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1978年—1982年政策制定的关键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开始并不是改革的方向，至少当时还有“联产到劳”等多种责任制方式可供选择。然而，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确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生产责任制的形式之一，这些形式最终在1982年后迅速演变为家喻户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作为新的政策，是如何逐渐向外、向上扩展，最终被确立为正式的制度，目前还有一些尚未澄清的疑点。因此，本文聚焦1982年之前的特定时期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政策有一定影响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这一特定的知识分子群体，考察其在1980年9月至1982年1月之间对于农村改革的观点，以及如何影响高层关于农村改革的决策。在此基础上，本文也初步探讨这些知识分子在新时期之初所秉持的历史观念和这一认识对政策制定的可能影响。
【关键词】 “包产到户”,“小生产者”批判,知识分子,农村改革
新时期确立之初的1978年到1982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起初是对多种责任制的争论，最终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确立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生产责任制的形式之一。一般认为，1982年的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称“大包干”）的正式确立。关于我国农村为何从集体经济体制过渡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学界从多个方面给出了解释。比如林毅夫通过模型建构，认为生产队体制是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其难以对农业劳动进行有效监督，因此，该变革不是按照任何人的个人意愿，即不是由中央政府强制推行来实现的，而是农民作为潜在经济力量所作出的自发演进。①温铁军认为林毅夫关于生产队体制监督成本高的理论假设没有被认真验证过，但在当前的政策研究中常常被当作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并率先从中央财政“甩包袱”这一理论视角来阐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确立的原因，认为该制度是中央政府从农业生产领域的主动退出。②
当然，关于这些变革为什么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包产到户”为核心的系列根本政策突破为什么成功等问题，还没有在学界形成统一的认识。目前学界对农村改革之所以发生的解释主要有四种：第一，自上而下，从中央决策的角度来解释，强调中央高层政策设计的作用；第二，自下而上，从农民的角度来解释，强调农民推动政策变革的关键作用；第三，从位于中央和民众之间的地方官员的角度来解释，强调地方官员的政策态度导致变革的地方差异；第四，从政策智囊的角度来解释，认为政策智囊至关重要，甚至享有改革首功。③尽管任何单一因素都无法有效解释这一变革的发生，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978年—1982年之间，这些因素在同一时期共同起过作用，或者某些因素在不同时期起过不同作用。
目前学界对前两个因素的研究较多，对第三个因素的研究也在基于省级档案逐渐深入，而对于第四个也许在关键时刻发挥过非常重要作用的因素考察不足。2008年，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等五家单位发起设立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成为首届获奖理论，而杜润生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以下简称“农发组”）对该理论有卓越贡献。④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农村改革发端的政策智囊团的共识，即杜润生及农发组对这一理论的产生以及推行做出巨大贡献。杜润生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1982年—1986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他主持起草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农村的推行和巩固发挥的重要作用被各界熟知。尽管官方和民间对杜润生对改革做出巨大贡献都有共识，但是理解杜润生并不容易，比如从他诸多发言以及相关人员的回忆中，他在1978年—1982年之间对“包产到户”与集体经济之间的态度是有张力的。
杜润生有重大贡献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开始并不是农村改革的方向，由此可以推测其中提到的农发组（邓力群、杜润生曾大力支持）也许是“包产到户”得以推广的重要智囊团。从多方面的材料来看，1980年9月开始筹备的农发组，虽然只存续了五年多（1981年2月—1986年4月），但其研究成果在1980年—1982年的特定阶段，对高层针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政策决策发挥了重要影响，也可以说这个组织在一段时间颇有深度地参与了高层决策。之所以说是特定阶段，是因为根据农发组的一些成员回忆，1982年之后他们与高层的联络及影响是显著下降的。柳红在《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一书中简要介绍过农发组与中国农村改革。⑤农发组的其他成员也留下了大量回忆或者资料，但比较深入的研究还几乎没有。
正是在以上的基本视野下，本文聚焦于在1982年之前的特定时期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政策有一定影响的农发组这一特定的知识分子群体，考察他们在1980年9月至1982年1月之间的调研报告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高层的决策。更进一步，文章还将考察这一群体在新时期之初（1978年—1980年）所秉持的历史观念，以及这一历史观念如何影响他们对这一政策的强烈认同感。
一、从争议到明确：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
在论述农发组知识分子及其参与的农村改革之前，本文先回顾一下在1978年12月至1982年1月间关于“包产到户”的重要政策文件，尤其是1980年9月到1982年1月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之间的政策争论与最终定音。我们知道，1978年—1982年主要进行的是“包产到户”而不是“包干到户”的争论。⑥可以说，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跨越四个年头达到三年之久，而这个过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978年12月到1980年9月为第一个阶段，1980年9月到1982年1月为第二个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包产到户”并不是新时期的一件新鲜事，在共和国的历史中已经出现过几次。20世纪50年代，“包产到户”在我国就曾经两次出现和中止。20世纪6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许多地方为摆脱困境，恢复农业，解决吃饭问题，探索并试行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到1962年下半年，党内高层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看法，最后，“包产到户”因被当做“单干风”受到批判而中止。⑦因此，由于“包产到户”在共和国历史中的幽灵般存在，也由于不同类型话语的关注和介入，“包产到户”已不仅是一个事件，更成为一个符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农村改革的第一个阶段，政策文件讨论的基本点仍是坚持集体经济体制，只不过是从激进的“农业学大寨”退回到“农业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突破点仅仅是从中央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到允许贫困地区、落后地区“包产到户”。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规定：
