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各界都炮制出了众多的新概念和新术语，但这些概念本身往往充满了歧义，根本经不起最为基础的思辨逻辑考问，从而也就根本不值得学术界的稍许关注。然而，尽管绝大多数人都不明白甚至鄙薄这些新概念和新术语，但在“利统”和“政统”的相互强化下，他们依然将之当作可以进行包装和填充的“框”；于是，每当一个新名词被炮制出来时，众多学人就开始将各种个人的理解和偏爱的内容往里面“装”，而这就成了流行的学术研究。其实，此类文章至多只是在概念层次上打转，而甚少触及概念层次之外的更为重要的真正问题；尤其是，受制于各种政治的审查，对由此衍生出的更为重要的那些问题，不是蜻蜓点水就是讳之莫深。试问：这如何会有真正的学术发展？

根本上说，理论研究重在揭示事物的内在实在（或现象背后的本质）、事物运行的机理以及事物间作用的因果关系，理论的进步就体现为这些认知的深化上（如因果链条的不断延长）；进而，对社会科学来说，认知的深化主要依赖于社会科学知识的持续积累，而不是求新求异乃至于炮制出各种新名词和新术语。譬如，陈寅恪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就几乎不用什么偏僻的文献，而是致力于将各个事实串起来以形成自己的认知。但是，当下学人对基本文献缺乏常识和通识，对常见的书往往视而不见，却热衷于寻找一些偏僻的、怪异的文献，试图依据一些偏僻文献而走偏锋以获取名利。更为甚者，这种学术歪风还是由政治来引领并由政策和制度来激励，从而在学术界就滋生出极其强烈的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

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当前中国学术界笼罩着一种浓郁的“剧场氛围”：一些权势者基于特定目的而创设剧本，一些所谓的学者则致力于围绕它进行表演，这些表演又是努力迎合观众（官僚和大众）的口味和心理；于是，剧作者、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相呼应和，共同创造出一种不断强化的麻醉状态。正是在这种“剧场式学术”中，作为表演者的学者，是否懂得学术逻辑，是否理解（经济学）学科独特性，是否构建出了具有真正说服力的理论，这些就不再重要，也都没有什么关系；相反，他需要的只是用一些华丽的辞藻或形式来掀起观众的情绪，那些偏好小聪明学术闹剧的观众就会以为自己在接触甚至理解了前沿科学；进而，表演者和观众之间还会相互传染亢奋，以至于陶醉于其中而浑然不觉被剥夺了独立思考。就此而言，尼采曾刻画道：“在希腊人的剧场里，每个人坐在弧形的层层升高的梯形观众席上，都有可能真正地对自己周围的文明世界视而不见，全神贯注而误以为自己也是合唱歌队的一员了”，“这种幻景的力量十分强大，足以使人的目光对‘实在’之影响麻木不仁，对周围一排排座位上的教养之士毫无感觉。”[1]显然，当今的学术就是如此。

剧场效应（theatre effect）最早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卢梭，他用之概括以巴黎为代表的整个文明生活状况：当时的巴黎被戏剧化而成了一座大剧场，大众的节庆狂欢使得每个人既是观众又是表演者：一方面，观众在剧院里被封闭在座椅上，从而是被动的；另一方面，舞台又逼着观众将身心全部投射到舞台上，观众被那些刻意的剧情和激情所感动。正是在这种剧场效应的感染下，人们在不自觉状态中就被彻底异化，迷失了自我而生活于别处。为此，在1758年《致达朗贝先生的信》中，卢梭就对启蒙时期的戏剧品格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剧院的建立可能会对社会的道德和伦理产生负面影响。其理由是：（1）‌剧院会成为人们逃避现实、寻求感官刺激的场所，剧院娱乐可能会削弱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凝聚力而败坏社会风气；（2）戏剧作品主要是为了迎合观众的感官享受，而不是传达深刻的思想和情感，从而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和批判。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Geertz，1926-2006）1980年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一书中提出了“剧场社会”概念，这是一个革命表象掩盖（甚至是替代）真实生活的社会，一个仪式化的表演胜过实际言行的社会。

