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小说史学的开创期，鲁迅与胡适的学术成就最为卓著，学术影响力也最为可观。二人通过真诚交往和良性互动，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不仅奠定了中国小说史学的基本格局和风貌，还使中国小说史研究的价值超越了学术领域，成为推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进而实现了新文化的凝聚与传播。鲁迅与胡适及同时代学人由学术共同体进而成为思想共同体，共同致力于新文化建设，这才是现代中国小说史学之兴起的关键价值之所在。

［关键词］鲁迅；胡适；中国小说史学；学术交往

在中国小说史学的开创期，鲁迅与胡适的学术成就最为卓著，学术影响力也最为可观。鲁迅与胡适作为新文化的代表人物，在治学方面均做到了穿越“古今”、取法“中西”。二人又都对中国小说史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分别以《中国小说史略》及相关著作和“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系列论文，奠定了中国小说史学的研究格局和自家的学术地位，成为中国小说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较之前人，鲁迅和胡适不像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学人，对小说的推崇承载着过于明显的政治诉求，而是更具学术眼光和理论的建设性；比照后辈，二人又更具“通人”色彩，没有也不愿成为仅在某一研究领域中卓有建树的“专门家”。同时，知识结构、学术理念、文化理想和审美趣味的不同，又使二人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现出鲜明个性。基于二人各自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威望，鲁迅和胡适在小说史研究方面均不乏追随者，且逐渐形成了两种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交织、相互启发的学术潮流，使中国小说史学在创立之初即呈现出“双峰并峙”的学术格局。特别是在1920年代初中国小说史学的开创期，二人的“通力合作”与“各自为战”，都对现代中国小说史学之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

今人对鲁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部分成果习惯于将二人视为现代中国思想与文化的两极，过度强调其差异性，进而作出区分二者之高下的价值判断，甚至认为鲁迅与胡适彼此对立，不可调和，必须作出或此或彼的取舍，由此形成“扬胡抑鲁”和“扬鲁抑胡”这两种具有绝对性的研究倾向。事实上，这两种研究倾向所暴露的是研究者自身、而非是取自鲁迅或胡适的理念和路径选择。在新文化内部，鲁迅与胡适或许存在理念和路径上的分歧，但这一分歧也不是绝对的。如果将视野扩展至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之整体，而不限于新文化，就不难发现，二人在大方向上是高度一致的，“同”远多于“异”。这在中国小说史研究领域体现得尤为突出。鲁迅与胡适及同时代学人通过在中国小说史研究领域的真诚交往和良性互动，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不仅奠定了中国小说史学的基本格局和风貌，还使中国小说史研究的价值超越了学术领域，成为推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进而实现了新文化的凝聚与传播。

本文借助相关史料，考察鲁迅与胡适在中国小说史研究领域的学术交往，重点不在于罗列事实、比较异同或判断优劣，而在于呈现二人学术交往过程中生发的共同体效应，以凸显中国小说史研究背后的思想史价值。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学术交往，不仅涉及鲁迅与胡适之间事实上的联系，如当面交谈、互赠著作、分享史料等，还包括主动阅读和借鉴对方的学术成果，从而修正并丰富自家的学术研究。

