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纵观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西方世界具有相当程度的分权结构，各地区之间具有显著的自治性，以至于一直没有形成像中国这样庞大的统一国家。譬如，西方世界在历史上出现了很多著名家族，如卡佩-瓦卢瓦-奥尔良-波旁、霍亨索伦、哈布斯堡、美第奇、罗斯柴尔德、富格尔和卡文迪许等，这些家族并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消失。西方世界的政治不统一带来了双重结果：一方面，地区之间或者（小型）国家之间存在持久的对抗，由此在相当时期内阻碍了生活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带来了思想的多元化并最终引发了技术、制度的变革，由此迈入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
事实上，众多经济史学家（如埃里克•琼斯、道格拉斯•诺思以及乔尔•莫基尔）在谈到中世纪后期的西欧何以掀起工业革命的技术、科学、制度和文化基础时，都把目光投向欧洲独特的“国家体系”或地理分割导致的“政治分立”状态，这触发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乃至个人之间的竞争并促成了社会文化奈何制度的多元化和异质性，进而也就为新思想的出现和技术的创新留有空间。例如，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基尔就深入研究公元1400年之后中国和欧洲出现的大分流现象，并从科技和文化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思想市场”。在莫基尔看来，“大一统”使得古代中国的“思想市场”缺乏活力，知识精英们缺乏足够的安全和创新激励，进而导致在科技创新上的衰退。当然，思想的推进和创新主要是由少数知识精英推动的，普罗大众直接感受到的是大统一下的生活稳定，而感受不到大统一带来的思想压制，这种温水煮青蛙效应最终影响了中西方两大社会的不同发展。
追溯历史，约翰•穆勒更早就以中国和西方这两个社会不同发展路径来为他的两个自由准则提供“事实”支持。约翰•穆勒基于比较性分析而得出结论说：西方社会之所以没有重蹈中国发展覆辙，就在于这种思想和行为多样化。约翰•穆勒（1959：85-86）写道：“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个国族乃是一个富有才能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也富有智慧的国族，因为他们遇有难得的好运，竟在早期就备有一套特别好的习俗，这在某种范围内也就是一些即使最开明的欧洲人在一定限制下也必须尊称为圣人和智者的人们所做出的事功。他们还有值得注视的一点，就是有一套极其精良的工具用以尽可能把他们所保有的最好智慧深印于群体中的每一心灵，并且保证凡是最能称此智慧的人将得到有荣誉有权力的职位。毫无疑义，做到这个地步的人民已经发现了人类前进性的秘奥，必已保持自己稳稳站在世界运动的前列。可是相反，他们却已变成静止的了，他们几千年来原封未动；而他们如果还会有所改进，那必定要依靠外国人”，那么，“什么东西保住欧洲至今没有步入这个命运（即变成另一个中国）呢？什么东西使得欧洲的国族大家庭没有成为人类中静止的一部分而成为进步的一部分呢？不是这些国族内的什么优异美德……而是他们性格上及教养上的显著歧异。个人之间，阶级之间，国族之间，都是此极不相象：他们闯出了各式各样的多种蹊径，条条通向某种有价值的东西；……照我判断，欧洲之得有前进的和多面的发展，完全是受这个蹊径繁多之赐”。
显然，约翰•穆勒强调自由、多元、竞争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这几乎构成了西方学者的一个共识。例如，道格拉斯•诺思（2008:123）就写道：“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发展的失败为我们的研究指明了方向。集中的政治控制限制了选择，其他可供替代的选择只能在有关政治经济决策的长期后果的不确定性中去寻找。大规模政治经济秩序的缺失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和人类自由的环境。在分散、竞争的环境中，发现了多种可替代的方法：一些成功了，如荷兰和因果；一些失败了，如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有一些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如法国。