这种新的情势，斯密就确立了生产和分配这一经济学科的根本性议题，进而深入剖析了劳动分工和相应制度问题，这就正式开启了本体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总之，基于起源学和本体论的探究可以认识到，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最核心议题在生产和分配。例如，约翰•穆勒就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两个要点：（1）主张研究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相关的法则，而不研究与财富无关的其他人类行为的法则；（2）强调只研究与人类社会相关的法则，而不研究仅仅与大自然相关的法则。马克思则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⑥]基于这一视角，我们就可以从应然层面深刻认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宏观方面，涵括了国家组织的组成、社会分工的深化、国民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的优化以及社会制度的改进等；在微观方面，则包括组织结构的构建、组织资源的配置、组织成员的关系、协作生产的分工、共同成果的分配、组织运行的方式及治理等。威克斯蒂德就指出，“（经济学）可以包括对资源管理的一般原理的研究，不管这种资源管理是个人的、家庭的、企业的还是国家的；包括对在一切管理中发生浪费现象的方式的检查。”[⑦]显然，基于组织治理的原则和规范这一主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就涵盖了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人类两大经济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和动力问题。不幸的是，经济学的这两大有机内容却随着边际革命的兴起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立而逐渐割裂开来：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即使新制度主义重新考虑制度这一因素，但它也仅仅是对资源配置方式的比较；动力问题则成为管理学的固有领域，而且管理学把动力视为一种操作艺术问题，而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

三、古典经济学：经济学科走向成熟

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研究对象是组织，这既可以是国家之类的宏观组织，也可以是企业之类的微观组织。进一步地，这个组织甚至是没有确定边界而泛化的。譬如，市场也是一种组织，它既是由在价格参数下控制自发交易的规则组成的制度，也是由组织如零售商、批发商这样的各种市场主体以沟通消费者和生产者关系的功能性实体。相应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既可以是企业层面的物质生产和内部的收入分配，也可以是国家层面的资源配置和财政收支；既可以是组织层面的劳动分工，也可以是社会层面的产业分工；既可以从微观行为层面研究激励合作和惩罚背信的具体规章，也可以从宏观经济层面研究引导社会协调和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显然，这些内容都在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得到充分的体现。譬如，斯密就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富国裕民之学，并积极探究和制定国家政策；同时，他又以分工为基本出发点，深层探究企业生产中的劳动分工和组织治理。其背景就在于，一方面，从17世纪开始，新兴的民族国家就通过各种手段来壮大自身力量，一开始是诉诸国家的军事力量，接着则是依赖不断壮大的制造能力和经济实力，这都涉及整个国家的组织力量；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积累使得许多商人逐渐转化为产业资本家，他们的根本关注就转向“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来降低成本以提高竞争力”问题，而这涉及具体生产的组织问题。

同时，不同于现代经济学界充斥着知识狭隘的并热衷于在狭隘空间里体验智力冲浪的“二流”数学家，如冯•诺依曼私下里就十分鄙夷萨缪尔森的数学水平；[⑧]古典经济学家几乎都是当时最为博学且富有人文精神的顶尖社会哲学家，他们来自社会科学各领域并关注社会发展和人类未来，持守“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公共知识分子信条。例如，斯密所讲授的道德哲学课程就包括了自然神学、伦理学、法理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等。正因如此，古典经济学家深入地探究和思考了广泛的人生和社会问题，致力于洞察社会经济问题的成因和解决之道，致力于将个人善和政治善结合起来。事实上，正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大多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来研究并致力于对现实社会的改进，因而古典经济学就充满了社会性和规范性。这可从两方面得到说明。一方面，绝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关心的是国民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提高等问题，其中又特别关注穷人福利的提高；因此，古典经济学重视整个社会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努力缓和基于“物竞天择”的纯粹市场机制所造成的两极分化趋势。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制度的完善必须充分体现时代对社会正义的认知和要求，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有助于人类社会的长期有序发展；因此，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公共领域的研究，试图剖析社会事物的本质及其内在的因果机理，运用权力结构来剖析事物本来面目和现实面目之间差异以批判和改良现实制度。

正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古典经济学家在对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中自发采用了一条最为系统的研究路线：这就是将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从本质到现象研究路线。从本质到现象研究路线的基本程序是：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其三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与偏离本质之处，其四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最后是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⑨]其原因就在于，正如罗宾斯所认识到的，作为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要描述经济系统实际上是如何运行或怎么运行的，而且……还要研究应该让经济系统怎样运行或者应该允许它怎么运行。……（也即，）它包括对经济行为的描述，又包括对经济政策的规定。”[⑩]显然，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内涵框定了经济学科的基本框架。桑德林、特劳特温和温达克写道：“在任何科学或艺术领域，‘古典’一词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业已确立的、最为典型的思维和表达方式——这种过去的‘最佳实践’为现在设立了标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当前的经济思想而言无疑扮演了这一角色。”[11]

（一）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路线

一般地，从本质到现象研究路线体现了观察世界的二元思维：一方面，它致力于深入现象背后揭示其本来面目，这是事物的本质，也是事物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以这个本质或本来面目为参照系，它就有效避免了为纷繁芜杂的社会现象所遮蔽，进而更清楚地洞察变动不居的现象及其发展趋势。这种二元思维的具体表现是：从配第、坎铁隆、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约翰•穆勒到马尔萨斯等一大批古典经济学家，他们不仅关注商品交换以及由交换所决定的价格，而且要深层探究决定和影响商品交换及其价格的内在原因；为此，他们大多区分了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如配第的自然价格和政治价格、坎铁隆的内在价值和市场价格、斯密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马尔萨斯的内在交换价值和名义交换价值、西斯蒙第的绝对价值和交换价值，等等。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自然价格、真实价格或内在价值构成了商品购买其他物品的基本能力，并由商品生产的成本决定；同时，自然价格、真实价格或内在价值也是引导政治价格、名义价格或市场价格波动所围绕的中心，两者只有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才会趋于相等。显然，这种二元思维分析几乎贯穿于古典经济学对所有商品价格的研究中，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是在对工资的理解上。[12]

为说明这一点，这里以斯密的工资理论做一典型剖析。斯密在分析工资理论时，沿着这样几个层次逐层剖析。首先，斯密探讨了工资的本质，在这点上，他把工资看作是一个自然的范畴。这充分体现在在土地尚未私有、资本尚未积累的“原始社会状态”下，此时的工资是劳动者通过劳动而得到的全部报酬，即“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13]其次，斯密又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一形而上的层次上，而是进一步考察工资的现状。显然，在雇佣社会里，劳动者不能独享全部劳动生产物，而只能获得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而且往往仅能维持基本生活的需要。其三，斯密由此发现了工资的现实与其本质之间的分离。事实上，如果每个人可以完全占有自己的劳动产物，那么，工资是与其生产率保持同等比例增长的；但是，在现代的雇佣社会中，人们却无法完全占有自己的劳动产物，从而工资也就会与劳动生产率相脱节。其四，斯密进一步挖掘了现实工资的确定机制。在现实生活中，“劳动者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两方所订的契约”，[14]工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雇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竞争，这是“工资契约理论”的滥觞。其五，斯密还剖析了当时工资处于低水平的社会原因。雇主在劳动市场的讨价还价中占有优势，因为雇主在数量上少且能支撑更长时间，法律也对雇主有利，因而工人不得不满足于低微的“生存工资”。最后，斯密提出了改变工资现状的途径。这就需要从改变双方供求力量着手：一方面，资本积累增加和经济快速发展通常会增加对劳动需求并促进工资上升，因此，斯密认为工资是可以增加的并把工资上升视为社会财富增进的结果和标志；另一方面，斯密主张通过允许成立工会等法令来增大工人的谈判势力，由此就可以促进有利于工人的分配。

当然，从本质到现象研究线路并不仅仅用于对各类商品之价格的分析，而是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不仅适用于一切公共领域中的事务，这包括所有的社会组织、组织内部的微观制度、一般宏观社会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经济热点问题等，而且可以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现象，因为所有社会经济现象几乎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公共性。首先，它适用于所有社会组织分析。几乎所有的社会组织等都是人类创设之物，包括国家组织、家庭共同体、企业组织、合作社组织；相应地，它们都被赋予了一定的目的，同时在演化过程中又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异化。其次，它适用于组织微观制度分析。组织内部的微观制度往往是与组织本身相适应的，当社会组织出现异化时，这些微观制度也往往就会服务于强势者，如企业组织中的治理机制、独立董事制度、工资体制、雇佣体制、工会制度、银企关系等。再次，它适用于宏观社会制度分析。社会制度是社会规范体系中的一部分，整个社会本身是一个协作系统，因而社会协作系统中的具体规范也面临着一个产生、发展、变异和修正的过程，诸如公共决策、选聘制度、法律规章、再分配制度、知识产权体制、专利制度、信息机制、价格体制、资本市场等都是如此。其实，它适用于社会经济热点分析。社会经济热点都必然关乎众人的利益，从而本质上都属于公共领域中的事务，如教育科研体制、社会保险、医疗卫生、住房制度以及可持续发展方式等。[15]