一

鲁迅与胡适之于中国小说史研究，均入手较早，相关成果在各自的学术生涯中也占有突出的地位。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夕即开始唐代之前小说的辑录和校订工作，成《古小说钩沉》，但当时未获出版。仅抄录而未及校订的古小说七种，题名《小说备校》，现存抄稿。从时间上看，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研究似乎着其先鞭。不过，这通常被研究者视为鲁迅从事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史料准备。正式开始此项研究，则以1920年8月接到北京大学聘书、开设中国小说史课为契机。鲁迅于同年12月正式开始授课，并由此促成《中国小说史略》的撰写。不过，鲁迅从事中国小说史研究，受益却也可能受限于大学教育。《中国小说史略》初为讲义，由鲁迅于每次课前编写，交予北京大学印刷科排印，发放给学生。该书因此采用“章节体”这一现代教科书的通用体例。以时间为线索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也明显受到“中国小说演进史”这一研究模式和撰述体例之规约，呈现出进化论的思想印痕。试想，如果不在大学从事中国小说史课程的教学，无须以《中国小说史略》的著述形式承载自家的小说史研究心得，鲁迅对研究模式和撰述体例的选择，可能会有所不同。小说史研究并无一定之规，不限于以进化论为基础的通史。鲁迅昔日对古小说的辑佚和校订，本身就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小说史研究策略和眼光——通过再造文本，从而构建历史。可见，《中国小说史略》作为鲁迅小说史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进而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代名作，与新文化勃兴（包括现代中国大学制度和出版制度之建立）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潮流密不可分。鲁迅应邀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小说史课，固然源于此前十年的浸淫之功，但由《古小说钩沉》到《中国小说史略》，并非同一学术思路和思想文化观念的纵向延展。前者未逢其时，后者则恰逢其时。《中国小说史略》及相关著作是新文化的产物，所处的思想文化语境与《古小说钩沉》相异，反而与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系列论文相同。胡适撰写中国小说史研究论著，恰好也始于1920年。是年1月，胡适作《吴敬梓传》；7月27日，《〈水浒传〉考证》脱稿。后者是为亚东图书馆出版标点本《水浒传》所作的序言，其影响不限于小说或文学研究领域，而是辐射全部人文学术界。连同日后问世的《〈红楼梦〉考证》《〈西游记〉考证》等一系列论文，一举奠定胡适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可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系列论文恰堪同步，都是在新文化时代背景下的学术探索。而且当时正处于新文化运动的上升期，共同的思想文化追求使鲁迅与胡适在中国小说史研究中即便存在分歧，也能够求大同而存小异，实现良性的互动与互补，这才是二人学术交往的“剧情主线”。

1920年代初，鲁迅与胡适几乎同时开始了自家的中国小说史研究。前者应邀赴北京大学讲授小说史课，为此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编选校录《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并先后出版。后者则高举“文学革命”的旗帜，倡导白话文，对《水浒传》《红楼梦》等古代白话小说格外重视。因此，胡适大力支持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标点本中国古代小说，不仅对选目、版本和标点校正方式予以指导，还撰写了多篇序言，置于“亚东版”中国古代小说卷首。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系列论文大多由此产生。在此期间，鲁迅与胡适通过一系列的学术交往，彼此分享史料，相互引用观点，进而修正和丰富了自家的中国小说史研究。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初为讲义，经过反复增补修订，成为正式出版的著作，其间出现了油印本、铅印本和正式出版的系列版本。在《中国小说史略》诸版本中，以后半部分即明清两代小说的修订较为突出，这固然源于鲁迅掌握史料的日益丰富和认识的不断深入，还有赖于学界友人的热心帮助。其中，与胡适的学术交往至为关键。胡适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以对史料的发掘和考证见长，对明清两代的章回小说致力尤多。这些成果为鲁迅所借鉴，呈现于《中国小说史略》的撰写和修订中。

《中国小说史略》最初为油印本，共17篇，其中第11篇《元明传来之历史演义》涉及《水浒传》，在讨论金圣叹评点“第五才子书 《水浒传》七十回”时，引用胡适《〈水浒传〉考证》中的观点：

若刊落之故，则大半由于历史之关系，胡适说：“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水浒传考证》）

油印本撰于鲁迅任教北京大学（1920年12月）之后，据此推断，第12篇约完成于1921年上半年。此时收录《〈水浒传〉考证》的《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初版）尚未印行，鲁迅引用该文当出自“亚东版”《水浒传》。油印本中论述《水浒传》的篇幅不长，引用胡适的成果也仅此一次。

与油印本相比，铅印本篇幅有较大扩充，增至26篇。铅印本介于油印本和1923年12月北京大学新潮社初版本上卷之间，据此推断撰写时间当在1921—1922年。其中，第13篇《元明传来之讲史》重点分析《水浒传》。油印本第11篇《元明传来之历史演义》中与《水浒传》合论之《三国演义》则纳入铅印本第14篇《明之讲史》。铅印本对《水浒传》有更为详细的论述，引用《〈水浒传〉考证》增至三处：其一是指出一百一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内容与百十五回本略同”，这一版本在油印本中未予著录，线索明显来自《〈水浒传〉考证》；其二是介绍《水浒传》成书年代时注明“详见《胡适文存》三”，油印本也未提及；其三是引文同油印本，但出处注明“胡适（《文存》三）说”。可见，鲁迅在从油印本到铅印本的修订过程中依据的是新出版的《胡适文存》，而不再使用“亚东版”《水浒传》。大约由于前者晚出，经过胡适的进一步校订，内容更为可靠。

