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市场经济的无节制发展滋生出一个日益显著现象：逆进步的技术创新。其成因的基本逻辑是：在等级化市场体系中，尽管厂商更倾向于生产富人所需要的高级产品，但绝大多数厂商还是主要生产社会大众尤其是底层穷人所需要的必需品；同时，由于社会大众尤其是穷人对产品价格具有高度敏感性，这就迫使厂商在低等级上进行残酷的价格竞争，诉诸成本的降低来获取竞争优势；进而，基于降低成本这一目标，就促发了那些以质量下降所换取成本下降的技术创新，这就是逆进步的技术创新。这就反映出，逆进步的技术创新内生于市场经济中，是收入分化并由此形成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的必然结果。正因如此，要解决逆进步的技术创新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就不能简单地诉诸市场机制的深化，而应该引入根基于效用原则的供给侧管理。
一、引言
随着致力于扩大总需求的三驾马车深陷泥潭，就产生出通过产品结构的优化来满足人们的需求并进而提升社会总需求的诉求。显然，这一主旨也就规定了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的根本性区别：一方面，供给侧管理根基于追求社会效用最大化的效用原则，并通过生产满足社会大众基于生活进程所需要的产品来实现；另一方面，需求侧管理则根基于实现厂商收益最大化的收益原则，并致力于生产满足市场需求尤其富人需求的产品来实现。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效用原则是从满足人们基于生活进程所产生的真实需要而言的，从而显著地不同于源于心理层面并受制于社会诱导的欲求。其深层原因在于，根基于厂商的逐利动机，由市场需求所引导的供给将会偏向生产那些由富人的较高购买力所支撑的奢侈品以及由攀比效应所激发的凡勃伦商品；相应地，这些产品所满足的通常就是人们相互攀比的心理欲求，而不是根基于生活进程的真实需要。[①]正是由于根基于收益原则的自发市场交易并不会带来社会效用的最大化，这就赋予了在市场经济中引入供给侧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为了深入理解和认识这一点，本文对现代社会日益凸显和增长的逆进步技术创新这一现象展开详细的解析。逆进步的技术创新是市场经济无节制发展所滋生出一个重要现象，它具有这样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它带来了越来越廉价的商品，而这些廉价品似乎也满足了社会大众尤其是下层穷人的生活之需；另一方面，这种廉价品是低质乃至是有害的，通常会实质性地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同时，为认识逆进步的技术创新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应用锦标赛制市场定价理论对市场经济做一深刻剖析：随着市场经济的无节制发展，市场分配的马太效应导致锦标赛制价格体系愈发显著；相应地，为了追求利润或赢得竞争，低档产品的生产厂商就会有意无意地陷入以质量为代价来降低产品成本的恶性循环，由此导致逆进步的技术创新现象不断偏盛。这反映出，逆进步的技术创新内生于市场经济之中，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无节制发展而逐渐滋长蔓延，乃至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显著现象。[②]
显然，为社会大众的利益或真实福祉着想，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就应该避免陷入或努力跳出逆进步技术创新之旋涡。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根本上说，这需要引入供给侧管理而不能诉诸市场机制的深化。正是基于供给侧管理视域，本文致力于这样三方面的研究：（1）剖析逆进步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和现实表现；（2）揭示逆进步技术创新的社会基础和产生机理；（3）根据成因有针对地从“末”和“本”两个层面来探寻解决之道。
二、逆进步技术创新的理论基础
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表明，（1）不同产品的价格水平和不同劳务工资的水平主要取决于所属等级而非功效或贡献：等级越高，数量越少，相应地，价格或工资水平也就越高；（2）等级之间的价格或工资差距还呈现出显著的超级累进制特征：越往等级的高处，等级之间的价格或工资差距就越大。其基本逻辑依据是，在具有显著不确定性的市场中，人们无法确知产品的具体功效或劳务的具体贡献，而只能借助其他信息来获得近似的价格锚定值，而所属等级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评估依据。[③]为此，在具有不确定性的市场中，如果一个产品或劳务希望获得更高的市场价格或市场工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影响和形塑人们对它的价格锚定值，而这又需要致力于提升自身的所属等级。即产品的等级影响了消费者对它的价格锚定值，进而又会影响厂商对它的市场定价。
同时，锦标赛制市场价格主要取决于产品所属等级而不是生产成本或劳动投入，因为等级可以赋予以及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价格锚定值；相应地，市场主体（厂商）就有巨大激励来努力提升其产品或劳务的等级，而且确实可以通过提升其产品或劳务的等级来获取最大利益，这包括不断增添次级属性、进行广告宣传、提升营销策略以及参与资格竞赛等。吉尔德就写道：“资本主义创造力的来源并不是任何看不见的手，而是企业家和企业管理人员那十分明显而又敢于担当的手。企业不断地改变自己的产品、营销技巧、广告宣传方式和零售策略，以期在市场体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独特地位，利用这个地位尽可能长时间地获得垄断利润。……获取这种地位是任何一个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时的目标，是创造性创业活动的重要目标，也是促进企业创造力研究与发展的重要因素。”[④]正是这种市场特性引导厂商采取相应的行动或策略，其中一个显著现象就是逆进步的技术创新。这里就其中的逻辑机理作一剖析。
（一）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竞争特性
按照锦标赛制市场定价理论，对高级产品尤其是对那些顶级产品来说，产品的质量只要稍微有一点提升，那么，通常就可以带来价格的显著提高。即高级品价格的质量需求弹性非常大。其原因是，富人的胃容量并不比穷人大，相应地，富人所追求的需求不是数量上比穷人多，而是质量上比穷人好；正因如此，富人对产品需求的价格通常就不很敏感，而更看重这些产品的质量提高所带来的相对社会效用，由此来确信自己所处的高等级社会位置。否则，“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那些财富又该如何处置呢？于这些富人又有何用呢？正是面对高级品的这种需求特征，为了获得最大化收益，高级品生产厂商就会投入大量资源来改进它的质量，进而采取各种措施来提升顾客对产品的质量感受。一般地，如果产品质量具有明显的消费检验性，那么，厂商就会通过技术进步来提升其质量的真实水平；如果产品质量不具有明显的消费检验性，那么，厂商就会通过广告宣传等来提升人们对其质量的锚定等级。