（二）两大研究路线的对比

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我们就可以对传统智慧展开深刻反思，尤其是审视现代经济学基于狭隘框架所得出的流行观点。事实上，自边际革命以降，西方主流经济学就将注意力集中在现象层面，靠发展各种技术工具来对现象进行分析和描述，并基于肯定性理性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加以合理化解释和辩护，从而也就看不到现象与本质的偏离，无法洞悉现实世界中各种制度安排所存在的问题。根本上说，这就源于其分析思维：（1）它几乎完全承袭了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试图寻找像自然事物那样的稳定结构，并集中于社会现象的供求均衡分析；（2）它把社会制度视为既定的，在制度既定的前提下分析原子化个体的理性行为，运用相关性分析来阐述社会事物之间的功能性联系；（3）它在肯定性理性的指导下引入和发展了伦理实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主义价值观，从而为社会现状辩护，为既得利益服务。譬如，基于单向度的一元思维，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只关注体现现象的市场价格；但同时，基于“本质乃现象之和”的肯定性理性，新古典经济学又将这个市场价格等同于商品价值；这样，这一研究路线就无法洞察市场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自然也就无法对市场提出纠正和完善的建议和方向。

在很大意义上，可以用以赛亚•伯林笔下的刺猬和狐狸来对比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或者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源自古希腊的一则寓言《刺猬与狐狸》写道：“狐狸是一种狡猾的动物，它能够设计无数复杂的策略，偷偷向刺猬发动进攻。但每一次刺猬都蜷缩成一个圆球，浑身的尖刺指向四面八方。狐狸行动迅速，皮毛光滑，脚步飞快，阴险狡猾，看上去准是赢家。而刺猬则毫不起眼，遗传基因上就像豪猪和犰狳的杂交品种，它走起路来一摇一摆，整天到处走动，寻觅食物和照料它的家。尽管狐狸比刺猬聪明，但是在实际中屡战屡胜的却是刺猬。”据此，伯林把人划分为两大基本类型：刺猬和狐狸。其中，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它把复杂的世界简化成单个有组织性的观点，并以一条基本原则或一个基本理念来发挥统帅和指导作用；相反，狐狸知道很多事情，并同时追求很多目标，但它的思维是凌乱或是扩散的，而无法将思想集中成为一个总体理论或统一观点。伯林写道：“第一类（群体）将所有事物同一个独特的基本图景联系起来，该图景是一个或多或少一以贯之或清晰有力的体系，他们正是依据这个图案来理解、思考和探索——也正是出于这个简单普适的有组织性的原则，而让他们的存在和发言变得有意义；而另一类（群体）则追求很多目标，这些目标往往并不相关，甚至是矛盾的，即便有联系也只是以某种实际上的方式，出于某种心理或生理上的原因，而不是依靠道德或美学原则。”[16]在这里，刺猬之所以能够取胜，就在于它能够看透复杂事物而洞悉隐藏的模式或本质。

基于刺猬和狐狸的寓言，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对经济学以及经济学人的特质作一审视和界分。第一，从对经济学科及社会现实的宏观把握上说，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特色就是透过芜杂现象看本质，古典经济学家大多深入洞察事物的本质并集中关注人类社会的根本性问题，从而拥有刺猬的属性；相反，边际革命以降的主流经济学却将视野从本质转向多变的现象，大多数经济学人也热衷于解决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从而体现出明显的狐狸属性。不过，在这个维度上，尽管现代经济学人本质上是只“狐狸”，但他们却将看到现象当成了事物的根本和本质，以至于也就将自身当做明白大道理的“刺猬”。第二，从知识的广博程度上讲，古典经济学家大多拥有广博的知识和复杂多面的思想，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综合性论者（斯密、约翰•穆勒等更是典型），因而他们又属于狐狸型经济学家；相反，现代经济学人（尤其是数理经济学家）通常具有严谨的分析能力和专一的思想，热衷于运用同一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思维和工具去分析其他领域的问题，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革命性学者（贝克尔等帝国主义者就是典型），因而他们又属于刺猬型经济学家。不过，在这个维度上，尽管现代经济学人是以科学和非科学对经济学研究做非黑即白式划分的“刺猬”，却又将自己的数理化研究视为“价值无涉”的，由此也就将自身打扮成多元主义的“狐狸”。

（三）现代经济学的转向之误

基于知识的广博度和思想的多元性，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认识布劳格所说：“把这种区分应用于过去的经济学大师，我们将会看到，亚当•斯密显然是狐狸，斯图亚特•穆勒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同样；实际上，马歇尔是非常典型的狐狸。然而，李嘉图却是彻头彻尾的刺猬，杰文斯、瓦尔拉斯、庞巴维克、维克塞尔和李嘉图一样。至于凯恩斯，他是长成刺猬的狐狸；而马克思在以往的经济学家中是独一无二的，有时是狐狸，有时又是刺猬。我过去一向喜欢刺猬，但这是因为‘那时候我年轻识浅’。现在我喜欢狐狸——喜欢斯密甚于李嘉图，喜欢穆勒甚于西尼尔，喜欢马歇尔甚于瓦尔拉斯。”[17]也就是说，基于第二个维度看，出身于社会哲学的古典经济学家更近似狐狸，而出身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则更近似刺猬。汪丁丁则说：对于一辈子只知道一件事的“刺猬型”学者而言，往往是早期创造一套理论，中期和晚期则致力于将他的理论应用于现实世界。[18]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就是如此，他们热衷于将经济学所构成的抽象理论当做普适真理并将之运用于传统上的非经济领域，却无视不同对象所对应的研究方法往往存在差异。

这些都反映出，经济学本质上就是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发展到了顶峰；相反，在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科转向了错误的方向，进而导致随之而来的衰落。其原因在于，自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专门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种类，每一分支又需要非常专门的知识而非通用知识；进而，随着经济学家队伍中人员结构的变动，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也出现了根本性变化。米尔斯写道：“大约从1870年开始……经济学变成了主要（尽管不是排他性地）属于学院派经济学家范围中的事了。学科也从原来被称作‘政治经济学’变成了被称作‘经济学’。但是，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经济学成了主要掌握在学者们手里的一个学科而不是主要掌握在从事其他工作的人手里的学科，这明显影响到从此以后应当如何确定其主要参与者们的工作着重点和聚焦点。学科的性质也微妙地脱离了它的实践之根，由原来试图解释世界以便改变世界变成了一种更加抽象的理论探讨，解释就是或者几乎就是一切，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方略则无足轻重。政治经济学的首要关怀在于对政策发生影响，而经济学从那以后的主要目的则在于使自己更像一门科学的学科，其关心的主要是拿出一些令人信服的关于各种关系的理论来，其中匡时济世、政策导向性的内容则越来越少——与此不同的例外情况尽管很重要但却很少见。”[19]也就是说，边际革命根本改变了经济学科的学术队伍：由关注公共事务并致力于定规立制的一流社会科学家转变为热衷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的“二流”数学家。

事实上，自边际革命以降，经济学不仅与其他学科及社会的联系出现了断裂，甚至在经济学内部也出现了各种领域壁垒。所以，熊彼特说：“当（现在的）美国的大学生们读到，同一个人被要求在三门课程中把普通经济学、财政学、劳工问题、货币与银行、‘土地政策’、国际贸易和企业组织与管理都讲完时，他们会感到愕然失措的。”[20]显然，自边际革命以降，随着经济学家越来越偏重使用数学修辞，越来越注重理论逻辑的严密性，经济思维的拓展和经济思想的成长也就被窒息了。熊彼特就指出“（经济学）这门科学在躯体上比智慧上成长得还要快些。这部分地是它在专门职业化和大学教授化方面的迅速‘进展’所造成的。……在这个时期内，经济学——甚或是经济学这个主干上的每一个公认的分支——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在前一时期，主要的经济学家大多数并不是大学的教师。（而）这个时期内，则几乎全部都是大学教师。”[21]经济学的专门化在现代经济学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以至于在学科分工如此细化的今天，一个非经济学专业的经济学爱好者甚至是非学院派经济学家再也不可能像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约翰•穆勒那样对经济学理论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了，经济学研究成为一个狭小圈子里所谓专业人士的禁地。斯皮格尔写道：“现代经济分析中数学的渗透造成了与过去之间的断裂，过去，经济学家可以轻易地把自己的见解传达给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但现在，经济学不再是一个有才气的门外汉可以轻易理解的，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只有那些相当特殊的专家才可以把握，它已经变得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高度专业性，或者说，它已经变成了诸如武器系统的选择、军备控制和税法这样晦涩难懂的学科了。”[22]

总之，古典经济学家大多是博学的，他们在大学中属于全面型的经济学教授，不仅要讲授现在划分为一个个专门学科的经济学所有课程（因为当时的经济学讲席就只有一两个教授），而且还要讲授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的内容；他们在社会中属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者，不仅致力于对社会问题的分析，而且还积极推动社会改革。正是作为一门致用之学，古典经济学致力于考察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人类行为及其社会互动所阐述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而通过发现其中规律并加以利用来提升社会福利。为此，古典经济学为经济学科奠定了迄今最为广泛的研究内容：既包括人利用和处理自然物的工程学内容，也包括涉及人与人间关系的伦理学内容；确立了最为全面的经济学研究思维：既偏重基于演绎来获取一般性的理论体系，又转向经验事实来分析现实与理论的偏差。多普弗写道：“古典经济学家采用了十分广泛的视野，并使用大量的经验证据来充实他们的分析。在我们看来，他们过去的那些作品正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其只是基础本身就预示着古雅典经济学家不会采用某种狭隘的机械论视野，也不会使用简化论者的建模方法。这一点在他们主要应有经济学知识进行分析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23]但是，随着经济学职业化和专门化的发展，经济学家越来越注重使用数学修辞，越来越注重理论逻辑的严密性，从而就导致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越来越狭隘，经济学的思维越来越封闭。