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计酬的形式，可以按定额记分，可以按时记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⑧
与此同时，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⑨
当时分管农业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这两个农业文件的说明，据当时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的于光远回忆：
平心而论，纪登奎对农业现状的说明不隐晦、不掩盖，还是比较坦率的，他在说明中提出解决农业的问题只有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快发展速度，出发点没有错。尤其是他还指出了学大寨中“割资本主义尾巴”、学歪了、学偏了的问题，强调要吸取政策多变、一刀切、瞎指挥、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教训，切不可再犯这种错误，应该说点到了某些问题所在。⑩
尽管这两个文件对以往的农业政策做出一定反思，并基本恢复到1962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框架内，但中央与地方对是否“包产到户”的意见不一，甚至成为全国农村争论的焦点。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谈道：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11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被胡耀邦和邓力群整理后，在党内传达，谈话的一部分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为题收录在《邓小平文选》中。仔细分析这篇讲话，可以明确看到邓小平仍然是在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即生产队体制的总方向上对“包产到户”进行肯定。根据李嘉树的研究，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提到的凤阳县的“大包干”，也并不是指今天所认为的“包干到户”（当时称“小包干”），而是指“包干到组”。12正因如此，这篇讲话给支持和反对“包产到户”的双方都留下了争论的空间，由此使得“包产到户”政策并未一锤定音。
尽管胡耀邦、万里（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支持“包产到户”，但总体上关于“包产到户”的政策意见分歧仍然是清晰的，而且反对意见占据主流。13要解决这个分歧，关键在于各省、市、自治区“一把手”的意见。在1980年9月14日—22日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一些地方领导人之间出现了政策分歧，爆发了著名的“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农口部门绝大多数人也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14
根据这次座谈会的纪要，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文件提出：
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济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这些地方领导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如何把集体经济进一步加以巩固和发展。15
单从这份文件的内容来看，尽管充满了两种对立意见折中的痕迹，但仍然坚持了农业集体化的大方向。文件一开头就指出：“在我国条件下，不能设想可以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可以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可以使农村摆脱贫困和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该文件没有将前三十年的农业发展完全视为停滞或落后，而是承认“我国多数地区集体经济是巩固的或比较巩固的”，即使部分地区农业发展的不足也没有全部归结为极左路线，只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多种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不要以“包产到户”一种办法来解决，而是要“对症下药解决问题”。16
然而，当时主持文件起草的万里（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觉得这个文件有些纠结和矛盾，认为尽管文件承认“包产到户”在局部突破的现实，但对农村经济体制的基本判断和方向把握，依然没有跳出“左”的窠臼。在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之后，围绕“包产到户”的政策争论进入新阶段：经济发达和一般地区能不能“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是否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包产到户”和集体经济是什么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些政策争论，才有下文将要提到的吴象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引起重要反响的《阳关道与独木桥——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一文，也才有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针对该文的批评，以及因这些批评性言论而被要求在农业部党组会议上做检讨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1981年1月1日—8日，杜润生陪时任国务院总理到鄂豫鲁三省的宜昌、荆州（重灾区）、南阳、开封和菏泽（困难地区）五个专区，对农村情况进行调查，听取地方干部的汇报，访问了一些农户。基于这次调查，杜润生根据其意见提出了分三类地区执行不同责任制的政策主张：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稳定几年，大有好处；中间社队采取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责任制；生产力先进的社队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17在高层领导中，对于分三类地区执行不同责任制政策的看法并不一致，持有不同意见的主要是万里。18万里没有强调分地区搞三种类型的责任制，而是强调尊重农民选择、调动农民积极性。随后，中央农口部门领导干部按照万里的要求大规模下乡调查实际情况，重点调查农业生产中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和多种经营等问题。被万里认为思想比较解放的人民日报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部分人参与了此次调查工作。
1981年冬，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不久，时任国务院总理建议“今后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19于是，国家农委就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都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结束了对“包产到户”三十年的争论。20
相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该文件关于集体化和集体经济仅仅提到：“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21。这一表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集体经济就是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文件同时强调了“包干到户”而不是前三年所主要争论的“包产到户”这一生产形式，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以家庭承包为主的生产方式会逐步发展成更为完善的集体经济。
