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力:试论鲁迅散文“父亲”、“母亲”的文化想像 ——以《朝花夕拾》为中心(最新修订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882 次 更新时间:2023-07-15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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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力 (进入专栏)  

 

一、《朝花夕拾》中 “父亲”、“母亲”的形象

今年是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发表九十周年,重读鲁迅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关于鲁迅现实生活中“父亲”、“母亲”的散文作品是极为少见的,较为完整的也仅限于《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一篇而已。纵观其余作品,多是只言片语,从表象上看,是极其单薄的。是什么因子使鲁迅这样一个伟大的“人间至爱者”忽略了“人性”的基本元素“父爱”和“母爱”的呢?对于此话题,鲁迅在其文本叙述里说,“本拟写十来篇‘诗的散文’(《野草》、《朝花夕拾》之后),而且两篇已有腹稿,其中一篇是关于《母爱》的。”[①]此计划后因鲁迅的早逝最终抱憾。由此使“母亲”形象的整体缺席显得无限放大。鲁迅心目中的“母爱”(包括“父爱”)该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又如何理解“母爱”之下包办与朱安的婚姻而给鲁迅带来半生的苦痛?

与“母亲”比较而言,在鲁迅的笔下,“父亲”更是一个极大的空间,至为沉重的话题。阅读鲁迅散文,更能够体味,其对旧人旧事的回忆,是珍重的意思,是自然而然的“人”的情感。“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眼前出现”,[②]包括故乡,包括亲人。这不仅仅是忆旧散文《朝花夕拾》,还有杂感如《论雷锋塔的倒掉》《论照相》《春末闲谈》等。即便早期的小说《怀旧》,和后来的《故乡》《社戏》,也都表现出鲁迅对故乡情感的自然流露,同时表现出更为复杂的心境。有影响、有眷恋、有批判、有决绝,有人生经验,更多的是植入骨髓中,那些永远无法挥去的记忆。

鲁迅散文,正如他的夫子自道,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③]。散文合集《朝花夕拾》是《莽原》“旧事重提”的结集,是对自己人生“道路作一个比较系统的回顾”。虽然是“各自独立成文”,却是一个有“脉落”、有“联系”,有“通盘考虑”的,“有机的整体”。既对“现实”有所“借鉴或启示”,又是作者的自我“认识和理解”的深化。[④]

《朝花夕拾》,小引一篇,正文十篇,在《野草》之后,显示了作者“离奇”而“芜杂”的心境。“旧事重提”的回忆,是《朝花夕拾》的主题。“世事”的“螺旋”,“纷扰”中的“闲静”,“生涯”的“繁复”与“无聊”[⑤],构建了《朝花夕拾》作为鲁迅散文独特的文本。从“旧事重提”到“朝花夕拾”,鲁迅着意于“叙事抒情,追记往事,怀念故人”,虽不能“幻化”,“带露折花”,但对故乡的情愫,却如“流云”慢慢舒展开来。

《狗·猫·鼠》,从入文曲折的摇摆与世事的纠缠之后,“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一瞬间,鲁迅把我们拉入了他遥远的美丽的“故乡”。“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我猜谜,讲故事”。[⑥]这样的历史场景,在中国最传统的乡村,一代又一代人,大都在“祖母摇着芭蕉扇”的故事里,度过美好祥和的童年。鲁迅的童年,同样也有这样动人的乡土风情,美的画面。在“故乡”的定格中,“长妈妈”以一个“我”的心爱的小隐鼠的“谋害者”,这样一个不太光彩的角色出现了。从文章的布局、结构、以及内容上看,《狗·猫·鼠》似是序曲,是真正的“小引”。《阿长与<山海经>》里“阿长”(又是“长妈妈”)的正式出场,在这样一部“篇与篇也有脉落可寻,”“前后联系的关系”也“都有通盘的考虑”的精心之作,我们不能不对鲁迅所构画的“长妈妈”,这样一个特别“妈妈”的角色,其“母亲”美学意象上的考虑。[⑦]

