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曾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谋生正道)。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1]面对真正学者的自我调侃，我们可作两点思考。第一，陈寅恪的学问于社会果真“无用”乎？显然不是。人们常说人文社会科学是“无用之用”之学，但“无用之用”就是大用。其原因在于，（1）它让人类更清楚地了解其历史，进而也就能够更好地把握未来；（2）它有助于提升人们的亲社会性和人文关怀，进而也就有助于促进社会交往的合理化并促进社会合作秩序的扩展。第二，陈寅恪何以调侃其学问不能谋生？这与时代背景有关，陈寅恪讲这句话时恰逢中国社会处于最为混乱的战争年代（1919年）。一般地，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乃至战争时期，人们更关注物质等基本需求的满足，当政者也更偏重科学技术以增强其力量，而倡导精神需求、社会理性以及推动社会交往合理化的人文社会科学就会被边缘化；但在和平年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无用之用”就会得到充分展现，它能提升人的亲社会性和社会的合作性，进而也就为社会稳定和秩序扩展夯实了基础。正因如此，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作用通常就是“在治世而显，乱世则隐”。

由此就引发思考：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社会为何遭到贬斥？这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正确认知吗？事实上，即使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乃至战争时期，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来化解冲突和止战禁杀；尽管在此时，一些优胜者往往会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来为其机会主义行径辩护，一些野心者往往也会刻意地激发和利用大众的好争性来获取个人私利而置人类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于不顾。罗伯特•默顿就指出，“如果实际应用性成为重要性的惟一尺度，那么科学只会成为工业或神学的或政治的女仆，其自由性就丧失了。”[2]一般来说，社会发展带来了公共教育的普及和提升，而公共教育根本上具有社会性而非私人性，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就此而言，即使局限于生产力提升这一层次，公共教育所致力于提升的也不仅是个体生产力，更重要的是社会生产力；相应地，不仅要提升个体的工具合理化，更是致力于提升社会的交往合理化。显然，这就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通过人文知识的传授和熏陶而提升人的亲社会性并以此来促进社会合作。其原因就在于，当个体利用从自然科学教育所获得的劳动技能来牟取私利时，很可能会损害他人或社会的利益，从而就必须对具有冲突性的个体利益进行协调。

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往往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破坏，如越来越先进的枪炮和核弹使得人类创建的物质文明在顷刻之间消失，“一战”“二战”就是典型的例子。对此，曼海姆写道：“人类能够利用发明才能得最现代产物满足原始的冲动和动机。因此，当一座城市毁于现代军事科学技术之时，这必须归咎于这样的事实：现代技术对于自然进行控制的发展已大大超过了人的道德力量的发展及其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的只是的发展”；由此，曼海姆得出结论说：“如果理性的社会控制和个人对自身冲动的驾驭没有与技术的发展保持同步，那么，当代社会的秩序必然要崩溃。”[3]正因如此，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引导人们采取合理的社会行动以推进社会秩序的扩展。这也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不是“发财致富”的学问，也决不应蜕化为个人的谋利工具。然而，反观当下中国社会中那些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或者是热衷商业以逐利，或者以刻意迎合政治以求名。这岂非陈寅恪意义上的“高等流氓”之行径！就此而言，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严重地堕落以至于无耻了，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本分和初心。

由此就引发反思：原本致力于人文化成的人文社会科学何以成为“高等流氓”的谋生手段？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学术制度和社会制度：大多数人的行为通常都受到制度和规则的显著激励和诱导，而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超然于外。就此而言，当下的学术现状正是扭曲性制度所激发出的逆向选择效应和道德风险效应之结果：逆向选择效应使得那些肤浅的功利之徒和僵化的意识形态者大量进入高校，肤浅的功利之徒凭借的是一些形式文章，僵化的意识形态者凭借的是政治渠道；道德风险效应则使得高校教师刻意地遵循和迎合那些扭曲的学术制度，通过炮制各种符合市场和政治需求的文章而获得不断爬升。正是由于学术风气和学术制度的扭曲，中国学校自然难以培养出什么杰出人才，由此也就有了“钱学森之问”。尤其是，几乎所有的思想都在唱响主旋律，都在阐发当政者的“奇思妙想”，又如何能够出现思想大师呢？即使思想大师就在面前，以当下这种标准也辨识不出呀！钱学森面对“钱学森之问”而不得其解，其原因就在于，他拥有崇高的社会和学术地位，从而也就无法接触乃至感触到学术过程中所遭遇了种种问题。相反，中国学术上的种种扭曲和障碍，只有那些“处江湖之远”的边缘者才会真正感受到，他们在长期学术和生活中经历了各种不便和压制，从而才会发现真正的问题所在。“诗穷而后工，文章憎命达”，对学术和社会的认知也是如此。

