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知识分子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以及改造往往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由此也就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打压和迫害；进而，对现实社会的问题洞察和制度改进往往都是少数人所发起和推动，由此也很难为平庸的社会大多数所理解。面对这一境遇，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必须能够承受各种不公平的对待和打压，积极承担社会牛虻的角色，甘愿作为一个不为世人所理解的异端者，而不能为了世俗利益而堕落成“乡愿”。在很大程度上，知识发现和社会进步就有赖于这少数的异端者，而乡愿则导向了因循守习而无批判性的单向度社会。
关键词：知识分子；乡愿；异端；现代经济学；学术精神
一、引言
知识分子要实现推动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和进步的重大责任，关键在于对现实社会的问题及其成因要有深刻的认识；相应地，这需要知识分子有非常敏锐的现实问题意识，而不能囿于某种传统智慧或固守特定的思维范式或分析框架。事实上，任何理论或学说都只是沿着某个特定角度、使用某种特定方法对客体世界展开的分析和解释，这种分析和解释必然具有某种片面性和局限性；相应地，当某个特定的理论学派成为主流并具有足够强大的控制力量去压制其他的多元化思维时，就会导致学术创造力的衰落。推而广之，随着这种主流化和一元化思维在整个学术圈的蔓延，人类整体思想就会逐渐枯竭，人类社会发展也趋于停滞。基于这一逻辑，我们就可以明白，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理论学说的发展通常就有赖于滋生或引入一种异端思维，它能够突破主流的思维框架而提供一种不同解释的自主选择，从而往往成为思想创新的重要来源。
经济学说史就清楚地表明，异端思维在经济学科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任何时代的主流经济学在成为主流之前都曾处于异端地位。然而，正是由于新思想的倡导者最初都是少数者，并且通常都处于边缘化和“异端”的地位，从而必然就会遭受各种打压和不公平对待。相应地，这就要求这些思想先驱者具有强烈的学术精神，拥有“为学术而生，为学术而死”学术理念，而不是那种迎合潮流的“乡愿”。由此反观时下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恰恰充斥了这种“乡愿”情节，经济学人大多热衷于主流的常规范式，不仅极力维护方法导向的流行八股，而且极力否定和贬斥那种多元化的批判思维，由此就造成了经济学科的当前困局。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知识分子应有的学术精神来审视和剖析当前经济学的现状，并由此为经济学科的健康发展提供启迪。
二、真正知识分子应有的学术精神
知识分子的根本职责和历史使命就在于，对现实问题的洞察和解决来促进社会的改变和进步。显然，这种行为必然会损害现有社会秩序中的那些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引起那些权势者的不满，甚至也会遭到当政者的打压；同时，在引领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通常还会遭受很多不明真相的社会大众的误解，甚至会招致群体非理性的排斥和攻击。这些都为大量的历史事实所证实。诺思就指出，“获取纯粹知识的激励不仅受到货币报酬或惩罚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对这种发展的容忍程度的影响。从伽利略到达尔文，长长的一串富有创造性的人的名单足以证明了这一点。”[①]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要能够不屈服于由此带来的各种迫害或利诱，就需要具备强大的学术信念和独立精神，需要拥有长期蛰伏于学术象牙塔的旨趣和意志。相反，如果由于害怕其观点可能得罪某些人而不敢或不愿提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果由于存在某些物质利益就刻意地去迎合而抛弃个人的内心召唤，这就推卸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应有品质和社会责任。费希特就强调，“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高度关注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②]
在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哲学王（philosopher-king）。在这里，哲学王既可以被理解为对自然世界的“统治者”，也可以被理解为对人类世界的“统治者”。其中，前者所拥有的是有关自然世界的科学知识，从而有助于对自然世界的利用和改造；后者所拥有的是生活世界的社会知识，从而有助于对人类社会的推进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早期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之所以将哲学王视作国家组织和社会秩序的最佳治理者，也就在于：一方面，他们拥有广博的知识结构，这不仅体现为拥有善治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公共善知识，而且体现为拥有规范个人行为和私人生活的个人善知识；另一方面，他们拥有强大的意志力，这不仅体现为能够面对各种困难的挑战，而且体现为能够经受短期欲望的诱惑。这样，渊博知识和强大意志的结合就塑造出高度理性的哲学王。
当然，随着人类知识的持续积累和扩大，能够通晓大多数知识的哲学王就变得越来越罕见乃至不再存在；同时，随着人类社会的复杂化演进，社会治理也越来越依靠从事具体事务的实践者而不是从事理论思索的思想家。尽管如此，即使这些知识分子已经不再直接治理社会，但他们的思想依然会影响整个人类社会。例如，马克思的思想就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以后的人类社会，迄今依然在全球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又如，凯恩斯的思想影响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政策，迄今依赖是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基础；同样，哈耶克的思想也影响了20世纪下半叶整个西方世界，撒切尔、里根等都自认是其信徒，并在社会政策中积极推行其学说和主张。所以，海尔布隆纳在评述这些经济学家的功绩时就说：“它们的所作所为却比许多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对历史更富决定性，比指挥前线军队进退的吆喝声更具震撼力，也比国王和立法者的刺令更能影响人们的吉凶祸福——这是因为他们塑造并支配了人们的心智”，“因为能够争取人心的人，其力量升国刀剑或权杖，所以这些人也就塑造并支配了这个世界。他们很少采取实际行动，主要是以学者的身份默默工作，也不关心世人对他们的评论。但是，在他们的行列中流传下来的观念却在各大洲造成爆炸性的影响，足以决定国家的存亡……（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的观念具有非凡的力量”。[③]
正是认识到知识的价值和思想的意义，西方社会就存在众多像德谟克立特这样“宁愿发现一条因果律，也不愿做波斯王”的学者。[④]例如，爱因斯坦就拒绝担任以色列总统的邀请而至死专心于他的理论学说，因为他知道政治仅是昙花一现，而一个方程则会永垂不朽；甚至杰斐逊也希望后人把他纪念为“独立宣言的撰著者、弗吉尼亚宗教自由规章的起草者和弗吉尼亚大学之父”而不是美国（第三任）总统，因为总统职位会有很多人相继担任。同时，正是基于对思想创见的重视和对学术精神的推崇，西方社会诞生出一大批诸如莫尔、休谟、卢梭、斯密、斯宾诺莎、李斯特、西斯蒙第、康德、费希特、尼采、叔本华、霍布森、凡勃伦、哈耶克之类的学者；在他们的思想指引下，西方社会不但推动了知识逻辑的发展，而且促进了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与此不同，尽管人类社会的情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儒家社会却长期固守着内圣外王之道，把立德、立功置于立言之上。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古代中国的史书都由专门的政治官员——太史——来撰写，从而就具有更明显的选择性，更偏重于记载和歌颂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⑤]相应地，“达则兼济天下”几乎就成为所有儒家的抱负，而著书立说则被视为不得已的退隐选择。王国维就写道：“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己！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无不然。岂独哲学家而已，诗人亦然。‘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非杜子美之抱负乎？……”[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儒家社会崇尚政治权力而忽视知识权力，就导致长期以来缺乏专门的哲学家、思想家以及其他公共的或技术的知识分子，形成不了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学术路线；进而，在学术中也偏重于实用技术而忽视科学原理，从而导致技术发达而科学式微，导致科学有萌芽却无发展。过去的数百年间是如此，当下社会也深受这一传统的影响。