“父母”应该是孩子的保护者与“爱”的港湾,无论是否“父母愁米”。爱看图画书则是孩童的天性,而《二十四孝图》这本中国旧礼教的图画读物不仅没有给“我”带来欢乐,相反,是那样的恐怖——在鲁迅幼小的印象里,旧礼教中的“父亲”,竟然为了“孝”,可以活埋自己儿子?《二十四孝图》一开始,“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儿童时代》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图书的精美,自然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却不能不认为他幸福。”而幼年的鲁迅的伙伴们,在读着枯燥无味的书时,“偷偷看一叶(页)”,如“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⑧]而那种“眼睛上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是足以让任何有良知的每一个中国“父亲”羞愧与反省的。而鲁迅意外得到一本带图的“鬼少人多”的《二十四孝图》,不仅“老莱娱亲”的“虚伪”而“肉麻”令人反感,而“郭巨埋子”则令人“害怕”。“家境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因此,不安的“我”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由此,“我委实有点害怕,掘好深坑,不见黄金,”然后,“盖上土,踏踏实实的,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⑨]一个年幼的孩子,整天陷入生命无常、生死之忧的恐惧和无助,这种不近人情的孝子故事,是多么的“扭曲”与“残忍”。这完全违背了“人的天性,”[⑩]对待儿童则无疑是一种心灵的残害和精神上的虐杀。因此,我们再看鲁迅对旧制度、旧礼教的清算,表示出他的决绝与彻底,就毫不奇怪了。这种所谓封建的旧制度、旧文化、旧礼教在鲁迅的记忆里,是这样的残酷无情,它无情地摧毁了孩子对于人间“爱”者“父亲”、“母亲”最温情的记忆,由此促使鲁迅作为“人之子”的觉醒与反抗,从而发出响彻百年的呼喊:“救救孩子”!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节日自然是孩子的天堂。而《五猖会》中的“父亲”、“母亲”,在鲁迅的记忆里,却是另外一种形象。孩子们期盼的“迎神赛会”到了。当“我们”欢天喜地地“笑着跳着”就要出发时,“父亲就站在我背后”,让“我”背《鉴略》,而在文本里素未谋面的“母亲”,竟是一个“默默地静候着我们读熟,而且背出来的”和“工人、长妈妈”站在一起的“旁观者”,一个“无力反抗”亦“无法营救”的形象。[11]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也自然在“忐忑着”,“担着心”背过了,自然,孩子的兴致也因此消失了,并不“高兴”,“没有什么大意思”。事件过去三十多年,“我”还要追问:“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五猖会》因了“父亲”的以“背书”印象冲淡,而《无常》一篇则是回到“记忆”本身所书写的“五猖会”内容),这令人不快的往事,是“父亲”留给鲁迅至为深刻的记忆。那种“父亲”的封建家长式的绝对权威,让毫无反驳抵抗能力的孩子的“我”,又“有什么法子呢?”[12]这样的散文文本,则表现出鲁迅式的敏感、觉醒与呼喊。

在鲁迅描述的“压抑”的童年生活里,自然也有不少“孩童的快乐”。《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可亲可爱的“长妈妈”,给我讲“美女蛇”的故事,给我增加了无限“险趣”。值得注意的是,在看“五猖会”后,“长妈妈”又一次出现,。“长妈妈”与“闰土的父亲”,表现出对孩童自然的平等的关爱。而使“我”告别可爱的百草园的,是“家里的人”(是“父亲”,还是隐藏在后面的“母亲”?)把“我”送到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私塾,(在童年鲁迅的眼里,那简直就是惩戒和管束的意思)。这个细微的环节,也影像出“严父”的形象。好在“方正、质朴、博学”的“我的先生”(寿镜吾先生),在“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很相宜的”。所以,“三味书屋”所表现的,是鲁迅“百草园”美好童年的继续,是一生最为美好的难忘的记忆。一方面是师生“相宜”的温暖的氛围,另外一方面,师道尊严,传统私塾先生的(如同父亲般的)威严,也给予鲁迅深刻的印象。如寿先生不肯解释“怪哉”这虫,“不高兴”且“有怒色”,虽然是极少有的,但这种严师“父亲式的威严”,是否扼杀儿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恐怕是为鲁迅式的孩子所不解的。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三味书屋到百草园,让我们随着鲁迅的笔锋与快乐”暂离“,依然回到“父亲“、”母亲“为主体的家庭里来。