这一政策文件造成1982年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压倒性的优势在全国迅速推广，并引致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事后，不少人回忆，当时的政策制定者没有重视推广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而主要推广了一种形式，很多比较好的集体经济典型，根本就没有在他们的视野之中。因此需要深入考察的是，在1981年短短一年时间，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中央高层的最终决策，使得其他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基本不在这些高层和知识分子的视野之内，导致后来主要推广了一种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二、农发组与“双包到户”政策的最终确立
“文革”之后，随着知青返城和恢复高考，一大批有过农村生活、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汇聚在北京，他们热衷于讨论经济、政治、思想、新学、农村与改革等话题，开始讨论“中国向何处去”及“怎么走”的问题，并在各种可能性中寻找现实性。这些年轻人早在知青下乡时期就有联系，返回北京后，他们以各种方式相互联系，举办各种大大小小的思想学术沙龙，从而结成一个庞大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网络。
因为下乡的经历，这些知识青年自然而然地关注农村问题，农发组是从这些松散的讨论主体中逐渐发展出来的一个关注农村改革的固定组织，其核心成员有王小强、张木生、邓英淘等。从1980年9月到1981年2月12日正式成立，农发组处于筹备期。22筹备组草拟了一份《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计划的总体构想》，并在10月设计出组织架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联络有关人员组成研究组，成员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等单位，由王耕今、杨勋等七人组成执行小组负责主持协调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农发组是一个半官方组织，因为其自筹备之日起就得到邓力群（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高层人士的有力支持。他们自己也提到：“我们几十名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岗位而共同有志于研究中国农村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在有关部门领导的帮助下自愿组合起来，为开展中国农村综合研究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和初步尝试”。23研究计划和组织架构确定后，最为关键的是筹集经费，最终还是邓力群（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出面让中国社会科学院拨付两万元给农发组用于前期的各种工作。1981年2月12日，邓力群和杜润生都出席了农发组成立仪式并讲话。
除了邓力群和杜润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吴象等也是农发组的重要支持者。另外，农发组主要成员之一杨勋早就极为支持“包产到户”，她的观点对在安徽主政时期的万里具有直接影响。1980年1月，杨勋在安徽调研期间，万里接见了她并谈了一个上午，谈话的主要内容是1961年安徽省试行的“责任田”和1978年肥西县实行的“包产到户”。据杨勋后来回忆，那次谈话对万里肯定安徽的“包产到户”具有重要作用，因为谈话的第二天万里就到安徽省委召开的农业工作会议上代表省委作报告，表明省委对于责任田试验的态度。在这个关键时刻，杨勋说服了他明确支持农村改革，并肯定责任田试验。24由此可见，主政安徽的万里此时也并没有那么自信，需要学者的肯定来增加自己对“包产到户”的信心。
农发组筹备之前，这些知识分子就开始到安徽对“包产到户”进行调查。为更准确地做出决策，1980年8月前后，国家农委组织开展“包产到户”调查的人员向中央汇报，当时的主任是王任重，副主任是杜润生、霍士廉等。这次因为有人偶然获悉肥西县正在搞“包产到户”便前往安徽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并在1980年7月写作了一份考察报告：《农村的曙光 中国的希望——关于安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考察报告》。这篇文章经由邓力群的引荐而引起最高决策层的关注，关于“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的论断得到高度认可，为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制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25这篇报告把当时农业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极左政策的破坏，将前三十年的经济形态归结为自然经济和封建宗法式的，农民的“包产到户”是在反抗压迫、剥削和特权。26
相比这篇报告，同时期在肥西县调研的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具体分析了肥西县农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的具体原因，强调要在这些具体原因上寻找解决的对策。正是由于《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印发时，国家农委的主要负责人正处于交替中（万里在1980年9月接替王任重兼任国家农委主任），同时各省领导人在会议上争论激烈，各方意见不一但都能充分表达意见，所以尽管杨勋、王小强等的看法对该文件的制定有一定影响，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仍然坚持农业集体化。
这份文件印发后不久，后来也是农发组重要成员的吴象就根据会议上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与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的著名的“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于1980年11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阳关道与独木桥——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认为中国农业长期停滞不前，尤其是有一亿左右的农村人口在“集体经济办不好，群众就不积极；群众不积极，集体经济就办不好”的恶性循环中挣扎，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是“左”倾思潮、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正因如此，“包产到户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实质上反映了一部分农民对左的政策和路线的反抗”。27贵州和黑龙江的农业条件极为不同，贵州属于山区，而黑龙江地广人稀，原本他们依据各自的情况坚持因地制宜的政策而导致的争论是正常的，但吴象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将反对“包产到户”一概归为极左思潮和路线，其影响可想而知。
对于吴象的这一文章，当时在浙江调研的李友九看到后就谈了一些意见，并在讲话中明确提出：“包产到户不是责任制，讲有统一经营的包产到户才是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的不是。”他给省委负责人写信，建议对浙江省的“包产到户”“刹刹车，然后利用冬季，通过整社解决问题。对不该包而包了的，如何处理，建议省委请示中央”。28这个讲话未经审核就被当地的新华社分社发表，导致李友九回京后在农业部党组会上接连做了两次检讨。然而，他即使做了检讨，内心仍然希望找到既能保持集体经济优越性又能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办法。
农发组在这个关键时期的成立因应了各方的需求，也许并不是偶然。农口部门的思想不通，各省也多持反对意见，此时关于“包产到户”的讨论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在农发组刚成立一个月时，即1981年3月11日，万里来到农业部，在党组会议上对农业部前段时间的工作，特别是某些领导指名道姓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明确表示对农业部的工作不满意，他最后说：“我们有些人挣了工资，吃饱了饭，凭老经验，凭主观想象，呆在北京城里说长论短，不行！要亲自到下边去调查”。29虽然万里如此严厉地批评了农业部的干部，但是农口部门的干部仍然发表了不同意见，万里感到此刻要依靠农口部门的干部推动改革非常困难，那么此时他能依赖谁呢？
由此，不难理解，邓力群和杜润生在农发组成立仪式上的讲话中都对这些年轻人寄予厚望。邓力群讲道：