四、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学科出现转向

无论是从起源学还是从本体论上看，经济学根本上都应该关注公共领域，尤其集中在组织运行的有效性上，从而也就将经济增长（即财富创造）、劳动分工、收益分配和制度变迁作为四位一体的核心议题；而且，最为核心的议题就是生产和分配问题，而分工和制度安排等最终都是围绕生产和分配展开。然而，自边际革命以降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确立支配地位以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取向就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关注协同的组织运行，而是转向了分立的个体行为，集中关注一般性的市场交换而非具体性的社会协作。劳森就指出，现代经济理论被广泛解释为这样一个思想体系，它“注重个体而不是集体；注重交换活动而不是生产或分配；注重优化（最大化或最小化）行为而不是满足或顺从习惯；注重完全竞争条件而不是垄断寡头或垄断；注重促进定常（或递减）规模收益率的结构而不是规模收益的结构；注重完全知识和预见或‘理性预期’的假设而不是不确定性或无知；注重终点状态、固定点或均衡而不是时空中的过程；注重各种表现优良（适当的、显著的、可区分的、固定的等词语在各种论证中随处可见）的函数（效用、成本、偏好、利润等）而不是别的什么”。[24]

（一）四大基本议题的研究现状

由于舍弃了组织这一研究对象，现代经济学究将人类个体视为独立的，行为之间是不相关的，进而也就不再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下的社会互动以及财富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等问题；相反，它将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化约为市场联系，由此集中研究市场上的交换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源配置。也就是说，主流经济学舍弃了关涉人与人的伦理学内容而集中于涉及人与物的工程学内容。因此，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下，生产和经济增长就被严重地忽略了（或者说方向走偏了），劳动分工、收入分配以及制度变迁也得不到多少真正的研究。

首先，就劳动分工而言，这遭到后来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大体上，这有五个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转换。边际革命以降的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对象从组织转向了个体，致力于探究交换和消费而非生产和管理，集中关注资源的配置而不再涉及财富创造，集中考虑外在要素的投入而不是要素的组合和劳动分工。第二，斯密定理面临的现实与逻辑困境。分工深化与自由竞争之间内含了深刻的矛盾：分工的内生优势导致报酬递增，在一定市场容量下，报酬递增引起的规模经济必然限制市场竞争，从而导致实际的垄断趋势；相应地，沿着古典经济学的分工路向，将会与边际革命开创的自由竞争学说相悖。第三，马歇尔探究规模报酬的方向转换。马歇尔充分认识到分工所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与自由竞争的不相容性，认识到工业中成本递减和收益递增的变化趋势；相应地，为了对市场竞争的解释并进而出于对自由竞争和市场机制的维护，马歇尔做了一个重大而致命的转换：通过参照系把一个企业的内部经济转化成了另一个企业的外部经济，从而片面强调了外部经济对规模经济的主要方面。第四，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困境。分工根本上建立在个体异质性的基础上，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抽象还原思维则倾向于将社会主体化约为同质的原子个体，自然也就无法深入认识分工的好处，无法洞悉分工效率的来源及其演进趋势。第五，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缺陷。基于内生优势的分工所面对的是非此即彼的活动选择，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则寻求在各种活动之间实现均衡，从而涵括所有类型的活动，每个活动都同时拥有而只有量的差异，这显然不适合于分析基于内生优势的劳动分工。[25]

其次，就收入分配而言，这也遭到后来主流经济学的严重忽视。其逻辑依据在于：第一，基于同位论原理，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和资本等所有生产要素都是在同等地位的基础上取得各自报酬，相应地，各类收入的性质就是相同的，收入大小则取决于各自对产出的贡献；第二，基于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竞争使得各生产要素所获报酬的总和等于所创造的产品价值，相应地，基于各自的边际收益进行分配将会既无剩余也无剥削，由此也就将收入分配嵌入生产原理之中；第三，基于自然秩序原理，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不受干预的市场秩序体现为上帝所设计的正义秩序，自由竞争所形成的市场价格也就是公平价格，因而就应诉诸市场价格来引导收入分配；第四，基于伦理自然主义思维，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现实世界的市场行为及其收入状况乃是建立在个人理性之基础上，从而也就是合理的，由此就会忽视行为主体的异质性及其带来的权力不平等。[26]

事实上，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等人不仅将分配正义等同社会正义，而且否定社会正义这个词汇的意义。哈耶克指出，“一个纯粹的事实，或者一种任何人都无力改变的事态，有可能是好的或坏的，但却不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惟有人之行为才能被称之为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27]而市场分配本身就是基于不受人控制的自然规律。但是，人们往往将社会正义视为是与社会行动相对应的一种属性，认为无论是市场收入分配还是市场秩序都是人类刻意操纵或设计的结果。其结果就是，社会正义与分配正义具有了等同的含义。哈耶克将这一混同追溯到约翰•穆勒，因为他在《功利主义》一书强调，社会应当平等地对待所有应当平等地获得这种平等地位的人，每个人都应当得到他所应当获得的东西。[28]为此，哈耶克为否弃分配正义提出了两大理论依据：（1）根本就不存在公认的分配公正的普遍性原则，也找不到这样的原则；（2）即使能够在这样的原则上取得共识，在一个生产力取决于个人能够自由利用其知识和能力以追求各自目标的社会里，也不能采用这样的原则。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学者观点构成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策基础，进而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吸收。进一步地，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还强调，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将趋于完全竞争，此时市场机制会有效配置资源而实现市场有效，市场机制所引导的收入分配也是公正的。正因如此，嵌入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就不再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以至于收入分配理论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就消失了。

再次，就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而言，后来主流经济学实质上也不再有真正的关注。一般地，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有：资源投入、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和制度协调。其中，仅仅依赖资源投入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而且，由于资源的有限以及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基于资源投入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往往无法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从历史上看，正是囿于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之路，人类社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之中；相应地，后来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跳出马尔萨斯陷阱，则有赖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分工拓展、教育普及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劳动力提升以及组织变革和商业创新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是，现代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恰恰无视资本积累、劳动力变化以及组织变革等，而是在给定生产资源的情况下寻求资源配置；相应地，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受制于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进而就会为增长极限所困扰，或走向平衡增长的发展路径。为此，主流经济学人所致力打造平衡增长模型就具有这样的特点：（1）假设没有技术进步，把经济增长视为劳动力和资本存量扩张的结果；（2）即使考虑了技术进步，通常也是将技术进步当做外生的，是脱离时间的函数；（3）假定技术进步体现在投资中，是投资的函数，由此来回应市场扩张而回到斯密式的渐进技术变迁；（4）即使假定技术变迁是内生的，也将它视为渐进的，是源于要素价格、生产中积累的经验、教育以及其他人力资本或研发投资的改进。[29]

更为重要的是，当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将经济增长（GDP提高）的根本动力归因于同质性生产要素（劳动或资本）的投入量增加时，技术进步往往就只是当作一种剩余量；相应地，这就没有考虑技术进步与劳动分工之间的互动关系，没有考虑分工深化和组织变革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罗斯托就写道：“增长理论最主要的缺陷之一就集中在如何处理技术上：技术的产生，包括科学和发明之间各种间接和直接的联系；技术的扩散，以及技术在企业家精神质量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技术与总体投资过程进而宏观经济绩效的联系；以及落后国家有效率地吸收相关技术存量速度的决定因素。……（即使）过去十多年里围绕这个问题出现了大量工作。但是我推测，几乎所有关注这些问题的学者都会同意，当前的许多研究和分析还处于探索阶段，属于零敲碎打，也没有充分融入传统的经济分析之中。”[30]问题是，离开了社会分工，无论技术进步还是组织变革往往都难以实现，从而（社会）生产率也就无法提升。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打造出了各色的经济增长模型，但实质上缺乏真正的经济增长理论；其原因就在于，它只是在短期静态条件下集中关注稀缺性资源最优配置的机制和条件，而并不真正关注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更不关注长期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等带来的影响后果。[31]与此同时，一些关注经济增长的非主流经济学人则打造出一门新学科——发展经济学，但发展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主要是生产要素的投入而不是分工和组织，进而主要是基于数据的经验分析而缺乏系统的理论。[32]

最后，就制度变迁而言，后来主流经济学将之导向了错误的方向。社会制度的设计和变迁与既定制度的行为选择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个问题：在一人世界或二人世界的私人领域，个体行为主要关注的是个人效用或收益的最大化，从而主要采用根基于理性选择或可理性化对策的效率原则；相反，在多人世界的公共领域，社会制度所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从而主要遵循提升成员应得权利的正义原则。同时，在现实世界中，任何制度安排和变迁都显著体现为权力较量的结果，从而就需要对异质性主体的权力结构及其形成的集体行动展开分析。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舍弃了人际异质性及其衍生的权力关系而专注于孤立个体的理性行为，倾向于将一人世界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拓展到二人世界分析人与人间的互动行为以及多人世界的集体行动，进而基于个体间的博弈均衡来探究和解释社会制度。其实，新古典经济学使用的边际主义分析思维主要采用微积分和几何学等数学工具，根本上关注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和人类行为，致力于解释理性的自利行为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是一种静态的分析方法，从而根本无力关注和推进动态的制度变迁和优化。所有这些都表明，制度研究根本就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外，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分析自然就是制度不及的，根本无助于制度的分析和改造。