根本上说，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都是一定制度和规范的产物，这些制度和规范构成了对人们行为的激励和约束，相应地，当前的学术生态和现象根本上就是政策或行为所激发和诱导下的结果。正因如此，面对“钱学森之问”，首先应该躬身自省就是当政者，他们不仅应该对此负责，而且要有基本羞耻感。事实上，在当前社会，既然当政者拥有“绝对”的行政权力，自然也应该对行政结果负“完全”的责任，否则就是责权不称了；更不要说，即使有学者已经对“钱学森之问”做了深刻的解析，也由于造成“钱学森之问”的那些原因而难以传播。为了深刻认识这一点，这里再从两方面对“钱学森之问”的制度根源作一简单的考察（对“钱学森之问”所做的更为系统的考察，可见18年前所写而迄今无法出版的《自由与学术体系》——原名是《中国经济学何处去？》——一书，它强调，“钱学森之问”根本源于“利统”和“治统”相结合对“道统”造成了双重侵蚀和压制，以至于无法培育出独立而健康的“道统”，进而也就缺乏具有高度学术理念的学者）。

第一，当下学术制度所潜含的收入分配导向。米塞斯曾指出，社会主义分配有四个主要原则：平均分配、按劳（贡献）分配、按需分配和按功德分配。[4]其中，在主流教材中得到广泛宣传的主要是或者只有前三种原则，但第四种“按功德分配”原则在当今现实生活中却越来越凸显。一般地，当一个社会的当政者倾向于以“政治站位”来考核、选拔和使用人才时，“政治站位”就成为获取收入份额的一个越来越重要手段。譬如，当今大学和科研机构越来越兴起了课题至上的组织化科研，这些课题以及相关文章成为决定教师和科研者晋升和奖惩的基本依据，而这些晋升和奖惩都与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进而，大量的课题资助和文章发表都与当下的政治导向有关，甚至大多是阐释和宣传各种国家政策为名的急就章。再如，随着社会经济的低迷，“考公”成了青年学子越来越偏好的职业选择，而各公共部门的职位招聘以及晋升都有“政审”一关；进而，“政审”不仅是考察个人过去的言行，而且还要考察家庭成员曾有过的言行。试问：这些不是按功德分配又是什么呢？事实上，在当今社会，无论是行政机构和企事业的官僚晋升，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各种荣誉职位的任命，还是当今大学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晋升和奖惩，无不透露着“按功德分配”原则。

正是在“按功德分配”原则的激励下，为了获得更有利的分配地位，相关人员就竞相作政治表态，积极承担各种宣传事务；所有这些都导致优胜者与优秀者的偏离，都会刺激蟑螂性人物的肆意繁殖，都会引发人性的堕落和自由精神的衰败。其实，“按功德分配”原本是封建社会及其之前的一种社会现象，当时的分配与身份联系黏在一起，而身份又主要隶属于特定的政治集团；但是，自启蒙运动以降，这种身份制就遭到无数思想者的鞭挞，以至于在现代西方社会已经被公认为“非正义”的事物。尽管如此，“按功德分配”却依然存在于当今世界的众多统制型国家中，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社会得到了奇迹般地复活并迅速壮大，这恰恰反映出这些国家所内在的封建特性。[5]但试问：这种奖励或分配制度下会带来真正的学术吗？迈克尔•波兰尼强调，“当科学家们满怀对科学的责任感而工作时，这责任感将使他们拥有一种洞察力，那是一项最为珍贵的高尚惠赐，他们的全部任务就是依次洞察力而行事。”[6]显然，面对当下这种社会生态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真正的知识分子理应表达高度的关注并加以积极的反思。

第二，当下中国高校管理所潜含的破窗谬误。学术生态集中体现在大学教师的面貌上，而教师的追求和行为又受高校制度和治理模式的影响。由此来思考：作为知识分子之庇护所的大学，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毋庸置疑，大学乃一个社会的知识精英集中之所，是一个社会的人文精神体现之所，也是一个社会的精神路标并指引着社会发展。所以，黄宗羲说：“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也”（《明夷待访录•学校》）。迈克尔•波兰尼则写道：“大学在塑造现代人的思想世界中承担着精英的角色。今天，大学教师已经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界定了人类义务、并为人类设定全社会都应尊重的标准的文化遗产——的传播者和诠释者。未来的领袖就在今日的年轻人之中，大学最主要的义务就在于把为自由社会献身的基本真理传授给他们——我们时代的年轻人。”[7]既然如此，又如何才能维系和促进大学的健康发展呢？显然，为了使大学充盈着浓郁的人道关怀和人文精神，为了使大学高度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合理价值，大学的建造者或管理者（校长或其他）大体上也应该拥有哲学、历史、人文等方面的深厚素养，应该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轨迹和未来发展有清楚认知和深邃洞见，进而对人对物内在地表现出强烈的人道心和人文心，受此影响和感召才能塑造莘莘学子的优良品质和精神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的管理者职位更适合由人文社科专业出身的学人来担任，如哲学家、历史学家或教育家。