“父亲”在鲁迅的童年记忆里,是一个威严的“强者”形象。

不久,父亲这样“强者”的形象,因为家庭的变故,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自然因为父亲命运发生的改变,“我”的命运,自然也面临着巨大的转变。自从家庭遭遇祖父科考案,以及一系列的家事变故,突发病变继而病倒的“父亲”,由“我”与“母亲”的所“依赖者”,变成“被依赖者”。从传统意义上,父亲“如山”的“强者”,则渐行渐远,进而完全变成一个“弱者”的形象。

如此的世事变幻,使得“父亲”,在“我”与“母亲”的相依为命、怜悯、屈辱与无助中,逐渐消解了童年鲁迅心目中“父亲”高大而威严的形象。《父亲的病》一文,记载了鲁迅少年时代至为沉痛的一件事。祖父科场案刚过,父亲随即病倒,于是加速了家道的中落。作为家里的长子,每日出入奔波于“质铺和药铺”之间,只期以稚嫩的肩去“救救父亲”。但“医者意也”的所谓“名医”中医,不知道他们是果真如此,还是为了所谓名望与利益,不惜动用“瞒”和“骗”,用“炫奇”的“巫术”的方子,开一些莫名奇妙无法找到的“药引”,“拖”了几年,将“父亲”逐渐推向死亡的边缘,并“日重一日亡故了”。而面对“父亲”的苦痛以及辞世,“我”表示出日益奔波的疲惫与渺茫,无奈、无助与绝望。甚至于后来留学东瀛学习西方医学时,其理想也就是为了“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在鲁迅内心世界里,由“父亲”的“病”,继而到“父亲”的“死”,则彻底毁灭了鲁迅的“梦”,一个童年鲁迅心目中最可崇敬的“父亲”,至此消逝了。

关于“母亲”,《琐记》里也有许多琐碎的记忆,如“母亲”因为我们吃冰,“挨了一顿骂,并且有大半天不准玩”。“和蔼”可信的衍太太,竟然用卑下的“流言”中伤,“我”如同“掉在冷水里”,连“母亲的爱抚”都不敢面对。[13]家道的艰难,“父亲”的病逝,“母亲”的无助,故乡的令人失望和难以容身,迫使鲁迅决计走出这个给他带来无限绝望与伤痛的故国,由南京而东京,开始了鲁迅新的人生的路。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有“回忆”,有“情趣”,有“疗伤”,有关于“父亲”、“母亲”的“不能承受生命之重”。它“叙述了童年时代的私塾生活”与快乐的“百草园”时代,记录了“父亲的患病及其悲惨的死亡”。作者背井离乡谋求新路,去“南京上学和东瀛日本的种种经历”。它既有“辛亥革命最后的社会状态,风俗人性”,又有对亲人、伙伴、“良师挚友的怀念”。[14]《朝花夕拾》“展现了的是一个人间至爱者,对于人类生存的基本命题,‘爱’与‘死’的童年体验的追记,与成年的思考”,[15]但无论家道的中落,还是“父亲的病”和“父亲的死”,“母亲“的无力无助,留给“我”生命记忆的,都是极其灰暗而绝望的。这样一个生命与爱的空缺,在尤其幼小鲁迅的记忆里,似乎唯有那个具有“伟大的神力”,和“发自天性的质朴的爱”的“长妈妈”,与给予他“不倦的教诲”与伟大的“博爱”的“藤野先生”,以及可爱的 “百草园”,才是鲁迅生命里最可追念的亮色。

二、“藤野先生”、“长妈妈”——关于“父亲”、“母亲”的文化想象

在寻找“父亲”、“母亲”的影像里, 《朝花夕拾》最有代表意象的是两位人物,就是“长妈妈”与“藤野先生”。下面我们就此问题,从文本开始入手。《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一开始就大谈如何“憎恶”长妈妈,而“一连串充满贬义的词语(实在不大佩服,不耐烦、烦琐之至)里,读出一丝温馨,一种爱恋”。[16]那些“貌似严重”的带有一些可笑的缺点,恰恰显示出长妈妈那么“善良可爱”,于此我们可以读出鲁迅那一些内心深处情感的温暖与温度。[17]