纵观人类思想史，社会科学的思想和学术根本上是自由知识分子在长期的思考和观察中提出和发展的，而很少是来自他人尤其是政府的规划、引导和金钱激励。恰恰相反，无论是商业上的金钱激励还是政府的政治引导都会扭曲真正的学术研究，窒息思想的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流经济学得到了西方商业的激励和政府的支持，反而陷入了“我向思考”的八股之地，而处于非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提出了非常有见识的认知。[⑦]然而，尽管思想进步和知识积累是人类社会的基石，但任何时期的当政者都并不喜欢自由的思想者，因为他们及其思想会削弱当政者的权威和威权；更为甚者，基于自身短期利益的关注和追求，当政者通常还会倾力压制和扼杀那些不利于己的新思想。显然，这正是人类社会的可悲和不幸之处，因为它会极大地延缓人类社会的前进步伐，甚至扭曲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
我们从人类社会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譬如，在政治高压下，从19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这段时期，除了斯大林之外，苏联几乎没有任何学人写过一本关于一般经济学的教科书，有时连一些高校所设置的经济学教学也一起停止了；甚至经济统计学也受到影响，因为它暗示随机事件的不确定性，而不是证明世界上每件事都能按计划进行的确定性。[⑧]这种情势显然严重制约和阻碍了苏联时期的科学技术和理论学说的发展和进步，这是其最终走向解体的一个重要内在原因。同样的原因，在极权主义的纳粹德国，不仅像卢森堡、希法亭之类的左翼学者被残酷毒打而死，而且像米塞斯、哈耶克、波普尔以及迈克尔•波兰尼之类的右翼学者也不得不流亡海外。这种现状不仅导致德国学术的急速萎缩和衰退，而且也是导致纳粹德国趋向疯狂和最终崩溃的重要原因。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尽管早期资本主义本身存在很多的缺陷，但它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批评家的存在，如经济学界就有西斯蒙第、李斯特、马克思、霍布森及凡勃伦等各个时期的异端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思想的多元主义存在，资本主义制度才得以不断完善和成熟，并在经历剧烈的动荡后重新焕发起生命力。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些权势者的行为显然是非常短视的，他们因为害怕新观点会给自身利益带来短暂的冲击而推出种种措施加以禁止或消除，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严重损害了他们自身及其子孙后代。这可以从人类历史发展中得到太多的教训。譬如，宗教裁判所的存在导致西方社会在1000多年时间内一直生活在“黑暗”之中，典型的就是西班牙第一位宗教裁判所大法官托尔克马达(Torquemada，1420-1498)，他不仅杀害了数万名“异端者”，而且制造了中世纪著名的排犹灾难；为此，托尔克维马达的身后荣誉被教廷断然驳回，甚至他的名字迄今也被天主教史学家视为耻辱。约翰•穆勒在分析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宗教改革之后200年间的情形时就说：“当欧洲的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在不断前进时，只有这两个国家无论在民族精神上还是在物质文明上都在衰落，这固然可以归因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却有一最为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宗教裁判’制度和它所代表的精神奴役制度在这两个国家颇为盛行。”[⑨]同样，法国国王原本也倾向于新教，但在发现新教运动可能动摇王室地位之后，就转向反对宗教改革而迫害新教徒了；其结果就是，20万法国新教徒被迫流亡到瑞士、荷兰、英国、德国，同时为这些国家带去了新技术，由此就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从很大意义上讲，知识分子的洞见和思想的自由交流就是人类社会的安全阀。一个高压锅如果没有这个安全阀，那么随着热量的持续增加就会爆炸；同样，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这些不同的声音尤其是问题发现和解决的洞见，人类社会也必然处于高度危险之中乃至会走向崩溃。正是意识到思想压制所带来的长远而深重的危害，费希特强调，“人类的整个发展直接取决于科学的发展。谁阻碍科学的发展，谁就阻碍了人类的发展”，[⑩]“因此，每一个学者，以及每一个选择了特殊阶层的人，都本能地要求进一步发展科学，特别是发展他们所选定的那部分科学。……（学者）应当尽力而为，发展他的学科；它不应当休息，在他为能使自己的学科所有进展以前，他不应当认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只要他活着，他就能够不断地推动学科前进；要是在他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前，他遇到了死亡，那么，他就算对这个现象世界解脱了自己的职责，这时，他的严肃的愿望才算是完成了。”[11]相应地，维护人类社会持续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存在一个制衡强权的体制，存在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汉娜•阿伦特说：“若不为反对派的权利制定法律条款，就称不上法治政府。”[12]事实上，一个进步的社会首先必须容忍自由思想家的存在，只有存在思想的自由才有社会的不断进步！有鉴于此，一个良善的社会就应该建立一种制度以抵抗当政者对自由知识分子及其新思想的打压和扼杀。
然而，纵观人类发展史，思想的发展往往是曲折的，思想者通常会面临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迫害。一个令人叹息的例子就是叶企孙。叶企孙曾为新中国培养了79名院士，23位两弹元勋中一半都是他的门生；[13]但是，在文革期间，叶企孙却被指控为反动权威而惨遭毒打。不过，正是由于坚守这种学者精神，人类思想也得以传承和发展。在西方，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是影响西方社会几千年走向的哲学王，尽管他一生清贫，但对其理念充满热情；并且，只要认定是正确的事就义无反顾地去做，既不害怕，也不讲情面，从而教导出了一大批社会精英。在中国，春秋时期的孔子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一生也不得志，但是，对人类社会的关怀却一直没有减少，其思想也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
同时，尽管人类后代的一切文明生活几乎都受惠于他们，但他们自身通常却无法得到应有的回报，甚至还要为此而蒙受各种困苦。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学说，周游列国，席不暇暖，奔波数千里，历时十余年，但最终“为汉立制”而造就了统一的中华帝国数千年。苏格拉底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而宁愿选择被处死，但也正是他的这种选择终于使得古希腊后期的社会思想焕然一新，古希腊社会终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所以，孟子说：“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孟子•尽心下》）。更为甚者，当政者普遍拥有一种叶公好龙的心态：一方面热衷于宣扬早期社会的以及那些批判其他专制政权的自由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却不能容忍当前社会的以及批判自己的自由知识分子。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深深体悟鲁迅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所写：“然而竟还有人在嚷着要求言论自由。世界上没有这许多甜头，我想，该是明白的罢，这误解，大约是在没有悟到现在的言论自由，只以能够表示主人的宽宏大度的说些‘老爷，你的衣服……’为限”“至于想说开去，那就足以破坏言论自由的保障。