问题是，再欢腾的表演也有散场的时候，闹剧听多了也会审美疲劳，荒唐事传多了则必然会对现实带来冲击，这就是伏流于当下社会的真实心态。事实上，每当剧场亮灯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幡然醒悟：这令人如泣如醉的场景原来根本就是一场虚幻闹剧；于是，在一些剧终后，观众们往往会用扔臭鸡蛋的方式来发泄他们因受骗所萌生处的气愤和不满。面对此种情形，真正的知识分子能够无动于衷吗？显然，只有跳出剧场而审视的人才可以认识到这一点。即使如此，少数清醒者通常也无力将那些处于亢奋状态中的观众从剧场中拉出来。问题是，难道我们就不能采取措施使得观众们在剧场结束后能够辨识现实情形而不致于再次从一个剧场寻找另一个剧场吗？柏拉图的“洞穴人”寓言就表明，终须有人能够先走出洞穴然后再将其他人引导洞穴外，由此才有人类社会的进步。正是基于这一认知，笔者静静地思考着这个剧场式社会并将一些认识写下来，以期对后人有所启发。

然而，“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当下学术中人有几人关注真正的社会问题和学术问题？又有几人愿意且能够从迷幻的剧场中走出来？面对学术的不独立以及尊严的失落，这些尽情地进行剧场表演的学人们不正是当代“商女”么！而“商女”的歌舞升平不正体现当政者心中所念的太平盛世么！但是，长期的剧场式生活又如何触及现实社会的问题？如何形塑出良善的学术生态呢？要知道，思想的深度和理论的进步根本体现在认知的系统性和学理性上，而这需要经历长期的静心思考，而不是亢奋式地变换着不同的辞藻。

由此来审视当下社会：当在位者不是将其精力放在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现实问题，而是热衷于推出各种新名词和新政策，并且还不断地创造“**”新理论。试问：这能够治理好一个现代国家吗？老子曾告诫说：“取天下常以无事”（《道德经•四十八章》）；又说：“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六十章》）。也就是说，政府政策不能随意变动，一个政策在推出之前需要有充分的探讨。同时，老子又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道德经•十七章》）。也就是说，政策的关键在于取信于民并使民亲近。又如何做到这点呢？就“信托型”政府而言，讲得多而干得少，不仅不会让人真正信服，反而最终沦为无信之人。所以，古人告诫说：“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话说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奸巧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子弟规》）。由此来反思当下社会：各种新词汇层出不穷，一个新词还没有为社会大众所明白，另一个新词汇就有出现了。试问：没有什么深刻含义的新词层出不穷，这说明了什么呢？梁漱溟先生说：学问浅薄的人，说话多；思想不深的人，名词多。今日是也！

事实上，“治天下”之道根本不同于“夺天下”之道，它不是借助特定词语和套话来唤起人们心中的形象，进而制造幻觉来获得多数群众的支持和跟随，以此来获取政权这一特定任务（推翻旧政权）；相反，良好的国家治理需要，集思广益地思考和确定发展方向，进而脚踏实地地解决各种繁琐的具体社会问题，由此引导大众“在其位、尽其职、成其事”。同时，“治天下”又不同于理论求索。一方面，理论求索注重的是内在逻辑一致性及其带来的普遍意义，从而往往会趋于偏至，但这种偏至往往有利于从某个维度上进行穷理尽性；相应地，尽管理论可以不断求新求变，但其主要作用只在于为具体实践提供启迪而不是指南，并且需要充分认识到理论与具体现实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治天下”主要是应用已有的理论并结合具体形势来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是要使用经过长期争论和实践而达成相当共识的那些成熟理论；相反，那些最新的“革命性”理论和学说在展示某种新颖性的同时往往潜含着显著的片面性，从而运用实践中往往会就出现破窗谬误。正因如此，政府在“创造”某种理论并将之作为政策加以推行时就应该非常慎重。