在现实市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与生活境遇存在密切关系的那些产品的价格往往会呈现出显著的质量需求弹性。具体来说，这充分体现在这样一些产品市场上：（1）关系人生未来发展的产品，如小孩教育；（2）关系生命健康延续的产品，如老人保健；（3）关系社会地位（商场竞争）的产品，如男人的耐用品；（4）关系生活中面子（消费外部性）的产品，如女人的消费品；等等。由此就可以看到，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的家长们乐于花费巨额费用将小孩送往“学而思”等培训机构，孝顺的成年子女们则不惜重金地为老人购买保健产品；基于相同的逻辑，关系女性面子的香水、包包的价格往往就会高得离谱，豪车、名表等则成为那些在社会竞争中的（成功）男性一掷千金的追求对象。相应地，现代社会的大量生产资源就被投入到这些领域，由此成就了相关从业人员的富裕；同时，这些行业或产品的等级竞争往往也非常激烈，进而又会吸引广告资源的大量投入。
其实，在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下，产品或劳务之间的市场竞争就不再是完全的价格竞争，而主要体现为同一等级或相近等级的产品之间的价格竞争或其他商业竞争。其原因在于，只有在同一等级之内或相近等级之间，消费者在消费产品时所获得的效用才不受位置效用的影响，进而才可以从价格高低中获得消费剩余。由此就可以明白，即使回力球鞋或鸿星尔克球鞋降价了，它也很难吸引耐克或阿迪达斯的消费者；同样，小米、OPPO手机价格下调也几乎吸引不到那些准备购买最新款苹果手机的消费者。同时，即使那些处于较高等级的不同品牌在同一等级内展开价格竞争，其价格的下降幅度也存在严格的限度。其原因在于，价格的大幅下降很可能会导致产品跌入到下一等级，影响人们对它的价值锚定值，由此反而会遭致更大的损失。考虑到这种情形，如果一个大厂商希望能够分享或占有不同等级的市场，那么，它通常就会推出适合不同市场的多个品牌，或者同一品牌会推出不同型号。我们熟知的例子有，从华为中衍生出了荣耀，从小米中衍生出了红米，从茅台中衍生出了迎宾和王子系列等。
同时，在市场（产品）等级链中，越往等级高处走，产品或厂商的数量就越少。相应地，这些厂商就越有可能达成寡头同盟，进而就会选择在价格以外展开商业竞争，这包括产品创新、设计优化、功能改进、质量提升、品牌建设、售后服务以及广告营销等，由此才有如此多样的差异性产品。正因如此，在垄断型产业中，那些高等级产品价格要远远高于其生产成本，也远远高于其真实价值，这也是维塞尔的自然价值说所表明的。譬如，在美国汽车在全球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产汽车（如雪佛兰的科威尔、福特的平托、美国汽车公司的格雷姆林等）都存在基本质量问题，不仅油耗高，还导致超过2500万美国人死于车祸。所以，当时有记者就这样描述美国汽车：“由傻子制造并由小偷卖给智障者的夸张、高价的怪物。”[⑤]
所有这些都触发我们去批判性地反思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竞争理论：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厂商不断下调价格直至获得正常利润。真实世界的情形却是：竞争主要发生在同一等级之内或相近等级之间，从而通常就不会出现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预料的平均利润或利润为零的情况；而且，产品的等级越高，其供给量就越少，从而所获的利润率就越高。推而广之，人类社会几乎所有领域的竞争都主要发生在在同一等级之内部或者相近等级之间，这是社会和政治领域呈现出如此显著且不断强化的等级化趋势的重要原因。这里的分析显然进一步表明，这种同等级的数量竞争并不是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独特事物，而是充分体现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产品竞争或经济竞争中，这恰恰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无视的。
（二）高等级行业中的报酬特性
在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下，高等级的产品或劳动的数量是相对固定并且稀少的，相应地，它们通常就会有更高水平的报酬（产品价格或劳务工资）。显然，这种高报酬根源于数量稀缺，从而也就具有“租”的性质。[⑥]由此就引发这一思考：这种具有“租”性质的高报酬是否会影响产品的价格并进而影响产品的市场需求？这根本上就涉及“租金”与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经济学说史上存有的一个基本理论疑难。就此而言，古典经济学提出了二元价值或价格理论：一是工业品价格，它只取决于供给条件，由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等生产成本决定，因为工业品的供给接近于自由竞争；二是农产品价格，它由其市场需求决定，因为农产品的供给受制于自然资源。由此得出的认识是：工资和利润大小构成了产品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大小却是产品价格高低的结果。譬如，李嘉图就将地租增加视为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结果。其逻辑是：人口的增加迫使农民的耕种向劣等土地持续推进，这就导致谷物的交换价值或市场价格不断提高，进而导致地租不断增加。正是依据这一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以及以后的经济学家就几乎都主张对地租进行征税，其重要理据就是，这不会提高农产品价格，也不会影响农业生产，而只是剥夺土地所有者从社会发展和地租上涨中所获得的部分不义之财。
问题是，租税变动一定不会影响产品的价格吗？就此而言，只要看两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就能获得与传统不同的认知。第一，发达国家或地区在市场上出售的产品尤其是农产品的价格通常都比较高。例如，美国车厘子的价格就比智利的高，日本大米的价格要远高于东南亚国家，苏州洞庭枇杷的价格也比云南、四川的高很多。试问：这是什么原因？举一个切身例子，有一次在东莞高速服务站看到一个妇人在卖地瓜干，价格是30元一斤。所以就好奇地问她：你的地瓜干为何卖这么贵？市场上只要10元一斤呀。妇人回答说，因为现在地贵了，农村人也很少种地瓜了，只是偶尔回娘家看到种了些地瓜才拿些回来卖。这显然反映出，地贵（即地租高）成了农产品价格高的原因。第二，中国房价在过去20多年里飞涨，不少（主流）经济学人都将之归咎于不断飙升的地价（进而又将高地价归因于政府的拍卖制度）。试问：这不恰恰说明租金会影响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吗？