不幸的是，当下中国大学的现实恰恰与上述所将的应然相背离：充斥着理工科出身甚至拥有院士头衔的大学校长，越是名校（如“985”或“211”）就越是如此。事实上，理工科的校长们通常擅长像工程管理那样设立一系列指标来管理大学，偏重以计划的方式进行组织化科研，如构建大规模的团队等；进而，当这种管理方式不仅用于在自然科学而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时，就会导致人文性的丧失和思想的衰微。就此而言，哈耶克就说：“当人们沿着一条给他们带来巨大胜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时，他们也有可能陷入最深的谬误”；进而，哈耶克将“法国大革命”之类的“理性自负”归咎于，“在十九世纪改变了社会思想的两股强大的精神力量——现代社会主义和我们更乐于称为唯科学主义的现代实证主义——是在巴黎形成的一个专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团体的直接产物，更具体地说，是一个体现着这种独特的新精神的新机构的直接产物，它就是巴黎综合理工科学院。”[8]更为甚者，在当下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大学校长、科学院院长乃至研究所所长还是政治任命的，甚至是由省级和地市级书记来担任，甚至连中央美院这类艺术性院校也不例外；[9]相应地，他们的工作更主要是对政治指令负责而不是对学术发展负责，进而就会以政治需要来主导学术研究，从而就会出现如此普遍的宣传性“研究”。就此而言，米塞斯很早就指出，“靠税收维持的某些大学，必然会受到执政党的支配。政府当局只聘用那些愿意宣扬政府所赞成之观点的人当教授。”[10]当读到这段文字或类似的文字时，笔者不免涕下。但我们这个社会不应该有所警惕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学术思索和思想交流之所，作为道统传承的现代载体，大学根本上就是由教师与学生组成的“community”（共同体）。首先，大学是由所有教师所组成的“community”（共同体），没有教师，就不可能有思想的创造和生成。一般地，在一个大学里，教师既是“学生”这一产品的生产者，也是大学这一共同体的构成者；既是大学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大学规则的决策者。相应地，在大学里，校长和院长等没有独断的权力，即使在私立大学也是如此。其次，大学是由教师与学生组成的“community”（共同体），没有学生，也构成不了现代大学。一般地，正是在大学这一“community”内部，教师与学生进行知识交流与思想碰撞，从而使得思想和道统得以传承和发扬。在这里，作为学术共同体，大学的利益相关者或者说所有者具有明显的层次性：核心层次是教师，其次是正规学生，再次是短期培训生，最后才是资金捐赠者、社区、工商企业以及政府；同时，基于共同体的圈层特性，大学首先要维护教师的教学理念自由，确保教师依据学术信念来引导学生的发展，鼓励教师基于学术信念来引领社会发展，确保教师的研究不受资金供给者的制约，学术取向不为政府、商业乃至其他捐赠者的独特需要所支配。不幸的是，时下有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却宣称，“复旦是人民的大学，不是教师的大学。”这就是赤裸裸地迎合上意而将大学政治化了（无论是出于“低级红、高级黑”的目的还是源于本身的无知），将教师换成了政治色彩显著的“人民”，因为“人民”的内涵和界定往往被上位者所掌握。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源又在于以政治为中心的官僚体制，学术研究严重地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左右。

[1]吴宓：《吴宓日记》（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7页。

[2]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8页。

[3]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张旅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5页。

[4]米塞斯（本书译为米瑟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王建民、冯克利、崔树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页。

[5]一般地，封建制度的基本特性就在于：军队私有化、权力集中化、社会等级化、职位世袭化、分配身份化、学术政治化、言论管控性以及自上而下的监督体系；与此不同，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则是权利的开放，这包括与上述相反的一切特征。

由此，我们可以对当今社会现象加以对比性审视。

[6]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王靖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7]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王靖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8]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9]http://www.hkong.hk/2023/0625/7713.shtml。

[10]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895-8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