与《水浒传》相比，鲁迅对《红楼梦》的论述，受益于胡适之处更多。油印本第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专论《红楼梦》，在分析小说“本事”时两次直接引用胡适《〈红楼梦〉考证》：其一是介绍“康熙时政治状态说”时引用胡适“但我总觉得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这一论断；其二是介绍“作者自叙说”时，提及袁枚《随园诗话》“已显言雪芹所记为金陵事。胡适《红楼梦考证》更证实其事”。油印本引用《〈红楼梦〉考证》，据该文初稿（见标点本《红楼梦》，亚东图书馆1921年初版）。1921年11月12日，胡适完成《〈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框架、论题、主要观点和使用的方法没有变化，但史料和论述有较大扩充，亚东图书馆此后各版《红楼梦》均采用改定稿。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铅印本中，即参考改定稿（据《胡适文存》），直接引用增至四次，三次仍涉及“本事”，另一次则介绍曹雪芹生平。除引用外，鲁迅对《红楼梦》本事、版本和作者的论述，均借鉴胡适，对“自叙说”尤为注重。

此外，对胡适关于其他古代小说的研究成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各版本中也有不同程度的接受，如《西游记》（见《明之神魔小说》）、《镜花缘》（见《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官场现形记》（见《清末之谴责小说》）等，并在《后记》中予以表彰：“已而于朱彝尊《明诗综》卷八十知雁宕山樵陈忱字遐心，胡适为《后水浒传序》考得其事尤众”，兹不一一列举。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引用同时代人著作不多，注明出处者除上述胡适的著述外，仅有盐谷温《关于明的小说“三言”》《宋明通俗小说流传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蒋瑞藻《小说考证》、钱静方《小说丛考》、孟森《董小宛考》、俞平伯《红楼梦辨》、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钱玄同为“亚东版”《儒林外史》所作序言等数种。事实上，彼时值得参考借鉴的同时代研究成果委实不多，但鲁迅对胡适的研究成果格外关注，引用的次数超过了其他研究者之总和。与同时代研究者相比，鲁迅对版本和史料的掌握并无显著优势，《中国小说史略》后记中所谓“然识力俭隘，观览又不周洽，不特于明清小说阙略尚多，即近时作者如魏子安、韩子云辈之名，亦缘他事相牵，未遑博访”，不只是谦辞。因此在论述小说作者、版本等实证性问题时，对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系列论文颇为倚重，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即便是自己术有专攻的小说史研究，鲁迅在面对不擅长或力有不逮的领域时，能够认真借鉴同时代人特别是胡适的研究成果，也体现出对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成员的认可和尊重。

尽管鲁迅对版本和史料的掌握并不占有优势，但常常能借助有限的史料，提出精彩的论断，其史识确实令人叹为观止。通过自家的研读和对胡适《〈水浒传〉考证》等学术成果的借鉴，鲁迅将《水浒传》的版本系统划分为简本和繁本两类。这一论断为胡适所汲取，写入自家的著作中，并特别加以表彰，“鲁迅先生之说，很细密周到，我很佩服，故值得详细征引”。

二

二人学术交往的过程和效果，不是单向的。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系列论文，自鲁迅处也受益颇多。这从鲁迅致胡适的书信中可觅得踪迹。现存鲁迅致胡适的书信中，有多封涉及中国小说史研究。如1924年2月9日致胡适信：

适之先生：

前回买到百廿回本《水浒传》的齐君告诉我，他的本家又有一部这样的《水浒传》，板比他的清楚（他的一部已颇清楚），但稍破旧，须重装，而其人知道价值，要卖五十元，问我要否。我现在不想要。不知您可要么？

听说李玄伯先生买到若干本百回的《水浒传》，但不全。先生认识他么？我不认识他，不能借看。看现在的情形，百廿回本一年中便知道三部，而百回本少听到，似乎更难得。

树人  二月九日

一方面提供购买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线索，另一方面委婉地请托胡适向李玄伯借阅一百回本《水浒传》。鲁迅与胡适在小说版本方面的互通有无，在这封书信中体现得极为明显。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胡适考证《水浒传》的几篇论文，在版本研究上不断丰富与深化，与这种良好的合作密不可分。1929年6月，胡适作《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向鲁迅、李玄伯和俞平伯等小说史研究同人在版本方面提供的帮助特别致谢，并详细引用三人的相关论述。而且从该信中可知，胡适在1943年5月25日复王重民信中所云“我在民国九年考证《水浒》，其时《水浒》通行本只有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藏书家亦不知收藏小说善本古本。此后十年之中，《水浒》的百回本，百廿回本，百十五回本等等，相继出现，都是因为我们几个人肯出重价收买，重赏之下，古本自出了”，并非虚言。