但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关键是选择的多样性和不断增加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与统一政策相比）。即使西方世界中的相对失败者也对欧洲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一点需要我们特别注意。正是分割的政治实体之间竞争的动态结果产生了一种特别具有创造性的环境。欧洲在政治上是分割开的，但是它既拥有季度世界的共同的信念结构，也拥有信息和交通联系，从而使得欧洲某个地方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的发展能迅速传遍整个欧洲”。弗里德曼（1986：5）也指出，“文明的巨大进展从没有来自集权的政府。……（人类思想的发展）没有一个是出自响应政府的指令。他们的成就是个人天才的产物，是强烈坚持少数观点的产物，是允许多样化和差异的一种社会风气的产物”，因为“政府永远做不到象个人行动那样的多样化和差异的行动。……（相反，）政府会用停滞代替进步，它会以统一的平庸状态来代替使明天的后进超过今天的中游的那个试验所必需的多样性”。
2
上述分析触发我们反思当前世界范围内所掀起的统一大市场趋势：统一大市场固然可以通过标准化来降低交易费用，进而提高特定形态的经济效率，但这仅仅是可看见的一面；相应地，如果不同时看到那些看不见的一面而极力鼓噪统一大市场的推进，那么，就必然会犯下“破窗谬误”。譬如，据报道，在2020年1月1日到2021年9月26日期间，薇娅的净收入达29.213亿元、李佳琪是24.122亿元、辛有志是14.55亿元、冯提莫是13.218亿元、李子柒是13.105亿元、papi酱是10.552亿元……[1]那么，网络带货的主播或网红做出如此之大的贡献了吗？显然不是。既然如此，他们又何以能够获得如此巨额的收入呢？由此，我们就需要剖析现代社会中所有权集中的根本机制：原来分散销售的收入在互联网机制的作用下集中到了这些少数网络主播身上。
一般地，统一大市场的推进所衍生出的重大社会问题最为明显地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1）导致“租金”的提升和收入的集中，进而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2）扼杀多元化的发展苗头，进而严重阻碍创新和社会变革。其中，前者在工业革命时期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因而英国在1795年出台了《斯宾汉姆兰法》就对全国性市场发展趋向施加了相反的力量，通过补贴来缓解人们对劳工市场的饥饿恐惧。就此而言，卡尔•波兰尼（2013:177）写道：“（《斯宾汉姆兰法》）是发展劳动力市场这一特定时期之内的结果，且应从当时那些决策者对当时之处境的看法去加以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津贴制看起来就会像一种乡绅所设计的措施，以应付工人的活动性无法再加以限制这个新情势，同时士绅们也希望能在接受一个自由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时，避免造成地方状况的不稳，包括工资的上升。”后者则体现为对自由的限制，进而带来对多元化的扼杀。就此而言，约翰•穆勒从义务论和目的论这两个角度论证了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尤其是从目的论角度讲，自由促进了个性发展，造就了社会的多元化，进而带来了竞争和创新。
首先，在收入集中方面。尽管统一大市场会促进总经济效率的提高，但这些收益的分配却存在着明显不均等，以至于出现收益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向。纵观当今中国社会可以发现这一显著现实：当前中国社会的一线男女娱乐明星所获薪酬要远高于除美国外其他国家的娱乐明星，甚至通常也高于美国的明星；一些网红通过直播带货往往可以获得数亿的收入，这要远远高于其他各阶层的劳动者。这一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借助不断扩大的统一市场（当然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统一平台使得原先分散在低收入群体身上的行业收入就越来越集中到少数明星或网络主播身上。由此就可以明白，当下直播带货冲击最为严重的恰恰是原来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岗位，如商场导购员、市场商贩等，从而严重威胁了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存。事实上，统一大市场所塑造出的庞大企业固然创造出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如阿里巴巴宣称其数字生态体系共带动就业机会7309万个（尽管其自身就业岗位只有约24万个），但同时也大量排挤掉原有的就业岗位，而这却不会被阿里巴巴所关注到，更不会被重视和宣扬。