事实上，自边际革命以降，主流经济学就不再是组织管理学而是蜕变成为个体交换学，如巴斯夏所谓的经济即交换，即政治经济学转变成了研究交换的科学。承袭这一思路，边际主义者都将交换以及与此相关的主观效用作为研究的中心。正是由于从交换角度来考察经济，即使在涉及生产时，这些边际主义经济学家通常也是将生产分解为一系列的交换活动，从而就无视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关系和生产关系。最为极端的就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的认知思维：首先是科斯从交易成本出发把企业看成一种与市场相对的契约关系，是由一次性的较长期契约代替了一系列的短期契约而节约了交易成本，这是契约关系说；接着是张五常将企业发展视为产品市场被要素市场所代替，是以一种要素雇佣的契约关系替代产品交易的契约关系，目的还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这是契约替代说；最后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等人进一步借助“纽带”而将企业组织原子化而提出契约纽带说：企业的形成使得每一个人可以与新主体——企业——发生契约关系而不必像市场交易中那样每两个发生交易的人之间都存在契约关系，从而大大减少了契约数量和监督困难而减少了交易成本。更进一步地，即使致力于探究交换问题，边际革命以降的主流经济学也没有深刻揭示其中潜含的分配不公正以及相应的剥削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基于还原论思维而将异质市场主体化约为同质的原子个体，从而也就看不到市场主体在地位和权力上的差异和不平等；更不要说，这些地位和权力上的不平等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隐藏在具体的社会制度背后。

（二）四大基本议题被忽视的原由

基于上述分析来进一步思考：边际革命以降的主流经济学为何不再研究生产、分工及分配等与组织紧密相关的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经济学家大多出身于数学或自然科学专业，他们热衷于解决具有数学性质的经济问题，而无力进而也就不关注与生产关系以及与社会性质有关的议题；相应地，他们更偏重沿循古典经济学后期庸俗经济学家所开辟的道路，致力于解决舍象掉社会关系的市场交换以及个体理性行为及其结果等技术难题。问题是，社会经济现象能够脱离社会和生产关系得到充足的解释吗？譬如，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了生产要素的价格，进而也就决定了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就将收入分配理论建立在关于市场交换和包含在生产函数中的生产技术条件的一般命题之上，而这也就舍弃了有关经济制度的、经济历史或者社会政治制度的信息去解释收入的决定（亨特，2007:365）。那么，收入分配果真是自然法则吗？这里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商品的需求和供给本身就受到收入分配的显著影响。再如，按照边际生产力理论，资本价格取决于其收益，而收益又取决于资本的生产率。那么，如何确定资本的生产率呢？这又需要将资本加总，而资本加总又首先需要确定每个资本的价格。显然，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死结。显然，这些都反映出了自然主义思维及其派生出的边际主义分析所内在的缺陷。

由此也就可以深刻明白，马克思何以猛烈批判古典经济学后期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等人所推动的经济学庸俗化传统？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舍象掉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关系而关注一些表象或外在联系（如供求关系），进而还创造出一套逻辑体系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自由市场经济以及相应的社会现实进行辩护式解释。显然，正是沿着这一方向，边际革命以降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却将这种庸俗性推向了顶点：基于严格的数理（形式）逻辑（新古典经济学）和演绎（思辨）逻辑（奥地利学派）来证明从个人利益通达社会利益的“无形的手”原理，论证了市场上各类收入的本质相似性及其大小与贡献一致性的市场分配合理性理论，论证了自由市场供求将自动地实现充分就业和市场均衡的萨伊定律，由此就基于个体理性来为自由市场交换以及一切市场行为和现象辩护；更进一步地，这种学说甚至还赋予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意识形态终结的历史地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将会普遍实现经济民主和消灭社会贫困，所谓的阶级差别和利益矛盾也将不复存在。所以，亨特指出，“边际主义使得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的理论可以表述为完美的数学形式，体现更一致的逻辑性。但是，效用观点的理论和精神实质并未发生变化。”[33]

同时，自然主义思维以及边际主义分析之所以得到复兴和壮大，就在于主流经济学人刻意模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正是受自然主义思维以及科学至上主义观的支配，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当做一门自然科学来研究，极力强调其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进而将经济学从伦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中独立出来；由此，不仅将经济学打造成一门普遍而抽象的“纯理论”科学，而且成为一门基于“我向思考”逻辑的自治学科。进而，为了体现这种科学性和客观性，主流经济学大力使用日益复杂的数学工具以及日益抽象的分析思维，致力于寻求逻辑严密的“理性真理”并将之奉为“纯理论”或“经济理论”，那些坚持数学取向或现实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则以同样的方式自己奉为理论家。[34]正是由于不断向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攀亲和靠拢，现代经济学与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分支都出现了脱节；其结果就是，随着在抽象分析中不断舍象掉人的亲社会性以及各种社会性因素，现代经济学也就蜕化成与社会现实无关的黑板经济学。相应地，现代经济学迅速蜕变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大量经济学人就局缩在学院课堂里进行抽象的数理建模和演绎分析，或者热衷于在给定的统计数据上展开机械的计量实证和数据处理，而越来越不关注具体而微的现实问题。

正是由于舍弃了对分工、分配以及制度等问题的实质探究，舍弃了对社会关系和具体利益的深入探讨，经济学就与管理学及政治学相分离而成为一门自治的学科；进而，随着嵌入自然科学思维的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偏重于对社会经济现象作形式逻辑的分析和解释，无论是在微观层面还是在宏观层面，它就都无法为具体的组织治理和运行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对此，罗宾斯也承认，“近年来人们习惯于把‘政治’一词去掉，用‘经济学’这个词单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描述，而把有关什么政策才符合需要的讨论，归于另外的、尽管与前者有关但又与其明确区分开的特殊的研究范畴。”[35]这就导致经济学变成了与现实无关的黑板经济学。更为甚者，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管理学和政治学还积极引入现代经济学的自然主义思维和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致力于打造基于理性经济人的管理模式和政治模型。对此，马祖卡托写道：“（当下）经济学家希望自己的学科显得科学严谨——更像物理学而非社会学，结果经济学失去了早期的政治和社会内涵。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全是政治和哲学，以及对经济如何运作的早期思考。整整两百年，这一学科一直被称为‘政治经济学’。20世纪初，人们将其简化为‘经济学’。经济学讲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36]既然如此，经济学理论又如何服务社会实践呢？又如何能够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呢？

本•塞利格曼写道：“经济学原本是考察社会行为总体的复杂性的一种方法和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的一个分支。但是到后来，经济学成了研究具体经济过程以及从中引申出来的行为模式的科学。……通过解释现在被认为完全属于社会学现象的那些现象，通过把这些纳入经济学数据的范围，经济学模型才能包含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也只有这样，这些模型才能适应变化中的环境，走向动态平衡。我们完全又理由说，动态模型才能给出更具适应性的行为方程。效用取向和福利观点不能以孤立的偏好假设为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到理论概念是以社会实践经验为出的。有人断言，个体对某个消费单位的需要是独立的、有效的，但这种结论也是没有任何保证的，它只是一种苍白的、没有血肉的抽象概念”；“有人断言，对当代经济学思想的这些苛责表明，人们对理论建模本身存在着一种误解。但事实是，下这种断语的人才真的背叛了经济学家之为社会学家的职责。买和卖不仅是商品和货币在相对方向上的流动，而且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体现，在劳动等要素流动的同时，甚至会涉及阶级利益和群体利益。这些年来经济学家拒绝讨论这些关系中包含的阶级问题，把它们推给了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劳动关系专家。结果就导致本应当是‘通才’的经济学家不能对一些真正重要的问题说出什么东西来。这是在重复人口统计学领域发生过的一切，经济学家已经把它拱手让给了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37]

（三）四大基本议题被忽视的后果

上述分析还引发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经济学说是否一定比以前的“进步”？这就涉及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知。通常来说，研究“客观对象”的自然科学不受时空的制约，其理论的发展往往存在“进步”性。但与此不同，社会科学关注的是特定时空下的社会现象，对社会现象的认知都是一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其理论发展往往呈现出“迂回”性；同时，由于社会现象要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对社会现象的任何理解和认知往往都是基于特定的视角。因此，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不能说后来的知识比以前的更为进步了，而只能说认识更为精微或深化了。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同一社会现象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截然不同的，不同主体基于不同的视角所产生的认识也差异很大；因此，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代的人对同一社会现象的认知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以致社会科学领域很难产生为大家普遍认同的基本原理，无法形成真正的共识。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即使特定时期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特定范式，但这种范式也往往无法维持很久；相反，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现相差迥异的各种观点乃至不同流派，而且，社会科学本身就是在不同体系、不同范式以及不同观点的争论、交流和折中下得以发展的。

其实，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理论学说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因为特定历史原因或偶然性事件而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并陷入锁定之中。譬如，现代经济学的数理化取向就与西方的学术环境有关：二战之后，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和研究生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雇佣数量却没有同比增加；相应地，为竞争有限职位就越来越内卷：原先只看文凭和学校，现在则要看成果。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写道：“‘发表或者毁灭’统治着残酷竞争的世界，它是大多数研究生院与很多本科生学院中每个潜在的正教授所面对的现实。因为顶级学校制造了很多博士学位获得者，大大超过了这些学校的院系所需要的教职工人数”，“因为研究生院对于决定经济学家的思想如此重要，也因为发表文章对于经济学家的成功如此重要，所以，经济学研究生课程的内容，以及经济学出版物编辑的决策，大大影响着经济思想的方向。主流经济学系的这些项目与出版物的编辑决策，反映出了对盛行的正统专业观点的集体判断。”[38]为此，青年学子就倾向于模仿杂志上的“主流”文章（包括形式和内容）以求尽快发表文章，而根本顾不上文章的质量如何，是否有真正的思想创见，等等。林毅夫则指出，“现在，单单在美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就有5万多人，当中在大学教书的有1万多人，这1万多位经济学家每年都要发表论文，才能生存，才能晋级，可是哪有那么多现象可以研究？没那么多现象研究，就只好在技巧上下功夫。同时也因为有太多经济学家，比较好的大学要雇佣教授，根据什么做标准呢？数学就变成了一个门槛，不能用数学工具的人就进入不了这个门槛。”[39]