进一步地，只要善于观察、善于思考，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譬如，同属苏州的阳澄湖大闸蟹就比太湖大闸蟹贵很多，难道阳澄湖大闸蟹营养价值更高或更为美味吗？一些赛事就表明，那些坚称阳澄湖大闸蟹更美味的食客在盲吃时也根本分辨不出自己吃的是阳澄湖大闸蟹还是太湖大闸蟹。既然如此，阳澄湖大闸蟹为何会卖得更贵呢？为何众多礼券都表明是阳澄湖大闸蟹呢？至于说到营养价值，大量检测都表明，高档大米的营养并不（明显）高于普通大米，初生蛋的营养也不（明显）高于普通鸡蛋，但为何前者的价格要比后者高很多？再如，有“荔枝中的爱马仕”之称的挂绿荔枝在超市里曾卖到1049元一斤，甚至是按颗售卖（两颗、四颗、六颗的礼盒售价在200-600元不等，单颗价格高至90多元），而且还需要在果子成熟前提前订货。那么，是因为挂绿荔枝的品质如此之高吗？显然不是，更主要是因为挂绿荔枝的种植管理难度大而致使产量少。[⑦]
其实，“物以稀为贵”本身就反映了租金的存在。至于究竟是租金影响产品价格还是产品价格决定租金，则需要从两个视角加以考察。第一，从社会整体看，土地数量接近固定，需求的增加引致出较高的价格；相应地，地租就不是价格的决定因素，也不构成生产成本。第二，从社会个体看，使用土地或优质土地的生产者面对他人竞争时需要为之提供（更多）支付，地租就构成了生产成本，进而决定了产品价格。显然，前者体现为古典经济学家的基本视角和认知，后者则反映出现代经济学人的基本视角和对社会的观察。但是，这两个分析视角都会引发出新的问题：一方面，基于社会个体视角衍生出的问题是：同一产品仅仅因为附加了不同量的租金就要求有不同价格，那么，这又如何应对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基于社会整体视角衍生出的问题是：如果特定行业或部门存在着高额地租，那么，这个高额地租是否会影响该行业或部门的产品价格和市场需求？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观念。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它根本上涉及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市场竞争导致产品日趋等级化并带来价格分层，产品的供求竞争就主要发生在同一等级之内或相邻等级之间。基于这一逻辑来解析租金对产品价格的影响就是：地租越高的土地通常是数量越少，所供应的产品数量就越少；相应地，富人对这类产品的偏好往往就越大，因为它可以带来相对性的位置效用等。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不同地区的农产品所存在的价格差异，不同品牌的工业品为何有如此大的价格差异。就第二个问题而言，特定行业或部门的高额地租通常也会影响该行业或部门的产品价格以及相应的市场需求，因为该行业或部门的生产者通常会将之纳入成本考虑以追求平均乃至更高的利润率。就此而言，考虑到所包含的高额租金，这些行业或部门的产品价格或劳务工资通常也就比较高；相应地，它们通常就属于高等级行业，其产品或服务也就成为社会尤其是富人追求的对象。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了中国现阶段的房价何以会高居不下，可以解释某些行业的工资为何一直很高。
上述分析显然也反映出，“租”不仅体现在农产品上，而且充盈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高等级产品和劳务上；不仅体现为行业内部存在不同等级的岗位并由此产生出“岗位租”，而且体现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不同等级而产生出“行业租”。[⑧]其中的深层原因就在于，尽管“租”主要是由产品的市场需求及其影响的产品价格决定，但市场需求和产品价格本身会受到人们心理的影响，而这种心理又会受到市场权力的诱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级产品和劳务所包含的“准租”往往就成为其产品价格高昂的重要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就体现为由社会习俗所决定的锚定价格。[⑨]基于这一分析，我们就可以深刻地认识这一现象：高级品的价格与其质量为何能够不成比例地发展？高级品生产厂商为何能够通过质量的小幅改进而获得更高利润？
（三）各厂商参与竞争的策略特性
按照锦标赛制市场定价理论，富人所需求的高等级产品在市场上所获得的交换价值通常会远高于其自然价值和生产成本，相应地，逐利厂商自然也就偏好生产这些高等级产品。基于这一逻辑，厂商通常都会竭其所能地将其资源用于提升其产品的等级上，希望借此来提升产品的市场价格，进而获取高额利润。不过，这一生产策略在现实中又会遇到两个限制：第一，无论是通过技术进步来提升产品等级还是通过广告宣传来提高价格锚定值，通常都需要投入大量的非生产性资源，因而普通厂商显然缺乏提升其产品等级的这种财力和权力；第二，富人的需求量总是非常有限的，且产品的等级越高所对应的需求量就越少，因而富人需求的产品市场也就根本容纳不了多少厂商。由此就可以理解这一现实：（1）绝大多数厂商只能生产普通大众乃至社会底层所需要的产品，进而也就会停留在较低等级之内或在邻近等级之间展开价格竞争；（2）产品所处的等级越低，厂商以及相应产品的数量就越多，这导致相关厂商之间所展开的价格竞争也就越激烈。
由此就引发出一个问题：这些低等级产品的生产厂商如何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呢？或者说，这些厂商在残酷的价格战中如何取得竞争优势或者至少维持市场生存呢？显然，低等级产品生产厂商需要采取不同于高级产品生产厂商的策略：一方面，在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下，高级产品的生产厂商通常可以通过提高价格的方式来获得高额收益，因为它只要将产品质量稍微提高就可以进入更高等级；另一方面，低等级产品的生产厂商却难以通过价格提高来获取更大收益，因为底层大众对产品的价格非常敏感，以至于价格的稍微上升都可能导致需求量的大幅下降。面对这种困境，要在残酷的价格竞争中取得优胜，低等级产品的生产厂商就不得不诉诸不断地乃至大幅度地降低少生产成本的方法。由此就触及了关键性问题：低等级产品的生产厂商是如何降低其产品的生产成本的？
一般来说，必需品尤其是低档品的成本降低通常很难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来实现，相应地，厂商就主要从降低减少劳务工资、工作环境标准、降低原材料支出以及降低产品质量等几方面想办法。其原因在于，社会财富和资源主要为大厂商所拥有，而他们更倾向于将大量资源投入在提升高档品质量的技术创新上，因为这可以带来更高的产品价格；相反，小厂商所能利用的财富和资源极为有限，从而也就担负不起对低档品进行技术研发以降低生产成本的任务，因为很难通过价格提升来弥补技术研发的成本。由此，在收入分化的社会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产品背反现象：一方面是豪华产品和奢侈品的不断升级换代，另一方面则是必需品和低档品的质量不升反降。进而也就可以明白当前中国社会（以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呈现出的如此市场百态：社会底层的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工资低下，生产者致力于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由此滋生出伪劣产品泛滥的现象。