面对统一大市场所带来的持续和快速的收入差距扩大，就必须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来缓解乃至避免这一趋势，如对租金的额外征税、最高收入限制等。譬如，美国NBA职业篮球联赛就推行一种“薪资帽”(salary cap)的制度，每支球队在一季中所能支付给球员的总金额存在着固定的上限，以此来确保球队的财务稳定，并推动球队在球员薪资分配上保持平衡和公平。当然，不同市场之大统一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我们对不同市场的特性进行辨识，进而对不同市场的大统一趋势采取差别性政策。
由此就引发对经济学所偏重的社会总效率概念的审视。一般地，任何社会经济政策都会产生利益分配效应，相应地，这些政策本身也就带有价值取向；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倾向于以社会总效率原则来指导改革实践，而社会总效率作为一个总量概念并不能体现每个人的应得权利以及相应的利益分配。譬如， 1991年12月12日，时任世界银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的萨默斯给他的同事们发了一份备忘录，主张世界银行应该鼓励将更多的污染工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中去。萨默斯备忘录的问题就在于，当污染性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时，尽管对人类社会整体来说似乎是有利的，但这并非就是对所有人都有利。也即，污染产业转移带来了收益分配以及效应的成本-收益之承担是不对称的。这反映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社会总效率原则存在明显的缺陷，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并不可行。基本理由是：（1）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具有公共性，都会影响其他人的利益，相应地，任何经济政策都要考虑其利益享有和责任承担的主体，而不能忽视具体的个体来谈论抽象的整体；（2）人类社会并不是只有经济一个方面，而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综合体，相应地，任何政策都不能仅仅考虑经济这单一层次，而是要考虑人类社会合理而可持续的发展。其实，即使在现代西方社会，制度设计也并非总是基于社会总效率原则，而是嵌入了对社会正义的考虑。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前那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绝大多数公共场所都有专门为伤残人士建筑的通道、厕所等无障碍设施。为什么要盖这些设施呢？难道是基于社会总效率的考虑？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这些无障碍设施所占的空间通常要远远大于伤残人士所占的比重。显然，这里的制度原则不是效率，而是同理心。
其次，在扼杀创新方面。即使就统一大市场所带来的总经济效率而言，它更主要是短期性的，而在长期上可能会制约社会的发展。从历史上看，中国自秦王朝始就大体实现了统一（尽管之后的统一版图还有扩大），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华帝国的统一和经济繁荣；但是，统一的中华帝国后来还是逐渐走向衰落，晚期则不时遭受外来侵掠而最终解体。为何会这样呢？根本说，春秋战国时期百花开放的学说思想忽然中绝，并不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是帝国的统一以及专制主义的推行。对此，胡适（2017:147）就说，政府禁书在古今中外都是禁不尽绝的，秦始皇所坑杀的主要是460个占卜求仙的术士（原因是，这些术士或者入海不返——徐福，或者去而不报——韩众，或者潜逃——侯生、卢生），这对关注人生的真正儒家的发展有益无害；相反，专制的一尊主义严重窒息“异端”思想的出现，而“异端”正是哲学不断发达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帝国的统一使得文化、宗教以及科技的创新失去了试验和推广的场所，而这恰恰是西欧在经受上千年的不统一所带来的战争和穷困之苦之后崛起的社会基础。譬如，马丁•路德当众焚毁教皇给他的信和教皇开除他教籍的诏谕，从而被判罪并遭到逮捕；此时，萨克森选侯以拦劫绑架方式把他送进瓦特堡加以保护，而路德在瓦特堡隐居期间将《圣经》翻译成了德语。