你们当过农民，现在还想把自己的学识、能力用于农村的发展，拿你们的话说，就是为了这项事业要有一种献身精神……关于包产到户，一条，这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经营管理方面的创造；另一条，它促进新的专业分工和联合。从事实出发，把这两条讲清楚，就可以说服更多的人，打消怀疑者的顾虑，驳倒别有用心的人的攻击。30
杜润生说：
我来的主要目的，是表示农委对青年同志中有志于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同志的支持……我这个支持决不是客气话，而是出于对事业利益的考虑。这是我们事业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现在有的地方搞集体经济中的个体经营，如包产到户。对包产到户不要怕，全国有10%的包产到户，20%也不可怕。中国农民不会脱离社会主义，我们有强大的国营经济。31
随后，农发组就开始整理基础资料，比如编辑《包产到户资料选》，积极发表论证“包产到户”的理论文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小强和周其仁论证“包产到户”合理性的理论文章。针对吴象的文章，当时知识界也多有批评的声音，例如1981年4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招待所开了一次讨论会，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参会的一些人对吴象写的《阳关道与独木桥——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多有指责，认为搞乱了形势。王小强在会上作了发言，其主要内容就是他和周其仁在《农业经济丛刊》1981年第6期发表的从理论上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这篇文章具有很强的理论建构雄心，否定了集体经济的先进性，认为其是在生产资料短缺的情况下出现的合作组织，而这一组织形态阻碍了我国发展商品经济，从而无法最终朝社会化大生产的正确方向发展，而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起点就是“包产到户”。32
刚成立的农发组展现了极强的理论建构能力和支持“包产到户”的立场。1981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杜润生写的《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一文，对于“包产到户”形成了“切三刀”的观点。尽管杜润生提到当时有领导认为“就是先进地区，也存在压抑生产力的矛盾，也需要改革，不能总是照原样搞下去”33，但这位领导在调研期间也表达过对“包产到户”继续扩散的担心：“包产到户扩散能力很强，可能冲垮中间类型社队，这些社队看来一下子巩固不容易。如果自发包产到户扩散厉害，要受损失。如何巩固中间社队，农口同志要想办法”。34
根据赵树凯的考察，1981年上半年，“切三刀”成为政策主流，但万里持不太相同的看法。1981年7月18日，他在听取农口领导干部下乡汇报时，要求国家农委准备新的政策文件。7月31日，胡耀邦批示，在万里的直接领导下，国家农委组成文件起草班子，起草新的文件。这一文件，就是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35同时，万里要求张广友撰文表达他的意见，这一文章最终发表在8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认为确定责任制方式，既不能“一刀切”，也不能“切三刀”，应该因地制宜和根据群众意愿。36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农委开始起草新文件，1981年10月4日到20日，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个文件草稿，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0月12日、12月21日两次审议修改通过。
在万里要求国家农委起草新的政策文件的同时，农发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项目的经费支持下，于1981年七八月间在安徽省滁县地区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题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调查，10月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名义发表了《“双包到户”地区农村发展的问题和趋势——安徽省滁县地区农村调查综合报告》（以下简称《综合报告》）。《综合报告》的影响很大，邓力群在1982年3月12日同农发组座谈时指出这篇文章的重要影响：
这个材料首先在社会科学院《未定稿》上登了，后来在书记处研究室的《经济问题研究资料》上摘要发表。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看了摘要材料讲，这个报告对双包到户以后农村的面貌，包括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反映得很多，写得一清二楚。因此，他建议大家看看这个报告，看了以后，对双包到户以后的农村究竟有些什么情况，有些什么问题，大体上就清楚了……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还专门找你们开了座谈会。会后他见到我，夸奖你们说，这些年轻人很有头脑，对农村情况知道得多，知道得确实。37
应该说，《综合报告》对中央领导人下定决心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起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该年10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后不久，时任国务院总理到东北考察后写下上文提到的那封关于“包产到户”的信，随后国家农委就是根据其指示精神起草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综合报告》之所以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很大的原因是它对“双包到户”的相关问题，在当时条件和认识水平下给出了较好回答。
笔者先来考察杜润生所担心的问题。1980年，杜润生在《新华月报》发表文章称：“我们要把希望放在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积极性上去，改变生产条件，实行机械化。如果扩大包产到户，就是背道而驰，搞不好还可能破坏公共财产。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营没有了，基本建设也不搞了，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破坏了”。38即使在1981年2月农发组成立会上的讲话中，杜润生对“包产到户”是非常谨慎的。
杜润生担心“包产到户”后会出现粮食生产、土地分户经营与社会化大生产矛盾、贫富两极分化等问题，这些担忧有一定代表性。相比之前农发组成员的理论文章，《综合报告》在实证上有跨越性进步。它不仅指出了“双包到户”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关键是还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综合报告》首先回应了“包产到户”过程中出现的粮食生产、土地经营、贫富差别等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第一，关于粮食生产问题，《综合报告》首先肯定了滁县地区“包产到户”后粮食总产增长了40%以上，认为“包产到户”后短期内农民扩大了耕地面积，实现了精耕细作，同时预测几年后产量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还会继续增产。第二，关于土地经营问题，报告承认“双包到户”后土地经营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土地变得细碎，不仅不利于农民田间作业和管理，打乱了水系，而且人口发生变动就需要调整土地，如果频繁调整土地就会造成农民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土地转移，以及雇工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综合报告》列举了滁县地区解决这些问题的创新性做法，比如按照水系进行土地调整、预留机动地应对人口变动，同时认为目前滁县地区关于土地转移并无扩大的趋势。第三，关于贫富差别问题。报告选择了收入程度不同的三个生产队，考察它们实行“双包到户”前后的收入情况，认为滁县地区实行“双包到户”后，虽然农民收入水平有差别，但并未呈现明显而普遍扩大的迹象。相反，由于收入普遍提高、致富机会基本均等、安全感有所增强等，农民对贫富差别问题的反应不大，未构成动摇社会稳定和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即使以后有一些农民可能出现贫困问题，国家也可以通过扶贫制度或者依靠农民自己来解决这一问题。39
