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学生，都是她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她的学生。

她在，我并不觉得她的存在；她不在，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

——题记

很多年前，有人说，季羡林先生是未名湖畔凌晨亮起的第一盏灯，而今，伴随着乐黛云先生的离去，大星凋零的未名湖畔最后一盏烛照中西方的“跨文化”学术之灯，悄悄的伴随着黎明的到来而悄悄隐去最后一息光亮。

2024年7月27日凌晨四时许，海内外知名学者、文学家，《跨文化对话》学术辑刊主编，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语言文学系资深教授乐黛云先生在北京大学医院住院部40号病房病逝，享年九十四岁。

从住院到病逝，先生经历的时间为21天；我惊奇的发现，自2003年我追随先生（乐黛云、汤一介先生）至今，是二十一年。从来不是那么多时间陪伴先生的我，在乐先生住院期间，每天无论早晚，必到点卯。想了想，先生陪了我二十一年，我陪了先生21天（次），大概也是天意和巧合吧。想想先生此去，再不得见，缘分如此，无力回天，仰天长叹，悲夫！

回忆过往，我刚刚自家乡山东孔子故里到北大时，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子。那时候，我还并不知道名声日隆的学术大家乐黛云先生，汤一介先生。

1996年我到北大后，才知道了“北大学术讲演丛书”的乐黛云先生，以及她主编的《独角兽与龙》，知道“北大名著文丛”汤一介先生的《郭象与魏晋玄学》。可以说是通过北大版新书，进而知道乐黛云、汤一介先生两位学术大家大名的。

此时我在北京大学主管，前身为《东方世界》杂志社、东语系背景的校企北大东奥文化服务公司（北大书屋）工作时，开始接触到季羡林、汤一介、孙长江先生主编，常务编委乐黛云先生等组织编辑的《神州文化集成》，进一步知道汤一介、乐黛云先生，以及中国文化书院的。

2003年，我通过一位北大的一位老师，找到两位先生的联系方式。待电话联系完毕，即携带主编作品《中国散文论坛：讲演、作品以及评析》，以及编纂作品《鲁迅报告》两本小书，敲开了北大朗润园13公寓103汤、乐师的大门，这才开始近距离正式接触乐黛云、汤一介先生。

而那时候·，乐黛云、汤一介先生正在和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心陈平原老师合作编辑《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乐先生负责《比较文学研究》卷，汤先生负责《魏晋玄学研究》卷。幸运的是，乐先生竟然让我担负起她主持的《比较文学研究》卷的引文核校重任，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王国维、钱钟书，杨周翰，朱光潜先生等比较文学大家的名字以及文章。

此时，乐先生在主持北京大学虚体机构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以及主编《跨文化对话》学术辑刊，我进而知道乐先生的学问路向从“比较文学”走向“跨文化”，她不仅是中国两个学科的创始人、开山者，也是一个极有激情、发奋有为的中青年学者。其时那时候她已经七十岁了，但在我心目中，她是那样的年轻而富有活力。

跟随先生久了，渐渐地，我从乐先生的一个“旁听生”，变成一个“插班生”，在乐先生宏伟的比较文学与跨文化队伍里，有一个并没有入门、经常拖着队伍以及先生的后腿的人，就是我。

依稀记得，我跟乐黛云先生很多的“第一次”，如第一次跟先生编选《比较文学研究》核对引文，第一次跟先生受俄罗斯院校委托在2003年疫情期间做关于“痛苦”的中国成语汇集，第一次先生送我家里藏书副本朱光潜先生《诗论》，第一次跟先生交流寄赠《跨文化对话》学术辑刊，第一次听先生谈话流眼泪，第一次和先生加班过午而没有吃时间吃午饭，第一次乐先生教我学喝咖啡，第一次和先生接触海外学者陈鼓应、杜维明、成中英、龚鹏程先生，见到法国大儒汪德迈先生等等。

再后来，乐黛云先生为了培养我这个“跨文化”新兵——她力荐我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开办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生进修班”读书（比较文学方向），以及和温儒敏老师共同推荐我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进修，做访问学者（现代文学、散文研究方向），苦心经营，意图把我培养成为“比较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兵。

近来我重新阅读乐黛云先生主编的《中外比较文学名著导读》，当阅读到乐黛云先生《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以及陈惇老师《乐黛云的“跨文化之桥”》时，感觉真是辜负了乐先生的训练与培养。

虽然我学术上不成器，但是承蒙两位先生不弃，依然推荐我在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跨文化对话》学术辑刊，以及在中国文化书院做些工作。包括我在中国文化书院任职院长助理期间，落实《导师文集》编辑出版工作，乐先生在联系庞朴先生，以及海外导师李泽厚先生等方面，给予了我非常多的实际支持。