由此也就触发我们对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进行反思。亨特就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斯密和李嘉图受效用和交换观点支配的思想的直接发展，这些观点在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杰文斯、瓦尔拉（斯）、马歇尔和克拉克的著作中得到发展并被详细地阐述。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已经逐渐采取了深奥的数学分析的形式，以至于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经济学学生可能花了多年时间仅仅学会了这种分析工具和技巧，并对构成该分析基础的哲学和社会价值观变得一无所知。……这些在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作品中模糊的但又绝对不可缺少的哲学、社会和道德价值观，基本上与明确反映在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作品中的那些观点相雷同。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马歇尔和克拉克的作品，开始逐渐地掩盖了这些价值观，最终用精确的、雅致的、深奥的数学建造了辉煌的丰碑。”[40]杨小凯则指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资源配置问题，而是如何才能使一个国家更加富裕，并尤其关注分工如何能够减少资源的稀缺程度。马歇尔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逐渐转向给定稀缺程度下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市场的功能则局限在决定投资品和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和数量上。新古典的这种定义，丢弃了古典经济学最本质的东西，从而使经济学的解释力大大降低。”[41]最后，坎特伯里强调：“新古典主义范式的科学内容更多地与艾萨克•牛顿有关，而不是与资本主义有关。对范式如此重要的‘均衡’和‘最优性’出现在一个由牛顿科学和笛卡儿方法衍生的原子式竞争的想象世界中。任何声称夸张性资本主义的细节在现实世界资本主义中能够看到的说法，都是纯粹的科幻。经济学被科学麻醉的频率远远超过资本主义。”所以，道格拉斯•诺思感慨道：我们已经为无批判性地接受新古典经济学付出了很大代价。[42]对现代经济学批判最为激烈的恰恰是现代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他说：“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一文不值——只是为了自身的荣耀。”[43]

总之，经济学界往往误认为过去半个世纪里经济学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突破，乃至将现代经济学视为科学的，而过去的经济学则被视为是非科学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数学工具的引入使得经济分析技术日益严密，但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知以及经济思想没有多大发展。其实，正是以组织为分析对象，进而基于嵌入社会关系的行为互动，古典经济学从微观行为导向了宏观现象，由此也就实现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有机沟通。但是，边际革命以及随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却将个体为研究对象，从而也就局限在微观领域。为此，哈耶克甚至主张取消宏观经济学，张五常则认为应该将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理论合并成一门“价格理论”（汪丁丁，2008：241）。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边际革命以及随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实质上体现了经济学的退化，因为它偏离了经济学对组织以及公共领域的关注，尤其是忽视了经济增长（即财富创造）、劳动分工、收益分配和制度变迁这四位一体的核心议题。其中，经济增长和劳动分工主要关涉的是生产，收益分配和制度变迁则与分配的关系更为密切，因而生产和分配就成为经济学科关注的最根本问题。不过，对生产和分配关注的侧重点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通常却会所有不同：斯密集中关注的是生产（以及分工），李嘉图通过分配来解析资本积累和生产，穆勒则真正把分配（以及相应的财税）当成中心议题。

当然，随着经济学科的发展，政治经济学在四大核心内容上所呈现出的退化趋势也经历了逐渐演化的过程。首先，斯密之后，萨伊就将消费提升到与生产和分配相平等的地位，后来詹姆斯•穆勒又加上了交换，由此就导向了以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环节为中心的国民经济学。这样，经济学科关注的重心就从斯密关注的组织的生产和管理转向了宏观经济学的运行和循环。其次，尽管古典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对消费和交换问题的探讨大体上还是在宏观视阈下基于经济循环和价值实现的角度展开的，但后来的边际效用学派却转向了微观视阈并基于个人效用和收益最大化角度加以分析。同时，边际效用学派还进一步突出和提升交换和消费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而轻视乃至舍弃对生产和分配的探究，其原因就在于交换和消费问题更便于基于个体主义的微观分析。譬如，庸俗经济学家西尼尔设定的四个假设是收入和效用最大化原理、人口原理、资本积累原理、收益递减原理，其中至少后两者与生产有关。但是，边际主义者杰文斯设定的假设却是每个人都选择较大利益、人类的欲望迟早会满足、延长的劳动会越来越痛苦，这些几乎全部都是有关消费行为的。这样，经济学科的关注重心又进一步地从宏观经济转向微观行为。最后，随着资本主义催生出了日益强盛的个体主义，相应地，在边际效用学派从国家层面扭向个体层面来探究交换和消费问题并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心之后，20世纪70年代崛起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又通过引入理性预期等进一步将个体层面的交换和消费行为合理化，从而就完成了经济学向商学的转化。

五、现代主流经济学：经济学科的商学化

新古典经济学将其研究集中在“发财致富”的私人领域而非“经邦济世”的公共领域，关注个人消费和交换而忽视生产和分配，偏重由市场机制引导的理性选择和行为对策而抛弃伦理等社会规范的行为约束；其结果是，收入分配日趋两极化发展，私人繁荣和公共贫困的共存局面日益显现，以至于爆发出了规模越来越大的经济危机。面对这种严峻情势，当时经济学界的头面人物（无论是伦敦经济学院的罗宾斯还是美国经济理论领军者费雪等）都主张听任自然，都认定只有时间才可以治愈这一切。与此不同，受到瑞典学派学说和政策的启发，凯恩斯创立了一套全新的宏观经济学，重新关注货币和经济增长问题，关注政府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将经济学拉回到公共领域范畴。

当然，凯恩斯经济学也存在这样两大基本问题：（1）在研究内容上，它着眼于特定时期的经济萧条和危机，偏重靠粗放式物质资本的投入(消费或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从而没有真正关注劳动分工、收益分配和制度改进等核心议题；（2）在研究方法上，它致力于解决短期内的经济问题，集中关注经济现象之间的关联，具有强烈的功能主义倾向，从而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从本质到现象”研究路线。正是由于采取短期思维来关注局部问题，凯恩斯经济学就内含了明显的“破窗谬误”。事实上，人们的认知往往会为纷繁芜杂而变动不居的现象所遮蔽，而基于不同维度或侧面的观察则会得出不同的认知；尤其是，不同人的认知还嵌入了特定的社会哲学观，由此孕育出不同的经济学流派。进而，随着学术的学院化发展，各经济学流派为了增强说服力以赢得支持，不仅致力于构建严格的数理模型来进行逻辑“证明”，而且还诉诸各种计量模型来进行事实“检验”，所有这些都强化了宏观经济学的混乱和争论，以至于很少能够就某些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同时，随着欧美社会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的式微以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解体，不受支配和干涉的个人自由成为西方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哲学；相应地，复归古典自由主义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迅速勃兴，人们开始以更为灵活的方式来重新思考组织的合法性以及政府的作用。在这种情势下，科层制的合法地位就被取消了，政府的经济管制也被否弃了，通过法规和律法建立起来的行为规则让位于诸市场力量与创新力量的“自由竞争活动”。事实上，如果说边际革命及其促成的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组织转向个体并发展出一系列最大化个体收益（效用或利润）的技术，那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勃兴就以个体行为研究代替了组织运行研究，将个体利益最大化等同于社会利益最大化，进而致力于开发在市场交易和商场竞争中所采用的一系列对策性工具和理论，如信息和博弈论、激励和最优化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等。由此就产生出这样的一个显著后果：经济学与商学日益相混同。

（一）经济学商学化的逻辑基础

一般地，经济学的商学化趋势可以从这样三方面得到体现：（1）管理学及商学正快速引进新古典经济学思维以至于直接搬用新古典经济学教材；（2）经济学专业出身的经济学人大量进入商学院并在商学院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3）商学院的教授也越来越多地荣获了本属于经济学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等各类奖项。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商学之所以积极引入新古典经济学思维并基于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而打造“科学”管理体制，基本原因就在于，商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具有相似的特征：（1）都是研究冲突、竞争和斗争的关系；（2）都是研究由众多人数参与所形成的大数规律。另一方面，经济学科之所以会出现商学化的转向，根本原因则在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机制以及市场行为就成为经济学日益关注的重要议题；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催生出了不断膨胀和偏盛的个人主义，个人利益和行为自主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当然，即使经济学的商学化自边际革命就开始了，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只是微观经济学，是经济大萧条促使了经济学的革新并向宏观方向转变。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凯恩斯，他引入了新的总量分析法来取代古典和新古典的价格理论；接着，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又引发了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危机而导致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迅速崛起，一些经济学人转而致力于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分析应用于宏观经济问题。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新古典经济学经历了一系列改造而实现了由微观到宏观的转向：首先，通过将异质的社会主体还原为同质的原子个体，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就借助“看不见的手”原理等由个体利益的加总来导出社会利益；其次，通过将原子个体化约为数学符号，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得以运用数理逻辑来构建静态的一般均衡原理并导出了帕累托优进的社会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定理；最后，通过引入理性预期思维，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又在一般均衡基础上构建出一系列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由此导向市场自动出清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体系见图10-1所示，其中每一个理论都建立在均衡分析基础上。

图10-1  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体系

正是注入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原本抽象而无内容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就被赋予特定的社会认知，进而成为支持特定社会政策的理论依据。这种特定认知和政策就是自由市场理念和自由放任政策，从而也就是商人的理念和政策诉求。同时，为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发展目标，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还借用并发展了三条基本原理：第一，经济主体的实际经济决策（如储蓄、消费或投资等）是建立在实际而非名义或货币因素之上；第二，经济主体在其有限的信息范围内是始终成功的优化者，从而持续地处于均衡状态；第三，经济主体在评估经济环境时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从而预期是理性的。[44]其中，第一条原理来自古典经济学，并且广泛为承袭古典经济学思维的经济学人所接受；第三条原理则来自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石，理性预期假说为建模提供了方便的技术，从而实际上为包括凯恩斯主义折中派在内的众多经济学人所使用；更为重要的第二条原理来自奥地利学派，它认定均衡始终可以形成，由此塑造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鲜明激进风格，进而与奥地利学派合流而导向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