又如，斯宾诺莎的家庭因逃避宗教审判而从葡萄牙逃到了荷兰，斯宾诺莎又因指出《旧约》和《新约》之间的矛盾而被犹太教会开除教藉，在被驱逐出境甚至面临被暗杀的危险时，斯宾诺莎能够搬出犹太人居住区并以磨镜片为生，进而在隐居生活中进行哲学思考。[2]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中国思想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鼎盛，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之所以出现思想、哲学乃至全领域的科学革命，关键就在于，当时的社会是不统一的，一个公民的言行不容于其统治者时就可以迁移到另一个国度。事实上，当配第、霍布斯、洛克、卢梭、格劳秀斯、斯图亚特、休谟、李斯特、马克思、瓦尔拉斯、门格尔、哈耶克等人在自己的思想和学说为所在政权不容时，他们就可以换一个地方生活、写作乃至宣扬其学说；当他们的学说在一个地方不被认同时，在另一个地方却可能大放异彩，从而出现了多元化的思想、学说和流派。与此不同，在漫长的大统一的中国社会中，一个学者的思想一旦为政权所不容就难以继续其学术甚至是生活；相应地，中国文化和哲学在春秋战国就已经达到异常“早熟”的程度，但此后却一直得不到新的突破和发展。从中国历史还可以明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在汉武帝时期推行的，这有力地维护了大统一的封建体制和社会稳定，造就了拥有广大版图的强盛帝国，但此时在思想艺术等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钱穆（2014：162）就指出，“在文学、艺术、建筑、哲学及宗教各方面，汉代均不及魏晋南北朝。”同时，古代中国思想灿烂的另一重要时期是宋代，当时皇帝重视的文人传统以及“民富国弱”之隐忧促成了士大夫精神的觉醒（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但是，哲学思想的繁荣还是在只有半壁河山的南宋，是“南宋四子”（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才真正构造出成熟的理学体系。这也意味着，由一个强权来统治广袤的土地并不比一个松散的联盟治理更好，更有利于地区的长期发展。
3.
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深刻反思当下的学术取向。譬如，与统一大市场相呼应，近年来就冒出了很多研究方言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其基本结论几乎都是，方言的存在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既然如此，为何联合国以及各国都在努力保护方言和地方文化呢？如果像作者所说，他的研究仅仅关注效率问题，那又如何解释西方拉丁世界的资本主义崛起正发生在各地方言兴起并取代原来统一的拉丁文之时的？本质上说，多元化可以防止无法预见的冲击：如果一方因某种冲击而泯灭，另一方则还能够生存下来。就人类历史来看，正是由于多元文化的存在，欧洲成为各种思潮和制度的孵化和实验场所，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制度模式：君主制、君主立宪、共和制相互竞争，迄今依旧实行不同的制度模式。更为甚者，正如查尔斯•泰勒很早就指出，语言和文化等所提供的公共品是异质的，它们具有不可化约的社会性，从而也就无法运用统一标准来进行比较和评判。其实，按照同样的逻辑，习惯法也必然且必须为统一的制成法所取代，因为各地通行的习惯法差别极大，而且还具有极大的模糊性；但迄今为止，法学界迄今还没有得出结论说，流行于美利坚-萨克逊的习惯法体系逊于欧洲大陆的普通法体系。既然如此，一些经济学人何以会得出如此的“研究”论断呢？一般地，时下之所以会出现这类研究并得出这类结论，根本上就在于，这些经济学人热衷于套用现代流行的“科学”范式；但是，这种范式分析具有显著的局部性而无视长远效应，从而潜含着“破窗谬误”的错误。
[1]《中国网络主播收入排行榜出炉》，https://3g.163.com/dy/article/GL7VKJ3O0552AIKM.html.
[2]此后，斯宾诺莎靠磨镜片过着简单清贫的生活，同时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在哲学思考中。尽管斯宾诺莎离群索居，但依然名声在外，从而获得了海德堡大学提供的教职，但他拒绝了这一任命；斯宾诺莎的考虑是，接受教职将会限制学术自由，自己的哲学也会引起德国社会的强烈反对。最后，斯宾诺莎由于磨镜片吸入了大量的玻璃粉末而在44岁因结核病去世，以至于今天美国失业的哲学家还被称为“磨镜片的家伙”（穆尔、布鲁德，2017：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