鲁迅在史料方面提供的更大帮助，见于胡适对《西游记》作者的考证。胡适对《西游记》的研究，先后有《〈西游记〉序》（作于1921年12月，收录于同月印行的“亚东版”标点本《西游记》初版）、《〈西游记〉考证》（1923年2月4日改定，同年载《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第6期，并出版单行本）和《〈西游记〉考证》（收入1924年11月亚东图书馆《胡适文存二集》初版）三篇论文，后者由前两篇论文合并而成。其中，两篇题名《〈西游记〉考证》的论文，得益于多位中国小说史研究同人的帮助，鲁迅提供的史料数量较多，也颇为关键。

1922年8月14日，鲁迅致信胡适：

适之先生：

关于《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现在录奉五纸，可以不必寄还。《山阳志遗》末段论断甚误，大约吴山夫未见长春真人《西游记》也。

昨日偶在直隶官书局买《曲苑》一部上海古书流通处石印，内有焦循《剧说》引《茶余客话》说《西游记》作者事，亦与《山阳志遗》所记略同。从前曾见商务馆排印之《茶余客话》，不记有此一条，当是节本，其足本在《小方壶斋丛书》中，然而舍间无之。

《剧说》又云，“元人吴昌龄《西游》词与俗所传《西游记》小说小异”，似乎元人本焦循曾见之。既云“小异”，则大致当同，可推知射阳山人演义，多据旧说。又《曲苑》内之王国维《曲录》亦颇有与《西游记》相关之名目数种，其一云《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恐是明初之作，在吴之前。

倘能买得《射阳存稿》，想当更有贵重之材料，但必甚难耳。明重刻李邕《娑罗树碑》，原本系射阳山人所藏，其诗又有买得油渍云林画竹题，似此君亦颇好擦骨董者也。

同文局印之有关于《品花》考证之宝书，便中希见借一观。

树  上  八月十四日

鲁迅通信中提供“有关吴承恩的史料五纸”，胡适不掠美，在《〈西游记〉考证》中不仅全部加以引用，还说明史料的来源，计有：

〔天启《淮安府志》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

〔又同书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

〔康熙《淮安府志》十一，及十二〕

〔同治《山阳县志》十二，《人物》二〕

〔又十八，《艺文》〕

以上五种史料收录于鲁迅辑校之《小说旧闻钞》，对考证吴承恩的生平与创作具有重要价值。彼时《中国小说史略》初版本和《小说旧闻钞》均未出版，鲁迅将辛苦搜集到的珍贵史料提供给胡适，显示出学人的无私品格。胡适直陈“现承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得的许多材料抄给我，转录于下”，亦彰显坦荡之胸怀。

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者，曾被认定为全真派道士丘处机。其弟子李志常记丘处机西行晤成吉思汗事，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实为地理游记类书籍，既非白话小说，亦非出于丘氏之手。“丘处机说”自清康熙年间出现，历时近200年，虽属荒诞不经，却一直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挑战。1920年代初，鲁迅在油印本《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山阳丁晏据康熙初之《淮安府志·艺文书目》，谓此为其乡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吴承恩所作，且谓记中所述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锦衣卫、兵马司、司礼监，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冷庐杂识》），则此书为山阳吴承恩撰也。”油印本采纳丁晏成说，引自蒋瑞藻《小说考证》。铅印本则对史料及其出处有所调整增益，指出“然乡邦文献，人所乐道，故山阳人如丁晏（《石亭记事续编》）阮葵生（《茶余客话》）等，已皆根据旧志，知《西游记》之作者为吴承恩”。自初版本以下则更为详细丰赡：