这样，根基于还原论思维并经历意识形态的改造，早期亲社会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就转化成后来反社会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或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而，新古典经济学朝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或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转化彰显出这样两点重大变化：第一，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价值取向构成了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尖锐对立，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恰恰是否定还原论思维的，恰恰是批判原子个体主义意识形态，进而也就构成了对舍像掉社会关系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反对；第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科属性发生了从商学领域到经济学范畴的提升，因为它致力于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提供剖析和论证，进而为一切市场行为进行解释和辩护，却全然不顾从“私利”到“公意”的转化过程中所潜伏的合成谬误等。

为更好地理解第二点，我们需要从本体论上对经济学和商学作一界分。一般地，经济学侧重于站在社会高度来审视市场行为和市场机制，进而基于社会利益或社会价值来引导市场行为和纠正市场机制；商学则倾向于以个人视角来刻画市场行为及其衍生的市场现象，进而指导人们利用市场机制来最大化个人利益。由此可以明白，尽管斯密开创的政治经济学重视自由贸易，也关注商人利益，但它却是真正的、本质意义上的经济学；其原因就在于，它就致力于理顺公共领域的社会关系并解决社会事务存在的问题，由此来关注整个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福利增长。艾尔斯就写道：“没有谁在读惹《国富论》之后会下结论说，这本书是专为指导商人甚或是培养普通公民经商的才能而写的。”但是，经济学科的后续发展却逐渐偏离乃至丧失了关注富国裕民的经济学本色而退化为商学；其原因也就在于，经济学不仅热衷于为人们在市场上发财致富而开发各种行为策略或技术手段，而且还积极服务于资本家（商人或企业家）并为其利益提供支持以为其行为提供辩护。[45]

（二）经济学商学化的哲学基础

从经济学说史可以清楚地看出，自边际革命以降，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就将关注重心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主要关注个体行为而非组织运行，关注资源配置而非财富创造，关注市场交换而非劳动分工，关注既定制度下的策略均衡而非制度变迁。在名实相副的意义上，新古典经济学应该更为恰当地被称为“自然经济学”或“个体经济学”，其原因在于，它所涉及的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工程学内容，即使在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领域也舍象掉了人的亲社会性。同时，在这种经济思维的影响下，现代经济学也就逐渐偏离了经济学的本义。就此而言，无论是运用数学逻辑为市场有效性和公平性提供“严密”论证的现代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引入个人知识和企业家精神等来为市场秩序的协调和扩展提供“学理”分析的奥地利学派，它们实质上都是商学；其基本理由就是，它们都是从个人角度而非社会角度来分析和评价现实行为和社会现象，都将个人行为自主作为最基本的捍卫对象，从而也就都属于崇尚自由竞争市场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

其实，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奥地利学派，它们的现代取向与其先驱者的社会认知和思想旨趣之间都构成了显著差异：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早期代表如马歇尔、庇古和琼•罗宾逊等还是奥地利学派的早期代表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等，他们的根本旨趣都在公众福祉和社会利益，关注和强调市场机制也只是为这一最终目标服务，并由此来剖析并承认市场经济所存在的问题。就此而言，原初的新古典经济学具有明显的务实主义取向，从而承认由外部性、公共品、规模经济、垄断和信息不完全等导向的市场失灵，同时又只是将外部性、公共品、规模经济、垄断和信息不完全等视为市场的例外；其原因则在于，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大概由商人来扮演瓦尔拉（斯）的机构的角色，并且正是他每当在交易中有利可图时，总是通过提高价格或降低价格来规定价格。……因此，大概使市场保持‘原子型’市场的正是商人”，而“在马歇尔时代，大体上属这种类型的市场是最普通的市场形式”。[46]问题在于，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市场就越来越朝组织化的方向演进，相应地，数量而非价格竞争成为引导市场行为的重要力量，以至于由外部性、公共品、规模经济、垄断和信息不完全等造成的市场失灵也就会日益显著。既然如此，又如何继续捍卫自由市场经济呢？

面对新的情形，为了捍卫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体系，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引入了私人产权、理性预期以及作为信息传播的市场机制，而且，在原子个体主义和理性分析框架下，这些分析所依据的逻辑关系比之前显得更为严密，从而也就极大地化解了自由主义者所面对的市场失灵之类困境。同时，一些经济学人也从新古典经济学转向了奥地利学派，其原因就在于，奥地利学派的思维和学说开发出了一系列有关强化自由市场信念的理论和学说。米塞斯就宣称，“自由主义并不是为了维护业主的利益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也不是为了保护业主的权利才主张坚持私有制。一旦自由主义者认为取消私有制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利益时，他们就会赞成取消私有制，而且毫不顾忌这样做是否会损害业主的利益。然而，保护自由之是全体人民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利益之所在。私有制的存在使得那些即使是一无所有的穷人也生活得比在另一个被证明是不合格的、其生产量之相当于我们这个社会生产量的极小一部分的社会里要好得多。”[47]

根本上说，奥地利学派就是犹太人的商业学说，它致力于为商业主义正名，由此来收集并整合了各种为市场行为辩护的理论，如产权、法治、自生自发秩序，甚至还重新解释了市场衍生出的效应，如垄断、外部性、公共品等。例如，外部性可以通过谈判而内部化，根本就没有生产性垄断而只有行政性垄断，根本没有什么纯粹的公共品，等等。那么，奥地利学派学者何以有如此的市场信念？关键就在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由此也就可以深刻认识，现代社会为何会呈现出经济学与商学不分乃至以商学趣味来影响并塑造现代经济学发展的趋势？根本原因就在于，主流经济学根植于“自然和谐一致”的社会哲学观，而这种社会哲学观又扎根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及其派生的肯定性理性之中。

正是基于“自然和谐一致”的社会哲学观，斯密就引入“看不见的手”原理来沟通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联系。但其中也存在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斯密并不清楚“看不见的手”原理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而只能将之诉诸神意；第二，斯密也没有建立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必然联系，而是强调要运用税收等制度安排来引导个人利益不断趋近社会利益。相反，当斯密将“看不见的手”之预定协调诉诸神意时，他是将个人和社会看成两个平行的东西，只是在上帝的旨意下才耦合在一起；其逻辑就如，笛卡尔和马勒伯朗士等人所理解的，精神和物质这两种自足实体在上帝作用下才发生联系并相互合拍。然而，从科学角度上讲，如果一个理论没有揭示事物之间的作用和传导机制，而只是简单将一件事物与另一件事物相联系，那么就会面临“中空的黑箱”问题。

其实，自边沁开始出现了另一种观点：社会只不过是由个人所组成的“集合体”，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取决于任何个人不损害他人的利益，正如一个人的短期利益不会损害其长期利益一样。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呢？根本上就在于，每个人的行为都应该遵循合理的法律规章，而这种法律规章又嵌入在良善的社会伦理之中。就此而言，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之预定协调也就以当时的社会伦理（即基督教精神）及其转化的习惯法为基础。事实上，斯密对当时的习惯法是如此熟悉，以至于无意识地人格化和永久化了当时的习惯法，进而将当时的习惯视为上帝的法则；相应地，斯密就没有专门强调和凸显习惯法及其背后的伦理关系，而是集中审视政府的不恰当的管制之恶。康芒斯写道：“假使斯密研究像库克和布莱克顿所讲的那样的英国习惯法的发展，……他一定会发现，不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个人的利己心走向公共的福利，而是那看得见的普通法庭的手在采取当时和当地的良好习俗，使一些顽强不驯的个人必须遵守，符合休谟所谓的‘公共效用’。”[48]与此不同，通过对伦理关系的再发掘，笔者深层考察了人性中的亲社会性，进而在亲社会性基础提炼出了“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以此来沟通“公地悲剧”和“无形的手”间的联系。[49]

（三）经济学商学化的社会基础

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东西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较量，个人主义以及相应的政治哲学却在西方世界日益偏盛。此时，新古典经济学就朝极端化方向发展：一方面，它运用数学逻辑来打造一般均衡和福利经济学三大定理，由此就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等同起来；另一方面，它运用还原思维将个人选择化约极大化原理和将人类相互行为化约为拍卖人试错而打造出了完美的逻辑化市场，进而以逻辑化市场来为现实市场中行为和现象提供合理性解释和辩护。[50]同时，当新古典经济学的论证逻辑和预设前提遭到越来越大的质疑时，奥地利学派就回归个人自主性这一政治哲学基础，并借助科斯中性定理以及产权明晰来化解外部性等问题，以市场竞争和协调来化解垄断等问题，进而以市场过程理论来取代市场均衡理论，以自生自发秩序原理来取代市场出清原理等，所有这些都为坚持自由放任的市场理念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51]在很大程度上，新古典学派中的“古典”一词就是继承了“经过一段时间所有市场都出清”这一古典经济学命题，而“新”一词则与货币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紧紧联系在一起。[52]

同时，经济学之所以在20世纪70现代之后迅速向商学转化乃至出现了以商学取代经济学的情形，还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这大历史背景有关。其基础就在于，新古典自由主义受到金融霸权的推动，金融霸权又受到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支持，两者相互促进而不断走向偏盛。