《综合报告》不仅回应了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而且指出“双包到户”后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尤其是在农民单家独户生产后又出现了自愿协作联合的新形式。《综合报告》认为：“联产承包制的出现使广大农民不仅有了种植业上的自主权，而且有了多种经营和创办新的工副业的自主权，有了进行多渠道流通的可能，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剩余劳力和闲散资金。这样就产生了农户多方面协作和联合的要求，它既可以避免吃‘大锅饭’的弊病，又可以发挥分工协作联合经营的优势”40。由此，单家独户生产经营与农业进一步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就得以解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有句话与该观点一脉相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将会逐步发展成更为完善的集体经济”41。
由上文可知，《综合报告》确实给出了当时条件和认识水平下的对“包产到户”可能带来的问题和前景的较好回答和预测，尤其对于粮食持续增产、贫富分化不明显、农民又开始自发联合等问题给出的乐观判断，尽管以“后见之明”来看，很多预测显然是太乐观了。万里在1982年1月初会见农发组成员时谈到，他在中央一号文件的制定过程中批评了农口部门对“包产到户”想不通的人：“前一段有些同志对包产到户想不通，看不到包产到户给农民带来的利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旦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违背人民的利益，这个党员就要坏事”。421982年，万里提议撤销国家农委。万里对农口部门干部的批评以及国家农委的撤销，应该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这一争论。此后，以“包干到户”“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迅猛发展，河南、江苏、山东、辽宁、吉林等省过去存在“联产到劳”、“包干到组”、专业承包等多种形式，从1982年秋冬开始大规模推行“包干到户”。其他仍有不同意见的省份和地区，则通过1982年11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农业书记会议以及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视察逐步形成统一意见。
三、新时期初期农发组成员对“小生产者”的批判
由上可知，相比中央农口部门大多数人、地方各级干部对推行“包产到户”始终犹豫不决的态度，1978年—1982年期间农发组成员对“包产到户”政策持有一种异常笃定的态度。然而，他们将“包产到户”作为“农民的伟大创造”的赞美与其在下乡时对农民的认识以及返城之初对农业小生产者之间的批判是充满张力的。正如钟媛所观察到的，这些返城的知识分子对农村、农民充满复杂的情感，或同情或怜悯或批判或赞美或怀念，然而他们的叙事逻辑又是共同的——农民、“农民文化”与“农民心理”同“传统宗法家长制”“权力专制”“封建保守”等构成知识分子反思与批判的“一体两面”，即一方面对“四人帮”时期深受宗法家长制、一言堂等影响的基层权力者的言论和行为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则批判背负历史重荷、愚昧麻木、逆来顺受的农民。43
农发组核心成员王小强44就是在此心态下批判农业小生产者及建基于此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王小强在参与农发组的农村调研之前写过《农民与反封建》《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中国农民的阶级属性雏议——近代中国有一个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吗？》等三篇有重要影响的文章。45这三篇文章虽然表达的主要内容不同，但基本观点具有内在一致性，就是通过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农民等同于封建社会中的深受小生产者局限性影响的农民，进而根据马克思经典理论否定农民的革命性及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样的农民追求的只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从而否定了农民合作化与集体化的合理性。正是不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的“吃大锅饭”的合作化和集体化导致了我国农村生产力落后，农民陷入普遍贫困，封建思想与小生产者习惯势力在农村地区大量残余。只有优先发展生产力改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贫乏状况之后，才能改变农民的小生产者惯性，才能继续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在政治层面，才能使怀有封建惯性的农民具有民主意识，最终实现政治制度民主化，消灭滋生官僚主义和封建复辟的温床。
王小强的这一论述与党此前对农民两重性的认识以及将小生产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批判显然是不同的。列宁关于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两重性的认识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认识，1953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即提到，农民“本身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从农民是劳动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可以引向社会主义；从农民是私有者和农产品的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46正因如此，毛泽东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47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次社会主义教育，都在改造农民、手工业者等小生产者作为小私有者的心理和习惯，激发其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这样的历史观念下，王小强转头接受了农民的“包产到户”行为，坚定认为这是农村改革的唯一方向，并和周其仁尝试将“包产到户”理论化。
尽管王小强对于该时期的农民（自私、保守、狭隘等的小生产者）、经济形态（自然经济、封建经济）、社会性质（追求绝对平均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等认识并不符合实际，但这一历史观念对农发组的其他重要成员的思想意识产生重要影响，或者说这一群体共享了这一历史观念。比如杨勋认为：“我国曾经是一个广泛而长期地存在着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国家，平均主义在农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现在，广大农民群众居然奋起批判平均主义的穷‘社会主义’了，这实在是一桩令人振奋的、了不起的大好事……包产到户问题直接触犯了长期横行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48这一共同认识还体现在农发组成立之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认清国情，加强农村发展的综合研究》中。49
令人不解的是，农发组成员刚刚还在激烈批判农民的小生产者特性，认为他们应该对前三十年的挫折负责，转头就立即赞扬新时期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行为，称赞他们是在奋起批判平均主义的穷“社会主义”，是在反抗压迫、剥削和特权，似乎追求“包产到户”的农民突然克服了小生产者特性。陆学艺和王小强试图解决这一有内在张力的问题，提出“我们不仅应当看到农民群众焕发出巨大的劳动热情这积极的一面，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农民作为落后生产方式中的小生产者，还有散漫、保守、狭隘的一面”。50在这里，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二重性被赋予新的含义，经由这一理论置换，既肯定了农民“包产到户”的意愿，又提出了需要继续教育农民的任务。