然至清乾隆末，钱大昕跋《长春真人西游记》（《潜研堂文集》二十九）已云小说《西游演义》是明人作；纪昀（《如是我闻》三）更因“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决为明人依托，惟尚不知作者为何人。而乡邦文献，尤为人所乐道，故是后山阳人如丁晏（《石亭记事续编》）阮葵生（《茶余客话》）等，已皆探索旧志，知《西游记》之作者为吴承恩矣。吴玉搢（《山阳志遗》）亦云然，而尚疑是演丘处机书，犹罗贯中之演陈寿《三国志》者，当由未见二卷本，故其说如此；又谓“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则第志俗说而已。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性敏多慧，博极群书，复善谐剧，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嘉靖甲辰岁贡生，后官长兴县丞，隆庆初归山阳，万历初卒（约一五一○——一五八○）。杂记之一即《西游记》（见《天启淮安府志》一六及一九《光绪淮安府志》贡举表），余未详。又能诗，其“词微而显，旨博而深”（陈文烛序语），为有明一代淮郡诗人之冠，而贫老乏嗣，遗稿多散佚，邱正纲收拾残缺为《射阳存稿》四卷《续稿》一卷，吴玉搢尽收入《山阳耆旧集》中（《山阳志遗》四）。然同治间修《山阳县志》者，于《人物志》中去其“善谐剧著杂记”语，于《艺文志》又不列《西游记》之目，于是吴氏之性行遂失真，而知《西游记》之出于吴氏者亦愈少矣。

至此，鲁迅所持之“吴承恩说”已基本成型，其采摭之相关史料尤多，后收录于《小说旧闻钞》。在鲁迅提出《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时，胡适“还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之作必在明朝中叶以后’，‘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 以鲁迅提供的史料为契机，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详细地考证了吴承恩的生平，内容较之《中国小说史略》更为全面丰富。该文在《读书杂志》刊出后，董作宾撰《读〈西游记考证〉》，提供了胡适论文中未曾涉及的若干史料，对吴承恩生卒年、花果山原型等问题提出不同见解。经过鲁迅、胡适、董作宾等学术同人的共同努力，1930年代又有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刘修业等研究者的不断引证和申述，“吴承恩说”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西游记》作者之定论。尽管“吴承恩说”日后遭到学术界质疑，或指出“吴承恩说”证据之不足（仅存疑而未下结论），或重提“丘处机说”，或另寻作者，但以鲁迅与胡适为代表的“吴承恩说”已成为《西游记》研究史上具有“范式”意义的学术论断，其贡献足以载入史册。

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成员通力合作，考证《西游记》作者，其价值不限于学术史，更体现于思想史。小说在中国古代处于边缘地位。特别是白话小说，作为文化消费的对象，作者主要是民间艺人和下层文人，在读者眼中并不具备“作家”的文化身份和精英地位。即使有上层文人偶或为之，也多使用化名，不求以小说传名。小说既然不被视为“创作”，也就不存在对小说家的身份认同。这使得中国古代小说流传至今，往往是作品尚存，作者湮没，从而在小说史研究中造成无数悬案。因此，对小说作者的考证，既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重要话题，又承载着研究者的文化理想。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倡导者大力扶植白话文学，作为白话文学之代表的小说文类因此受到重视，小说地位提升，其作者——小说家——也理应得到尊重。可见，对古代小说作者的考证，固然出于小说史研究者破解悬案、还原真相的求实精神；更重要的是，通过考证小说家的真实身份，为作者正名，归还其著作权，使小说家不再隐藏于幕后，如此才能真正确立小说和小说家的文化地位。何况，将《西游记》的著作权归属于吴承恩，也有助于胡适对小说主旨的判断：

至于我这篇考证本来也不必做；不过因为这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儒、释、道三教的袍子；因此，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西游记》有了几百年逐渐演化的历史；指出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指出现在的《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做的，我们看他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决无“金丹”的道心；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

胡适对古代小说的判断，常常出于一种“自然主义”的阅读趣味，提出《红楼梦》为作者自叙，就是这一阅读趣味的体现。因此，胡适对《西游记》主旨的概括，排除玄理和微言大义，力证作者为吴承恩，认为作者的性情是生成小说主旨的关键因素，也源于胡适的这一阅读趣味。《西游记》之主旨是否如胡适所言，尚可作进一步的讨论。但否定丘处机的作者身份，为吴承恩正名，与胡适对《西游记》主旨的判断相契合，形成互为因果的整体。后世仍有研究者强调《西游记》的宗教属性，否定吴承恩的著作权。 可见对小说主旨和作者的判断，难以分割。鲁迅则对胡适的上述观点颇为认可，在《中国小说史略》铅印本中加以引用：“又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详见胡适《西游记考证》）。”作为《〈西游记〉考证》中关键史料的提供者，鲁迅在自家著作中引用胡适借助这些史料而生成的学术论断，这无疑是中国小说史研究学术共同体成员之间相互认同、相互尊重的体现。