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专制和集权时代，一大批知识分子都坚持住了自己的学术理念和独立精神，都维持住了道统的独立性。显然，正是那些“即使不是为学术而生，但愿为理念而死”的孤独的哲学王最终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如此哲学王的孤独存在，乃后人之幸也！乃全人类之幸也！但不幸的是，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和商业主义的无节制发展却显著地改变了现代学人的心态，这不仅使得学术研究日趋实用化、世俗化和媚俗化，而且还造成了“利统”对“道统”进行支配和控制的局面。在这种情势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离开了学术的象牙塔，而倾向于向社会大众靠拢，并极力迎合社会流行的风潮；其结果就是，无论是社会形态还是学术思想，都越来越同质化和单一化，这也就是马尔库塞描述的单向度状态。正是在这种学术取向和风气的支配下，知识分子逐渐融入了社会现实当中，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甚至蜕化为世俗力量的同路人；进而，他们也就越来越偏离知识分子的本质，越来越丧失矫正社会偏颇和防止社会异化的职责。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指出：“对知识分子而言，遭到冷落要比受到迫害还要难受。”[14]在很大程度上，在威权和专制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遭受迫害；但在商业主义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遭受漠视。
三、时下经济学界的“乡愿”情结
在相当程度上，现代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经济学人心目中的或者自身创设出来的东西，而不是现实世界中的经济体系。为此，科斯在题为“生产的制度结构”的诺贝尔奖得主演讲中就将这种研究称为“黑板经济学”，企业被描述为一个“黑箱”。[15]在科斯看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有这样的优点：经济学教师可以不用观察和发现真实世界发生的任何事情，仅凭在黑板上画满图表就可以讲完一堂课，而且，“当经济学家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现实中真正出现的现象时，就会创造一个他们能够把握的假想世界。”[16]问题是，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毕竟要承担解释现实现象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职能，需要为之提供有关真实世界的可靠知识。布劳格写道：“（经济学）固然为那些因个人的兴趣而仅仅寻求理解这个经济世界的经济学家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是经济学中纯粹的智力追求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时尚主题，在经济学论题史上所其的作用毕竟是很有限的。所有的大经济学家，几乎毫无例外，激发他们学习经济学的动力都是为了改进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研究经济学的唯一原因就是毫无价值的好奇，很难相信政府和商业公司还愿意继续雇用那么多的经济学家。”[17]那么，这种学术风气是如何形成的呢？又如何改变呢？
（一）辨识乡愿与中庸
先哲孔子很早就告诫说：“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所谓“乡愿”，也就是那种八面玲珑、四处迎合、趋炎附势、随波逐流，看起来和别人关系融洽、一片和谐却实际上缺乏一贯原则的行为。问题是，这些“原人”并没有敢作奸犯科的勾当，甚至还大受世人的欢迎。孔老夫子又为何如此贬低乡愿呢？关键就在于，尽管这种行为貌似“中庸”，但实质上与“中庸”的精神背道而驰。事实上，所谓“中庸”，“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程颐注《中庸》）；相应地，“中”代表着“天下之正道”，庸代表着“天下之定理”。为此，“中庸”也就是人生大道，是人类行为和社会法则的最高境界。孔子就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二章》）。相反，由于缺乏“中庸之道”，个体行为和社会政策就会趋向极端，甚至还会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这就反映出，极左和极右貌似是两极，但它们实际上是相通的。从过往历史可以看出，很多极左的人在遇到挑战后就转向了极右。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原先奉行极左政策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巨变”之后大体都快速向右转，甚至比原资本主义地区显得更右，如目前德国的东德地区就比西德地区更右。
在这里，关键是界分“中庸”和“乡愿”：“中庸”强调不偏不倚的原则，相反，“乡愿”则是随风倒的机会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乡愿”就是蜕化的犬儒主义者，不仅发展出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而且对他人和社会也抱有一种冷嘲热讽的处理态度。一般地，“原人”通常具有这样两类犬儒取向：第一，他们往往极力嘲讽那些志气高大的狂放之人，把他们视为“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的迂腐者；第二，他们又极力挖苦那些落落寡合的狷介之士，进而主张“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孟子•尽心下》）。同时，“乡愿”这种以假乱真的行为还会造成人们对“中庸”的错误理解，不仅导致“中庸之道”成了走中间路线、不思进取的代名词，而且会恶化社会风气，败坏社会道德。所以，孟子就感慨说：“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孟子•尽心下》）。因此，随着“乡愿”的扩散，现代社会就会盛开一种媚俗之风，乃至孕育出一种没有批判和否定精神的单向度社会，由此就必然会阻碍社会的良性发展。孔子就说：“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孟子•尽心下》）。
正是随着“乡愿”的扩散，现代社会就盛开出了一种媚俗之风，乃至孕育出一种没有批判和否定精神的单向度社会，由此就必然会阻碍社会的良性发展。孔子就说：“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孟子•尽心下》）。更为重要的是，乡愿往往还会为强权所利用，甚至成为强权的帮凶。例如，在纳粹时期，不少犹太人都配合纳粹迫害犹太人，因为纳粹帮助消灭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但最终自己也遭受厄运。为此，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女性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就将之称为“邪恶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这种恶源自“不思”，是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的放弃；进而，在威权统治和社会习俗下也就有不再反抗，对于明显的恶行也不加限制，而是对上层命令和群体运动的无条件服从；这样，“不思”之平庸与对威权或群体的服从最终就带来了极端的邪恶。[18]显然，这种“平庸之恶”也充盈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戊戌四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就宣称：“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仁学》）。为此，孔子告诫说：与其“乡愿”，“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