一方面，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长期的经济增长使得欧美发达国家资本日益充足，尤其是金融寡头集聚了大量的资本；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资本项目开放度却不高，新兴市场国家依然偏重进口替代或出口替代战略。在这种情形下，欧美发达国家充足的资本就淤积于国内，以至于资本生产率和利润率都出现了持续的下降。为此，拥有庞大资本的工业和金融资本家就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敦促里根政府向世界各国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开放商业和金融市场，通过推行全球化来刺激过剩的商品和资本输出，由此就促进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偏盛。

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根本要旨在于追求短期盈利，而不注重企业的长期经营，进而也就不关注企业组织的运行和效率；相应地，金融资本所聘用的管理者大多是那些专事并购并能够短期提升股价的财经人士。事实上，正是在里根政府所推行的刺激企业并购的政策下，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敌意收购”“杠杆收购”和经济金融化等新事物。例如，杠杆收购就出现在1983年，在后来的五年中杠杆并购超过了700起，总价值超过2000亿美元，这类交易的发起人和贷款人则是那些主要金融机构。[53]

最后，需要指出，新兴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及其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充分体现了工商阶层尤其是金融寡头的利益和诉求，从而也就就受到它们的普遍欢迎。事实上，新古典自由主义以及相应的资本主义精神最早就是由商人以及银行家们提出的，他们力图确立自己追求财富和拥有财富的权利，并希望自己的这种权利尽可能地不受到来自社会权威的干预。为此，工商阶层和金融寡头就大量资助相关的学说研究、智库以及政党，通过操纵和控制媒体来塑造社会舆论和认知，进而以其信念和精神来改造社会。正因如此，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就得以充分而快速的报道和传播，进而获得了不断增大的学术话语权和舆论掌控权，由此也就导致经济学为商学所左右和取代。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新古典经济学具有滑向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乃至被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代替的内在必然性，以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为主要成分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具有趋向商学化的内在必然性，而这种发展和转化的必然性根基就在于西方主流的社会哲学观和政治哲学。正是由于明显地混同了经济学和商学，现代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往往就将商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等同；相应地，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材实质上也就是商学教材，它几乎无需任何改动就可以用于商学院的教学。基于这一情形，众多经济学人和官员就宣称，企业和商人的利益就是国家的最大利益。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威尔森宣称：“对通用公司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相应地，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可以访问华盛顿并会见美国总统，通用电气公司总裁有权会见国防部长，而通用动力公司总裁可以会见任何一位将军。[54]就此而言，我们再次回顾林肯的一段话：“公司被抬升到崇高地位以后，将出现一个高层腐败的时代；国家将利用人们的偏见，努力靠金钱的力量延长其统治，直到全部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共和政体遭到破坏。”[55]当然，并不是说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经济学分析是毫无用处的，恰恰相反，我们可以运用它的方法和理论来很好地刻画（解释和分析）市场行为和现象。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在分析市场行为和现象时嵌入了特定的意识形态（伦理自然主义和实证自然主义），从而也就将现实市场行为和现象合理化了。事实上，在一群顶尖社会哲学大家的努力下，经济学科在古典时期就致力于社会秩序和制度的改进并达到了某种高峰；但是，在边际革命之后，一群数理经济专家却将经济学科转向了错误的轨道并导致随之而来的衰落。

总之，基于经济学说史的梳理，至少可以获得这样三点认识：第一，承袭古典经济学的“（现代）政治经济，或社会经济学（就）是研究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规律的学问”，[56]从而大体可以看成是本义上的经济学范畴；第二，现代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各派别都集中关注交换（资源配置）和消费而非生产（资源财富）创造和分配，以个人效益为目标并致力于发展最大化个人效用和收益的技术，从而也就日益趋向于商学；第三，随着嵌入特定社会哲学观的主流经济学基于特定前提假设和逻辑关系来论证市场行为的合理性和市场机制的有效性，甚至于否定市场失灵的存在而放任市场机制不受约束的发挥作用，它就几乎完全退化成了商学。同时，正是由于原初意义上的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根本上关注社会利益并致力于剖析和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因而就尤为适用于公共部门的管理人员尤其是政府部门人员；相反，明显蜕化的现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及与其相亲和的商学所关注的是主要个人利益并致力于为此出谋划策，因而就更为适用于具体的市场行为者以及私人企业管理者。

当然，也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公共管理人员尤其是政府部门人员也必须熟悉商学的思维和理论，否则就难以制定有效规则或针对性政策来引导人们行动；反过来，社会大众和私人管理者也需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原则，否则就无法理解和积极配合政府推行的相关政策。第二，经济学商学化趋势本身也有两面性：一是有合理的一面，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因而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中如何运用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引导社会生产、分工和合作是经济学的重要议题；二是存在不合理的一面，它致力于论证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和市场行为的合理性，因而会消解人们对市场所滋生出的阴暗面和不及处所做的批判和反思。正是由于发财致富的商学压倒或取代了富国裕民的经济学，由此就造成这样两大恶果：第一，经济学就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相脱离，进而变得越来越伦理不及，越来越缺乏社会关怀；第二，经济学致力于开发各种理性行为和互动策略工具，以个体收益最大化等同社会最大化，但结果就产生出空前大危机。当前社会情形可以套用柏克的一句话：“骑士制度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是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计量学家的天下了。”[57]伯克在18世纪下半叶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是因为，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兴起了破坏和瓦解等级化的传统社会秩序而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定，以至于早期的经济学家往往被视为“混乱的煽动者”；当前套用伯克这一句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竞争造成社会分化而重构了等级化的市场秩序，以至于现代经济学人转变城了“富人的辩护士”。或者说，从古典到现代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根植于自然主义思维及其派生利益间和谐一致的社会哲学观）主要代表了企业主和商人的利益，从而就会遭到早期传统地主贵族和现在新兴劳工阶层的反对。

六、结语：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无论从起源学还是从本体论上看，经济学集中关注的都是公共领域的问题，政治经济学也是经济学的合理名称；同时，公共领域的任何议题都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经济学本质上就是一门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就此而言，现实生活中任何经济行为都会对他人或社会造成影响，即使纯粹的资源配置也不例外，从而必然具有社会性，进而也就属于公共领域的议题；相应地，对任何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都必须考虑社会联动效应，必须考虑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必须考虑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正因如此，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必然会嵌入某种价值判断和立场，因而也就无法照搬自然主义的分析思维。迄今为止，也没有什么重要经济学家会把经济学直接视为自然科学，最多只是强调经济学科的科学性发展以及纯经济学的理论构建之意义。由此就要反思：根基于工程学内容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究竟有多大价值？尤其是，作为一门具有强烈现实性的致用之学，经济学是不可能长久脱离实际的，必须关注如何处理和应对各种经济问题，这正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色。正因如此，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所引发的凯恩斯主义革命和60-70年代滞胀所促动的理性预期革命之后，经济学就逐步朝流派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相应地，不仅“二战”后成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之理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发展成为相互争论的多个流派，而且被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异端的政治经济学也重新引起人们的注目。

尤其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迅猛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日益紧密；相应地，人们对世界经济管理的关注日益增强，甚至超过了对一国经济管理的关注。根本上说，世界经济管理的关键也就在于分工和分配，只不过分工和分配都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人、企业和产业之间，也更深层次地拓展到了国家之间；进而，国际分工的结构以及分工收益的分配就会引发国家的兴衰，进而引发国家之间的力量和地位发生变动。相应地，每个国家就会积极推行特定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以及经济政策以期从国际经济分工和贸易中获取最大利益，并且发挥政治的和社会的力量来影响和左右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在这种情势下，“政治经济学”一词在激进政治经济学之外开始流行，如出现了发展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显然，无论是研究一国经济管理还是世界经济管理，必然都涉及经济主体（个体或团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必然涉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分配；进而，也就必然会涉及协调不同主体行动的法律规章，必然会涉及具体的公平正义和道德规范。基于这一逻辑，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就真正指向了研究具体社会关系中人之行为以及相应社会经济现象的“政治经济学”，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关注和处理现实经济行为中人与人关系的根本要求，进而也就蕴含了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广阔前景。