最后，考虑到劳务工资受到市场竞争以及法律规章的限制而难以持续压缩，那么，低等级产品的生产厂商就不得不主要诉诸降低原材料和产品之质量的方式来压缩生产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在降低原材料和产品质量的同时又不能让消费者轻易地辨识出来，否则就会影响产品的市场需求。那么，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重要手段就是展开特定类型的技术开发和创新。一般地，技术进步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更高的生产率又会促成产品的成本下降和质量提升。相应地，我们将实现生产率提高和质量提升的技术创新称为进步型的技术创新，这也是通常所理解的技术开发和创新。但是，当厂商将成本降低作为技术开发和创新的根本目标和出发点时，它往往就可能以产品质量的下降为代价来实现生产成本的降低，这充分体现在低级产品的生产厂商所推行的技术开发和创新上。为此，相对于那些推动社会进步的技术创新，我们将以质量下降来换取成本下降的技术创新称为逆进步的技术创新。
三、逆进步技术创新的现实困扰
逆进步的技术创新源于市场经济中不断升级的价格竞争，这种残酷的价格竞争通常又是发生在同一等级尤其是低等级的产品之间。基于这一逻辑可以明白，逆进步的技术创新通常会出现在大众消费品尤其是社会底层所需求的低档品领域。例如，典型的逆进步技术创新就出现在这样几大领域：（1）谷物和菜蔬水果，主要使用化学药剂以及转基因，如膨大剂、催熟剂、增甜剂等；（2）畜牧业，主要使用各种化学激素，如瘦肉精、抗生素、性激素、生长激素、甲状腺激素等；（3）农副产品，主要使用各类添加剂，如泡打粉、甜蜜素、糖精枣、吊白块、明胶冰淇淋；（4）基本工业品，主要使用劣质材料，如粉碎砖、有毒涂料、甲醛木板；等等。
（一）逆进步技术创新的现实呈现
一般地，那些为便于产品生产、保存、运输以及在一定限度内增添色香味的食品添加剂并不属于逆进步的技术创新范畴，如在豆汁中添加盐卤或石膏才能制成豆腐，在黄酒生产过程中添加某些添加剂就成为特型黄酒；相反，逆进步的技术创新主要是指那些对产品的生产、保存、运输并非必要且有害于身心健康的额外添加物，尤其是指那些以假乱真的劣质品。这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大量事例。譬如，在一些低端市场上，鸭血主要是在其他动物血添加化学物质制作而成的，果冻主要是由在水和糖中添加人工明胶制作而成，烤肠主要是由淀粉和其他添加剂合成的火腿制作的，“肠粉”中加入“硼砂”以增加食物韧性、脆度及改善食物保水性及保存度，周氏藕粉里只含有木薯粉而无藕的成分。另外，诸如“果糖蜂蜜”“皮革牛奶”“三聚氰胺奶粉”“牛肉膏猪肉”“甲醛啤酒”“墨汁石蜡红薯粉”等都属此类。
同时，逆进步的技术创新往往会产生这样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利用逆进步技术所开发出来的产品通常会降低产品的质量，由此发展起来的产品或产业也会挤压乃至消解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传统产品或产业，从而会给消费者带来巨大的福利负效应；另一方面，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这些添加物的信息通常是不对称的，甚至有些生产者也对这些添加物的潜在负效应也不具有完全信息，但这些添加物确实可以降低产品成本，从而生产者也就可以从这些逆进步技术的利用中获利。当然，更多的情形是，生产者往往是有意识地利用相关的不对称信息而从低质且低价的廉产品生产和销售中获利。
正因如此，在现代市场经济所激发的物欲横流和私利膨胀之环境中，技术研发和创新通常就会朝两个极端化方向发展：一是方向朝上，高等级产品的技术不断进步，大量的社会资源都被投入在这些领域；二是方向朝下，低等级产品的技术反向发展，这些领域的少量社会资源大多被用于逆进步的技术开发和创新上。进一步地，逆进步的技术创新和开发往往还随着市场经济的偏盛而愈演愈烈，不断升级的恶性竞争就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于是，原来的高质量产品也被迫降价竞争，被迫使用逆进步的低层次技术来降低成本，由此导致整个社会都似乎陷入了伪劣产品盛行的困局。[⑩]
由于逆进步的技术创新体现出无约束市场竞争中的基本现象，相应地，它就不仅出现在当前中国社会，而且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常态，并且在资本主义体系和市场经济持续扩张过程中还会愈演愈烈。黄有光就举例说，几百年前，龙虾既多又便宜，因而主要是穷人吃的东西，富人则吃当时很贵的鸡肉，甚至有佣人和犯人都要求每星期不可以吃超过三次龙虾；但后来，龙虾变少且贵了，鸡肉则因工厂式生产而变便宜了，因而富人就转而吃龙虾，鸡肉则让给穷人吃。[11]为什么有这种转变呢？重要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促进了家禽和家畜饲养技术的开发，而这些技术开发主要是适应大规模生产的需要，从而导致了质量的不断下降。正因如此，这些技术也就具有某种逆进步特性。试想，今天所吃的鸡鸭猪牛羊等肉类与100年前（甚至是30年前）相比能有一样的质量吗？显然没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今天肉类越来越多地是通过提取原生畜类和禽类的基因然后进行强化和整合而生产出来的。譬如，格林斯潘和伍尔德里奇就指出，1800年奶牛一年可以产出1000磅牛奶，而现在一头奶牛一年可以产出16000磅牛奶。[12]那么，这两种牛奶的质量能一样吗？正是利用这种逆进步技术，现在的禽类几乎不能行走（如鸭子几乎没有下过水，奶牛没有走过草原），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长大成熟；相应地，这类肉通常就可以变得非常便宜，由此来满足低收入阶层的生活需要或社会需求。
（二）逆进步技术创新的社会基础
面对广泛存在的逆进步技术创新现象，我们就需要思考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这个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在当下社会中为何会如此盛行？究其原因，除了缺乏良好的信息传播机制和产品监管体制外，根本上就与巨大的社会收入差距及其造成显著的市场等级有关。按照维塞尔的自然价值学说，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奢侈品的交换价值（价格）将会越来越高，低档品（以及必需品）的交换价值（价格）则会越来越低。这就意味着，当社会收入相对平均时，厂商只生产富人所需求的商品时就不会获得巨额的额外利润，因为此时富人所出的价格也不会很高；相反，当社会收入悬殊时，厂商只生产富人需求的商品时则可以获得巨额收益。正是在巨大的收入差距下，厂商就会忽略穷人的需要而致力于生产富人所需求的奢侈品，这就是当前中国社会所普遍存在的现象：各样豪华别墅的开发、各式私人会所的兴起、各类高级培训班的开设以及各种私人订制产品的生产，等等。
同时，由厂商的逐利动机引发的生产偏向也会面临现实的挑战：富人所需求的奢侈品毕竟数量有限，少数厂商的生产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相应地，绝大多数厂商的生产还是要面对穷人所需要的低档品或必需品。这就涉及一个关键问题：这些低档品或必需品的生产厂商又如何生产以及获利？显然，这些厂商不可能大幅度提升其产品价格，因为巨大的收入差距已经致使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价格）远低于其自然价值；相应地，它们就只能采取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这一措施，而这些成本的降低通常又会伴随着质量的下降。这意味着，要实现这一点，逆进步技术创新通常又以这样两大特征为社会基础：一是过大的收入差距，这使得劣质的低档品拥有庞大的社会需求；二是低廉的人工成本，这使得为逆进步技术创新所支付的人工成本要低于材料节约所带来的收益。