但这一解释显然不能很好解决他们对农业小生产者的批判与前三十年对小生产者认识的不同，以及这一批判与他们将要支持的“包产到户”之间的张力。周其仁在陆学艺和王小强的基础上做出一个相当关键的推进——区分了两种小生产，即“自然经济的小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小生产”。周其仁指出：“自然经济的小生产”是封建经济的基础，最基本的特点是自给自足，“规模狭小，内部相互隔绝，获取生活资料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这种小生产的直接生产者被重重的宗法关系弄得十分狭隘和愚昧”，“时至今日仍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生着消极影响的小生产，都是自然经济的小生产”；而“商品经济的小生产”在整个古代社会虽然处于从属地位，到封建后期才得到逐步发展，但由于受到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将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必要条件。通过这一系列叙述，周其仁得出一个结论：自然经济的小生产必须经由商品经济的小生产这个中介才能走向社会大生产。51
王小强迅速接受了这一观点，承认自己之前在《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一文中没有区分这两种小生产者，他批判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基础实际上是自然经济的小生产者。52正如张帆所述：“尽管两人的具体叙述都展现了一种历史的视野，并得到农发组系列调查报告的实证支持，但在根本上又是高度抽象和形式主义的”。53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批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历史观念中的内在张力：既需反对渗透进“共产主义”中的“封建残余”，又需借助“共产主义”（或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去批判合作化、集体化；既需反思批判农民带有散漫、保守、狭隘、自私等小生产者思想，又需注意绝对归属于“人民”群体中的农民的先进性及他们主张的以“包产到户”为主要方向的商品经济的正当性。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形成如此矛盾的历史观念呢？贺照田认为这跟“文革”后期的整个社会检讨思潮有关系，知识界认为“中国大陆虽然看起来在一九五六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封建主义在中国的长期存在，由于可有力改造此封建社会体质的现代社会生产和现代经济在中国不发达，在在都使得中国的封建主义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其时的中国社会主体……大多数却都因受现代涤荡不够，骨子里实质还是前现代的小生产者。而这种小生产者体质又有两面性，平时是封闭的、保守的、目光短浅的、缺乏民主意识的，狂热起来则会趋向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反现代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54
贺照田认为，正是知识界对前三十年的这一激进理解，不仅深刻影响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而且影响着同样被“文革”问题困扰的高层领导的有关理解与认识，并通过这些领导人，在新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重新规划方面打下深刻的烙印。55如此，为了有效地反封建，在他们看来，在经济上当然就应该大大增强——他们认为可以最有效破坏小生产者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样态的——商品经济（后来是市场经济）的地位与作用。“而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及其产生的历史感与现实感，才会使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对国家推动的任何他们认为有助于破坏、改造产生小生产者社会经济样态的改革，特别是最有助于把中国带入现代社会经济样态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改革，都基本上不做具体分析便加以热烈拥护。”56
率先从农村领域推动“包产到户”的改革便成为这一批知识分子“基本上不做具体分析便加以热烈拥护”地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包产到户”成为知识界的共识。王小强和周其仁的重要理论文章《包产到户所体现的经济原则和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的基本思路即是如此。1982年11月10日，万里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和新华社记者谈话便提到“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发展商品经济”，他最后指出：“现在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生产发展了，出现了两个转化：一是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化农业转化；二是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57
大力支持农发组的邓力群早在1982年3月，已经开始对这些年轻人对“包产到户”的盲目热情有所批评：“（关于双包到户的文章）你们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得到了领导的鼓励，应该说，得到了很高的报酬……只是根据双包到户责任制的形式去推论不行……所以，有的同志说，你们开口闭口就是双包到户。这种意见，我看值得注意”。58邓力群委婉批评农发组的年轻人不要只想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种道路，而忽略考察其他的责任制形式，他提醒农发组前去调研反对“包产到户”的烟台、石家庄等地区。然而，这些想法都未落实，1982年后农发组的工作重心也从宏观战略问题转向对农村具体问题的研究，对高层的影响也弱化了。
四、结论
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经济，农民通过统购统销、集体化为国家奉献了大量农业剩余，由此导致农业、农村被过度汲取剩余，农民利益受损，农村贫困的现实，加上一些时期、一些地区执行的政策过于激进，农业生产方面确实亟须改革，以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政策确实在改革初期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尽管关于新时期农村亟须改革的必要性并不存在争论，但这不意味着该时期的农村改革过程不需要经过历史的省思。
1978年—1982年之间的农村改革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本文主要呈现了1980年9月到1982年1月之间，农发组与参与这一政策制定的领导人之间的互动，以及这一互动对于中央高层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强化的可能影响。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后，尽管对“包产到户”在政策上有所松动，但关于该问题的争论无论在中央领导、农口部门，还是在各省市，都存在不同意见。农发组在1981年七八月间根据安徽省滁县地区的调研撰写的“双包到户”调查报告，在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制定的关键时刻强化了参与这一决策的高层领导人的政策判断。在这一特定阶段，农发组的知识分子在官方政策与自下而上的民众自发性动力之间，由于目标一致而产生了自在状态的合作与统一行动。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农发组的成员对于农村改革的路径带有先入为主的意识，并且为他们的历史观念所局限。他们认为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问题主要是深受小生产者局限的农民造成的。这样的农民因为没有清除其封建思想与小生产者习惯势力，所以无法参与现代民主生活。如此，就只有优先发展生产力，改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贫乏状况之后，才能改变农民的小生产者惯性，从而继续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就是发展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发展的起点是“包产到户”，即“包产到户”是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途径。为了回避“包产到户”后的农民也是之前批判的小生产者这一理论上的内在矛盾，他们便进一步将小生产区分为“自然经济的小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小生产”。因此，率先从农村领域推动“包产到户”的改革便成为这一批知识分子“不做具体分析便加以热烈拥护”地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激进共识”。