每一期《跨文化对话》学术辑刊出版后，乐先生带着我，整理寄赠名单，分发、打包、邮寄，通过北京大学邮局，发往北京大学校方、各院系、北京各高校，各国驻华使馆、领事馆以及大使、文化参赞，海内外各高校图书馆，最高量达到一百几十册。工作量虽然很大，乐先生都是和我一起，共同承担如此繁重琐碎的工作。

每年一届的编刊会，是《跨文化对话》学术辑刊以及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的重头戏，也是乐先生带我做的每年一届的主要工作。因为刊物是中、法合办，所以每年金丝燕老师从法国回来的日子，就是乐先生邀集我们《跨文化对话》编刊年度工作会议的时间。乐先生让我从北大勺园房间的预订，餐厅的选择，会场的布置安排，让我做好衔接，事情巨细，她都会亲自过问落实情况。包括涉及此项活动费用报销方面，乐先生不仅手把手的教我，还请北大财务部、北大基金会的赵建国老师、尹海莺老师——她和汤先生的“两位老朋友”指导我，帮助我。而她和汤先生从来没有在跨文化中心报销过任何费用。

因为《跨文化对话》是同仁刊物，涉及法方、中方，以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以及出版社、编辑部等十几人与会，因此每年一届的编刊会议显得简朴而隆重。因为都是老朋友，乐先生威望高，招呼的周全周到，租赁会场，安排开会，料理用餐以及茶酒，大家常常乘兴而来，兴尽而归，每一年编刊工作会议都很扎实，都很有收获。

每年一次的编刊会议，乐黛云先生、钱林森先生，金丝燕老师（法）、董晓萍老师，陈越光老师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中国文化书院、出版社方面代表，以及赵白生、唐建清、余斌等编辑部同仁，萧盈盈、刘超、张锦年青一代学人也参与其中，其乐融融，让人亲切而难忘。每一次除了选题，出版机构的选择，以及编委成员是否去留，都曾经有过讨论。

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讨论《跨文化对话》学术辑刊编委会成员去世（比如数学家丁石孙先生、神学家丁光训先生，哲学家汤一介先生等），是否打黑框，以及是否去留问题。我作为年度编刊会议秘书，过去是不敢说话的，那一次却斗胆谏言说：第一，编委去世打黑框是对先生的不恭敬；第二，编委逝世，去掉名字是对历史和学术传承的切割；第三，我们要做历史的革新者，不需要遵循旧例，以表达对先生和历史的敬意与学术传承。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的不守秩序的发言非但没有被批评，竟然被采纳，反映出乐黛云先生主持的《跨文化对话》开放包容的风范与气度。

《跨文化对话》因为是学术辑刊，又是同仁刊物，并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早期是法方资助，后来乐先生自筹资金，请学生帮忙资助，比如中国宋城集团（浙江）的黄巧灵、张娴总，一直承担着乐先生主编的《跨文化对话》的资助任务，只到中国文化书院陈越光院长、法国阿尔图瓦大学金丝燕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教授从资金到内容全面接手，这时乐先生年岁大了，才不再管了。回头想想，这些年先生带我们工作的日子，生活充实、丰富，工作高效，也真是终生难忘。

在资助方面，比如法国人类进步基金，宋城集团，以及后来的中国文化书院；出版社合作方面，也经历了上海文化出版社，江苏凤凰出版社，三联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多家。编辑内容方面，一直以来，都是乐先生主持；出版社方面，乐先生则总是亲力亲为，只至陈、金、董三位老师接手，乐先生才真正放手，不再具体操心了。因此说，《跨文化对话》学术辑刊，乐先生不仅是创始人，也是长时期以来的编刊人和出版人，说她劳苦功高，功勋卓著，是怎么说都不为过的。

回望过往，思接千载，想想与先生的二十一年相遇，都是点点滴滴，并非宏大叙事。每一次的“第一次”，多是先生的“无言之教”，很少听到先生和我谈学问，什么具体的说教，哪怕是每年一次或者两次有意无意的谈话也是如此。回忆往事，让我只有在先生的文字、喜欢的音乐和日常里体会两位先生的“言外之意，画外之境，弦外之音”了。甚至完全不必如此，我能够追寻的，常常是难以言说的，就是我和汤、乐师之间那种世界上最单纯、最干净、从来无猜的师生关系，亲人关系，彼此关系简单，情同父母——借用寓意诗人林庚先生的一句话，“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

行文至此，想一想先生已离开了我们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想一想再去朗润园，先生已不再会在那里等我，那种无助、空虚和绝望，那种随时要去看看再也不可能实现的苦痛，让我这个在先生去世期间没有流一滴眼泪的人，悲从心来，泪如雨下——

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伟大的母亲老师乐黛云先生远行——自此，两位有功于《跨文化对话》的大先生、有恩于我们一家的老人乐黛云、汤一介先生——“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在天上云端相会啦，永爱先生，先生永生，咱们来世相会！

2024年8月19日完成

2025年6月9日修改

（本文简版刊发于《跨文化对话》第52辑，此文为完整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