基于“中庸”和“乡愿”的区分，我们就可以深刻审视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现状。一般地，学术上的“中庸之道”体现在对社会科学各分支和经济学各流派的思维和知识进行有机契合，相应地，这就需要对社会科学各分支和经济学各流派的低次元具象和高次元精神加以辨识，进而对低次元具象进行批判和扬弃而对高次元精神加以继承和发扬。相应地，真正“中庸者”对其他学科和流派既有吸收，也有批判，其目的在于增进“为己之学”和推动学科发展。与此不同，盛行的“乡愿者”则固守其经济学流派之理论知识和分析框架而撰写一篇篇“我向思考”的文章，既不对其他流派学者的研究思维和范式有任何批判，也不接受其他流派学者对其研究思维和范式的任何批判，而是抱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祥和气氛”，美其名曰是“学术包容”。相反，一旦遭到他人的质疑和学者，轻则置之不理，通常则是反讽相讥，重则超出学术之外的至上纲上线，于是就转化为敌我分明、敢咬敢斗的“犬儒”。显然，当下经济学界充斥着“乡愿”型学人，这是造成当下经济学理论危机尤其是中国经济学困境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这些“乡愿”型经济学人往往将对数理经济学泛滥的批判性反思和质疑视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将重构经济学体系的任何努力都视为自不量力；相应地，他们努力遵循主流范式的具象式研究，致力于迎合编辑的口味，迎合社会大众的偏好，进而热衷于强化形式的包装，热衷于数学工具的滥用。正是在这种方法导向的扭曲学风中，现代主流经济学就日益蜕化成为一种逻辑游戏，一种追求优美的艺术；相应地，现代经济学也就丧失了探求真理的本质，丧失了学术批判的精神。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学界，经济学人大多热衷于照搬西来的各种形式规范和学说体系，而缺乏连贯、系统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缺乏学术的真精神、真理念和好态度，从而往往陷入教条主义和媚俗主义两种风气之中。而且，即使存在一些零星的批判文字，在政治倒逼机制和名利诱导效应之下，这些批判也似乎仍然流于表象和成见，或者就事论事，或者相互攻击，从而无法形成经济学的健康发展。
（二）破除乡愿之风
上面的分析表明，现代经济学科要获得实质性发展，就必须反思和矫正当前那种流行的学术风气；进而，这就需要回归经济学研究的本质，要重建科学研究的精神，要树立学术追求的理念。事实上，正是深感现代经济学的学风之弊，一些有识之士就急急乎为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之改革而倾力呐喊。不过，在“乡愿”情结浓郁的学术界，这种呐喊往往是零星的和孤声的，乃至很少能够得到真正的回应。对此现象，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稍作分析。
首先，就是社会环境而言。（1）基于崇古的社会传统，保守主义的社会本能往往滋生出一种保守的教条，似乎对社会组织和社会思想的任何改变都可能危及社会存在的基础；因此，绝大多数人都习惯于遵循既有的传统，那些当政的既得利益者更是如此，这些人甚至更倾向于把新思想与政治相联系。（2）由于目前占据主要学术科研岗位的人所接受的都是以前的训练，他们不愿被时代和社会所淘汰，从而也就会极力反对新的思想之出现。普朗克就写道：“一个新的科学真理，不是通过使它的反对者信服并且使他们认识到真理的光芒而获得的胜利，而是因为它的反对者们大多数都死去了，并且熟悉它的新生一代成长起来。”[19]（3）对学风的反思和批判，必然会损害当前学术界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而也就会遭到这些人的批判和封杀；同时，由于它涉及对当前学术制度乃至社会制度之失范状态的反思，因而也会引起一些当政者的不满。
其次，就学术环境而言。（1）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将自身视为自然科学那样不断“进步”的硬科学，并且总是将既定规范或制度视为合理的；因此，它往往不容许一种挑战性的看法出现，否则就将它视为没有理解经济学的思维而拒之门外。（2）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盛行着一种“唯洋是瞻”的风气和自卑又自大的情结，似乎只有西方学者的求新求变是值得仿效和宣扬的，中国学者所提出的反思则被视为是不自量力的；因此，中国的思想要被认可通常就需要通过出口转内销，而出口成功又必须迎合西方社会的主流范式。（3）真正的洞见通常都是源于小范围的学术交流，而很难为社会迅速接受的；但是，目前中国的学术潜规则却依靠影响力来评价学术，从而极力迎合一般大众的需要，乃至小范围的自由讨论通常都不可得。
事实上，学术本来就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新的学术也很难说服他人接受；同时，学术争论的根本目的也不是要说服别人，而在于完善自己的理论和学说。一般地，真正的学者更倾向于从争论中吸取为己所用的东西，而不是努力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毕竟每个人的兴趣和关注点是不同的。在20世纪70年代，科斯做《政治经济学杂志》主编时就坚持：即使有些文章写得一团糟，但只要文章提出一个可能是重要的观点，作为编辑总要设法挽救。相应地，无论是在评阅一篇学术文章或参与一项学术讨论，我们都不应该追求其中的观点一定是完全对的或者能够完全为自己认可，而是更应该要挖掘其中的闪光点，看能否从中获得启示。进一步地，一个学者如果希望能够留下有生命力的学说或某种传世作品，他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来汲取人类社会积累的知识，通过梳理和提炼而使之内化成为自身学说的一部分，从而可以留下尽可能全面的知识以供后人评价。
良性的学术发展根本上要做到这样两点：一是要堤防权威主义的一元化倾向，二是要堤防媚俗主义的主流化思潮。显然，这两方面都依赖于能够容忍不同学术取向的制度安排，依赖于能够促进多元主义发展的学术风气。从历史上看，学术的一元化倾向和主流化发展源于两大重要原因：（1）早期社会主要是由于少数专制；（2）现在社会则主要是多数极权。多数极权意味着由多数来评判学术的优劣和价值，要少数服从多数。显然，这恰恰违背了学术作为少数人事业的基本特质，而这也恰恰是当代学术的面貌。米塞斯就说：“最好的学说，如果得不到舆论的支持，也将无效和行不通。不管政治制度如何不同，任何政府都不会以某些违反舆论的学说作为政权的基础而谋求长久统治，最终总是被大众接受的哲学大行其道”；问题是，“群众乃凡人之乌合体，并不具备任何健全的或不健全的理念。他们只能在知识领袖建立的意识形态之间加以选择。但他们的选择却是最终的，而且能够决定事物发展的进程。如果他们选择了一种坏的学说，那就无法防止灾祸的降临。”[20]
不幸的是，当前学界正处于犬儒主义时代，盛行的“乡愿”严重压制和扼杀了学术的反思。一位叫林峥的青年作家写道：“在犬儒的时代，稍有血性的声音都被视为‘偏激’，在满嘴相对性的学究眼里，极端主义和本质主义即使不是一回事，也被算作一回事了。”[21]在这种情势下，学术理念的坚守者往往也只能选择“退隐”，而不愿、也无暇参与影响世人和感召社会的活动，甚至也不愿意参加较大规模的学术对话或论战，而只有一些零星的思想交流；这样，他们就成为孤独的思索者，成为“为往圣继绝学”者。相应地，他们一直醉心于文献的整理工作，将毕生精力用于对人类知识系统的梳理，并企图由此构建出更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能够影响后来者而不是当世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随着对文献疏理的展开和思想认识的深入，笔者将平时所想、所思、所悟形于文字，以致几年来积累了不少文稿，这些文稿基本上都体现了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取向和学术风气的反思。这里之所以将这些文字传递给社会，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当前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以及盛行的学术风气，通过自由而深入的探讨、交流以及反思、批判，来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和学风的改进，至少能够缩短学术风气和经济学研究回归合理的一些时滞！
四、重塑现代经济学人的学术精神
一般地，学风是学术成长的土囊，没有一个好的学风，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学术，更不要说会有理论的大发展。同时，学风的净化、理念的树立、精神的培育、本质的探索，这些又都有依赖于一批能够摆脱“乡愿”情结的真正学者。曾国藩在《原才》一文中就写道：“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
真正的学者则具有坚韧强意志以持守思想自由和学术理念，是现实世界的敏锐观察者和坚定批判者，热衷于将自己悟出的思想诉诸笔墨并努力让社会大众所知。胡克写道：“他能够看到别人所未看到的东西。他的行动意志比别人更坚强。他对于如何实现他的看法具有比别人更准确地认识。就由于这些理由，他多半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少数之中。而他的责任感迫使他必须为他自己的见识而奋斗。他对于民主理想的忠诚又迫使他要把这种见识变成多数人的共同信仰。假如多数人一味顽固地固执己见，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只有丧失了英雄活动的机会。这英雄就作为一个‘乡村隐士’而湮没于历史之中了。”[22]譬如，正是基于这种精神和雄心，尽管出生贫寒、体弱多病且没有受过正统的系统教育（仅仅是他的叔父当过他的三年教师），斯宾塞仅仅凭借自己时断时续、漫无系统的自学竟然决心要将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理论科学综合成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体系；这个计划需要他把全部生命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才能完成，但他真的在饱受疾病折磨的有生之年完成了《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伦理学原理》以及《社会学原理》等十卷巨著。