一般地，如果一个社会满足这两大特征，那么，逆进步技术创新就比较明显。就此而言，只要看下当前中国农村就明白了：由于过去几十年间的市场经济无节制发展带来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这就导致逆进步的技术创新现象在穷困的农村地区广为盛行；甚至在城市中尤其是那些“城中村”里，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也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而且，这些假冒伪劣产品大体有两大特征：一方面，在口味体验上不断提升乃至接近品质商品，因为在此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另一方面，在材料质量上却持续下降乃至已经失去该商品的本色，因为在此方面需要节约成本来营利。例如，几十年前一两元的火腿肠到现在还是一两元，因为现在的火腿肠大量加入猪皮、鸡皮、鸭皮、鸡架泥、鸡脖泥等边角肉来拉低成本。
（三）逆进步技术创新引发的反思
逆进步的技术创新是以质量的下降来换得生产成本的降低，而质量的下降则会严重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进而就会制约人类社会的真正进步。正因如此，以降低质量来满足人们需要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就应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进而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抑制这种现象。不幸的是，这一警示却招来了这样的批评：如果没有这些低质的廉价品，社会大众尤其是广大农村人甚至连生存都无法维持，又如何满足其消费需求呢？这显然对上述建议大有“何不食肉糜”之讽。问题是：从20世纪70年代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并没有什么假冒伪劣品，但农村人不是照样健康成长！就此而言，批判者又反驳说：当时大多数物品都很稀缺，不仅人们的需求水平被压得很低，而且底层大众所需要的必需品质量也较低。如何回应这种反驳呢？
一般地，这就需要嵌入具体的社会情境加以分析。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社会整体的技术水平普遍较低，以至于所有产品的质量都相对较低；同时，当时的资本和其他资源极为有限，从而只能将之用于少数重要领域以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另一方面，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生产技术已经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完全可以提高所有产品的质量并降低所有产品的生产成本，由此生产出更多物美价廉产品以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但现实却是，技术的进步主要凸显在高档品领域而不是必需品领域。这是为什么呢？为何只有一部分富人的需求水平得到飙升呢？就此而言，只要对城乡居民以及穷人和富人做一简要的对比就可以窥见一斑：他们的需求水平以及需求获得满足的程度呈现出不断扩大的差距；其中，城市居民尤其是那些富豪所需求的那些产品的质量在不断提高，而农村居民或穷人所需要的那些基本必需品却还难以获得足够的满足。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根本上这就涉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机制以及相应的社会政策等问题，如大量的资源都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被投入在高档品的技术研发上，而针对满足社会大众尤其是社会底层之生活需要的技术创新上的研发投入却是严重不足。
最后来深刻审视一些人尤其是一些经济学人合理化假冒伪劣产品之存在的核心理由：这种假冒伪劣产品有其需求的社会基础，而一旦消除这些产品，有这种需求的人就不能得到满足。这种观点看似在维护穷人的利益，而实际上犯有严重的“破窗谬误”：只看到他所能够且愿意看到的一面，却看不到他所不能且不愿看到的另一面。究其原因，这种认知源于一种狭隘的视野，而这种狭隘视野又受制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认知和思维：一方面，它把市场需求看成是消费者自主选择的，而完全无视生产者主权对产品供给的支配性力量；另一方面，它将市场上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供给结构视为既定的，而完全忽视了社会资源不同配置所带来的不同结果。就此而言，只要摆脱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窠臼，就完全能够更好地生产出满足社会大众尤其是穷人们之真实需要的产品而不须以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为代价。
事实上，按照斯密提出的有效需求概念，在足以补偿生产成本的“自然价格”之指引下，一个社会的资源就会被更多地配置到社会大众尤其是穷人们所需求的必需品上，由此也就能够提升社会总效用。但是，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有效需求概念，在由供求决定的市场价格指引下，一个社会的资源却被高度集中地配置到富人所需求的奢侈品上，由此实现厂商的收益最大化而非社会效用最大化。以具体例子来说，按照现代社会已有的建筑技术，绝大多数国家都能够以很低的成本建造出社会大众所需要的住房。例如，我国自主研发的住宅造楼机三天就能盖一层楼，甚至出现过29小时建成11层楼公寓的记录。但是，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大量社会资源却被用于建造富人所需的豪宅，而建造穷人住房时往往就只能偷工减料。更不要说，在赢利动机的趋势下，大量资源都被用于豪华住宅的建筑技术之研发上，以至于普通住宅至今还经常出现漏水、墙裂、起砂以及承重结构变形等问题。显然，这就涉及认知思维以及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
四、逆进步技术创新的解决思路