由此来考察当下中国社会也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致力于推动哪个行业发展，那个行业往往就会很快出现产能过剩，从早年的水泥、钢材、玻璃、铝制品到后来的光伏、锂电池、电动车、功率半导体和工程机械等都是如此；同样，政府主导的教育政策着重关注哪个学科发展，那个学科通常就呈现出显著的庸俗化和形式化取向并且充斥着各种坑蒙拐骗，从早年引进西方前沿经济学到现在强化马克思经济学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多如此。其深层原因在于，理论的发展体现了对社会认知的深化，这种深化体现了对事物认知的多维度拓展，并且有赖于学者的长期思考；相反，那些由行政主导或引导的学术通常只是基于特定的短视目的，这种“研究”很难出自学者的内心，更缺乏长期思考的沉淀。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那些层出不穷的新名词、新理论往往只会加剧整个社会的焦虑：社会实务界不知如何适从而茫然，学术界则追随潮流而失去根基，以至于整个社会秩序变得更为混乱。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炮制新词汇、新术语非但不利于反而阻碍了真正的学术研究，因为它们严重恶化了学术风气，进而扭曲了学术导向。要理解这一点，就涉及语言对思维进而对学术的影响。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的结构和规则会影响思想的组织和表达，不同的语言往往会塑造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的篡改往往会导致思维的重塑。正因如此，政治家尤其是当政者往往会炮制新词汇或者赋予词汇以新内涵的方式来重塑人们对社会的认知，由此来维持和巩固其统治。但是，作为真正的自由主义学者，在面对任何一个新事物或时髦名词时，都应该像维特根斯坦所主张的那样，首先要对这些新出现的词汇加以辨析以清理其中潜含的语言谬误，而不能在对其含义还不甚了了之时就竭尽能事地宣传和使用；进而，还需要从理论层面搞清楚以此构建思想学说中的学理，这样，在面对各种芜杂现象和各种现实问题时，才能能够做到“胸有成竹”和“触类旁通”，而不至于雾里看花和刻舟求剑。不幸的是，面对当下那些如此浅薄而含糊的“新词”，在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强权推动下，不仅建立各种研究机构和专业杂志加以宣传和推广，而且“逼迫”全国学者进行学习和领会，尤其是有一大帮学术界人士极力为之鼓与呼。扪心自问：这是怎样的一个学术生态呀？

由此就引发对“剧场式”学术的深刻反思：正是身处剧场化氛围之中，就很难有学人能够静下心来对其所持有的理论学说加以审查，从而也就难以有真正的学术进步。就此而言，我们来看斯宾塞的一个警语：“作为抽象的真理，我们大家都承认激情会歪曲判断，可是我们从不查询我们的激情是否在影响我们。我们大家都大声反对偏见，可是我们全都是有偏见的。我们看到习惯、兴趣、爱好怎样塑造我们周围人们的理论；可是却忘记我们自己的理论也同样是这样塑造出来的。然而我们不知不觉地让感情使我们产生偏见的例子每时每刻都在重复地发生。一个人对他的思想特有的激情会那么有效地对他自己遮掩它们的缺点，正如母爱使一个母亲对她子女的不足之处变得盲目一样。一个作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正确判断他刚刚写出的东西；必须等到时间的推移使他能够把它当一个陌生人的作品去阅读它，并在原来好像一切都完善的地方辨别出瑕疵来。一个画家只有当他对自己的绘画的热情冷下来时，才能看出它的缺点。当事情正在发生时，我们感觉不到自己的行动或别人对我们的行动最终会有什么意义；只有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才能用哲学家的态度对它们加以研究。……人要把自己从习惯与教育加在他智力上的无形桎梏中解放出来是如此困难；因此一个民族不能胜任对它本身及其行为和信念进行正确的判断，这一事实是如此明显，以致它具体体现在下面这一警语中：‘没有任何时代能写下它自己的历史’。”[2]

[1]尼采：《悲剧的诞生》，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3页。

[2]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张雄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