正如汪晖所述：“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是在‘反封建’的口号下进行的，从而回避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困境也是整个‘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把传统社会主义理解为封建主义……如果知识分子把自己的认同建立在一种虚幻的关系之上，那么无论他（她）如何强调自己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都将是可疑的。因为我们不能相信：一个不能确切地认识自己的人能够确切地把握现实”。59
1985年，在全国完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同时，出现粮食产量下降，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就认识到：“大包干后续变化引发出来的问题，显得远比它所已经直接解决了的问题来得更为广泛和深刻”。60随后，它在1986年开展了“国民经济成长新阶段”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如何进行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讨论。1987年，中央决定在全国有选择地进行分类指导、分区突破、弱化改革风险的政策性试验。这些措施都是意在纠正第一轮农村政策改革中的某些举措。然而，随着“分田到户”后的政社分开以及农业领域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发生演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问题，特别是21世纪前后出现了大量“三农”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当面对高度分散的小农户家庭的薄弱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时，都陷入了交易费用过高而难以有效治理，以及“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困境。61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如何规避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不完善性的观察和思考，从古至今就没有停止过。老田认为，在农业社会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间，家庭都曾经作为最基础的生产单位，由于其内在的脆弱性和不完善性，无法有效保障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稳定进行，结果使得农民的生存处境极为不稳定，在特殊情况下往往产生非常严重的政治动荡和高昂的社会成本，这已成为一个结构性的制度困境。62
更为重要的是，农民逐步成为知识分子曾经设定的“自私”的“理性经济人”，对农民的小生产者的负面设定引起的严重后果至今未被重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农村改革的这一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凭借其历史观念与专业知识，通过理论建构、舆论引导与政策建言，推动了社会认知的更新与政策话语的重构，他们对传统观念的反思、对实践经验的提炼，加速了政策突破意识形态桎梏的进程。但是，如果当时的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在积极承担社会改革的责任时，除了对过去的挫折进行反思以及积极寻求改革外，还能兼顾对我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互助合作传统的吸收，也许今天的乡村社会或者说城乡社会的关系就会很不相同。如果从这些相对苛刻的“后见之明”出发，似乎更能看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包产到户”的单向度努力与叙述的不足之处。
*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乡村建设实验及转型研究（1923—1949）”（项目编号：22FZSB067）资金资助。特别感谢贺照田、狄金华、程凯、莫艾、张振、陈晶晶等老师对本文的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4页。
②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熊景明等：《错位：农民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农民需求”座谈会纪要》，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
③赵树凯：《多元权力格局下的政策竞争——关于1980年代农村改革的新解析》，爱思想网站。
④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编）：《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08》，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⑤柳红：《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⑥1982年之前，关于农村改革的讨论，主要争论的还是“包产到户”，而不是后来的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在理论上具有实质性的差别。
⑦杨志强：《刘少奇与20世纪60年代初“包产到户”》，载《毛泽东研究》2015年第6期。
⑧《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78年12月22日），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979页。
⑨《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9月28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
⑩于光远：《我所接触到的纪登奎》，载《党史天地》2003年第2期，第20—21页。
11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1980年5月31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12李嘉树：《“大包干”政策内涵的历史流变——基于安徽省凤阳县的考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4期。
13赵树凯：《农村改革的重要转折——包产到户在1980年》，载《泰山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14赵树凯：《农村改革第一次政策突破》，载《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15《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年9月14—22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纪要》，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74—476页。
16同上，第471、474—475页。
17《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杜润生〈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1981年3月27日），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第1078—1084页。
18赵树凯：《“大包干”政策过程：从“一刀切”到“切三刀”》，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27页。
19叶蓬（编）：《党和国家知名文献出台记》，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
20《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1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364—365页。
21同上，第1063页。
22从筹备期到成立后，农发组的主要成员包括（按姓氏拼音排序）：白南风、白南生、白若冰、陈锡文、陈一谘、邓宏海、邓英淘、杜鹰、方明、方扬山、高山、高小蒙、何维凌、李卫群、李小康、刘昶、刘纯彬、刘丹华、罗小朋、梅兴保、孟繁华、宋国青、宋丽娜、孙方明、王小强、王晓鲁、王彦、谢扬、杨勋、余存龙、张木生、周其仁等。