同时，真正的学者通常也具有这样的学术秉性。第一，他往往能够淡泊名利的，从而能够不依附于权贵，甚至能够经受得起贫困之类的各种折磨。正如卡多佐所说：“在一个薄情寡义的世界里，理论家们真是举步维艰。尽管他倾毕生之力探索现实，没有他照亮前路，它们将永远隐藏于不为人知的地方；人们却总是认为，他对现实生活漠不关心。”[23]第二，他具有坚强的学术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即使在困难的环境中也不因过于顾忌而缩头缩尾，而是坦率地说出自己心理话。伯里写道：“一个人既有所思，若不许传之他人，那么，他就要觉得不满足，甚至感到痛苦，而对于他人也无价值可言了。并且思想既在心底上活跃，是极难隐藏的。一个人的思想一旦要怀疑支配他周围的人的行为的观念和习惯，或要反对他们所持的信仰，或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他又坚信着他自己所推证的真理，那么，要教他于言语态度中不表露出他的与众不同之处，那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这种人“宁就死而不愿隐藏他的思想”。[24]显然，这正是学者的本色！
显然，正是崇高的学术理念和顽强的拼搏意志，支撑着思想先驱者们的不断求索。同时，也正是有赖于一群知识渊博而不求名利的思想者，他们无畏无惧的探索精神，促使了科学知识的不断深化，促进了人类思想的新陈代谢，进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如果缺乏了他们，人类将黯然失色。所有这些都要求人类社会爱护、保护这些异端者。约翰•穆勒写道：“由于禁止一切不归结于正统结论的探讨，败坏最甚的还不是异端者的心灵。最大的损害乃在那些并非异端者的人，由于害怕异端之称，他们的整个精神发展被限制了，他们的理性弄得痀挛了。世界上有一大群大有前途的知识分子和秉性怯弱的人物，弄得不敢追随任何勇敢、有生气的和独立的思想的结果，……须知作为一个思想家，其第一个义务就是随其智力所之而不论它会导至什么结论，谁不认识到这一点谁就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设有人以相当的勤劬和准备自己进行思考可是产生错误，另有人则抱持真确的意见可是只为免使自己思考，在这两种情况下，真理所得于前者的比所得于后者的要多。还不是单单为着或者主要为着形成伟大思想家才需要思想自由。……只要哪里存在着凡原则概不得争辩的暗契，只要哪里认为凡有关能够占据人心的最大问题的讨论已告截止，我们就不能希望看到那种曾使某些历史时期特别突出的一般精神活跃的高度水平。”[25]
不幸的是，这些开创性思想的先驱者恰恰难以为世人所理解，更不为现世所重。卡多佐写道：“人们总是将他（理论家）与那些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人，比如田地里耕耘的农民、起楼盖房的建筑工、大海里航行的船员和生意场上的商人，相比较，这往往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在沉思默想之时，他能聊以自慰的是，如果没有他的思想提供指点和启发，这些他所挚爱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弟兄们，可能会白忙一场。在形形色色的理论家中，属哲学家最可怜。他完全是一个理论家。他的敌人们说，向他掷石头吧，给他打上耻辱的烙印……普遍真理的确难以掌握，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所能做的一切不过是凭借辛勤努力在一些具体领域里积累一点点知识。”[26]正因如此，为了思想的传承和发展，这些先驱往往要承受巨大的艰险。在某种程度上讲，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建立在大量殉道者的基础之上。刘梦溪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的“总序”中写道：“孔子有陈蔡之厄，孟子有‘不得已’之辩；韩非饮鸩，孙子膑足，史迁宫刑，班氏狱死；阮籍临歧而痛哭，嵇康佯狂而不羁；……韩愈受黜行三千里路，苏轼遭贬困琼海之滨；阳明承廷杖之辱，朱子遇罢祠之变；戴震中岁衣食不济，颜元苦行骨肉难全；李卓吾尝铁窗自刎而死，王夫之筑土屋匿于深山。一部学术史，可以说是一批批学者为创造学术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历史。”
同时，尽管现世处境通常并不美好，但真正的学者更在乎其学术的盖棺定论，从后人对学术的评价和承认中感受莫大乐趣。正因如此，他们会努力给后人留下足以经受时间检验的思想和理论，由此也就有助于推动社会走上更为和谐和正义的理想之境。纵观经济学说史乃至所有学术领域的大师们，他们思想的命运大致如此：在他们有生之年能够被承认的实在不多。然而，与早期学者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今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或克拉克奖得主往往年少得志，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商场和高校的座上宾。但试问：他们对人类的思想贡献果真抵得上社会所给予他们的荣誉和报酬吗？[27]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将其研究局限在一些狭隘的领域，并且局限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作陈规式的理性建模或计量实证；但是，一旦他们在这些狭隘领域取得一些成就，也就似乎站到了学术的最高端，从而就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力并由此享受各种名利。同时，在弥漫着浓厚“乡愿”情结的“我向思考经济学”界，这些克拉克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上就被追随者供奉为“教主”，他们进而把自己的学生派遣到各个高校，并垄断了主要的学术刊物以及各种学术委员会，从而就营造出了这种主流研究范式。
不同于早期经济学家，随着经济学的专业化发展，现代主流经济学家的寿命却越来越长，以致流传开了长寿的经济学家之说。例如，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斯皮格尔在《经济思想的成长》中介绍了从配第以来到凯恩斯的120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寿命在80岁以上者29人，占24%。另外，根据著名经济学说史学家马克•布劳格的《凯恩斯以后的100位著名经济学家》的统计，凯恩斯以后100位经济学家的平均寿命为81.36岁：其中，80岁以上者59人，占59%；90岁以上者16人，占16%。而且，经济学家的寿命还变得越来越长，如斯皮格尔的《经济思想的成长》中介绍的120位经济学家中，按其去世年份，1800年之前23人，平均年龄为64岁；1800到1900之前63人，平均年龄为66.7岁；1900到1946年之前34人，平均年龄为75.45岁。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平均寿命非常高，如哈耶克活到了93岁，萨缪尔森活到了94岁，弗里德曼活到了94岁，丁伯根活到了91岁，舒尔茨活到了96岁，加尔布雷思活到了98岁，阿莱斯活到近100岁，而科斯活到了103岁，而哈维默已经109岁。
经济学家在专业化前后的寿命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与生活的稳定和学术的倾向有关。具体来说，（1）经济学专业化带来的教授讲席为现代经济学家提供了较为丰厚收入，经济学家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有闲的学术思考，从而得以摆脱生活琐事的干扰；（2）经济学专门化使得现代经济学者集中于某一狭隘领域，经济学家不再需要为获取更为广博的知识耗竭精力，也更容易出成果；（3）经济学主流化使得现代经济学者大都对社会现状持肯定性态度，经济学家省却了原先的否定性和批判性所带来的身心焦虑，从而得以处于一种闲适的研究和生活之中。其实，与英美经济学家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那些欠发达国家以及非主流的经济学的寿命要短的多，比较典型的就是拉丰、杨小凯等人。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具有焦虑性和紧张性：（1）他们要努力模仿发达国家的主流学术，（2）他们还试图在现有学术基础上进行某种创新。其实，这种反差在国内学术界也得到明显体现：一方面，一些学人凭借海外文凭敲门砖或者特定历史机遇而很早就在国内确立权威地位，很少经受物质生活的磨难和打压，从而大多都活得较长；另一方面，那些致力于批判性审视理论和现实的学者却生活得异常艰辛，民国时期具有深厚学术造诣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也非常短命。