在鲁迅童年时代,“长妈妈”——一个保姆,却承担了“母亲”的角色,不仅哺育了“我”,而且在精神世界给了“我”极大的精神慰籍,起到了别人无法取代的作用。鲁迅那时候非常“渴慕”有一部《山海经》,而那位虽喜欢“小友”又“和蔼”的远房叔祖,又无法满足孩子这份渴望。在“可望而又不可及”的时候,可敬可亲的长妈妈竟然为他买回了鲁迅儿时“最心爱的宝书”。在鲁迅意想不到的时间,只听到“长妈妈一声高喊”,迅速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境界”。“从‘哥儿’的称呼,‘三字经’的误读,快人快 语的说话语气中”,我如同“霹雳”、“震悚”,这真是“伟大的神力”。[18]“我大喜望外”,长妈妈“并非学者”,但“别人不肯做的,或不能做的,她却能成功”,对于“哥儿”的“疼爱”与“慈爱”,这里寄托着鲁迅“深沉强烈的尊敬与怀念”。[19]从理论上讲,最可能满足孩子愿望的,应该是“父亲”和“母亲”。不知是他们忙于生计,还是漠于关心孩子的情感需要。这期间,鲁迅的情感虚空,“父亲”、“母亲”的缺席,使得“长妈妈”作为童年鲁迅身边最亲近的长亲,显得格外重要。

长妈妈是一个“没有了孩子,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乡下妇女”,保持着“生的坚韧”和对生活的热爱。对于“我”一个幼小者,更是表现出长妈妈作为“人之母”,给童年鲁迅所带来的“不会重来的童年时光”。[20]在与“长妈妈”平等的相处中,“往往心中涌出那人性中固有的的,早已被压抑了的亲情。”这让我们不由的想起现代诗人艾青的诗,那种对“我的保姆——大堰河”的满怀深情,那种深切“呼唤逝去的母爱”。这种鲁迅对“长妈妈”的追念,也正是追念 “独有这一份慈爱”。[21]而最后的仰天长啸:“‘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灵魂’,这在鲁迅作品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22]在我们的阅读经验里,不止一次从鲁迅的语句里读出这样的误读:“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您怀里永安我的灵魂”。不仅仅请求“地母”来“永安她的灵魂”,还有“我”的灵魂的安置,这种“她”与“我”的置换,体现了作者对“摇篮一样安全宁静的母亲”,巨大的想像。

“想像”,是我们利用原有的表象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人脑在外界刺激物的影响下,对过去存储的若干表象进行加工改造而成。人不仅能回忆起过去感知过的事物的物象(即表象),而且还能想像出当前和过去从未感知过的事物的形象。但想像的内容总是来源于客观现实”。所以上文中,鲁迅对于“长妈妈”,还有下文对于“藤野先生”的“想像”,是建立于真实世界的“人”的情感的自然流露与升华。

如果说对于鲁迅有深厚情感的“长妈妈”是一个“母者”的形象,那么,另外一位人物“藤野先生”,在鲁迅精神世界更象一个“父者”。据俞芳的回忆,“被称为‘老虎尾巴’的那间房子挂着一张陌生人的照片”。鲁迅先生告诉她,“这是他在日本读书时的老师——藤野先生”,“特别是藤野先生对他的关心”,“言谈间流露出他对藤野先生无限敬仰的深情”。[23]在鲁迅丰富的人生历程中,为什么能够对“藤野先生”念念不忘?在《藤野先生》这样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里,鲁迅倾注了最为深厚的情感,最为深切的怀念。他用超越理性的曲笔,抒写了自己对恩师的记忆。在鲁迅真情的笔下,他是那么“不完美”,着装马虎,不拘小节,甚至平凡。但是他亲切,和蔼,而又严谨,善良有“爱”。他对鲁迅的教育与修正,关注与关爱,有师者的关怀,更有长者的情谊。从某种意义上讲,“藤野先生”,更象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父亲”。

从宏大的意义上来说,“藤野先生的精神则在于他是为了中国和为了科学,希望新的医学在中国能得到发展。这在当时还普遍存在歧视弱国人民的日本,确实是难得可贵的”。从鲁迅个人的意义上认为,“他(藤野先生)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知道。”[24]