过去几年的经济萧条乃至经济危机根本上都源于供求结构的失衡，生产出的产品并不能满足社会大众的真实需要。显然，这种供求失衡根基于市场经济体系之中：第一，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逐利厂商致力于生产那些具有更高交换价值以获得更大个人收益的产品，这与社会大众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第二，在最大化利润的竞争过程中，厂商会不断改进奢侈品的生产技术，而社会大众所需必需品的技术却进步缓慢。就此而言，只要摆脱嵌入新古典自由主义中的肯定性理性思维及其派生出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事实上，无论是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西斯蒙第、约翰•穆勒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和庇古甚或是维塞尔等早期奥地利学派学者，也无论是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美国制度学派、激进经济学还是更为广泛的非正统经济学，甚至众多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曾深刻地洞识这一点。譬如，阿克洛夫和席勒就写道：“资本主义的物产丰富至少有一个缺陷——它并不是自动地生产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而是生产人们认为有需要且愿意为此付钱的东西。如果人们愿意为药品付钱，资本主义就会生产药品；而如果人们还愿意为包治百病的假药付钱，资本主义就会生产假药。”[13]由此就产生了转变管理方式的诉求。
（一）两类“供给侧”管理的比较
为更清楚地认识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之间的差异，这里对流行的“需求侧”概念做一正本清源的解析。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推崇诉诸市场机制的需求侧管理，认定这尊重了消费者的自主行为，并且实现了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其逻辑依据是，市场机制将迫使产品（价格和质量）具有竞争性，进而迫使厂商积极关注消费者的需求。但实际上，这种认知至多对应了早期自由竞争的市场，而与日益等级化的现代市场越来越不相符。究其原因，在现代市场中，生产者主权已经取得了对于消费者主权越来越大的压制力，生产者不仅选择性地生产那些富人所需求的且能够带来高收益的奢侈品，而且还会刻意地诱导社会大众消费那些能够为之带来更高收益的高级品。[14]
事实上，早在20世纪中叶，海尔布隆纳就写道：“18世纪的英国确实很接近亚当•斯密心目中的模式。在那时，商人们的确彼此竞争，一般工厂的规模并不大，价格确实随着需求起伏而涨跌，且价格的变化确实会造成产出和工作的改变。亚当•斯密的世界被称为原子式竞争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无论是劳动或资本方面的生产要素都无力对于竞争的压力加以干预或抗拒，人人都被迫在一个巨大的社会自由竞技场中匆匆地追逐自身的利益”，“（但）自18世纪以来，市场的本质已经大幅度地改变，在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中，已经有人可以与潮流对抗，这不再是一个原子式竞争的世界。今日市场机制的特征在于参与者的规模庞大：巨型的公司与强大的工会，其行为方式显然不同于过去个别的业主与工人。他们的规模足以使之抗拒竞争压力，漠视价格信息”。[15]生产者主权表明，在现代社会中，由纯粹市场机制主导的需求侧管理实质上也是供给侧管理，问题只在于，这种供给侧管理由私人厂商所主导，进而就会基于私人厂商的收益最大化原则进行生产和投资。
上面的分析引发我们审视一个流行的观点：由消费来引导投资才是扩大再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合理方式，否则如何知道该怎样投资呢？其实，在生产者主导的现代社会，根本上就不存在所谓的需求侧管理，而是存在两种供给侧管理：一是由私人厂商主导的供给侧管理，它所贯彻的根本上是收益原则，其产品供给的首要目的是满足富人的需求，尤其是那些体现社会地位的炫耀性需求，这主要适用于私人品领域和私人部门；二是由有为政府实施的供给侧管理，它根本上应该遵循效用原则，其产品供给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社会大众的真实需要，而这种真实需要通常会伴随着生活进程的推进而持续提升，这对公共品领域和公共部门尤为重要。所以，我们要比较的就是这两类供给侧管理所带来的后果。当然，为了与学术界保持概念一致，这里所讲的供给侧管理主要是指（由政府部门实施的）基于社会效用最大化为原则的产品供给方式，而仍然将基于私人收益最大化原则的产品供给方式称为需求侧管理。
正是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推崇并贯彻的由纯粹市场机制引导的需求侧管理本质上体现为私人厂商主导的以收益最大化为原则的供给侧管理，相应地，自由市场经济的无节制发展就会滋生出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进而带来社会需求的显著分层。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对技术创新的合理引导，反而会激发逆进步技术创新的滋生蔓延。这就反映出，逆进步的技术创新根本上内生于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中，尤其壮大于无节制的市场经济中。正因如此，要缓解乃至克服逆进步的技术创新现象，就不能诉诸市场机制的深化，而是需要引入基于社会效用最大化原则的供给侧管理。
（二）逆进步技术创新的应对策略
由此就带来了本文关注的核心议题：面对日益严峻的逆进步技术创新这一现象，供给侧管理应该采取何种缓解和克服之法？一般地，任何有效的社会政策都需要建立在对问题的现状及其成因的深刻洞察之上。就此而言，针对时下的逆进步技术创新问题，大体上就可以从这样两个层面采取相应对策。
第一，在“末”的层次上采取“堵”之策，即对那些损害人们身心健康的逆进步技术创新加以规制和禁止。就此而言，不仅要建立和完善产品尤其是食品标准以及相应的等级体系，而且要加强执法力度。为此，供给侧管理部门需要对这些逆进步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危害有充分的认识，相应地，在一些技术和产品的真实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之前，就可以且应该将其应用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而不应不加规制地全面推广使用，如转基因食品。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较为明显的悖像。一方面，在西方社会，物美价廉的主要是低档品或必需品而非高档品或奢侈品。其原因是，穷人消费的低档品或必需品本身就面临着交换价值远低于自然价值，但同时，政府以及其他机构对这些产品的生产制定了较为严格的产品或行业标准；[16]相反，富人消费的高档品或奢侈品则面临着交换价值远高于自然价值，而消费者往往是追求位置效用或者受到广告等所提供的不实信息所诱导。另一方面，在当下中国社会，坑人匪浅的恰恰是低档品或必需品而非高档品或奢侈品。其原因就在于，逆进步的技术创新主要就发生在低档品或必需品领域，而富人消费的高档品或奢侈品则得到不断进步的技术支持。也就是说，产生这一悖像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产品标准的规定及其执行上中西方存在着显著差异。