最后，正是由于高度抽象化和数理化的取向已经使得现代经济学日益脱离现实，因此，要扭转当前经济学的发展趋势，要促进理论的深化、思想的进步和学术的发展，就依赖于一种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和多元化的学术态度，这不仅需要对学术制度和评价体系作根本的改变，而且也要有一群敢于突破现有认知和价值框架的真正学者。在很大程度上，人类思想的进步都是由这些少数异端思想家的工作所促成的。历史上那些最卓越的思想家，从苏格拉底、阿奎那、西斯蒙第、李斯特、马克思、维克塞尔、凡勃伦、哈耶克到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和叔本华，他们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无惧同侪的排挤和迫害而积极提出个人的认知，勇于突破主流的分析范式而积极引入不同的解释，从而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眼里都是十足的异端。与此同时，也正是这些勇于开拓的思想先驱们，为人类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因而他们才是人类社会的真正英雄，是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王。不幸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却日益朝一元化的方向发展，它在科学至上主义的支配下努力追求所谓的客观和严密，乃至为一种追求抽象的数理经济学所禁锢和统治；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就严重割裂了经济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联系，它热衷于在狭隘领域进行自我演绎，却离现实越来越远。有鉴于此，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亟需引入批判性思维和异端性学说的冲击和洗练。宇泽弘文就强调：“经济学是一门对体制持批判态度才能维持学术生命力的学问。”[28]
五、重申异端者对人类社会的价值
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和健康发展根本上有赖于一群具有高度社会责任和强烈学术精神的知识分子，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这些思想的传承史和思想大师的变更史。一方面，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是如此；正是先驱学者们的不懈探索，最终影响了后人的心理意识、生活方式以及组织结构。[29]例如，即使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犯了很多暴行，但美国社会还是坚决支持以色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社会的思想和舆论在相当程度上为犹太裔美国人所控制，如很多经济学大家都是犹太裔，很多媒体和金融寡头也是犹太裔。另一方面，一个由思想武装的人往往是不可屈服的，而一个由思想武装的民族也是不可战胜的，这也可以从无数的历史事件中得到明证。米塞斯就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思想和思想家更为强大，与思想作斗争，仅仅只能使用思想武器。……（而）依靠武力是愚蠢的，这是因为，只有当那些手持武器的人顺从他们的意志的时候，武力才能奏效，反之则不然。再则，所有的武力和统治的基础都具有思想的自然本性”，[30]而且，“凡是能在思想领域取得成功的事物最终都能在生活中获胜，任何迫害都无法将它压制下去”。[31]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真正的思想先驱和知识分子在思想的发现、传播过程中往往要出巨大代价：不仅要忍受学术上的误解、歧视、冷落和嘲讽，而且要承担生活上的各种压力。从学说史上看，沉醉于学问者大体上有两类人：（1）是家世比较雄厚的人，如亚里士多德、达德利•诺斯、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瓦尔拉斯、马歇尔、凯恩斯等；（2）是一些脱离于社会并根本无法享受正常家庭生活而孑然一身的人，如笛卡尔、牛顿、斯宾诺莎、洛克、休谟、斯密、边沁、康德、荷尔德林、安徒生、尼采、斯宾塞、凡勃伦等。同时，由于沉浸于思考之中，很多家境好的哲学家也没有结婚，如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奥古斯丁、薄伽丘、达•芬奇、哥白尼、莱布尼茨、伏尔泰、贝多芬、叔本华、埃几沃斯、庇古、维特根斯坦、克尔凯戈尔、福柯、萨特、卡夫卡等人。此外，即使一部分思想家结了婚，但也往往因埋头科研而处于穷困潦倒状态，以至于学术研究也受到严重影响，典型人物就是马克思。
如何理解真正困境呢？一方面，任何时代关注社会发展、探索知识真理并具有高度创造性思维的人都只是一小撮人，从而必然不大多数人所理解，甚至还会大多人的排斥。别尔嘉耶夫就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不爱真理不寻求真理的时代。真理日益被利益和兴趣以及对财富的向往所代替。不热爱真理不仅仅是因为对真理抱有虚无主义的或怀疑主义的态度，而且是由于真理被某种信仰或教条主义的学说所代替。”[32]另一方面，正是凭借着一种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学术的热爱，这些哲人们对各种困难都能淡然处之。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述而》），“志士仁人，无求以生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同样，苏格拉底也强调，真正的哲人是随时准备面对死亡的，在所有人类之中，哲人是最没有死亡恐惧的。感怀于古之哲人的意志以及知识分子的理念，更加坚定了笔者在当前这种混乱学术中的使命感，更有勇气去承担学者应有的社会责任，因为我们活在历史中！基于这种信念和责任，笔者眼里就没有所谓的“历史的垃圾时间”，[33]没有躺平或随波逐流；相反，在任何时期，笔者都期待美好的人类社会，都竭己所能地促使现实世界迈上历史正轨。
事实上，任何思想的价值都不在于学者本人的自吹自擂，而更体现在后人的棺盖评说。相应地，真正的学者也不需要过多关注一时的毁誉，而是坚守真正的学术理念，这才是真正的异端者。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段网络上署名为“林峥”的文字：“何谓异端？……真正意义上的异端，都是自我选择的，在裁判所的警犬向他们扑噬之前，他们就自己给自己审判过了！”“何谓思想？思想并不像某些呆头呆脑的学究所以为的那样，是教科书上苍白的痕迹或固化意识形态的同义词，思想是流质，是活火，是生命的自我拷问，是不可能超脱活体的人而存在的，从来只有个人的思想，所谓集体的思想（意识形态）者，不过是大人物们摆弄的一些图谱，而由感受力匮乏又贪图省事的学究以各种概念和逻辑语言去填充而已。”“异端是哲人和侠者的复合体。……哲人还必须像侠者一样去战斗，在学理上，他要以超人的魄力和洞察力，去破除陈识，更新知识系统，建立独树一帜的学说；而在狭窄的研究室外，在喧嚣而广寞的苍茫人世，有高耸的宫殿和成群的坟茔，有暴戾的魔王与噬人的豺虎，有无助的穷人和奴隶，有被凌辱的孩子和母亲，他必须为大地的苦难而战，否则他就不配称哲，如果他漠视这一切而为所谓的‘学术成就’而自鸣得意，甚至把智力的成果化为献媚强权的礼物，那他也不配称人了！”[34]
从思想史上看，能够为人类社会贡献出真正思想的学者原本也非常之少。米塞斯说：“在同一时期对经济学有重要贡献的人，从来不超过十个。有原创力的人，在经济学方面如此至少，在其他知识领域也同样地少。而且，有原创力的经济学家，有许多并不属于教师群体。”[35]正因如此，少数的思想者往往都为汪洋大海的庸俗者所包围，也就得不到世俗的理解，从而必然成为异端者；同时，这些思想者不仅要在艰苦的环境中探索真理，而且要努力说服社会大众认识真理之所在。正因如此，真正的思想者往往是是孤寂的，也是充满激情的。林峥继续写道：“在人类历史上，我们见到这样一种思想者，他们是孤傲的、偏激的、义愤的，又是人道的、理性的、深沉的，他们义无反顾、自我牺牲，他们为真理呐喊，要求时代回答，如果时代沉默或顾左右而言他，那就一个人与时代对抗！”其实，人们往往将知识分子称为一个群体，并冠以知识界、思想界或学术界的名称。但实际上，多少的真正学者能够有“知我者二三子”的机遇呢？相反，正如林峥所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思想界，所谓的思想界，充其量只是知识界、学术界。甚至是犬儒界、娱乐界。真正的思想者，在思想界之外。”[36]
思想史也清楚地表明，活着时显赫一时而死后迅速被遗忘和遗弃的学者比比皆是，而活着时处境悲惨而死后声誉日隆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因此，就现世学者而言，只要抱着为后人阅读的心态去写作，就会对学术研究担负起真正的责任。究其原因，后人与你没有直接而明显的利益冲突，也不会关注你现在的学术和社会地位，从而会以更为客观和超然的态度审视前人的学术。一句流行话语就说：远的崇拜，近的嫉妒；够不着的崇拜，够得着的嫉妒；没利益冲突的崇拜，有利益冲突的嫉妒。同时，每个人的资质不同，对思想发展的贡献也必然有所差异，只要我们本着为后人观看的态度，那么就一定可以对思想发展贡献出我们的最大能力。米塞斯就指出，对一位教授来说，“如果他觉得自己没有相当的能力去写经济学书籍，他最好转向经济史或描述经济学”，事实上，“经济学家教师当中有两类人：一类是那些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曾经有贡献的人，一类是那些在思想方面没有贡献，但在其他方面，如最近的经济史领域所得不错的人”。[37]笔者自认为并没有多少灵光闪现，但长期以来确实是基于对后人负责的态度进行学术探索和文章撰写。罗素说：“新的真理往往使人感到不舒服，尤其对当权者来说更是如此，然而在充满残酷和偏执的漫长的历史记载中，它是我们聪慧而刚愎的人类的最重要的成就。”[38]笔者也相信：此生的努力终将为后人照亮一片天空，尽管周遭的世人如此嫌它太过刺眼。《诗经》中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也正是此生之写照。[39]