由于胡适《〈西游记〉考证》相对晚出，影响力不及《〈水浒传〉考证》和《〈红楼梦〉考证》；但该文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绝非重复性工作。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系列论文，深入史料内部而尽其曲折，试图建立史料与史料、史料与史实以及史实与史实之间的因果链条。各篇论文相互补充，既有一以贯之的常规动作，又不乏独辟蹊径的灵光一闪，彼此构成互文性的关联，在视角和方法上统一，但不单一。《〈西游记〉考证》一文对吴承恩著作权的认定，实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成员精诚合作的成果，具有明显的示范意义，其价值不在于具体结论的确凿不移，而在于形成以下观念：小说是文学的中心，小说是小说家的创造物，小说和小说家都可以作为学术研究对象，中国小说史学的价值在于为小说和小说家正名。这是鲁迅与胡适及同时代人的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思想史和文化史意义。

三

鲁迅与胡适的学术交往，不限于合作，也体现在分歧之中。

1922年8月21日，即前文引用的抄录吴承恩生平史料的通信寄出一周后，鲁迅再次致信胡适，提供有关《西游记》戏曲的史料：

《纳书楹曲谱》中所摘《西游》，已经难以想见原本。《俗西游》中的《思春》，不知是甚事。《唐三藏》中的《回回》，似乎唐三藏到西夏，一回回先捣乱而后皈依，演义中无此事。只有补遗中的《西游》似乎和演义最相近，心猿意马，花果山，紧箍咒，无不有之。《揭钵》虽演义所无，但火焰山红孩儿当即由此化出。杨掌生笔记中曾说演《西游》，扮女儿国王，殆当时尚演此剧，或者即今也可以觅得全曲本子的。

通信中“演义”指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与《水浒传》相同，胡适也将其视为“世代累积型”的小说。鲁迅提供的史料，被胡适纳入《〈西游记〉考证》一文中，并加以辨析，丰富了对《西游记》渊源的考察，成为二人良好合作的又一例证。然而，在该信的附言中，鲁迅补充了以下信息：

再《西游》中两提“无支祁”一作巫枝祗，盖元时盛行此故事，作《西游》者或亦受此事影响。其根本见《太平广记》卷四六七《李汤》条。

这一论断触发了胡适对孙悟空原型的探究，与鲁迅产生了重大分歧。

前不多时，周豫才先生指出《纳书楹曲谱补遗》卷一中选的《西游记》四出，中有两出提到“巫枚只”和“无支祁”。……周先生指出，作《西游记》的人或亦受这个巫枝祁故事的影响。……无支祁被禹锁在龟山足下，后来出来作怪，又有被僧伽（观音菩萨化身）降伏的传说；这一层和《取经神话》的猴王，和《西游记》的猴王，都有点相像。或者猴行者的故事确曾从无支祈的神话里得着一点暗示，也未可知。这也是可注意的一点。

以上是猜想猴行者是从中国传说或神话里演化出来的。但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因为《太平广记》和《太平寰宇记》都根据《古岳渎经》，而《古岳渎经》本身便不是一部可信的古书。宋、元的僧伽神话，更不消说了。因此，我依钢和泰博士（Paror A. von Staël Holstein）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纪事诗《拉麻传》（Rāmāyana）里寻得一个哈奴曼（Hanumān），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

胡适将哈奴曼视为孙悟空的原型，提出了“外来说”，与鲁迅所持之“本土说”成为孙悟空形象来源的两种主要观点，百年来各有拥趸，影响极大。还有学人综合鲁迅与胡适的观点，提出所谓“混血说”。事实上，前引鲁迅信中并未直言无支祁为孙悟空之原型，似乎意在指出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之故事情节源于戏曲。更直接的论述，见于《中国小说史略》。相关内容自铅印本始出，但不见于《明之神魔小说》，而在《唐之传奇文》中。

宋朱熹（《楚辞辨证》中）尝斥僧伽降伏无支祁事为俚说，罗泌（《路史》）有《无支祁辩》，元吴昌龄《西游记》杂剧中有“无支祁是他姊妹”语，明宋濂亦隐括其事为文，知宋元以来，此说流传不绝，且广被民间，致劳学者弹纠，而实则仅出于李公佐假设之作而已。惟后来渐误禹为僧伽或泗洲大圣，明吴承恩演《西游记》，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于是禹伏无支祁故事遂以堙昧也。