第二，在“本”的层次上采取“疏”之策，即从社会经济结构上切断逆进步技术创造的动源。就此而言，不仅要避免过大的收入差距所造成的产品和价格显著分层，而且要抵制各种虚假广告等对需求的误导及其强化的产品和价格分层。对此，政府职能部门要从政治经济层面采取多种措施来抑制不断拉大的社会收入差距，要通过各种社会经济之策来持续提升中产阶级的比重；与此同时，针对社会大众的基本必需品，也可以提供适当的补助，如刚需的食品和住房。显然，当社会大众不再停留在只为生存而不顾及质量的生活追求时，厂商以产品质量的降低来追求利润的动机也就会趋于弱化。尤其是，如果不能从分配政策上根除社会分化这一逆进步技术创新的社会经济基础，那么，局限于“末”层次的监管政策必然效果有限，因为任何监管都无法根本消除由“利”所激发的贪欲，而只会使逆进步技术创新转入地下而更难控制。当然，无论从“末”还是从“本”上讲，任何措施的有效性程度都有赖于相对健全的监督和约束体系，甚至需要在相关政策措施上展开有效的跨国合作，进而又需要提高人类社会对逆进步技术所带来负效应的深刻认识。
进一步地，基于供给侧管理的思路，针对社会大众基于生活进程所产生的必需品需求，在市场供给出现失灵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提供相应补充。即由政府或相关公共机构来为社会大众提供基本公共品和某些必需品。就此而言，这些公共品和必需品的生产主要受由生产成本所决定的有效需求之引导，这不仅有利于社会效用的提升，而且也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同时，针对供给侧管理下的供给，也有两点延伸认识。第一，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需求层次的提升，基本公共品和必需品的范围将会不断扩大。这就意味着，供给侧管理将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常态，并且所涉及的领域也会不断扩大。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新加坡政府为公众尤其是低收入者提供了教育、住房、医疗等公共品，因而也就几乎没有假冒伪劣品。第二，供给侧管理不仅体现在产品供给方面，也体现在技术供给方面。就此而言，需要扭转市场机制将大量研发资源集中于高级品生产的局面，而是需要关注并推动与生活进程和民生密切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如生活必需品的技术研发）。这就是供给侧管理视角下缓解乃至克服逆进步技术创新的根本举措，并且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分化加剧而变得越来越重要。
最后，再来审视一个流行观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必然会带来贫富分化，进而就会出现一大群在既有市场价格下没有需求的穷人，既然如此，何不默认逆进步技术创新的存在以满足一部分的生活需求呢？这种观点所持的理据就是，如果没有逆进步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廉价品，这些穷人甚至无法获得生存需要的基本满足！要深刻认识这一问题，就涉及人类社会进步所不断提升的基本权利和人本关怀：在人类社会技术和生产率不断提升的今天，难道我们无法保障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社会进行所带来的基本成果吗？难道现代社会可以听任一部分人处于悲惨之境而不闻不问吗？一个多世纪之前，凡勃伦就指出，社会演化过程很可能内含着这样的矛盾：富裕阶层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持续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而社会底层却可能不断受到损害。显然，现代市场经济中所出现的高级品领域不断进步的技术创新和低档品领域的逆进步技术创新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同时，这种悖像的出现本身在很大程度就反映出人类社会的制度出了问题：不仅诉诸市场机制的需求侧管理无法解决它，而且由市场竞争滋生的无伦理意识对这种危险之境也变得麻木。相应地，面对这一困境，我们应该寻求更为积极的措施加以解决，需要在市场机制存在严重能力不及的领域引入更为积极的供给侧管理，甚至在某些特定领域以供给侧管理替代需求侧管理。当然，由于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化导致了人们的需求日趋多样化，相应地，供给侧管理也就应该避免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就此而言，有效的供给侧管理有赖于对社会大众的需求状况的清楚认知：不仅要洞悉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而且要洞察现实社会的结构分层。显然，这就不仅仅是服务型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需要越来越重视的中心工作，而且应该成为社会科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致力探究的重要议题。
五、结语
现代经济学大体上属于消费经济学，致力于引导和扩大社会大众的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理由是，生产能力过剩已经是工业国的常态，甚至出现了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逐年下降的趋势；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增长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保证生产出来的东西能够有需求，因而各国都在努力刺激消费。譬如，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冲突的加剧，中国海外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呈现萎缩之势，这导致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严重不足（已经在76%及以下）；面对这一情形，政府开始推出以旧换新、补贴消费以及政府购买等政策，希望通过刺激消费来搞活生产和投资。固然，就解决当下的短期困境而言，这些实用主义的促消费政策具有现实性。但就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而言，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为何会出现这般的产能过剩？毕竟还有非常多人并没有过上其满意的生活？显然，这就涉及这样一系列问题？理想状态应该生产什么，现实世界又生产什么，这种反差又是如何形成的……等。面对消费与生产的脱节，一些经济学人的解释是，发达工业国的生产能力可以迅速扩张，但有效需求受质疑收入分配等多种因素而无法跟上，从而就使得生产能力过剩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对此，我们还需要更深层地思考：哪些领域的生产能力得到了迅速扩张？毕竟一些人之所以连基本生活品也没有得到满足，通常就在于这些基本生活品的供给是不足的，或者这些基本生活品的供给受制于技术进步缓慢而导致价格相对较高。就此而言，一些领域的生产能力之所以得到提高，是因为大量社会资源投向了这些领域而带来了显著的技术进步。由此就引发进一步的思考：为什么大量的资源会投向这些领域？显然，如此思考下去，就会涉及一系列深层理论问题。