最后，需要指出，异端者之所以为异端者，就在于他的见解不同流俗，在于他的生活与众不同。事实上，异端本身意味着对现有的突破，意味着革新和创造；相应地，异端者也就必然难以为大众所感知和簇拥，必然不会为镁光灯所照耀，从而很难立足于庙堂之中。迈克尔•波兰尼就写道：“独创性乃至科学发展的主要原因。科学当中的独创性，是对于一连串实验沉思怀有孤独信仰的才能；这种才能，一时里旁人根本就不能心领神会。科学家花费毕生的时间，一点点拿自己的生命同一个又一个人的信仰来赌博。在宣布发现的时刻，孤独的信仰以及支持此一信仰的证据便公之于众，唤起科学家当中的反应——他们所具有的是另一种信仰，一种公众的信仰，这些信仰可以位于从接受到拒绝的全部范围之上。任何特定的发现，是得到承认以及进一步的发展，还是受到阻难甚至扼杀的摇篮当中，全都有赖于它在科学观点当中，唤起的是怎样的信仰和怀疑。”[40]尤其是，独创性的科学发现通常都会对既得利益者构成冲击，这包括对既得利益的原有信仰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信仰。为此，作为异端的知识分子往往就会遭受这些既得利益者的打压，进而遭到受到鼓惑而不明真相之大众的攻击，进而往往导致新科学、新知识得不到有效传播。面对所有这一切，真正的异端者通常都能够经受得住打压，反而会在在打压中发现问题。这正是人类的生命力根源！
六、结语：异端者的人格特质
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具有质疑和批判的学术精神。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学术精神，真正的知识分子致力于发掘现实社会的问题，进而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责任。吕思勉写道：“大凡一个读书的人，对于现社会，总是觉得不满足的，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必先对于现状，觉得不满，然后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若其对于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做学问干什么？所以对于现状的不满，乃是治学问者，尤其是治社会科学者真正的动机。此等愿望，诚然是社会进步的根源；然欲遂行改革，非徒有热情，便可济事，必须有适当的手段；而这个适当的手段，就是从社会科学里来的。”[41]在很大程度上，这也体现出世俗教师和真正学者之间的差异：世俗教师主要是向青年学子传授甚至灌输传统智慧和流行学说，所谓的好教师也只是体现为能激发平庸低能者的潜能并将之培养成现实社会需要的实际工作者；与此不同，真正学者则致力于开启和拓展青年学子的思维和视野，优秀学者体现为能够激发优秀才俊的潜能而将之将培养成现实社会的改造者和推进者。
然而，正是基于强烈的学术和现实批判性，真正的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往往就作为异端者而存在，进而在生活中还会饱受当权者的压迫、社会大众的不解以及庸俗学人的排斥。事实上，人类本身是群居性动物，由动物本能不仅激发出了强烈的表现欲，而且也激发出强盛的控制欲，由此就出现了人类社会的各种争夺和炫耀。推延到思想领域，人们也热衷于向他人分享自己的所得，更倾向于与他人交流而不是独处，乃至发展为极力向他人兜售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这是现代学术研究中越来越使用各种措辞以提高观点可信度的重要原因。问题是，真正的思想是少数人洞察的，也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它，才会关注它；系统地，思想通常就只能在熟悉的小圈子内兜兜转转，而无法轻易地驰骋到广袤的未知世界。约翰•弥尔顿就写道：思想遗世独立，仅凭自身。[42]正因如此，异端者的洞察力和创造力很难为庸人所理解，其对现实和流行观点的批判也不易为常人所接受，毕竟“水至清而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相应地，真正的思想者往往只能独处着，只能做孤独的深思，偶尔发出孤声的呐喊。所以，尼采就说：更高级的哲人独处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而是因为在他的周围找不到他的同类。孔子则自嘲说，自己“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 自古诗穷而后工，自古文章憎命达，自古学术在民间，自古学问在清修，自古学者多孤寂。大众时代更如此！
显然，只有那些真正的异端者能够经受得住漫长的孤独，并由此培育出了较为圆满的个体人格。人格主义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就这种异端者有精辟的描述：“‘我’有着难以忍耐的、强烈的孤独感，要想不孤独，就要说‘我们’，而不是‘我’。经过孤独的瞬间，就能产生个性和个性的自我意识”，[43]“在自己的孤独中，在自己的自我存在中，我不仅强烈地体验着自己的个性、特点和独到之处，而且渴望着走出孤独，渴望着交往，但不是同客体交往，而同另一个人交往，同‘你’、同‘我们’交往”，[44]“孤独是以他人他物及陌生的客体化世界的存在为前提。与其说，‘我’在自身的存在中感到孤独，不如说，‘我’在面对别人、处在别人中间、处在陌生的世界中时感到孤独。绝对的孤独是难以想象的，孤独是相对的，是与他人他物的存在相关的。绝对的孤独是地狱，是虚无，对其无法作出正面的想象，只能作出反面的想象”，“当‘我’意识到自己拥有个性并想在自己身上思想这种个性时，‘我’便意识到了自我封闭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意识到了走出自我、走向他人他物是困难的”，[45]“在某种意义上说，孤独是一种社会现象。孤独一向都是对与异在、异己的存在的相关性的意识。最痛苦的孤独是身处社会时的孤独。正是在世界和社会中才可能产生孤独。这也就是客体世界和客体化世界中的孤独。走出‘我’而进入‘非我’、走入世界、走入客体，丝毫不意味着克服孤独。孤独的人不断地走出自我并走入客体，每天都作着这样的尝试，但孤独非但不因此而消减，反而愈加强烈。”[46]正是由于独处，他就能够静静地思考，不仅审视社会，也反思自身。显然，这也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①]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②]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0页。
[③]海尔布隆纳：《经济学统治世界》，唐欣伟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④]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⑤]由于中国历史中充满了帝王将相的事迹和功绩，这就激发后世那些雄才大略者或野心勃勃者争夺最高权位，进而在获取最高权位之后致力于现实版图统一或扩张，而很少安于各地分治状态，西方那种自由城市或自治政治实体难以形成或持久。其实，即使对帝王将相进行历史评价，不同角度所获得的认知也是迥然不同的。如果从开疆辟土而建立霸权角度，后人往往推崇秦皇汉武以及成吉思汗和康熙等；如果从保障安宁生活而建立制度角度，唐宗宋祖以及光武帝和汉宣帝等就更值得尊崇。
[⑥]王国维：《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⑦]同样的道理，当前中国政府积极规划和引导马克思经济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却显著地压制了这门学科的真正（多元化）发展。基于这一逻辑，我们就应该积极借鉴和学习西方社会处于非主流地位的那些经济学派的历史和学说。
[⑧]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下），晏智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2页。
[⑨]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胡企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28页。
[⑩]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0页。
[11]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1页。
[12]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科恩编，陈联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0页。