23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认清国情，加强农村发展的综合研究（代序）》，载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第1卷，北京：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VI页。
24杨勋：《心路：良知的命运》，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238页。
25钱理群：《“农村发展组”：八十年代的改革互动》，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
26陈一谘：《农村的曙光 中国的希望——关于安徽省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考察报告》，载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第1卷，第33—52页。
27吴象：《阳关道与独木桥——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载《人民日报》1980年11月5日，第2版。
28赵树凯：《农村改革第一次政策突破》，载《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7页。
29张广友：《风云万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251页。
30邓力群：《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讨论会上的讲话》（1981年2月11日），载《农业经济丛刊》1981年第3期，第4、7页。
31杜润生：《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讨论会上的讲话》（1981年2月11日），载《农业经济丛刊》1981年第3期，第1、2、3页。
32王小强、周其仁：《包产到户所体现的经济原则和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载《农业经济丛刊》1981年第6期。
33《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杜润生同志〈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1981年3月27日），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第1078—1085页。
34《国家农业委员会会议资料》（1981年1月），转引自赵树凯：《“大包干”政策过程：从“一刀切”到“切三刀”》，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27页。
35赵树凯：《“大包干”政策过程——从“一刀切”到“切三刀”》，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9—30页。
36张广友：《实践使他们提高了认识——国家农委和农口各部门领导干部农村调查汇报会侧记》，载《人民日报》1981年8月4日，第2版。
37《搞好农村发展问题的调查是一件全国性的事业——邓力群同志1982年3月12日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同志座谈时的讲话（摘要）》，载《农业经济丛刊》1982年第4期，第2页。
38杜润生：《改善经营管理工作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载《新华月报（文献版）》1980年第3期，第5页。
39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双包到户”地区农村发展的问题和趋势——安徽省滁县地区农村调查综合报告》（1981年9月），载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第1卷，第79—94页。
40同上。
41《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1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1064页。
42万里：《农村发展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路子来》，载《万里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
43钟媛：《“农民作家”、“农民代言人”或“写农民的作家”——作家身份、群体分化与新时期前期乡土小说的反封建叙事》，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3期。
44王小强年纪很小的时候就“上山下乡”，后来在河南的一个大学学习机械专业，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内部刊物《未定稿》的编辑。农发组早期和中期很多重要的文章，都有其参与执笔写作，比如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名义正式发表的《认清国情，加强农村发展的综合研究》一文就是主要由他执笔完成的，可以说王小强在农发组中早期起了重要作用。
45王小强：《农民与反封建》，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王小强：《农业社会主义批判》，载《农业经济问题》1980年第2期；王小强：《中国农民的阶级属性雏议——近代中国有一个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吗？》，载《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5期。
4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2月），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页。
47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1949年6月30日），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48杨勋：《包产到户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政策问题》，载《农业经济丛刊》1980年第5期，第38页。
49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认清国情，加强农村发展的综合研究（代序）》，载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第1卷，第VI页。
50原文《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写于1980年10月，正式发表时修改了题目。陆学艺、王小强：《包产到户的发展趋势》，载《农业经济丛刊》1981年第2期，第20页。
51周其仁：《两种小生产不能混为一谈》，载《未定稿》1980年第6期。
52王小强：《两种小生产者的两种不同的平等观》，载《未定稿》1981年第9期。
53张帆：《两种小生产者及其历史命运——重识新时期文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与人性论》，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5期。
54贺照田：《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载《读书》2016年第2期，第22页。
55贺照田等：《人文思想再出发：扎根与远望》，台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22年版，第434—435页。
56贺照田：《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载《读书》2016年第2期，第23页。
57万里：《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发展商品经济》（1982年11月10日），载《万里文选》，第243—247页。
58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双包到户”地区农村发展的问题和趋势——安徽省滁县地区农村调查综合报告》（1981年9月），载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第1卷，第79—94页。
59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第13页。
60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页。
61温铁军：《“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载《读书》2001年第10期。
62老田：《为什么合作化是农民的内在追求》，民族复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