鲁迅没有在专论《西游记》的《明之神魔小说》中阐释这一问题，原因不详，大约探讨孙悟空的形象来源并非该篇之要旨，因此仅在《唐之传奇文》中分析《李汤》一篇时顺带提及。孙悟空的形象是否存在原型，如是，其原型何在，并不是《中国小说史略》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鲁迅对胡适的“外来说”的回应，见于1924年暑期在西北大学开设的中国小说史系列讲座中：

（《李汤》）这篇影响也很大，我以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正类无支祁。但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则以为是由印度传来的；俄国人钢和泰教授也曾说印度也有这样的故事。可是由我看去：1．作《西游记》的人，并未看过佛经；2．中国所译的印度经论中，没有和这相类的话；3．作者——吴承恩——熟于唐人小说，《西游记》中受唐人小说的影响的地方很不少。所以我还以为孙悟空是袭取无支祁的。但胡适之先生仿佛并以为李公佐就受了印度传说的影响，这是我现在还不能说然否的话。

鲁迅不同意胡适的观点，仍坚持“本土说”，并举出三点理由。这段论述出现在系列讲座的第三讲《唐之传奇文》，而不是第五讲《明小说之两大主潮》之中，仍是在介绍《李汤》一篇时顺带提及，在《中国小说史略》此后出版的各版本中未予增补，显然是演讲过程中的现场发挥。而且鲁迅举出的三点理由中的前两点，思路并不严密。其一，《西游记》的作者也许不精通佛学，但从小说的情节看，对佛经还是有所涉猎的。其二，即便中国所译的印度经论中不涉及《罗摩衍那》和哈奴曼，也不能证明其他有关印度和印度文化的典籍中不存在这类信息。鲁迅的回应，立场固然鲜明，但论证略显随意，用于演讲尚可，不适合写入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未予增补，是正确的选择。同样，胡适所持之“外来说”，假设不可谓不大胆，论证却不甚严密，未能在《罗摩衍那》与《西游记》或《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甚或《李汤》之间建立事实上的关联，为可能存在的影响关系提供过硬的证据，仅凭作品情节和人物行动上的近似，判断孙悟空的形象来源于哈奴曼，这样的求证不够小心。胡适的思路，用于考察“世代累积型”小说的前世今生是有效的。凭借丰富的史料和细致的论证，还原一部小说由源及流的过程，是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系列论文的突出特点和重要贡献，也更能彰显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学科归属和学术定位。

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学人，将中国小说史（包括文学史）视为史学的一个分支。顾颉刚于1947年1月出版《当代中国史学》一书，列专章讨论小说史和戏曲史研究，对胡适和郑振铎予以高度评价，从中可见一斑。胡适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角色，首先是史家，质胜文则史，即便也热衷创作、潜心教学、关注社会、参与政治，史家仍为其底色。百年来的中国小说史研究，“史”的倾向超过“诗”。这并非研究者对“诗”的探索力有不逮，而是由小说史研究的学科归属所决定的。研究者即便倾心于小说审美价值的追寻，在小说史研究的前提下，也不得不带着镣铐跳舞，暂时压抑自身对“诗”的渴求、感悟与体察，或者在字里行间小心渗透。但小说人物的原型，本属文学创作问题。孙悟空的形象或有原型，甚至存在多个原型，须借助小说家的想象力加以整合，才能塑造出全新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原型既可以借鉴前人创作，又可能来自历史或现实生活，但绝非两两相加的量的累积。原型之于小说家塑造人物形象，有可能起到触发作用，但有无原型，哪一个是原型，不同原型在人物塑造的过程中所占比例多少，未必是决定性因素，也难以精确计算。胡适采用“世代累积”视角和方法探究孙悟空形象的来源，未必契合。这不是说人物原型的问题不值得研究，而是单纯采取史学方法无法形成有效的阐释，因为小说家的想象力是难以实证的。所谓“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源于鲁迅的小说创作经验，而非学术心得。因此，和胡适相比，鲁迅对探究孙悟空的原型并不十分热衷，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仅有简要论述，面对胡适的质疑，即便有所答辩，也是承载于学术演讲的现场发挥之中，未见苦心求证。