正是根基于现实市场中的锦标赛制定价体系并展开逐层思考，本文发现并深层剖析了现代市场经济所激发的两类技术创新：一是在迎合富人的需求时所展开的促进社会进步的技术创新，二是在提供穷人之需的产品时所展开的背离社会进步的技术创新。至于不同厂商在两种技术创新中如何选择，则取决于厂商追逐利润的需要；同时，这两种技术创新会沿着何种不同轨迹发展，则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一般地，这两类技术创新相背离的程度通常会随着一个社会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变得严重，而逆进步的技术创新则主要出现在低档品中并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泛滥。为此，面对当今中国社会广泛存在且愈演愈烈的逆进步技术创新现象，本章基于供给侧管理视阈寻求标本兼治的措施：一是健全产品等级规范及促进信息有效传递来强化逆进步技术创新的外在约束，二是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和价格分层来削弱进行逆进步技术创新的内在动机，三是诉诸有为政府对社会必需品及其技术研发的供给和投入。由此也就可以深刻认识对教育和科研的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意义：（1）它可以弥补当下内需的不足以避免经济内循环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裂痕；（2）它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力以提升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3）它也是不断提升必需品生产技术的基础性条件。
通过对逆进步技术创新现象的剖析，还有助于我们批判性地审视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流行观点：“租”现象根本上与管制相联系，尤其是政府管制的结果。对此，张五常就宣称，只要存在管制，就会出现租金耗散的浪费；只要遵循市场价格准则，就不会导致租金耗散。[17]果真如此吗？其实，资本的本性就在于追逐利润，相应地，资本主义的秘籍从来都体现在努力降低生意的成本上。由此来审视现代市场经济就不难发现这一显著现象：日益加剧的竞争带来市场结构的等级化，进而就形成了日益显著的锦标赛制市场价格体系。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是：一方面，一些厂商为提升其产品等级而在次级属性上做出了巨大投入，由此就必然会降低通过提升技术来降低成本的努力；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厂商都不得不在低等级层次上进行残酷的价格竞争，由此就会激发出日益退化的逆进步技术创新和开发。显然，这两类投入和努力对提高产品的质量都不会有多大实质性帮助，甚至对人类社会也没有多少实质性好处，却浪费了人类社会的庞大资源。试问：难道这不是租金耗散吗？显然，如果像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那样从定义上只是将各种管制所带来的非生产性支出称为租金耗散，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审视其中潜含的先验认知和思维：所有为提升市场竞争力的投入都是值得的，市场竞争下的结果都是有利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恰恰反映出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持的信念是先验性的而不是学术性的。
本文载《社会科学辑刊》2025年第1期。
[①]朱富强：《究竟什么是供给侧管理：思想史的考察》，《政治经济学报》2024年第2期（第30卷）。
[②]朱富强：《不确定情形下的市场定价机制：基于心理-权力框架对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审视》，《财经研究》2018年第5期。
[③]朱富强：《不确定情形下的市场定价机制：基于心理-权力框架对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审视》，《财经研究》2018年第5期。
[④]吉尔德：《财富与贫困：国民财富的创造和企业家精神》，蒋宗强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76页。
[⑤]格林斯潘、伍尔德里奇：《繁荣与衰退：一部美国经济发展史》，束宇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294页。
[⑥]朱富强：《新型“租金”与现代收入分配机制：等级化市场孕育出的“租”》，《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5期
[⑦]《现实版“物以稀为贵”！挂绿荔枝为什么一斤能买上千元？》，https://m.gmw.cn/baijia/2022-07/15/1303046449.html。
[⑧]朱富强：《新型“租金”与现代收入分配机制：等级化市场孕育出的“租”》，《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5期
[⑨]朱富强：《不确定情形下的市场定价机制：基于心理-权力框架对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审视》，《财经研究》2018年第5期。
[⑩]朱富强：《经济增长的逻辑：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6页。
[11]黄有光：《用减少运动的方法避免感染病毒成本大于效益》，http://money.163.com/20/0211/10/F53LSGQ700258J1R.html.
[12]格林斯潘、伍尔德里奇：《繁荣与衰退：一部美国经济发展史》，束宇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9页。
[13]阿克洛夫、希勒：《动物精神》，黄志强、徐卫宇、金岚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14]朱富强：《打开效用的黑匣子：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拷问》，2017年，未发表。
[15]海尔布隆纳：《经济学统治世界》，唐欣伟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16]实际上，转基因是当今西方社会最为典型的逆进步技术创新，它在大大降低众多农产品之生产成本的同时也导致质量（如口味）的下降，但对人类身体的潜在危害还没有充分显著出来，因而转基因食品就得以广泛销售。实际上，在欧美发达国家，除了明确标注了有机产品之外，其他的就几乎都是转基因产品；同时，有机产品和转基因产品的价格悬殊，有机产品就主要为富人所需求，而穷人的消费则大多是转基因产品。
[17]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