[13]这包括核物理的奠基人王淦昌、“卫星之父”赵九章、“氢弹之父”彭桓武、“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导弹之父”钱学森、“力学之父”钱伟长、“光学之父”王大珩、美国科学院第一位中国人院士林家翘、美国工程院第一位中国人院士戴振铎以及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周光召、朱光亚等。
[14]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页。
[15]科斯：《199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演讲：生产的制度结构》，载威廉姆森和温特编：《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00页。Coase R.H., 1993,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In: Williamson O.E. & Winter S. G., (Eds.),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27-235.
[16]科斯：《企业的性质：性质》，载威廉姆森和温特编：《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5页。Coase R.H., 1993, The Nature of the Firm: Meaning, In: Williamson O.E. & Winter S. G., (Eds.),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48-60.
[17]布劳格：《现代经济学的严峻趋势》，载迈凯编：《经济学中的事实与虚构》，李井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18]汉娜·阿伦特区分了两种罪恶：（1）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2）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这是一种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行为。
[19]转引自基尔曼：“经济理论的演变”，载多迪默、卡尔特里耶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张增一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20]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886页。
[21]盛思吾：“哲人之侠：思想者的理想人格”，http://cul.qq.com/a/20160411/030230.htm.
[22]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王清彬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59-160页。
[23]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24]伯里：《思想自由史》，宋桂煌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25]约翰•穆勒（即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9页。
[26]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27]朱富强：“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的得主盛名难副”，《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10年第1期。
[28]宇泽弘文：《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李博、尹芷汐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版，第127页。
[29]正因为理论和思想对社会影响如此之大，无论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是凯恩斯经济学家都争着开设本科生的课程，以尽可能地影响将成为未来社会主力的青年。
[30]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31]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
[32]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安启念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33]在这个历史的垃圾时间，由于文化堕落、社会衰败、思想僵化、政治固化、社会信任缺失以及经济发展停滞，导致了个人主义膨胀、功利主义弥漫、官僚主义兴盛、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以及社会冲突日益加剧，以至于整个社会充斥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犬儒主义者、欺软怕硬者、恃强凌弱者、见风使舵者、口蜜腹剑者、阴谋诡计者以及“平庸之恶”者。
[34]盛思吾：“哲人之侠：思想者的理想人格”，http://cul.qq.com/a/20160411/030230.htm.
[35]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897页。
[36]盛思吾：“哲人之侠：思想者的理想人格”，http://cul.qq.com/a/20160411/030230.htm.
[37]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897页。
[38]罗素：《宗教与科学》，徐奕春、林国夫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50页。
[39]基于中国的教育短缺和个人的生活背景，笔者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知识的狭隘，距离理论研究所需要的理论素养还相差甚远，为此一直非常珍惜现有时间并尽可能地用来扩大知识结构。但综观当前中国经济学界，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人更是在读了几本流行经济学教材之后就开始运用一些数理模型和工具进行所谓的研究，进而还对社会经济政策发表各种评论。事实上，当今社会中那些能言善辩的名流在其言辞之后的思想是多么贫乏！借助于教授头衔的狐假虎威者实际上是多么无知！所以，笔者常常感到很纳闷：那些几乎是“不学无术”的人怎么竟可以不断承接各种对策性课题研究，那些明显漏洞百出的论文竟可以在那些所谓的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面对周围活跃的攘攘熙熙之肤浅而功利的学界人士，笔者往往有种莫名的无奈和悲凉。“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生活在这种不知学术为何物尤其是不知理论为何物的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是多么的悲哀！
[40]迈克尔•波兰尼（此书译为博兰尼）：《自由的逻辑》，冯银江、李雪茹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41]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载《吕思勉遗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页。
[42]威尔逊：《创造的本源》，魏薇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43]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安启念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
[44]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安启念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45]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安启念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46]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安启念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1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