由此就可以对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批判性审视：在理论上，它致力于构建基于理性经济人为基础的市场模型，进而打造出一种逻辑化市场；在政策上，它推崇个人自由和市场竞争，进而鼓吹构建舍像掉具体关系的社会和道德秩序。然而，这种理论和政策在实践中并不成功：不仅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所领导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改革在实践中屡遭失败，而且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诸国在建立市场经济过程更是遭遇艰难险阻。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反映出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真实市场的认识不足：它倾向于将市场机制看成一套非人情化的抽象规则，进而将市场交易看成单纯的经济关系，由此极力推崇市场机制及其引导下的自主行为而贬斥组织机制及其对个人行为的规范和制约；但实际上，市场根本上就是一种组织，或者说是由一系列的规则和组织所构成。显然，组织本身就意味着以一种合理的秩序取代无序的自发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本身并不是自然之物而是社会构建之物，社会秩序以及市场行为也不是自动生成的结果，而是契入在具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中。正因如此，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致力于取消科层制规则的做法，就不仅与市场的发展进程相背离，而且还忽视了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相应地，舍像掉既有的社会组织、规则以及具体的社会关系，就不仅无法迅速提升创新力量，而且也无法保证通过市场自由竞争来迅速提升创新力量，最终必然会严重阻碍市场的运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胡塞尔、许茨等现象学大师就强调指出，人类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世界并不是纯粹个人的世界，而是一个众人共享的主体间性的世界；相应地，人类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规则就不是简单和抽象的，而是复杂和具体的，并且还在朝越来越复杂多样的方向发展。正因如此，在现实世界中，人类社会的治理方式是多样的，并且需要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和规则之中。譬如，不仅市场机制的有序运行依赖于相当多数量的组织，而且这些组织为个人或集体行为的发展和有效性提供了路径和可靠支撑。费埃德伯格就指出，人类关系和社会交互作用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始终存在着潜在的不稳定性，始终处于冲突之中；但是，社会组织提供了缓和冲突和促进稳定的基本机制，并在各社会成员的创新力量和行为之间建构起必要的协作关系；为此，这种协作的建构就构成了每个组织、每个集体行动必须予以解决的一个中心性和根本性问题，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人类集体行动的核心。[58]200年前，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李斯特就写道：“有些人深信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已经达到了圆满境地，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以增添；但是另一方面，那些用哲学的或实事求是的眼光来读这些著作的人却认为这门科学根本上还没有存在，还有待于建立，认为在没有建成以前，使用着这样一个名称的所谓科学，只能算是一种‘占星学’；不过由‘占星学’发展成为‘天文学’是既有可能而且是大家所希望的。”[59]显然，李斯特的告诫可以更好地适用于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因为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市场以及市场机制的认知甚至比古典经济学还要肤浅，以至于无法发现市场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上面逐层分析表明，现代经济学面临着如何向传统回归的问题：需要回归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需要集中关注组织和公共领域的问题，进而根据新的形势来重新构建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变迁等方面的理论和原理，由此将经济学打造成一门真正的富国裕民或经邦济世之学科。同时，与这一研究对象相适应，经济学的分析思维和研究方法也应该进行根本性转换：从理性选择分析框架转向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事实上，组织和制度等公共事物的形成和变动通常都不是源于某个特定个体的理性选择，而是源自众多成员的共同作用。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形来加以解析。一方面，在自发性的市场秩序中，由于社会成员通常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他们对公共事物所施加的作用和影响也就会不同；其中，强势者所施加的作用和影响往往较大，这就使得公共事物的制定和变迁更多地打上强势者的意志和诉求。另一方面，在组织良好的现代民主体制中，那些悬殊的社会力量在对一些公共议题发生作用时往往会受到严格限制，但由于几乎所有的多数票选举都内含着投票悖论，基于理性选择的结果通常就取决于议案类型、投票规则、投票程序、选区划分等；相应地，不仅普通成员就会进行策略性投票，而且强势者更是致力于幕后操纵，由此导致投票结果往往偏离社会最优，更是不利于弱势者。

通过对上述两种情形的解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基本认识。第一，无论是在基于力量进行策略互动的场合还是基于规则进行平等投票的场合，由众多人共同决定的公共事物在发展和变迁过程中往往都会出现异化。正因如此，与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思维不同，政治经济学更重视权力和结构分析，所遵循的是从本质到现象研究路线而不是理性选择分析框架。第二，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博弈分析和公共选择分析实际上都可以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线中，因为它们都充分发展和运用了权力分析来认识社会现实；问题只在于，流行的做法在肯定性理性的支配下将这些分析结果都合理化了，从而主要被用于对现实的解释而不是对问题的发现。正因如此，基于公共领域这一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的考辨，本文深刻和辨析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而对现代流行的分析思维和方法论进行反思：它将个体理性选择思维引入公共领域分析，却忽视了公共领域中的政治和社会等因素，无视权力和道德带来的影响。

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恰恰热衷于将适用于私人领域的理性分析框架拓展到公共领域，而无视两个领域中研究对象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同方法论要求。譬如，布坎南就总结和“比较了经济学家研究的两个出发点：（1）两个人、两种产品的交易模型，这种模型直接就将注意力吸引到交易收益的相互性方面；（2）一个人或克鲁索模型，这种模型会直接吸引关注各种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选择方法就稀缺资源的配置”。同时，布坎南认为“现代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显然都属于第二类”，而他自己于维克塞尔、科斯等人被属于第一类。[60]但问题在于，交易模型也主要适用于两人世界或少数人世界，却难以适用于众多人之间互动和集体行动。显然，要摆脱这一困境，就有赖于方法论的探索和革新。然而，囿于既有的理性分析思维及其所确立的支配性地位，知识狭隘的现代经济学人不能无力而且没有兴趣讨论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反而指责方法论的论述通常都是废话连篇和冗长啰嗦。对此，哈罗德就回应说：“既然方法论使人生厌，方法论学者就不能求助于谦虚客气。相反，他有权利随时向所有人提出忠告。”[61]当然，善意的学术交流还是尽量语气平和地说理，通过交流希望至少能够影响到少数有想法的学者。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方法论者更希望成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而不是成为社会大众的经济学家。

本文主要内容载：《现代经济学何以商学化：学说史的考察》，《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25年第1辑。

[①]有效性体现在生产上，而效率和道德性体现在分配上。其中，效率是从个人动机满足程度上衡量，道德性则是从组织收益在所有成员的分配公正性上衡量。

[②]荣卡格利亚：《经济思想简史》，刘晓丹、姚艳波、陈筱姁、卢慧霞译，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版，第11页。

[③]朱富强：《为何“经济学”本质上应是“政治经济学”》，《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1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a年版，第376页。

[⑤]转引自八木纪一郎：《经济思想——从古典到当代》，何慈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6页。

[⑦]转引自埃克伦德、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杨玉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⑧]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史》，莫竹芩、袁野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

[⑨]朱富强：《马克思经济学制度研究的基本路线：从本质到现象的五层次分析及其阐释》，《人文杂志》2016年第12期。

[⑩]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陈尚霖、王春育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4页。

[11]桑德林、特劳特温、温达克：《殿堂——经济学大师的思想》，李黎力、熊多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27页。

[12]朱富强：《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思维及其实践价值：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路线之比较》，《福建论坛》2011年第5期。

[13]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8页。

[14]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0页。

[15]朱富强：《从本质到现象：比较制度分析的基本路线》，《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

[16]转引自李黎力：《明斯基经济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19页。

[17]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序言第2页。

[18]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 逻辑与历史的冲突和统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

[19]米尔斯：《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高湘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90页。

[20]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页。

[21]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4页。

[22]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下），晏智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导言第4页。

[23]多普弗：《演化经济学：理论框架》，载多普弗编：《经济学的演化基础》，锁凌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24]劳森：《经济学与实在》，龚威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79-80页。

[25]朱富强：《作为社会发展之动力源的分工：分工理论何以式微？如何复兴？》，《南大商学评论》2023年第3辑（总63辑）。

[26]这里有两点说明。第一，早期古典经济学基于劳动价值论主张提高工人工资，推行济贫和收入分配政策，由此来实现社会正义，从而出现了各种社会改革和变革思潮；但是，后期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则不再关注收入分配问题，这源于李嘉图的工资基金说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说相结合所产生的宿命论观点：任何认为改变收入收入状况和提高工人收入的政策都是无济于事的，只会产生失业和进一步的贫困，以至于马克思经济学只能寻求打破体制的囚笼来促进工人的人身解放和收入提升。第二，早期边际主义者则基于基数效用论和货币效用递减规律而主张累进制税和收入再分配，由此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这是诸如瓦尔拉斯、庞巴维克、维塞尔以及马歇尔等人被认为是市场社会主义者、费边社会主义者或者“资产阶级的马克思”等的原因；但是，后期边际主义者以及由此产生的主流经济学则不再关注收入分配问题，这一方面是源于将基数效用说转向了序数效用说，另一方面则是源于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和伦理自然主义思维相结合而将市场收入合理化。

[27]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3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28]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3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29]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陈春良、茹玉骢、王长刚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14页。

[30]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陈春良、茹玉骢、王长刚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85-686页。

[31]张旭昆：《西洋经济思想史新编：从汉穆拉比到凯恩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12页。

[32]就此而言，这个时期真正关注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是包括熊彼特在内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如以创新为动力的熊彼特型成长，但这方面恰恰是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思维。

[33]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颜鹏飞总译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页。

[34]劳森：《经济学与实在》，龚威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

[35]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陈尚霖、王春育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5页。

[36]马祖卡托：《增长的悖论：全球经济中的创造者和攫取者》，何文忠、周璐莹、李宇鑫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绪论第XVII页。

[37]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贾拥民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799-800页。

[38]兰德雷斯、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周文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8页。

[39]《林毅夫访谈:中国经济学何处去？》，《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9月3日。

[40]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颜鹏飞总译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页。

[4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42]坎特伯里：《经济学的历程》，李酣译，中国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72-473页。

[43]布雷特、兰塞姆：《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孙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44]胡佛：《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质疑与探究》，陈天慈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5页。

[45]艾尔斯：《经济进步理论：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的基本原理研究》，徐颖莉、赵斌、毕冶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2页。

[46]希克斯：《经济学展望》，侯梅琴、刘民权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6页。

[47]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

[48]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95-196页。

[49]朱富强：《“公地悲剧”如何转化为“公共福祉”：基于现实的行为机理之思考》，《中山大学学报》2011第5期。

[50]朱富强：《市场的逻辑还是逻辑化的市场：流行市场观的逻辑缺陷》，《财经研究》2014年第5期。

[51]朱富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何如此迷恋市场：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思维批判》，《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年第1期。

[52]胡佛：《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质疑与探究》，陈天慈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311页。

[53]多德：《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一种批判的历史》，熊婴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

[54]加尔布雷思：《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55]罗特科普夫：《权力组织：大公司与政府间历史悠久的博弈及前景思考》，梁卿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内容简介：只有肉体没有灵魂”，第1页。

[56]兰格：《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王宏昌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5页。

[57]转引自繁人都重：《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反思》，张敬惠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58]费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张月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第1-2页。

[59]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2-303页。

[60]布坎南：《宪法秩序的经济学和伦理学》，朱泱、毕洪海、李广乾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45页。

[61]转引自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