我的阅读和研究,在这次重读李欧梵先生的专著《铁屋中的呐喊》中至为惊喜并得到验证。“藤野或许是鲁迅心目中第一位模范教师,对他的影响或可与章太炎(寿镜吾先生)可比。鲁迅整个童年缺少父亲的形象(在“病”与“死”之后已消逝的父亲),在藤野身上似乎找到了“父亲”的代替人”。[25]

在我们细读文本时,我们不难发现,面对藤野先生,鲁迅的“任性”、“敏感”和少年式的“自以为是”,更象一个儿辈所面对的“父亲”。他平等待人,循循善教,热诚恳切,关心他的学习和心理状况,对“周君”的国家(中国),也充满了好奇,同情和焦虑。而他尽努力培养一个有德有为的中国青年的时候,鲁迅却选择了离开。他不仅惋惜,“悲哀”而倍感“惜别”,那种无奈、无力、不舍与失落,无不令人动容。

几十年来,藤野先生一直是鲁迅心中“最为我感激,给我鼓励”,又“增加了生活和工作的勇气”的人。

鲁迅逝后,藤野严九郎先生(藤野先生的全名)在1937年3月20日的《中流》,发表了《谨忆周树人君》。虽然他有意淡化和模糊过去,以“淡忘”,“记不起来了”为由,“或是推托到去世的妻子”身上。我们看到的这位深明大义的老人,他深知这其中利害。他不想自己和学生(如今是伟大的中国文学家)的关系,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被日本军方和政治势力所利用[26]。在藤野先生的文章里,我们读出老人与鲁迅的心灵相通,以及为了“周君”和“中国人”,那种深切的爱、关怀,与不尽的思念。

三、鲁迅精神世界及文本里的“父亲”、“母亲”

无论是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还是《朝花夕拾》中“父亲”、“母亲”的影像,鲁迅在其精神世界和灵魂挣扎中,在新旧传统的纠缠中,总有一个中国文化的革新,与现代化文明进程中的“文化想像”,一个关于“父亲”与“母亲”的想像。

是“亲”,还是“敬”?是“孝”,还是“爱”?这个饱受旧礼教、旧传统、旧制度摧残的鲁迅,试图彻底摧毁旧堡垒,同时也构建出更加合理更加人性的新的秩序。所以,在《朝花夕拾》这个较为成熟较为系统的文本里,始终出现着人物与“父亲”、“母亲”的镜头上的交错切换,由“藤野先生”和“长妈妈”所引发而构建的“文学想像”。

这种“人间至爱者”的形象,无论朋友、保姆、老师,还有隐藏乎其间的若隐若现的“母亲”。在生与死的之间,被爱与爱之间,是一种“父亲”、“母亲”与“我”的心灵对话,从而在灰暗的渺茫的废墟里构建出“我的所愿”:

“我们该如何做父亲?”“我们该如何做母亲?”“我们该如何做人?”——这样一些现代中国沉重的谁都无回避,且不能不面对的审慎的话题。

因为“母亲”按旧风俗给鲁迅娶了朱安,在情感生活上几乎毁了鲁迅一生,所以鲁迅晚年一再强调母爱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是盲目的”。[27]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中,不合理的“必然死亡”,而合理的自然的健康的“爱”必然新生。而真正的“爱”是非社会因素的,非功利的,没有条件的,那是建立在“自然、亲切、和谐、宽松的”平等的基础之上。而因旧制度、旧礼教而促使“父亲”、“母亲”灵魂的缺席,“长妈妈”、“藤野先生”作为“人间至爱者”,是作者记忆中最可宝贵的慈爱的记忆。

离开散文文本,在现实生活中,鲁迅是一个孝子。对于“父亲”、“母亲”(尤其是母亲),他是一个能尽责的长子,能尽孝的儿子,能听话的小辈。我们不能二元对立的说,鲁迅对“父亲”、“母亲”没有“爱”,而这种“爱”加上“敬”,是视觉上的错觉,还是情感上的隔膜?而在鲁迅文本和记忆里,“父爱”、“母爱”又是怎样的呢?

“我很爱我的父亲”。[28]鲁迅对于父亲的记忆里,“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长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而且还有一个“很爱我的师母”的。“在我的记忆上,见面的时候……她的孩子们就来和玩耍。有时还有水果和点心吃,——自然,这也是我所以爱她的原因。”[29]鲁迅是一个敏感而伟大的“爱”者,对他哪怕是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