在学理层面上，鲁迅对孙悟空形象来源的探究不及胡适系统全面（是否严密周翔尚可进一步讨论），但在文学创作层面上却自有心得。从学术史和思想史视角考察二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其意义不在于判断孰是孰非，而在于呈现中国小说史研究的不同立场和方法。秉承史学立场者如胡适，在“史”的探索中兼顾“诗”者如鲁迅，各有侧重，亦各有所长。同时，鲁迅与胡适虽然各持己见，但均能避免言之凿凿，在质疑他人观点时，也不为已甚，尊重并维护对方发言的权利。 由此可见，鲁迅与胡适在中国小说史研究中均做到了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形成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良性互动。二人在大方向上能够取得共识，在有分歧的问题上能够坚持己见。和而不同的立场，使鲁迅与胡适的中国小说史研究实现了有效的对话。这种真诚而平等的对话关系，是学术共同体所能产生的重要功效，可以使其内部的成员能够在相互扶植、相互砥砺中促进彼此研究的不断深化，从而进一步稳固学术共同体。　　　

1925年以后，随着中国小说史研究的主要著作的完成，鲁迅与胡适实际的学术交往逐渐减少。彼时中国小说史学已基本建立，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鲁迅与胡适之间不再出现频繁的学术互动，但对彼此的研究成果仍时时关注，甚至跟踪阅读。1934年5、6月间，鲁迅根据胡适新近完成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及其附录《跋〈《红楼梦》考证〉》《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等（均见亚东图书馆1931年版《胡适文选》），修订了《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曹雪芹生卒年及相关论述，还通知增田涉据此修改该书日译本中的相关内容。胡适则在致苏雪林的信中为鲁迅辩护：“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虽然在政治理念和思想道路上早已分途，但昔日作为学术共同体的默契和情谊仍在。

这样看来，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与胡适，史德更胜于史识。

从思想史视角观照鲁迅与胡适及同时代人开创的中国小说史学，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其一，中国小说史学兴起于1920年代初，学术起点较低，鲁迅与胡适以超凡的眼光和深厚的学养，得风气之先，建立了中国小说史学的基本格局，其学术地位得天独厚。其二，中国小说史学的兴起较晚，受到诸多成熟的中外学术传统之影响，一方面获得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可以联结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容纳多重资源，更易于闪展腾挪、大显身手；另一方面也承担着沉重的文化负载，小说史学之重，可以直达经史，肩负新文化的历史使命。其三，中国小说史的兴起过于迅速，也过于顺利，较早确立了学术范式，形成专学，反而可能忽略或压抑其原初的丰富性。是满足于中国小说史学的细密严整，还是保持小说史和小说史家的学术个性，成为后世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鲁迅与胡适的中国小说史研究，出现在专学形成以前，《中国小说史略》及相关著作和“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系列论文均不是封闭的自足体系，而是呈现出面向思想、面向文化的开放格局，其视野、方法和问题意识不能被学术史所完全涵盖或局限。开创期的淋漓生气，使二人不断收获创造的欣喜，在小说史研究中从心所欲、百无禁忌。然而，中国小说史研究专学建立之后，却变得日益严肃、庄重，对学术规范的执念也使研究者越发紧张。这种标准化、体系化和均一化的思维方式，可能掩盖中国小说史学多元化的事实，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制造了一些问题。而鲁迅与胡适以通才之量治专学，一出手便不同凡响。通过有意识的合作和无意中形成的共识，奉献出具有启发性而非结论性的研究成果，构筑起相对完整的中国小说史图景，使各类文本和史料都能在其中获得合适的安放，进而重塑中国小说史学的自身结构，使其成为促进思想文化变革的重要推手，这正是以鲁迅与胡适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所追求的目标。

上文对鲁迅与胡适在中国小说史研究领域的学术交往作了简要的分析。二人通过学术交往，不仅丰富和完善了自家的学术著述，而且影响并召唤了同时代学人积极参与中国小说史学的建设，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使中国小说史学在初兴之时即成果丰厚、影响深远，很快成为显学。以鲁迅与胡适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预示且实现了中国小说史学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其价值不在于具体论断的确凿不移，而在于开创了元气淋漓、境界阔大的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同时，合作而不趋同，是鲁迅与胡适在中国小说史研究和良好的学术交往中达成的默契与共识。如同北京时期的《新青年》团体一样，鲁迅与胡适及同时代学人由学术共同体进而成为思想共同体，共同致力于新文化建设，这才是现代中国小说史学之兴起的关键价值之所在。